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历史上的三大古典价值体系 —— 伦理主义、理学主义、自由主义（下篇）
泉州钟楼（泉州进入现代的标志建筑）
泉州历史上的三大古典价值体系 —— 伦理主义、理学主义、自由主义（下篇）
（此篇为天涯论坛ID“rhmbue”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真实作者不详。援史详备，不可多得的泉州思想史论，转载于此。此宏篇巨论，故分为上中下篇。）
六、第二次文明中止期。伦理主义和理学主义僵化期，自由主义终止
每一次中国的亡国，都伴随着残酷的种族灭绝暴行。在那些惨绝人寰、旷世罕见的人口灭绝背后，是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即文化领域的战争。每一次异族统治，汉文化都遭受严重的压制，包括汉语被压制或篡改。在亡国后，有志之士不为官，这是对伪政权的不承认和蔑视。在蒙元时期，统治者对汉文化显现出极端的无知和排斥，不但禁止儒家文化，而且汉语是不是国家语言，蒙语才是；在满清统治时期，统治者同样对汉文化充满惊恐、憎恶和不信任感。但满清统治者相较蒙元统治者学聪明了许多，再加上一些汉奸的投靠，使他们发现蒙元迅速灭亡，是因为汉文明的文、史未灭。为了巩固其统治，满清统治者雇佣了大量汉族官员，帮助其了解汉人的理论和思想，逐一出招化解，包括篡改经典教义、篡改和销毁历史、篡改语言，精心策划一个个谎言和攻势，以令汉人“心悦诚服”。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就是过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书籍，在扭曲孔子的教义上，凡是涉及到华夷之辩，满清无所不用其极为其所谓的正统身份作辩护；关于伦理问题，满清人殉、乱伦的记录被借编《四库全书》采书之机“禹禁于征”，大量抽毁或全毁；关于屠杀记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被满清湮灭数百年，最后在满清灭亡后才从国外找回；关于族群，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因为满清认为这些蛮族和他们的血统是接近的；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可笑而典型的比如涉及“胡”“虏”“夷”“戎”“匈奴”“膻腥”字的一律篡改或删除，大概满清认为历史上的蛮族都是自己的祖先。中国被入侵期间，古晋江黄虞稷就积极结社论道，又抓紧抢救被清兵焚毁的书籍，几年间藏书达八万之多，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家。不料这一举动居然把他逼上绝路。早在“康熙十七年”就被推荐进京考试，他以家故为由，未参加考试。后来被清廷要求入京修《明史》，此举意味着篡改明代历史，黄未能再拒绝，也终于纂成；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再被逼修《大清一统志?福建部分》（安溪李光燠亦参与，李光燠此后甚至参与纂修《八旗人物志》）。对于一个有抵抗入侵行为和思想的人来说，要他给满清酋首修史，无异于夺命。逼得黄虞稷
“沉毅刻苦， 搦管兀自坐， 焚膏继晷， 一字未安， 追琢累夜，…… 目营手披， 指肿腕脱， 至病疴状体， 犹以一府未完， 力疾编竣而后已”。 大概他心里也知道，不编是死，编也是死，把双手沾满亿万中国人鲜血的恶魔们写成武功盖世的英雄，不被全天下唾骂，也要留下千秋万代的骂名。当《大清一统志》结束后，满清发现契丹、女真、蒙元都没有列入正史，于是又再迫其修所谓辽、金、元史，把以前宋史对辽、金、元入侵暴行的记载说成“草率”“诞妄”，把历史上通过种族屠杀，入侵夺权的政权描述为中华正统，这些都载入《千顷堂书目》。种种恶行，看出满清统治中国手腕的深入和刻毒，深得“欲灭其族，先灭其史”精髓。 满清统治手段的另一阴险面，表现在对于已经为天下承认的正统，不敢否定，但会名义肯定，实际否定。例如蔡清文庄公的理学功勋名满天下，满清亦顺势尊崇蔡清的理学，甚至号令天下在孔庙旁分祀文庄蔡公祠；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弃蔡清理学的实质性内容不谈，任其荒废“弃于灰烬”，而僵化的伪学却大行其道。由此，中国人被笼络，误将满清以为中国，失去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中国人因为丧失真理学的教育，在“理”“神”“权”权之间失去了判断谁是谁非的能力，失去了对真理的信仰，忘记了真理可以超越神权，忘记了真理也可以超越君权，转而变成原始的因惧怕暴力而被驱使、被奴役的状态。人从此成了行尸走肉，这一精神状况的恶化，一直持续到满清灭亡都无法恢复。
伦理主义、华夷之辩乃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中国之所以称为文明古国正起源于此。华夷之辩的核心是文明，无文明则无正统。满清虽然引用孔子的“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中华入夷狄则夷狄之”，意思是，如果外夷学习了中华文明，归化为文明人，那么就以中华的人来看待。“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这些话表面看似乎有道理，然而有两大问题满清却无法逾越。首先，满清是怎样“入”中华的，他们当然不是堂堂正正走进来的，而是屠杀了1.8亿中国人才建立了他们的暴政；接着，满清入中华又做了什么事情，267年共发生162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起，超过了历朝历代总和；施行种族压迫剃发易服，将中国人彻底变成丑陋麻木的清人；光沿海迁界就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无家可归；汉语被满汉语取代，中国历史被全面篡改。种种劣行当然不是“文明人”所为，而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行为。既然满清将“胡”“虏”“夷”“戎”列为敏感话题，上述任何华夷之辩、文明之辩、人伦之辩的问题都不可谈，那么儒教将从此被架空和阉割，孔子话也就失去意义。失去人伦主义，社会只能滑向野蛮主义，这的确也是满清时代的真实写照。
理学主义，本意乃合乎天理，顺应天道，这或许应该可以符合满清的逻辑。因为满清打下天下，或许正是天道所助？然而，宋明理学，正如前面所说，讨论的是“神”与“理”的地位问题，是“君权‘理’授”的问题，是君命应有所不受，君权有所限制的问题，要让一切合乎于“理”，君权甚至要让位于“理”。这里的“理”是天理，是道理！这些问题，在中国人自己的政权内部，比如宋、明政权里面不但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是正统学科，虽然还没有到改变帝制的程度，却以“谏”的形式表现对君权的约束！但是到了满清时代这些问题完全不可讨论，这是因为这个“理”将让满清统治者束手束脚，甚至会威胁满清政权的统治地位。于是像吕留良那样的学者被抄家灭族“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吕留良的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满清要的理学，只是一个僵化、虚伪的外壳，而容不得半点实质性内容。
至于自由主义，必将走得比理学主义更远，如果理学主义会导致君主立宪制，那么自由主义的最终结果会导致“一物各具一乾元”，人人各具一乾元，“君主和庶人一”，君主并无特殊性，君主是可替代的，人人都将轮流坐庄。这在满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奴才造反。因此无怪乎将李贽评价最差的，正是满清的《四库全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异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意思是：“李贽狂妄而背离正典，目中无圣人无法度。千古相传的善与恶，统统被他颠倒错位，实在罪不可赦。李贽的书可以毁掉，李贽的名字也不应该存在于史册中。在此特别列出目录，用于深刻暴露其罪孽。”满清对于李贽的恐惧可见一斑。
满清时期的文献，固然可以参考，但却必须懂得注意被其扭曲和篡改之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亡国不为官，在蒙元统治期，我们看到泉郡人是非常有气节的，但是国家经历第二次亡国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经严重劣化，不但满清侵华期间汉奸迭出，在满清“建政”以后为满清为虎作伥的也大有人在。满清统治的种种高明的手腕，其实是一些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指导的，否则单靠胡虏的智商和文化，根本无法驾驭中国。由于泉州是河洛文明中心，是满清非常希望得到其知识分子仰仗的地方，哪怕是极少数的人助纣为虐，其后果都不堪设想！懂得自我批判和反省，是每一个心存天理和良知的人应有品德。
李光地（1641-1718年，安溪湖头）“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职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居相十三年。本是聪明人，于程朱理学有扎实基础。著有《性理解》、《四书解》、《周易解》、《历象要义》等。曾进《河洛图说》获赞赏。替康熙教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大全》等。《诗》、《书》、《春秋》、《律吕正义》，韵书，也都是其审定。其他著书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彖》十三卷，《尚书解义》一卷，《诗所》八卷，《朱子礼纂》五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论》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注解正蒙》二卷，《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离骚经注》一卷，《孝经全传》《春秋稿》《河洛图说》《朱子语类四纂》《二程子遗书》《礼记纂编》等。从道理上说，李光地家族并不荣誉，但客观上李光地家族教育了北方蛮族，最重要的就是教会了满清人汉语言和汉文化。但也帮助满清将汉语劣化为满汉语。
李光坡（1651-1723年，安溪）李光地弟。青年时大量阅读濂洛关闽各派文集，旁及诸子，对蔡清的《四书蒙引》、《易经蒙引》，林希元的《易经存疑》“终至熟烂”。专攻《三礼》。撰写了《周礼述著》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 李鼎征（安溪）“康熙十九年”1680年举人，官至户部主事。李光地弟。理学有造诣。著有：《四书易经集说》《中庸集录待绎》。 李钟伦（安溪）李光地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举人，未授官即去世。学术专长在于《礼》的研究，著有《周礼训纂》二十一卷。 李钟旺（安溪）李光地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考列中书，未任而卒。潜心学理，著有《周官札记》、《诸经杂解》、《性理说新篇》等。
李清馥（安溪）李钟伦次子。国子监生。自小学《太极图解》、《通书》、《西铭》、《正蒙》等。著有：《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道南讲授》十三卷等。 李钟侨（安溪）李鼎征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至国子监丞。著有《诗经测义》十卷，《论语孟子讲蒙》十卷，《易说》八卷，《尚书典谟》、《周礼天官》等。 李钟丰（安溪）李钟侨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举人，官至湖南辰溪知县。著有《经义畸说》一卷，《四书集说》、《易经集说》、《中庸待释集录》。 李天宠（安溪）李钟侨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士。官至翰林编修。精于理学，著有《六经疏注》、《诸经札记》。 李清时（安溪）李天宠子。“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官至山东巡抚。著有《周易经义》十二卷，《朱子语类或问》二十二卷等。
李清植（安溪，1690-1743年）李钟佐子，李光地孙。“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自幼在京随李光地学《易经》，参与纂修《周易折中》、《性理经义》。著有《礼仪纂辑录》。 李大睿（安溪）李光地族人。对《周礼》研究深入。著有《周礼拾义》。 陈迁鹤（安溪，1636-1711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左庶子。李光地读其《太极太虚论》大加赞赏，邀其为邻。还著有：《易说》十五卷，《尚书私记》一卷，《毛诗国风绎》一卷，《春秋记疑》三卷，《小学疏意》二卷等。 陈万策（安溪，1666-1734年）陈迁鹤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幼颖敏，读书三过成诵。九岁能文……十五工诗……十七学使擢冠军”，“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顺天乡试第一。李光地非常器重，聘其教授子、侄。因李光地多次主持会试，陈万策因此回避，二十余年后才考进士。参与替康熙修纂《御纂周易折中》，分修《性理精义》，《钦定诗经汇纂》等。雍正期间拔至詹事府詹事，雍正称其为“词林之最”。乾隆同样赞赏其文章“有不及见其人之叹”。陈万策对六艺颇重视，著有《中西算法异同论》等。另著有《四书制义》二卷，《近道斋文集》八卷等。
官献瑶（安溪，1703-1782年）“乾隆四年”进士，官至陕甘提督学政。学濂洛关闽经义，六经论点。李清植聘他为家庭教师，故得以读李光地书籍。举进士后，任三礼馆纂修，分修《地官》《秋官》。 黄光崐（南安）“康熙”年间贡生。曾为李光地的家塾师。著有《四书提命》、《易经微言》等。
黄国仪（古晋江）不参加科考，不进仕途，以讲学授徒为业。“少博学，恬于进取，闭户著书。以易图久失其传，广探载籍，竭虑覃思，……又论经学、字学、诗学，皆不执常谈，别有契悟出”。从学者众，读书人以当其学生为荣。对理学很有钻研，精辟论述如：乐、律、元声均以阴阳相为表里，横参直参并属。纂有《易经集说》八卷，《周易大象集说》二卷，《周易上下经篆辞集解》二卷，《易大传》三卷，《周易牖中天》一卷，《易经序卦反对象义》一卷，《采集易图说》一卷，《序卦传集说》一卷，《说卦传集说》一卷，《杂卦传集说》一卷，《毛春庄易说》一卷，《章氏本清易说》一卷，《四书集说》十六卷，《校订蔡忠烈文集附吊诗》八卷。著有《周易天然图》三十六卷，《易经全图》六卷，《易原》一卷等。
富允谐（古晋江），不曾为官。尊崇韩愈、柳宗元，对于宋代以下的朝代皆不屑一顾（是否为对明朝“无能”，而满清、蒙元皆非中国的表达？）。文章奇肆，著有《投知集》、《临池博览》、《汉书参断》、《禹贡参断》、《九百稗谈》。时值满汉语日益肆虐中国， 著有《闽音必辨》二卷。 薛人龙（古晋江）县学诸生。未参加科考，也未入仕。“学《易》有得……久困棘闱，志益奋励，门下士造庐受业无间……缙绅名流咸佩服其教，称曰‘轮园’先生”。著有《周易说约》《古文应制》等。 吴映（古晋江）精通四书五经，对《易》有造诣，著有《周易会辑》三卷。 蒋敏生（古晋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岁贡。为诸生三十余年，岁科考常名列榜首，然而多次参加乡试却皆败。疑为太过巧合或者有意而为之，故没有为官。“深潜嗜学，笃志力行，郡人士从游者众，得其教授，往往掇科第”。著有《小学正蒙》、《四书举要》、《易经初进庥解》、《敬日堂四书文》。
张际盛（古晋江）“雍正四年”1732年举人副榜。在永春教学。“家贫，不能购书，凡经史子集，俱向知友求借，手抄成帙，熟读不厌”。著有《春秋传注》、《礼记约解》。 黄士锦（古晋江）“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教授生徒为业。“设教螺阳花城，生徒云集”，著有《学庸讲义》、《葩经讲义》、《四书题解集古》、《愚见》等。 方翀（古晋江）“乾隆九年”1744年举人。未授职，教授生徒为业。著有《四书考》、《谈经拾遗》、《不己言集》，及韵书《方音释喉》等。 陈洪书（古晋江）“乾隆六年”1741年贡生。未授职，即去世。幼家贫，励志读书，从小“过目成诵”，曾说：“使天人性命，礼乐政治之理，有得于心。而又博涉子史，知古今是非邪正……”人应当行使上天授予人的理性道理（典型的理性主义观点），懂得礼乐、政治的来龙去脉，在心中有所感悟。还应当博览经史子集，才知道古代和今天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邪恶，哪些是正义……。其言语隐晦地点出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态。著有《今文仪礼解要》、《离骚经析疑》、《春秋撮要》、《自订四书文》、《逊洛书稿》等。
陈可远（同安）县学诸生。“恬淡好学，教授生徒”著有《大易参订》、《参订朱子纲目详论》、《周礼训解》、《礼记定本》等。 陈皋（同安）县学增生。“博学，工书法，尤长诗古文辞，泉南风雅，推为白眉”。著有《周易标旨》《葩经纂要》等。 郑得潇（同安）“康熙年间”诸生，参加一次乡试不中，即从此放弃。著有《五经通义》、《易研》、《大学定本》、《周礼挈领》、《广孝经》等。 宋祖墀（永春）“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未仕而卒。著有《礼记解》二十卷。 孙经世（惠安，1783-1832年）贡生，未授职。“于文字声音训诂义类之别考尤详，以此终其身。其言曰：‘不通经学无以为理学，不明训诂无以通经，不知声音文字之源，无以明训诂。’”“批注经训，疑则释之，纵览传注，瑕则摘之，实处求是，职各识矣”。其对文字的研究，是根据汉字的构造、部首，分析其含义，而后文字组成语言，构成词语、句子的含义。对声韵的研究，是以每字音韵分类，有些读音发生改变的，则追溯古音。著有《尔雅音疏》六卷，《韵学溯源》四卷，《说文会通》十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经传释词续编》八卷。除了音韵学，在经、理学方面也有研究。著有《春秋例辨》八卷、《孝敬说》二卷，《四书集解》十二卷，《周易本义发明》十三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惕斋制义》四卷，《小学辑记》《性理辑义》《通经略》《经传释词补》等。
黄匀（南安）“嘉庆二十年”1815年岁贡。对儒家经典研究深入，著有《学庸精义》《周易阐义》《春秋精义》《五经精义》《四书解题》《论文绳墨》等。 尤捷鳌（南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举人，著有《闽中理学源流考》《泉郡德行事业考》《八闽理学名贤宗派》《四书阐注》。
陈石钟（古晋江）“康熙年间”举人副榜，闽清教谕。“贯通六经，网罗百家”著有《礼记解》《春秋辨义》等。 何洛（惠安）“康熙十九年”1680年举人副榜，永福教谕。著有《易经微言》《经传》《四书解》等。 黄中球（古晋江）“康熙十年”1671年岁贡，延平府学训导。是一个学官职务，专门课士，余暇则杜门读书。著有《藏山待》二十卷，《六经法言》四十四卷等。 世拱显（泉州郡城内）为定居泉州的锡兰王子巴来那后裔。“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永定县学教谕，教授学生为职。幼聪颖，九岁能文，有神童之称。“理法兼备，授经据典，牢笼群言”，后来在泉州城北小山丛竹亭设教，“屦满户外”。著有《四书管窥》、《诗经辑要》、《小山诗文集》等。
洪士辅（古晋江）“乾隆九年”1744年举人，延平教谕，为教学官员职务。著有《四书约说》等。 李丹桂（古晋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浦城教谕。也是一教官职务，曾任福州鳌峰书院主持。参校有《二程粹言》、《二程语录》、《濂洛风雅》等。著有《小学论》等。 张汝瑚（古晋江），原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入清后被授予安陆府通判。“凡经史子集宋儒诸书，无不熟复玩味，购求明代遗文三百余家，逐一评点。为文春和大雅，不烦绳削而自合，泉中自王遵岩后罕有其匹”。其抢救的明代大家遗文之巨，以致罕有可以与其匹敌的，其所著文献也倾向宋明，有《匏野文集》二十卷，《贤赏堂集》、《明八大家文选》、《明十二名家文选》。 王命岳（古晋江，1608-1667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曾替满清出谋离间李定国等人，打击后明力量，成了其最大历史污点。多次上疏提出安定社会、缓和矛盾的措施，请求革除通仓需索，禁止旗丁混抢。这些都不为满清统治者所动。于是王命岳辞官回家，作《千秋宝鉴》披览古今，列举从夏商至明的统治者所为，以资统治者参考，企图劝说一群入侵者从德政，结果未成书就去世了。
黄鹏扬（永春）“顺治”十四年举人。官至知县。著有《五经纂诂》、《四书汇解》等书。作有《读史吟今》、《史评辨正》，讽刺明朝统治者玩物丧志终致亡国，似乎在落井下石，但透过表面上批判，实际似在极其封闭、压抑的满清的“文字狱”之下，为明王朝扼腕叹息。 林模（德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进士，官至普宁知县，著有《四书讲义》、《诗书易解义》。 丁莲（今晋江陈埭）“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官至仪征县令。对《易》尤有研究，曾任兴化教授、主持过鳌峰书院。著有《易经萃解》十二卷。 候之缇（南安）“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官至归州知州。著有《四书指南》等。 陈大玠（古晋江丰州，今南安丰州铺顶村）“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著有《四书文初稿》、《四书文近稿》、《四书文续稿》、《进呈经史讲义》等。
王士让（安溪）“雍正十年”1732年举人副榜，“隆庆元年”1736年举博学词科。官至黄州通判。著有《六经训言》、《礼仪解》。 粘本盛（泉州郡城内西街头）祖先为金人，故未从汉俗。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人，而入清后又为官，至五科都给事中。著有《周公像赞》、《历代理学源流像赞》、《导养忠孝全书》、《天中理牍》、《道德经续注》等。 洪世泽（南安）洪科捷之子。“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博学宏词，官至武英殿史馆纂修。参与纂修《八旗志书》，为其不光彩的一页。著有《易经观象》、《诗经订序》、《春秋订传》、《周官析疑随笔》、《仪礼辩说》等。 陈金城（惠安，1802-1852）“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官至刑部主事。著有《汉易释例》、《宋易释例》、《互卦说易》等。
孙珩（惠安，1772-1837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恩科进士，官至直埭知州。著有《经义抄》等。 戴希朱（南安，1850-1918年）“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至奉政大夫。著有《四书阐义》、《理学源流考》、《朱子配议》、《朱陆异同论》等。 辜鸿铭（同安，今属厦门1857-1928年）曾到英、德、法读书。为人和性格比较分裂。“光绪十一年”成为张之洞幕僚。“光绪三十四年”到北京外务部任职。对晚清权贵嬉笑怒骂，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贬词，斥责袁世凯为“贱种”。然而辛亥革命爆发时，却声称效忠清廷，坚持保留大辫子，并自称“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1917年张勋复辟丑闻中，他出任外务部长。曾被张作霖聘为顾问。能坚持古汉语和儒术。曾翻译《论语》、《中庸》为英文版。
其他满清统治期间的理学著作还有：
泉州郡城内：张光宪《四书文》；庄名夏《周易象解》、《易经正说》；黄世德《劳轩课艺》；柯伟生、柯可栋《问渠芝兰制义》；龚元（古榕巷后街埕）《四书集说》；蔡鸿捷《闽学编》、《评点孟子》； 古晋江（暂时无法判别为今泉州郡城内还是今晋江）：陈修《四书标旨》；李其丰《易经初进集解》、《孝经正蒙》、《小学正蒙》；林芷《三礼通解》；黄志美《金丹指南》一卷；蔡必炎《四书直解》、《五经翼注》；蔡澄《大易解题纪要》、《变卦图说》；薛坤《四书衷正》、《五经截锦》、《诸子约编》；王梦麟《学庸纂解》；何大玠《春秋备义》；张克绥《诗经述注》；施世蝴《四书宗贯》、《仑谷岭云四书文》、《参订陈紫峰易经浅说》；柯延瓒《学庸要言》、《易经发蒙》；柯廷璟《笃辉堂制义》、《周易解》、《筮衍涉笔》；柯漱芳《尚书句解》；杨海滨《易系辞讲义》；蒋天培《诗经注解》、《四书集说》；释海印《周易说》、《罗达经解》。
今晋江： （暂缺） 南安洪鹏化《四书翼讲》；陈际成《四书集说》；柯菁莪《策学制艺》；潘正开《易义》；叶克鹏《四书辑要》；叶作霖《训蒙四书句读》；叶鸿元《易义撮要》；吴宏谟《梅滩制艺》；吴大年《易经精义》；吴国钧《象数要式》四卷；吴瑶光《四书真解》四卷，《制义正宗》；陈洪《四书心解》；陈德亨《五经聚会论》、《真不可解论》、《狮穴辨真论》；陈耀磻《删辑尔雅撮要》一卷；傅金范《春秋遵传》、《古学类记》；傅鸿飞《贡助彻辨》、《五迁图说》、《袷禘律吕数》；吕玉珩《周易撮要》、《大学中庸集解》、《时义》、《课儿帖括》；许南彬《易说经验》、《六壬妙解》；杨丹桂《易说》；梁丹元《四书辑要》；刘先登《重编周易求义》；释佛化《易浅解》。
惠安洪成《易理云峰》、《经论文稿》、《四书要解》；张焞《四书摘要》；张桢《四书合说》十二卷、《易易吟》四卷、《丹经》四卷；戴云起《周易观玩》。 安溪陈朝璋《尚书解》二卷；李翰宠《易勺全集》；李士济《四书解义》；李日升《读易管见》、《读老牑窥》；黄中祉《四书集信诸艺》； 永春颜奇宿《四书解醒》；颜祷（王字旁）《四书解义》；邱扬昌《易解》。 德化徐颖《诸子片玉》、《四书备考》。 同安林翼池《尚书捷解》、《尚书训解》、《尚书管见》；刘天泽《四书述酌》；刘兰《四书集说》；黄江河《图洛书律吕图说》、《四书日抄》；黄成振《四书存要》五卷；陈重琳《四书类抄》、《经义纂要》；池其绳《四书讲录》；叶寿成《四书解》、《易解》；庄科达《经史诠释》二十二卷；周奠邦《易说》；康亮《经学明辨》；郭道本《尚书因释》六卷、《左转类编》四卷。
在漫长的满清统治期间，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固然令世人胆寒，但中国也不尽然都是无胆之人。 尤天舆（古晋江）即著成《温陵先正文藏》一书。书名直谓明朝的理学先贤是“先正”。看到中国的理学被弃于灰烬，尤天舆深感痛心，如此写道： “由明成化至崇祯凡九世，自蔡文庄公而下，凡一百三十有二人，得文共二百七十有三篇。温陵为泉州别名。尤君生其地，不忍先正遗文弃于灰烬，有所见辄录藏之，积数十年而成此篇。陈琛、张岳、王慎中、傅锦泉、李廷机、许澥……取其散逸未经收拾者，余则广搜旁辑”。 柯辂（古晋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官至安仁知县。“自制活字版一部，凡有异书，咸为印刷”。在满清统治期间，尤其在“康熙乾隆”年间这段最高压统治的时期，私自印刷“异书”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其著作异常丰富，经籍类有《读经笔记》二卷，《读经节抄》二十卷，《子书撮语》四卷，《朱子地理论》一卷，《阴阳理气五行》一卷等等，高达四十七种。但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中的《清源文献续编》。该书记载了所谓“乾隆嘉庆”“盛世”的真实状况，“泉州社会黑暗，谓三者不除，民不实受其益云”。后来转抄为《柯淳庵手抄笔记》一卷，《淳庵文集》六卷。此书得以传世，蔚为奇迹。
蔡永蒹（今晋江东石，1776-1835年）著有《西山杂志》，其中有六条记述泉州少林寺僧人资料，为《少林寺》篇。文中肯定了泉州少林寺在保卫国家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少林寺僧人反抗蒙元统治者和蒲寿庚的事迹。文中表达了对满清黑暗统治的不满，大多叱骂满清皇帝和满清集团，因在特定的年代无法出刊发行，故以抄本形式秘藏于家中，通过世代相传，流传下来。 陈庆镛（泉州郡城北峰镇）“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其学问博洽精深，诸子百家无所不窥，治学以宋明理学为宗，服膺宋儒，主张汉学宋学并用，以求“明经致用”。力图把训诂考据的汉学和侧重阐明义理的宋儒两派学说糅合起来。效法明朝遗民顾炎武，并作联明志。
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统治，汉语已经全然变样，声韵失准，八声走调。历史上的泉郡人不断修韵书，来弥补历史缺憾。较早的有富允谐（古晋江）《闽音必辨》二卷，方翀（古晋江）《方音释喉》，孙经世（惠安）的《尔雅音疏》六卷，《韵学溯源》四卷，《说文会通》十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著名的有黄谦（古晋江，其叔父为参与抗清的黄大振）《汇音妙悟》和《增补汇音妙悟》，首创拼音方案，成为后来民国汉字拼音的胎元方案；卢戆章（同安，1854-1928年）早年加入基督教，兼学西方知识，回国后利用拉丁字母加以改造，首创了切音字用于汉字拼音。后来去台湾受日本文字启发，又创另一套切音方案。著有《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中华新字国语教科书》、《中华新字漳泉语通俗教科书》、《闽南语注音文字》等，但其编著的韵书并非泉腔标准音。庄俊元（泉州郡城内西街甲第巷）著有《里言征》，以泉州话逐字逐句考其据，也成为韵书的范本。
这才是河洛系的真实生活。国内的思想界争论不休，何不看看河洛人真正的思想领域。 不要被鞑虏思想所误导，那会害人害己，铸成大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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