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危机”、人的处境与时代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第一讲后的讨论

　　我想伦理问题可以被概括为，我的生活应该如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面向：第一，被动的对不符合我的伦理观的行为的反思；第二，主动的对我的伦理观的反思。或者说，当我遇到某件冲击我的伦理观的事情时，我会想他做的就一定是错的吗。而当我日复一日的实践我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伦理观时，我要想想我每天践行的生活规范是合理的吗。

　　这暗示着“伦理危机”问题，首先是主体建立起强烈的自我意识之后的问题，是主体先将自身的生活作为，并继而不得不把整个社会作为反思的客体的问题，是主体对现象的认知与命名。这暗示着“伦理危机”不仅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出现，而且有可能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出现，直至这种命名反身作用于社会实践中，而从“名”转化为“实”，从一种认知转化为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即使我们面临一个旧有的生活方式不断解体的时代，而不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那么实际上就不存在“伦理危机”；即使我们处在一个1930s的德国那样的疯狂时代，只要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意识有问题，那么“伦理危机”也不必存在。“危机”二字本身就包含一种价值判断，即这种现象可能危及一些东西，换句话说，“伦理危机”总说明着我讨厌此刻社会的状态。自从“伦理危机”被广泛命名，这个词语就成为了守旧力量与革新力量的工具，正如自从尼采提出了“上帝已死”，价值的虚无问题才转而成为了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力量。

　　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仍是人的处境的问题。即人是什么、为什么，也就是人的本质的问题被消解之后，仅剩的如何做，或曰到哪去的问题。这不仅要求对一系列价值的重新命名，比如对“自由”的全面拓展，而且要求思想重新回到大众中去，要求创造崭新的历史主体。

　　一个时代的精神，既不是被大多数定义的，也不是被权威定义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只能由历史按照其喜好反身命名。对割据势力、统一政权和欲篡权的权臣来说，三国时代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而今天的有识之士，既不必为了能否把握住时代精神而过分焦虑，也不必失去自信，对理想的暂时式微连连哀叹，拒绝接受其他改善人的处境的努力，更拒绝对自己思想的可能的修正，从而成为注定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