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高金邱慈观：金融伦理学拓荒者
交大高金邱慈观：金融伦理学拓荒者
文／本刊记者 何映霏
身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少数几位女教授之一，外形亮丽、穿着时髦的邱慈观教授，上课时深入浅出，谈笑风生，留给学生难忘的学习经历。
邱慈观在金融伦理学领域声誉卓越，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本科念哲学专业的她，赴美留学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伦理学博士，且曾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任教。之后她重启第二个专业生涯，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获金融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她曾在美国企业界工作，从事公司金融的业务，后来回到中国台湾任教，在金融学系教投资学、公司金融个案、财务理论等课程。邱教授改行金融后，原以为与伦理不再相干，孰料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学术界崛起了一个新领域——金融伦理学。
当时很少人对这个领域有研究，但学校里却有开课的需求，而在师资难寻之下，对伦理及金融两方面都有所研究的邱教授，自然成了首选。正因为有这种来由，邱慈观常笑着表示，她是把“旧爱”与“新欢”融合，才有机会开拓一个新领域，在知识海洋中持续探索，追求新的境界和智慧。
2012年，被誉为“两岸金融伦理学之首”的邱慈观从台湾来到上海，加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她告诉《》杂志记者，她出生于台湾，祖籍却是上海，从小家里长辈说的都是上海话，因而对吴侬软语很熟悉。另外，她家中长辈很多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加盟高金让她得偿所愿。
在研究方面，邱慈观不仅有中国台湾、美国、中国大陆三地的丰富教学经验，也深受传统中华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的影响。她先生是大学校长，二人常在家中搞起小型读书沙龙进行学术研讨，学术变成他们的一种乐趣，而不是压力和负担。
少年时，邱慈观曾梦想和徐霞客一样，遍游中国土地，而在饱读中华文化相关的书籍后，闲暇之余，她也真的考察了人文、自然、历史等景观，以验证书中所言。这番经历丰富了她的世界观，对她启发良多。
目前，邱慈观横跨金融学与伦理学两大学科，将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这座“金融黄埔”引入最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思维。她的授课专长亦在于此，开设的课程涵盖了金融伦理学、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课程。邱慈观出版了《公司治理》《商业伦理》等书，也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国际期刊。她长期以来也为《陆家嘴》杂志撰写大哉论专栏。
行善机缘往往比效益更重要
《陆家嘴》：你在“大哉论”专栏中，曾谈及“行善的效益与机缘”，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邱慈观：我们学院MBA学生成立了一个名叫“融义俱乐部”的社团，每年都会去贵州山区帮助那里的留守儿童，其中部分儿童身患先天性心脏病，学生们会自发募集很多物资去帮助他们，甚至帮助联系上海的医院。在这个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到了“行善的效益与机缘”这个概念，试图让他们理解和思考其中的内涵。
在强调行善的效益方面，最令人瞩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有效利他主义，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导盲犬比喻，引发不少争议。美国一只导盲犬的训练费是42000美元，可是同样这笔经费，可以在非洲地区让800位眼疾患者去做视力恢复手术，以保住视力。从效益的视角看，行善的选项应以后者为优先。不过，邱慈观强调，很多人认为有效利他主义的视野过于局限，成本效益虽是行善活动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应成为唯一的或最优先的考虑。行善涉及机缘，而这机缘往往比效益更重要。当机缘出现在身边时，如何掌握机缘，在有限资源下，让它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关键所在。
《陆家嘴》：倘使个人捐赠是一种善心的表现，你认为企业捐赠也是善心的表现吗？
邱慈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比较不会质疑个人捐赠的动机，但企业捐赠的动机却较复杂，有时不免令人质疑。特别是有研究指出，某些企业捐赠的时点落在它们先前的恶行被披露之后，而这些恶行包括逃税、贿赂、产品瑕疵、环境污染等，而这种“先恶后赠”的发现也反映了企业捐赠的问题：捐赠是为了掩饰它先前的恶行，捐赠是用来洗刷罪名的！因此，当我们看企业捐赠行为时要格外小心，它的行为是否源于善的动机就显得尤其重要。
《陆家嘴》：你觉得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是否可以成为股票分析师评定一个企业的因素之一？
邱慈观：首先，我们要看分析师是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做股票评级。以证券分析师最多的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当时社会上强调股东优先论，认为股东价值极大化是企业运营之目的。在这种机构背景下，分析师对涉入CSR的实体企业常给予负面的评价，理由与企业做（慈善捐赠、员工福利项目等）CSR的成本有关，这是在花股东的钱，而这种支出影响了股东利益。
不过，当把时点挪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甚至21世纪时，分析师随着外在看法的变化而改变，这时社会氛围已经不同了，肯定CSR的重要性，而且也认识到CSR对企业户声誉及长期利润的贡献。因此，在最近20年，欧美分析师对CSR做得成功的企业，会给予较高的评级，而CSR给个别企业带来的不再是减分，反而是加分效果。
但外在法律规章、社会常轨及民众认知模式等机构因素，会对分析师的看法形成影响。更具体地，亚洲分析师的看法可能仍未脱离“股东优先论”的立场，仍认为企业应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把CSR看成是在花股东钱的一种成本，对涉入CSR的企业也不会给予较好的股票评级。
警惕普惠金融“挂羊头卖狗肉”
《陆家嘴》：你是如何理解普惠金融的概念的？
邱慈观：普惠金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自己也做了很多研究。中国所谓的普惠金融，英文名称是Microfinance（微型金融），它是把微小（micro）与金融（finance）两个英文字合起来，微小是指（与正规金融相比）这种金融所涉及的金额相对较低，而它所针对的社群也正是收入较低者。微型金融在国际上启动于1970年代，先驱组织有安信永、国际机遇、格莱珉银行等，最先在中南美洲及南亚开始，后来又发展到东欧、非洲等地。
微型金融是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行业，相关的金融商品与服务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从早期的微额贷款，到现今盛行现金管理方案、微额储蓄，乃至于未来的微额保险、微型租赁等，随着时间而演进。倘使我们以社会经济金字塔结构看，普惠金融主要针对的是金字塔中下端人口，也是未获充分金融服务的群体，而这部分人数庞大，世界银行估算约有25亿，其规模远超过金字塔上端的高净值人群。普惠金融是有社会使命的行业，我们希望它能发挥功能，让这群人能获得应有的金融渠道。
《陆家嘴》：你在“大哉论”专栏中，有篇谈及善意金融的检证，你认为普惠金融会产生善意的结果吗？
邱慈观：俗话“挂羊头卖狗肉”， 这情况在普惠金融领域可能发生，所以才要进行检证。在1990年代以前，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等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很难想象普惠金融的市场有多大，直到他们估算了市场规模，发现大到令人惊讶。市场大、获利可能性高，这使多家跨国金融机构开始对普惠金融有兴趣，先后涉足市场。在此历程中，也发生不少负面事件，包括银行采用不当方式推销金融商品、对穷人收取极高的利率等等，甚至有“压榨穷人、图利富人”等现象发生。这是我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案例，银行号称有以善心、对穷人提供服务，实际上却把他们看成是一种工具，以达成自已赚更多钱之目的。
我们看过最糟的案例是前几年发生在印度安得拉邦的贷款人大规模自杀案，起因为银行积极推销小贷，让穷人难以抗拒诱惑，每人都借了多笔贷款，最终却因无法负荷银行催款的压力而自杀了事。安得拉邦事件固然是最糟的，但类似案例也发生在非洲及中南美洲几个国家。就像我前面说的，普惠金融是有社会使命的行业，而各种微型金融商品与服务是否真能提高客户的福祉，譬如让他们收入增加、消费提高、有钱看病等等，也成为关键。近几年学者透过多种严谨的统计方法，来检测普惠金融的成效，也得出一些结论。当普惠金融并没有产生善的结果时，这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悲哀，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也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事。
《陆家嘴》：金融伦理学是一门新的学科，你能谈谈金融与伦理二者如何做跨界融合吗？
邱慈观：以伦理学而言，它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中国从孔子、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研究，历经中世纪乃至近代，产生许多学派及不同看法，需要相当的训练才能入门。不过，这些伦理学的重点都是个人，也是一般所谓的微观层伦理（micro-level ethics）。金融伦理学是以中观层伦理（meso-level ethics）为重点，探讨身为金融机构的组织，应该建立哪些对社会负责的制度、应该开发那些对社会负责的商品与服务等，进而建立一些伦理模式，用以评估现有金融商品与服务的伦理适格性。由此看来，金融伦理学这个领域的问题，并非传统伦理学家所擅长。当然，因金融学及伦理学的预设有差异，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在把它们作融通时，难免有困难，需透过多重思辨上的转折，才得以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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