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智慧》
【基本信息】
作者：萧诗美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谋略智慧的角度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解读，并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形式对其博大精深和运用之妙进行了传神的刻画。所谓“谋略”系“谋划”与“方略”之简称。此谋略属于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智慧。谋略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都可以从谋略角度予以解读，包括人生谋略智慧、政治谋略智慧、统战谋略智慧、领导谋略智慧、军事谋略智慧、外交谋略智慧、经济谋略智慧、宣传谋略智慧、建党谋略智慧、治国谋略智慧。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谋略家。他的谋略智慧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好好继承和发展。全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很好地做到了让伟人的思想和智慧以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世界。
【目录】
绪论
毛泽东的成功之道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可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生智慧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二、丈夫要为天下奇
三、自知、自胜、自强
四、人生的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五、人生目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六、人者尚动，养乎吾生，乐乎吾心
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八、高尚其理想，淡泊其物欲
九、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十、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十一、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十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十三、君师合一的人格理想
第二章 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权威是强者的象征。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都是社会生活的弱者。一般人总是希望自己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愿站在弱者一边。因为站在弱者一边，自己会受到拖累，不但强不起来，反而自己也会沦为弱者。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一贯站在弱者一边，反而成为最有力量的强者。
一、只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区分敌、我、友
三、区分敌、友、我的标准：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
四、异质生产关系一体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五、中国革命的逻辑：多层次伸展自如的两极三分法
六、做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旗手
七、问题在于能否联合大众
八、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九、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十、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十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十二、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并举
十三、做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
十四、打土豪，分田地
十五、所谓“富农路线”
十六、变非法斗争为合法斗争
十七、将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
十八、蒋介石只认得拳头
第三章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没有祖宗的荫庇，没有得力的靠山，没有雄厚的资产，没有过人的体力。但是他精通政治上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并知道怎样去启动它们，怎样使它们向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方向转动。通过这套办法，他从零开始，但最终以弱胜强，从几条破枪变成三军统帅，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震动世界的东方巨人。
一、政治上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
二、建立在动态三角关系上的政治智慧
三、促使“左、中、右”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六、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
七、以国民党的名义做农民工作更有利
八、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
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十、赶毛驴上山，逼老蒋抗日
十一、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
十二、既统一又独立的统战策略
十三、既联合又斗争的两手政策
十四、三个“三分之一”
十五、有理、有利、有节
第四章 毛泽东的领导智慧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即使当上领袖也是如此。有一次罗瑞卿陪他周游各地，从他的安全出发，限制他随意出入人群。他却不领情，叫道：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还有一次，他在武汉听一个居委会主任汇报，听着听着，他竟说了这样的话：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一、“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三、两头小中间大，抓两头带中间
四、典型引导胜过一般号召
五、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六、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
七、从正面鼓励知道自己错了的人
八、消灭“山头主义”的四个步骤
九、从“总书记”到“主席”的过渡
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十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五章 毛泽东的军事智慧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集中概括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其精髓在“灵活机动”四个字。
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二、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三、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四、攻其不备，调动敌人
五、以退为进，以迂为直
六、攻城打援，伏兵阻击
七、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八、深入敌后，釜底抽薪
九、坚壁清野，陷敌于绝境
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
十一、慎重初战，掌握主动
十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十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十四、围三缺一，虚留生路
十五、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十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十七、攻破一点，全盘皆活
十八、攻心为上，瓦解敌军
十九、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二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第六章 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不过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智慧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在这个框架内，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先后迈出了三大步：20世纪50年代靠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60年代谁也不靠独当一面；70年代与美国缓和反对苏联。
一、向共产国际争独立自主
二、“一边倒”的新中国外交政策
三、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四、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
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个头儿
六、让蒋介石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
七、中苏论争：道不同不与相谋
八、主动打开通向美国的大门
九、三个世界理论和世界大三角
第七章 毛泽东的经济智慧
毛泽东曾以打麻将为例来说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汰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
一、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四、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五、“独立王国论”
六、“半独立王国”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八章 毛泽东的舆论智慧
宣传舆论阵地，虽然看不见战场上的硝烟烽火，但仍然充满着战略和策略。因为这是一场争夺合法性、争取主动性的战斗，选择能够征服民心、左右舆论的口号，至关重要。
一、不要称“毛泽东主义”
二、接过敌人的口号
三、战略口号和策略口号
四、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口号
五、通过投诚的敌人向敌人做宣传
六、劝蒋介石修改其政治学字典
七、新民主主义革命口号上的策略
第九章 毛泽东的建党智慧
一位外国人观察过延安整风运动后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人经常地进行着自我批评的整风工作，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痛击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我的改进，他们为自己的失错而悲哀和后悔。”
一、中国革命的第一大法宝
二、“党指挥枪”的原则
三、支部建在连上
四、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
五、使农民成分的党员无产阶级化
六、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七、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八、说破英雄惊煞人
九、党内斗争的火候和分寸
十、确保组织上正派和思想上正确
十一、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二、团结——批评——团结
第十章 毛泽东的治国智慧
毛泽东从“进京赶考”的那一日起，就开始警惕官僚主义。因为他忘不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对他讲的关于历史周期率那番话。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二、天下初定，不要四面出击
三、团结、利用、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六、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
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选读】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生智慧
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1966年，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面对党内的政治风云，在一个叫滴水洞的地方，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人格个性的一次难得总结。运用两分法，讲得很辩证。主题是自我评价、自我定位：自己算老几？毛泽东表白自己的心迹：“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这是在他自己完全能够主宰中国命运的情况下说的。
回顾整个人生经历，毛泽东说他少年时代很自信，后来长经世故有时就不是太自信，老有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其实在年轻时，毛泽东就已经有这种既自信又不是太自信的两点论，宣称“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毛泽东应用“虎气”和“猴气”来表示自己人格个性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虎气是他强大、自信的一面。猴气，则是因为不太自信，需要借助灵敏和智慧。这样，毛泽东就把老虎的威严和猴子的敏捷有机地统一在自己身上了。
其实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不只是某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而是许多种矛盾的统一体。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A.特里尔注意到：毛泽东生命中的平衡，来自一种对立面的冲突。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
尼克松似乎不同意这种平衡说，他觉得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那样，毛泽东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毛泽东身上的猴气被某种幻想所占有，那么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
美籍华人韩素音对毛泽东的个性结构有更细致的观察：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绝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绝不坐失一分一秒！
这些相互对立的个性线索，并不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仅仅伸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拉向极端以后，又被毛泽东收了拢来，编织成一个比周恩来更严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的内涵远比一般人博大；博大到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就像周恩来所说的，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同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同时具有这些极不相同的个性特征。缺少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现实中的毛泽东。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人—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则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人格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人—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则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人格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毛泽东和刘少奇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分别遭受过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现代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结束以后，陈云站出来说过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四人帮”是鬼不是人。至此，毛泽东的神话算是被破除了。但是他仍然给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他是人，但他为什么这样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奇勋伟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主体人生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在他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
二、丈夫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素怀奇志。十六七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学做生意赚钱。但毛泽东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他差点儿要对他父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于是他愤然离乡，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学堂继续求学。当他第一次迈出韶山冲的狭小天地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惬意。他以诗言志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刚好东山高小入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毛泽东借题发挥，把自己的少年壮志抒发了一番。可是，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之来自乡下，旧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小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卑，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之来自乡下，旧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小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卑，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咏蛙》的小诗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到了1916年，毛泽东已经鹤立鸡群了。是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开展全校性的“人物互选”（类似于今天的“评优”）活动。互选条目颇全，在德、智、体三大项下各编若干小项，每一小项又各分若干细目。要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获优，可真不容易。结果，在四百多名参选者中，毛泽东位居榜首。毛泽东得到同学们一致推崇，大家给他送了一个雅号：“毛伟人”。
一师同学彭道艮曾向罗章龙介绍毛，称毛“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罗章龙初闻不信，又去问同乡陈赞周，陈亦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之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
但是，“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同学们的赞誉。直到一师快毕业时，他仍然在为立身立志问题而苦恼。1917年，他致信黎锦熙表白心曲，称他“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他评点时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或曰某君有志，教子弟应立志，等等，均是“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并非真正有志。在他看来，作为“心之所”的志，乃是一种宇宙真理。人生在世，“十年来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他说：“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鹊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为此，他决心“下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既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毛泽东要立的志，显然不同寻常。用他的话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和俭毛泽东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和俭毛泽东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他显然赞同这样的观点：寻常人“有雷同心，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讲堂录》还记述了侯方域《谢安论》中的一句话：“古之有为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意即君子应超凡脱俗，用苏轼的话说：“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所谓独立不惧，就是“狂澜滔滔，一柱屹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
毛泽东这种“群居不倚”、“特立独行”的性格，几乎没有哪一个上级喜欢。1930年6月9日，李立三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斯大林肯定也有同感，因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唯一未去莫斯科朝圣的重要共产党领袖”（斯诺语）。
三、自知、自胜、自强
为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自胜。自知、自胜、自强，是主体自我修养不可或缺的三个环节。为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自胜。
中国人历来把自知之明看做君子的品质，认为善知人者必先自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夕各项社会改革的流弊时说道：“今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而妄谈变革社会，那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屡屡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贞观政要》中就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即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谈起明代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尽管“虚怀”、“自知”有些两难，毛泽东还是做到了一个伟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他曾反复告诫他的同事和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有一次他还特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包括我自己”。对于他自己，他历来是有自知之明的。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轻易地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定性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未必是正确的。结果，他终于对彭德怀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手上。”也许是有感于此吧，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叹着气对卫士张仙明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即使在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的时期，他也是清醒的。他“历来不相信”，他的“那几本小书”（即林彪所吹嘘的“老三篇”）“有那样大的神通”。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古人称此为“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修养工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毛泽东也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勉。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
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本性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风格一样——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但是在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的自制力同样大得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50支）烟，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轼曾说：“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对手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
嵇康曾把喜怒看做养生五难之一。曾国藩《教子言》讲修身养性必须“惩忿窒欲”。毛泽东青年时代一度“独服曾文正”，《讲堂录》还记下了所谓“曾文正八本”，其中之一便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不仅有害身心，而且不利事业。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从当上领袖以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克制。师哲在毛身边先后待了18年，据他说，他从未看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毛泽东：“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气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修养工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恃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乎搏击风浪、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毛泽东一人从岳麓山顶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却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魄。毛泽东不只是青年时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气魄，贯穿他全部人生的信条也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四、人生的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曰无限，名之曰永恒，名之曰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苦恼和不幸。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自己人生的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就必须有一个始终由那里出发的起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栖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韶山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一曰“贵我”。二曰“通今”。
为了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在研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用现代语言把“贵我”和“通今”概括成伦理学上的两个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
人生为什么需要“贵我”？原因在于：“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由“我”出发来观万物，毛泽东发现：“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最后涉及一个问题：“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
所谓“我是极高之人”就是这样得来的。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际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展自己的身心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
人生为什么需要“通今”？原因在于：“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从“目前”出发来看人生，毛泽东发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实有所成就，“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一方面，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此连成一片的时间内，岂不是“处处皆现实”？
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我所经历的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都是现实的。所以毛泽东感慨：“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
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蹉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此地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五、人生目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人生在世，免不了有许多义务、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所烦恼：他人之事，不管不理，于心不忍；管起来，又觉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人生目的在于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由我出发，去利他人，实则人己两利：在利他人的同时也利自己的精神。
依据这一人生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
对他人的义务由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的义务则由主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此而我又没有如此，那就未能“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未能充分发达自己身心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是一种“自利”原则。但此种“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通常认为互助是一种人己两利之道。毛泽东却认为“互助之底所以成己也”，因为这里的同情乃是由我而起也。如果说“互助”中有“利他”的一面，那么此种利他也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但却遂了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意志，因而在主观上利了我的精神。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做了一个假设：“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圣贤豪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儿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做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六、人者尚动，养乎吾生，乐乎吾心
世界有动有静，而毛泽东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这一以动为本的观点，早在他成为伟人前就已确立了。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愚拙之见，盖天地惟有动而已。”
天地惟动，那么人呢？“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天地乃自然“死”物，尚且恒动，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天道与人道同一个道：惟动。人只有在动中才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全真境界。
从这种宇宙“惟动”，人更“尚动”的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动不主静。他终生致力于“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的问题。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只要把对立面置于运动之中，他准赢。他指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动中取胜。在他有条件坐镇中央号令天下时，他还不时要到全国各处走动走动。朱莉·尼克松的印象：“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静不下来的人”。
动有什么意义呢？一般人或曰“动以营生”，或曰“动以卫国”。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皆非本义”。本义是什么？“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原来，动既是人生理上的需要，又是人精神上的需要。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运动的作用：一可强健筋骨，二可增进知识，三可调适感情，四可强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可见，运动于人有一举数功、身心并完之妙用。
事业上的各种运动是毛泽东人生的组成部分，他一刻也离不了。除此以外，他最推崇的体育运动项目要数游泳。在他看来；搏击于风浪，不仅有强身健体之效，还有怡情和砺意之妙。请看他的名作《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宽余”和“信步”都来自“风吹浪打”。他置身于风浪之中，千里楚天，百世沧桑，尽收眼底。据说他还有躺在水上吸烟的雅兴，多么怡然自得。他喜欢大风大浪，而且越大越好。1954年夏天，北戴河海面上波涛汹涌，毛泽东不顾身边人员的反对，走向大海，并丢下这样的话：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人们至今还记得他1966年畅游长江的情景。其时他年届七十有三，以如此高龄作出横渡万里长江的壮举，绝不仅仅为了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情趣。他要考验一下自己是否还有青年时代那种“浪遏飞舟”的勇气和力量。果然，当他的力量和勇气在大自然的风浪中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回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军帽，几下子就“搅得周天寒彻”。
毛泽东崇尚的“动”，并不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动”，而是自我即在其中的“动”。自我成了运动中的一个能动要素。因此，运动即意味着主体对身外环境的抵抗、斗争。毛泽东的哲学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有几个东西除外，那就是运动、变化、矛盾、斗争。在他看来，抵抗斗争也是主体自我修炼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夫。
毛泽东既尚动，又喜斗。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说过：“自古以来，平和与战伐相寻，有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他把生灭成毁看做宇宙的自然进化，“吾人其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到了晚年，在他离见马克思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还对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说着，他还使劲地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尼克松感到，这位经过82年艰苦斗争的主席尽管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他反复向年轻一代提醒斗争的必要性，并预计党内的斗争、阶级间的斗争可能还要进行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一连串对立的斗争组成的。从他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更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战争”的历史。他对战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战争对他来说就像一首诗，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正是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1955年毛泽东对法国前总理孚尔说：“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当斯诺问毛泽东，在比较安定的“国家元首”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生活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更喜欢战斗生活。”
同敌人面对面的战斗，这种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不仅其乐无穷，而且能像湖南辣椒那样，舒适他的肠胃，健全他的生理功能。他患有慢性便秘，但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他对斯诺说，他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跟随毛泽东的师哲记得：1945年，他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也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次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毛的病马上就好了。1945年，他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也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次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毛的病马上就好了。
运动之效仅仅在养生乐心，完善自我。与天、地、人斗，不仅有强固自我之妙，还能改变身外的生存环境，从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于社会历史之中。这种身心并完、人己两利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一般人常为人间争斗所累，因此取消极逃避的态度。结果是越逃越累，终致大浪淘沙，使自我消失在历史的旋涡中。毛泽东不为其累，反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这样他便能以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并依靠他的智慧在斗争中从容取胜。
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发生过一场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羸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在毛泽东看来，学问和道德诚然重要，但两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因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
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拙”二字。在长沙读书时，他曾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和跳跃的动作。他坚持一日数练，长年不辍。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甚至雪浴。人们常看到他赤着上身在风雨之中跑、跳、蹬、跃。爬山、野游和露宿更是他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毛泽东最喜欢的健身运动是游泳，从少年时代“中流击水”于湘江，到晚年以七十多岁高龄“闲庭信步”于长江，终生不改其乐。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喑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绝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两者缺一不可。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曾对张昆弟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还是体力更重要。“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八、高尚其理想，淡泊其物欲
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骛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说，他是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这样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而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所谓“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戒条写入会章。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俭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猪肉。他的手从不摸钱，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他的人生格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其艰苦程度毫不亚于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他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品行。他甚赞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始未有能完成者”，他批道：“振聋发聩之言”。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在他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
九、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孟子对人中之杰“大丈夫”做了如下勾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大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近世中国这样的大丈夫可以举出很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毛泽东。
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他父亲的严厉是造成他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家分成两个‘党派’。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兄弟组成，有时甚至包括雇工。”“我家里这场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毛泽东从斗争中“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一公开反抗，我父亲就缓和下来，而我越一味软弱顺从，他就越训斥我，打我”。
毛泽东对压迫个性的强权深恶痛绝。五四时期他喊出：“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把当时的各种改革归结为一句话：“反强权得自由”。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越是强权，他越要蔑视反对。比如反对孔子，他说，莫说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单就他独霸中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了两千年儒家的奴隶这一点，也是不能不反的。
毛可谓真正的“红辣椒”，当年湖南的“太上皇”赵恒惕深深尝到过他的辣头。赵曾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不仅反赵恒惕，蒋介石、斯大林、杜勒斯，这些更大的权威，也都先后尝了毛泽东的辣头。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回忆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
在蔑视、反抗强权的另一面，是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就像他的慈母一样，毛泽东对受苦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少年时代他曾多方周济贫穷和受苦的乡邻。1913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20年后，他向斯诺讲起在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中国历代士人都把社会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种人，但做这种区分的君子们总是对小人抱鄙夷的态度。毛泽东也曾使用过这种分法，但是他认为“小人”大都可怜悯，力主君子对小人“宜为一援手”，“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在普通小百姓面前，他却十分和蔼可亲。罗章龙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和毛一起从长沙回韶山，在路上毛泽东见到一位老农在茅屋里打草鞋，便走上去和他一起拉家常。边谈边帮老人槌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鞋槌平。
毛泽东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始终相信小人物胜过大人物。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方面，他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另一方面，他从不向“大人物”屈服，几乎没有哪一个“大人物”喜欢他。
十、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做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世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经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长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度很合毛泽东的胃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经常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乃人力无法改变，故只有泰然处之。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两者的价值有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时，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二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的意义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曾将生死的价值归纳为四个档次，其中有人格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他的生存观，又表明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
同样，死亦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是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是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总之，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无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泰然处之。
十一、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为“修德三法”，主张“博学而笃想，切问而近思”，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成人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但是，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却是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学知识不单来自于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等主张。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游历”。
毛泽东很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他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历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毛泽东来说，“漫游四宇”是养心益气、丰富才学的重要途径。
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古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祠、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对斯诺说，“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果然，那年暑假，毛邀约萧子升，不带一个铜板，徒步游学湖南五县。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结识各色人等，体察风土人情，了解历史掌故，真把社会当做一部大书来读。他们在密印寺与老方丈讨论佛经，在安化县与夏默庵交换诗文，在梅城游览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还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
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着草鞋、布鞋踏遍名山大川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游历的所有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
广义地说，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还包括了解这些事物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浓缩。如果毛泽东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那样的了如指掌，他对当时中国的万事万物就不可能那样的洞明透彻。他漫游四宇，同时也在漫游千秋；他览物睹景，同时也在与古人对话。在他的胸怀中，历史感和空间感是融为一体的。
毛泽东承认知识一方面得自实践，另一方面得自书本。而他所理解的书本知识主要是前人经历的积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专门家自叹弗如。他成天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而构成他的书海的主要是线装书。一部《二十四史》他批点得密密麻麻。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从历史的大海里吸收智慧养料，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和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十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讲堂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光武帝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祠以志纪念，并请当朝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和俗名，殊为难得。据说毛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曾要求学生就此事展开评论，看严光到底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200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那样。
不巧，毛泽东本人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昔日的友人梁漱溟应邀来到北京。毛向梁发出邀请：“梁先生这一次来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然而梁却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出乎毛的意外，毛当即显出不悦的神色。这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喜欢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态度。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不能“但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做一名真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腕，以全其身”的古喻做了回答：“毒蛇螯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显然很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显然很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十三、君师合一的人格理想
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古人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的做法嗤之以鼻。甚至像拿破仑那样的盖世英豪，他也不以为然。他所崇拜、所理想的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讲堂录》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话表达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杨昌济说得更明白：“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的能耐无论怎么强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百世，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宋代人将韩琦（北宋大臣）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但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他与黎锦熙议论时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名流，得出的结论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既会办事，又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着毛泽东的一生。早年，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霾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后来，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开始领兵打仗，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就成为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有大功业的豪杰了。
在毛泽东看来，当把阻碍他的主张实现的旧政权推翻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从哲学、伦理学改造中获得的新主张加以推广、实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过程同样不顺利。直到晚年，他不得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便重新塑造人的灵魂，全面推行他的思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
第二章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一、只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到1919年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时才找到另一种感觉：“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道，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因此他在1920年所经历的思想转变，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一思想经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两段自述说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方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阶级斗争”四个字。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种选择性理解，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特殊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痛苦选择是分不开的。所谓阶级斗争方式在当时就是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三个著名公式，即：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回信表示他“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三个公式中，“目的”和“出发点”是比较虚的东西，当时迫在眉睫的主要是“方法”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是经过反复权衡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道：“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可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毛泽东直到晚年还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民主革命；另一件叫社会主义革命。又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又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他是从阶级斗争起步的，也是靠阶级斗争成功的。
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区分敌、我、友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得“阶级斗争”四字真经以后，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这样描述他的个人简历：“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总结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
基于他1925年上半年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写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于1926年1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发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由点到面、由特殊到普遍的提升工作，毛泽东于1926年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才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前提是阶级分析，只有先把人群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才能发动这一部分人去同那一部分人进行斗争。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开宗明义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为什么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为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朋友，有时认敌为友，错把敌人当朋友来团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时认友为敌，错把朋友当敌人来攻击，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认为这不是目的上的错误，而完全是策略上的错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强调：“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见，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策略问题，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这一目的清楚地表现在全文的结论中。这个著名的结论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可以依赖的朋友，谁是应当提防的朋友。这就为中国革命一举解决了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画出了草图。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为了从政治上区分敌、我、友。因此在他这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政治上敌、我、友的区分是同一个概念。对他来说，所谓区分敌、我、友，就是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就是区分敌、我、友。
三、区分敌、友、我的标准：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
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如同对事物进行分类，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毛泽东使用的标准是“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对这两个标准间的关系，毛泽东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很重视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的。问题是他所说的经济标准或经济地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与列宁的阶级定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完全没有涉及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内容。人们现在从该文中看到的有关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描述，例如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多多少少都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等等，这些表述都是后来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添加上去的，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如果不是指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那么它是指什么呢？确切地说，它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财产状况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毛泽东也讲了一些，如土地、工具、资金的占有情况。但是毛泽东讲得更多的是生活资料和生存状态，例如，他说：小资产阶级的右冀“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散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冀“原来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境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须种杂粮、捞鱼虾、饲猪鸡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店员“以微薄的薪金，供家庭的费用”，常常“叫苦不迭”；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等等。
这些描述所讲的都是持有财产的多少，吃穿待遇的好坏，总之是生活状况，即日子好不好过的问题，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不拘泥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各阶级做科学的、客观的、中性的考察，而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从寻找革命力量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状况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人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
但是由此也决定了毛泽东笔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他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为什么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农村雇农、游民阶层都称之为无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为什么知识分子无论大小都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不归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范畴？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较之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
毛泽东就是根据贫富程度和生活境况依次论定五大阶级：最穷的是无产阶级，次穷的是半无产阶级；反之，最富的是大资产阶级，次富的是中产阶级；中间状态，不富也不穷的，就叫小资产阶级。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从这种观点中极易得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不革命的结论，构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两项指标中，毛泽东更注重革命态度这一项。文中几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谈到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如说大地主买办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