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认识
作者：中山大学 Herx Ding
引言：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疯狂对冲我们的固有伦理体系。每当科技的麦芒与伦理底线的针尖迸发出火花的时候，我们都不禁会思考事件背后的矛盾与可行性。在科技的飞速发展面前，我们该选择伦理的妥协，还是守住伦理的限度。本文就2018年引起争议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并结合作者的相关调查，探讨客观认识与公众认知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认识。
一、案例分析：基因编辑技术面对的伦理问题
案例：2018年11月，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他们团队创造的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对双胞胎由患有HIV的父母孕育，在发育过程中，这对婴儿的一个基因经过靶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就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1、基因编辑的简介：
基因编辑（gene editing），又称基因组编辑（genome editing）或基因组工程（genome engineering），是一种新兴的比较精确的能对生物体基因组特定目标基因进行修饰的一种基因工程技术或过程。基因编辑依赖于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核酸酶，也称“分子剪刀”，在基因组中特定位置产生位点特异性双链断裂（DSB），诱导生物体通过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或同源重组（HR）来修复DSB，因为这个修复过程容易出错，从而导致靶向突变。这种靶向突变就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以其能够高效率地进行定点基因组编辑， 在基因研究、基因治疗和遗传改良等方面展示出了巨大的潜力。
2、从伦理学理论辨析基因编辑对生命的影响：
基因编辑技术会导致科技对生命的物化。在医学手段和设备逐步信息化的今天，工具理性主义也在日益广泛化，其价值导向作用也日趋凸显。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医学科技从倚重发展走向狂热崇拜，甚至过分强调技术本身，而忽视了生命的圣洁与尊贵。医学科技的狂热分子忘记了病人不仅仅是生物学个体，更是基于社会、情感等因素的存在。案例中生物医学科学家贺建奎对“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人为割裂了生命与外界的复杂联系与实际影响。当生命脱离了创造他主观意识的社会与情感，物化后的生命将带来人类对生命的商品化，面对的可能是公众对生命敬畏的进一步缺失。
3、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三大伦理难点：
由于生殖系基因编辑可以导致有机体特征被遗传给下一代，是否应当被允许，一直以来在国际间存在很多辩论。
反对的人认为，生殖系基因编辑侵犯了未来世代，形成个体自身身份的权利，因此类似于奴役，而这种奴役采取控制或影响其生物特征的方式；另一些人则以宗教或自然为反对的理由；还有人认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特征在产前就被他人所决定时，可能会产生对自身平等和自治能力的理解上的冲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基因编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允许。持这种观点的有政治哲学家桑德尔和法学家芬伯格，这也是目前国际学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这种支持性的观点，在具体操作时，将面临三个理论上的难点：
第一个难点为基因编辑是否是必要的问题：如何能认定基因编辑有利于人类繁衍和健康？
第二个难点即如何去区分道德上允许或不允许的界限：什么样的基因编辑行为可以被允许、而另一些不可以被允许的道德边界？
第三个难点：如何论证基因例外主义？即如果那些可以被允许的基因编辑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变得更聪明或跑得更快，可以通过诸如环境改变、治疗、后天的教育和训练治疗等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允许这些基因编辑行为是否还值得提倡和发展？
二、 回味咀嚼：医学研究者的伦理考量
仔细分析整个事件，不光基因编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伦理道德，从实验性质与实验者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触犯了科研伦理道德。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学就已经掌握基因编辑艾滋病相关基因的技术，由于未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认可，该实验没有进行。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事件，不由的让我们思考一个医学科研人员的伦理准则。科研伦理是科研质量的前提和保障，在名利场与伦理底线、真实数据与编造进展、团结协作和恶性竞争的选择中，我们该如何存在？
第一点是净化科研动机，淡泊个人名利。目的和动机支配着科研人员的一切行为，贯穿于科研行为的始终。只有具备纯正的科研目的和动机，研究者才会不图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用于探索并献身科研工作。案例中科学家贺建奎的行为，抛弃了本着对真理探索的科研初心，把不被伦理许可的科学实验作为追逐名利的捷径，于是在关键的时刻进退失据，迷失了方向。科学着眼于求真，道德则侧重于扬善。科研动机的纯正，能否将生命与健康之寄托放在科研的第一位，这是科研伦理亘古不变的试金石。
第二点是尊重医学科学，讲究实事求是。在基因编辑实验中，科学家贺建奎过分强调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成果，即对目的基因的敲除。但没有说明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现象，受试婴儿是否存在脱靶导致的基因误伤，一概没有说明。达尔文说：“科学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实事求是是医学科研乃至整个科研活动的灵魂，主观地忽略脱靶现象，给公众或学术界创造治愈极高地假象，若是在推广过程中出现大量基因编辑的脱靶，给人类的基因健康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害。严谨的作风确保科研活动的准确性科学性，这才是科研人员的基本道德。
第三是合理竞争。诚然，竞争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勇于参与和攻克科研高峰值得每个医学研究者学习。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要对实验本身的伦理性质做出自我判断，明辨是非对错。就实验本身，人体实验就存在诸多伦理争议：在如此复杂的科学理论和副作用的背景下，贺建奎又是如何与患者家属沟通交流，保证他们的知情权的呢？案例中的实验，到底如何判定是主动还是被动呢？贺建奎为婴儿做的基因编辑实验是一种欺骗实验还是一种实验性治疗？不管在医学目的上、知情同意上、受试者利益上、实验科学性上、伦理审查上，案例中的实验都在一定程度违背了科研伦理的要求。通过越轨行为创造违背伦理准则的医学实验，已经纳入了恶性竞争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进步，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真理之海。
三、 着手预防：
从法律规范和社会顶层设计抑制违背伦理的科研项目
随着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物理学、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生命科学高度结合的一体化发展阶段，新的挑战和风险不可避免地涌现。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的有性生殖甚至传统家庭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基因编辑技术向专利的转化、人类基因池污染，以及随之可能引发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因此，相应的法律、伦理、政策的制定、发展和完善，也就成为我们预防过程中地重点项目。
案例中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仍然迷雾重重：谁提供千万计的资金？谁又唆使伦理委员会开的后门？但公众焦虑挥之不去：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来收场？技术无罪，但失控的技术可能带来灾难。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安身之本。
1、我们此前未能充分考量科技发展对人的安全与尊严，以及对人类共同体的福祉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
人们似乎更倾向于从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估科技进步，这一功利主义、甚至带有机会主义的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教训。
科技发展往往是把双刃剑。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却也引发了国际间的核武大量堆积和扩散问题。基因编辑在未来地探索与发展中也将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并且，我们在强调基因编辑可以为一些病人提供治疗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它可能引起的族群间的不平等、歧视和可能伤害问题。（我们在调查报告中有提及，但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2、相关立法层级过低，规定的内容缺乏可操作性，立法间缺乏衔接。无治理则无伦理，让科技趋利避害，除了寄希望于科学家的道德自觉，更须立法跟进
2003年科技部和原卫生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并无罚则，而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仅规定了行政责任，缺乏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有效衔接。
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因效力层级低，缺乏法律制裁的刚性力度，未能阻挡住有关违法违规的行为。在刑事立法相关问题，如未经允许或违规的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入刑问题，生化及恐怖主义犯罪，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规制，故意伤害罪和非法行医罪的外延等；民事立法相关问题，如涉及胚胎的民事法律地位、脑死亡、辅助生殖的范围、继承权、监管和代理规定的适用、伦理审查委员会及成员的民事责任、医疗事故及其保险、基因治疗和基因专利等；行政立法，如部委层面相应规章的制订或修改方面，三者皆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
3、伦理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伦理审查是确保科研诚信的一道“防火墙”。在贺建奎事件中，全程地伦理审查机制疑点重重，仿佛形同虚设。相关人员及其团队“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而使项目得以过关，显示中国当下伦理审查体系设置的脆弱性与实践中的问题。
中国伦理审查机制的缺陷，还表现在伦理委员会规则效力层级的低下、伦理委员会构成人员背景的单一化、职位和利益冲突、透明度问题，以及伦理审查机制的泛行政化和科层化，比如区域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定位问题。以上问题都需要一步步改进。
4、中国应在完善立法和型塑具有本土特色的规制体系两个方面，推进基因编辑及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首先，需要完善顶层的制度设计，并在国家层面推进相关立法。
其次，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部委层面的联合规制——监管机制；并且完善、整合国内伦理审查、培训、指南等具体操作机制；建立起全国性的伦理审查认证机制。各机制间应当责权明确，既分工合作保证效率效果，又相互制衡以杜绝寻租及违法行为。
这里需要解决一些监管架构设计中的难题：如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需要程序性法律授权，通过立法明确其地位和性质，以及如何协调其与具有监管职能的部委之间的关系；部委监管权限则要在制定修改一系列规章的同时，在国务院层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这一监管模型予以固化和赋权。此外，全国各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和监管机构以及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明确。
基因编辑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与它带来的收益和期待一样，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它让这个时代的人类，面临陷入前人仅能想象而却未曾经历的伦理困境的可能。一些最新案例表明，这些伦理困境正在逐步显现，比如人与动物（如人类猴子）的“嵌合体”问题。它在让我们燃起对生命的新的憧憬与幻想的同时，也给人的多样性和人之为人（的定义）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甚至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因此，如何有效规制和应对这一全新的挑战，关乎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与安全，对中国生物安全制度建设，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应当充分汲取国际学术界法律与伦理的最新研究成果，直面问题，继续进行开放性的讨论，大胆突破与创新，逐步建立起一个经得起伦理辩护的法律和规制体系，不滥用生命科技进步带来地社会红利，不辜负时代赋予每个科学家与领导者的艰巨使命。
四、公众调查：不同学科背景人们对基因编辑的认识
1、问卷表格与数据展示：
基因编辑及其医学应用伦理认知问题的调查
调查方式：问卷星 调查对象：各教育背景各年龄群体
第1题 性别：____； 年龄：___岁 [填空题]
第2题 教育专业背景（如有跨专业教育经历可多选） [多选题]选项小计比例哲学00%经济学108.47%法学86.78%教育学1210.17%文学1714.41%历史学32.54%理学1512.71%工学2521.19%农学21.69%医学3327.97%管理学1411.86%艺术学65.08%军事学43.39%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3题 在目前的技术手段下，几乎所有的基因编辑实验都存在“脱靶率”，即在操作中“误伤”其他基因的概率，“误伤”其他基因带来的后果也许难以预料。在您的认知中，一项安全的基因编辑实验，其脱靶率应该控制在（ ）以下。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0.1%8370.34%1%2319.49%10%43.39%30%43.39%50%43.39%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4题 在您的认知中，当一种疾病遗传给下一代的概率超过（ ）时，该疾病是可以被允许通过基因编辑手段来防治的。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075.93%25%3832.2%50%3731.36%75%2016.95%99%1613.5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5题 在您的认知中，当一种疾病确诊后的“五年生存率”低于（ ）时，该疾病是可以被允许通过基因编辑手段来防治的。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1%2016.95%10%4538.14%50%3933.05%90%1411.8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6题 在您的认知中，患病群体达到全球人口（ ）以上的疾病，是可以被允许通过基因编辑手段进行干预的。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10%（接近糖尿病患病率）6252.54%1%（接近中风患病率）3227.12%0.1%（接近艾滋病患病率，低于这个标准为WHO定义罕见病）2420.3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7题 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通过修改胚胎的基因信息达到对某种疾病的预防效果，使被修改过的胚胎几乎不再有患上该种疾病的可能。随着科技进步，某些人就有机会被基因改造成能够预防上百种病的“超人”。而这一部分从胚胎开始就成为了“超人”的“人”将全面超越没有被修改过基因的“普通人”。在您的认知中，一个人类胚胎的基因允许被修改的最大程度是（ ）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可以广泛利用基因编辑手段帮助人类胚胎预防常见的遗传性疾病2319.49%在已知胚胎父母患有某种可遗传性疾病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手段帮助该胚胎预防该疾病7966.95%坚决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任何基因编辑活动1613.5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8题 你认为类似贺建奎事件的基因编辑婴儿是否有悖于伦理道德观念，你对此的观点是? [多选题]选项小计比例是4336.44%否1714.41%担心滥用，但技术可以进步8067.8%严禁基因编辑97.63%持开放态度，人类医学需要进步3731.36%其他97.63%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9题 您认为将生物技术应用于人类的“改良”是一种进步吗?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是5546.61%不是2218.64%不确定4134.75%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0题 你认为基因编辑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吗?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会，我很焦虑3025.42%不会，这不可能108.47%有赖于监管体系和个人道德7866.1%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1题 您能接受人类基因编辑发展到什么程度?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解决疾病9076.27%使身体机能增强,外貌改善等1411.86%使人类拥有其它能力1411.8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2题 如果将来您生育子女,而基因编辑技术仍和目前水平相差不多，您会采用基因编辑降低其某种疾病得病几率吗?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会3731.36%不会4134.75%不确定4033.9%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3题 如果你身边存在基因被编辑过的人，你会歧视或疏远他吗？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会，他是异类97.63%不会7261.02%目前不确定3731.3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4题 您是否了解并思考过“伦理”这一概念及其起源?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有6756.78%没有5143.22%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5题 你是否认为人为基因编辑是医学的突破性飞跃？ [单选题]选项小计比例是8370.34%否3529.6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6题 你认为编辑的弊端在哪？ [多选题]选项小计比例有悖伦理6454.24%有悖公平正义5244.07%可能会导致受损6555.08%引起恐慌5647.46%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制造超能人9479.66%本题有效填写人次118
第17题
总体而言，人类基因编辑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影响是否较大，请说出你的看法： [填空题]
2、数据分析：
①从样本学习背景上：
在所有受访者中（样本容量：118），艺术学、文学、历史学（总站比22.03％）样本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不足，不理解脱靶和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问题，没有过多的考虑和了解。相比之下，医学、农学、工学、理学、军事学、教育学的样本（总占比77.12％）普遍对基因编辑技术有了解。大多数调查对象都对贺建奎事件有听闻，但是对其中的伦理思考较少。
②从对技术细节的观点上：
在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率应该保持在0.1％~％1左右。在遗传疾病的基因编辑治疗中，受访者的态度较为分散，其中遗传概率在25％~99％的疾病都有较为均等的受访者认可基因治疗的可行性。在五年生存率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认为患者五年生存率在50％或10％以下的病种，即可允许使用基因治疗。在基因治疗对全球疾病干预的试题中，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接近糖尿病数量（全球人口10%以上）的可以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干预。值得提及的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基因编辑技术最好是用于遗传疾病在已知情况下的胚胎预防,认为可以广泛运用（19.49%）和禁止基因编辑(13.56%)运用的人群数量接近。
图表一：脱靶率范围调查 
图表二：遗传允许范围调查
图表三：五年生存率许可范围调查
图表四：患病数量许可范围调查
③从伦理考量上：
多数人认为未来基因编辑与伦理的对立统一有赖于国家监管体系和实验者的个人道德。受访者对贺建奎事件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有悖于伦理道德。同时，多数受访者（63.49%）认为对基因编辑的滥用表示恐慌，但是医学技术可以进步，这有赖于未来监管体系与人类伦理教育的探索。同时，76.27%的受访者认为基因编辑发展到解决疾病是该技术的许可范围，面对基因编辑后的患者，多数受访者（61.02%）表示不会感觉有疏远感，仍有一部分受访者（31.36%）持不确定态度。在谈及基因编辑的弊端，受访者的恐慌集中在为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制造超能人上（79.66%），其他选项人数均等。
四、 后记：在生命伦理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进步
每一种生物的基因突变率在自然界不过百分之三，但在人工环境中，突变率就会大大提高。在人工环境中被转基因的生物，会给自然环境和生物链带来不可预测的危害。诚哉斯言，合理利用基因编辑会解决一部分医学问题，化解人类的原有危机。一旦滥用，则打开了人类基因密码的潘多拉魔盒，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类危机。
基因编辑能否很高的靶向性防范、治疗疾病还值得很长时间的研究和临床实验，技术背后的伦理、公平正义、文明繁衍的问题也在不断地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在一些灰色地带得以发展，如果不加强一系列科研伦理体系建设，对于图谋不轨的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武器。
笔者认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会对冲我们现有的伦理框架，当我们面对新技术的疯狂对冲之时，我们该秉承一个怎样的伦理态度，该如何进行怎样的伦理建设，要如何规范技术的伦理限制，这才是我们需要探讨、设计和发展的。现在我们秉承的伦理准则，应该是摸着伦理底线的石头过河，在生命伦理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进步，稳步地健全我们对生命地无穷探索。
参考文献：
[1]唐魁玉,张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42(07):10-16.
[2]姜小鹰，刘俊荣.护理伦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3]王明旭，赵明杰，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4]新浪,贺建奎事件一年后反思：基因编辑的伦理困境[J].财经，2019
[5]刘新星,当资本遇上基因编辑：贺建奎事件带来哪些警醒？[J].赛先生，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