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十篇
海派文化篇1
性别女，爱好男。澳洲籍双子座小女人，原产地中国上海，现居伦敦。坐着写文，躺着睡觉，文风细腻多姿，直击人性中最柔软的部位。医科出身，却又对爱情有着敏锐的触觉。网络骨灰级，著名美女作家，曾任榕树下签约作者，红袖、晋江等诸多文学网站驻站作家。微博：http：///mojidare
1843―1949年期间，上海“八面来风”似的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海派文化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及之后的青岛、烟台、天津、大连、哈尔滨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中看到西方文化的遗迹，可为什么只有上海孕育出了世界性的海派文化呢？
当西方文化来到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最早的中心――外滩，西方文化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上海在开埠之前就是一个小渔村，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人口的密集度并不高，当时的上海文化也很弱势。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地当地人口的数量、密集度远比上海要来得高，本地文化也会显得非常强势，从而导致对新文化有着很强的抵抗力。
随着上海经济逐步发展了起来，上海周边江浙一带的中国人逐步进入上海就业、谋生，他们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的到来并不是主人回家，而是客人到访，都属于上海的移民。他们到来后，接受了已经在上海扎根了的西方文化，并以从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世界性基础文化”作为“上海人”的文化基础。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又以这个“世界性基础文化”为基准，重新解读了自己的区域文化，抛弃了一些愚昧、落后的东西，把符合世界性基础文化的内涵一起融入了上海文化，这样最终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派文化。
上个世纪中，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曾经沦为殖民地，但是，只在上海凭借着它的包容和消化的能力，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从今天上海人的行为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分离出“世界性基础文化”的精髓：美学思维、自由与权力、民主与法制、尊重女性、专业精神、契约精神，这些由西方文化发展出来的“世界性基础文化”成为了从全世界移民而来的“上海人”的生存意识、行为标准。
“海派文化”的骨子就是由世界性基础文化为主导，融合了中国文化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文化而形成的。它不是中国文化融合西方文化，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海派文化”不仅仅把外来文化拿进来，而且经过解读融合之后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中华文化，把我们的中华文化拿出去，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丰富世界文化。
海派旗袍曾经作为海上名媛们的首选正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缓缓地诉说了海派文化。电影《花样年华》的点睛之笔就是张曼玉的二十七套旗袍。据王家卫本人回忆：小时候去那些在香港的上海人家家里，清楚地记得女主人会穿着得体的旗袍，家里整理得干净整洁，然后用精致的点心招待他们这些小朋友。旗袍也由此在儿时的王家卫心里留下一种情结。
张爱玲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而上海女人的语言恐怕非得是海派旗袍莫属了，只有上海女人可以将旗袍穿出那种风雅的韵味，那种海派文化下蕴藏的温婉高贵，那种融合了传统与摩登的精美智慧。
旗袍最早是旗人的服装，为了适应漠北寒冷地带，那些服装都比较厚、严实；袖子也不像汉人那么飘逸，裹得紧紧；汉族衣服上衣下裳，马背上民族的衣服上下一统。由于是袍服，又是八旗过来的，所以汉人叫它“旗袍”。清兵入关后对穿衣等都有硬性要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被丢在了一边，中国服装也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当时女人服装基本有两种，一是保留明代遗迹的上衣下裳，一种就是保留清代服装的袍服。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旗袍从最早的旗人之袍逐渐经过修正、改良，在上海这个当时的金融文化中心里受到灵感和启发，将旧有的肥硕宽大一一精简，发展成能完美体现女性身体曲线的现代海派旗袍，从衣服式样的变更上展现了妇女追求解放革命思想。
当宋庆龄穿着碎花型的棉袍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时，上海广告画上的女子也开始了连身旗袍的妙曼风姿。于是名媛名太纷纷效仿，开始穿着旗袍出入社交场合。
外来的旗人之袍到了上海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将西式服装的贴身裁剪方式用在了宽松旗袍上，于是旗袍有了曲线，有了衣缘上的细细花边，也有了开衩。有人这样描述过旗袍：“如果你看见了阮玲玉、周璇那一干三十年代的女子，从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里袅袅走来，沧桑而风情，会让你看到什么？那必是如柳的体态，旗袍的细致，还带着十里洋场特有的奢糜繁荣和高傲不可亲近的气息。那一抹江南的雅致，那一缕上海的精巧，那一丝繁荣下的世故聪慧，将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剔透完全融于一体。”
海派文化篇2
国家馆日
10月9日 乌干达国家馆日
位于非洲联合馆的乌干达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内容一点也不简单。整个展馆分为“鲁文佐里山”、“维多利亚湖”和“坎帕拉城”三个主要展区，分别展现乌干达的乡村风光、湖岸美景和城市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野生动物在乌干达展馆占据了很醒目的位置，特别是位于鲁文佐里山区的濒危动物山地大猩猩。这种被称作“温和的巨人”的生灵，其雄性个体身高可长至7英尺(2.1米)，体重可达180公斤。虽然由于它粗鲁的面孔和巨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怕人，但实际上它们是非常平和的素食者。全球目前仅存约740只山地大猩猩，其中近半数约340只都栖息在乌干达植被极为繁茂的Bwindi国家森林公园，此外还有超过40只生活在乌干达其他的保护区里。
乌干达卡罗娜艺人歌舞表演……………
世博中心中央大厅(绿厅)时间待定
10月10日 卢森堡国家馆日
展馆的设计师受到“卢森堡”在中文中“森林和堡垒”含义的联想，设想一种几乎只用独块巨石的雕刻方法。整个展馆的建筑结构就像一座壁垒，中心位置类似中世纪的塔楼，周围郁郁葱葱的开放式“森林”则由葡萄园组成。作为欧洲的“绿色心脏”，卢森堡向来十分重视环保问题。整个展馆的建筑材料都是钢、木头和玻璃等可回收材料，能源的回收再利用也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一个典范。
为了让参观者有一个舒适方便的参观环境，卢森堡馆做了不少人性化的设计。展馆设计了众多出入口，可以不需排队等待，随时根据自己的喜好停留、参观。参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观看展馆里的视频内容，或者登上植被覆盖的屋顶，在长椅上小憩，欣赏周围的美景。在开放的翼楼上，还有为孩子们设计的游戏娱乐场。
展馆的餐厅也是一大特色，除了提供卢森堡的特色食物，例如啤酒、葡萄酒、香槟酒、腌货、特色菜肴外，还提供中餐。
卢森堡Largo feat，Gast Waltzing音乐会
音乐会世博中心中央大厅(绿厅)时间待定
10月11日 白俄罗斯国家馆日
经过白俄罗斯馆的人通常会为展馆外墙上的图画所吸引，而当他们真的走进场馆，就会发现，展馆内部也是“画中有画”。据悉，该馆外墙的画出自该国画家利马舍夫斯基的手笔，他画的是白俄罗斯的城市。而展馆内部的画则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现代画家瓦伦丁一古别列夫的作品、历史上的名画以及白俄罗斯国内孩子们的画。
此外，白俄罗斯馆天花板上的圆形屏幕，以及其正对着下方的舞台上，也各展现了一幅图画。四周灯光不断变幻颜色，天花板上时不时地会有一只白色仙鹤飞过，而仙鹤正是白俄罗斯国宝级的动物。
除了图画，白俄罗斯馆还用4个大屏幕不断滚动播放展现白俄罗斯的街景、文化以及重要的时刻。世博会的6个月期间，来自白俄罗斯6个州的不同乐队和歌舞团，轮流到白俄罗斯馆用歌声和舞姿表达他们的生活与爱情。
白俄罗斯“Khoroshi”民族舞蹈表演……
欧洲广场15：30～16：30 17：00～18：00
白俄罗斯国家馆日综艺晚会……………
世博中心大会堂(红厅)19：30～21：00
10月12日 老挝国家馆日
琅勃拉邦是老挝的著名古都，在世界遗产保护和城市多元发展方面卓有成效。老挝的参展是以介绍古都琅勃拉邦为中心，通过对这一人类遗产的保护及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利用，向世人展现一个集古代文明和现代化城市为一体的宗教、文化和旅游中心。馆内具有当地特色的灯具、纺织品、现场制作的手工艺品和传统歌舞显现出浓郁的老挝风情。馆内通过海报、图片等展示群山、瀑布、洞穴等自然景观以及特色建筑，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当然了，老挝馆内不会少了老挝的特产――各类珍贵木料，每块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价格不菲。
老挝时装秀………………………………
亚洲广场15：00～15：30
老挝歌舞时装秀…………………………
世博中心大会堂(红厅)19：30～21：00
10月13日 图瓦卢国家馆日
如果按照国土面积来排名，图瓦卢是全世界排名第四小的国家。图瓦卢人来世博会主要是为了推广旅游，一年游客不超过1000人的图瓦卢是一个能暂时让去旅游的客人消隐于世，在棕榈树下静静地享受午后阳光的地方。图瓦卢馆每天都有两名参展人员，馆内有椰树、贝壳做成的工艺品。
需要提醒的是，图瓦卢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全球气候变暖而被海水淹没的国家，其国土形如一道海堤，海拔最高点仅有5米，一场暴风雨过后，图瓦卢就会变成泽国。因此在世博会上，气候问题是最易引起图瓦卢展馆工作人员共鸣的话题。
图瓦卢费特乐舞表演……………………
大洋洲广场10月9日～15日多场
10月14日 也门国家馆日
和其他一些国家馆的精美陈列相比，也门馆更像一个大集市，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充满阿拉伯风情的商品，从小饰品到各种服饰，应有尽有。其中最受游客青睐的生意无疑是也门手绘。即便是每天中午用餐时间，排队等着手绘的游客仍然会挤满整个房间。负责手绘的也门姑娘们可以根据游客要求，在游客手背、手腕、脚躁、后背等位置作画，作画的工具只是一层薄薄的塑料纸裹着一种叫哈那的材料。也门姑娘一边作画，一边不忘告诉游客，画完的一个小时内不要触碰图案，等图案干了，可以揭掉表层的涂料，留下黑色或黄色的花纹。这图案可以在皮肤上保留两个星期，当然，你不能洗手洗得太勤快。
也门艺术与文明综艺秀…………………
世博中心大会堂(红厅)20：00～21：30
10月15日 阿塞拜疆国家馆日
欧洲联合馆内的阿塞拜疆馆，外观看上去或许并不打眼，但里面却很有故事。以蓝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富有浓郁的欧亚风情。馆内以多媒体、特色手工艺品、图片等展现了阿塞拜疆城镇的历史、文化、宗教、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凸显了该国地处连接东西方“十字路口”的重要性，以及在融合东西方文化、促进贸易和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展馆内，还生动再现了古代阿塞拜疆人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上运输东西方珍宝、传递信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情景，并展示了新千年重建“丝绸之路”的雄心。
阿塞拜疆国家馆日文艺演出……………
场馆及时间待定
省区市活动周
10月8日～12日 “海上风韵”上海活动周
作为本届世博会的东道主，上海在省区市活动周中同样举全市之力，汇聚了名团、名家、名作及国际、国内屡获殊荣的艺界新秀，以求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现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以精妙绝伦的杂技、五彩斑斓的歌舞、美轮美奂的民族戏曲、谐谑互动的环境戏剧、热情欢乐的踩街巡游等5个区域的演艺活动，生动演绎活力上海、创意上海、和谐上海、经典上海的新形象。
民族戏曲荟萃“戏游上海
――戏曲，让城市更美好”…………………
宝钢大舞台展演区
上海“风从海上来”综艺专场演出…………
庆典广场
上海多媒体海派杂技秀“海上寻梦
海派文化篇3
由于宁波籍电影家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成就事业的，因而他们与“海派”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联系，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个人作风等，都深深地打上了“海派”文化的烙印。
具有人性深度的“海派电影”创作
这里所谓“海派电影”，主要是指宁波籍电影家以旧上海的人和事为题材而创作的电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华洋杂糅的十里洋场蕴藏着广泛的创作素材，为宁波籍电影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源泉。这里有为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而大展身手的冒险家，有奋力打拼以求发展的中、小资产者，有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小人物，也有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为建立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而奋斗的仁人君子、爱国志士、革命先锋。十里洋场不知演绎了多少创业成败、婚姻爱情、仁义道德、家庭伦理、反抗奋争等动人故事，正是这每一个融合了才智与心血乃至生命的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血泪故事，铺就了上海这个极盛一时的世界级大都市。而身处其中的宁波籍电影家正是带着对身边万千世态的深刻感悟，将电影镜头贴近社会和生活，创作出了大量的“海派电影”，这些深具人性化描写的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广泛地触及了旧上海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生活（甚至有的影片某些场景就是直接摄取于十里洋场的真实街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再现了十里洋场之种种世相，深刻地揭示了“几家欢乐几家愁”旧上海的黑暗现状，如果将其拼贴起来，就会构成旧上海一幅生活全景图。
如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宁波籍电影家张石川（1890－1954）导演的反映家庭伦理的《孤儿救祖记》，宣扬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同时也赞扬了当时上海的义校教育。30年代左翼电影时期，又有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1909－1978）、应云卫（1904－1967）编导的《桃李劫》，对当时上海社会的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刻表现，揭露了独裁统治的社会黑暗。而袁牧之的《马路天使》更是把生活在旧上海最底层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不幸命运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旧上海“一部地道的弄堂文化的教科书”。他的另一部影片《都市风光》，则通过小知识分子、投机商人、小押店主、爱虚荣的少女以及秘书、丫头、房东太太、账房先生、买办、咖啡店侍者、店员、学徒、舞场售票员等各式各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洋场社会上特有的诸般人物等，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大城市社会生活的糜烂腐臭，也辛辣地嘲讽了旧上海小市民阶层的自私、落后和愚昧。40年代末，文华公司的宁波籍电影家桑弧（1916－2004）以独特的电影观念，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海派电影”精神，他的《假凤虚凰》，善意地嘲讽了“以衣冠取人”的上海滩陋习――影片当时还曾因某些观众“对号入座”，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影片，从金钱与家庭问题入手，对人性、人情及家庭进而对社会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些以旧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背景的影片，构成了40年代“海派”文艺的电影中心，散发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温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电影形成了统一领导的新格局，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旧上海题材”的影片明显大幅度减少，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又重新繁兴起来，这其中也与宁波籍电影家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如果说生逢乱世，早期宁波籍电影家的“海派电影”是对旧上海的一种切身体验的话，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一种多元开放的艺术氛围中，宁波籍电影家的“海派电影”创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即以一种“怀旧”的姿态，重新审视旧上海那段为人熟知而又陌生的历史。
上影厂的宁波籍导演沈耀庭（1935―）自1976年任导演后，就把拍“海派电影”系列作为自己的一个追求和奋斗的目标。1988年他拍出了自己第一部“海派电影”《马素贞复仇记》后，一发不可收，一鼓作气接连拍摄了《侠道鲁平》（1989）、《滴血钻石》（1990）、《卧底》（1992）、《诈骗犯》（1993）、《同归于尽》（1993）等一系列“海派电影”，其中《诈骗犯》和《同归于尽》还是沈耀庭导演用一部影片的投资、同一套班底、在同一时间里同时成功套拍的两部影片。虽然沈导自己认为这些影片还没有形成系统，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片不失为新时期上海怀旧电影中的优秀影片。与他的两部代表作《东港谍影》和《405谋杀案》不同的是，沈耀庭的这些以20世纪20至40年代旧上海生活为背景的“海派电影”所表现的人物不拘一格，涉及到了上海滩各色人物，如：取材于真人真事的《马素贞复仇记》中的敢于同勾结洋人陷害其兄的上海滩流氓打斗的江湖女侠马素贞；《侠盗鲁平》中足智多谋、专门涉猎为富不仁的豪门大户、被百姓称之为“侠”盗的江洋大盗鲁平；《同归于尽》中路见不平，持枪追杀中国少女并害其家破人亡，在租界法律的庇护下逍遥法外的外国人后，自己却饮弹自尽的上海租界伪警察；《卧底》则以民国初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为背景，塑造了曾树凡等一系列坚定的革命党人形象，等等。这些“海派电影”，与近些年来其他上海怀旧题材的影视和文艺作品相比，后者往往追逐上海以往那些奢华的事情，演绎各种“上海往事”，而前者则更多弘扬的是一种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人性深度和健康的人情味，也是这位“喝黄浦江水长大”的宁波籍导演对旧上海的一种特殊的感知和理解。他说，“我觉得旧上海的生活非常精彩，不管什么时候去看这段历史，都会使人产生很大的人生感悟。”
1993年，宁波籍画家兼电影导演陈逸飞（1946―2005）的一部《海上旧梦》将上海怀旧题材电影引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甚至有影评人这样称赞《海上旧梦》：“是这一批‘怀旧’电影的开山之作”，“它可以说是这一大批怀旧的‘上海’电影的一部发轫之作，一部带有启示性质的作品”。接着陈逸飞又拍摄了《人约黄昏》《逃亡上海》以及新世纪之初的遗作《理发师》等影片，将似梦似幻的旧上海那段人们熟悉的历史再现于银幕之上。
在宁波籍电影家中，上影厂剧作家沈寂（1924―）的“海派”则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从文学创作走上电影剧作家道路的沈寂，其电影代表作有《神?鬼?人》《中秋月》《一年之计》《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开枪?为他送行》等，并创作传记文学有《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歌星周璇》和电视连续剧《影星泪》等。他创作的 “三大”长篇即《大亨》《大班》《大世界》，则是典型的“海派文学”：《大亨》描写的是上海滩“流氓大亨”排名第一的黄金荣，《大班》描写的是移民上海的犹太人哈同的生活经历，而《大世界》则是以描写旧上海游乐场生活为主的。据剧作家自己介绍，其中《大班》有望拍摄成电影。
卓有成效的“海派”活动方式和“海派”作风
宁波籍电影家的“海派”也表现在活动方式和“海派”作风上。20世纪20至4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是当时旧中国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在殖民文化影响下，十里洋场成为旧中国风云际会、各种矛盾的交汇点，是各种社会势力争强斗胜的是非之地，“灯红酒绿中酝酿着柔情，也潜藏着杀机”，再加上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和旧势力的压迫，社会极其错综复杂。在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旧势力等重重包围的夹缝中，谁要想在这里立足、生存，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具备灵活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本事，“尤其需要一种上天入地、拳打脚踢的‘海’劲儿”才能成功。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敢为人先、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宁波籍电影家，他们身上独特的浙东文化性格一经与十里洋场的“海派”文化相融合，就使得他们无论是在怎样的复杂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应付自如。如宁波籍的邵氏兄弟及其天一公司，成功地冲破“六合围剿”，绝处逢生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为争夺电影市场，1926年7月，经明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周剑云出面联络，联合上海影戏、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几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这6家公司的出品，从而控制片商和影院，对天一公司形成了“六合围剿”之势。“六合”以抵制劣质影片相号召，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电影发行商签订合约，规定如果经销“六合”的影片就不准再与“天一”合作，各发行商不敢得罪“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这样一来，“六合”几乎占有了中国电影市场2／3的江山，将“天一”在上海的生存空间挤压到了最低点。面对严峻形势，邵氏兄弟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机智应对。为杀出重围，“天一”主持人大哥邵醉翁（1896－1979）一方面针锋相对，派出发行人员在国内建立非“六合”院线，另一面避其锋芒，派三弟邵仁枚（1901－1985）、六弟邵逸夫（1907－）赴南洋开辟新的市场，向海外“突围”。由于南洋片商不敢与“天一”合作，邵氏两兄弟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备尝艰辛，到南洋的穷乡僻壤进行流动放映。经过3年左右的惨淡经营，“天一”不但没有被“六合”挤垮，反而在东南亚站稳了脚跟，逐渐建立起了庞大的邵氏电影发行网络，进而成为了东南亚商业电影巨擘。
宁波籍影剧双栖巨星应云卫（1904―1967），则以“海派”活动方式和作风及其导演艺术风格，在中国影剧史上独树一帜，被文艺界同仁称之为“海派”。
上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应云卫投身于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和电影运动，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白色围剿下，应云卫凭着自己从小学徒到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航运业高级洋行职员的特殊经历中练就的一套对付复杂社会的“海派”本领，为进步文化运动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应云卫交游广，和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打交道，这位活跃的社会名流，不时出入达官贵人的宅邸和灯红酒绿的社交场所，对洋人他能说英语，对流氓之流他会讲‘行话’，什么场面都能应付自如，演出进步话剧时，碰上流氓、小特务捣乱，他一出面就能风平浪静。”（张客语）应云卫不仅凭着关系多、活动面广及圆熟的社交手法和才能，在社会上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兜得转”，而且为人乐观豁达，慷慨真诚，重情重义，乐于助人，热情好客。他曾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倾囊相助那些陷入困境的朋友们，他的“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戏剧界、电影界、新闻界的朋友们，来往频繁。碰到开饭的时候，大家随便入席，吃完出门时，有的朋友还诙谐地高叫一声“小账惠过”，大笑而去。袁牧之、欧阳山尊、王遐文、王莹等是必到之常客。”（张云乔语）
海派文化篇4
那么,如何把握世博会的契机,把上海的文化名片递到海外受众的手中呢?法新社3月28日刊发的英文报道《上海外滩世博前重生》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主题先行,梳理文化名片
上海外滩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又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法新社的这篇报道,让全世界受众了解了外滩的前世今生,也从侧面看到世博会给上海带来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城市名片对外传播的威力。
西方新闻观最重视的就是事件对人的影响,世博会对上海人产生了哪些影响?上海人自己怎样看待世博会?今天的上海人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是否喜欢这座城市?
当下,上海也涌现了一批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人物,比如韩寒、姚明、刘翔、周立波,他们对世博会、对上海、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受都是值得挖掘的题材。
另外,像外滩这样有特色的文化地域也值得关注,比如城隍庙、新天地、规划中的迪士尼乐园。法新社2月还专门对吴江路小吃街做了深度报道,揭示了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发人深省。
当然,海外受众也非常关注上海蓬勃发展的经济,特别是金融业;迅速提升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出行;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等现代化特点。有英国记者在博客中写道:“只有不幸在上海生活过之后,才觉得家乡的空气质量原来很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是否会让上海的空气更清新呢?
见人见物,细节打动读者
稿件不仅引用了官员对新外滩的介绍,更采访了《上海外滩:中国面向世界》的作者彼得和出生于上海的作家裘小龙,透过西方人的眼睛、透过当地人的眼睛,讲述外滩经历的沧海桑田,充满人情味。
作者还饶有兴味地提到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外滩曾是亚洲华尔街,现在却与中国华尔街浦东隔江相望、外滩的英文名来自印度语等。其中,对外滩金融牛的描写尤其精彩:它比纽约华尔街的金融牛更年轻,更有活力,象征着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外滩的金融牛高昂着头,而华尔街的金融牛却黯然垂首。而国内报道都以“一座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上海金融牛”’一笔带过。
关于上海外滩改建工程的国内报道,多数只是简短地间接引用官员表态式的发言。有的报道在导语中提到市委书记、刘翔和7名市民代表,却只字不提他们说了什么,仅满足于列数字、介绍工程技术问题,枯燥费解缺少生机。如果对外报道也套用这样的模式,海外受众读起来难免感觉味同嚼蜡。
携世博之名,放大热点效应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世博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受众的关注,只要结合世博背景,即使较小的新闻动态也具有国际传播价值。如果不是世博会,单纯的外滩翻新工程,海外媒体至多发一条简要的消息,不会做如此详尽的报道。
这也给我们带来两点提示,一是提高敏感度,过去可报可不报的上海地方新闻,现在可能会成为世界性的题材。比如钉子户规模极小的零星抗议,如果澄清不及时,极有可能被外媒当作抹黑中国的把柄,大肆炒作。二是新闻事件报道要结合世博会的背景。法新社稿件标题和导语都强调外滩改建工程和世博会的关系,赋予普通地方新闻以国际传播的价值,而有的国内报道只字未提世博。
多用巧劲,用故事吸引人
虽然世博会给上海外滩带来了世人额外的关注度,对外报道还是要以符合新闻规律为前提。法新社紧跟外滩重新开放的新闻事件,借题发挥,还原了外滩的历史文化内涵。
报道文化名片需要新闻事件,就像交换名片需要场合。不分场合,乱递名片,不啻于在地铁里散发“打折机票”卡片,不仅传播效果不好,甚至会惹人厌烦。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受众都对世博会持赞许态度。透过外媒报道、受众反馈和海外记者,我们不难发现,部分海外人士对世博会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抱怨政府财政紧张,却大把地花钱在中国建展览馆。也有外媒报道中国在借世博会炫耀国力,讥讽自己国家参加世博会是向中国献殷勤。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世博会的对外传播更需要用巧劲,多选有趣的角度,多用生动的细节,用故事去吸引人,避免乱发名片,被人丢到垃圾桶里。
[文章实例]
上海外滩世博前重生
上海外滩3月28日重新对外开放。经过近三年的翻修,外滩重拾19世纪30年代的风采。迎接千万世博游客。
黄浦江畔,殖民时期建筑旁的人行道拓宽了40%,车行道也窄了不少,新地下隧道承担了四分之三的车流。
“这次整修是为了寻回外滩过去的感觉,把外滩从繁忙的交通中解脱出来,让游客和行人重温外滩往日的风采。”黄浦区区长周伟说。
上海希望把外滩两公里长的滨江大道打造成像巴黎香榭丽舍一样的世界级景点,市民可以在阳光下练太极,老上海和新上海在这里交汇。
官员们拒绝透露翻新工程所耗费的成本,但这笔经费是与世博会相关的4000亿元总投资的一部分。
根据官媒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总投资是2900亿元。世博会相关的项目还包括大规模城市机场和地铁建设。
为期六个月的世博会将在5月1日开幕,预计将吸引超过一亿名游客前来参观,其中以中国国内游客为主。
借助双层3.3公里长的地下隧道。外滩的车道从原来的11条减到了6条。三分之二的路面专供公共汽车通行。
变窄的马路使得老式银行、酒店和精品商店更加贴近外滩公园,公园里新增添了成百上千的树木和长凳。
外滩作为上海的地标,成名于大英帝国时期,英文名源自印度语,是堤岸的意思。
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外滩割让给英国,并允许外国客商在上海居住和贸易。
20世纪早期,外滩被称为亚洲华尔街,那里诞生的著名企业包括花旗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
今天的外滩与中国新华尔街浦东隔江相望,过去的二十年中,一座座高楼在对岸拔地而起。
“改造后,外滩的交通空间和公共空间恢复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上海外滩:中国面向西方》的作者彼得?希巴德说。
彼得说这次改造把20世纪90年代扩张的马路重新收窄了。让建筑更加接近河岸。
他表示:“这是一个新时代,不仅外滩本身和周边的基础设施都焕然一新,这些旧建筑内部也会经过大量的修复和改造。”
外滩开放后不久,颇富传奇色彩的和平饭店经过耗资5亿元的整修后,也将重新开业。半岛酒店刚刚在外滩开业,华尔道夫饭店也正在建设中。
外滩正成为国际知名酒店和设计师品牌精品店的集中地。
但是,也有人担心外滩正变得过于奢华,让普通中国人难以承受,其中就有生于上海的旅美侦探小说作家裘小龙。
时期,裘小龙是在外滩公园学的英语。重游外滩时,在一问屋顶饭店吃饭竟然花费了1000元,让他咂舌不已。
“我不喜欢这样,”裘小龙说,“当然也有人发财,对他们来说,也许不算坏事。”
为了表现上海不断增长的财富和野心,上海请来华尔街金融牛的创作者阿图罗?迪?莫迪卡,也为外滩雕刻了一尊相似的铜像。
黄浦区区长周伟表示外滩金融牛尺寸将是华尔街金融牛的两倍,而且在细节处理上也会有所变化。
他说:“外滩金融牛比纽约华尔街的更年轻,更有活力,象征着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外滩的金融牛高昂着头,而华尔街的金融牛却黯然垂首。”
海派文化篇5
一、《壹周立波秀》节目简介
《壹周立波秀》由东方卫视与凤凰卫视共同制作。节目于虎年春节大年初一到初六（2月14日到19日）和5月2日至7日的每晚23点在东方卫视进行了首轮播出，并在凤凰卫视、广西、广东、吉林等卫视进行了二轮播出。
《壹周立波秀》在2010年春节期间首轮播出即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据央视?索福瑞全国26城市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收视率为0.94%，23点时段最高收视率冲至7.62%，位居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名。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高达6.63%。 同样雄踞上海地区收视第一名。《壹周立波秀》的节目构成，主要由周立波的单人脱口秀表演及嘉宾现场访谈两部分组成。
单人脱口秀部分是以周立波特有的海派清口形式对2009年和2010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海派清口实质上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演说，是一种“智慧性的表演形式”，是周立波所独创的。海派清口主要以幽默盘点时事为主，而非传统滑稽的说学做唱，更不是炒冷饭，它更讲究的是知识结构和语言修养。 在“词说2009”以及“词说2010”版块中，周立波以戏谑调侃的方式梳理了重庆打黑、房市楼市、奥巴马访华、年夜饭、春晚、送礼以及今年发生的凤姐、犀利哥等社会、网络热门事件。由于海派清口本身属于曲艺表演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节目中周立波也融入了如演唱、肢体语言等元素。在歌曲改编环节，周立波旧曲新唱，把最近的热门事件串成歌词，将老歌“翻新”。“立波梦话”环节则是对一些热门事件、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杂糅进内容之中，对观众普遍关心或不满的事情进行虚构式调侃。这些调侃的预言往往与观众的心理倾向保持一致，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评论十分辛辣。例如“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调查报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协会表示，中国的奢侈品普及程度令人震撼，公共汽车上四处可见身穿阿玛尼，肩背LV，手戴劳力士的老百姓，就连顶级豪华车也屡见不鲜。刚刚上市的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幻影，全球一共才10辆，在中国就有13辆。“新闻播报”的严肃方式与无厘头的“新闻”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些新闻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其深刻的寓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不禁仔细回味。同时，轻松的表现方式也引起了习惯于听“官话”、“套话”的观众的强烈共鸣，“大实话”与观众的心理想法契合，让观众产生了解气、解恨、解闷的。
在访谈“话题秀”部分，每期节目邀请一位国内行业领军人物参与笑侃，例如：演艺界李宇春、姚晨，地产界王石，文化界韩寒，体育界姚明，经济学界的郎咸平以及商界名人张朝阳等。访谈的话题也十分广泛，包括嘉宾个人情感、世博、教育改革、经济楼市股市理财、两会等。
二、《壹周立波秀》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1．时事热点的娱乐化演绎
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新闻报道的大趋势。《壹周立波秀》对于时事热点的评点也是基于一种娱乐化的基调来进行的。在叙事形态上，严肃叙事在《壹周立波秀》中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叙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周立波在节目中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选择的都是极具娱乐价值的侧面，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并加以调侃，反映社会现实。社会新闻的娱乐功能是使受众在阅读时“或会心的一笑，或遗憾的叹息，实现排遣心中压力，放松紧张神经，获得身心轻松的目的。” 《壹周立波秀》把剧场化的娱乐方式引入了电视节目之中，注重在娱乐化解读的同时与观众展开互动。如中国政府公务用车采购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北京错时上下班问题等，在调侃的同时表达了对于事件的个人看法和希望。“在后现代文化看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折中地玩弄风格、模仿和外表之中被变成玩笑、参照符号或者应用。” 这种娱乐化的演绎，给观众创造了轻松地接受环境，满足了观众信息与娱乐的双重诉求。
2．拼贴碎片的杂烩盛宴
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在该节目中，周立波将一个个社会“碎片”串联起来，构成了节目主体。这些碎片看似毫无关联，但是通过周立波对这些零散事件的“解构”，这些碎片被拼贴成为意义深刻的全新主体。通过对于社会热点的调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周立波以特殊的娱乐方式解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都被周立波进行了“透析”，迫使原有的能指与所指断裂开，从一种反常的视点重新进行逻辑建构，打破了固有的逻辑的连贯，从而产生了全新的意义。“解构“并不是“破坏”或“毁灭”，而是类似于“分析”和“批判”。“在解构者看来,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或者文学的话语,任何被看作固定的和确定的意义都是虚幻的。意义是流动的和易变的”。周立波在节目中解构了时空关系、生死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如周立波对于“造谣”这一现象的解读，从社会上的造谣现象入手，进而联系到社会上关于自己不是中国人的误读，紧接着又转锋联系到了标题党、媒体暴力等，看似的几个不相联系事件被重新联系在一起，最后得出了当今造谣现状诱因的总体结论。独立事件被重联，产生了全新的社会意义。这种娱乐化的拼贴使得整个节目显示出了很强的活力。
3．奇特叙事方式的探索
《壹周立波秀》的叙事方式不同于其他脱口秀节目。
首先，小型叙事占主导。以往的脱口秀节目都习惯于采取一位嘉宾说完全场的宏大叙事手法，节目整体性较强。但在《壹周立波秀》之中，强调突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话题，每一个故事都在总的关联下相对完整地独立。这样的快节奏转变使观众保持了持久的新鲜感，同时极大丰富了节目的信息含量。
其次，主持人因素被着重突出，并经常进行“自我解构”，将自己作为元素融入热点事件中。在娱乐叙事的大前提下，周立波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自我反讽。“以一种非理性的、散漫的、随意的、无厘头的态度对待事物，自贬与嘲弄，戏谑与反讽成为作品的主调” 节目中，周立波将自己融入热门事件，如与“凤姐”的结婚照、自己写微博被骂等，并运用极具嘲讽意味的言语，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再逐步剖析这个事件。这样“现身说法”的做法引起了观众对于事件更加直观的理解，草根化的表达方式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海派文化篇6
关键词：京派 海派 存在差异 现当代文学
一、京派
（一）基本概述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它是指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京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他们被标榜为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他们主张要张扬文坛正气，描写生活中的小人物，贴近底层生活。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
现今，京派文化，泛指具有北京历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不仅包括以老舍为代表的文学，还包括以四合院为代表的建筑，及以京剧为代表的戏剧等。
（二）文学基本特征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与此同时京派文学也主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三）主要成员
其成员主要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何其芳、芦焚、萧乾、汪曾祺、老舍等。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四）艺术特色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1、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
2、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
3、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二、海派
（一）基本概述
文学中的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礼拜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革命罗曼蒂克”）、“现代派”和“唯美派”，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主要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二）作家组成
海派小说作家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从五四文学分离出来走向都市大众读者的张资平、叶灵凤、曾今可、曾虚白、章克标、林徽因（不是京派的林徽因）等初期海派。二是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黑婴、杜衡、徐霞村、禾金等，谓之第二代海派。三是40年代涌现的后期海派作家张爱玲、苏青、徐讦、予且、无名氏等人。
（三）文学特点
1、世俗化、商品化倾向。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
2、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这旧的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时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3、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说我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三、京派与海派的区别
如果说海派文化是阳春白雪，那么京派文化就是下里巴人。如果说张爱玲代表了海派文化，那么沈从文、老舍就代表了京派文化。京派文化描写了小人物，贴近了底层生活画卷，无比眷恋地遥望了湘西世界，展示了人性之中的美。
京派与海派之间的区别就是文学艺术与现代商业之间的关系。京派作家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又反对文学商业化，他们是维护文学立场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实不满，又反对空洞无物的宣传。有学者认为：京派文化是对田园与人情的深情回眸。
与京派相对的是海派，海派区别于“鸳鸯蝴蝶派”，是具有现代气质的派别，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立场上打量上海，用现代人的口吻“上海”故事的流派。
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这两种文化风格在中国现代以至于当今依然并行存在，并明显代表着各地区的显著特色风俗。
参考文献：
[1]许道明.海派文学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杨义.杨义文存（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朱光潜.自传[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海派文化篇7
一、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的图景及价值取向
出于对文学独立、尊严的捍卫，沈从文对于海派作家的创作一直抱有较深的抵触情绪，而他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则可以视作这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但应当指出的是，沈从文对待海派文学自始至终有着自己一贯的认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他的海派文学批评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完整的批评脉络上，才能较为准确理解沈从文的海派文学批评的总貌和特点。沈从文之所以一直对海派文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海派作家缺乏对文学的信仰，以游戏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把文学当作谋生的工具、手段，从而使文学沾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沈从文在自己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始终对文学充满敬畏之心，把文学视为人类美好精神的寄托和真善美的象征。而海派文学因为诞生在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上海，无形中沾染了不少商业化的气息，而在这中间，上海的出版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海浓重的商业化气息使得聚集在上海的作家一味取悦读者，作品沾染了浓厚的低俗趣味，从而降低了文学品位。在沈从文看来，这无疑是对文学独立精神和尊严的侵蚀，这是沈从文所最不能容忍的，他称之为“海上趣味”。沈从文甚至认为，海派文人这样的创作态度不仅玷污了上海的文坛，对于全国的文学生态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正是基于对文学生命独立尊严的坚持，沈从文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海派文学，而且具体到海派作家个体的评价上，他的这种价值尺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从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作家（穆时英、张资平、郁达夫、施蛰存、郭沫若、邵洵美等）来看，他在很多场合的激烈批评态度，虽然也涉及艺术层面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指向他们的创作精神和态度。如对于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张资平，沈从文在不少地方都把他视为堕落文人，指责他的文学批评完全屈从于世俗和商业利益，沉溺于官能的宣泄，成为新海派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张资平一方面继承了“礼拜六派”的低级趣味，一方面又用新的文学手段加以包装，从而迷惑了更多的青年人，影响就更为恶劣。同时对于当时一些在上海的作家所流露的政治化倾向，沈从文也十分不满，批评的态度同样严厉，认为他们把政治的理念直接熔铸在创作之中，难免充斥着概念化的印迹。沈从文对于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家郭沫若、蒋光慈等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不满可以想见。可见，沈从文有关海派文学的批评如此严厉甚至不乏苛刻的态度，是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必然结果。他既从宏观上批评海派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也对海派作家作品所谓不良的症候进行集中抨击。在他的批评世界中，海派文学几乎成为恶趣的代名词和“礼拜六派”的化身，恰与京派文学的雅正、纯粹形成鲜明对照，这样决绝的批评姿态确乎少见，证明了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二、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文学商业化和通俗化上的误区
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背景来看，像沈从文这样执着于纯正、严肃文学理想以及强烈排斥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有着自身的批评价值，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正是从启蒙主义的文学精神谱系出发而做出的强烈反应，其独立的、审美的批评世界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一些偏激的批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的文学批评成就，尤其当今天人们和当时的文学时空拉开距离，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回看时，这一点就尤为明显。沈从文激烈排斥海派文学的一大原因在于海派文学和商业的结盟而导致的商业化气息，他斥之为“商业竞卖”，在很大程度上把新海派作家与昔日的“礼拜六派”联系在一起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沈从文对于张资平等海派文人极为不屑，多半也是因为这些作家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沈从文把上海刊物品位的低下也归咎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在沈从文这里，文化、文学和商业利益俨然成为一对天敌，水火不容，一旦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就必然导致文学精神的扭曲。在中国现代批评家中，沈从文对文学商业化的拒绝和批评都是特别突出的。文学和商业化的结合给文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从历史来看，文学的商业化在发展进程中对文学的影响却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哈贝马斯注意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媒介的形态和公众的身份都在发生改变，纯文学刊物的地位也逐渐被大众类刊物替代，比如画报就凭借着广告等商业收入迅速扩大影响，占领了纯文学刊物的空间。这正是市场规律的法则在自发起作用。在反思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时，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文化、文学生产方式出现的新特征。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城市，在文化市场化及市民阅读口味双重的利益驱动之下，上海最终确立了它作为大众文化刊物和通俗文学大本营的角色，“礼拜六派”之所以能在中国晚清民初的社会中有着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原因也正在于此。与此同时上海的画报如《上海画报》《良友画报》等通俗刊物也逐渐成为市民所追捧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方面，上海流行的通俗文学刊物、画报等是都市商业化和市民阶层日益庞大所带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些刊物所建构的文学也并非低俗不堪、毫无文学价值，像当时在《良友画报》撰稿的作家不乏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施蛰存、田汉、丰子恺等文学名家，这都提高了它的文学品位。即使就算是“礼拜六派”之类被沈从文极度鄙视的通俗文学，往往也能和高雅文学形成互补，从而构成完整的文艺生态链条，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层次市民消遣、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本身也是文艺的功能之一。对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机制，著名的思想家本雅明在他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曾经精辟地分析过。本雅明充分肯定了由印刷、照相、电影等机械技术革命给文学生态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使得艺术更好地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可惜囿于自己的知识结构，沈从文对于这样的重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敏感性。不仅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构建出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画卷，散发出强烈的摩登气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当时屡屡遭到沈从文批评的海派小品文也同样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公开倡导小品文运动，由此也引发了上海文坛的小品文热，一时蔚为壮观。虽然林语堂所倡导的以“幽默”“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与当时严峻的环境格格不入，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并非一无是处，林语堂、陶亢德、徐訏等的小品文均不失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在丰富人们知识的同时也适应了都市人们在紧张、快节奏生活下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然而出于对海派文学整体的否定姿态，无论是对于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还是海派文人的创作，沈从文竟然都是简单地用“堕入恶趣”来形容，一笔勾销了它应有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误判在今天看起来就格外触目惊心。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繁荣，在促使文学迅速商业化、带动通俗刊物和通俗文学发达的同时，也必然使得作家的经济地位得到保障，作家职业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作家的创作自由度大大提高。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其社会的阶层是固化的，大多只能通过科举才能跻身于士绅的阶层，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不少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变化，更多的是凭借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新的制度性媒介生存。而对于居住在上海的文人来说，稳定的稿费收入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阶层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就拿沈从文本人来说，他的诸多文学活动也都是高度依赖于上海的文化市场的，他本人早年从北京到上海的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上海文化市场的考虑。上海众多的媒介资源对于沈从文的生存乃至文学理想的实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沈从文却在对海派文学的评论中把这些因素一笔抹杀，由此造成了自身文学批评逻辑的断裂和悖论，也在事实上消解、颠覆了其海派文学批评的某种合理性。
三、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匮乏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评价另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对都市现代性认识的匮乏和偏颇，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对许多都市现代性特征的激烈批判，进而对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文学作品也作简单否定，这尤其体现在对某些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的评价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显示了沈从文现代文明观的缺失，也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缺失。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一直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也总是用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来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沈从文孜孜迷恋于以农耕文明作为基础所建立的道德世界，对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形态十分不满，始终以激烈的方式抗拒。这种执着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同时又不能不说，沈从文这种把城市与乡村、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他对都市、都市文学的总体判断，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文学的进程产生了不协调的音符。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随着城市的进展，大城市凭借它出色的对话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科技能力等而一跃成为文明的中心，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大都市的出现无不如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一跃而成为远东的大都市和时尚元素汇聚的摩登城市。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之下，上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感最强的城市，摩天大楼、咖啡馆、电影院、教堂、跑马场、交易所、夜总会、戏院、、舞厅、俱乐部、饭店、银行、舞女等众多时尚元素充斥这个都市，这里百货公司的时髦商品堪比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和巴黎大道。不用说，上海所闪烁的都市现代性诱惑，自然而然成为创作的好题材。一些现代作家当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尤其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戴望舒、邵洵美等现代派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建构上海都市的现代性想象。穆时英早期创作的小说集《南北极》大多用写实的笔法描写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甚至和左翼作家的写实题材类似。但是到了后来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作品，他刻画都市的特长就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他的《上海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夜》《街景》等作品，在快速的节奏中展现了上海现代都市的生活场景，给文学增添了新的时尚元素。因此穆时英的创作犹如上海滩的一股旋风，杜衡认为穆时英的创作真正把握住了城市的精髓。然而对于穆时英都市文学创作的贡献，沈从文非但没有承认，反而横加指责，认为他的小说是“假艺术”，把其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当作流俗作品的代表。他还批评穆时英的创作把作品当成游戏和玩物，以至于走向创作的穷途末路，这样严重的误判根源恰来自沈从文对都市现代性的不解和反感。同样，诗人邵洵美的不少诗作也涉及都市男女的肉欲、狂欢，被沈从文当作颓废的享乐主义代表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骨子里崇尚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把都市现代性看成人性堕落的深渊。从文学批评的范式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他把和谐、静穆、匀称、恰当等当作审美的最高范畴。但问题是，随着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急剧变化，都市的现代性造成文学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带有先锋性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对于这样的情形，不少作家和批评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生活的巨变必然带来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的文学手段和批评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沈从文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学的变化似乎无动于衷，仍然按照传统的批评方式来解剖批评对象，这难免出现偏离。这在他对施蛰存的批评中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对于穆时英小说在通感手法上的运用、结构上蒙太奇的剪接以及语言上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沈从文只是简单地归为“邪僻文字”而不屑一顾，说明他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新感觉艺术形式相当地陌生；对于戴望舒、路易士、徐迟、施蛰存、玲君等一批上海诗人在现代诗方面的探索，沈从文也关注很少。沈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局限于偏僻、闭塞的湘西，而缺少海外留学的阅历直接导致了他跨文化交流经验的匮乏，加之他固执的“乡下人”的文化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审美观念等，都强化了他较为偏狭的一元论的认知方式，因此始终对都市现代性文学抱着抵触的心理，这对于沈从文的批评来讲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四、结语
海派文化篇8
目前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现象非常普遍。外派人员在整个外派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回任阶段的不适应和整个外派阶段对跨国公司的不满，这种“不适”和“不满”使回任人员工作效率长期低迷以致最终离职，是导致外派回任失败的源头。针对其“不适”和“不满”，跨国公司应及时推出有效对策，中国跨国公司更应进一步深化外派认识、将外派人力资源管理提升至公司战略高度，形成完备的外派回任管理制度。
关键词：
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外派回任失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相连，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伴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网络的快速扩充，其海外子公司和联营机构的人才需求也随之扩大，需要从母公司内部选派优秀且适宜的员工去海外任职。针对海外任职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制定合理的选拔机制？如何进行完备的薪酬管理？这些问题催生了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学术领域。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将外派全过程视为研究对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外派过程的终点———外派回任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然而，目前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的回任现状却不容乐观。国际著名迁调服务机构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每年度都会推出《全球迁调趋势调研报告》（GlobalRelocationTrendsSurvey，以下简称《迁调报告》）。根据最新推出的2013年度《迁调报告》，2008年—2012年五年间，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在回任后两年内离职的平均比例为55％，跨国公司外派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兴未艾，中国跨国公司具有国际经历和全球管理经验的人才还十分匮乏，外派回任失败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外派人力资本流失。基于此，本文将对导致外派回任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最终构建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并给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二）相关概念界定在开始本文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对几个关键概念作出阐释和说明，这些概念包括：外派、外派人员、外派回任和外派回任失败。外派是指跨国公司出于商业考虑，选拔并派遣母国人员到海外子机构或联营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通常不少于6个月），再返回母公司继续工作并在母国继续生活的过程。外派全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选拔与派出阶段、海外任职阶段和归国回任阶段。［1］（P5－20）外派人员是指接受跨国公司母公司调遣，由母国或第三国前往东道国赴任管理或技术岗位的员工。外派人员的海外任职期间一般在6个月以上，并且以外派回任作为海外任职工作的最后环节，不包括一般意义的对外劳务派遣人员。外派回任，又称归国，是外派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外派人员在被跨国公司外派到海外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返回母国重新回到原跨国公司继续工作并在母国继续生活的过程。外派回任失败是外派人员在外派回任的过程中，在回到母公司继续工作和母国继续生活时，遇到各种困境以致产生对母公司工作环境或者对母国生活环境的不适或不满，同时母公司未能采取相应解决措施，或是解决措施无效，导致外派人员工作效率下降并最终离职，造成跨国公司外派人力资本流失的现象。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外派回任管理和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研究并不太多。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派回任管理理论框架、外派人员回任困境以及外派全过程几个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采取了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辅以回任关键因素的理论研究，对外派回任失败问题作了初步阐释。
（一）国外相关文献回顾第一，关于回任管理的理论框架研究。道灵和韦尔奇认为，外派人员回任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安置阶段、转移阶段和再适应阶段。［2］（P20－22）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机械地照搬四个阶段对外派回任管理领域中的外派回任失败原因、相关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割裂性的研究是不可取的。第二，关于外派人员回任后遭遇困境的研究。鲍恩认为，由于母公司对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管理的缺失，相当一部分员工在回任后由于没有职位空缺而被迫处于“待岗状态”，是外派人员遭遇的回任难题之一。［3］（P215－230）布莱克和格雷格森认为，回任后的逆文化冲击现象、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交互沟通缺乏以及回任工作岗位的安排不力，是造成外派人员回任后离职的主要原因。［4］（P671－694）第三，关于外派全过程的研究。唐等学者将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科学结合起来，归纳出促进外派人员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管理与技术能力、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和海外派遣动机等。［5］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国内学者关于外派回任管理的理论研究十分匮乏，主要集中在对个别企业的案例分析和对个别群体的实证研究层面。冯小俊、韩慧以我国一家大型跨国钢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取了一些一手资料。两位学者认为，导致该企业外派回任人员离职率高的原因主要有：外派期间缺乏有效沟通；归国前缺乏适应性培训和归国后缺乏职业保障。［6］姜秀珍等以我国跨国经营制造业企业中具有外派经历的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组织规模及文化和外派任务类型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职业生涯管理和组织辅助支援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没有正向的显著影响。［7］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外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对于外派回任管理的研究略显薄弱，个例研究多、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与逻辑分析框架。
三、外派回任失败探因及归因模型的提出
外派人员在外派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境造成外派回任失败，这些困境可以划分为回任阶段的不适与外派全过程的不满。下面将深入分析外派人员遭遇的“不适”与“不满”以及作用机制。
（一）回任阶段的不适外派人员回任后的不适主要源于外派前后母公司工作环境的改变与回国后生活环境的改变。第一，工作环境不适应。外派人员回任后对于工作环境的不适应主要包括母国跨国公司人事环境和经营策略的变动。人事变动方面，外派人员回任后，直属领导或者部门同事都已经更换，这就意味着外派人员必须面对并重新适应一个全新的共事环境，很容易给外派人员造成不适感。另外，外派人员回任时有可能并不是回到外派前的所属部门，而是被组织另外安排到其他部门，甚至会出现原部门“无处安排”的窘境。经营策略变动方面，外派人员在海外任职，短则6个月，长则3年～5年，母国跨国公司、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很可能发生调整甚至本质变化，若此，外派人员回任后势必会产生对经营策略变化的不适应。第二，生活环境不适应。外派人员回任后会普遍经历逆文化冲击，它是相对于文化冲击而言的。所谓文化冲击，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身处不同国家的文化或不一样的环境中而经受的一种困惑、焦虑的状况。逆文化冲击是文化冲击的反向过程，同样包含蜜月期、矛盾期、调整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8］（P75－91）处于逆文化冲击矛盾期的外派人员，由于充斥着厌烦和焦虑情绪，如果得不到母公司及时有效的疏导，极易出现工作效率下降甚至最终离职，造成外派回任失败。另外，外派人员回任后的家庭影响也会加大外派回任失败的概率。外派人员的配偶回国后需要另寻工作，外派人员的子女也同样需要另外寻找学校。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积蓄已久的家庭矛盾很可能集中爆发，导致回任人员工作效率的显著下降甚至离职，造成外派回任失败。
（二）外派全过程的不满组织行为学者阿基里斯认为，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了劳动合同等正式的雇用文件之外，还存在着某种隐性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这种相互期望就是心理契约。［9］（P34－40）借助此定义，本文中的“不满”是指跨国公司外派全过程中，由于外派人员对于组织的安排低于预期，而导致的心理契约程度降低甚至丧失。第一，回任过程中的不满。首先，薪酬不符合预期。外派岗位高薪资和奖励金的存在，使得外派人员在海外任职时的薪金通常多于母公司时的薪金。而回任则意味着薪金设计体系势必要与母公司薪金设计体系一致，多种外派奖励金将不复存在，极易触发回任人员的不满情绪。其次，职业发展路径不符合预期。外派人员非常重视在外派回任后母公司能够给予他们晋升机会，但是目前很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缺乏对于外派回任人员晋升的保障机制，甚至回任岗位都得不到保障。再次，回任过程缺乏组织支持。由于对回任时产生的逆文化冲击现象的理解不够深刻，目前跨国公司普遍缺乏回任过程中的跨文化培训。这种机制的缺乏会让遭遇逆文化冲击困境的回任员工感到组织对其缺乏关心和帮助。第二，海外任职过程中的不满。首先，绩效与薪酬管理招致不满。由于外派人员处于陌生的文化背景和不熟悉的工作氛围中，很容易在绩效计划方面和本土人力资源管理者发生误解和意见不一致。另外，外派人员在被派驻海外后，虽然显性的薪酬增加了，但是包括一系列福利在内的隐性薪酬却可能随之减少，如果相关补偿力度不到位，便很容易促生海外任职人员的不满情绪。其次，缺乏对回任薪金及职业发展路径的承诺。海外员工回任薪金及职业发展路径的保证对于维系外派人员忠诚度非常重要。这种承诺的缺失很容易导致外派人员与跨国公司心理契约的折损甚至丧失。再次，缺乏信息沟通与权益保障。母公司应该时刻与外派人员保持有效的信息沟通。如果这种沟通缺失，或者信息交换不畅或经常有误，必然会带给外派人员一种被组织疏离的感觉。另外，东道国陌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往往会对外派人员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相关权益保护机制的缺乏也会使外派人员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程度降低。第三，选拔与派出过程中的不满。在外派的选拔与派出阶段，外派人员也可能产生对组织的不满。如果跨国公司忽视了派出阶段的跨文化培训，或者对于一系列派出手续（如护照、签证）的办理和机票、办公用品的购买等方面处理得不尽如人意，则有可能早早在外派人员心中埋下降低组织忠诚度的种子。
（三）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原因笔者从国内某大型跨国商业银行（以下统称“Z银行”）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Z银行虽然外派人员需求日盛，但内部并不存在正式的外派人员回任管理制度，严重缺乏来自母公司层面对于外派人员回任后薪金管理以及职业生涯通道设计的书面保障。同时，根据该知情人士的社交信息，除Z银行外，还有很多同类中国跨国公司都有类似问题。本文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忽视外派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外派回任管理的战略价值而未将外派人员回任管理提升至公司战略高度，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的直接原因。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回任管理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
（四）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的提出综合以上分析，外派人员会遇到来自母国或母公司的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造成了回任人员的“不适”与“不满”，在这种“不适”与“不满”情绪的交替作用下，外派回任人员工作效率严重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选择离职，导致外派回任失败。归纳影响跨国公司回任失败的各种因素，可形成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见下页图1）。该模型全面、直观地展示了各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四、相关对策建议
本文在深入分析了外派回任失败的原因体系之后，为跨国公司缓解外派回任失败难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派出阶段和回任阶段开展跨文化培训在派出和回任阶段给予外派人员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可以缓解外派人员在文化冲击矛盾期的不适感和焦虑情绪，降低外派回任失败的风险。跨文化培训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内容。一是分析培训需求，旨在明确外派任务的特征、东道国政治经济概况、外派人员特有性格、工作优势等，以安排跨文化培训重点。二是设计培训方案，包括选择跨文化培训方法、培训时间等，中国跨国公司需要特别设计员工如何适应西方开放、自由度较高的文化内容。三是培训实施与评估，这是跨文化培训的核心环节。特别是培训评估，是检验和保证跨文化培训效果、避免外派回任失败的关键要素。
（二）构建外派人员职业生涯管理和薪酬管理体系目前，跨国公司针对外派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和薪酬管理措施往往不够全面，大部分只停留在外派人员的海外任职阶段。在职业生涯管理方面，跨国公司与外派人员应该在选拔和派出阶段就对外派职业生涯设计形成一致意见，并经双方签字生效，形成书面保证。跨国公司应对外派人员回任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或相应协调机制形成正式的组织承诺。薪酬管理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与外派人员约定，在外派人员达成海外任职绩效指标的前提下，保障其归国后的晋升通道，并相应提升其在母公司的薪酬水平。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外派人员回任后的薪酬下降，还可以激励外派人员提高其海外任职时的工作效率。
（三）加强外派全过程的组织支持、信息沟通和权益保护跨国公司应给予外派人员全方位的组织支持，积极协助外派人员办理各种出入境手续、预订机票，并主动为外派回任人员安排临时住所，为外派人员子女再教育提供支援。跨国公司还应注意及时与海外任职人员分享母公司的重要信息。对于外派人员所在部门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母公司经营策略变更等，跨国公司应及时告知海外任职人员。由于外派人员身处海外，需要母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外任职人员的合法权益。母公司应为外派人员办理海外任职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对可能出现的权益受侵害情况做出组织协助承诺等。
海派文化篇9
[关键词]商业化 世俗化 金石趣味
在鸦片战争造成的“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自19世纪60年代起，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号称“十里洋场”。张鸣珂《寒松阁艺琐录》中记“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由于上海经济渐趋高度发展和城市人口膨胀造成的市场繁荣，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各地画家多来上海居住谋生和寻求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画家最多最集中的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审美观点和创作思路的改变，使寓居上海的画家群体萌发了革新要求和实验新的创作实践的愿望，新的画风应运而起，形成清末民初著名的“海上画派”。
近代的“海上画派”，并不是狭指中国画中的一个风格派别，而是泛指一群敢于破格创新，甚至吸收西方手法技巧的海上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共同开拓了海上新画风。海派在总体上呈现以下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个性鲜明；重视诗书画印诸方面的修养，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借鉴吸收外来艺术。海上画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和吴昌硕等。
海上画派在题材的选取上偏向于花鸟画，其次是人物，再次山水。由于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海派绘画大多表现的是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性题材。海派画家大多擅长画花鸟，很少有人画山水画，这是因为花鸟画更能赢得市民的喜爱，容易出售。与传统的表现优游山水的林泉之志不同，其选取的多是月季玉兰牡丹海棠美人蕉等以及白菜萝卜南瓜大蒜柿子蟠桃枇杷等具有吉庆色彩和生活气息浓的题材入画。这与上海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经济的繁荣使市民有能力购买绘画作品装饰厅堂，这样就推动了审美习惯的改变。那些寄托了人民富贵发财愿望色彩的绘画作品很符合他们的需要，而画家为了生存就必须根据主顾的需要而创作绘画作品。
海派绘画在色彩上非常鲜明，色墨浓郁而又热烈，具有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和强烈的世俗性特点。海派绘画作品的色彩喜用民间绘画中的大红、青绿等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作画，使其风格与民间绘画的色彩格调相似，这是因为市民们大多喜欢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绘画作品。一个画家要想很容易地卖掉自己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市场的艺术趣味。海派画家用色浓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和西洋绘画的影响有关。由于上海是一个“十里洋场”，海派画家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任伯年和吴昌硕的作品中经常用洋红色，而洋红颜料就是从西洋带来的，而任伯年的人物画受西方写生法的影响，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就铅笔勾录。酸寒尉像中吴昌硕所穿官服，均用大块色彩渲染而成，不见一笔勾线，以没骨法画人物，凭借的是冼练而准确的写生功力，才能将人物画得形简神全。而其画的花鸟画中呈现的光影效果也是受西方绘画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具有强烈的金石趣味。海派起于赵之谦，他被公认为给“海上画派”之形成以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赵之谦诗书画印四绝，又精通古文字学。其书法初宗颜真卿，画则学习南北两派，书致力于篆隶八分以及北魏书，锤炼出流媚华妍的风格。其篆刻初学浙皖两派，融会诏版碑刻砖文钱印镜铭石鼓文之类的金石文字入印，是继浙皖诸派之后大家。其印章法讲究，古劲雄厚，凝练俊美，独创新格，人称“新浙派”或“赵派”，为篆刻艺术开创了广阔前景。赵之谦的画融徐渭石涛等人写意法，用鲜艳的色彩来配合放逸的笔法，加上精巧的布局，对海派后来的画家有重要影响。除了赵之谦以外，把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另一杰出人物当首推吴昌硕。吴昌硕学画时博取陈淳徐渭朱耷石涛金农赵之谦诸家之长，尤其推崇徐朱赵三家，又继承赵孟芾以来以书入画的传统，“以榴写花，草书作干”。吴昌硕的画讲究诗书画印整体的美，崇尚气势，笔力老辣而富有金石气。他以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绘画之中。吴昌硕一生最爱梅花，画了多幅梅花图，甚至将自己的性格思想和人品也融在高洁清雅的梅花之中。由于他有着坚实的书法和篆刻功底，又能将他们与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用色上大胆创新，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金石气，别具一格，对后世写意花鸟画产生巨大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任伯年的人物画比较出色。任伯年出生于鸦片战争年代，其一生清政府都处于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风雨飘摇之中。任伯年用他的画笔曲折写出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和山河大地的深沉感情。他常画的《关河――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为直抒胸臆之作。这些画单人独马远眺前方或跪拜地上，画中萧疏寒林荒漠大地一片苍凉，表达了画家的爱国热肠和忧患意识。在《观刀图》中，画面绘大树和假山旁的两个壮士和一位妇女，一位壮士正抽刀出鞘，女子则双手抱刀，三人都怒目圆瞪，似面敌欲战。画中之景是豫园点春堂的环境，三人显然是当年占据此地反抗腐朽的满清当局和洋人枪队的小刀会英雄。他在题款地指出为点春堂而作，分明是回忆当年和想象所见的人物及景象，用画笔表达一股勇气，表达自己对国家“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海派绘画的画法简练概括，运笔飞快。海派画家作画或没骨晕染，或勾花点叶，皆粗笔阔墨顷刻而成。海派画家这种快速作画的方法与画家的效益追求有密切关系，这种画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绘画作品，以满足供不应求书画市场。
海派绘画在审美境界上具有强烈的世俗情调和浓厚的生活趣味。由于海派深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迎合市民欣赏的口味。赵之谦画上的“大富贵”虚谷的“松鹤延年”、“紫绶金章”等皆是代表，吴昌硕画面色墨浓郁的富贵牡丹都具有很大的商业化世俗化味道。海派在题材与绘画内容上，都与传统的文人画有了截然的区别。古代文人画家所追求的超越世俗的艺术精神和优游山水之间的林泉之志在这个“十里洋场”中已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传统萧条淡薄的艺术境界和孤芳自赏的高逸品格早已和当时上海商品社会的审美情调大相径庭。色彩灿烂装饰味浓的海派绘画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大富大贵的市民精神和欣欣向荣的商业气象。
以开放发展的眼光看海派绘画，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民间绘画以及西方绘画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的审美需要，从而成为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春明.上海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4(1).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美院出版社，2000，12.
海派文化篇10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市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海派文化艺术节?上海戏曲季”于7月2日亮相台湾岛，并持续至8月31日。这是继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台北展开幕并引起参观热潮后，上海在台湾推出的又一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至7月底，上海越剧院、京剧院、评弹团已轮番在台湾上演了15台剧目、书目，获得热烈反响。7月2日，“上海舞台艺术精品展”率先于宜兰的台湾传统文化艺术中心登场，展出了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收藏的上海舞台一个多世纪以来遗存的珍贵史料、实物400余件，涵盖京、昆、越、沪、淮、话剧、评弹、木偶、皮影等剧种。“戏曲季”中，上海以260余人的大型团组赴台，阵容强大、剧目精粹、流派众多、精彩纷呈，演出受到台北观众极大欢迎。此次系列活动是继2009年上海在台北成功举办“两岸城市艺术节?上海文化周”后，首次扩展为文化季，并增加在台中、桃园、宜兰等县市举行。艺术节以中华戏曲为主线，通过上海优秀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及舞台艺术精华展览，向台湾民众全面呈现上海戏曲艺术的深厚底蕴和当代舞台艺术风采。
2011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圆满落幕
“2011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在上海成功举行。本次钢琴大师艺术周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上海澍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特邀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国内等地的世界顶尖钢琴家、教育家共聚上海，通过音乐会、大师课程、专题讲座、比赛等形式进行为期一周的钢琴艺术切磋与交流。此次艺术周大师阵容强大，其中有目前世界仅存的最后一位二十世纪浪漫派钢琴大师91岁高龄的美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阿贝?西蒙(Abbey Simon)，还有美国波士顿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波阿兹?沙隆(Boaz Sharon)，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教育家，皮博迪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鲍里斯?斯鲁特斯基(Boris Slutsky)，卡桑格兰德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获得者、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教育家帕奥拉?布鲁尼(Paola Bruni)以及美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伊斯曼音乐学院前系主任娜丽塔?特鲁(Nelita True)和洪滕、裘寿平、鲍蕙荞、吴迎等特邀知名专家。他们为艺术周献上了四场高水平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二十多节大师公开课以及一百多堂专家课，他们精湛的演奏技艺和高水平的教学理念使本次艺术周丰富多彩、精彩纷呈。艺术周还成功举办为纪念我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丁善德先生诞辰100周年的高规格钢琴比赛。
上海市文联和闵行区政府举行“上海海派美术馆”签约仪式
闵行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文联在闵行区政府举行了共建“上海海派美术馆”签约仪式。海派美术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具体表现。上海美协经过几届主席团的努力，收藏了明清以来特别是“海上画派”的大量精品。为了更好发挥大量藏品的优势，2010年8月以来，市文联、美协与闵行区政府商议共同打造“上海海派美术馆”。规划中的“上海海派美术馆”将落户闵行虹桥文化公园，是虹桥交通枢纽和大商务区域中重要的文化艺术场馆，也将成为上海海派美术作品陈列展示、收藏保管、研究交流的主要基地。“上海海派美术馆”将有别于上海现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当代美术馆以及企业兴建的收藏馆，采取长期陈列海派美术精品与流动性展览相结合的方式，以政府为主导，探索市文联和闵行区政府合作模式，具备展览、收藏、研究、旅游、交流、教育等多种功能，实践资源共享的新路子。闵行区负责落实土地，解决基建的首要问题，市文联则提供艺术藏品和社会资源。双方将按照市区联手、资源互补、服务民生的原则，不断创新文化事业建设、管理的体制机制，推进项目建设。
《“书香中国”上海周》汇集近300位中外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