徐忠义丨荷加斯与新教伦理——荷加斯及其“公共道德主题”作品的清教背景
威廉·荷加斯 自画像 布面油彩 90×70厘米 1745内容提要：荷加斯的“公共道德题材”绘画，在英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使其成为英国18世纪风俗画的奠基人。他的绘画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同他善于经营与宣传，以及对于时代的敏感有着紧密联系。荷加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所反映的道德思想，无疑都是英国18世纪新教伦理的典型表现。
关键词：公共道德题材 新教伦理 英国清教威廉·荷加斯（Willam Hogarth）作为18世纪英国风俗画的奠基人，他的艺术对于英国本土美术而言不啻是春天的奏鸣，他的“戏剧性绘画”不仅对英国绘画中始终存在的文学性影响深远，而且他的“公共道德主题”绘画，更能令人真切感受到英国18世纪社会思想的脉搏。从他的第一组版画《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到《浪子生涯》《时髦婚姻》，他以个人特有的幽默与叛逆性格，对英国社会进行了嘲讽与批判。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荷加斯从未将自己看做自外于社会的道德训诫者，相反，他善于经营自己的事业，有着商人的精明与哲人的冷静睿智，他只是试图通过他的客观描绘来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他的绘画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与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清教运动”树立的新教伦理有着紧密关系，毫无疑问，荷加斯的个人行为及其艺术都反映出了极为典型的新教伦理特征。
荷加斯成长于典型的伦敦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经营咖啡室失败后因资不抵债而入狱，在当时英国的新教伦理中，贫穷也被视为一种罪责。动荡的底层生活使荷加斯对伦敦社会有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体会，他的绘画天赋使他尝试着如何将他眼中真实的伦敦社会一一记录下来。〔1〕在伦敦兰莱斯特广场的银器匠甘布尔（Ellis Gamble）那里，荷加斯学会了印版雕刻技术并奠定了绘画造型的基础，同时他还从画家大卫·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与大卫·瑞柯尔特三世（David Ryckaert Ⅲ）那里吸收了表现奢华室内空间的洛可可风格技法，最终拜师著名的巴洛克风格宫廷画家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 James Thornhill）。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对英国沉闷单调的绘画局面感到厌倦，而学院式的临摹也让他感到枯燥乏味。荷加斯认为：“不同时代的风俗习惯持续变化着，使我的作品得以引进一些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取之于日常生活，比起人们重复使用的题材，更具有独创性。”〔2〕当然，相比较于油画，荷加斯对于版画似乎特别青睐，这一方面因为版画可以为他这样初出茅庐的艺术家提供更多谋生机会；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的油画仍然延续着汉斯·荷尔拜因、凡·戴克的传统，固守于肖像画领域，而带有讽刺性和政治性的版画异军突起，这无疑为荷加斯表现现实生活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有意思的是，荷加斯在23岁时就为自己的版画工作坊设计了一幅广告，这种有意识的自我宣传、对于事业的经营成为他后来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第一组“公共道德题材”版画《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尚未完成时，他就在报纸上刊登了公告，对于报纸等新兴媒介的利用使荷加斯迅速声名远播，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订单和可观的收入。也许我们要质疑荷加斯似乎有些太过功利，但事实上，在新教伦理下，这恰恰是理所应当且值得称许的。
威廉·荷加斯 时髦婚姻——婚约 布面油彩 68.5×89厘米 1744虽然1732年创作的《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是荷加斯在“公共道德题材”的初次尝试，但这无疑是一次久经酝酿的、有把握的尝试。早在1729年，他就在试图“转到一个更加新鲜的主题，就是要用油画和版画来表现现代道德的主题。这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开发过的一个领域……”〔3〕而同时荷加斯与桑希尔爵士的女儿珍妮私奔结婚，经济拮据使荷加斯不得不思考如何通过新颖的作品获得更多的订单。《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既是取材于当时极受欢迎的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莫尔·弗兰德斯的祸福》，同时1721年理查德（Richard Steele）在《旁观者》杂志发表的文章又引起了对于城市下层女子命运的关注。〔4〕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国家庭普遍信奉长老派、卫理教等新教，新教伦理对于世俗伦理的倡导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响应，荷加斯就积极参加了18世纪初以笛福、斯威福特、坡和菲尔丁为代表的伦理主义思潮运动。〔5〕这样的题材既符合了荷加斯意愿，又与当时普遍的社会伦理观念相同，很快就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关注，更何况荷加斯还推波助澜进行了得力的宣传。《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孩莫尔在城市中受到各种引诱而堕落，直至悲惨死去的故事：在第一幅版画中，初到城市的少女就被妓院老鸨看中，满脸麻子的老鸨似乎拣选货物般打量着姑娘，伸手抚摸姑娘的下巴，并劝说她成为自己的婢女。旁边马车里同来的姑娘们好奇地探出头来想要知道她们姐妹的命运，而护送她们来到城市的牧师选择忽视莫尔即将被诱骗至堕落的困境，就像他同样忽视他的马即将拱翻一堆铁锅。不远处，贵族打扮的客人正充满兴趣地望着夏洛特，这似乎预示着女孩的命运。同时，荷加斯也很擅长借助画面中的文字辅助叙事，右下角的箱子上有“MH”的缩写，表明这些是莫尔的私人物品，而奄奄一息的鹅脖子上还有一张字条，写着“For my Lofing Cosen in Tems Street in London”，这表明女孩很可能是来城市投靠表亲却陷入迷途。莫尔随身携带着剪刀和针线包，在后来的艺术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认为这一细节暗示着莫尔天性善良勤奋或者她未来的职业意象，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剪刀与女裁缝的身份具有性和妓女身份的暗示。〔6〕在第二幅版画中，莫尔已经变成了犹太商人包养的情妇，在她接待商人之前，刚刚与她的另一个情人幽会。为了帮助情人脱身，莫尔故意踢翻华丽的餐桌制造混乱，慌张的猴子是当时纨绔子弟与妓女的流行宠物，而一旁装扮夸张的黑人仆人也是伦敦富人的时尚表现。在这张画中，莫尔的形象出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即她原本白净的脸上出现了与第一幅画里老鸨脸上一样的黑斑，这些黑斑暗示着混乱性关系对身体造成的损害，并随着莫尔在堕落的过程中越来越多。〔7〕
而且很多研究也注意到，画面左边梳妆台上出现的白色面具和化妆舞会门票，而当时英国的化妆舞会又与性交易密不可分，“舞会上充斥着大量妓女”。〔8〕在画面背景中的两幅绘画分别表现的是《约拿的葫芦藤》与《大卫在约柜前起舞》，神与藤的关系象征了商人与莫尔的包养关系，而大卫无视与上帝的契约则象征着莫尔在包养关系中的偷情行为，这同时也预示了莫尔即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自食其果。威廉·荷加斯 时髦婚姻——伯爵夫人早起 布面油彩 68.5×89厘米 1744果然，在第三幅版画中，莫尔已经被犹太富商抛弃并沦落为妓女，从她床幔上假发箱子上的文字可知，她还是强盗詹姆斯·道顿的姘妇。此时莫尔的女仆已变成了一个同样患有梅毒妇女，而莫尔此时似乎刚刚起床，关于手中怀表指示的时间，后来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解读，一般认为是11点45分，但也有研究者猜想这一时间具有特殊内涵，是当时伦敦西区特里鲁街名妓凯特·海克葆德被捕的12点15分。〔9〕莫尔浑然不觉之际，右侧前来拘捕的法警已经走进房间，为首的正是拘捕了凯特·海克葆德的约翰·甘森法官，此人素来以支持移风易俗变革和严惩娼妓而著名。在莫尔的床头，同样挂了一幅宗教绘画《以撒献祭》，预示着善恶有报，只不过对于以撒而言，天使带来的是希望与福报；而对于莫尔而言，甘森带来的是堕落的惩罚。第四幅版画表现了监牢生活，莫尔在狱卒的监督下捶打大麻，而身后狱卒的老婆一边偷取莫尔的衣饰，一边与丈夫挤眉弄眼。背景中还有一个人因双手被锁而被迫站立，上面写着“Better to Work than Stand thus”。然而，莫尔以及她的狱友们似乎无意改过，远处的墙面上，我们还能看到一幅犯人们的涂鸦，画的正是绞刑架上的甘森法官。在第五幅版画中，莫尔饱受性病的折磨而死去，女仆一边抱着莫尔僵硬的尸体，一边试图阻止室内混乱的状况：两个医生为了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而激烈争执，根本不关心莫尔的死活；房东或者老鸨正急着翻检莫尔的财产；炉火边莫尔的儿子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母亲的离去。地面散落着治疗性病的传单，屋顶悬挂的衣物如地狱幽灵般可怖。最终，莫尔的故事在她的葬礼上终结，然而来参加她葬礼的人，除了右下角以她为生的老鸨喝得酩酊大醉面露悲伤之外，全都不关心她的死活。牧师手中的酒因走神而流出，因为他正挎着旁边一个妓女。老鸨左边戴着黑头巾的妓女一边跟丧礼负责人调情，一边在偷取他的手帕。其他的妓女或者在对着镜子忧心自己脸上的黑斑，或者在聊着私密话题。背景上悬挂的象征三位一体的宗教徽记将这一切都打上了伦理的烙印，而旁边挂着的正是莫尔初到伦敦时戴着的白色礼帽。
在荷加斯另一幅更为著名的版画作品《时髦婚姻》中，结尾当年轻的公爵夫人去世时，餐室窗楣上也有着一个新教十字徽记的装饰，也许这种对于宗教徽记的有意表现，不仅仅表明了当时英国宗教信仰的普及程度，更表明了作者基于新教伦理在故事结尾惊醒观者的世俗伦理道德目的。相较于《烟花女子夏洛特堕落记》与《时髦婚姻》，《浪子生涯》所讲述的富家子弟因继承巨额财产而受到周围心怀不轨的人们蛊惑，将家产挥霍一空、嗜赌成性，最终锒铛入狱，以致精神崩溃，被送到疯人院的故事，似乎最能体现资本主义初期的新教伦理与社会道德。而且，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荷加斯“公共道德题材”作品精于叙事的特色，他声称：“我努力按照一个戏剧作家的眼光来处理我的题材，我的画就是我的舞台，而男人和女人则是我的演员，他借着某种动作和姿态来扮演一幕哑剧。”〔10〕所以，在荷加斯的舞台上，一切都为了剧情服务，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暗示情节内容的特殊作用。威廉·荷加斯 时髦婚姻——早餐 布面油彩 68.5×89厘米 1744由于荷加斯的“公共道德题材”作品中一再出现宗教暗示，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十七八世纪英国社会的新教伦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荷加斯不仅在绘画本身，也在对于自己作品的宣传、销售方面投入极大精力；以及为什么荷加斯这些“公共道德题材”绘画会如此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很多家庭必备的装饰品〔11〕。英国17世纪兴起的清教运动在1681年光荣革命中奠定了其牢固的社会地位，从卡尔文教发展而来的英国新教（包括长老派、激进派、卫理派等）在教义伦理方面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卡尔文教的恩宠预选说不仅将现实的事功视为增加神的光耀的表现，而且将现实社会的职业劳动作为获得上帝恩宠的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12〕。我们可以想象在仍然以是否获准参加圣餐式来判定基督徒社会地位的时代里，宗教伦理观念会对于整个“国民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且在现实的伦理道德层面具有怎样的权威。在英国，清教教派为卡尔文教派的天职思想奠定了最为首尾一贯的基础〔13〕，这在英国清教理论代表人物巴克斯特的《基督徒指南》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中体现得再明显不过。在巴克斯特看来，理性的职业劳动以及在神所指明的合乎法律的道路上获得财富是个人对神所应尽的职责，而在财产上安然歇息，以及对财富的享受与随之而来的怠惰和肉欲是对于“神圣”生活的离弃，他甚至谴责一切工作之外的消遣〔14〕，这种新教伦理被韦伯概括为：“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反之，在心理效果上，将财货的取得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解开利得追求的枷锁，不只使之合法化，而具有直接视为神的旨意。”〔15〕新教伦理在英国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道德观念中具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其不仅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促进了现代商业与职业理念的形成，更在国民性格、社会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新教伦理下，积极乐观的职业观念成为评价个人的普遍准则，安于贫穷是可耻并有损于神的荣光的，荷加斯在其事业方面所做的种种用心经营都是在这样的道德准则下理所应当的行为。而他的“公共道德题材”绘画，为入世禁欲的宗教伦理和社会道德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每个信奉新教的家庭都乐于将这样的作品装饰在家中，一方面显示主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同时也作为教育子女的教材〔16〕，毕竟这些绘画比之于笛福的文字更加一目了然。对于当时英国残留的封建贵族习气，荷加斯从新教伦理角度进行了讽刺与揭露，而新兴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图享乐更是新教伦理与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时髦婚姻》的第一幅作品中，我们同时看到的是没落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市政官的虚伪与唯利是图，也许正是故事结尾的十字架代表了作者客观的新教伦理与道德立场。
新教伦理的影响体现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文化，都在强大的宗教道德伦理下发展，这或可解释为什么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总是以宗教革命为先导。荷加斯的“公共道德题材”绘画正是在新教伦理的现实道德语境下的成功创新，也可以说，从何加斯的行为到艺术都具有着鲜明的新教伦理特色，他的成功或可理解为对于时代的敏感与顺应。注释：
〔1〕荷加斯在晚年写到他的青年时代时说：“模仿——儿童们都有这种本领，在我身上特别突出，看到什么就模仿什么，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这种对于模仿的兴趣，使他对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观察和体会，也为他的风俗画奠定了基础，参见李建群《英国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22页。
〔2〕参见《巨匠美术周刊》第53期，第2页，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1月再版。
〔3〕参见《西方版画史》，第31页。
〔4〕《莫尔·弗兰德斯的祸福》是笛福发表于1722年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莫尔的一生，被盗窃犯母亲遗弃的莫尔在富于同情心的市长家中长大，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15岁时遭到诱奸，此后有了一段体面的婚姻。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莫尔再嫁过五次，其中还有有妇之夫。穷困之际，莫尔成为了手段高明的小偷，后来跟她母亲一样进了新门监狱。不过莫尔的结局并不像夏洛特那样悲惨，笛福让这个堕落的女人在监狱中寻找到了真爱——抢劫犯詹姆斯，二人设法将积累的不义之财带到了流放之地，并在那里意外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种植园。虽然笛福与荷加斯对于他们笔下的女主角都抱有同情，但莫尔在堕落的人生中却还展现出一种抗争的勇气，而夏洛特则只能随波逐流走向毁灭，其中严肃的道德态度无疑起到了作用。
〔5〕参见《巨匠美术周刊》第53期，第6页，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1月再版。
〔6〕在当时的英、法等欧洲国家，剪刀与女性双腿之间的联想流传广泛，闭合的剪刀往往具有贞洁的象征，而张开的剪刀则正好相反；此外，女裁缝往往也被认为是容易堕落为妓女的身份，这在德国学者爱德华·傅克斯的《欧洲风华史：资产阶级时代》中亦有描述。在近年刘祺的硕士论文《威廉·荷加斯铜版组画〈妓女生涯〉研究》中，对剪刀、女裁缝的职业意象，与莫尔即将堕落为妓女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的暗示，进行了分析。
〔7〕参见N. F. Lowe, “Hogarth, Beauty Spots,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BJECS15, 1 (Spring 1992): 71-79.
〔8〕Terry Castel, ‘Eros and Liberty’, p.162.
〔9〕荷加斯为了增加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在其中加入当时社会的热点新闻，如莫尔的姘夫詹姆斯·道顿就是1730年被捕绞死的强盗，借助凯特·海克葆德的形象来增强作品的时效性也很有可能，参见刘祺《威廉·荷加斯铜版组画〈妓女生涯〉研究》。
〔10〕荷加斯《美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在此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排除当时英国因为大量兴建规模较小的帕拉迪奥式别墅而为这种尺幅不大的版画提供了空间这一因素，当时之所以很多清教家庭选择“公共道德题材”的版画悬挂在家里，借助这些绘画来实现道德的倡导与劝诫是更为重要的目的。
〔12〕关于恩宠预选说，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92页。
〔13〕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47页。
〔14〕巴克斯特作为新教长老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英国清教伦理以及世俗道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48页。
〔15〕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61页。〔16〕参见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史》第5卷朱铭《18、19世纪欧洲，中国明清》，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7页。
徐忠义 中央美术学院外联处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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