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交错的文化史，互动的东西方——历史上中欧文明的接触与交流
李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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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交错的文化史，互动的东西方——历史上中欧文明的接触与交流》。报告将站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互动的角度，从古罗马、古希腊对中国的认识为开端，以文明的交流与互见为切入点，梳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报告会初步介绍以下几个阶段，从秦汉时期的中西初识到蒙元时期西方人的东方游记，再到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进入高潮，最后再讲讲再欧洲形成的中国热引发了近代欧洲文明的深刻变革。了解中国与西方交流、相遇的历史，掌握西方与中国互通互鉴的历史，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进一步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可以更好的理解“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缔造文明的丰富性。
一、秦汉时期的中西初识
众所周知，中国和欧洲分别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之间是无尽的旷野沙漠和连绵的崇山峻岭。先秦两汉时期，中西交通尽管艰难，但仍有许多痕迹可寻，连接起欧亚大陆两端的是那些在欧亚腹地时常迁徙的游牧民族。那些口头的传说，零星的记载，一代代的宣传形成了西方关于中国最早的知识——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传说。
自夏、商、西周以来，中国的中原文化与西方各族文化就发生了交流和影响，并且通过游牧民族与中亚、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间接地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使得欧亚大陆逐渐构成了一个链环。随着欧亚草原之路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公元前6世纪—前3世纪，中国和希腊两个文明国家间的交流就是靠中国农耕文化首先与西方游牧文化进行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游牧民族继续向西传递而实现的。
在古希腊时期被称为古希腊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他的代表作《历史》中记载过东方中国的大体方位。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的春秋时期。在《历史》的第四卷中引用了公元前七世纪希腊诗人、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的长诗《独目篇》中的一段记载：“住在‘北风以外’有一个名叫希伯尔波利安（Hyperboreans）的民族，其居地‘延伸至海’。”
除此，在《历史》中还记载：“纪元前7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隅顿河（Don.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Iitish.R）而入阿尔泰天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
希罗多德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他曾表示：“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智慧的摇篮。”
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是最早用“塞里斯”来称呼中国的人，在他的书中他提到：“赛里斯人（即古代中国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但需要注意的是书中首次使用了“塞里斯”的名称，显然希腊人用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丝绸来称呼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这可以上溯到殷商之前。因为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丝字和以丝字为偏旁的其他文字。相传黄帝的妃子嫘祖是最早教百姓养蚕的人，除此，《诗经》中也有很多关于蚕桑的记载，可见在远古时期，蚕和丝就成为了“塞里斯人”的特产。
在公元6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从商代开始，中国的丝织品已经销往海外，丝绸很快成了抢手货。这些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族的重要等价交换物，并且通过这些游牧民族传向了欧洲。现有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地区，再通过西域各族流入了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甚至远达西欧。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的雕刻和陶器彩绘中，其人像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此可以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到了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执政官凯撒曾经穿了一件中国的丝绸长袍去戏院看戏，据说当时立刻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他们赞叹不已。这之后中国的丝绸不断输入西方，被西方人视为无上的珍品。古罗马的文献把中国丝绸描述成来自东方绚丽的朝霞，古罗马人也沿袭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的叫法。由于相隔遥远，路途不便，外国人无法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丝绸的真实情况，只能展开奇特的想象。
当时欧洲人觉得中国所生产的蚕丝极为神秘，他们不知道丝从何来，于是就根据他们的想象，把蚕丝想象成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在著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的代表作《自然史》中曾经提到“塞里斯国”，他说：“‘北风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并且在他的书里就提到，丝绸是从树上而来的，他说：“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塞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在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两道工序。”这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左右，西方人对这一东方织物的普遍错误认识。
直到100多年后，公元2世纪时，通过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在《希腊志》中的描写，西方人才对丝的制作有了进一步认知。他是这么描述的：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它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记载中仍然还有不少的错误，但是最关键的进步在于他认为丝不再是来自植物，而是来自蚕。希腊人对于中国人的称呼就直接和此相关。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对中国人是怎么描绘的呢？那真是如雾里看花，如梦似幻。
“塞里斯人”长什么样？在前面我们讲了，他们说赛里斯人（即古代中国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为什么这么长寿呢？古希腊人认为中国人特别会养生，其诀窍就是整天喝凉水，整个“塞里斯民族”都是以喝凉水为生。他们的性情如何呢？他们认为“塞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
以上是关于中国人的印象，关于中国人的社会状况他们是怎么介绍呢？他们提到了“塞里斯国”的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还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
后来的希腊人还提到，这个地方气侯温和，空气清洁，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间仰不见天。可见“塞里斯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非常好的。正如著名的东方学家亨利·裕尔所总结的：“塞里斯国广袤无际，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疆界。塞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性情温和,正直而简朴，不愿与邻人冲突，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丝为大宗，还有丝织品、羊毛和良铁。”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与中国距离遥远，缺乏直接的接触，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是模糊和笼统的。比如，只知道中国在东方，具体的位置说不清楚。在他们的笔下大致是罗马与中国之间的某个地方。对于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亲眼见到，在书中所描写出来的中国人的形象与中国人相差甚远，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所描绘的也许是经营丝绸贸易的某一个东方的中介民族。
可见，当时那个阶段，中国还只是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一个正义之邦、文明之国。
到了两汉时期，丝路最西端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西汉东汉王朝遥相辉映，均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因此汉代与罗马的交通往来也代表着当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罗马帝国的兴旺与汉代时期大致相同，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期间，这是两大帝国的全盛时期，那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小亚细亚附近，并且准备向更东的地区发展，而汉朝的势力也伸展到了中亚细亚，中国和罗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罗马帝国和汉朝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发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之中，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接触从无到有，彼此间的认识从朦胧到清晰，特别是罗马人逐渐沿海路东来，汉朝人过海路西去，使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线串联起来，为此后中西交通创造了广阔的前景。在这个时期，拉丁文中的东方oriens成为与希腊、罗马并列存在的名词，东方文化也被视为欧洲以外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由此“亚细亚”一名开始见于罗马著述中。
罗马人关于东方的资料基本没有脱离希腊人的范围，个别的新资料来自于罗马军团远征高加索所获得的一些新的地理知识，但是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还是基本延续了希腊人的看法。丝绸之这个说法不是自古有之的，是一个近代的说法，最早是由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1860年李希霍芬曾随德国代表团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他曾经七次到访过中国，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提到了中国与希腊、罗马的一条交通路线，在这里他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支持。
这其中括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美国的亨廷顿等，他们通过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找到了许多中国与古代亚非欧各国交往的文物和遗迹，纷纷著书，证实和证明了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之后“丝绸之路”的名称被世界所普遍认可。
事实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只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过天山南麓，经沙漠的这一条道路，“丝绸之路”是一个很庞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陆上交通网络。在汉代的时候，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交通出入天山南麓，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分别出玉门、阳关由此西行南北两条道路，汉代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大批西运，丝到之地延续千年，不但致富中国，也造福这条贸易线上许多族群。所以，2000多年以来这条道路绵亘千里，不仅成为了中西交通的贸易大动脉，也成为了古代各国文明与文化交流之路，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中国方面来说，第一，秦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共同造就了中西交通的新局面，开拓了中西交通交流广度和深度，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第二，汉通西域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中国打通西域，把西方的一些国家和民族转化成了丝路上的伙伴，发展了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往和经贸往来。
第三，沟通了欧亚大陆，为发展之后的国际贸易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也向西域各国传播了汉朝的信息，并且通过西域各国获得了关于欧洲的一些知识，这加深了汉和西域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中亚地区树立了汉朝的威信，大大的扩大了汉朝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
二、蒙元时期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亚欧，一个空前的蒙古帝国最终形成于13世纪初，成为了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公元1271年，忽必烈迁都元大都，蒙古帝国改国号为“大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至此，数量空前巨大的旅行者、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开始有机会纵横于欧亚大陆甚至更远的地方，据说当时只要一道金牌就可以如履康庄大道，到处交通无阻，中西交通因此而大开，这是亘古以来未有的一个局面。所以，历史给予了这个时期中西方相互了解和认识的一次千载难逢的重要机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如果从对外影响的范围、往来国家的数量和国际地位的角度比较，元朝具有更得大优势的。第一，在元朝有非常优惠的通商政策，有非常通畅的商路，同时，还有很多神奇的传说，使得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时中国境内的元大都、元上都、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已经具有了国际化色彩，泉州港成为了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来自西方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还有手工艺工匠纷纷由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甚至留在中国，有的人还担任过政府官员，有的人回国之后就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带回了满载着想象的文字，转述给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也留下了一些有用回忆和故事。
正是那些亲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游记，使西方人首次较为全面地掌握了中国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开始真实地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公元1275年，一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即将进入元大都“汗八里”，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关键点，这个人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之后几百年的中西交流史。
马可·波罗是谁？就目前的资料表明，马可·波罗是威尼斯的一个富商的儿子，公元1271年，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漫漫长路，他们的初衷是想要寻找东方的贸易市场。这一次他们的目标直指国力雄厚、如日中天的元朝。据说他们先坐了商船从威尼斯出发，在地中海东岸登陆，然后有时候骑骆驼，有时候徒步，穿越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中亚的沙漠，再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进入了中国喀什，走过了河西走廊，再向北经过了宁夏，于公元1275年到达了当时的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觐见了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根据他的记载，他当过中国的朝廷命官，在扬州做过官，受到过忽必烈的器重，被派遣到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曾经代表元朝出使过日本、缅甸、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受命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去波斯结婚的时候返回欧洲。公元1298年，因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马可·波罗被俘，在狱中向他的狱友鲁斯蒂谦口述完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同时鲁斯蒂谦也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执笔者。公元1324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去世。
《马可·波罗游记》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主题的书，描述了马可·波罗在公元1271年—公元1295年周游亚洲的过程，特别着墨于公元1275—公元1292年间马可·波罗住在中国，并且为元朝工作的经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被分为四卷，共229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实。
第一卷写的是马可·波罗东游沿途的见闻，一直到他们到达元上都为止。第二卷重点描述了蒙古大汗忽必烈以及他的宫殿、都城以及中国内地的情况。第三卷讲的是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以及周边的各个岛屿，包括非洲东岸等。第四卷讲的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们所进行的战争。
《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文盲率还相当高的欧洲被迅速地传播，并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书籍，在历史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也开始了。这本游记中所记载的东方事物、地理、历史、文化等，都远远地超越了当时欧洲人的常识范围，因此被视为是一本“天方夜谭”。
在中国最早于唐宋时就开始使用纸币，而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会燃烧的一种石头——煤，这些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都是非常新鲜的知识。印刷术和火药对他们来讲更是奇谈。
马可·波罗在书中所描写的“拥有三千澡堂，十万人家的杭州城”，绝对的超乎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所以他的这本书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再来看看他对杭州城的描述。他提到，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城中有12000多座石桥，大舟可行其下。这座城市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城中有很多美丽的房舍楼阁，有很多的商人，非常地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并且杭州人面白形美，男妇皆然。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还提到，在杭州城有一座大湖，这个湖上有大量可供游览的游船和画舫，每艘船长约15到20步，可以坐10人、15人或20人。画舫中有舒适的座椅和宴会所必须的各种东西。人们在闲暇之时可以乘坐画舫到这个湖上去游览。到了公元1412年，欧洲人还曾经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绘制了一幅杭州城图。而杭州为了纪念马可·波罗，在西湖边也专门为他塑了一座雕像。
北京是当时元代的首都。马可·波罗虽然来自欧洲名城威尼斯，但当他进入北京的时候，仍然为这座世间最为繁华的“汗八里”大为赞叹。他提到北京全城有12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非常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每角各有一宫。还提到，北京的宫殿都用琉璃瓦装饰，光泽灿烂，尤如水晶，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富丽堂皇的宫殿。
如果把《马可·波罗游记》跟其他一些西方人的游记相比，可以看到这本书在对中国的介绍上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第一，对元朝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的介绍。比如，元代几次重大的内部政治斗争，这些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另外，对于元朝的军事体制千户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专门的记载。还有元代的政治制度包括行省制、驿站制、漕运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都有详细的介绍。此外，元朝所使用的纸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明确记载，甚至细致到纸币的大小、形状、材质以及制作方法。
第二，不仅介绍元朝，并且对整个中国以及周边的国家，在这本游记中也做了较为全面的报道。比如，对中国中原地区众多城市的介绍，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差不多17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到过哈密、甘州、太原、成都、建州、丽江、淮安、泰州、扬州、镇江、苏州、泉州、福州等。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各地的报道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的记载，实际上这种广度是同时代人所没有的。虽然与他同时期的鄂多立克的游记中也曾经介绍过中国江南地区的生活，但是材料十分有限，没有办法与《马可·波罗游记》相比。
在马可·波罗的书中也对中国的一些宗教信仰做了介绍。比如，基督教的传播，包括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和事迹，这些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在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一些记载。比如，提到了中国的造船术、中国的运输工具、中国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等。此外，他还对中国的风俗文化非常感兴趣，讲到了用十二生肖记年的方式，还有用属相来算命等。所以，这本书是西方中国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一座巅峰，西方要翻过这座山峰达到对中国的进一步认识要400年之后了。《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当中才大放异彩的。
《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第二，激发了欧洲人的世俗观念；第三，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
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所写，像柏朗嘉宾的《蒙古行记》、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等，他们连同马可·波罗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从欧洲带到了大陆最东端的东方古国，这个国家遥远而神秘。这样欧洲人的时空观就大大的拓展了。大汗的宫廷、扬州的石桥、西湖的美景都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欧洲以往那种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观念被突破了，罗马不再是世界之都。《马可·波罗游记》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甚至有时候不敢相信。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高压之下，欧洲人必须信仰上帝，遵守道德律，提倡过清贫的生活。但这并不能掩盖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于财富的迷恋，对于爱情的向往。《马可·波罗游记》就为欧洲人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来自中国的这种世俗精神、商业热情、君权思想和城市的观念，满足了欧洲人所有的冲动。大汗的国家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契丹的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比欧洲的城市富饶。表面上他们是在谈论一个异域的民族与土地，其实欧洲人是在谈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中世纪晚期，在这些东方游记中所出现的契丹的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
随着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序幕拉开了。第一个驾着三维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他本人正是《马可·波罗游记》最热心的粉丝。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哥伦布图书馆还能找到他当年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
哥伦布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和当时的西班牙女王一拍即合，他带着这本游记渴望去寻找契丹，去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地方。然而，没想到的是，却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大陆。
三、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
《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所描写的契丹就如同一个神话，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本游记丰富了欧洲人的历史知识，打破了对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于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他们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地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我们进入今天报告的第三部分：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开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的笔述、口传，中国再一次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再一次唤起了他们的注意。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拉开了近代中国与欧洲接触对话的序幕，东西方进入了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平台。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的传教士沟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近几年出访欧洲各国的前夕，在各国重要的媒体上刊登了署名文章，积极评价了明清来华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比如，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专门提到了波兰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他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
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西班牙《阿贝赛报》发表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庞迪我、高母羡，肯定了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过的贡献。
2019年3月，在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中专门提到了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卫匡国，赞赏并肯定了他们对中西交通的贡献。
可见，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会变成历史，但文化却永远存在，而且历久弥新。
在这里，我为大家讲一讲那些为中西交往做过重大贡献的西方人士，第一，卜弥格。他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开拓者。他在来华期间，担任过南明永历王朝的使臣，成为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最早的外交官。他第一次把中国的医药、中国的植物介绍到西方，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的介绍对欧洲汉学研究的创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并且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卜弥格付出了毕生的经历和生命的代价。
卜弥格是17世纪中叶来华的波兰著名耶稣会士，家世显赫，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卜弥格于公元1644年抵达澳门，后来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的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到了永历帝和秉笔太监庞天寿的友好接待，并被授予官职。公元1650年，卜弥格以南明王特使身份出使欧洲，参见教皇，希望给南明王朝以支持反清复明，未果。公元1656年返华途中病逝在中越边境。
卜弥格见证了中国两个朝代的更迭，在动荡的年代不畏艰险，辗转中国各地，继续他的理想和使命，进行文化学习与传递。在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在相互了解相当匮乏的年代，卜弥格不仅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同时也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科学文化方面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在华期间，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习惯、医学等，他用拉丁文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影响深远。他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第一，绘制了精美的《中国地图册》，推动了中国地理知识的西传。第二，发表了欧洲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中国植物志》。第三，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中医和中药。第四，全文复制并翻译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卜弥格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册》包括了15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1张中国全图、1张海南岛图、1张辽东地图，从15个方面对中国做了介绍，包括中国的起源、中国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名称以及中国和契丹的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文概况等。这本地图集色彩鲜明、插图丰富，体现了卜弥格的绘画技巧，实在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品。
这本地图册于公元179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收藏，它的准确性和详尽性都超越了同期其他传教士的地图。卜弥格根据自己的考察，考证并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涉及的很多地名。在之前马可·波罗的影响下，西方人都认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但在卜弥格学习了中文之后，他继承了鄂本笃的考察成果，正确地在地图上绘制出了汉、蒙古、西藏与女真之间的位置关系。理清了西方人头脑里“丝国”“契丹”“蛮子国”等历史名词间的关系。他的地图册《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八张地图集》在准确度上远胜同时代的传教士作品。对于中国地理学的范畴做了清晰的界定，推动了西方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
公元1648年南明王朝派卜弥格前往欧洲进行外交涡旋，带去了当时皇太后和秉笔太监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卜弥格于公元1651年起航前往欧洲，经过三年多的外交游说，公元1655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罗马接见了卜弥格，并且向他转交了给南明皇帝的信函。随即卜弥格动身返回中国。
在欧洲停留期间，卜弥格给很多欧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也在欧洲正式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植物的专著，于公元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本小书介绍了椰子、槟榔、番木瓜、腰果、荔枝、芒果、柿子、榴莲、胡椒、桂皮、大黄、茯苓，还有野鸡、豹、海马等三十余种主要生长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动植物的特性、产地，并且附有27张精美的彩色图画。每张图画上还标注有中文的名称和注音。这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然而作为西方第一部《中国植物志》，这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西方认识中国植物的第一部书。书中对于中国植物、个别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代了解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瑞典的植物学家林奈在公元1753年出版了《植物种志》，当中记录了5938种植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植物有37种。而卜弥格在公元1656年那本小书中就已经记载了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植物22种，实属不易。
由于卜弥格出身于医生世家，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医学非常感兴趣。来中国后，他对南方的中草药进行了调查研究，第一次把中国的中药和中医介绍到欧洲，其中他翻译了公元3世纪西晋王叔和所撰写的一部医学著作《脉经》，这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分别讨论了24种病脉体相、脉理诊脉法。王叔和书中所提到的24种脉相，卜弥格在他的研究中介绍了15种，并且还列出了每一种脉相所对应的药方。
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中卜弥格也有所贡献。当时他跟耶稣会的一个大学者基歇尔有深厚的交往和友谊。基歇尔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667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中国图说》，奠定了他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介绍，汇集了基歇尔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最新的认识成果，给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与中国的大门。
基歇尔在罗马期间了解了卜弥格，两人成为了终身挚友。卜弥格与基歇尔长期通信，给他提供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基歇尔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图说》中也介绍了他的好朋友卜弥格的很多的汉学研究的成就。比如，卜弥格在中国游历多年，很喜欢记录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礼仪。他提供给基歇尔的资料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还配备了不少有关中国服装和人们生活场景的图画。
从这个意义上讲，卜弥格不仅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介绍给西方，还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前辈传教士收集整理的有关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推动了早期中学西传的进展，对于欧洲中国形象的树立奠定了基础。
卜弥格在中国期间曾经专门研究过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第一次公布了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资料，并且碑文里的汉字都用拉丁字母注音。碑文中的汉字和注音，对于当时的欧洲人了解汉语、了解中文的相关知识产生了影响。
卜弥格对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分成三个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释义和内容解释。而碑文中的汉字和拉丁文的释义依靠编号来一一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文献很可能是最早在欧洲公开发表的一部中文和拉丁文对照注音和解义的辞典雏形。所以，卜弥格作为波兰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除了卜弥格，中国人非常熟知的另一位传教士就是利玛窦。公元1583年，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肇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扮演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带进来，也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介绍出去。可以说利玛窦开创了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得以接触与传播，为中国和西方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交融汇通揭开了新的历史序幕。
利玛窦在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公元1571年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耶稣会批准利玛窦赴印度，他在公元1582年抵达澳门，正式入华。在公元1583年利玛窦跟他同会的罗明坚一起在肇庆修建了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利玛窦从公元1583年到公元1610年辗转中国内地的多个城市传教，包括韶州、南昌、南京等。到了公元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得了万历皇帝的许可留在北京传教。公元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这是利玛窦的简单生平。
利玛窦在中国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式、文化适应的策略，他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努力使基督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次突破欧洲中心主义，以平等姿态探索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开拓性尝试。
总而言之，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传播西方近代的科技、制作自鸣钟、天文仪器等。
第二，绘制了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第三，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汉外双语辞典《葡汉辞典》。
第四，与中国文人合作译书，推动了中国近代数学、科技的发展。
第五，写了不少中西文的作品，奠定了传教士汉学的基础。
利玛窦在肇庆的仙花寺落成以后，盖了一间屋子作为展出图书的场所，这是中国第一所图书馆的雏形，一批从欧洲带来的西文图书在里面展出，公开让人观看。这些书除了教会的书籍之外，大部分都是关于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水利方面的，还有城市建筑的美术画册以及西方的油画、版画等，这让当时的中国人眼界大开。
利玛窦在这里还展出了一些天文仪器，包括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浑天仪、三棱镜等，并以挂图的形式推介西方的科技，令人耳目一新。
他在当地还与一个印度工匠合作制成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国产的机械钟——自鸣钟，钟面的数字不是用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而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采用12个时辰来表示。利玛窦这个自鸣钟制成之后就挂在了教堂的门口，为市民报时，供百姓们欣赏。之后，利玛窦进京时在向万历皇帝呈现的物品中就有自鸣钟，他也因此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赏识。
公元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时，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请他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据说当时有人向利玛窦提出问题，说人怎么能站在一个圆形的地球上呢？我们怎么来分辨地球上下呢？利玛窦向中国人解释说，地球既然是圆形的，就没有上下之分，人们居住在地球的上下四周，头所朝的方向就是上，脚站立的方向就是下。利玛窦还用自身航海的经历作为论据，他从欧洲航海到中国，绕地球航行，由此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幅地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第一次从图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视野，激励了中国部分的学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遗憾的是，利玛窦于公元1584年曾经将此地图寄回欧洲三幅，但是现在都已下落不明。好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又陆续地绘制了多幅世界地图，包括《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
利玛窦在公元1602年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是一幅彩图，据说在当时流传很广，但现在我们无法亲见。有幸的是，它的母本保存在了明朝冯应京所编纂的《月令广义》中。所以，现在在《月令广义》中还可以看到利玛窦的这幅圆形的世界地图。
公元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的时候，曾经给万历皇帝献上了许多物产，其中就包括一本《万国图治》。利玛窦希望以此来赢得万历皇帝的好感，并且让明廷了解世界的面貌，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利玛窦在北京期间，于公元1602年绘出了六条幅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他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中最有名的一幅。这幅图的主图是一个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并且附有小幅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在有关地名还加了一些说明，对地图的说明和序文题跋，在文字部分还介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俗人情、文化习惯等。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对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的照搬照抄，反而结合了中西最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是以中国地图为中心的，由于当时澳大利亚还未被发现，所以这幅图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上的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现在的非洲）、南北亚墨利加（现在的南北美洲）、墨瓦腊泥加（南极洲）等。还有四大洋：大西洋、大东洋（现在的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并且附注了地理志译，为中国人介绍了近代西方地理学说和概念。
在公元1608年，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由明朝宫廷的内监摹绘了12份彩图，现在有一份由南京博物院收藏，也成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国家宝藏》第一季里所录制的南京博物院的几个国宝之一，其中就包括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这份母本。
在这份母本中，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它增加了一些彩绘图案，包括各大洋，各种帆船9艘，鲸鱼、鲨鱼、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陆上动物，包括犀牛、大象、狮子、鸵鸟等8种。所以整幅地图看起来非常地精美，堪称国宝。
利玛窦在公元1583年—公元1588年间，与罗明坚还合作编写了一部辞书《葡汉辞典》。这本小辞典首开以拉丁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的先河，成为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鼻祖。这本辞典有点类似一部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词汇表。每一页的编排基本分成三栏：葡萄牙语的词条、拉丁字母的注音和汉语的词条。葡语是按照字母排列，包括有单词、短语，甚至还有短句，一共6000多个。汉语的词条有5461个，大约有540多个葡语词条没有汉语的对应词。整个辞典结构简略，只有葡汉词汇对照，很像现在外语教材中的词汇表。
由于这个辞典是利玛窦他们学习汉语所用，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口语词汇。对于现在去研究明末口语的白化具有极其珍贵的语言学价值。已经有很多的语言学家通过对这部辞典手稿的研究，考证出当时的官话是以南京官话为正音的。
利玛窦来华不久后，他发现他们最初所模仿的僧人打扮有一些问题。因为在当时僧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反而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儒生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时候利玛窦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从原来的僧人式打扮，改为留须、留发、戴儒冠、着童身服，见客时以秀才礼。合儒易佛的路线确立之后，结交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成为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中与利玛窦交好的就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儒家学者。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一起合作翻译了近代西方的很多科技著作。比如，他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这些译著的问世，开创了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先河，对晚明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说，“400多年前，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而他就是在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德几何》等现代数学著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受到利玛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运用数学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来完善中国的传统数学，这使得传统的数学重现了生机与活力。
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交往的时候，曾经被询问到西方人对于友谊的看法，于是利玛窦就把欧洲关于友谊的一些格言整理翻译成中文，编纂出版了一本《交友论》。这是一部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学家论友谊格言警句的作品汇编。
在明末清初，儒家重视“四伦”，而在忽视友谊的伦理体系中，利玛窦的《交友论》对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经面市，多次再版，编入了多部汉语丛书，逐渐融入了中国思想伦理的宝库。
公元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夜以继日地工作，结交达官名士，给新教徒做洗礼，培养新的传教士，修建教堂，疲惫不堪，他的人生旅程也即将走到终点。公元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重病七天之后在北京逝世。从公元1582年来到澳门，他在中国渡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30年。按照当时的惯例，来华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均要葬在澳门。但是教友们为了遵从利玛窦生前的遗愿，希望把他葬在北京。耶稣会士庞迪我向万历皇帝上呈，恳求能破例赐一块地方埋葬利玛窦。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诏准，赐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作为利玛窦的墓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来华传教士的集体墓地。
2001年10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给予利玛窦高度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2000年在北京修建了中华世纪坛，其中有个巨型浮雕《中华千秋颂》，里面有100多位对中华文明做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有两位是外国人，一位就是马可·波罗，另一位就是利玛窦。他们两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利玛窦则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四、中学西传与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17、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中国士大夫广泛接触，促进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学术界也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
有学者指出，在16世纪之后，西方开始充满血腥地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近200年间，两者之间的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孟德卫在他的代表作《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评价：“17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者成为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 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用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与这些学者保持直接的、密切的联系。”
所以，他们沟通中国和欧洲的重要成果就是第一次用欧洲的语言翻译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在此之前，由于西方人无法获得中国典籍，他们只能从游记当中得到一个关于中国的感性印象，一个神奇、支离破碎、可以任意想象的中国。因此，无论是西方的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的大众，都很难从精神层面上把握并认识中国。一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以耶稣会士入华为标志，中国和欧洲才真正开始了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当中所包含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意义才第一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彰显出来。
在来华传教士孜孜不倦的翻译工作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逐步地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在这个阶段有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翻译和出版。而这本书是由比利时的耶稣会士柏应理和其他几位耶稣会士共同编纂完成，于公元1687年在巴黎出版。因为当时欧洲尚无汉字字模，所以全书没有汉字。
这一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基本内容，包括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献词，两位传教士殷铎泽和柏应理写的导言，在导言部分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以及宋明理学所重视的《易经》，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后面要翻译的《四书》做了总体性的介绍和铺垫。同时还从西方基督教的世界观出发，解释了中华文明的合理性以及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在导言部分之后是他们对《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在译文的后面是殷铎泽用拉丁文写的《孔子传》，其中附了一张孔子的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孔子身着中国古代传统的服装，手拿一牌，后面的背景结合了孔庙和西方图书馆的风格。孔子身边的两侧排满了中国经典的书架，左侧从上到下分别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和《论语》。而右侧依次是《礼记》《易经》《系辞》《诗经》和《孟子》。最底层是孔子门徒的排位，左右各九人，左侧包括曾子、孟子、子贡、子张等，右侧包括颜回、子思、子路等。在这个背景的门楣之上写有“国学”二字，下面写的“仲尼”，左右还有四个字“天下先师”。这幅孔子画像是当时欧洲人见到的第一幅孔子的画像。
在《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后面是柏应理所编纂的一个《中华帝国年表》和《中国地图》。这份年表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9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法国的时候获赠了一份珍贵的国礼，就是1688年法文版的《论语导读》。据法国总理马克龙介绍，该书目前仅有两本。
这本书是17世纪法国的医生、传教士弗朗索瓦·贝尼耶所著。作者受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影响，在自己的书中向法国的公众介绍了中国儒家思想。据称，很多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都读过这本书。可见，中国典籍的翻译成为17世纪中欧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见证。
在17、18世纪200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计456人，他们大多数成为了御用的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园林设计师等，出版了成千上百部中文著作。来华耶稣会士为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以及中学西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向欧洲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并且带去了中国的工艺品，这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影响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西学东渐”在当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了少数中国官员和上层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很难波及到下层的民众。而“中学西传”确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并且为18世纪“中国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中国正好处在了“康乾盛世”中，而欧洲仍然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时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将一幅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立刻引来欧洲无比的惊羡。因此，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人对中国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公元1769年，曾有欧洲人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出名”。
“中国热”在欧洲各国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不管时间有早有晚，程度也有强有弱，表现形式也是各具特色。比如，全球性的“中国热”在德国几乎就没有出现，但是德国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研究却开始得很早。比如，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研究。在英国，人们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情有独钟。葡萄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早期的传教士也很多，但在葡萄牙的本土却没有出现过“中国热”。
意大利有很多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但“中国热”也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反响。相比较而言，“中国热”在法国形成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它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在讨论欧洲“中国热”的时候，多以法国为代表。
从总体上看，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大致可以分成俗和雅两个层面。所谓俗也就是浅层的，指的是参与的阶层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于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的商品，收藏中国的器物，了解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建筑、园林等。对于中国的兴趣偏重于固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某些误读。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甚至带有一些不太理性的成分，所以它的特点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一种思潮，往往有从众和随大流的心理。
所谓深层的雅的“中国热”，指的是在欧洲的学者、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对于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兴趣、关注和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进行比较深刻地分析研究外，还将中国作为了参照物来探讨欧洲自身所发生的诸多问题。
出于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伦理道德的敬仰，需要依照中国的实践来改造欧洲的社会，这种雅的“中国热”，它的特点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少了民众狂热或者盲目的追捧。对同一个事物或者现象往往会展开正反两个方面热烈地讨论，为欧洲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去寻找有益的借鉴，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从公元1697年，法国和中国正式通商之后，中国的工艺品、各种的小摆设、家具、纺织品、挂毯、绘画等蜂拥而至，在巴黎和外省到处都可以看到贩卖中国物品的商店。从王公的城堡到大臣的府邸都喜欢中式风格的装饰。于是，中式的客厅、书房、家具、挂毯、织锦、中国主题的绘画应运而生，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追逐中国事物的时尚。
法国人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中国风”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日用品、家具装饰、园林建筑等，包括当时他们所使用的瓷器、漆器，还有织物和绣品，都体现了很多“中国风”的影响。
到了17世纪，曾经长期主宰欧洲的古典主义刻板的风格已经令欧洲人感到厌倦，而在此时传来了精巧雅致的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
中国事物的渗入和浸染，对于欧洲的园林风格、建筑艺术、绘画、工艺美术、文化生活、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历史的影响，形成了欧洲建筑艺术史上的洛可可风格。这种“中国风”体现在了中国式园林建筑在欧洲的盛行中。直到今天，在瑞典皇宫的中国宫、英国乡下的一些中国式亭子、在德国的波茨坦的无忧宫等都还可以看到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
比如，无忧宫的中国茶亭，亭子的周围有数十尊雕像和亭柱都是涂了真金的人物雕像，身着唐装，但是人物却是深眼眶、高鼻梁。看到这样中西结合的雕像，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在学习和推广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方面走在前面的不是法国，而是英国。英国人坦普尔曾经在公元168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人对于园林建筑的看法，批评欧洲园林整齐划一，缺少变化，鼓励当时英国引进中国的园林艺术。到了公元1749年，法国耶稣会士王志诚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发表了专门描写圆明园的书信。这封信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有了多个语种的译本，包括英文和德文的译本。王志诚在信中将中西园林建筑提升到了一种理论高度进行评论，让欧洲人真切地领略到了中国园林建筑的精妙之处，并且还对欧洲人固有的审美情趣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挑战。
而英国著名的建筑家钱伯斯在公元1742年—公元1744年间曾经到过广州，他参观了当地岭南风格的园林和建筑，把一些庙宇和宝塔用素描的形式准确地记录描绘下来。回国之后，钱伯斯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以及《东方造园论》。在这两部专著中，对东方的园林艺术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中国园林鉴赏和见解与耶稣会士王志诚对圆明园的介绍不谋而合。比如，中国人特别强调园林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因势造园、要凸显自然之美、要去人工雕琢的痕迹等。
公元1762年，欧洲第一座中国塔在伦敦西南部的丘园，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皇家植物园落成。这座八角形的砖塔共10层，高约50米，设计者就是钱伯斯。这座塔是当时欧洲仿建的最准确的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其后许多地方中国式塔的模仿对象。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人无一不以中国文化为思想素材，对中国进行自己的思考，从中吸取文化滋养，提升“中国热”的精神层面。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被称为18世纪法国的精神领袖的伏尔泰，就是启蒙思想家中了解中国最多、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他曾经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自称是“孔庙”大主持，非常地推崇孔子的道德学说。伏尔泰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地提出，“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的是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公元1735年，法国的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父翻译了法文版的《赵氏孤儿》。他把译稿寄回法国后，由同会的耶稣会士杜赫德发表在18世纪汉学名著《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由此开创了法国和欧洲史无前例的一个中国戏剧热。当伏尔泰读到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以后，心潮澎湃，认为人们从这出戏中所获得的对于中国的认识将会远远的超过以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于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闭门写作，把《赵氏孤儿》改写成了《中国孤儿》。公元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法兰西戏剧院上演，连演16场，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赞扬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蛮的民族。伏尔泰多次提到，他写作《中国孤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去传授孔子的道德。
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潮”就这样凭借着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发展成了西方全面介绍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崇尚中国的一种文化热潮，以中国为题材的各种著作，中国小说、中国戏剧、中国游记也在当时流行一时，成为18世纪法国和欧洲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
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之欧洲》中有这样一段评论，他说“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是作为欧洲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无论是在中国的思想与艺术如潮流般影响着欧人精神的时代，还是在欧洲将其锋芒毕露的世界观和发展模式反过来强加给中国的时代，如果没有这面镜子，欧洲都将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
法国当代的汉学家谢和耐教授也曾经说：“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中国的哲学为法国的大革命做好了思想的准备。”
不同的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的存在。人类的共同性是远远大于差异性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其实也是彼此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历史。唯其如此，多元文明才能环环相扣延续至今天。而今天的世界正是一个大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从前面所梳理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致历史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本来就是同中有异，求同存异，多元共存。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大重要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两大文明的相遇、相识、交融、互通，也经历了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过程。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主席在国际社会最大的文明交流平台做出了关于未来世界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一个新倡议，被国际舆论称为新的文明观。这其中就蕴含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与人为善、彼此谅解、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的中华智慧，恰恰可以为今天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报告做一个深刻总结，我们要以史为鉴，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对待和认识世界其他文明成果，以一种谦虚真诚的态度去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去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未来命运的走向，对于世界和平发展所应该负的责任、担当与气魄，同时还可以彰显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精神特质。
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