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军事伦理原则探析

　　摘 要：墨子的《非攻》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墨翟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主张“非攻”，却不反对“非战”;他支持“出诛”，更讲究“备守”。从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的军事思想是以“兴利除害”基本道德原则为指导，以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社会永久和平发展为目标而提出的军政方针。

　　关键词：墨子;非攻;军事伦理;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1-0034-01

　　先秦时期，“尚利且贵义”的墨子对于军事活动具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墨子?非乐上》），墨子将“仁人志士”与“兴利除害”划上等号，他认为“功利”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道德行为“行义”不过是“功利”的道德形式，而“功利”才是“行义”的本质要求。基于此，“兴利除害” 自然而然便成为了道德的行为路线和道德评价的根本尺度。

　　一、“志以天下为芬”

　　墨子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他说：“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子?经说上》）这就是说，人们“行义”是要为“天下之利”服务，而不是简单而独立的价值观念。对于这一点，孟子认识得最为清楚，“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他虽指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但确揭示了墨子和杨子个人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必须指明的一点是，尽管杨子“为我”与墨子“兼爱”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却不能否认两者为实现天下百姓人格独立平等的用心良苦。

　　墨子为民的立场是坚定的、鲜明的，亦非迂腐之辈可以比拟。他为争取小生产阶的自然求这一具有合理行与普遍性的命题，在思想上，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的主张，以“无差等”的“兼”否定了“由己及人”的“别”，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所谓个人主义的扩大化而体现的局限性集体主义。又要求“中国家百姓之利”（《墨子?非攻下》），即是希望于王公大人们能与百姓同利，并且以不分远近、亲疏、贵贱平等关系而相处。同时，在实践中，墨子同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身体力行于“贵义”，大有一种虽千万人，我独往的气势，“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贵义》）。

　　墨子主张“兴利除害”除了在为“农与工肆之人”谋求利益之外，更有着另外一层重要意义，即对王公大臣们起着一种惩警、威慑的作用：其一，民为邦本，不为万民“兴利除害”则国必危;其二，墨子的天鬼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鬼，他以“兴万民之利”的规则通过天鬼的折射作用于王公大人，“顺则昌逆则亡”。

　　二、“不惮以身为牺牲”

　　墨子的“兴利除害”体现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这样一条原理，这条原理严格地区分了他所言之“利”的关系：“公利”为大，“他利”次之，“私利”为小。基于这种认识，墨子显然是强调这三种利益统一于“公利”之上。那么既是强调“公利”的至上性，也就意味着“他利”和“私利”在必要的前提下要为“公利”作出牺牲，这种牺牲靠的是自觉性。墨子尤为重视这种牺牲精神，在《墨子》一书中多有讲到，他说：“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 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墨子?兼爱下》）这里，墨子取法圣王汤之深明大义，献身于天下“万方”，可见其“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的无私奉献精神。

　　“利益”是军事战争的永恒追求，无论是经济目的还是政治目的，都与“利”脱不了干系。墨子既以“天下苍生之利”为其军事主张的出发点，那么则必然同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之利相冲突。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墨子的“互利互助”思想油然而生，他劝诫训导统治者，下层百姓的物质生产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若是压迫、剥削庶民百姓，则损害的必然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基于这种认识，墨子在肯定了“公利”的同时，对“私利”并不加以否定，只不过前提是“私利”必须构建在“投桃报李”这一对等互报原则的基础之上。“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也就是说，“私利”只能是先“利整体”或“利他”，从而等待对方的回报。当然，这与通过劳动所获之“利”不同，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交往的关系。所以，墨子是先通过“利人”再言“利己”这一线路，从而使得社会道德指数同幸福指数互通互助达到极致。

　　对于墨子这种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价值观，儒、法两家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孔子所崇尚的是价值优位的差等之爱，讲究的是“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仁爱路线。这种“价值优位”在利害关系充满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如果利用不当便有可能走向“损人利己”之端。与墨子论辩的巫马子正就如此，《墨子?耕柱》中记载：“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巫马子竟从“价值优位”的由己及人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杀彼以我”的骇论。这似乎与墨子“杀己存天下”截然相反。由此可见墨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而热心救世的伟大。法家则将“利己之心”推到了极端，主张富国强兵而称霸天下，“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君书?立本》），“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这种“君本位”思想似乎是要将个人“幸福”进行到底而不顾及其他，所谓的仁义道德则显得一文不值。墨子赞同“武王伐纣”之诛讨，其因正是反对此等“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的行为。

　　总而言之，墨子“兴利除害”的功利思想所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对于“利己之心”，他虽不反对，却也不提倡。

　　三、“扬善弃恶”

　　诸子百家对善恶观念的看法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宏观的来说，他们对于“善恶”的不同理解主要是从“义利”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辩护的，一方认为，善就是“行义”，一言一行符合于道德规范本身即可称之为善;另一方则认为，善是“求利”，即要求满足和促进人们的“所欲”。从这一论辩来看，墨子显然是持后一种态度。他认为：“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墨子?天志下》）墨子以“利害”关系来定善恶，对天、鬼、人有利的，冠之以善名;反之，有害于天、鬼、人则加之以恶名。在这里，墨子美其名曰“三利”，不如说是“一利”，“利天鬼”不过是墨子“利民”神圣化的映射，是以凭借着“天鬼”的绝对权威来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所谓“顺天则赏，逆天则罚”。因此，“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然就规范了人的行为路线，成为了判断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墨子说：“今小为非，则只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以与不义之乱也。”（《墨子?非攻中》）墨子认为，所谓世之君子知道“杀人”犯死罪，却不反对侵略他国这种行为，可谓知“义”不明“义”。“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墨子?非攻下》），战争尤其是侵略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必然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这在墨子看来，此为天下之大不义，造成的是人民、军队死亡、耕地荒废、财政耗费、社会混乱。

　　因此“兴利除害”作为墨子“扬善弃恶”的核心范畴，不仅是社会道德的终极目标，同样是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最高原则。墨子将军事主体与战争和“利”与“害”相联系，呼吁那些沉溺在获得侵略战争胜利而欢庆的封建诸侯们，务必要以“兴利除害”为己任，而不是坚持那些所谓“以大攻小，执强凌弱”的“义战”。

　　参考文献：

　　[1]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增订版）[Z].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05，第255页.

　　[2]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Z].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89，第4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第101页.

　　收稿日期： 2015-1-14

　　作者简介： 黄蔼，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