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州，遇“宣汉文人四杰”

　　前不久，达州举办“新时代川渝乡村振兴文学建设暨罗伟章创作研讨会”，因为文论界众多大伽和青年才俊的参会与精彩发言，线上线下很是热烈。

　　有幸与会的我，更觉有幸的是，同时际遇“宣汉四杰”。“宣汉四杰”，就是从大巴山深处的宣汉县走出的四位文学杰出人才：李明泉、罗勇、罗伟章和邹瑾。对于他们四人，依我相识的先后，把我了解的一一道来。

　　大约，1987年（还是1988年），在郫县四川省旅游学校（现在郫县已不叫郫县，叫“郫都区”，省旅游校早迁至成都市人南立交附近），参加第二届“四川省文学奖”评奖。我与李明泉、向荣分到小说组。我们三人，明泉来自达县师专（今四川省文理学院前身），向荣来自泸州医专（今西南医科大学前身），我来自长宁实验小学。我看长篇，明泉看中篇，向荣看短篇。评完奖时（顺便一说，那一届我们3人都以文学评论获得“四川省文学奖”），明泉相约，我们三个可否为四川小说写一篇带有狠劲的述评，我和向荣说行。各自回到自己领薪水的地方，我和向荣将我们看小说时的一些想法寄给明泉。明泉统稿后，文先发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内部报纸《四川作家通讯》两个整版，后缩编发天津《文学自由谈》。这就是当年震动四川省文坛的《四川小说界的尴尬——刘火、向荣、李明泉三人谈》。后来，明泉以达县师专教务长身份调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部任主任，向荣以泸医美学教研室主任调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我则从实验小学校长一职调进县委进关。

　　近十年，由于自己原来票友式当代文学批评写作转型到古典和中西比较写作，便与当代文学有了一些隔膜。但因有了微信，明泉的一切有关当代文艺评论的组织、写作和成就，我都能第一时间看到。明泉是一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无论管理、教学、学术方面都成绩骄人。在省社科院副院长一职离任后，明泉有更多的精力介入到省文艺评论的组织工作和宏观文艺评论写作上来。或者说，当明泉以一省文艺评论家主席当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职之后，在文艺评论的组织和写作上，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他不仅亲力亲为地打造“川派评论”队伍，而且在大文化的理论、创意、写作上取得相当的成就。达州举办的“新时代川渝乡村振兴文学建设暨罗伟章创作研讨会”，就是明泉近年来所组织的一系列文艺批评活动中的一个：一个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会议，一个会影响四川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会议。

　　结识罗勇也很早，大约是罗勇从川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分到成都布后街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时，就认识的。那时，罗勇、赵智、蔡廷华等，算得上是省作协的新生力量。从社会面来讲，罗勇在编期刊（先在《四川文学》任副主编，后在《当代文坛》任主编）时颖脱而出，成为四川作协抛头露面的业内人士。在主持《当代文坛》期间，推动了《当代文坛》的学术化和前沿化。自己也多次成为茅盾文学奖和其他国内、省内文学大奖的评委。不仅如此，罗勇在主持编务时，没有忘记自己曾是文论家，《远游的思想》即是罗勇作为文论家的一部著述。1996年至2004年，由于自己的职业，不太充许自由地写作（那几时间是我职场上最忙的时候）。不过，当我2005年重新拾笔写作当代文学批评时，在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论就是罗勇编发的。这距我1985年在《当代文坛》第一次发表文论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在达州，我与罗勇讲起这事来，两人都觉得这是冥冥之中才有可能发生的事。

　　罗伟章，是先识其作品后见其人的。记不得哪年了（2006或2007？），《四川日报》约写一篇那年四川小说的年度述评，那是我第一次读罗伟章的小说。在读时，发现罗伟章的小说在四川小说里的乡村图景书写中，不仅是一位新人，而且是一位几乎不同于其他乡村书写的“青年军”。那时的罗伟章已经锋芒渐露。这之后，我就开始关注罗伟章的小说。单篇论罗伟章的小说，是为《万物生长》写的书评《破碎与修补》。在这短评里，我写道：“如果说长篇《不必惊讶》更多地是叙述农村因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农村的变化以及农人心灵的变化的话，那么中篇《万物生长》更多的侧重乡村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带给农人的变化。”在我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写的《坚守乡村图景书写的意义》长文里，论及罗伟章的《不必惊讶》时说：“罗伟章《不必惊讶》中和一则对冬天环境土地情状的书写，是四川作家对土地的一腔情怀的书写。这样的书写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以一种似浪漫似象征的现代主义方式的书写。” 并进一步认为罗伟章作为一位成熟且已有成就的作家，其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具有更大胸怀更高遥想的指向。”之前，我好像与小说家本人打过照面，但真正结交时是2015年年底在北京《十月》杂志社召开的罗伟章的《声音史》的研讨会上。第二年，我就写了一篇《罗伟章小说简论》，第一次梳理我对罗伟章小说的认知。在这篇长文里，我写道：“罗伟章继续他的乡村图景书写，除了某种坚守外，另辟蹊径便是不二法门……《声音史》可以看成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本来在《大嫂谣》（2005）、《饥饿百年》（2008）等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作家的一些努力，但一直等到《声音史》时，作家才完成了这一转变。《声音史》，把乡村图景的平民化书写，过渡到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书写。”

　　在达州再见罗伟章时，伟章的头发已经染霜，这是我不曾想到的。或许是写作劳累，或者是编务的劳累吧。遗憾的是，讨论会上给予了很高评价的《寂静史》《隐秘史》，尤其是《谁在敲门》我却没有看。想来，是对不起罗伟章了。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平时微信的交往，伟章并不在意这些。

　　知道邹瑾时，我几乎与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算协会里的朋友的话。这几年，我闭门弄我的唐诗等。与邹瑾识，印象里，好像是几年前在宜宾的一次活动上，宜宾市作协的主席周云和给我讲，省作协的党组书记邹瑾要来，你能不能出面与我们一起座谈交流？我说行，可以和大家聊聊天。再见邹瑾时，他已经从原来的省作协党组书记换成了省文联党组书记。我很是诧异：邹瑾不是从省作协到了某市去主政一方市州政府政务了吗？明泉告诉我，人家从市长一职上调省城，先在省教育厅主政，这刚从省教育厅来到省文联。我是俗人，又因在机关呆的时间长，我知道，在权力的权重上，省教育厅似乎远大于省文联。我问明泉，这是怎么回事？明泉对我讲，邹主动申请调文联是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当一名响当当的作家。这次见面，我才知道，邹瑾，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升阶，一步一步地离开故土，一步一步地在多个党务政务岗位上行走，但却依然如昨，即开始时的“文青”。然后又知道，邹瑾在离开他的家乡之前，就写有《天乳》《蜀道重光》《走出心墙》等多篇、多部小说和散文，而且散文小说都得过奖。喔！喔！喔！这是初衷，而且初衷不改！真是了不起的。

　　在达州，我才知道邹瑾、罗伟章、罗勇、李明泉都是宣汉人，都是从大巴山深处的宣汉县走出来的杰出作家、杰出文学艺术组织家、杰出编辑家。于是，我脱口而出“宣汉四杰”！

　　达州和宣汉，在四川，是我最后一处造访的市县。美酒在深巷，佳树出深山。因缘于罗伟章的作品讨论会，于一个曾经是文青现在还没有完全丟失文学道义的人来讲，同时同地因缘于“宣汉四杰”，我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