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就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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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２１周年（四）
作者:黎阳 更新时间:2014-12-14 09:47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南岗
（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要害在于“改变世界”
（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分两类：第一，“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袁隆平等等；第二，“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如季羡林、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资中筠、陈有西、茅于轼、贺卫方、吴祚来、人大张鸣、北大焦国标、复旦冯玮、刘晓波、沈颢等等。
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靠“改变世界”生存，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理工科研究的是“改变世界”的学问，学以致用从事本专业的理工科知识分子也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一切为上述“改变世界”者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学文学工，不管直接间接）都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但是否真的“为‘改变世界’服务”光凭个人主观声明不算，符合确切的客观标准才算：
第一，必须尊重“改变世界”者——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上下级关系。服务者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必须有起码的尊重，不能轻视、藐视、蔑视，更不能出言不逊。如果开口就骂什么“脑残”、“智障”、“劣等”、“愚民”、“暴民”、“低素质”之类，则决谈不上“为‘改变世界’服务”。
第二，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则规律——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为“改变世界”服务就必须认同并遵循“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的一切客观规律，否则不仅是“熊的服务”，而且是弥天大谎。
不承认这两条的和做不到这两条的知识分子都不属于“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属于“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
中国“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不从事“改变世界”，专事人文，专门琢磨人，胸怀大志、豪情满怀、开口闭口“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一切，没有任何专业限制，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没有他们不能解释的。这类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文人”，号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如今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号称“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而“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如今“公知”。为简便统一起见，本文一概统称文人“公知”。
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谈文人“公知”——以“改变世界”的是非标准为标准看文人“公知”。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对感觉到了的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人们不一定能立刻理解它，会以为这是具体的个人问题，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暂时现象。但如果把文人“公知”的言行分门别类“梳辫子”进行对比分析，就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才这样说这样做，与绝大多数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的言行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言行都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的原因所至，而是跟“解释世界”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利益密不可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具体情况，只要处于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位置，利益关系就决定其必然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明白这些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具体言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不但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且“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现在就用本文第二章分析的“解释世界”的利益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来看看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看是不是“对号入座”，是不是互为印证，是不是不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能对其未来的言行给出预测——凡是客观规律都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如果本文的分析是对的，那文人“公知”的言行就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步调一致。既然一致，那就是说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一撅腚就知道它们要拉什么屎”。
当然，一篇文章能列举的具体例子很有限。读者尽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发现更丰富的文人“公知”的言行实例，拿来与本文的分析做对比，看能不能说明问题。
不止一个人发现，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普及之前，同样的野生动物，同样的野外环境，在美国的野生动物就不象在中国的那样怕人。这不难理解：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又什么都吃，野生动物要想避免变成中国人的盘中美味，就必须一见就赶紧跑。但问题是，野生动物怎么不论大小全都知道这些？显然它们之间有交流：“人危险！别靠近！”——这就是野兽之间的“解释世界”。可见“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更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换句话说，“解释世界”不是谁的独门绝技，没那么神秘，更没什么了不起，连癞蛤蟆都会。
文人“公知”常说，他们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凡夫俗子们都不懂，只有他们懂，因此必须听文人“公知”的——谁看不见“皇帝的新衣”，谁就是弱智或别有用心。这个逻辑很威猛。但阴谋诡计往往只能一开始有效，用多了，人们就能回过味来了——癞蛤蟆也“解释世界”，癞蛤蟆的“解释世界”也没人懂。那是不是同样可以说，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人类都不懂，只有癞蛤蟆懂？如果仅仅因为“别人都不懂”就算“高级深奥的学问”，就因此要求别人顶礼膜拜，那岂不是对癞蛤蟆也该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仅仅凭“别人都不懂”不能证明“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要证明“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流的鼓噪不是一回事而与人类的生存有关，就必须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这是任何有点防诈骗常识的人都能认同的原则。做不到这点，反而用种种罪名威胁恐吓要求自己做到这点的人不但是骗子，而且是流氓。
中国文人“公知”恰恰做不到这点——不管是古代的巫师、祭司、算卦的、扶乩的、跳大神的、看风水的、讼棍还是如今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律师”、“国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只凭一些只有自己圈内人懂、别人都不懂的念念有词鬼画符之类主观夸张就证明自己“学问高深”，要人顶礼膜拜“诚则灵”。虽然这一套往往伴随着煞有介事的仪式，拼命创造一种“隆重庄严严肃认真”的气氛，要人不知不觉产生“既然别人都不懂，又那么隆重，可见学问高深不假”的感觉，但只要保持冷静、剥去这华丽堂皇外表，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而尖锐无情的事实：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的“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类的鼓噪有本质不同，只好用一些表面华丽的伪装掩盖。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是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不能证明自己——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必须对癞蛤蟆顶礼膜拜，因为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癞蛤蟆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癞蛤蟆说的——你能认同吗？而文人“公知”正是同样逻辑——你必须对文人“公知”顶礼膜拜，因为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文人“公知”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文人“公知”说的——二者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世界”跟人类的生存有关。既然无关，那就跟禽兽的“解释世界”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当成癞蛤蟆鼓噪——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中国老百姓对文人“公知”的信口开河有句俗话：“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蝲蝲蛄叫”是蝲蝲蛄的“解释世界”。而蝲蝲蛄的解释世界与人的“改变世界”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那就不能当成圣旨——“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同样，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没区别，那也不能当成圣旨，否则等效于“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光听文人‘公知’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
这足以说明中国老百姓早就看透了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其实是一回事。难怪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文人“公知”如果能靠“解释世界”生存，那满可以躲到深山老林或关起门来自成一家，整天谁也不见啥也不干光念念有词解释世界就行了。那多自在？绝对没有任何人妨碍他们的“言论自由”。然而事实是他们必须生活在人群中，必须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他们的“解释世界”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改变世界毫无用处，所以才会有如下说法：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鲁迅）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
——“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鲁迅）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鲁迅）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专门制造定向思维狂热，除了自己制造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凡是夸成一朵花的，一定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妖魔化的，一定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夸成一朵花；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普世价值”绝对好，毛泽东绝对坏，文人“公知”绝对好，“毛左”、“愤青”绝对坏……结果就是网上乃至整个中国知识舆论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汉贼不两立，冰碳不同炉，水火不相容’”、“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的极端环境，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对立情绪。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并非文人“公知”今天的发明，而是自古以来的老传统：
——“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鲁迅）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给文人“公知”有更多的好处，就把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一切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中国人的劣根性又一次得到验证。窝里斗”、“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
文人“公知”很爱标榜自己“独立性”、“勇气”、“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敢于直言”、“正义感、有担当”、“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激浊扬清”……只不过所有这些都只对内不对外，只敢用来对付“自己人”，从来不敢对外部敌人闹什么“骨气”、“勇气”、“独立性”、“正义感”、“有担当”，只敢对中国人抖威风。这其实很自然——“解释世界”只能用于对内，“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自然只会对内，只会“窝里炮”、“窝里斗”、“窝里反”。所谓“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完全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一直是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专门打内战，“内斗不休”，“耗子抗枪——窝里横”，“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于是就有了如下总结：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鲁迅）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鲁迅）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鲁迅）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鲁迅）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鲁迅）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鲁迅）
——“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又从来是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还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得起劲，力量全内耗掉了。”“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这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总结明朝赫赫有名的文人“公知”如东林党等的作为：“争国本”、“三大案”、跟文官斗，跟宦官斗，跟皇帝斗……所有这一切全是争权夺利的内斗，真正国计民生的大事呢？只会祸国殃民——税收政策向南方家乡利益倾斜，向商业富豪倾斜、对富人搞“藏富于民”，对穷人搞“杀贫济富”，向南方富商征税就激烈反对行不通，向北方老百姓增税就反对寥寥畅通无阻，越穷税越重，越富税越轻。结果：“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仔细算算帐，明朝文人“公知”没干过哪怕一件出名象样见成效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整天除了内斗还是内斗——内忧外患、满清虎视眈眈：内斗；李自成大兵压界：照样内斗；北京城破了，崇祯自杀了，满清入关了，逃到南明了，还内斗，照样恶习不改，照样搬出“争国本”、“大礼仪”、“伦理纲纪”的那一套大斗特斗，照样整天指责这个是“内奸”、那个是“邪佞”、谁谁谁“阉党”……全然不顾大敌当前，照样内部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从万历到天启到崇祯到南明，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地内斗，斗、斗、斗，等斗得一切丢光明朝彻底万蛋，毫不犹豫投降归顺满清，还说是“顺天时从王命”——没见被东林党人大骂为“奸佞”的马士英投降，只见整天骂别人“奸佞”的东林党“正人君子”们如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们个个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顺民。（注：这就是资中筠赞美备至的“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当了顺民还不忘内斗——不敢跟满清斗，只敢用笔接着跟已经垮了台的明朝斗：说明朝灭亡全是皇帝的错：无道昏君、残暴、多疑、刚愎自用、财迷、小气、无能、懒惰、几十年不上朝、信用宦官、排斥忠良、“迫害知识分子”、“抗日援朝耗尽国力”、重用宦官不重用自己——“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别人都坏，就东林党人好；明朝灭亡是因为东林党人没掌权，没有彻底贯彻“社会必须由文人精英治理”，没有彻底贯彻“文人‘公知’掌权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文人‘公知’掌权去解决”……这一套迄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明朝文人“公知”几百年前用史书挖的内斗坑现在还在坑人。
——文人“公知”只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而不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的后果——“民主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抢来的财产亦应受保护。（江平）
——“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我们哪怕牺牲掉个别的正义，我们也要维护整体的法治。”“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贺卫方）
——“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南方都市报）
——“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南方周末）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茶叶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公知”；鲁班不是文人“公知”；郑和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不是文人“公知”；黄道婆不是文人“公知”；蔡伦不是文人“公知”；毕升不是文人“公知”；祖冲之不是文人“公知”；李时珍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治理中国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出自于文人“公知”之手。
（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公知”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公知”、才子佳人们树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公知”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公知”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要说中国文人“公知”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倒也有几样——妇女裹小脚、八股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些都发生在文人“公知”最吃香的年代，都是文人“公知”之独创。如此“贡献”的确独特，但值得中国人自豪吗？）
——“明朝的万历年，国家的权利精英们都在搞政治斗争，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内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盐、矿、造船、造纸、纺织、火器应用、文字学习、武术，航海、工艺品、绘画，等等，这些国家文明和技术，怎么不见朝中有人关注，历史总是把聚光灯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绎家权、文权、皇权的斗争。当政者，为皇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作，为什么而去奋斗？这是史官们，不敢评论的地方。究竟为了什么要夺情、夺权、夺天下？”（读者评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维基百科）
（注：历史书上只轻描淡写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者”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公知”悍然销毁出海地图等资料直接破坏这一历史事实——也难怪，文人“公知”写的历史，当然要想方设法为同伙同类推卸责任。）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鲁迅）
——“两弹一星”不是文人“公知”发明创造的，号称现代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不是文人“公知”搞出来的。中国工业化基础不是文人“公知”的功劳。文人“公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毫无贡献。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有人借此比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出口不了电视节目——如今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遍及世界。这些产品中有哪些是文人“公知”制造的？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人“公知”做出了什么贡献？一无所有。如果有，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说“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给世界提供新思想”、“出口电视节目”是谁的事？如果是老百姓的事，那要文人“公知”们何用？如果是文人“公知”的事，那“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出口不了电视节目”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文人“公知”们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创造精神财富，是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
文人“公知”一开口左一个“引导”右一个“影响”，说到底就是自己的话必须有人听，为此不惜一切，不在乎谁给钱、为谁说话——如果没人理睬，文人“公知”给谁“解释世界”去？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资中筠）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张维迎）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视‘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在政府决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新闻媒体建立防务智库，能够保持舆论界的领跑优势，引领防务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南方周末：“中国防务智库进入成长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文人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那都是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帮助统治者”。（人大张鸣）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天则经济研究所概况）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多视角看中国智库”《瞭望》2009/1/30）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樊纲、刘鹤、林毅夫、易纲、许善达、吴晓灵”（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国研中心诞生了许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这一构想被外界称作‘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随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拍即合。班就开始办了。从2002年起，五年内，每年一期，每期60名官员，培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到哈佛，为期还是六周。另，这些上哈佛班的高官，均为司局长以上的重量级人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不小心说出了学费的数字，我们的媒体就惊叹：20万？吓人啊！”“所以，政府被迫把这哈佛班办成了地下班。卢迈说：‘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其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给学员们掏的学费并不算多，它只掏国内的150万人民币，学员在国外的学费由安利公司给付，金额是100万美金。”（倍可亲网站：“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妙笔生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孔乙己只想靠“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之类“解释世界”生存，“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其他一切都看不上眼。穷酸成那样，“弄到将要讨饭”了，却仍然好吃懒做、“不会营生”——说白了就是不肯放下架子靠做工种田等“改变世界”的营生吃饭，宁可偷书行窃，还“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地振振有词：“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君子固穷”、“者乎”、“不要取笑！”、“跌断，跌，跌……”
——季羡林写了《牛棚杂忆》控诉“干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那一段不能靠“解释世界”神气活现的日子——尽管他在干校只有短短一时，尽管他自己都承认干校的日子很滋润，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优越多少，却仍然视干校为人间地狱，耿耿于怀恨恨不已。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公知”眼中正当的谋生之道只能是“解释世界”这一种，其他一概都是“下等人”才干的事。让他们从事“改变世界”的体力劳动简直是奇耻大辱——孔乙己宁可穷得偷盗都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何况高等“公知”？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我不与无耻之人辨论”。“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张维迎）
——“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子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孩子们，请别闹了，省点时间好好读书和修炼心境吧。”“人生苦短，大学四年尤不过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郭世佑）
——“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
——“南方报业对中国的贡献，不单是在于它的几份报纸，而是培养了无数在那里呆过的人，而且影响了无数其他媒体的同行。当它和中青成了行业标杆，他们的价值观，也同时被无数媒体人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极左报纸已经非常之稀少了”、“几大门户上，左派的声音也是寥寥”、“在主流媒体上，他们（极左派）没有容身之地”、“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无疑，这些人的观念对钳制极端民族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强烈建议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言论制裁法》”“依法逮捕审理关押一批影响重大恶劣的极左分子”“严格进行清理整顿，绝不手软”。（金陵客）
——“民主了暴你菊花”。（南方都市报记者闫涛）
——“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场总监陈乐）（网名“2可器”）
——“早晚要绞死他们！”（围剿辽宁日报的@关木旦0550）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茅于轼）
——“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慕容雪村）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资中筠）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宪政框架之下的三权分立，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模式，是普世价值的制度保障。”（李悔之）
——“不能以特色来拒绝普世价值”、“不能以制度来反对普世价值”、“不能以意识形态来批判普世价值”、“不能以权力破坏普世价值”、“不能以既得利益来回避普世价值”（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自由也是一种价值，所以，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南方周末：什么是普世价值？）
注：“自由”是“解释世界”的绝对真理，不是“改变世界”的绝对真理。要“改变世界”就不能有绝对自由，就得受一大堆制约：得遵循客观规律，得分工协作，得统筹兼顾，得替协作的人着想，得瞻前顾后考虑后果，得承担后果……只有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用不着管这些，才可以肆无忌惮闹“绝对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人性而是兽性——禽兽才绝对自由主义，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此不是“自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是“自由是兽性的根本需要”、“自由是解释世界的根本需要”——“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不受任何制约，用个好听的名词表达出来，就叫“自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不负责”——对自己的言行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换句话说，“自由”是“不负责”的代名词，“不负责”的另一种说法就叫“自由”。单身汉无家庭可负责，所以最自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想干什么拍拍屁股拔腿就走。有家有室、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行，就必须“要自由就不对家庭负责，要对家庭负责就不自由”。因此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决不可能有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言论”是人权，“大小便”更是人权。如果言论自由无条件，那大小便自由呢？也无条件吗？“禁止大小便”破坏人权，但“禁止随地大小便”呢？能说“禁止随地大小便”是“破坏人权”、“妨碍自由”吗？不准说话憋不死人，不准大小便必憋死人。大小便这样致命的人权自由尚要服从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例外？当然，“不准随地大小便”只限于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就无此限制——到了荒郊野外你爱怎么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不折不扣“随便”）。同样，到了没人的地方你爱怎么言论自由就怎么言论自由，没人管你。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连大小便这样的人权要受限制，何况言论？
凡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者必不负责，凡负责者必不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只要一喊“自由”，真正的意思就是想赖帐，赖掉自己的责任。文人“公知”们决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主张“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奉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不容更改，更不容挑战。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只管自己，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
既然是绝对真理，那就不由分说，就不需要用事实证明，就必然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意识决定存在，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一切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定义证明定义，用虚拟证明虚拟，用抽象证明抽象，用脱离实际证明脱离实际，与人争辩必争概念、论定义——只要一争论概念定义，一切就自然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只要用概念游戏证明对方“连XX概念都不懂”，就算分出了胜负：
——“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给它下个定义……”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俞可平）
——“‘专政’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秦晖）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徐景安）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唐逸）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何新）
——“‘逃生’是个事实判断，‘逃跑’是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背后还蕴含着道德谴责在里面，认为你没有履行责任，你是不道德的，这反应了公众本身的‘道德分裂’，反应了道德主张与道德行为的脱节。”（范跑跑）
恩格斯说：“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为玩弄词藻、玩弄文字游戏、概念游戏……总而言之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靠卖嘴定胜负。
所谓“中国人爱虚荣”、“中国人爱撒谎”之类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市场制度最道德”……
——“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赵晓）；
——“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樊纲）
——“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
——“加入了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均先生在国籍这个问题上如果确实‘欺骗了中国人民’，也不应无限上纲、穷追猛打——一介文弱书生，‘欺骗’之目的，无非是想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恐怕没有太多见人不得的东西吧？虽然犯了‘法’，但毕竟‘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吧？”“如果在杨恒均在国籍问题上‘欺骗了中国人民’，这里且说一句极端的话：这是善意的‘欺骗’！”“杨恒均‘欺骗了中国人民’可以批评、斥责。但是，因为杨恒均或某些民主人士身上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个信仰，否定一个理想，否定一个制度，不但太荒谬，套用特色中国十分时髦的一句话就叫：‘别有用心’！”（李悔之）
——丁来峰说他爷爷1949年被抓坐了10年牢，1958年出狱，却有了8岁、5岁、3岁的子女——坐牢10年出来就有3个三到八岁的子女，被曝出身世有问题。丁来峰赶快把坐牢10年这一句删除，不曾想已经有猪队友迫不及待地把原文到处贴了。怎么办？赶快改成爷爷坐牢4年，出来后刚好有个3岁的儿子，算上十月怀胎就说得通。乍一看连最小的3岁叔叔都可圆上。但是文章写59年冬天妹妹饿死，叔叔最后一个饿死，有3岁，也就是说叔叔至少是56年怀上的，爷爷是58年回来的，坐近四年牢，改了还是给了爷爷一顶绿帽子。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千年都不成。就凭文人“公知”撒谎成性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根深蒂固，何曾成过大事？
——“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群体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张维迎）
——“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南方周末“张维迎：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经济学家要敢于讲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句话用在这可能合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湖北省襄樊市刘世均）
——“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刘晓波）
——“法官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知识精英素养的职业群体”“不宜使这样的机构和行为给人过于平民化、大众化的印象”（贺卫方）
——“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
——“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类不可能将之消灭。”（人大张鸣）
——“且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厉以宁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红歌中我们一直唱：没有国哪有家。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
——“人有道德的本能，也有有违道德的本能，这本身无可厚非。”“老师没有义务为学生牺牲。”“责任不能达到牺牲我生命的边界，那就是侵犯我的权利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范跑跑）
——“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
——“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张维迎）
——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人大张鸣）
——“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
——“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利益”（王长江）
——“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2011-1-19凯迪社区>猫眼看人droum）
——“张维迎特别喜欢古巴雪茄烟，当我走进他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时，看到办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极品雪茄（Cohiba）。这些雪茄烟（其价格是一个中国农民年收入的几倍还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虽然是共产党国家的产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渐掩盖或者取代毛主义最后残余的活力的象征。”“如今的生活让张维迎这些体制后面的经济学家非常尴尬。从西方引进的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风光后，中国已经开始背离新右派。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成为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
——“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独立性”、“离经叛道”、“不同凡响”、“别有风味”、“曲高和寡”、“众皆醉兮我独醒”、“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何老师（何炼成）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南方人物周刊2007-07-21）
——“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我强调学者的独立。”“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我过去发表的东西，经常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张维迎）
——“即便卖猪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攀比之类陋习同样源于文人“公知”——既然绝不认错，那就必须维持住“一贯正确”的神话。强词夺理也罢，不择手段也罢，漏洞百出也罢，反正得维持住表面的“一贯正确”。“一贯正确”就是“有面子”，保住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保住了“面子”，打破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是“丢面子”。这样的利害关系导致“面子文化”的诞生。有“面子文化”就有攀比文化——面子象征地位，地位第一导致面子第一，面子第一导致处处攀比，导致制造假象：你有面子，我得比你更有面子，至少不能比你没面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驳斥了主流知识分子误导中国改革的观点。他说：‘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2005年12月09日06:31北京晨报）
——“吴敬琏发怒：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吴敬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厉以宁：“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杨帆：“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有些经济学家担任5家甚至更多公司的独立董事，精力和能力当然无法企及，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本人，而是我们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还没有很好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就好象一个贪婪的乞丐想吃一百桌完全不同的宴席，问题不在于这乞丐有着‘过于贪婪’的胃，而在于满足其要求者的愚蠢和疯狂。”（夏业良：“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2005．12．21．新浪财经）
——“双轨制产生了官员腐败，这是它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现在双轨制寿终正寝了，这是它的胜利，不是它的失败。不仅当时，可能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张维迎）
——“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张维迎）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鲁迅）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鲁迅）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鲁迅）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鲁迅）
——季羡林文革中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文革后写“牛棚杂忆”——批邓时说的一个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说的又一个样。
——巴金文革中积极批孔，编写的批孔教材“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成了全国学习的样板；文革后积极主张设立“文革博物馆”，又要为全国设立一个学习样板。
——茅于轼当初大骂高铁“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挥霍浪费、“能力闲置，浪费严重”，如今反过来大骂高铁“买票如此之难，令人望而却步”——从骂高铁“没人坐”一下子就变为骂高铁“坐得人太多”；贺卫方当初大骂高铁“决策肯定出了问题”、倡议拒坐高铁，如今却说“这速度真是迅捷得可以”、“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发展是最值得赞许的”；南方报系当初大骂高铁“他妈的奇迹！”、“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如今大赞“中国铁路大调图动车成为主力军”，仿佛跟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高铁未出名之前一个样，高铁出名之后立刻另一个样。
——贺卫方“新西山会议”时大骂共产党非法，要“图穷匕首现”，如今却说“一个人，真诚地指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弊端，就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什么政治不认同情感不认同。古语所谓良药苦口、良言逆耳全然忘记”；人大张鸣一贯逢毛必反：“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你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逢共必反：“分明是一条汉子，非给穿一双三寸金莲的弓鞋，还非说他感到合适，不合适也合适”、“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最亲的是狼，不是人。红二大抵是这样的狼孩”，连习近平反腐倡廉都被骂成“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钱，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提倡节约是好事，但如果所谓的光盘运动，真的成了运动，殃及老百姓吃饭喝酒，我觉得就是祸害。走到哪儿，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来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如今却说“据我了解，大学教师上课歌德者不多，激烈批评者也不多，多数人只是在讲自己的专业。即使批评者，也不过偶尔带出来的。”——得意忘形时一个样，见势不妙立刻又一个样。
——胡绩伟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58年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摇身一变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郑必坚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1976年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宣布“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公开夸奖：“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吴敬琏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当年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文革中参加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五．一六”、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如今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青报曹林对大学生判断力的评价说变就变：2014年7月他说：“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思想上几乎是一张白纸。”仅仅几个月后他攻击辽宁日报时又说：“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
——明朝东林党人反对万历皇帝立福王为太子时坚决主张“立嫡不立贤”，崇祯皇帝死后南明立皇帝时又变为坚决主张“立贤不立嫡”——如果“立嫡不立贤”，福王的儿子最有资格，跟他老子结了死仇的东林党人心里有鬼，坚持的原则马上变了。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又对美国“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又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顶层设计”出“腐败有理”，却又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又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又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主张“言论自由”，又“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在枪杀事件时舍身堵枪眼救学生，中国的文人“公知”说，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等出了范跑跑，文人“公知”又说，自顾自逃跑是“普世价值”——同一个“普世价值”内容变来变去，对外国人一个样，对中国人一个样，外国人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中国人舍己救人就是“破坏普世价值”、“不珍惜生命”。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陋习从何而来？文人“公知”——既然主导社会的文人“公知”兴的是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那岂能容得认真仔细？谁认真谁倒霉，谁善于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吃得开。久而久之流毒全国贻害子孙。
“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文人“公知”既然以“自由”为绝对真理，当然从不负责——从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休克疗法”到中国的“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一涨价就灵”、“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先富带后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花巨资买美国白条、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借“7．23”动车事故妖魔化高铁……文人“公知”哪次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一会儿一个主意？哪次不是出了问题立刻装聋作哑一拍屁股走人了事？什么时候为自己的出谋划策“顶层设计”负过责？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还不算“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张维迎是如何对待自己当初的许诺的？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负责了吗？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
注：如今举国污染到处雾霾，当初“顶层设计”了这一切的文人“公知”可曾负半点责？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
注：如今首都成“首堵”，这位“欣喜”的文人“公知”躲到哪里去了？
——“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杨恒均）
注：这是最典型的决不负责：斩钉截铁要“民主”；斩钉截铁鼓吹“用暴力获得民主”：“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不得不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斩钉截铁教唆别人当“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去杀人放火搞政变“颜色革命”；然后轻松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推了个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让别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服袖手旁观：成功了，功劳是自己的；失败了，掉脑袋的是别人。
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文人‘公知’”=诈骗犯+教唆犯。
——“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事。”“你看看排在我前面的人，只有江泽民还健在，其他都是死人！”“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张维迎）
——“如果谁对茅先生（茅于轼）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易中天）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
——“2008年以后，我瞧不起全中国的思想界。”“我当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智力优越感。”“从我对道德要求特别高这一点来讲，我是有道德洁癖的。”“我的智商确实比较高”（范跑跑）
——“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邓文初）
——“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
——“我有38万多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陈有西）
不把别人变成笨蛋，人家自己就能“解释世界”，谁还会听文人“公知”的？这就是利益需要。如何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摧毁人们的自尊自信，让受害者自认笨蛋。
（1）“打击别人”：全面否定“改变世界”者的一切——人身、职业、成就……没有错误也必须说成错误，没有失败也必须说成失败，没犯错误也必须误导引诱犯错误；同时借力打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用抬高美化别人来打击“改变世界”者的士气——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历史大翻案……千方百计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觉得自己是笨蛋——“水落石出”：水落方能石出。水不落，石不出。文人“公知”要抬高自己，就必须打击别人，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