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论文十篇
新媒体传播论文篇1
（一）自媒体新闻传播一般是用户自己主动去传播，所以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及时的。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自身知识文化的限制，所以他们所发表的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就使信息碎片化了。
（二）现代社会新闻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而网络的飞快发展就使得新闻传播速度也逐渐加快。人们运用自媒体在知道的一时间将新闻信息通过平台出去，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
（三）自媒体是人们在网络上消息来传播的，一个人的消息往往能被很多人看到，因此，自媒体的传播是多对多的。并且，网络的快捷使自媒体的传播变得非常快和方便。
（四）自媒体的一般是某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的特点。而且，人们经常会选择性的看待一件事，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想就可以。
（五）人们在消息时，为了更清楚、更明白，除了文字，还可以配上图片、动画等。这样可以让消息更加详细，具体，具有真实性。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的两面性
（一）自媒体新闻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其信息来源的范围广。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对每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意见。这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给大众，人们一可以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自媒体新闻传播形式改变了以往的线性新闻传播形式，是以网状向外扩散形式传播，其速度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其所以其能够很快的被人们知道。
（四）新闻信息被大众知道后，人们如果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会让这条信息被更多人知道。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互讨论。这些讨论代表人们内心的愿望与想法，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据此作出作合乎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这样也可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五）自媒体新闻传播有很多的优点，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自媒体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有用的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废话和个人的不满等。这写信息的存在使群众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
三、新老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
（一）任何一种新闻传播方式都有优点，也都存在缺点。为了更好的发展新闻事业，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这两种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方式仅仅由新闻机构来传播。自媒体则是由每个人来传播。传统新闻传播方式是先过滤再的形式，而自媒体则是先再过滤。传统的一对多的传播也变成了现在的多对多的传播。这不仅是加快了速度，更是扩大了范围。
（二）两种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是为了将它们好的部分留下来，不好的去除掉。只有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新闻事件才能被更好地传播。自媒体要注意严格把关，营造好的网络环境，使事件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才会发展得更好。
四、结束语
新媒体传播论文篇2
1.传播渠道狭窄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和移动客户端的开发普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类新鲜资讯的便捷渠道。但现今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仍然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相关的网站、微博、微信账号数量稀少。仅有的几个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普遍缺乏影响力，信息更新频率低，互动性差，内容缺乏原创性。新媒体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种结果——在受众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里却难以找寻到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狭窄严重制约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更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2．报道议程单一
内蒙古地区主流媒体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新闻议程大多是对于民俗风情、节日庆典或会展项目的报道，虽然有些诸如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已经纳入了固定的传播议程，但是报道的视角也多以展现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生活安定和文化繁荣为主。而年复一年报道内容上的重复暴露出媒体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宣传性框架成为报道主流，缺乏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观照。
3.传播人才缺
失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人才是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关键因素。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是在传播渠道的拓展上，都显现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尚欠缺优秀的人才资源。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影响到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文化传播人才、文化产业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较为欠缺，而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严格的人员编制管理又影响到外界人才的引进；二是区内负责文化传播的单位以往不够重视对在岗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其结果是传播观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老化。
4.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较前一年增长9%，人均GDP进入全国前五位。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的发展，2013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长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是，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相对落后，区域文化影响力远没有区域经济影响力巨大。虽然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开发观念的落后和对外传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为代表自治区形象的“名片”，更谈不上文化品牌效应的发挥，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状况。
路径与策略
1.更新文化传播的投资模式
目前，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和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文化宣传任务的有效实施，但是却因很少顾及传播对象的需求和喜好而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可以带动的社会整体资源较少，难以实现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协同效果。而传播观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也给政府的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和文化产业的日渐勃兴，未来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考虑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融入，将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放给更熟悉市场规则和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民间社会资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体交叉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2.延伸文化资源的价值链
以往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依赖的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物古迹的实体展示和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这些传统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挖掘。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火爆和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商业运载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三赢”开始成为区域文化对外传播新的目标和任务。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不断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链，比如，借助于视听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视听化转换；结合动漫和网游产业的发达，设计开发民族文化题材的动漫和游戏；利用3D等多维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民族文化的体验式传播。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化应用理念的深化对于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链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技术不断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首先，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覆盖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其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其次，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QQ、微博、微信等），可以创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账号，通过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来了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讨论的圈群，开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话题，增进公众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还需注意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建立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4.实施文化传播的品牌策略
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应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本位，瞄准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几大方向，塑造品牌优势，这意味着以策划和质量致胜的精品文化项目及以传播和认知为重的品牌化营销。精品文化项目要求对于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重点着力于对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内涵和精髓的深入发掘，对于文化产业链的长远合理规划，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考量。品牌化营销建立在每一个可能与受众沟通的环节之上，既可以是展会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是活动现场的亲身体验。总之，其重点在于品牌符号的传播和认知，在于利用品牌符号把文化输送到国外受众心里的过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强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5.构建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
新媒体传播论文篇3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传播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9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提升，各种科学技术在新闻媒体当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而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传播的发展，在丰富文化内容的同时，大大提升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1新媒体的含义
对于新媒体而言，其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建立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将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充分的融合进入，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新媒体的形式十分的广泛，包括触摸媒体、数字报纸以及数字杂志等等，@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有着很大的优势。首先，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时间以及地域现实，用户能够利用互联网实时的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地域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每一位用户在互联网覆盖的区域内，都可以了解到全球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其次，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能够实现跨时空的高速传播，为人们的信息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2.1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互动性，每一个用户都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实现迅速的交流，这就使得新媒体逐渐的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交流传播方式。通过新媒体作用的发挥，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与匿名性，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当中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人们能够改变自身在现实社会当中的角色束缚，在信息的传递当中获得更为高度的自由，在促进沟通效率提升的同时，能够为社会大众文化认同感以及向心力的形成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2.2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
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新媒体能够利用自身快速便捷的传播手段，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从而对文化传播力产生影响。在新媒体环境当中，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与手口相传的方式，而是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来进行更为便捷快速的信息传递，从而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在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种便携式的智能移动终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就为文化传播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其市场空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3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
在新媒体的应用下，文化传播不仅能够改变以往的时间以及空间限制，还能够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极大的便利，进而对传统的文化传播力产生明显的影响。首先来看，在进行新媒体的研发当中，操作的便捷性以及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一直是设计者十分关注的内容，通过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操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用户体验。其次，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种西方文化的传播，使得新媒体当中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而它作为一种载体，能够利用各种网络技术，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提升多元文化之间的传播效率，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新媒体在提升文化传播力当中的途径
3.1加大新媒体技术的研发
在目前的新媒体环境下，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一些新媒体在运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出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加大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不断的开发与应用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别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产生变化，如何适应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必须要关注的重点。而通过强化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能够充分的发挥出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提升新媒体技术的同时，为文化内容的丰富提供有利的支持。
3.2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
在新媒体的不断应用当中，为了更好的发挥出其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努力的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将各种新媒体技术完美的融入到文化传播当中，发挥出其所具备的智能化优势。因此，必须要对新媒体的载体进行不断的优化，将人们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分的考虑进去，更好的适应社会当中丰富的资源，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初次之外，必须要不断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智能化水平，在降低企业创业成本的同时，为文化传播的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不断的推动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为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3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文化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化传播力的提升，必须要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为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引领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个民族。因此，我们要合理利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能力，构建先进的民族文化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国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借助新媒体的作用，能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途径，同时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提供可靠的保障。
4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文化的传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各界对于新媒体在文化传播当中的影响与提升有了更为密切的关注。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丰富的途径，这就使得文化传播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增强，新媒体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的作用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发挥。应该看到的是，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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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论文篇4
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必然会使受众在参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微妙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正是由于新媒体的本身特有的秉性使然。马克思认为，认识过程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中能动的反映客体的过程。人们是在使用工具的实践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思维特性，甚至是认识自我本身。依靠客体的改变而认识自我。换一句说，客体是主体的认知反映。第一，交互性，使得受众的个人意识和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受众不断的参与到信息制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增加。自我主体意识提高。作为每一个信息发源者的受众，受众都认为自己是信息的主动者，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受众者。第二，传播方式的分布式，事件在网络上的出现“热”，不是一个人的作为，而是群体的共同关注。每一个人在网络中占有一个节点。不同的节点共同关注一个相同的事物，便会涌现出一个“热”事件。也就是说，即便拥有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但是分布式的思维让受众认识到自己只是群体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全部。从消极层面看，受众会在日益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感到无所作为。否定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从积极层面看，受众对分布式思维的认知，有助于对其自身的思维的深度认识。第三，受众的不在场，对发生在空间上更广泛的、在物理距离上更遥远的、在时间上不受限制的事件有了更多的关切。从事件影响的本身来看，使得其发生的波及面会更广泛，更迅速，更真实。而反观受众，这是受众心理往外界事物的一次巨大的延伸和扩张。反映人的内在精神体系不再局限于此在，实体与精神的脱离感，同样可以影响到其对他物的情感增加。然而，长期的面临各种事件的变化，实体不在场的体验过多，俨然使受众的切身感受性降低。在最低限度内，会形成一种网络的集体冷漠。第四，新媒体信息的海量化，从二元视角可以看出，客观文化①的不断增加，使作为主观接受者的受众，很难全部把握新媒体带来的所有信息量。甚至让受众感受到这是一个沉重的信息压力，来不及去理性思考每一个信息的正确性、价值性和有效性。以至于受众群体从心理上感觉到更多的信息无助。走向极端的受众有拒绝新媒体。例如：使用非智能手机，回归以往的简单手机类型。诚然，也可以看出对新事物的接受，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体有着不同的反映。科学技术的前进，无疑是时代的潮流。总之，新媒体的沟通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产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如此的缓慢与微小。很容易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变化。只有当我们在反思历史事件的影响因素时，才会去寻找使这个时代进步的原动力。新媒体的沟通方式的应用首先将改变受众群体的思维方式，影响其心智的变革。进而在变革的基础上，对所处的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个人事件，而这些个人事件的集聚爆发，必然会使生活世界换上新的面貌。最后，也是因为部分人的心智变革，使新媒体得以诞生并应用，但其本身不必然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二、受众群体心智的变革
心智的变革，究其本质而言，是在思想的基础上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不是形而上学式的逻辑推演。而是变革的主体——受众——在创造和使用新工具，特别是与其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工具。正因如此，新媒体的应用是在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重要媒介。受众群体心智的变革，并不能够从其内在心理得到明确的把握，而是通过心智模式下的外在表现的变革所反映出来。笔者从自我、群体以及思维三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受众的自我意识的变革机制考夫卡①认为，世界是心物的。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field）。心理场与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却是两者结合而成的心物场。［4］作为新媒体的客观外物在受众生活的各处是息息相关的。个体对面临的客观事物，是以心理投射作用对自我意识的反映。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无形地映射到客观事物的改造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物的变化正是反映人们自我意识的变化。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式。在一般意义上，自我意识是指个人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关系的意识。［5］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个体参与社会生活、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詹姆士认为自我意识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第一，物质自我的变革。个体的物质自我的产生不仅仅是从自己本身的躯体、性别、体型和容貌等生理物质上所表现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的意向性。而是从新媒体所提供的符号化信息，获得更多的自我感受和意识的形成。第二，社会自我的变革。不再局限于对静态的自我隶属于某个国家、民族和阶层。也不再限制于自己对自身在群体的中的地位、名望以及拥有家庭、亲友等意识。新媒体沟通方式产生的分布式的思维，个体将自身视为居于动态的个体化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对待社会中的其他任何个体均是这个网络下的统一节点。这就对社会民主化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和自我觉醒。第三，心理自我的变革。关于心理自我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受众个体的自我反思性上面。受众个体被网络媒体的特性的不断深入影响，网络的分布式思维便会形成在个体的心智模式。同时也是对其内在心理的反思而得出的产物，思维方式的转变带来的首先就是自我心理的转变。思想这一问题的变革，不是思想本身，而是个体对外物的改变中体现其思想的变化。人类大脑统领四肢，但其完成一个生命运动，依旧是要依靠四肢的动作完成去投射出大脑思维对其作出的反映。在使用新媒体这一工具的过程，必然会引起使用者对其自身的反思。这种反思将会增加人们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加深对外物的思考能力。马克思认为，造成人类认知能力的不同，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实践的分工。那么分工的本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不同使得人们的认知发生重大变化。
（二）受众的群体心理的变革机制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是不能离开社会群体的。人们总是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存在。群体是个体的共同体，个体按某个特征结合在一起，进行共同活动、相互交往，就形成了群体。个体通过群体活动参加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成员。个体不仅属于许多群体，而且在不同的群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扮演一定的角色，形成独特的个性。在新媒体没有诞生的社会里，媒体仅仅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终端，而新媒体的出现，将原来潜在着的有着共同兴趣，有着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受众，成为现实群体的一个重大延伸。这是群体形态的延伸。这就是一种群体形式的变革。在物理距离分布于各处的个体，通过忘了联系在一起，自由而民主的表达着自己在群体的作用。最重要的变革在于网络化分布式消除了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通过网络结构将群体与个体在思维上融合在一起，企图突破群体与个人的二元对立思想。这是在现实群体中很难办到的情况。一般来说，群体心理有着四个方面的特征：认同意识、归属意识、整体意识和排外意识。而在新媒体的的深刻影响下，群体这四个意识虽然有，但是逐渐会消失。网络化的分布式将会形成统一的群体，而有着统一受众组合的节点共同汇集而成的大群体。即使在形式上，有着各自的小群体，但是在内在心智上是一种均等化和同层面化的意识。相互的区分度将不再被一些外在特性所局限。这就是新媒体沟通方式对内在心智变革后，在网络受众群体中留下的印记。
（三）受众的思维模式的变革机制在传统媒体领域的生活世界中，受众无法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得到其本身的意义。或者说，受众本身也不会去思考这份意义。当新媒体的诞生并不断的应用于普通的生活中，便多了一份意义。作为网络社会中的一个节点--受众个体—本身是无意义的。丹尼尔•丹尼特②说“有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意义正是通过其分布式交互涌现出来的”。我们获得这份意义正是通过网络媒体的赋予，对人类思维的网络化，分布式的形式的来源，也是通过对网络的应用而得知的。人类心智活动和任何自然进化出的感知系统是由无数“碌碌无为”式的（agent）所完成的单独简单进程组合成的大社会。从脑部关联的互动机制中，涌现出各种心智现象。［6］这种思维的认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方面，对人类自身的心智结构同样具备更大的意义。在传统的媒体使用中，很难发掘网络化的思维，更多的是二元角度思维、现象学思维等等。对于心智的变革，网络媒体的应用有着极大的作用。一方面，网络媒体是新技术的成果，是人类心智思维的产物，对于大多数人还只是应用者，只有在不断的使用中，才会被这产物所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使用和新媒体的普及，让更多的受众的心智产生新变革。对于工具使用的力量，并不亚于对思维批判的力量。通常上，一种意识是通过思维上的批判，转化为意识的物质力量而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思维的新认知方式而发挥作用。受众群体心智变革后，产生新的心智模式就会对生活世界中一些历史事件就可以作出新的解释。以往我们看待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工业革命是怎么到来的，作为当时的英国人，即使是那些正在使用着蒸汽机的人们，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工业革命来了。经常说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并被推广是工业革命的来临的标志。作为当时时期的每一个个体，都在追求其个人的利益，广泛的使用新的动力—蒸汽机，他们也不会去想自己所做任何事情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改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有什么促进作用。而正是由于这些“碌碌无为”式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无数分布式的简单组合或融合，涌现出社会利益，表现出经济的大繁荣，在历史时代中划分为工业革命。在经济学领域里，英国自由经济发展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①在无形中控制着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每个人（）只是追其自身的经济利益，经过无数这样的分布式的组合，涌现出经济现象，实现了社会利益的发展。然后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无数组合并涌现的过程。最后，出现在网络时代，信息就是一切利益的根源。新媒体的沟通方式为信息的编制、传送和接受等作出巨大的变化。我们正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作出了一些思考。
三、结语
新媒体传播论文篇5
【关键词】新媒体 纪录片 跨文化传播 问题 策略
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体出现之前，中国纪录片的传播渠道局限于传统媒体（光盘刻录发行、电视媒体等）和国际文化交流，其传播范围较窄，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中国纪录片的广泛传播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脑进入中国并为广大民众所使用后开始的。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纪录片增加了传播渠道，为中国纪录片商业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国内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宜。但在中国，纪录片的受众率仍然较低，这不禁发人深思，在新媒体视阈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民生问题关注单薄
新媒体的诞生为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除了专业的纪录片网站，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上传至视频分享网站（如优酷、酷6等），这大大激发了纪录片创作者的积极性。从宏观上关注中国文化的纪录片多是由体制内的电视台或有资金实力的影视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多用于商业交易）制作的，这类纪录片有《故宫》、《圆明园》等以及历史人物题材类纪录片。这类纪录片的创作需要过硬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所以小的民间团体几乎不可能创作此类纪录片。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当下存在的社会民生和环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得到网民的关注，但纪录片对其的关注率相对其他电视艺术形式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单薄的，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关注大家关注的社会民生和环境问题，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2、民间纪录片创作人员缺乏制作技术和创新力度
1995年第一台DV摄像机诞生并传入中国以来，DV摄像机为中国纪录爱好者所使用，“小话题和小视角是DV纪录片的优势”①，但它只是简单记录身边发生的新奇的事。这种团体来源基层，他们的视角和选材往往更加贴近基层普通人的胃口，他们所拍摄的纪录片故事和选题具有一定受众性，但是往往由于未受专业训练而在技术方面缺乏专业性，很多画面的拍摄出现了硬伤，甚至镜头摇晃不稳，另外在故事讲述上，也多是流于自然主义的纪录，而不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对社会故事进行有序的加工。纪录片《老头》是杨荔娜的处女作，创作于1996年至1999年间，相继在日本、法国、德国获得国际性奖项。作品获奖不代表作品在制作技术上的精良，相反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画面拍摄和组接上的硬伤，对初次创作的杨荔娜是有情可原的，她本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拍摄《老头》之前从未扛过摄像机拍摄电视片。在新媒体诞生以来，这些纪录片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同时也解决了纪录片“播出难、发表难”的难题。由于新媒体传播的自由性，可将纪录片随意上传至网络进行交流，但也暴露了中国民间制作者缺乏技术的缺陷。
3、未能产业化发展
当下，中国处于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纪录片产业化发展将是中国文化产业化格局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纪录片要产业化发展，“就必须由产业化运营的基本要素入手分析。虽然纪录片属于精神产品，有其独特性，但要实现产业化，就必须同其他产品一样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②。纵观中国各大纪录片（纪实）频道，多是自产自销的小作坊制作，播出后也许就进了磁带库，而没有流通和消费，而电视台大多想到的是播出这个纪录片所带来的广告费是多少，而没有进一步消费纪录片产品。
4、批判性负面效应的纪录片普遍存在
由于新媒体自身净化的延时性，即使有网络删贴或者纪录片的网络审核，在当下也不是很严格的，过于展示暴力内容的纪录片或者过于批判性的纪录片都会存在于新媒体中。当下中国处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信息的传播者，我们所制作的纪录片可以完整的自由发表于网络上。那么一些批判性负面效应的纪录片将会暂时存在于新媒体。
二、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的策略
1、充分挖掘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题材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在世界各民族传播，吸引着各民族的目光。饮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2012年5月22日，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陈晓卿导演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片相继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电视台播出。作品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中国人在饮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这部作品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成功，不但向国内外传播推广了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也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6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习性、民族风俗、语言等不尽相同，除了人类学家以外，对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外国人来讲，并不完全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新媒体为我们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提供了便利。“马斯洛认为，人的无意识深层有一种探索内驱力，它使人产生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的愿望”③。因而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事物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悦。所以作为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应当多挖掘富含中国历史文化的题材的纪录片，给创作者自身和国内外观众带来满足和愉悦，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纪录片。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文化内涵
相对来说中国纪录片创作人员不足。人才是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才，纪录片的发展将会遇到最为根本的瓶颈。中国各大高校都在开设广播电视学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目前来说这两个专业在为纪录片创作培养主力军，但是真正能够培养纪录片创作人才的高校无非是重点高校或专业院校。或者说培养的学生不少，但不能精于创作纪录片。所以要从根本上加大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力度，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
3、加大与国外有经验的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力度
中国纪录片制作精良化，所面临的除了创作人才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抛却资金问题不说），纵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所播出的纪录片多是引进的，国内制作的纪录片能在纪录片频道播出的少之又少。问题就在于自产自销无法满足于电视台的播出。即使国内创作不少的纪录片作品，但由于电视台实行高清化播出后，多数纪录片达不到播出标准，或者播出受到时长限制。目前中国在纪录片制作技术上还没完全成熟，那么只能靠引进播出，但引进的纪录片多是传播动物世界或者微观世界，再是国外文化，那么要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种渠道就是要与国外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这不乏有成功的例子。中国与国外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拍摄最早是1979年与日本放送协会（NHK）联合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时隔25年后（2004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放送协会（NHK）再次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4年中央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次联合拍摄了纪录片《美丽中国》，在国内外也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以中国目前的技术而言，应加大与国外有经验的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力度，传播中国文化、自然生态资源。
4、推进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
产业化是中国纪录片做强做大的前提，因为只有产业化才能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四个环节，缺少一个环节将不能完成产业化发展，而目前中国纪录片创作只停留在制作和播出，和少量的出版发行，而没有体现交换、消费。这也是为什么电视纪录片在中国是小众化的原因，因为不能广泛传播也无法更多吸取新的收视群体，造成中国纪录片节目收视率低。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要注重品牌化，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纪录片制作品牌。国外知名纪录片制作机构的产业化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如果不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如果不是新媒体传播的便利性给网民和知识渴望者带来资源，想要欣赏早期的纪录片以及国外的经典纪录片，将是非常困难的，或将要花费不小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这也增加了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的难度。“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④，当下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异军突起，为人们提供了更便捷的娱乐观赏平台。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对纪录片进行宣传与传播，是提高其影响力的一种有力手段。新媒体融入纪录片创作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播渠道的局限，解决了“播出难、发表难”的瓶颈。虽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为中国文化的国内国际交流提供了便宜。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新媒体环境下跨文化传播与适应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430051005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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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任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28
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新媒体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日本近代
Abstract:ThispapertakesmodernJapanasanexample,aiming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authorityandthemediaItisdividedintotwoparts.ThefirstsectionpresentsanoverallviewofthepublicopinioninmodernJapanontheactionsadoptedbytheBakufu.Thesecondpartlooksatthemutualinfluencewithregardtothemedia.
Keywords:ModernJapan,Governmentandmedia
日本的新闻业与其经济发展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当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一直追溯到明治前后甚至更早，特别是人们现在已注意到“十九世纪只有日本一个后进国家成功转型”，从而引起对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准备”的近世（德川幕府时代）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传统中确实具有较易接近西洋文明的特质，而晚清中国似乎命中注定要作出最大的抗拒直至帝国大厦完全坍塌。这一进一退之中，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乃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指标。诚然，今天的日本仍然表现出许多与它的西方伙伴不同之处，但从近代化的角度看，其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的主流是共存和协作的。明治政府将新闻媒体纳入近代化的总体战略之中，利用并且善用新闻媒体，表现出了非凡的苦心和技巧。
一、德川幕府的政治情报收集与管理
日本的封建制度似乎处于西欧与中国之间：与西欧相比，多一些专制主义色彩，较诸中国，又多一些分权特征。江户时代的日本为一幕藩体制国家，幕府与皇室并存，这是一种平行分权，另一方面是幕府将军与诸藩大名的上下分权。以这种制度背景去理解情报系统的运作是必要的。
德川政权建立了完整的情报收集与处理系统，大抵上说是由其监察人员（“目付”）层层收集然后交给“评定所”分析处理。收集对象从将军侧近到大名、藩士再到底层的农民、町人。幕府直辖的各地方的情报工作还通过“远国奉行”（地方执政）来推进，边地的场合且兼有外国情报收集的职能。幕府系统之外，各藩也通过“留守居”进行对幕府、他藩等的情报收集。概言之，德川幕府和其他封建政权一样，推行的是言论统制政策。它也常颁发有关禁令，它的“隠し目付”之类监察人员也常游走于市井，让其士民不寒而栗，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秘密政治的黑暗的一面。然而，很多学者还是发现近世的日本民众事实上可以处于比较活跃的言论状态，统治阶层看来并不拒绝来自民众的献策与建言，有时甚至主动谋求这种发展。研究表明，在诸藩，希望民众有政策上的建议，至少在18世纪前期已经制度化了。幕府方面的情况更典型一些，以吉宗时代为例，德川吉宗入继将军之初，循例向全国派遣“巡见使”，但这些人回来报告说“各地平安无事，人民深浴恩泽”之类，却让吉宗听了大为不满，并将他们免了职。由此看来，吉宗不只是想利用情报组织以达到政令、权威的确立，还想积极地征求有益于政治的参考意见。不久即命令，受理民众的请愿与陈情，对于拦驾面诉也持宽容态度。享保六年（1712年）更设置了“目安箱”，每月三次在评定所外放置，投书者写好诉状，密封投之，然后有司将其直接送呈将军御览。目安箱之设不限于一地，京都、大坂等地也有。目安箱的设置是面向底层民众的，官吏若有进言，则只能面对其直接上司或“目付”。民众的投书使各级官员特别是下级官员的“不正行为”无所遁形，从而强化了将军的权力，同时，目安箱的设置也含有借“直诉制度”缓和民众积极或消极抵抗的意图，即告诉民众：这也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方式，让民众有机会渲泄。
一般认为，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时日本即进入了“锁国时代”，直接的原因是禁教。但“锁国”这两个汉字有时会给人一种国门“砰”地一声关上的印象，一些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指出，“锁国”之后，不仅异国情报的流入未曾中断，只是限定为四口（长崎、萨摩、对马、松前），四口中以长崎最为重要，它是幕府直辖地，由长崎奉行管理。可以说，即使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了锁国时代，也仍有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朝远在江户的幕府中枢虚掩着，它就是荷兰人设在长崎的商馆，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决定了日本近代的命运。
首先，商馆提供了兰学。兰学是指由荷兰人输入的西洋文化，它也是情报中的一种，并且也处于幕府的主导之下。兰学的兴起与发达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兰学的积淀以及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对于近代具有何种意义呢？发达的兰学冲击并逐渐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即使因此说日本提前进入了近代也是不过分的：它既作为十九世纪日本与欧美强国对抗的缓冲，又是日本急速西洋化（之后更有“脱亚入欧”）的预备。具体到近代新闻媒介上，“兰学”储备了大批人才，最早的一批近代报人几乎都有很深的兰学造诣。“兰学”还提供了理解与接受近代新闻媒介的观念。所以，说到底，日本的新闻文化也是“混血型”的。
其次，兰馆的荷兰商人还需履行一种特殊的义务。幕府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前来通商，作为条件，两国商人需定期提交一份海外情报，合称“唐兰风说书”。当时的荷兰商人是根据本国与其他西洋国家出版的新闻纸，从中选择自认为重要的事项写入“风说书”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很早就与西洋新闻事业发生了联系。
重视对外情报不仅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且，最终会反映到决策水平上来。因为“风说书”，幕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如鸦片战争、柏利来航等，由此得以作出相应的改变。以鸦片战争的情况看，由于邻国也曾是榜样国的清朝败于英国，幕府震惊之余，放弃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令”，开始给外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德川幕府却逐步在增加其应对的主动性。1811年，幕府设立“蛮书和解御用挂”（天文台译局），征用兰学者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将“风说书”中的大事件的告知范围稍加扩大。
二、明治新政府的新闻对策
1867年至1868年间，日本一度出现了并存的两个政府，即京都的新政府和江户（东京）的德川幕府，舆论界也判然分成尊王派和佐幕派，从内容上看，佐幕派的新闻还要略胜一筹。但当时的形势是幕府军节节败退，最终江户城被接收。与此同时，新政府实施了“官许制”，一些攻击西军的报人锒铛入狱，佐幕派新闻很快荡然无存了。但是，新政府并没有把幕府时代的一切全部推倒重来，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大致确立，新政权的不断巩固，新政府更感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事业之艰巨繁复，急需新闻媒体之配合，同时也多方大力扶持新闻媒体。
论文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来自
（一）新闻促进策
明治4年（1871），新政府重新制定了“新闻纸条例”，与明治2年的“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突出了新闻纸的启蒙的功能。新条例认为，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应多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一些西洋器具的介绍也可开阔眼界，引人喜新向上。报纸的版面还可活泼一些，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这种来自政府对于读者阅读能力的关心，反映了近代化事业也迫切需要不属于知识阶层的一般庶民的参与。也就在这个新条例颁布的前后，一批拥有政府背景的报刊陆续出版了，如《海外新闻》、《横浜每日新闻》、《新闻杂志》、《东京日日新闻》、《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等。此外，一些地方报刊也在府县厅的保护下得以出版与发展，如《京都新闻》、《日注杂记》（广岛）、《大陂新闻》等。这里所说的“政府背景”是指政府官员的参与方式，他们或作为策划人，或给予劝奖，或是某报的后援者，或直接创办。木户孝允是明治新政府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明治4年，他出“金十两”，让其幕僚山县笃藏发行《新闻杂志》，创刊号上极言求知之重要。该报还着力宣传废藩置县论，俨然成了木户派的喉舌。条野传平等三人在业余时间创办了《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以下简称《东日》）。
还有更进一步的办法，那就是政府购买。明治5年3月，一纸盖有“井上馨”大印的大藏省第47号令，使《新闻杂志》、《日报社新闻》（即《东日》）、《横浜每日新闻》三报蒙承特典，此令明示为“新闻畅达，智识进步”，政府将购买三报的一部分。到明治7年，政府又购买《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公文通志》。这6种报刊每种可购入三份，则三府七十二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同一种可购入255份。以《东日》的情况看，官买的份额相当于创刊时的25%-30%。此外，兵部省、宫内省也有直接购买，天皇从明治初开始也得以阅读大量的内外报刊。政府同时还发起、推动新闻讲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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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法制化的步骤
新政府进驻江户伊始，即颁发核心为“官许制”的太政官布告，有人称之为“新闻规制法令第一号”，一时间，佐幕派新闻销声匿迹，几疑为一大倒退，但不久制定的“新闻纸印行条例”，政府一改“禁止主义”而为“积极指导”。两年后，再改定为“新闻纸条例”，推行新闻奖励政策。可是又两年后的明治6年，“新闻纸发行条目”（18条）的公布，表明新政府的新闻政策的重心从启蒙转向了统制，政府与媒体的蜜月期结束了。明治8年更颁布新的“新闻纸条例”和“谗谤律”，完全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治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
明治6年（1873），新闻统制主义的抬头，间接地肇因于政府内部的分裂。先是，大藏大辅井上馨等提出“财政意见书”，表达了与内阁的分歧，随即辞职。不久，《日新真事志》将这封秘密文书揭载出来，从而暴露了内阁分裂的真相，立刻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稍后（7年），围绕着征韩论的斗争更趋激烈，导致西乡隆盛、坂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离开政府，这对媒体来说，又是一个极好的卖点。而政府方面却忧虑由于舆论的分裂转而会影响政府的号召力与决策能力，于是对报章的言论采取严厉的措施，并首次导入“惩役刑”和“禁锢刑”，所定“谗毁罪”与“诽谤罪”，均不论事实之有无，只要被认为有损官吏的声誉，即可成立。
但应该指出的是，明治8年的这两个条例的出台是事出因的，当时日本的情形是，对外有不平等条约废止的问题，有与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的纠纷；国内，地方上骚动不断，叛乱在酝酿中，民权运动也持续高涨，而反映这一切麻烦的文字却时常在报纸的“社说”与“投书栏”中出现，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们坐立不安，处于这样峻急的环境，他们认为有理由施以重典。明治初中期的新闻法规修改与变动的次数，显示了政府方面决心使用法律的杠杆来操纵新闻界，然而，这一操纵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相关条例由简略达至繁细，明治2年是13条（正文8条），至明治42年（1909）《新闻法》的正式出台变为煌煌的45条。这样也使新闻界知道为何犯忌和将遭到什么处罚，以及知道这种处罚是否合理，是否还有讨论与争辩的余地。当然，明治政府的新闻法规的规制色彩逐渐变得浓厚也是事实，尤其是涉及政治、外交、军事题材的报道一直非常严格，但实际上受到打击最大的只是政论性报刊，“小新闻”却好像趁机得以壮大起来，而且，新闻事业的总的规模也是不断增加扩大的。另一方面，新闻界受到的挫折业已表明所谓言论自由的疆域决不是报人们信笔所至的，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要之，综观明治初中期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与其说新闻法制化与“新闻奖励策”有着本质上的冲突，还不如说，明治政府的新闻政策本身即具有自由与专制、自主与统制的双重性质。
（三）《官报》的创办与政府助成金问题
明治政府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的时候，常常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即一方面在近代国家的锻造过程中，某种形式的一元化是必需的，至少法规政令必需统一和得以贯彻，但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好像是一些或近或远地散布在政府周围的、不可捉摸的、有时甚至带有天然离心倾向的存在。这就使得政府对新闻界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也使它不断地为夺取和保持舆论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机。《官报》的创办即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大隈重信的《公报日志》的构想。触发大隈这一构想的是当时法令颁行的方法存在的弊病，为改进法令颁行的方法，应该有一个法令传达的正式媒体。不料发生了“明治14年的”，大隈被赶出了政府，《公报日志》胎死腹中。
但政府并未因人废事，有关未来这个政府公报的细节仍在进一步地推敲中。当时担任太政官大书记官的井上毅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即《官报新闻》的构想。若加以比较的话，井上的构想中有关法令周知的重要性与传达途径的标准化与大隈的构想是一致的，但井上还特别突出“指导舆论方向”的意图。1882年之后，政府方面决定由参议山县有朋出面主持《官报》的筹备事宜，1883年7月《官报》正式创刊，此后除星期天和年末年始的那几天外，该报连续发行一直到现在。
在官报筹备的最后阶段，因山县有朋的主导，确立的原则是“官报为经，私报为纬”。这里所谓的“私报”是指政府阴助私社，让其发行“新纸”来争夺舆论。对“私报”（半官新闻）的提携与助成，严格地讲从新政府一成立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到后来特别是《官报》创刊后则主要通过支付“助成金”的方式。助成金是一笔秘密的政治经费，其财源是年额10万—12.5万元的“内阁机密金”，政府锲而不舍地进行“私报”的提携与助成，大概是当局早已认定由政府直接出面决计会使自己失去回旋余地，明治的政治领袖们认为，一流的政府应坚定地贯彻“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新的媒体战略。
三、结语
在日本的近代化事业的推进过程中，最初政府与媒体结成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倚重的关系，政府借新闻媒体以使人民周知政策，引导人民走向“文明开化”，而媒体也借政府之扶持，以打开和扩大销路，两者相得益彰。随着新闻业的发展，报社自身也作了许多努力，如大量招收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以提高记者的业务素质。到明治中后期，新闻业已今非昔比了。新闻纸已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此时，政府大门与报馆大门是对开着的，官员可以退而作报人，报人也可出仕为高官，到原敬出任总理大臣，就差不多实现了梁启超所称道的“报人的理想”。
但是，新闻业的发展并不是单兵独进的。事实上，它一开始就被纳入国家的总体战略的通盘设计与实践中。明治政府的“新闻奖励策”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殖产兴业”政策中，政府也大力扶持私人企业，经济发展，使读者具有了相当的购买力。政府也重视新式教育，1886年就实现了4年义务教育，这使得文盲锐减，从而扩大了新闻的读者群，也增加了读者参与的机会。
毫无疑问，政府是这一巨大工程的设计者，它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这不意味着它万事包办，于是才有一个良性分工，有官营工厂，也有私有企业；有国立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有官报、半官报，也有纯粹的私报。重要的是大方向必须是一致的，就是锻造新的国家（富国强兵）、新的人民（文明开化）。因此，政府扶持媒体只是一个手段，它希望报刊能正确地解释国家政策，同时别忘记顺便介绍一些“牛肉的吃法”之类的小知识。如果媒体胆敢指点政府，那就请别走得太远，因为前头有一大堆法律，它们旨在保障政府的中心目标的实现。最后，当我们考察明治政府与新闻媒体一对一的关系时，可以得出结论说政府是成功的，它运用扶持与规制的软硬两手巧妙地将媒体引入了一个设定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媒体爱恨交织。它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求助于媒体，但它也决不会坐视媒体自大以致失控。它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言论自由也曾一度被压至极狭小的范围，但却未有中断。总的来说，政府小心翼翼地在自己与媒体之间划出一块中间地带，它宁可牺牲官报的一些功能，以避免与反对派在舆论场上的直接对决，而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除反政府外看来仍有很多机会可以从容地体面地运作，于是两者大致上保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当日本进入昭和期后，良心的声音开始听不见了，随着军部的日益嚣张，政府一侧反而失控了。这一历史演变证明：当政府与媒体的那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没有谁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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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论文篇7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