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坡伦理的颓变与叙事伦理的救赎——晓苏新世纪乡村小说漫评 ／ 王海燕
【动 态】
晓苏新世纪乡村小说漫评
王海燕
晓苏不是一个乐于追赶潮流的作家。在新世纪以来蔚然成风的底层写作大潮中，他既没有刻意在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之中书写农民工在城里的不公平待遇，也不大直接彰显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乡村人们的人道主义同情。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农民，他一如既往地辛勤耕耘在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那个既闭塞落后、也被现代文明所扰动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鄂西北村庄油菜坡。避开了物质匮乏与精神困境这几成共识的万能药方，晓苏持续地将视野对准了当今乡村社会已经显山露水的伦理危机。千百年来维系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念、财富价值观念、乡村人伦观念、传统孝道伦理等根基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几乎全部面临着瓦解、崩溃的危险。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过程，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伦理颓势。”[1]作为生活在乡村中的那些农民，他们的歌哭与行走中包含着多少我们的宏大叙述无暇顾及的生命创痛？他们的狡诈抑或善良又挟裹着哪些变革时代的正负信息？失掉了伦理规范的农民何去何从？失掉了伦理根基的乡村又何去何从？新世纪以来，晓苏以一个出自乡村又始终心系乡村的作家之眼，撷取了一幅幅既鲜活又厚重的油菜坡风景，在《金米》（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麦芽糖》（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三个小说集中，以七十余篇短篇小说，从家庭内部的夫妇、长幼关系到社会空间的师生、亲戚、朋友、乡亲等关系，多侧面地透视了乡村伦理的真实境况，既有时代变迁之后依然单纯美好的至真情怀，也有多元价值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幽默，堪称当下乡村伦理的一幅幅缩微图画。
乡村伦理作为维系乡村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道德体系，首先体现在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之中，包括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关系等等。晓苏的小说几乎涉及家庭关系的方方面面：如《花被窝》写的是婆媳关系，《侯己的汇款单》涉及的是公媳关系，《姑嫂树》写的是邹少芸与刘贝的姑嫂关系，《嫂子改嫁》关注的是杨文与林小玉之间的叔嫂关系，《你们的大哥》写的是兄弟之间，《松油灯》《桃花桥》写的是兄妹之间。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家庭伦理简要分为男女之间的婚恋伦理和长幼之间的孝悌伦理这两大类别加以论述。
社会风气的变化总是率先在男女之间的婚恋伦理中表现出来。儒家一直强调“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男女授受不亲”以维系父权制的文化传统，五四以来受个性解放思潮洗礼的“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并在革命建设时代异化为“男女都一样”，八十年代舒婷的《致橡树》成为新时期新的婚恋观的宣言。但这种变迁的轨迹在乡村并不像在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明显，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闭塞地区的农民来说，似乎是一下子就从儒家传统跳到了现代——严格的禁欲主义以迅猛的速度让位于现实的情爱幸福。《我们的隐私》中的“我”与麦穗两个已婚的男女在外地打工时为了身体的欲望与情感的慰藉走到了一起；《风流老婆》中的冯春娘爱上了来村里支农的席局长，不避丈夫与村人与席局长在油菜地里睡觉；《劝姨妹复婚》中的“我”理解并原谅了留守在家的妻子与妹夫之间的出轨……
“以前，我的写作总是摆脱不了那种传统的道德立场或者说伦理立场，但这些在我看来都不是纯粹的写作立场。文学是人学，作家纯粹的写作立场应该是人性立场。”[2]以人性立场关注婚恋伦理，体现了晓苏对当下农民生存状态与情感状态的关怀与体恤。20世纪90年代还很陌生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新名词现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稍微了解一点农村真实状况的人都知道当下农民的婚恋状况已经与纯粹农业文明时代有了天壤之别。“男耕女织”“夫妻双双把家还”对于当下大多数农民夫妇来说就像传说一样遥不可及。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政策的逐步放松，以男性和未婚女性为主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在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劳动力、促进乡村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多少原本恩爱的夫妻长年分居、天各一方的难言痛苦。无论是留守妻子还是留守丈夫，她（他）们在承担起养老抚小、种地做活的家庭重担时，也得经受住情感世界残缺的考验。《留在家里的男人》给人的震撼正在于光泰是一个本分规矩的好男人、好丈夫，他在给岳母祝寿时晚上与岳父大人同榻，竟然在睡梦中把岳父当成了妻子，为此他深感羞耻，折射出的却是留守丈夫（或妻子）常年孤独相伴的情感困境。道德的价值标准从来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可能：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然而，这种标准对于勤勉自尊、洁身自好的光泰或者《我们的隐私》《劝姨妹复婚》中的留守妻子却是无效的。他（她）们身上依然保留着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任劳任怨、顾全大局的道德美质。对于以审美方式把握人生的文学来说，道德的冲突与矛盾正是人性复杂和生存困境的真实显现，它能够促使我们正视生命的丰富与人生的玄奥。文学史上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其引人注目之处，恰是由于写出了处于社会转折期和人生转折期的人在道德上的困惑与踌躇。
以审美和人性的角度对待乡村男女婚恋伦理的态度突出地体现在晓苏对“光棍”这一类人的关注之中。“光棍是个比喻，指那些娶不上老婆的男人。”三本小说集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章与光棍有关。《等冯欠欠离婚》中诚实善良的光棍杨耕田望穿秋水，终于和丈夫离婚的冯欠欠却突然嫁给了有钱有权的治保主任马丰收；《钟点房》中“四十多岁了还是个童子”的表哥杨官，被“我”好心地带到镇上开钟点房，他却真心实意地要分担“小姐”们虚拟的苦难；《麦子黄了》中的姬得宝忽悠一群光棍为他收割；《送一个光棍上天堂》中的“我”不惜乔装打扮为异乡女子，为即将离世的光棍同学了了最后的心愿……“光棍”是近年来乡村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明显凸显，而在2005——2009这五年间，性别比失调愈趋严重。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到2020年我国将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与性别比失调同步的还有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导致的婚姻资源中适龄女性青年的非对称性流失,双重压力的挤压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更高的“价位”和“谈判”权力，从而更加导致了大量进入婚配年龄的男性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成为经济贫困型光棍。[3]《光棍村》中油菜坡这地方“老老少少的男人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十人，但是呢，至今打着光棍的就有二三十个，差不多占了一多半”，而且油菜坡人也都明白：原因就在于那些到南方的姑娘们“她们大都在打工期间爱上了外乡人，然后做了外乡人的老婆。这样一来呢，油菜坡就差不多没有年轻女人了。结果是，油菜坡的小伙子就娶不上老婆了”。范百顺家六个儿子就有五个是光棍，唯一的非光棍范虎娶来的身孕六个月的刘文秀，平时“要像伺候姑奶奶一样伺候她”，仅仅因为范虎不给她洗内裤就要离婚一走了之。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学者都还未充分认识到乡村光棍问题的严重性之际，晓苏却以作家的敏感率先感受到了这一阶层的扩大对乡村伦理秩序带来的冲击，并对这一群体给予了充分的人性关怀。不能忽略他们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生命个体，不能无视他们也有着卑微的自尊与淳朴动人的情感，《坦白书》中油菜坡最漂亮的少妇唐水不为权、钱、色所动，却主动现身于一无所有、相貌丑陋的刘贵，正是被刘贵金子一样淳朴的内心所打动。
如果说晓苏对于大变革时代为了责任、为了家庭仍然留守在乡村的留守妻子、留守丈夫、光棍们的婚恋伦理变化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与宽容的话，那么同样是出于人性的立场，他却对市场经济冲击之下家庭长幼之间的伦理变化有着更为复杂的态度。长幼伦理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已经年迈的父母与正值盛年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孝道所能维系。农村长期的农业文明生产模式决定了它重经验、敬长者的特点，“中国文化是一种长者本位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长者是绝对的权威，‘长幼有序’是一般的伦理原则。”[4]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年长者的经验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许多老人即被唯利是图的子女撇在一边，不闻不问。《侯己的汇款单》中的侯己“和儿子儿媳分家时，儿媳给他分了一口破锅，锅底有一条口子，每次煮饭都朝灶膛里渗水；分给他的那张床只有三条腿，只好用几块土砖支着，可睡在床上心里总不踏实，老担心床会歪倒；分家时没给他枕头，他每天晚上睡觉都用一个老南瓜垫在脖子下面，可那老南瓜太硬，挺得脖子疼。”他去河南煤矿打工辛辛苦苦挣下五百元钱，准备给自己买一口锅、一张床、一个枕头，却阴差阳错地让汇款单落在了儿媳手上，并以与儿子离婚相威胁榨去了所有的余款。《姓孔的老头》中的王香与儿子儿媳分家后住在极其简陋的搭屋里，六十岁生日时儿子为了挣钱即使很近也没有回来一趟。与此相反的是在《麦芽糖》《花被窝》这两篇小说里，父子、婆媳的关系却洋溢着难得的温情之美。《麦芽糖》里“没出息”的儿子务农“一年到头都没能睡上一个早床”，为的是每天清晨给爹抓背；过年时花四锅麦芽糖的钱给老人买了一身儿新衣裳，看到老人家开心的笑，“我心里突然感到热乎乎的，顿时觉得这一年的起早贪黑都值”。《花被窝》里的婆媳关系本来也疏远，但在心底里最柔软的那一念温情被激起时，同为女人的她们顿释前嫌，像母子、也像姐妹一样关爱着对方。这就是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斑驳复杂的乡村长幼伦理，它不是一个可以黑白分明、斩钉截铁简单化的领域，传统中有历久弥坚的真理和美德，现代也可以是精华与糟粕同在，不同的取舍态度决定了不同的伦理态度，失掉了统一的规范之后，人性之中的善恶分野更加凸显出它真实的面目。
在家庭伦理之外，晓苏以油菜坡为中心笔力所涉还包括广阔的社会伦理，形形色色的亲戚、邻居、乡亲、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他审视乡村伦理现状的切入点。《侄儿请客》《农家饭》《住在坡上的表哥》《油渣飘香》《穿上牛仔裤的表嫂》《娘家风俗》等小说既有对已经将人情亲情转化为经济关系的痛心与无奈，也充满了对尚残留一息的淳朴乡情的不舍与怅然；《村口商店》《柳幺》《给李风叔叔帮忙》等小说可以看到现代的利己主义不仅已经渗透到乡村的角角落落，而且还滋生出“柳幺”这样集乡村与城市之恶的新一代青年；《老师的生日庆典》中昔日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如今也难逃权势与功利的侵蚀。那些令人留恋的、萦绕在故乡的山川、土地、庄稼、牧童、炊烟之间的美好回忆与眷恋，早已经今非昔比、难以追回了。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在带给乡村越来越漂亮的楼房、越来越便利的交通、越来越光鲜的色彩的同时，也一并带来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从骨肉至亲到亲戚邻里，无不弥漫着浓厚的唯利主义风气和利己主义冲动，人们不自觉地把拥有金钱、权力的多寡作为划分等级地位的标准和评判个体成败的价值尺度。乡村伦理的明显功利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决策部门和社会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在文学创作领域，像晓苏这样予以持续关注的作家还不多见。
然而对于小说作者而言，他并不正面直接地回答生活伦理问题，而是通过讲述、通过具体文本中的形式安排、话语态度，亦即通过讲述过程中所形成的叙述者、读者及作者之间的关系来显示其伦理态度。布斯指出，小说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们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他站在哪里。——即，需要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5]在晓苏的乡村小说系列中，我们发现作者的伦理取位是很值得探讨的，虽然作者从不直接在小说中评头论足，但是通过叙述话语、叙述视点的精心选择与安排，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在叙事中对蜕变的乡村伦理尽力修复与救赎的价值取向。
现代小说叙述伦理表现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叙述者干预，即叙述者对人、对事发表看法、见解与评价时，都携带着叙述者特定的伦理立场。当叙述者干预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相一致时，它就会让读者经由叙述者去领会隐含作者的伦理态度。小说《侄儿请客》的开头，叙述者兼主人公“我”在解释自己最近四五年很少回油菜坡时，有一段关于油菜坡的今昔对比：“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油菜坡的确非常可爱，人们都勤劳善良，热情大方，尊老爱幼，民风真是淳朴极了，不管你走到哪家门口，都会有一股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可是这几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年轻力壮的大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田里看不到庄稼，路上的野草倒是长得比人还高。农户人家的大门差不多都是关着的，从门口经过想找一口水喝都难。偶尔也能碰见几个中途回家的打工者，他们脸面枯黄，目光灰暗，行色匆匆，神情焦虑。看上去都像是想钱想疯了。老实说，我不喜欢油菜坡当下的这种状态。”这是很典型的叙述者干预，叙述者以一个返乡的游子身份将自己熟知的“过去”告诉给读者，在故事开始之前就营造出一种伦理判断的基调，读者在对叙述者干预话语的仔细品味中，预先体味到一种将要表现出来的对故事人物和故事本身的伦理态度。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是一连串的“失望”：以孝道闻名的油菜坡每到春节和清明，人们都会祭奠祖先寄托哀思，而如今大哥的坟地竟是如此冷清；侄儿夫妇大年初一将年幼的孩子撇在家里双双出去赌博；堂叔辛辛苦苦盖下的房屋被儿子们霸占，他被赶在以前的牛栏里；侄儿说好请我吃饭却只顾与麻将朋友们饮酒作乐而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几乎所有关于乡村的美德：孝道、亲情、勤劳、诚信全都荡然无存。读者在跟随叙述者一起完成这趟郁闷的故乡之旅时，也不由得扼腕叹息，而对小说开头的叙述者干预产生深深的伦理认同。相反，当叙述者干预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并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反讽的效果。小说《麦芽糖》很成功地运用了这样的叙述者干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爹也说我没有出息”是有意设置的叙述者干预，恰是我这个“没有出息”的人能够每天给爹抓背，让一家老少过着虽然清贫然而其乐融融的生活，那些“出息”的同学尽管功成名就却无法照顾各自年迈多病的父母。在“爹”的幸福满足与其余几位老人孤独悲惨的对比中，不难体会出隐含作者对“没有出息”的“我”的赞赏，对“有出息”的那几位含蓄的不满。反讽的修辞实际上流露出的是“我”这一代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都会遭遇到的“功（出息）孝不能两全”的现代伦理困境。
视点的精心选择也体现出作者对乡村颓变伦理的救赎意味。现代小说的读者不再信任无所不知的上帝视点，而宁愿根据那些显得客观化的限制性视点做出自己的判断。晓苏的乡村小说青睐的是内聚焦视点，且多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或者是生于油菜坡长于油菜坡的一个人物，或者是生于油菜坡却在县城工作的教师、干部，以归乡游子的视点讲述油菜坡的故事，这类小说大多为可靠叙述，读者可以通过“我”的讲述及叙述者干预产生与隐含作者大致相同的伦理判断。在具体的篇章里，视点人物的选择、视点的交叉变化等显示出作者对叙事艺术多种可能性的不懈探索。《麦子黄了》《人住牛栏》采用的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视点人物——“傻子”视点。“选择傻子作为视点人物正是通过‘不理解’造成与常态社会意识、环境的不协调性，读者通过傻子的眼睛以及声音重新审视社会理性伦理，从而达到另一种更本真的伦理理解。”[6]《麦子黄了》中的“我”（金盆）是一个天生傻头傻脑的光棍，“我”不理解为什么姬得宝一得癌症他家就来了那么多光棍帮忙徐瓜割麦子？不理解姬得宝为什么要撒谎自己得病？也不理解为什么光棍们在麦子还没割完之际又突然不来了？只有他一如既往、真心实意地为徐瓜着想、替徐瓜分担。傻子的真诚无私不仅映照出姬得宝虚伪、贪婪的本性，也反衬出其他光棍们的势利，小说结尾在诗意梦幻的气氛里“我”赢得了徐瓜的爱，这毋宁说是隐含作者对于浇薄世情里那一份真情的肯定。《坦白书》《你们的大哥》则采用了书信和内心独白这样比较极端的叙述来表明作者的伦理立场，“聪明的作者没有直接去写那个名叫刘贵的光棍汉的性苦难，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乡村少妇唐水做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唐水向出外打工的丈夫写信的方式，讲述了她自己和光棍汉刘贵之间的‘婚外性’关系”。[7]唐水对于刘贵的品行和自己心理流程的讲述有效淡化了一般读者对于婚外性关系的排斥与谴责，反而对光棍们的性苦难与留守妻子的不易处境油然而生一种同情。
在有的篇章里，作者还通过视点的转移变化来彰显自己的伦理态度。《油渣飘香》的前半部分采用全知叙述，将姚学本对干妈的恩情、帮干妈修补房屋娓娓道来，然而这种知恩图报的行动在伦理秩序已经崩溃的乡村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小说后半部分以干妈儿子和他爹的视点，将这一善意之举误读为“是要往你这个亲儿子的脸上抹屎呢”，前后的巨大反差在令读者无比愕然的同时也表达了隐含作者对人心莫测的无比痛心。《老师的生日庆典》前半部分频繁出现的“我知道”貌似内聚焦，实则是零聚焦，这个“我”无所不知而又不肯透露真实身份，不禁令人感到好奇，直到小说最后，“我”拎着一篮土鸡蛋等在老师楼下，“我”把醉酒的老师背上六楼，“我”的真实身份才得以曝光：原来，我是镇长同学瞧不起而不发请帖的农民范爱华，其实前面的叙述里早已留下了草蛇灰线，在持续的悬念与结尾的恍然大悟中，小说前半部分镇长爱华、记者爱华、大款爱华对于昔日恩师的虚与委蛇，与“我”这个农民爱华的重情重义猝然相遇，生发出小说巨大的叙事魅力与作者的价值取向——肯定情义的叙事伦理拯救了日趋功利化的师生伦理。《姓孔的老头》虽然由第三人称叙述，但王香与李柱母子关系的异化却是通过孔老头的眼睛看到的，并通过他进行思考和评论，从他的“人情人情，只有人到堂了，情才会到堂！”“通过一番反思，他就会恍然大悟，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情！”等一系列言辞和行动，叙述不知不觉拉近了读者与孔老头的距离，并对这个固执的老头产生了认同感。
虽然乡村伦理已经颓变得面目全非，但作者对于其中残存的那一缕诗意仍然有着执着的挽留，恰如他挽留那些已经被挤压得微不足道的美好人情一样。邹少芸门前“这两棵树的树皮细腻光滑，树枝柔软，树叶一年四季是绿的，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芬芳”（《姑嫂树》）；汪美玉家旁边那一股水质特别好的清泉流进一个水池，“水池有晒席那么大，装满了绿茵茵的泉水，看上去像铺了一池子碧玉”（《水边的相好》）；徐瓜土场边上的麦草垛“在明亮的月光下金光闪闪，就像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的景物”（《麦子黄了》）……风景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现代人包括农民在内，其存在已变得可有可无，作者却以难得的抒情笔致，通过象征、暗示，以大树、清泉、草垛、月光等自然风物来深化人物的性格，开拓小说的意境。
当然，叙述的诗意追求并不完全依赖于风景，有时候来自文本内部节奏、韵律的和谐舒展也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光棍们的太阳》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更像一篇散文诗。小说一共四节，作者放弃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转而以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出彩，先写光棍们的勤劳自尊却遭人鄙视，次写黄娘的好相貌、好性格、好心肠和好劳作，虽然风流却不失自己的原则：尊重自己的丈夫，而且“从来没和有老婆的人睡过”。光棍并非好吃懒做的无赖，黄娘也并非靠色相敛财的坏女人，在光棍和黄娘的形象都在读者心目中定格后，小说浓墨重彩地铺叙光棍们和黄娘的聚会，光棍们的一举一动，黄娘的一颦一笑，无不传达出丰富的心理内容；倒茶、发零食、做针线、讲笑话，一系列的场面有条不紊而又暗含玄机。饱满丰饶的细节，张持有致的起伏，长短相间的句式，使这篇小说处处充满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魅力。
七十多年前，沈从文就在慨叹：“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型范。”[8]虽然怀着一股“沉忧隐痛”，他毕竟以那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为我们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的精神桃源。时移世易，在既无战乱也无匪患的太平盛世，谁又能预料，农村却以更快的速度彻底失掉了“原来的型范”呢？是悲是喜，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或许，我们也只能认同晓苏的态度——以忧喜参半的心情默默注视这忧喜参半的乡村。
（转自：人们文学）
第八十一期 编辑:宋永权
王海燕，女，保康店垭人，文学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