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德”文化历史与性别伦理建构

　　王红旗：听李老师讲一系真心话，才知道她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此出色，营造家庭和谐关系也颇有智慧。下面有请余华林老师从近代“女德”谈谈他的观点，他是今天参加论坛的两位男性青年才俊之一，大家欢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余华林

　　余华林：我讲的题目是，近代中国的女德论述及隐形表达。一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妇女观念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倾向。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与挑战。尤其是在维新时期，男女平等的声音逐渐汇为思潮。康有为在1885年初步形成的大同思想中，就认为中国古来的“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的“私理”“私法”，便因其“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而在应当废除之列。 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斥责“重男轻女”为“至暴乱无理之法”。 梁启超1897年作《变法通议?论女学》，痛陈君民、男女不平等的起源，为女学张目。继严复提出“新民德”的命题之后，梁启超又提出“新民说”，其中专门论述了“公德”。

　　虽然，他们对于女德并未特意论述，梁启超甚至自称其所倡兴的女学“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未见其于妇德之能为害也” ；但是他们的主张中已明显带有男女平等的色彩，蕴含着对儒教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伦理的改良与修正。他们以国族目标为初衷的性别价值导向，在启发“女智”的同时已经赋予了女性角色延展和自我赋权的机会和可能，新“女德”已成开“女智”议题中的自有之义。清末以来，在男女平等和女权的言说声中，“三从四德”已屡受批判。

　　1903年金一在《女界钟》中系统地论证了男女平等，明确指出“道德知识，乃天赋此身以俱来，无男女一也”；传统“女德”、“女训”使得“中国女子习闻三从七处之恶谚，兢业自持，跬步不敢放纵，生平束身圭壁，别无希望”。并称“括而言之，则三千年来中国女子常注意于个人之私德，而于公德则直可谓之未尝闻也。……公德者，爱国与救世是也。……爱国与救世，乃女子之本分也”。 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对摧残女权的传统“妇德”又进行了专门的鞭笞：“中国女权之萌芽，其摧折践蹈也久矣！强权暴肆，公理沦亡，谬种流传，暗无天日。……曰扶阳抑阴也；曰夫为妻纲也；曰三从七出也；曰无才是德也。”

　　此后，对于传统女德的批判已不绝如缕。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女人也是人”的发现，妇女的人格独立因而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诉求。新文化人对于传统女德中的片面贞操观和贤妻良母主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对传统女德的批判热潮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其批判思路也基本沿袭了《女界钟》。其一，论证男女道德并无不同。如巾侠在《女德论》中称：“德无分于男女也，同是官骸，同是秉赋，同是社会，喜怒哀乐之情，饮食起息之状，胥圆颅而方趾者，靡有不同。则凡所以立身处世参替化育者，皆宜循乎一轨。”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也鲜明地指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其二，在男女同德的基础上，对“三从四德”进行全新的阐释，将其与爱国、救世相联系。如陆晶清将“三从”解释为“从学问，从事业，从时代潮流”；将“四德”解释为“勤德，俭德，勇德，公德”。 漆承一提倡用“服从主义，服从领袖，服从政府”来代替“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认为“四德”除了女诫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外，还有《小学绀珠》所谓的四德（忠孝信悌），所谓“忠”不仅要忠于丈夫，而且要忠于民族、忠于国家；所谓“信”就是与朋友交往要守住信义；所谓“悌”就是要“和睦乡里”；并称四德“正是我们国民所缺乏的，不但今日的妇女应该注意，即男子亦该重视”。

　　经过知识界的猛烈批判，应该说民国时期在报刊上公然宣扬“三从四德”的言辞已不多见，即使有，一般也是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对传统的女德进行再阐释，如“新贤妻良母主义”，此不赘述。二需要进一步申明的是，尽管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女德进行了大力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彻底摆脱了女德的影响，如果仔细探查，我们会发现在思想深处仍能找到传统女德的痕迹。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当时的知识青年对于理想配偶的期待。在1921年《东方杂志》所刊载的一项调查中，184名已婚的学生对妻子最满意的条件依次为下列各项：

　　

　　资料来源：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据原表改制。

　　1924年的一项青年婚姻问题调查中，已订婚的男青年对未婚妻最满意的地方分别为：性情温顺、有学问知识、聪明伶俐、容貌美丽、身体健康。表7.1：你订亲后对你未婚妻所最满意的是下列那几样事？

　　

　　资料来源：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3号合刊，1924年6月。

　　在这些标准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些传统女德影子，如“为人温和”、“性情温顺”、“朴实勤俭”、“行事谨饬”、“服从”显然属于传统妇德的范畴；“善治家事”属于传统妇功的范畴；“沉默寡言”应属传统妇言的范畴；至于“品貌尚可”、“容貌美丽”是否属于妇容暂且不论。当然，这些标准中又明显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要求配偶应该具备新知识，即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知识”、“服务社会”、“能自立”。如果要对这些标准做一个概括的话，或许可以说是“新知识旧道德”。历任《妇女杂志》主编和《新女性》主编的章锡琛曾感叹当时一般道貌岸然的老年人甚至少年人，平常所持的论调，无不痛恶“新式的女子”，骂她们为妖冶、轻浮、多言、好奢侈；然而到了他们自己要寻求配偶的时候，却又觉得“旧式女子”呆板可厌，所以希望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 。章锡琛对此评论道：“这是一个何等矛盾的名词！然而也正是一个现代极漂亮极时髦的名词！这样的新女子，正是现代一般女子的唯一的模范！” 他还对这样新女性进行了生动的刻画：

　　新是在思想上的；她们会剪发，会穿旗袍，会着长统丝袜和高跟皮鞋，她们也会谈女子解放，男女平权，乃至最时髦的国民革命。然而你如果一考察她们的道德观念，她们却依旧崇拜孝亲敬长之风，勤俭贞淑之德，夫唱妇随之乐。在旧式小姐的身上，穿上一件新式的衣服，这正是现代的所谓“新女子”！譬如你问一位新女子，“你赞成旧式的婚姻么？”她一定会表示极端的反对的。倘使你再问她，“你结婚的时候需要怎样的一种仪式么？”她一定会说是需要，甚且会说非举行一种极隆重的仪式不可。又如你问一位新女子，“你以为贞操应是该崇拜的么？”她或者也会对你说，这不过是一种迷信。但倘使这位新女子一旦受了强暴的污[侮]辱或奸人的欺侮，她一定会痛不欲生，或者会自暴自弃，至少也要觉到自己背着一种不可磨灭的羞耻。最近某女士在某种女子刊物上主张男女社交公开，但同时又主张采用欧美习惯，青年女子出外的须有“伴护人”监视。这些都是说明新女子的新思想旧道德的普遍。

　　男人们对理想女性的形象塑造，对于妇女自身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新思想旧道德”正是此时很多“新女性”的共同特点。1940年，在报纸上出现过这样一则女子的征婚启事：

　　女，26，未婚，身清貌美，性温忱庄重，师范毕业，喜文艺通女红，具旧道德新思想，征京津大学、品高、职优、入丰、生活优裕、体健英俊、忠诚重情、独身男子为婚，共慰前途，诚附近照，函和内××社一号信箱。

　　一般来说，在征婚启事中列出的条件，总是自己身上最好的优点，或者是最能打动异性的优点。该女士称自己师范毕业、喜文艺，这分明是标榜自己具有“新知识”；称自己身清貌美、性格温忱、通女红，这则是凸显自己的“旧道德”。最后还要将“旧道德新思想”郑重列出，而且将旧道德置于新思想之前，大加彰显，看来她已经洞悉了当时社会上男青年们对“新思想旧道德”的看重，并以此为荣。这说明当时的女性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男性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并在努力适应这种形象。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尽管从晚清以来，知识界对于传统女德已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人们头脑中的女德观念从未得到彻底清理。知识界尚且如此，底层民众对于传统女德的认同和保留情况更不言自明。前面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女德的一些论述和隐形的表达。至于女德的价值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女德（尤其是四德）仅从表面文辞来看，确实可算传统美德。如妇德强调妇女要有美好的品德；妇言强调妇女的言辞得体，态度温和；妇容强调妇女容貌端庄，俭朴整洁；妇功强调妇女应有一定的家庭生活技能。但传统社会对于三从四德并不仅仅是从上述文辞来理解的，它不仅基于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行事逻辑，而且对于女性三从四德的片面强调——如贞操、顺从、少言——已达于极端，事实上确实造成了对女性的束缚。这正如贤妻良母的美名我们无法否认（谁也不能提倡女性都去做刁妻恶母），但将女性就定位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对于女德应该要深入分析其内涵，既不能简单地贴上封建糟粕的标签加以全盘否定，也不能打着恢复国学、恢复传统美德的幌子盲目提倡。其次，所谓传统美德，应该是男女共同遵守的，而非仅仅针对女性。品行端正、言辞得体、外貌端庄、具备生活技能，不仅是女性应该具备的美德，也应该是男性同时具备的。清末有人称：“孔子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试易地以观，而为男界立一三从之规则，曰从母、从妻、从女，有违之者，在子则为不孝，在夫则为不贤，在父则为不慈。男界诸君，其甘之乎？男界既不甘之，而独施之于女界，揆诸公理，岂可谓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个男德概念的话，那么女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女德是个伪概念，如何构建现代的女德文化也是个伪命题。最后，时至今日，我认为最重要的道德提倡，不是针对某个群体的女德或者男德，而是针对每一个个体的公民道德和针对社会全体的社会公德。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说》中写道：“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借用梁启超的概念，我认为我们目前急需重建的恰恰是人人独善其身的私德和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也就是公民道德和社会公德。当然，以上我这只是就“女德”谈女德，就道德谈道德，没有上升到更高层面，所以郑新蓉教授的刚才的观点给我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