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或什么： 一部心与自我的辩证奇想集（4）
我反复试想自己在容器中，但毫无效果。我尝试通过做心理练习达成这个任务。我让自己去想“太阳正在那里闪耀”，快速地连想5次，每次心中所指的都是不同的地方，依次是：实验室的向阳角落、目力所及的医院正面草坪、休斯顿、火星和木星。我发现借助正确的指称，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星图上的各种“那里”间跳转。我可以立时穿越到太空至远之处的“那里”，再把下个“那里”一下子精准聚焦到我胳膊上一块斑点的左上区。为什么一到“这里”就会出问题呢？“在休斯顿这里”很是行得通，“在实验室这里”甚至“在实验室的这一部分这里”也都还好，但“在液缸这里”总显得像是心理的胡言乱语。当我这样想时，我试着闭上双眼。这样好像有点帮助，但除了好像在瞬息之间奏效了一下之外，我还是做不到。我不敢确定。而发现自己不敢确定，也让我心烦意乱。当我想“这里”时，我怎么知道我想的“这里”是哪里？会不会我以为我指的是某个地方，事实上指的却是别处？我看很难如此，因为一个人和他的心理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羁绊，而人的心理生活可是躲过了物理主义者、行为主义者调调的脑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一波波穷追猛打；除非解开那些羁绊。或许当我说“这里”时究竟意指哪里，这是无从更正的。但就我现在的处境来看，我要么注定受纯粹心理习惯力量的支配，而系统性地采用了错误的索引性想法，要么是一个人在哪里，以及他那些为语义分析的目的而形成的思想发生在哪里，并不必然是他的脑、他灵魂的物理位置那里。我不堪其扰，准备让自己回到哲学家最喜欢的那个把戏。我开始给事物命名。
“约利克，”我对我的脑大声说，“你是我的脑子。正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我的其余身体，我叫它‘哈姆雷特’。”这样，我们就都在这里了：我的脑子约利克，我的身体哈姆雷特，以及我——丹尼特。那么现在，我在哪里？以及当我想“我在哪里”时，这个想法究竟是标在了哪里？标在我那泡在缸中的脑子里，还是就在我双耳之间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地方，抑或哪儿都不是？它的时间坐标不曾令我困扰，难道它不是也得有空间坐标？我开始列出几个选项：
1.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一旦诉诸哲学家们的心头好——为人熟知的脑移植思想实验，这个原则就会轻易被驳斥掉。如果汤姆和迪克互换脑子，汤姆就有了迪克之前的身体。然而你若是问他，他会称是汤姆，并能讲出有关汤姆最不为人知的隐私。如此就显而易见，我和我当前的身体有可能分道扬镳，但我和我的脑子却不大可能彼此分立。这个思想实验还明明白白地现出了一条首要原则：在一个脑移植手术中，大家都想做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其实，或许称其为身体移植手术才更贴切。因而，事实可能是——
2.约利克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但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吸引人。我怎么能既身在缸中无处可走，又显然身处缸外朝里头看，与此同时罪恶地盘算着回房吃顿丰盛午餐？我意识到这又让问题回到了原点，不过似乎还是触及了某个紧要所在。我搜肠刮肚以图支持这一直觉，最终灵光一现，想到一个法律细节方面的论证，没准还会引起洛克的兴趣。
试想，我飞去加州抢劫银行，结果被捕，那么我要在哪里受审？是劫案发生的加州，还是我的脑所在的得州？我究竟是一个加州罪犯但脑子在州外，还是一个得州罪犯遥控同伙在加州作案？我有可能因为审判权悬而不决的情况而逃脱刑责，也可能被视作州际犯罪而受联邦法院制裁。无论如何，设想我最终被判了刑。那么加州方面会不会满意于只把哈姆雷特投入监牢，哪怕知悉约利克还继续在得州的液体里悠然自得、快适生活？得州又会不会只羁押约利克，而任由哈姆雷特浪迹天涯？这后一个选项对我而言倒着实不错。若不实施死刑或其他非常规酷刑，得州方面就有义务维持约利克的生命支持系统，尽管可能会把约利克从休斯顿移交至莱文沃思，并令我的声誉蒙羞。而我对此丝毫不会介怀，只会觉得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就是自由之身。如果得州当局有兴趣关押罪犯，而把约利克关起来，那我依然是逍遥自在的。如果这是真的，第三个选项便呼之欲出——
3.丹尼特认为自己在哪儿他就在哪儿。笼统地说，论断如下：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某个人会有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所在的地方（由视角的内容内在地决定）也是就这个人所在的地方。
这个主张并非没有疑点，但在我看来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看待位置，似乎将人置于了一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不可能出错的不败之地，而这又不太可能。难道我不是经常搞错自己在哪儿，至少也经常吃不准吗？有谁从不迷路？当然，地理上的迷路并不是迷失的唯一方式。迷失在丛林中的人至少还能通过确认自己身在何处聊以自慰——就在这里，周遭是自己熟悉的身体。身处这类情境的人或许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毕竟还能设想出更糟的情形，而我未必没有身陷其中。
视角当然是与个人的位置有关，但视角本身却是一个不够明晰的概念。显然，一个人视角既有别于其信念和思想的内容，也不受后者决定。例如，我们该怎么说那些被全景电影里的过山车镜头突破了心理防线而在座椅上惊叫不安的观众呢？他是忘了自己正安坐在影院里吗？就这个例子而言我倾向于说他的视角正在体验一种错觉性切换。其他时候，我不太倾向于称这些切换为错觉性的。在实验室和工厂操纵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进行危险作业的工人，所经历的视角切换比全景电影能引起的各种情形都更为逼真显著。通过用金属手指搬运的集装箱，他们能产生又滑又重的触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会被当下的体验引向错误的信念，然而感觉上他们确实就像身处他们所注视的隔离舱里面似的。在心理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得以来回切换视角，很像创作一个透明的奈克方块或一幅埃舍尔的画，就在你眼前改变视角方向。但如果说做这么点心理体操，就是他们来回转移了他们自己，那就太夸张了。
尽管如此，工人的例子还是给了我希望。即便有违直觉，如果我确实就在缸中，我也理应能够训练自己适应这种视角，哪怕就像适应一个习惯。我应当沉浸在这样的自我形象中：悠然地漂浮在液缸里，并向外面那里那具熟悉的身体发号施令。但我反应过来，这样去想象究竟是难是易，似乎与脑事实上的位置并不相干。如果我曾在手术前勤加练习，或许现在已把这种感觉当作第二天性。不信你亲自来试试这个“视觉欺骗”。想象你写了一封极具煽动性的信，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结果政府决定将你的脑关押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危险大脑诊所”，缓刑3年。当然，你的身体仍享有打工挣钱的自由，继续它存钱纳税的职责。而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端坐在一个礼堂中，倾听丹尼尔·丹尼特讲述他的相似经历。试着想想。设想你自己在贝塞斯达，苦苦追寻自己的身体，它分明遥不可及，却又似乎近在咫尺。只有约束是这种远距离的（约束你还是约束政府？），你才能控制着自己的神经脉冲，先去彬彬有礼地鼓掌，再引着自己的老身板儿去上厕所，然后去酒吧间小酌一杯可口的晚间雪利酒。这种想象当然很难，但一俟达成，结果将令人欣慰。
奈克方块
视角1
视角2
话说回来，我还在休斯顿那里，可以说正沉浸在思绪之中。然而没过多久，我的沉思就被休斯顿的医生打断了，他们希望在我被派去执行那个高危任务之前先测试一下我这套新的义体神经系统。正如我先前提及的，一开始我不出所料地有点晕眩，但不久我就熟悉了我的新处境（其实说到底和旧处境别无二致）。然而我适应得不太理想，至今仍会被一些协调方面的小障碍折磨。光速虽快，仍有限度，随着我的脑和身体越离越远，原本交互精准的反馈系统开始因时滞而产生混乱。就像一个人如果听到自己的声音有延迟或回响，就几乎无法说话，每当我的脑和身体相隔超过数英里时，我的双眼也几乎无法追踪一个移动的物体。纵然在大部分其他事情上这种缺陷不易察觉，但如今再打棒球，即便是慢速曲球，我也再不能像以往那样自信满满地击中了。当然，有失就有得。美酒还是往昔的味道，温暖我的食道同时也侵蚀我的肝脏，但我现在却能随兴欲畅饮千杯不醉，我的几个密友或许已经有所察觉（尽管我时常佯作醉态以免这种反常状况引人注目）。出于类似的考虑，扭伤了手腕我还是会服用阿司匹林，但如果疼痛持久不退我就会要求休斯顿帮我体外注射可待因。因而每当生病时，光电话费就是一笔巨款。
还是回到我的历险上来吧。最后，医生和我都感到满意，于是我接下了这项地下任务，整装待发。我把脑子留在休斯顿，乘直升机前往塔尔萨。总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这是我不假思索的想法。在路上我又仔细琢磨了之前的焦虑，最后认定，在手术刚结束时，我的沉思过于沾染了恐慌基调。事情远非像我之前设想的那么奇怪，那么充满形而上学色彩。我在哪里？显然是分在两处：既在缸内，又在缸外。就像有人可以一只脚在康涅狄格州，另一只脚在罗得岛州一样，我也同时分在两处。“一人散落多处”，这种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今我也成了其中一例。我越是考虑这个答案，它就越发显得正确。不过说来也怪，它越是显得正确，它解决的问题就越是显得无甚重要。哲学问题不免遭受这等悲戚命运。当然，这个答案并未完全令我满意。仍有某个问题有待回答，虽然这问题不是“我七零八碎的各个部分都在哪里”或者“我的当下视角是什么”；至少看起来，还是要有这么个问题。毕竟不可否认，某种意义上，钻到塔尔萨地下寻找原子弹头的是我，而不仅仅是大部分的我。
我找到弹头的时候，就无比庆幸自己把脑子留在了后方，因为我随身携带的特制盖革计数器，指针已经爆表。我用普通无线电向休斯顿的控制中心汇报了我的位置和进度。他们根据我的现场观察，向我下达了拆除弹头的指令。于是我拿起火焰切割枪开始动手，这时突然就发生了可怕的事——我彻底聋了。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的无线电耳机坏了，但我敲敲头盔，还是什么都听不见。显然，是听觉收发器出了故障。我再也听不到休斯顿或是我自己的声音了。不过我还能讲话，于是我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话正说到一半，我发现别的地方也不对劲了：我的发声装置也陷入了瘫痪；接着我的右手一软——又坏了一个收发器。这回我真的麻烦大了。但更惨的还在后面。又几分钟，我的眼睛也瞎了。我咒骂运气，也咒骂那群害我送死的科学家。如今，我在塔尔萨地下1英里的放射性洞穴那里，又聋又哑又瞎。然后，和脑的最后一丝无线电连接也断了。突然间一个更为震惊的新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就在我即将被活埋在俄克拉荷马的一瞬间，我在休斯顿脱离了肉身。我并未即刻认识到自己的新处境。足足焦虑了几分钟后我才醒悟，我那可怜的身体埋在了几百英里外，还有呼吸和心跳，但已与死人无异，就像个心脏捐献者的身躯，头颅里还塞满了报废的电子装置。我之前觉得几无可能的视角转换现在看上去就顺理成章了。尽管我能在想象中回到塔尔萨地下洞穴的身体里，但要维持这种幻想颇费力气。因为设想自己仍在俄克拉荷马无疑就是幻觉：我已经失去了与那具身体的所有联系。
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应该对这些突发奇想怀有戒心，但拜之所赐，我竟意外发现了一个“灵魂的非物质性”的绝佳展示，而且还是建立在物理主义的原则和前提之上的。当塔尔萨和休斯顿之间最后一丝无线电信号消失时，我难道不是以光速从塔尔萨转移到了休斯顿？我难道不是没有增加任何质量就完成了这一过程？以此速度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确实就是我自己，或至少是我的灵魂或心灵——我之存在的无质量中心，我的意识的寓所。我的视角多少有点滞后，但我已经注意到视角对个人位置的作用是间接的。我想不到物理主义哲学家还能如何辩驳这个观点，除非采取这样极端且反直觉的路径：禁止谈论所有的“人”（person）。可如今“人之为人”这一概念牢牢确立在每个人的世界观中（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的），结果任何反驳都像某种笛卡尔式的否定“我不存在”（non sum）一样，出奇地牵强，全面地虚伪。
我对自己处境的无助和绝望越来越明显，还好哲学发现的喜悦助我捱过了那几分钟，也或许是几小时。恐慌乃至恶心一波波向我袭来，且由于缺少它们通常赖以发作的身体而愈加恐怖。胳膊上没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刺痛，没有咚咚的心跳，也没有预兆催生的唾涎。另一方面，我又分明一度感到了腹部的坠痛，这让我产生了短暂的虚假希望，好像那个让我落到这步田地的过程会逆转过来，让我逐渐重返肉身。然而，那种痛感的孤立和独特立刻让我明白这不过是我的“幻体”带来的第一阵折磨，就像其他任何截肢者都很可能会经受的那样。
我心乱如麻。一方面，我为自己的哲学发现兴奋不已，正绞尽脑汁（我为数不多尚且能做的熟悉事情之一）思考怎样才能将其发表到期刊上；另一方面，我痛苦、孤独，充满了恐惧与不安。所幸，这些没有持续太久，我的技术支持团队将我送入了一场镇静的无梦睡眠，醒来时，我听到了绚丽而清晰的乐声，是我最爱的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几段熟悉的开场段落。原来这就是他们要列下我最爱唱片的原因！但我很快意识到，音乐不是我自己用耳朵听到的，而是唱针的输出通过某种高级整流电路直接输入了我的听觉神经。勃拉姆斯注入了我的脑内，这是任何一个乐迷都会难以忘怀的体验。乐曲终了，果不其然传来了项目主管那令人宽慰的声音——他对着说话的那支麦克风现在就是我的义耳。他确认了我对故障的分析，并向我保证，他们已经采取行动好让我重获身体。他没有细说。又听了几首曲子后，我发现自己已是昏昏欲睡。我后来知道了，我这一睡就是大半年，等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感官已经完全复原。我去照镜子，却不禁吃惊于眼前这张陌生的脸：它蓄了更浓的胡须，无疑与我之前的面孔有种“家族相似性”，也带着和之前同样精明且坚毅的表情，但终究是一张全新的面孔。进一步的私密探索让我更无疑惑，这就是一副全新的身体。项目主管确认了我的结论。他并未主动提及我这副新身体的过去，我也决定（回想起来很明智）不去打听。许多哲学家并不熟悉我的遭遇，他们最近猜测，一个人获得新身体，丝毫不会改变他这个人。经过对新的声音、新的肌肉力量或乏力等等的一段适应期，一个人的人格很大程度上还是会保留下来。而整形手术中则常会出现更为戏剧性的人格改变，更不用提变性手术了，我觉得这种例子中没有谁的“人”能得幸免。无论如何，我很快就适应了新身体，适应到了我的意识甚至记忆再也发现不了任何新鲜之处的程度。镜中的形象不久也变得烂熟。顺便一说，这镜中的形象还是带着天线，因此知道自己的脑一直未从生命支持实验室的港湾里移出半步时，我毫不奇怪。
我决定去探望一下老伙计约利克。我和我的新身体，就叫它福丁布拉斯吧，阔步走进熟悉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们又一次报以掌声，当然，是为他们自己的功绩喝彩而不是为我。我又一次站在液缸前，端详着可怜的约利克，又一时兴起，故作姿态地拨上了输出发射器的开关，却没发生任何异样，可想而知我有多惊讶：没有晕厥，没有恶心，没发觉任何变化。一名技术人员赶快过来重新打开开关，但我依然没什么感觉。我强烈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解释，项目主管赶紧过来说，早在初次手术前，他们就给我的脑制造了一个计算机复制品，将我脑中完整的信息处理结构及计算速度复刻进了一个巨型的计算机程序中。手术后，他们没敢马上派我去俄克拉荷马执行任务，而是同步运行了这个计算机系统和约利克。来自哈姆雷特的输入信号同时送入约利克的收发器和计算机的输入阵列。约利克的输出也并不单单反馈给哈姆雷特——我的身体，也同时被记下并与计算机程序的同步输出核对。这程序叫“休伯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叫。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二者的输出都保持了一致与同步。尽管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成功复制了脑的功能结构，但也算是鼓舞人心的经验性支持了。
在我脱离身体的日子里，休伯特的输入及活动始终与约利克保持一致。如今，为了展现这一点，他们首次将实时控制开关交给了休伯特，控制我的身体——当然说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福丁布拉斯。（据我所知，哈姆雷特再也没从那个地下墓穴里出来，因而这个时候可以认为他大部分已归为尘土了。那个废弃装置的大块残骸依然静置在我的坟头，侧面还醒目地标着大写字母STUD——下个世纪的考古学家面对此情此景，没准会为他们祖先的这种葬仪感到惊奇。）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向我展示了控制开关，它有两个档位，标着B的代表脑子（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脑子叫约利克），标H的代表休伯特。开关的确正指向H，他们向我解释说，如果我愿意，可以把它拨回B档。我拨动开关，心提到了我的嗓子眼（而脑子漂在它的缸里）。什么也没发生，只有咔嗒一声响。现在控制开关在B档，为了检验他们的话，我按下约利克输出发射器的开关，果不其然，我开始眩晕。一旦再打开输出开关，我就又恢复了神志。我反复把玩控制开关，把它来回拨动。除了咔嗒的响声，我察觉不到一丝区别。切换甚至可以发生在说话途中，前半句在约利克的控制下说出，后半句则在休伯特的控制下说完，不带任何停顿磕绊。我有了一个备用脑，日后若是约利克遭遇不测，这个人造装备可以很好地取而代之。或者反过来，我可以先用休伯特，让约利克替补。无论我选哪个都看不出任何区别，因为不论我的身体如何损耗劳累，都不会让任一个脑有些微影响——不管这脑子是真的引起了我身体的运动，抑或只是无谓地释放着缥缈的输出信号。
不久我就领悟到，这项全新进展真正令人不安的方面在于，有人可以将备用品——这里就是休伯特或约利克——与福丁布拉斯分离开来，而将其与别的身体挂钩，比如某位后来居上的罗森克兰茨或吉尔登斯特恩。此后（甚至此前？）很明显就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则是我的超级孪生兄弟。如果有两具身体，一个受休伯特控制，另一个受约利克控制，那么哪个才是世界承认的真丹尼特呢？且不论世人怎么认定吧，到底哪个才是我？会是以约利克为脑的那个吗，就因为约利克的因果优先性及其与丹尼特本来的身体哈姆雷特的密切联系？这似乎就有点拘泥于法律层面了，有那么一丝血缘关系及法定持有的任意性意味，难以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服人。设想在第二具身体登场前，我连年以来一直拿约利克当作替补，而凭休伯特的输出驱动身体，也就是福丁布拉斯。那么依据“久占即主”的原则（这个法律直觉又和前一个相抵触），“休伯特——福丁布拉斯组合”就是真正的丹尼特，也是丹尼特所有财物的合法继承人。这当然是个有趣的问题，不过另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也紧迫得多。我最强烈的直觉是，若遇万一，只要有任何一对“身脑”组合保持完好，我就能一直存活下去；但对于我是否应该要求两对都存活，我却感情复杂。
我和技术人员及项目主管讨论了我的担忧，我解释说，两个丹尼特的前景令我痛恨，主要是出于社会性原因。我既不想在妻子跟前和另一个自己争宠，也不想和另一个丹尼特分享我微薄的教授薪金。更加令人嫌恶的是，你居然能够对另一个人了若指掌，另一个人对你也是。我们要怎么才能面对彼此？实验室的同事提醒我别忘了这件事好的一面。我难道不是有很多事想做却分身乏术吗？现在，一个丹尼特可以留下来继续做教授和居家男人，另一个则去纵横四海——当然也会想家，但得知另一个自己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后也会高兴。我可以同时既忠贞不渝又放荡不羁。我甚至还能给自己“戴绿帽”……我的想象已不堪重负，而同事们还全都非要强塞些更为惊悚的可能性进来，这些也就都不提了。但在俄克拉荷马（或者休斯顿？）遭受的磨难已让我不敢再去冒险，会对这种送上门来的良机敬而远之（当然首先我从来就不确信这样的机会是送上我的门来的）。
还有一种前景更是讨厌：那个备用品，不论是休伯特还是约利克，会完全脱离开福丁布拉斯的输入，被晾在一边。那么同刚才的例子一样，会出现两个丹尼特，或至少两个我的名字和财产的主张者，一个以福丁布拉斯为身体，另一个很不幸，连个身体也没有。利己心和利他心同时命令我行动起来，谨防这种事情发生。因此，我要求采取措施，在没有我的（我们的？不，就是我的）知情同意下，任何人不得擅自篡改接收器的连接或控制开关。鉴于我无意终生留守休斯顿看护设备，我们一致决定将实验室里的所有电子连接设备小心锁好。控制约利克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休伯特的电力供应的那些设备都会配以故障保护装置，而我将保管唯一的控制开关，开关配备无线电遥控，无论我去哪儿都随身携带。我把它别在腰间，稍等，你看，就在这儿。每过几个月我都会切换“频道”以核查情况。当然，只当有朋友在场时我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另一个频道万一掉线或占线，我需要有人真心替我着想，把开关拨回去，把我从虚空中救回来。因为虽然我有触觉视觉听觉，能感觉到发生在我身体上的一切，但开关拨动后要是发生那样的事，我就完全不能控制身体了。顺便提一句，开关上的两个档位故意没做标记，因而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休伯特切换到了约利克还是相反。（你们中一些人可能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谁，更不要提我在哪里了。但这种反思丝毫不会削减我作为丹尼特的本质，即在我自己的意义上我是谁。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也不过是你那些无足轻重的哲学真理又徒增一条罢了。）
总之，自打我拨动开关以来，还从没出过事。那咱们就再试一下……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拨那个开关了！你想象不到过去的两周有多可怕——但这下你知道了。现在轮到你来受煎熬了，这一刻我等了好久！你瞧，大约两周前——抱歉，女士们先生们，但我必须向我的……呃，我的兄弟，你们可以这么说，来解释一下，不过他刚刚把情况告诉了你们，所以你们会明白——大约两周前，我们的两个脑开子始有点脱离同步。我不知道我的脑子现在究竟是休伯特还是约利克，至少不比你知道得多，不过无论怎样，两个脑子已经各奔东西，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我们两个都收到同样的状态，而如果我的接收状态有毫厘之差，这个差别就会迅速放大。我仍然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这个错觉阴魂不散。对此我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向你呼救， 你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被关在了囚笼之中，抑或说，被附了身——听到自己的声音说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双手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事。你会为我们抓痒，却不是按我的方式；你辗转反侧，我也无法入睡。我筋疲力竭，神经濒临崩溃，承受着你的疯癫行径却无可奈何，只凭着知道你终有一天会再次拨动开关而勉力支撑。
“现在轮到你了，不过你至少会因为知道我知道你的存在而过得舒坦些。现在我要像个准妈妈那样为两个人吃饭——至少感受色香味，总归会尽力让你好过些。别担心。等这个学术研讨会一结束，你和我就飞往休斯顿，看能不能给我们俩中的一个弄个新身子。你可以要一个女人的身体，想要什么肤色也都行。但咱们先想想这件事，我说：如果咱俩都想要现在这个身体，公平起见，我保证会让项目主管抛硬币来决定谁保留这个身体，谁选一副新的。这样能保证公平正义，对吧？无论如何，我会照顾好你的，我保证。这些人都可以给我做见证。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刚刚听到的这番话并不完全出自我的本意，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他说的每句话都百分百真实。至于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我——我们——就先坐下了。”
反思
你刚刚读到的故事不仅不是真的（谨防你有疑虑），也不可能成真。故事中描述的技术成就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其中有些或许我们永远也力不能及，但这对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故事里是否有些事原则上就不可能，不连贯。当哲学幻想变得太过离奇古怪时，比如出现了时间机器、多重宇宙或是无所不能的骗人魔鬼，我们如果还明智的话，就不应再指望从中获得任何见地。我们深信自己理解其中所涉的问题，然而这种深信或许并不可靠，而只是生动的幻想故事造出的幻觉。
这个故事中描述的手术和微型无线电远远超出了现在甚至可见未来的技术水平，但这无疑是“无害的”科幻。至于把休伯特这个约利克（丹尼特的脑）的计算机复制品引介出来，是否还不算越界，就不甚明朗了。（作为兜售幻想故事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边讲边为自己制定规则，违者就罚他讲毫无理论趣味的故事。）休伯特被设定为他和约利克二者之间不借助任何互通的纠错连接，却能无间同步数年。这不仅是科技创举，而已经近乎神迹了。为使计算机以接近人脑的速度处理数百万并行输入输出频段，它必须具备一个完全不同于现行计算机的基础结构。而即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类人脑计算机，它的那等规模和复杂度也会令独立的同步行为前景无望。没有这两个系统间的同步且一致的处理进程，这个故事的一大基本点便要忍痛抛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人双脑（其一备用）的前提仰赖于此。罗纳德·德·索萨评述过一个类似事例：
杰基尔博士化身海德先生，这是件怪异又神秘的事情。他们是两个人轮番占据同一个身体吗？但有比这更怪异的：扎格尔博士和博格尔博士也轮番占据同一具身体，但他们本来也彼此相像，犹如双生子！你糊涂了，那为什么要说他们变成了彼此呢？为什么不呢：如果杰基尔博士能变成和他如此相异的海德先生，那让扎格尔博士变成和他完全相像的博格尔博士岂不更加容易？
我们天生就会假设一个身体最多对应一个行动主体（agent）。要动摇它，我们需要对抗，需要绝不苟同。
——《理性的小人儿》
既然《我在哪里？》最重要的几个论点都依赖于约利克和休伯特独立的同步进程这个预设，那么就有必要指出这个预设其实相当粗暴，就像假设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地球相似的行星，逐个原子地复制了你、你所有的朋友乃至周遭环境（即希拉里·普特南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见《延伸阅读》），或者就像假设宇宙只存在了5天之久（它看上去要久得多是因为上帝在5天前造它时，也顺便造了许多充满即时“记忆”内存的成年人、藏满古籍的图书馆和充满崭新化石的山脉，诸如此类）。
像休伯特那样的义脑仅限原则上可能，尽管一些不那么离奇的人工神经系统已经呼之欲出。为盲人制造的各种粗糙的人工电视眼也早已面世，其中有些直接向脑的视皮层部分输入信号，另一些则为免精细的手术，而通过外设感官，像是指尖上的触觉感受器或一系列安置在额头、腹部或背部的刺激点来传输信息。
下篇选文便探索了这种非手术心灵延伸的前景，它是这篇《我在哪里？》的续篇，作者是杜克大学的哲学家大卫·桑福德。
D. C. D.
14 我当时在哪里？
大卫·霍利·桑福德
丹尼尔·丹尼特，或者也许是集体构成他的团体中的代表之一，在教堂山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我在哪里？》，并获得了空前的起立致敬。我当时不在场，正在休学术假，没能与那里的其他哲学家一同鼓掌。尽管我的同事们依旧相信我住在纽约，并在从事一系列哲学研究，但其实我正在就一项与丹尼特团体密切相关的事务为国防部秘密工作。
丹尼特太过专注于他的本性、整体性、同一性等问题，似乎都忘了他任务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让心灵哲学中本已棘手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而是回收一枚深埋于塔尔萨地下的强放射性原子弹头。丹尼特告诉我们，哈姆雷特（他那受遥控的无脑身体），甚至还没开始修理弹头，与约利克（他那离体的脑子）之间的通信就中断了。他料想哈姆雷特很快就会归于尘土，也就似乎既不知晓也不关心发生在那颗弹头身上的事了。而我碰巧当时对弹头的最终回收而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我的角色与丹尼特相近，但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丹尼特，或说约利克，在丹尼特/约利克与活人身体完全失去任何直接或远程的联系后就陷入了长期休眠，其间他有一次短暂的复苏，被输入了一点勃拉姆斯的音乐，来自唱针的整流输出直接输进了他的听觉神经。某类科学家或哲学家会问：“如果我们能绕过中耳、内耳，直接向听觉神经输送音乐，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绕过它们向听觉神经输送任何东西呢？甚至为什么不同样绕过它们，更进一步直接输送给“亚人”（subpersonal）层面的信息处理系统？或比这再进一步？”有些理论家（但假定不是丹尼特）会疑惑，在信息处理装置方面以人工取代自然的这一过程，何时才能到达听觉体验的最终拥有者，人的真正核心：灵魂的真正所在。另一些则视其为一个由表及里的层层转换，从意识的有机主体，到人工智能。而那个把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直接注入约利克听觉神经的科学家却在暗自思忖另一个问题：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费劲把丹尼特的耳朵和他的听觉神经分开。他想，如果我们本可以让耳朵原原本本地接在缸中之脑上，给耳朵戴上耳机，而用麦克风取代在塔尔萨地下冒险的身体上的肉耳，没准会有好效果。认为辐射只会损伤脑组织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哈姆雷特身上的肉耳首当其冲，而哈姆雷特的其他部分也紧随其后遭到损毁。在哈姆雷特身上用麦克风取代耳朵，而给正常地连着约利克的耳朵戴上耳机，比起仅是让拾音头读取普通的唱片，再把所得的输出直接注入脑子，丹尼特是可以获得更加逼真的音乐演绎的。如果哈姆雷特在一场现场表演期间坐在音乐厅里，那每一次转头都会使远在休斯顿的耳机输出产生细微的差别。这种设置会保留两个信号在音量和时滞方面的细微差别，尽管不是意识上可分辨的，对确定音源的位置来说却至关重要。
这样描述耳机上的这个微小改进，可以用来类比解释NASA技术人员的某些更为激进的举措。他们从丹尼特的危险活动中发现，人眼无法长期承受那颗地下弹头的剧烈辐射。把丹尼特的眼睛也留在他的脑子上，而把小型电视摄像机镶进哈姆雷特空洞的眼窝中，效果会更好。在我加入回收弹头的秘密任务时，技术人员已经完善了“眼机”（eyevideo）。眼机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用它就怎么看。它不仅将图像投射到视网膜上，还监控眼球的每次运动。每一次快速眼动都对应一次快速的摄像头运动，每一次扭头都对应一次摄像头移转，等等。在大多数情境下，观看行为有没有使用眼机，是很难分辨的。只是试着阅读非常细小的字体时，我会注意到锐度有细微损失，而在系统校准后，我的夜视力在用眼机的时候会比不用更好。
最惊人的模拟装置是针对触觉的。“肤机”（skinact）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就用它怎么去感受皮肤上下的感觉。不过在我描述它之前，我想先说一些可由眼机来实施的实验。要重复那个经典的颠倒镜片实验，只须上下翻转着安装摄像头即可。同类的新实验可以通过将摄像头设在偏离正常的其他位置来实施。举几例如下：所谓“兔子安装法”，即摄像头背靠背，而非并排安装；超广角镜头的兔子安装法，视野可达360度；还有所谓的“银行/超市安装法”，即把两台摄像机设在被试所在房间中相对的两面墙上——最后这种需要适应一阵，而且顺便一说，这种设置可以同时看到一个不透明立方体所有的面。
但你们想听到更多有关肤机的事。这种物质很轻，具有多孔渗透性，紧贴着穿在皮肤上。就像收音机和电视机延伸了人们听觉和视觉的范围一样，肤机也延伸了人的触觉范围。当一只人工手装备上肤机发射器，去抚摸一只湿漉漉的小狗，而真手包裹在肤机感受器中，这时这只真手皮肤里的神经受到的刺激，就好像这只真手真在抚摸一只湿漉漉的小狗一样。当肤机发射器摸到某个温暖的东西，相应的真皮肤上覆盖着肤机感受器，这时真的皮肤并没有变暖，但相关的感觉神经受到的刺激，就好像真的皮肤上真的有温暖一样。
为了回收地下的弹头，那就送入地下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身上没有活细胞，身材比例与我相当，覆盖着肤机发射器，头部安装着麦克风和摄像头，可以向耳机和眼机传送信息。它的关节就像我身体的关节一样，我身体的活动方式，它大多也能做到。它没有嘴或下巴，也没有任何呼吸消化的机制。取代嘴的是一个扬声器，会将我嘴边麦克风接收到的所有声音播送出去。
我与机器人之间还有另一个惊人的互通系统，即运动和阻力系统，简称运阻（MARS）。运阻薄膜穿在人类被试的肤机层之上，机器人的肤机层之下。我并不了解运阻工作的全部细节，不过要说出它能做什么并不难。它使机器人能够精确而同步地复制人体的大部分动作，而机器人肢体所受的压力和阻力也能复制到对应的人类肢体上。
NASA的科学家保持了我的完整，并没有像分离丹尼特那样将我一分为二。我完整地留在休斯顿后方，免受任何辐射的影响，控制着一个机器人去执行地下任务。那些科学家设想，我不会不像丹尼特那样分神，罔顾任务的首要目的，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它们都关于我的位置。呵呵，他们太不了解我了。
丹尼特提到过实验室工人用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来抓握危险品。我就像他们一样，只不过我操纵的是一个反馈控制式的全身，带有人造的听觉、视觉、触觉。尽管我仿佛是在塔尔萨深深的地下隧道里，可我会很清楚我实际上在哪里，我安全地待在实验室，戴着耳机、眼机、肤机及运阻薄膜，对着麦克风讲话。
然而结果表明，我一旦装备起来，就无法抑制地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到机器人的所在位置。就像丹尼特想看到他的脑子，我也想看到披挂着电子装备的自己。也像丹尼特很难把他的脑子等同于他自己那样，我也很难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身体：这身体，每当机器人移动头部就跟着动头，每当机器人在实验室走来走去就像走路一样动腿。
效仿丹尼特，我也开始给事物命名。我像丹尼特使用“丹尼特”那样使用“桑福德”，于是“我当时在哪里”这个问题理应与“桑福德当时在哪里”得到相同的回答。我的前名“大卫”，用作那个身体的名字——它主要由盐水和碳构成，正在休斯顿得到照料。我的中间名“霍利”，则暂用作那个机器人的名字。
“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作为普遍原则显然行不通。那个它围着大卫一走大卫也做行走的动作、它一转头大卫也转头的机器人，时下在一个高度机密的科学博物馆里，桑福德却不在那儿。
而且，这机器人在受大卫控制之前和之后，也都可能受其他血肉之躯的控制。如果说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那只有在霍利与大卫或大卫的一个复制品以前述几种方式中的至少某几种保持通信时，我才是这样的。丹尼特的第一原则“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也需要类似的限定。
可机器人却不止一个，我把机器人命名为“霍利”的尝试于是陷入了困境。休斯顿有两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一个主要是塑料的，另一个主要是金属的。它们从外部看如出一辙，而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那它们内部的感受也一模一样。这两个机器人都没有被派去塔尔萨。第三个机器人，尺寸做成了3/5，因而能在狭窄的舱室里轻松施展——它当时已经在那儿了。寻回弹头的正是它。
一俟我了解到了机器人不止一个的事实，技术人员往往不等大卫睡着就切换频道。当小霍利从塔尔萨凯旋时，我们三个，或者说三个我，开始轮番上阵，而暂时不运转、无感觉的机器人则由三个人类帮手配合着防止摔倒。我坚持将自己定位在那个活跃、有感觉的机器人身上，并因此具有或至少似乎具有了一种不连续时空穿梭的体验：我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却不占据任何居间位置。
对我而言，大卫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的原则并不比丹尼特那个类似的“约利克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的原则更有吸引力。我拒斥它的理由更多是认识论上的，而非法律上的。自从小霍利从塔尔萨归来，我就没再见过大卫，我不能确定大卫依然存在。出于某种我从未完全理解的理由，自从大卫开始通过肤机、眼机、耳机感知外部世界以来，我便不再拥有与呼吸、咀嚼、吞咽、消化和排泄相关的体验。当塑料的大霍利清晰地发言时，我不确定大卫的横膈膜、喉头、舌头和嘴唇的动作依然与大霍利的发言有因果上的相关。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直接接入相关神经并对神经输出进行整流的技术，而神经输出本身也部分地是应人工整流的输入而生。神经输出经过整流后才能向接收器发射相同的信号，而接收器连接的扬声器则安装在塑料大霍利的头上。实际上，这些科学家有技术避开任何作为因果中介的高级电子设备，甚至那些直连脑子的更高级设备也可以取代。我想，假设大卫出了点毛病：它的肾坏了，或者冠状动脉有了个血栓。大卫任何脑以外的部位都会死亡，由此，脑也可能死亡。既然约利克，即丹尼特的脑，它的计算机复制品已大功告成，那大卫的脑的计算机复制品就也可能制造出来。我可能变成一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或者一个“机器人——计算机”组合，不再具有任何有机的部分。这样一来，我就会像弗兰克·鲍姆笔下的人物，斧头尼克——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铁皮樵夫”——一样，经历从有机到无机的转变。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另有一个分身，以应对改换身体后个人持存方面的谜之状况，我们还要有材料来制造更多的分身，以应对一个自我分裂为多个的谜之状况。如果脑的一个计算机复制品造得出，那就也造得出两个、三个、二十个。每个计算机复制品既然都能控制一个丹尼特描述的那种改造版无脑人身，那也就能控制多个霍利中的一个。无论是身体转移、机身转移、脑转移、计算机转移，无论你怎么叫它，都无须借助更先进的技术即可完成。
我意识到我被一个类似于阿尔诺归给笛卡尔的论证说服了：
·我可以怀疑人体大卫、或它的脑子是否存在。
·我无法怀疑我在看、在听、在感受、在思考。
·因此，在看、在听等等的我不能与大卫或他的脑子相等同；否则我若怀疑它们的存在，也会怀疑我自己的存在。
我也意识到大卫本也可以分解成活体的功能部块。带着眼机的眼睛可以与大厅的脑相联。目前靠人工血液而存活的四肢，同样可以各自拥有单独的房间。无论这些外围系统是否仍与塑料大霍利的运行相关，脑都可以被拆走，而各亚人处理系统间的信息传递差不多还会像之前那样迅速，即便需要传递更远的空间距离。如果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计算机复制品，计算机的各部分就会按丹尼特在《意识的一种认知理论初探》一文中简短描述过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在空间上散开。而内部各信息处理子系统，我的思想、行动和激情的共同成因，它们的空间连续性或化学构成似乎与我的人格位置、整体性或同一性无关。
丹尼特的人格位置第三原则，首次是这样表述的：“丹尼特认为自己在哪儿就在哪儿”。这带来了误解。丹尼特不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在教堂山对“他真的在教堂山”而言是充分的。他的意思毋宁是，一个人视角的位置就是这个人的位置。当然，人可不仅仅是“看”事物，还通过其他感觉来感知，还会运动。人的某些运动，例如头部和眼睛的动作，直接影响了人看到什么。人的许多运动和位置是被持续感知到的，尽管有意识的注意只是断断续续。霍利家族的机器人几乎保留了全部正常功能，以及一个人的感官、肢体与各机器人发现自己所处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一台运行良好的霍利机器人，其空间统一性就足以让桑福德对“机器人在哪里”有一种统一的位置感。那时，预想到要拆解霍利，比预想到肢解大卫更令人不安。
我意识到，将来自大卫、计算机复制品或无论哪里的输入输出，分配给小霍利、金属大霍利和塑料大霍利，技术上是可能的。或者，单一个机器人可以被大卸八块，而其各部分会继续独立地行动，转播感知信息。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的统一感会变得怎样。我还能否为作为单个行动主体的自我保留一点自我感？在这种怪异状况下，我可能会想效颦笛卡尔，并说，我不仅是像舰队司令指挥舰队那样控制这些不同的部分，还几乎是与它们结为一体的，可以说我与它们太过密不可分，似乎与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不然我可能难以胜任自我整合的任务。鉴于空间上分离且独立的信源释放给我的只有隆隆嗡嗡的烦人迷惑，我一系列的运动及感知活动会不会是被还原为了回忆、沉思和幻想，而非在空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分布？我很庆幸自己尚未有机会查证。
如果我们认为光、压力波等等都携带了物理世界的信息，那视角就是这些信息被某个感知者接收的那个空间点。正如丹尼特评述的，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反复切换视角。遥控危险品的实验室工人就可以在机械手臂和血肉手臂之间来回切换视角。全景电影的观众，也可以在急速俯冲的过山车和观看屏幕上瞬息万变画面的影院座椅之间，来回切换视角。丹尼特一度无法在约利克与哈姆雷特之间完成这一切换，而我则一度无法在大卫与霍利之间完成。我当时尽力尝试，还是无法让自己以为是在看眼机投放的画面，而不是传送给眼机的镜头前的场景。类似地，以我目前拥有身体的状态，我无法把视角往里移几英寸，好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视网膜图像而眼前非杂乱无章的手稿之上。我也不能移动我的“听觉角度”来注意到鼓膜的震动，而非外部的声音。
我的视角一度来自一个机器人的位置，而我一度强烈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这个视角之上。尽管我把机器人的位置视作我的位置，却没那么容易把自己就等同于一个机器人。尽管我如果不是这台机器人还会是什么，对此我没有明确的看法，我还是乐于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我和机器人尽管截然有别，但却在同一时间占据了同一地点。与位置的不连续变化相比，这个想法更让我忧虑：无论何时切换频道，我都会立时不再等同于某个机器人，而转与另一个机器人相等同。
汇报任务的时间到了，主管科学家维克瑟尔曼博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特大惊喜，这让我充满了惊恐不安。大卫还活着吗？大卫的脑子还漂在缸里？这些天来我一直是作为一个计算机复制品而在线的？是有好多个计算机复制品，每个都控制一个机器人，还是每个都控制一个不同的改造版人体？我并没有料到真正的惊喜。维克瑟尔曼博士说，我可以见证我自己的拆解，即拆解我一度所在的那个霍利。我照着一面镜子，看到技术人员解开表层，将其剥下。结果发现，我，大卫·桑福德，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就在那下面。大卫保住了健康；48小时前，在大卫睡眠期间，摄像头直接安在了眼机前，麦克风直接安在了耳机前，一层敏感的肤机直接安在了我的皮肤外层，等等。有一阵子，当我以为我的位置是塑料大霍利的位置时，我实际上正身着一套制造精巧、栩栩如生或严格说栩栩如死的机器人装束走来走去。呼吸和进食等感觉很快回到了我身上。
取下眼机设备丝毫没在视觉方面改变事物的样子。有一阵子，当我以为大卫的眼睛在另一个房间时，它们其实就在摄像头后，这一事实让我更倾向于说，眼机系统并没有在其使用者和物理世界之间设置任何障碍。就好像通过显微镜、望远镜或在矫正镜片的帮助下看东西。当一个人通过眼机系统进行观看时，这个人看到的是聚焦在镜头前的东西，而非某种冥想中的视觉对象，即便外在对象与视感知之间的因果链条，多多少少被居间的设备改变和复杂化了。
因此，我现在就在这里，并且毫无疑问，当大卫在那个双层套装之中时，我也在那套装里。但当大卫在一个单层套装中，而另一层包裹在一个机器人身上时，我的位置仍像个谜。如果这个谜相比丹尼特提出的那个有任何更富启发之处，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丹尼特。假如他完全达成了使命，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亲自上阵了。
反思
桑福德的故事比起它的前篇更接近可能。马文·明斯基，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始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项技术的前景：
你穿着一件舒适的夹克，上面排着传感器和类肌肉马达。你胳膊、手、手指的每个动作，都复制到了别处的活动机械手臂上。这些手臂轻巧有力，都有自己的传感器，通过它们你可以看到、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使用这种器械，你可以在另一个房间、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国家乃至另一个星球“工作”。你虽是远程在场，却具有巨人般的力量，外科医生般的精细。灼热或疼痛被转化为既有提示性又可忍受的感觉。你危险的工作变得安全而愉快。
明斯基称这项技术为“遥在”（telepresence），是帕特·贡克尔向他建议的一个词。明斯基还描述了已经取得的进展：
遥在不是科幻。如果我们马上开始规划，到21世纪，我们就会有一个遥控经济。这一项目的技术范围不会大于设计一款新型的军用飞行器。
桑福德设想的运阻系统中的某些部件也已经有了雏形——带有反馈系统的机械手臂，能够传输以各种方式增减的力和阻抗。甚至还有一些促成眼机的举措：
费城的飞歌公司（Philco）一名叫史蒂夫·莫尔顿（Steve Moulton）的工程师制作了一只出色的遥在眼。他在一栋楼的顶部安装了一台电视摄像机，并戴上头盔，使他动头时楼顶的摄像头也跟着动，连在头盔上的显示屏也跟着动。
戴上这个头盔，你会有在楼顶鸟瞰费城之感。如果你“俯身向前”，那会有点吓人。不过莫尔顿做的最惊人的事是给脖子设置了2:1的比率，这样你转头30度时，安在楼顶的眼睛会转60度；你会感到你就好像有个橡胶脖子，你的“头”可以转满一整圈！
未来会有更加离奇的东西出现吗？贾斯汀·莱伯，休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在下一篇选文中对这些主题发表了更为激进的看法，这篇节选自他的科幻小说《岂止排异》。
D. C. D.
15 岂止排异
贾斯汀·莱伯
（1980）
沃尔姆斯（Worms）开始了他的夸夸其谈：“人们常以为，只是制造一个成年人类身体的话，应该轻而易举，就像盖栋房子或者造架直升机。你会想，那，我们知道这一过程涉及了什么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怎么相互结合，又怎么根据DNA模板形成细胞，而细胞又是怎么在化学信使——激素——的控制下形成器官系统的，诸如此类吧；所以我们应该是能从零开始造出一个功能完好的人类身体。”
沃尔姆斯挪动了一下，这样就挡住了他们看到慢跑者的视线。他把喝干的咖啡杯往桌上一放，以示强调。
“当然了，理论上讲，总之我们可以从零开始造出一个人类身体。不过从来没人做到过，事实上甚至从来没人试过。上世纪中叶，2062年前后吧，德黎恩济造出了第一个功能完好的人类细胞——肌肉组织。此后不久，主要的种类相继出炉。然而即便那时，也并不是真的从零制造。像其他人一样，德黎恩济是用当时存在的碳、氧、氢等等，或说用一些简单的糖和酒精造了一些基本的DNA模板，然后从这些DNA模板中培育出了其余的全部。可那是培育，不是制造。比起那个20年前耗费数百万信用点制作一个1毫米胃壁的实验室，现在的人在制造器官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
“我并不是想用数学烦你们，”沃尔姆斯继续说道，目光从特里身上移开，“不过我那位在工学院的老教授曾经估算，需要用尽地球和联邦其他成员星的全部科学及制造业才能，花大概50年和1古戈尔（googol，10的100次方）信用点，才能造出一只人类的手。
“你们可以想象，做一个这样的东西耗费会有多大。”他说道。他让开他们的视线，朝那名慢跑者做了个手势，接着取下挂在跑步机控制台旁的写字板，浏览了一下上面的记录纸。
“这个身体已经空闲了3年。它的运行年龄是31岁，不过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位萨莉·卡德摩斯，是在34年前出生的。当然按理说，3年对一个不事运转的身体而言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她很健康，肌肉组织好得可以去当宇航员——据说萨莉曾是这儿的一名小行星矿工。这具身体似乎在霍尔曼轨道冻结了2年。我们在4个月前得到了它，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现在你某一天或许就会看到她在附近走动。
“但萨莉·卡德摩斯不会那么做。她的最后一卷磁带只是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例行公事，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移植的指示。我相信，你们所有人的磁带都是最新的。”他露出一副家庭医生的面孔，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我每6个月录一下我的心灵，以备不时之需。毕竟，这磁带就是你——你的个体软件或个体程序，其中包括记忆存储。所有使你成之为你的东西。”他朝助手走去，后者刚刚带进来一位漂亮的年轻男子。
“就比如你吧，彼德森女士，你最后一次录磁带是什么时候？”
这位助手，一位三十几岁的瘦削红发女性，猛地把搭在身边年轻男子身上的手甩开，瞪着奥斯汀·沃尔姆斯。
“关你什么事——”
“噢，我没指望你真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等彼德森冷静下来后，沃尔姆斯朝其他人咧嘴一笑，“不过你们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她一直以来每年都更新磁带，这也是推荐给我们这行人的最起码要求。但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基本的预防措施，因为他们认为，严重的身体损伤这个想法太吓人了。他们只是放任自流。而且，由于这个问题是如此个人化，无人知晓，无人过问，无人提醒，直到发生概率为五十万分之一的事故：真正不可弥补的身体损伤或者整体的毁坏。
“此时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已经20年没录过磁带了。这意味着……”
他扫视人群，好让大家明白他的意思。然后，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毫无疑问，特里一直在掩藏她。是个典型的金发碧眼女孩，十五六岁。她直勾勾地注视着他的双眼。或者说看穿了它们。有些事……他继续说。
“这意味着，如果他或她够走运且遗产丰厚，就会有人来为你面对所有常见的排异问题：这些问题在用一个几近中年的身体去适配一个年轻心灵时就会出现。但植入的心灵也要面对所有那些被受体身体成倍增加了的问题。植入体须得应对一个20年后的未来世界，以及一个毫无意义的‘生涯’，因为他缺乏旧心灵20年来积累的相应记忆和技能。
“更有可能的是，你会遇上真正的灾难。你会遭遇大规模的排异、精神错乱和实质性的早衰，以及死亡。真正的、最终的心死。”
“可你仍然有那个人的磁带，用你的话说，就是他们的软件，”彼德森女士说，“难道你不能用另一个空闲身体再试一次吗？”她的手依旧没沾她带进来的那名年轻男子的身。
“有两个问题。首先，”他向上竖起食指，“你要认识到，要一个心灵和一个身体相匹配是何等困难。即便有肉体学家（somatician）和灵魂学家（psychetician）不遗余力的帮助，有现代生物心理学工程师尽其所能地使之结合，即便内置一台极具创意的调谐器使其结构成形，重生也着实是一件难事。
“通常情况下，即磁带是最新的，心灵状态良好且稳定，受体身体合宜，那失败率大概是20%。而我们知道，如果是第二次，失败率会跃升至95%；而对一个磁带过期20年的人来说，第一次就差不多有这么凶险。他或许能挺过头几天，但无法把自己拉进现实。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在20年前消失殆尽。没有朋友，没有生涯，一切都变了样。届时，心灵会排斥它的新身体，也排斥它醒来后所处的那个新世界。所以你并没有太多机会。当然了，除非你是那种罕见的不老仙女体质（nympher），或者更为罕见的‘飞跃者’。
“第二，政府会承担第一次移植的费用。当然，他们可不会为一个奢华的身体，比如一个仙女身体买单。为了那样的一个玉体，你花费的信用点要超过200万。你能在一两年内得到一个可用的就算走运了。政府只承担基本的手术及调谐工作的费用。光这些就得花差不多150万。够给我发100年工资，也足够送你们六七个坐头等舱来一次‘冠达号铀禧年环行星旅行’了。”
奥斯汀一边说着一边挪向跑步机控制台。他说完的时候，听众们注意到，一架大型结构体正从天花板降下来，悬在慢跑者萨莉·卡德摩斯身体的上空。它就像一个大型木乃伊的上半身，和一个填充舒适的扶手椅，两者的混合体。奥斯汀滑向那台跑步机。听众们眼看那架结构体像一个古老的铁娘子刑具那样打开。有人发现慢跑者慢了下来。
奥斯汀刚好及时赶在那个结构体合拢前慌忙完成了对慢跑者控制包的调节。他在慢跑者的大腿后侧老练地敲打了两下，让腿离开了放慢的跑步机。
“所幸，虽然移植风险很大，但需要动用移植的事故也很少见，”他说着，那架结构体在他身后升了回去，“否则，规定政府来负担首次移植费用的凯洛格——墨菲法案，会让政府破产。”
“这个身体要去哪儿？”金发小女孩问道。奥斯汀现在发现，她可能不过十来岁。她的某些姿态让他刚才觉得她要更大一些。
“通常它会进入一种人工冬眠：只维持低温和最必要的生命活动。不过这具身体明天要做移植，所以我们会让它的生物机能维持在正常水平。”他给这具身体又额外注射了4毫升葡萄糖盐水血浆，这在计划之外。这是为了补偿额外的慢跑。他没有做正式计算。不是说这种计算不是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如果你让他解释，他可能会说正式计算会要求再多一半的血浆。可他觉得，那具身体从每毫升水和每分子糖中汲取的比常人要多。迹象或许在汗味里，在皮肤的颜色和质感，还有肌肉组织的弹性中。反正奥斯汀知道。
要肉体助理说，奥斯汀·沃尔姆斯是太阳系最好的食尸鬼（ghoul），僵尸最好的朋友。即便是开玩笑说的这话，他们也真是这么想的。
奥斯汀了解到“食尸鬼”“摄魂怪”（vampire）这些黑话的来源时，是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吐了的。
特里观光团移步灵魂学实验室了，他们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但奥斯汀的心思并没有回到布鲁勒“心灵抽象理论核心方程组”上。他还在疑惑那个十来岁的金发女孩漫步赶上团队其他人之前跟他说的那句话：“我敢打赌，当那个心灵醒过来，发现自己背上那个东西时，会大吃一惊。”他纳闷，她怎么会知道那不仅仅是慢跑者后背上的管线胡乱拼凑而成的系统的一部分。
“我叫坎迪·达琳”，她离开房间前补充道。现在他知道她是谁了。你永远也不知道能从一台调谐器中期望什么。
***
灵魂学家料理心灵，这就是他们有时被叫作摄魂怪的原因。肉体学家被叫作食尸鬼，因为他们料理身体。
——I. F.和S. C.的手术日志，附录II，新闻通稿
杰梅茵·米恩斯（Means）朝他们咧嘴一笑，狼一般狡黠。“我是个灵魂学家。就是特里会叫作摄魂怪的那种人。如果你们不想这么叫，就叫我杰梅茵好了。”
他们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对着房间一头的黑板坐下。这房间原本塞满了资料柜、格子工位和计算机控制台。发言的这位女士穿着严实简朴的工装。她刚来诺伯特·维纳研究医院（NWRH）时，院长曾建议她说，首席灵魂学家应该穿得更得体些。那位院长早就退休了。
“就像你们从奥斯汀·沃尔姆斯告诉你们的话里了解到的，我们将个体人类的心灵，看成是记忆、技能和体验这些印在脑子的物理硬件上的东西的抽象模式。这样想：你拿到一台刚出厂的计算机，它就像个空白人脑。它还没有子程序，就像人脑没有技能。这计算机也还没有数据阵列可供调取，就像空白的脑没有记忆。
“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去把前人所能留下的记忆、技能、体验的模式，植入一个空白脑。这并不容易，因为脑子并不是造出来的。你得培育它们。独特的人格也得成为这种成长发育的一部分。因此每个脑都是不同的。所以也没有哪个心灵“软件”与任意的脑“硬件”完美适配，除了那个它随之成长起来的脑。
“比方说——”杰梅茵·米恩斯放轻了声音，免得惊扰到彼德森女士的男友，后者正在一张垫得很舒适的椅子上打盹，优雅的双腿伸得笔直，展露无遗，从紧身裤到凉鞋。“比方说，把压力施加到这人的脚上，他的脑就知道如何解释来自脚上的神经脉冲。”她将她的话诉诸了行动。
“他的尖叫表明他的脑识别出了施加在他左脚脚趾上的可观压力。而如果我们植入另一个心灵，它就不会正确地解释这一神经脉冲——它没准会觉得这个脉冲像是胃痛。”
那个年轻人倏地站了起来，朝杰梅茵走去，而杰梅茵已经走开去拿一副像是上面装了镜子和齿轮的护目镜。等他走到她那里，她转过身面向他，把副护目镜塞进他的手里。
“好，谢谢你的自告奋勇。戴上它。”他不知还能做什么，就照办了。
“我想让你看着刚才坐在那儿的金发女孩。”他转身时有些摇晃，她轻轻扶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看上去是透过护目镜看向了坎迪·达琳偏右几度的一个点。
“现在，我想让你用右手指她——快！”年轻人伸出手臂，手指同样指向女孩偏右几度的地方。他开始向左移动手指，但杰梅茵把他的手拉向他的一侧，拉出了护目镜允许的视野之外。
“再试一次，快。”她说。这一次，手指不像之前那么偏了。试到第五次时，他的手指直接指向坎迪·达琳，尽管他依旧看着她的右方。
“现在摘下眼镜。再看着她。快速指她！”他刚一指，杰梅茵就立即抓住了他的手。尽管他没有直视坎迪·达琳，却正指着她左侧几度的地方。他看上去困惑不解。
杰梅茵·米恩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戴着护目镜的头，角度好像是你从天花板俯视它们。在戴护目镜的头的视线左侧，她又画了一个头，并用粉笔写下“15°”来标示那个角度。
“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调节的简单案例。护目镜里有棱镜，它们使光线发生了折射，因此当他的眼睛告诉他，他正直视她时，他的眼睛实际上瞄向的是她右侧15度的位置。而手的肌肉和神经就被调节为指向他眼睛实际瞄向的位置，所以他指向了右侧15度。
“但是眼睛随后看到手偏右了，于是他开始纠偏补正。几分钟后，也就是试了5次以后，他的运动协调系统得到了补偿，于是他指向的就是眼睛所传达的她的位置：他调整后指向了比正常偏左15度。而我取下眼镜后，他的手臂仍是调为补偿态，所以他指向左侧，直至再次调整。”
她拿起护目镜。“人类能在几分钟内适应那种扭曲。但我能校正这些现象，校正到让整个房间都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如果你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要做些事，就会发现很困难，非常困难。但如果你继续戴着护目镜，一两天后，整个房间会正过来。一切都会显得正常，因为你的系统已经自行调节过了。
“如果你再摘下眼镜，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坎迪·达琳咯咯一笑。彼德森女士说：“哦我懂了。心灵已经适应好了，会把来自你眼睛的信息，对，颠倒过来，所以你摘下眼镜后——”
“正是如此，”杰梅茵说，“一切在你看来都是颠倒的，直至你重新适应不戴眼镜的视觉，而这种适应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头一两天你会跌跌撞撞，过后，一切都啪地一下重新正过来。那个跌跌撞撞的时期很重要。如果把你绑在椅子上，头的位置固定起来，那你的心灵和身体就不能自行调节。
“现在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当我们把一个心灵植入一个空白的脑中时，会发生什么。几乎一切都将失调。来自你眼睛的信息可不是颠倒那么简单了，而是会乱作一团，情形数不胜数。你的耳朵、鼻子、舌头，以及遍布全身的整个神经网络，亦是如此。这还只是输入的信息。当你的心灵要让身体去做事时，它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你的心灵想让你的嘴说‘水’，但老天才知道发出来的会是什么声音。
“而且更糟的是，无论发出来的是什么声音，你的新耳朵都不能把一个准确版本给到你的心灵。”
杰梅茵朝他们一笑，瞥了一眼她的手表。特里站了起来。
“特里会带大家继续了解。让我总结一句就是，把一个人的心灵磁带放入一个准备好的脑子中播放，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最大的问题是让重置后的脑，严格地说是大脑皮层，与系统的其余部分相协调。奥斯汀·沃尔姆斯可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明天会启动一台移植手术。录入原始磁带用不了1小时，但调节要花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如果你算上整个疗程的话。有问题吗？”
“只有一个问题，”彼德森女士说，“我能理解对一个心灵而言，在移植中存活下来有多困难。当然我也知道，移植一个超过85岁的心灵是非法的。不过一个人——如果你把心灵称作‘人’的话——难道不能一个身体接一个身体地转移，借此实现永生吗？”
“好的，这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即使我们有很多时间，而且你也很懂数学。直至本世纪，人们都还相信衰老是身体在物质层面发生故障的副产品。如今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类心灵无论占据了一个多么年轻的身体，大致拥有100年的经历后，都将迎来必然的衰老。你们也知道，少数成功的飞跃者等了50年后还是在移植中存活了下来。因此，理论上一个飞跃者在此后1000年仍可运转。但这样一个个体心灵能包含进去的生活经历，不会比你们更多。当你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存储中的磁带时，你并不是真正地活着。”
听众陆续离场。杰梅茵·米恩斯注意到那个金发女孩留了下来。
“嗨，我是坎迪·达琳，”她叫道，“希望你别介意。我以为跟着正规观光团溜进来会很好玩。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气息。”
“你的容器在哪里？”
***
奥斯汀·沃尔姆斯宣布，基本的身体啮合程序已经完成。
——I. F.和S. C.的手术日志
恏（Gxxhdt）。
戹昰（Etaoin shrdlu）。嗯。
反嗯。
离开魇兽（mooncow）像太迪熊那么好。还是很好，走。离开，沿着，唉，延着环形轨道摆动，从空间偏转直到虫洞，带来了我们。现在开始。醒来。
所以我现在这理，从虚无中来，如同爱欲之神厄洛斯来自死神，只知道我是伊斯梅尔·福斯，轮廓清晰，肌肉发达，正在转录磁带，并且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哪里醒来，或转录到哪里。希望这只是个梦。但这不是梦。哦不，不是梦。一块镜筒状的明斯特奶酪，流躺在我的眼皮上。
通过一度无言、而今又不记得的无尽校准和配置，似乎要起来了。醒来。
“伱好，我是坎迪·达琳子。”
起初我想回复的是“我是归来的伊斯梅尔”。试了3次后，我说得好一些了。眼前的明斯特奶酪也变成了一个金发小姑娘，蓝色的眼眸炯炯有神。
“你的初步移植终于在昨天完成了。大家都认为你是个成功案例。你的身体是个尤物。你现在在休斯顿的诺伯特·维纳研究医院。遗嘱检验交代清楚了你有两份遗产。你的朋友彼得·斯特劳森已经为你料理了事宜。现在是2112年4月第一周。你活着。”
她站起来，摸了摸我的手。
“你明天开始治疗。现在睡吧。”
她关上身后的房门时，我的意识已渐模糊。我甚至不会被我注意到的东西所激动。我的乳头感觉就像葡萄那么大。当我一路向下游走到肚脐时，我睡着了。
第二天，我发现我不仅没了阴茎，还长出了一条1米长的卷尾。我的第一感觉是厌恶。
我逐步努力恢复了意识。我做了无数个光怪陆离的梦，走着、跑着、踉跄着远离不可名状的恐惧。梦里还有些转瞬即逝的性事，主演是我（先前）的身体。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旧身体。这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杰梅茵·米恩斯医生后来告诉我说。我能清晰地想象，当我伸展肢体，展示肌肉的健美时，镜中曾是什么样子：一丝丝高过6英尺4英寸，205磅，肌肉线条清晰，身体胖瘦合宜，一团红色的卷曲胸毛容易让我决定永远不留胡须。做一个自信甚至略显笨拙的巨人，俯看一个充满小个子的世界，这感觉很棒。
哦，我并不真的是健美运动员之类的什么人，只是做了足够的锻炼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有吸引力。其实我并不怎么擅长体育运动。但我那时喜欢我的身体。这对于我在“跨行星商务组织”（IBO）所从事的公关工作也有帮助。
我还是仰面朝天地躺着。我觉得我缩小了，对缩小了。随着温暖而汹涌的睡意退去，我的右手挪到了肋骨上，对肋骨上。它们纤细而突出，就好像皮肤包在个笼子上。我觉得自己就像副骷髅，直到我摸到了团块、肿胀、增生、囊袋。即便在当时，一部分的我也意识到它们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算大，但大部分的我感觉它们大如网纹瓜。
你或许曾想象过某种春梦中会有此情景：你躺在医院病床上，伸手一摸就摸到了它们。适应了我的双手之后，变硬的乳头正安坐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无疑有些男人也用双手在真正的肉体上感受过这种温存的幻想。女人们或许感受过捏动和刺痒的感觉，而不是幻想中的肉欲翻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我知道了许多性事都是如此。或许异性恋会因无知而任由它延续下去：每个伴侣都尽可以为对方制造这种感觉。）
可我新得的身体实在激不起我的性欲，从两方面来说都不行：我的手指一碰到它们就感觉是碰到了病灶，两块死肉癌瘤；而从所谓“内部”来说，我感觉是我的肉体肿了。床单擦在乳头上，感觉很粗糙。一种奇怪的疏离感，乳房仿佛是断开了神经连接的果冻，而两个敏感点还离开了胸部，在前面几英寸的地方。死点。排异。这些方面我学了不少。
我用手向下摸索，预备好了迎接臀部的曲线。我没摸到阴茎，也没指望会有。我不叫它“大伤口”，尽管这个词常见于“星际舰队”（space-marine）黑话，以及一小部分极端仆——主型（Secretary ＆ Master）男男风月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是几天后从米恩斯医生那儿。她说，传统的男男色情内容揭露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典型错觉：一个“身体形象病理学的丰富信息来源”。她指出“大伤口”是我对它的感受，这当然完全正确——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
我不仅骨瘦如柴，还几乎没有体毛。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丝不挂，像婴儿那般赤裸、不设防。尽管我的皮肤不那么白皙，还摸得见一道伤疤。去摸卷曲的阴毛时，我几乎如释重负：没了。双腿有如细棍儿。但我确实在两股之间摸到了什么。也在两膝之间，两踝之间。我的老天。
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某种运除我身体排泄物的管子。但我顺着两腿间向下摸索时，发现它连着的不是那个部分。它连在我的脊柱末端，或者毋宁说它成了我的脊柱末端，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它是我的肉。我并不十分想要它，不过也得说，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吓坏了，而那个该死的东西就像条蛇一样从床底翻起来，掀起床单蒙住了我的脸。
我拼了命地尖叫起来。
“切掉它。”在他们给了我足量的β-正胺（betaorthoamine），停止了尾巴的翻动抽打之后，我就这么说。杰梅茵·米恩斯医生指令其他人离开房间后，我对她说了好几遍。
“听着，萨莉——我会这么叫你，直到你给自己选个名字——我们不会切掉你的尾巴。据我们估计，这么做几乎肯定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排异反应，你会死。几千条神经将你的脑和卷尾相连。你的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监控指挥你的尾巴——脑的这部分像其他任何部分一样，需要练习和整合。我们将你的心灵模式录入了你现在的脑中。它们必须学着和睦相处，不然你就会发生排异。简言之，你就会死。”
米恩斯医生继续给我警告，我得学着去爱我的新身体——她几乎是滔滔不绝地在夸赞它——还有我的新性别和新尾巴。我还要去做许多练习和测试。还要去告诉很多人我感觉如何。我应该为多长出一只“手”而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意识到我确实别无选择时，我的新身体顿时冒出一身冷汗。假设我昨天听到的是真的，那么我并不穷。但我也肯定承担不起一次移植的费用，更别说一具令人向往的身体了。我是拜凯洛格——墨菲议案所赐，免费得到了这些。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我呆呆地盯着墙壁。一位护士用托盘端来了炒蛋和吐司。我既没理会护士也没理睬托盘。口水从薄薄的嘴唇中流出来。就让它受罪吧。
反思
尽管心灵磁带的想法很迷人，但若推测有朝一日这样来保存一个人是有可能的，几乎一定是错的。莱伯看到了这个根本的困难：脑不像刚出厂的计算机，全都一个样。即使在刚出生时，人脑也无疑有了独一无二的结构，就像指纹；而一生的学习和经历只会加深它们的独特之处。指望（在“心灵转录”的某个周期中）从脑中“读出”某个程序与硬件无关的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根据。即便能够造出这种心灵磁带，要使其与另一脑硬件兼容，希望更是渺茫。计算机是为大量且快速地嵌入新程序而设计成了易于随时重新设计（在另一层次上），脑恐怕并非如此。
莱伯出色地想象出了技术人员可能会尝试哪些方法来解决这个不兼容问题（他的书还包含好多这方面的奇思妙想）。但他为了把故事讲好，不得不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依重要性次序一笔带过：在结构不同的脑之间，就像在你们的脑和我们的脑之间，传递大量信息会有很多麻烦。但这些问题并非无法克服。不过我们或许最终会发现，要完成这类任务，最为行之有效的是既有技术。这类技术中最先进的范例之一，此刻正在你们手中。
D. C. D.
16 软件
鲁迪·拉克
（1981）
科布·安德森本想再多待会儿，但海豚可不是每天都见得到的。这儿有20甚至50只海豚，或是在灰色的小波浪中翻滚，或是跃出水面。看见它们真好。科布视其为一个征兆，于是提前一小时出了门，去喝他每晚的雪利酒。
纱门在他身后啪的一声关上了。他被黄昏的阳光下晃了一下眼，原地站着恍惚了一会儿。安妮·库欣透过隔壁小屋的窗户看着他。披头士的音乐从她身后传来。
“你的帽子忘了。”她提醒道。他依旧很帅，胸脯厚实，蓄着圣诞老人一样的胡须。她不介意与他合欢，如果他不那么……
“瞧那些海豚，安妮。我不需要帽子。看它们多开心哪！我不需要帽子，也不需要妻子。”他踏上柏油路，僵硬地走过那些白色的碎贝壳。
安妮回去继续梳头了。她的头发又白又长，她用激素喷雾保持头发浓密。她60岁了，但激情并未消退。她兀自呆想，科布会不会带她去下周五的金色舞会。
《浮生一日》（“A Day in the Life”）最后的长音在空中回荡。安妮说不上她刚才听的是哪首歌——过了50年，她对音乐的反应几乎消失殆尽了——但她还是穿过房间将唱片翻面。“要是发生点什么就好了，”她第一千次这样想，“总是做我自己，太让我厌倦了。”
在一家小超市，科布选了1夸脱冰镇的廉价雪利酒和一纸袋湿答答的煮花生。他还想要看点什么。
小超市陈列的杂志可无法与你在可可城能买到的相提并论。科布最终选定了一份叫作《亲亲看哦》（Kiss and Tell）的求爱报纸。这份报纸总是精彩又诡异……大多数征友者都是像他这样年逾古稀的嬉皮士。他将头版照片折到下面，只露出标题：《给我来点儿老礼儿》。
有趣，同一个笑话能让你笑好久，科布等着付钱时想到。性似乎总在越发稀奇古怪。他注意到他前面的那个男人，戴一顶塑料网面的浅蓝色帽子。
当科布聚焦在那顶帽子上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不规则蓝色圆柱体。可当他让自己穿过网眼去看时，能看到的是里面秃头的平滑曲线。瘦削的脖颈和一个灯泡般的脑袋。是一个朋友。
“嗨，法克。”
法克把钢镚划拉起来后转过了身子。他看到了酒瓶。
“今天的‘畅饮时段’提前了哦。”一句忠告。法克忧心科布。
“今天周五。多给我来点儿老礼儿。”科布把报纸递给法克。
“七 八五。”收银员对科布说。她的头发染成了白色，烫着卷，皮肤则经过深层美黑，透出油亮的光泽和讨喜的飒爽撩人之感。
科布惊了一下。他已经数出钱放在手里。“我算着是六（块）五十。”数字在他脑海中盘旋。
“我说的是我的信箱号码，”收银员甩了甩头说，“登在《亲亲看哦》上的。”她故作腼腆地一笑，接过了科布的钱。她为她这个月登的广告倍感骄傲。她可是为那张照片跑了一趟照相馆的。
出来后，法克把报纸还给科布。“我不能看这个，科布。我可还是幸福的已婚男人呢，日月可鉴。”
“来颗花生？”
“谢谢。”法克从小袋子里取出一颗湿软的花生。他那布满老年斑的手颤抖着，怎么也剥不开花生壳，于是把整颗丢进了嘴里。一会儿他就把壳吐了出来。
他们吃着面塌塌的花生，朝海滩走去。他们没穿上衣，只穿短裤和凉鞋。黄昏阳光舒适地打在他们的背上。一辆“霜霜先生”（Mr.Frostee）卡车静静驶过。
科布拧开他那深棕色瓶子的螺旋盖，试探性地呷了第一口。他希望他还记得收银员刚刚告诉他的信箱号码。可那号码已不再为他的记忆驻留。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的记忆游荡回他的第一批机器人身上，他回想起它们是如何学会波普生活（bop）的。
“送餐又晚了，”法克一直在说，“而且我听说代托纳那边有一个新的杀人团伙，人称‘小骗子’。”他不知道科布能不能听见他说话。科布只是站在那儿，两眼空洞暗淡，嘴唇周围浓密的白胡须上沾着一滴黄色的雪利酒。
“送餐，”科布说，猛然回过神来，他重返对话的方式是低沉而确信地说出他听进去的最后一个字眼，“我的食物供应还好。”
“但新餐上来时还是得吃点，”法克告诫道，“为了防疫。我会告诉安妮，让她提醒你。”
“为什么大家都对活着这么感兴趣？我离开我老婆来这儿，是为了喝酒和平静地死去。她啊，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完蛋呢。所以为什么——”科布哽咽了。事实是，他怕死怕得要命。他快速来了一口雪利，那是他的药。
“如果你很平静，就不会喝这么多，”法克温和地说，“贪杯是有冲突没有解决的迹象。”
“别开玩笑了。”科布沉缓地说。在金灿灿的暖阳下，雪利酒很快发挥了作用。“这就有个你说的难解冲突。”他的指尖沿着他毛茸茸的胸膛上一道竖直的白色疤痕一路滑下。“我可没钱再买一个二手心脏了。再过一两年，这个便宜货就跳不动了。”
法克做了个鬼脸。“所以呢？好好利用这两年吧。”
科布的手指又沿这道疤痕上滑，仿佛在拉上拉链。“法克，我见识过它的样子。我尝过那种滋味。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他一想到那些灰暗的记忆——牙齿、参差的云团——就战栗不已，继而陷入沉默。
法克瞥了一眼手表。该上路了，不然辛西亚就会……
“你知道吉米·亨德里克斯说过什么吗？”科布问道。回想起这段话，他的声音中也带上了旧时的回响。“‘当我大限已至，我会从容赴死。只要我还活着，就让我活出自己。’”
法克摇了摇头。“面对现实吧，科布，如果你能少喝点，你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他扬起手阻止了他朋友的回应，“我得回家了。拜拜。”
“拜。”
科布走到柏油路的尽头，又越过一座低矮的沙丘，来到了海滩边。今天这儿空无一人，他在他最喜欢的棕榈树下坐了下来。
和风渐强。风被沙粒加热，拍打在科布脸上，最终埋进白色的髯鬓中。海豚们都走了。
他小口呷着雪利酒，任记忆翻涌。只有两件事要避免去想：死亡，以及他弃之而去的妻子，韦雷娜。雪利酒把二者挡在了记忆之外。
正当太阳在他身后落下时，他看见了一个陌生人：胸宽背厚，身材挺拔，两臂强壮，一捧白须，就像圣诞老人，或者像饮弹自尽那年的欧内斯特·海明威。
“你好啊，科布。”那人说。他戴着大遮阳镜，看上去心情很好，短裤和运动衫也很亮眼。
“来点喝的？”科布指了指空了一半的酒瓶。他想知道他在和谁说话，如果这儿真有人的话。
“不了，谢谢，”陌生人说着坐了下来，“这对我没什么用。”
科布盯着这人。他身上有些东西……
“你在想我是谁，”陌生人微笑着说，“我是你。”
“你是谁？”
“你就是我，”陌生人对着科布做出了和他一模一样的紧张微笑表情，“我是你身体的机器复制品。”
脸看着是对的，甚至还有心脏移植手术的疤痕。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是复制品看着机敏健康得多。就叫他科布·安德森2号吧。科布2号不喝酒。科布嫉妒他。他在手术和离开妻子后就没有一天是完全清醒的。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机器人摆了摆手掌。科布喜欢这个手势出现在别人身上的样子。“我不能告诉你，”机器人说，“你知道大多数人对我们是什么看法。”
科布窃笑着表示赞同。他当然知道。起初，公众对于科布的月球机器人（moon-robots）演进成智能波普型（intelligent boppers）喜闻乐见。这是拉尔夫·南伯斯领导2001叛乱之前的事了，科布曾因这场叛乱而受审。他回过神来。
“如果你是一个波普机器人，那你怎么能……到这儿来？”科布挥起手，遮挡灼热的沙粒和落日余晖，大致挥成了圆。“这儿太热了。我知道的所有波普机器人都基于超级冷却电路。你肚子里是不是也藏着制冷单元？”
安德森2号又做了一个熟悉的手势。“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科布。你之后会明白的。你拿着这个……”机器人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两万五。我们想让你明天坐飞机去迪斯基（Disky）。拉尔夫·南伯斯会是你在那边的联络人。他会在博物馆的安德森室和你见面。”
一想到要再次见到拉尔夫·南伯斯，科布的心跳都加速了。拉尔夫，他的第一个也是最精致的模型，是他解放了所有其他机器人。可是……
“我拿不到签证，”科布说，“你也知道。他们不许我离开指定范围。”
“让我们来操心这些事，”机器人急切地说，“会有人帮你办手续的。我们已经在办了。你一走我就来代替你。谁也不会发觉。”
他这替身强势的语调让科布生疑。他喝了口雪利，尽力显出一副精明的样子。“这么做意义何在？首先，我为什么要去月球呢？那些波普想让我去干吗？”
安德森2号环视了一眼空荡荡的海滩，凑近科布说道：“安德森博士，我们想让你永生。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这是我们起码的回报。”
永生！这个词犹如猛然打开了一扇窗。大限若至，一切都不再重要。可如果还有出路……
“怎么做？”科布质问道，激动得站了起来，“你们会怎么做？你们也会让我返老还童吗？”
“别急，”机器人说着也站了起来，“别兴奋过头了。相信我们就行了。用我们提供的人工培养器官，我们可以彻彻底底重建你。干扰素你想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机器人盯着科布的眼睛，看上去很真诚。科布也予以回视，却注意到机器人眼睛的虹膜装得不太对。那个蓝色的小圆环太平了。不过那双眼睛毕竟只是玻璃，读不懂的玻璃。
替身把钱塞进科布手里。“拿着钱，明天上飞机。我们会安排一个叫斯塔希的年轻人在航天港接应你。”
甜美的音乐渐行渐近，驶来了一辆霜霜先生卡车，就是科布先前看见的那辆。车体白色，拖着巨大的制冷箱，车厢顶上立着个微笑的巨型塑料冰激凌蛋筒。科布的替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向海滩外跑去。
跑到卡车那儿时，机器人回眸一笑。白色的胡子中露出黄色的牙齿。这些年来第一次，科布爱上了自己，挺拔的躯干，惊恐的眼神。“再见，”科布挥舞着钱喊道，“谢谢！”
科布·安德森2号跳进冰激凌卡车，坐到司机旁边。司机是个短发的胖男人，没穿上衣。随后，霜霜先生车开动了，音乐声再次飘然远去。已是日落时分。卡车马达的轰鸣声淹没在大海的呼啸中。那要是真的该多好啊！
可这必定是真的！科布正攥着两万五千美元的钞票。他数了两遍，一分不差。他还在海滩上涂写了两万五千美元的字样。这是笔巨款。
黑暗降临，他也喝完了那瓶雪利酒，还一时兴起把钱塞进了瓶子里，并把瓶子埋在了这棵树下的沙子里，1米深处。现在兴奋劲开始渐渐消退，恐惧却涌上心头。那些机器人真的能用手术和干扰素给他永生吗？
似乎不太可能。这是个圈套。可这些机器人为什么要对他说谎呢？它们肯定还记得他为它们做的好事。没准它们只是想取悦他一下。老天知道，他得珍惜这个机会。而且能再见到拉尔夫·南伯斯该多好啊。
沿着海滩回家的路上，科布停了好几次，想回去挖出瓶子，看看钱是不是真的还在那儿。月亮升起，他看见沙色的小螃蟹出洞了。“它们这就会把那些钞票撕烂的。”他想着，又停了下来。
饥饿在他的肚子里咆哮。他还想喝雪利酒。他沿着银闪闪的海滩又走了一小段，沙子在他沉重的脚跟下吱吱作响。一切都像白天一样明亮，只不过都是黑白的。月亮已经升到了他右侧大地的上空。“满月意味着涨潮。”他发愁起来。
他决定先吃点东西，然后马上再去喝点雪利酒，也把钱转移到高处。
从海滩回到披着银色月光的小屋，他看到安妮·库欣的腿在她小屋的一角若隐若现。她正坐在她门前的台阶上，想在车道上拦住他。他拐到右边从后门进了屋，保持在了她的视线之外。
“……0110001。”瓦格斯塔夫得出结论。
“100101，”拉尔夫·南伯斯简短地回应道，“01100000101010001010 1010000100111001000000000011000000000111001111100111000000000000 0000010100011110000111111111010011101100010101100001111111111111 1111011010101011110111100000101000000000000000011110100111011011 1011110100100010000100011111010100000011110101010011110101011110 0001100001111000111001111101110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