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实内阁的缘起与崩溃：虚妄平衡感下最后的立宪政治
虽然叛乱只有短短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觉得，上周二晚以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做客的那个欢乐之夜后，恍若隔世。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实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观。我们清早读报，感叹一声“多么悲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该干吗干吗去，心中并无多大波澜。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时，才会感触至深久久难以忘怀……“”……客人共三十六位，分坐两桌。为让这位老绅士和其他客人能享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款待，几天前我还去米高梅制片公司挑了几部电影。最后那个下午，沙森给我放了珍妮·麦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淘气的玛丽埃塔》，我立刻判定，理想的片子已经找到了，因为片中既有老维克托·赫伯特优美的音乐，也有漂亮的场景、美妙的浪漫故事，却毫无俗气，几堪与《一夜风流》媲美。几乎一吃完饭就开始放电影。我们让斋藤子爵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以便他看厌了还能安睡一会。他告诉过内维尔，在海军服役的时候他学会了随时随地可以打盹的本领。但我觉得他看得乐不思睡。电影放了近两小时，中间安排有休息时间，大家吃了一点东西。贝特西·内维尔说，终场时日本女士们的眼圈都红了，所以我认为她们都已被浪漫的故事感动。后来还有夜宵，但斋藤老两口约在晚上11点半就走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算很晚了，因为他们平常总是晚上10点就要离席。我送老先生出门，1932年6月我首次拜会他以来结下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
如何评价斋藤内阁是个艰巨的问题——在较为概述的历史中，斋藤内阁似乎可以被“政党内阁结束，军部政治兴起”这样一句简单的言辞概述，这样的诠释固然有其道理，但除却向如今的读者提示今后五年的变动之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中间内阁」的诞生是军部掌权的关键步骤吗？「政党内阁」值得维护吗？是军部的胜利导向了战争吗？为什么日本国民选择了军部和战争？如果这些因素不被阐明，所造就的不过是战后保守主义所钟爱的“大正民主、昭和军国二分，左翼在法西斯主义影响下日益堕落”的闹剧神话，忽视了两个时代的氛围与人物性质上的一脉相承。
有关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蕴藏在「完全政党内阁」时期结束后的八年，政党政治由它熟悉的，迈向不熟悉的模样——以新体制运动和终战为转折两次迎来新生，这就是「中间内阁」对昭和史的提示意义。如果你将它视作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太长，从1932年6月(斋藤内阁成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而这个阶段的前四年，是由一个七十五岁高龄，唯一参战履历就是日俄战争时期坐过一次军舰的海军大将和他庇护下的后辈冈田启介两个政治军人主导的。
抛开斋藤由于亲近宫内良识派的立场而在战后被美化的一面，即使是当时，关于他的评价在非激进派阵营内也有不同认识，有人说「斋藤应该是历代总理中头脑最好的吧，在若槻之上」，而反论者则说「我不这么认为，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呆头呆脑的，有人说像个机器人，若是说他是历代总理中头脑最好的可就了不得了，这种做法决不会让人觉得隐藏了自己的聪明，所以才会被吃掉。即使如此，我也能保证他是个人缘好、给人感觉不错的出色首相。他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决不是武断的，可以很明白是个说是个自由主义者。」
前者是一名活跃在大正时代年近七十的老记者，后者则是一位活跃在昭和初年认识斋藤的后辈。
相较于两个时代的交汇，左翼对斋藤的评价则苛刻得多——无论是导致了「非常时共产党」解体的热海温泉事件(1932年10月)，还是战前著名的学术自由问题「泷川事件」(1933年2月)都发生在斋藤内阁时期。而且，与战后大部分翻案的“良识派”一样，尽管涉及责任分配的多少问题，或是被冠以遏制军部法西斯化的“美名”，斋藤内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侵略罪行相关的指责，例如：签署日满议定书承认满洲国(1932年9月)，退出国联(1933年3月)，以及日方视角有正面意义，中方视角大体负面的广田弘毅日华协和外交等。
而他作为“良识派”被宣扬的主要功绩，即担任朝鲜总督时期推动支持的“文化政治(兼容朝鲜文化的施政)”与“朝鲜自治”，就反殖民叙事来说也是批判的对象，因此不得不以复杂的心态予以审视。
1932年5月15日，最后一位以「宪政常道」原则被提名的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在官邸中被兵变的海军激进派击毙。
犬养毅虽是政友会总裁，却不是立宪政友会的局内人；作为少数政治生涯从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到昭和时代依然连续当选的元老级议员，犬养的参政履历可以追溯到大隈重信和进步党系(佐贺阀)，立宪政友会则脱胎于自由党系(土佐阀)，两派曾于1898年隈坂内阁前夕因伊藤博文强推增税法案问题短暂联合为「宪政党」，双方决裂后，自由党系被伊藤博文拉拢，改组为「立宪政友会」，进步党系被迫改名「宪政本党」坚持反政友会和伊藤阀的活动。
1906年西园寺公望代表的政友会政权因铁路国有化、社会党合法化和反扩军问题与山县阀发生矛盾后，以大石正巳为首的「宪政本党改革派」主张与桂太郎联合为山县阀的“吏党”取代政友会的执政地位，遭到犬养毅为首的「非改革派」反对，后者坚决保持反藩阀姿态，要求结成反政友会民党大联合。
此后，经历大正政变等事件，以宪政本党改革派为基础，形成了日后帝国议会的第二大力量「立宪同志会·宪政会」，而非改革派形成了主流三党中势力最弱也最激进的「革新俱乐部」，犬养毅正是革新俱乐部总裁。
纵然在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犬养都以反藩阀、议会中心主义的民党政治家身份活跃于政坛，与同为革新俱乐部出身的尾崎行雄并称「宪政之神」——而护宪三派内阁结成后，支持治安维持法的革新俱乐部右派与尾崎等左派分裂，同立宪政友会实现了合并。两党合并后的1929年，一生以清贫廉洁为招牌的犬养毅终究迎来了他操守可疑的晚年。
1929年田中义一病逝，立宪政友会因党首问题陷入分歧，两党合并以来已经退休四年的犬养毅凭借个人威望与三代内阁阁僚的履历，被意外推举为立宪政友会的党魁，一直渴望出任大党领袖的犬养接受了这个任命。
即使如此，他的党首地位也颇有冠名之相，党内实权在势力最大的铃木(喜三郎)派、久原(房之助)派间左右摇摆，两者都是田中义一时代壮大起来的实权派阀；较小的还有从政友本党和民政党叛逃回来，得到政友会元老望月圭介等人支持的床次(竹二郎)派。
在原敬、田中义一时代以来一脉相承的利益诱导性政治刺激下，经历1925年普选的所谓「政党政治」高光后，昭和初年的立宪政友会早已蜕变为金权腐败、政财抱合、操纵选举的堕落政党典范。
大正末年、昭和初年的立宪政友会和民政党都可以大致划分为党人·官僚(政党化官僚)两个集团，以立宪政友会为例，山本达雄、高桥是清、床次竹二郎三人，是桂园时代协力了政友会内阁(两次西园寺内阁，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实力派官僚，因为这层关系被吸纳到政友会内部，凭借对国政的了解，以及宫内、官僚省厅的人脉，积累资历成为党内的意见领袖，得到了横田千之助为代表的党人系改革派的支援。
尽管如此，构成党的基本单位依然是自由党时代以来，团结在被萨长流放的土佐维新派周围，因明治维新被广泛剥夺自治和特权，被迫忍耐沉重税赋，所以天然居于政府反对派地位的地主乡贤。虽然个体上不具备「政党官僚」的见识和权路，但以地域为划分集结起各路「军团」，以席位优势确保了党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多数话语权。
原敬总裁以强有力的手腕利用两个集团，使党人与山县阀军政官僚(田中义一、田健治郎)亲近，而以官僚派为本党政策立案的核心，虽然一定时期内维持了政友会组织的高效运作，但这个体制长期上为政友会的堕落与凝聚力崩溃埋下伏笔。
1925年普通选举法颁行的时代，作为旧党人派基础的「名望家」势力日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急剧增长的大批以拥护民主宪政和政党政治为宗旨，关切社会议题，擅长演说和民意煽动，但缺乏政治资本的所谓「新党人」。普选本身又使议员参选的经费需求扩张四倍，因此，在贿选风气盛行的背景下，政友会的新兴派阀主要是根据“赞助人”的不同划分的。
同样是议员出身的派阀领袖会将自己筹集到的政治资金直接分配给他的青睐者，由此缔结了党内的依附关系。在那个谁出得起党费谁说了算的时代里，在一战景气中崛起的矿业新财阀久原房之助作为田中义一的幕后金主得到闪电般的提拔，又以慷慨的政治资金在政友会内打下了牢固的江山。后起之秀的军工财阀中岛知久平也不甘示弱地积攒着自己的势力。
如此多的新旧山头中，唯独没有犬养毅和革新俱乐部的直系，这批人相较于犬养，更倾向于追随望月圭介等政友会长老。为了避免总裁之争上升为裂党危机，又有偏袒新近复党的官僚派巨鳄床次竹二郎重建派阀的私心，政友会元老望月圭介、冈崎邦辅、三土忠造等人在久原、铃木互不相让的背景下，将人望颇高的犬养毅推出来成为政友会的「旗帜」，也企图利用犬养廉洁的人设改变世人对政友会的恶评。犬养的总裁地位是空虚的，不得不在各派阀的激烈斗争中玩着走钢丝的危险游戏，但无论如何努力，众人对他的期望也不过是当好一尊过渡期的神像而已。
虽然1930年4月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在第58回特别国会上受政友会发酵后，犬养毅为迎合党内强大的铃木喜三郎派，一转亲军姿态，公然放弃宣扬多年的军缩论，使铃木、森恪等人感到满意，强化了以犬养总裁为中心的统一。1932年2月，立宪政友会凭借滨口内阁在金解禁与大萧条问题上的对策失误，一举夺得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301/466)后，以冲顶为目标，野心急剧膨胀的各派阀与身单力薄的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的关系日益微妙起来。
同样是这一时期，以平沼骐一郎为首，国本社为中心否定政党政治的潮流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内阁书记官长本是授予首相亲信的职衔，与总理大臣共进退，如今在铃木派的森恪的控制下仿佛有自我意识般与平沼影响下的军部和枢密院加强互动，似乎随时准备结束犬养的政治使命。内相中桥德五郎的继任问题也险些使内阁垮台。
即使拥有宪政史以来前所未有的301名众议员支持，首相的弱势和胜选后党内各派阀为争夺继任总裁地位已经展开的争夺，使犬养内阁的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
以传统的伦理与逻辑思辨与党员周旋的犬养毅，面对以金钱和忠诚关系交织起来的政友会派阀显得力不从心，也终于因他不擅长的事情而死。
1932年5月15日下午5点20分，首相官邸来了一群要惩戒政党腐败的海军军人，劝说叛军无果的犬养毅一直挣扎到晚上11点20分去世，宪政之神沦为了宪政的坟墓。
次日清晨，内阁书记官长森恪(铃木派)姗姗来迟地对外宣布犬养的死讯，政友会内觊觎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之位的各派阀早已暗流涌动。
此时，政友会内势力最大的派阀是铃木派。铃木派与久原派一样，是田中内阁时代兴起的大派阀，但与久原不同，铃木是田中义一政治上的协力人。在枢密院副议长，反政党政治的右翼领袖平沼骐一郎支持下，铃木在普通选举法颁布后成为政友会的选举负责人，近乎垄断了党内的公推人选和政治资金分配，与军部和右翼交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帝国。铃木派的核心人物，是铃木喜三郎的内弟，市会议员出身的政友会元老山本悌二郎的弟子鸠山一郎，以及鸠山的好友，三井物产实业家出身，以崇尚大陆政策和强硬外交闻名的森恪。1918年森恪加入政友会时，因为投入了巨额选举资金而陷入了名为「满铁疑狱事件」的金权丑闻，而鸠山出面挽救了森恪的仕途，两人从此成为密友。
案发当晚，早已定下拥立铃木喜三郎方针的森恪与鸠山密谋，召集了铃木派三十六名「旗本众议员」举行誓师大会，森恪麾下的志贺和多利、土仓宗明、川岛正次郎等人也连夜开展活动，向党内游说尽快举行总裁公选、反对一切暂定总裁的方案，图谋以人数优势一举战胜久原派。
面对铃木派的威胁，久原房之助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实际上，犬养遇刺的当晚，久原也与望月圭介、冈崎邦辅两位元老及床次竹二郎谈过，三方一致决定共同遏制铃木派的野心，推选可能接任临时首相的高桥是清(犬养内阁大藏大臣)为暂定总裁，如果高桥不乐意出面，再推选床次与铃木抗衡。
然而，三人的密谋早已被森恪料中，同日上午召开的政友会议员总会和干部联合协议会上，大多数党员都希望避免内斗，通过一次稳健的交接提高各界对政友会组阁的支持，会场上非但没有拥立床次的空气，对担任临时总裁缺乏兴致的高桥是清也在上午10点率其余阁僚集体辞职。久原深知按当前的进展下去，一旦开展议员总会表决自己势必满盘皆输，故提出鉴于此番选举下党内弥漫的不详气氛，不如彼此各退一步，将总裁推选工作限定在有阁僚经验的资深党员(包括现任阁僚)与总务会的联席会议内，商榷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协议会的准许。
由此结成的选举小委员会包括前田米藏、久原房之助、冈崎邦辅、望月圭介、秦丰吉、山口义一、滨田国松七人。
虽然小委员会内亲床次的冈崎邦辅、望月圭介，反铃木的前田米藏和久原本人表面上能形成对铃木派的优势，但小委员会的成立已然是得胜一方铃木派的“仁慈”，面对近乎内定的结果，冈崎、望月从维护党内和平的大局出发，劝说床次竹二郎放弃与铃木抗争，至此，完全失去对手的铃木喜三郎经小委员会协调，在次日(1932年5月17日)举行的政友会议员总会上作为唯一候选人以全体一致的形式被指定为新任总裁，在胜利的氛围中开始组阁的筹备工作。
视线转向政友会的“宿敌”民政党一方，经历1932年的历史性惨败，加上主张国民内阁运动(政友会-民政党联立)的安达谦藏、中野正刚等人在失败后退党，此时民政党的党势早已大为衰落，已经无法在众议院对政友会形成制衡。再加上两党间情报传递存在时间与信息差，犬养毅遇刺之初，民政党对事件采取了相对观望的态度。
幸运的是，虽然众议院党团在两起风波中深受打击，一方面，江木翼(滨口时代民政党官僚派重镇，与同派的伊泽多喜男对立)胃癌垂死，一方面，新近退党的安达谦藏(滨口时代民政党党人派领袖，与官僚派对立)对时局保持观望，使民政党内拥立安达的党人派没有额外动向，残存下来的议员大体团结在了总裁若槻礼次郎(大藏官僚)和伊泽多喜男(内务省新官僚)为首的官僚派名下。
相较于有原敬开创之总裁多数公举原则的立宪政友会，民政党总裁惯例上由前任总裁指名。党员结构上也没有政友会那么严重的以地域划分的「选举军团」，若槻虽然不是合格的首相，作为在野的总裁也成功维持了民政党的团结，暂时避免党内陷入与政友会相似的乱斗。
除此之外，众议院党团的惨败也在不为政友会关注的地方为民政党开辟了新的大门，那就是代表官僚利益，不通过选举产生，地位相对稳定的贵族院敕任议员。贵族院的复杂组成使这个两院制下的上院处于内部涣散的状态，不同等级的华族议员数量上有绝对优势，根据爵位大小各自抱团，敕选议员与多额纳税议员空有参政理念而屈居少数，希望实现自身理想的最好办法自然是通过众议院和宫廷秘密政治。
因此，内务省官僚出身的伊泽多喜男既是贵族院敕选议员，也是宪政会·民政党系统的元老——这种模式在大正-昭和年间很常见，如政友会元老冈崎邦辅也是贵族院敕选议员。东大时代他在同学滨口雄幸的引荐下，与加藤高明结下友谊，此后作为亲宪政会系的内务官僚活跃。
大正民主盛期，尤其是原敬时代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当恶劣的传统，就是依附于内务大臣与地方警察权力可谓明目张胆的选举干预。
1899年根据第二次山县内阁对民党的妥协，出台的「官吏分限令」规定：根据官厅事务的状况，必要时候可以让官吏离职。离职两年即为自动免官。
虽然山县极力抵制政党的猎官企图，政党利用了这条规定，每逢政权交替时，都以行政整理的名义撤换非本党官僚(尤其是有地方行政大权的知事，以及各省局长)，一边满足党内与支持团体的猎官需求，一边以各种手段在选举中为本党谋利，有甚者如1919年出任宫城县知事的森正隆，以猖狂干涉选举闻名，乃至一度公然将政友会选举本部的大牌子挂在知事官府外。
在这样的打击下，不要说敌对党派的支持者，即使是中立派的官吏也难以独善其身，加速了官僚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政党化进程。
伊泽多喜男虽然在1907年内务省人事换代之交(日俄战争后，维新派出身的藩阀官僚被通过高文考试的东大职业官僚取代的过程)，被内务大臣原敬提拔到警视厅，但因为亲近加藤高明和立宪同志会的缘故，在1913年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时代被免职，成为立宪政友会的死敌。
1914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垮台后，伊泽复职晋升为警视总监，1916年10月贵族院敕选议员，1919年成立以贵族院敕选议员和多额纳税议员为基础的「同成会」，与后藤新平、币原喜重郎为首的「同和会」是共斗关系，全力支持宪政会的加藤高明，为被政友会免职的失业官僚们当荐头。由于其结束党人乱政的积极立场，以及人脉经略上的成功，伊泽始终受到呼吁革新政弊的内务官僚们欢迎，对内务省保持潜在影响力，平沼骐一郎也一度将他视作否定政党政治的潜在盟友笼络，但伊泽始终支持立宪民政党。同成会（25人）：敕选 伊泽多喜男敕选 高田早苗敕选 锅岛桂次郎敕选 江木翼敕选 三宅秀敕选 菅原通敬敕选 菊池恭三敕选 青木周三敕选 渡边千代三郎敕选 加藤政之助敕选 加冈直温敕选 丸山鹤吉敕选 藤泽几之辅敕选 次田大次郎多额纳税·爱知县 小贝浩多额纳税·福岛县 桥本万右卫门多额纳税·茨城县 滨平右卫门多额纳税·兵库县 田村新吉多额纳税·富山县 高广次平多额纳税·秋田县 土田万助多额纳税·岐阜县 长尾元太郎多额纳税·爱媛县 八木春树多额纳税·埼玉县 斋藤善八多额纳税·熊本县 泽田喜彦多额纳税·大分县 平田吉胤
犬养毅遇刺的消息获证不久，执此重大机遇的伊泽多喜男征求了若槻礼次郎再次出山的意见，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便预备携手贵族院议员呼吁政党政治失信于民，期望推举稳健派海军军人山本权兵卫或斋藤实成立非政友会系的中间内阁。
然而，伊泽多喜男的想法没有得到若槻礼次郎和民政党主流的同意。
1932年5月17日若槻礼次郎在町田忠治、樱内幸雄等党内高级干部出席的午餐会上，高度赞扬了犬养毅为宪政鞠躬尽瘁的精神，表达了反对暴力的态度和坚决维护政党政治的决心，希望党员们能够在拥护宪政的宗旨下慎重行动。
町田忠治、永井柳太郎乘势在这个背景下发起了呼吁两大政党团结的「宪政拥护运动」，希望为政友会内阁提供协力，政友会的森恪收到永井的邀请后，认为永井是个看不懂局势的傻瓜，如果答应与民政党合作，只会导致两个党一起灰飞烟灭。将民政党的请求与铃木喜三郎交涉后，政友会提出如果民政党人愿意退党加入政友会的话就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协助，号召运动的三木武吉、永井柳太郎、町田忠治、若槻礼次郎等人自然感到为难，谈判无疾而终。
在原敬(遇刺)、加藤高明(病死)和滨口雄幸(遇刺)三任首相非正常退任的先例中，西园寺公望始终坚持「反对因为恐怖主义或首相病逝这样的原因就改换政权」的主张，对铃木另一替代人选平沼骐一郎也极端反感，何况派阀内耗严重的政友会少有地在要求单独组阁这件事上达成共识。上述种种原因都给铃木喜三郎带来高涨的乐观情绪，积极宣扬「政友会强力内阁」的构想，而这一构想的核心内容是谋求与军部妥协，引荐军部支持的亲军政治家入阁，在陆海军共同支持下建立一个有强大集权力的政友会内阁，达到长期政权的目的。
出于这个战略，被指定为政友会总裁以来，铃木不断与犬养内阁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皇道派)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舰队派)交涉，希望挽留两人继续在将来的铃木内阁中就职——即使两人本该按惯例对犬养遇刺的问题负责，荒木也确有去职的意愿，因此从朝鲜召回了九一八事件功臣，“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予以重托。然而，更关键的是陆军中下层的压力。5月19日经小川平吉调解后，东京朝日新闻社一度放出消息，称铃木与荒木已经就内阁组织问题达成重大谅解，荒木给出了「即使政友会上台也不会发生变乱，只是自己更希望与政友会和民政党共同合作」的答复，坊间也多数传言铃木喜三郎将拜领大命。
可即使荒木贞夫和大角岑生对铃木怀有好意，军部内否定政党政治的氛围对政友会极端不利。身为荒木贞夫等「中央皇道派」基层支持者的「皇道派青年将校」集团首领大藏荣一、村中孝次、安藤辉三等人正是怀着希望荒木以非兵变手段终结堕落政党政治的思想而没有加入血盟团、海军王师会主导的五一五事件，因此，军部内反对入阁的呼声十分强硬，这一态度被同样不愿看到政党内阁的永田铁山等人传达给了小川平吉和宫内。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汇集到具有真正决定权的宫内一方。
1932年5月20日，一场空前集结了军政界精要的会议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主导下悄然举办，明治立宪以来，内阁总理大臣的推举工作都由山县有朋、井上馨、松方正义等诸元老合议决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末年西园寺成为最后的元老为止。为了确立「宪政常道」的原则，使将来的内阁总理大臣可依先例地出自议会多数党，年老体衰的西园寺拒绝了牧野伸显使同样以“良识派”著称的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为候补元老的建议，独揽了内阁首班工作。然而此次工作的开展中，内大臣牧野伸显，前内阁总理大臣高桥是清、若槻礼次郎、清浦奎吾、山本权兵卫，海军元老东乡平八郎(舰队派幕后领袖，五一五事件海军激进派的拥立对象)、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反长阀的陆军上原领袖，皇道派的幕后支持者)的意见也受到特殊关照，足以彰显此次首班工作的特殊性。
实际上，这早已不是宫内第一次就犬养首相的继任问题发生讨论了。1931年春以来，对政局暗动心怀不安的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内大臣秘书官)、原田熊雄(西园寺公望私人秘书)等人就开始通过森恪与军部寻求接触，1932年4月3日血盟团事件发生后，五一五事件发生前，察觉到军事政变氛围的「革新华族」三人开始考虑从政党外选拔首相的可能性，在推举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主张打击现有政党，对明治宪法进行彻底的改造和修订)或朝鲜总督斋藤实(倾向对现有政党体制进行改良，认为现下应该更好地运用明治宪法而不是被居心不良的革新派裹挟擅动国体)中，达成了斋藤比平沼更合适的共识。
凝聚在被视为元老西园寺公望接班人的近卫文麿身边的「革新华族」，是包括木户、原田、冈部长景、有马赖宁等人在内，大致出生于1885-1905年间的改革派华族，是当时以懒散堕落闻名的华族群体中有活跃参政思想的有识之士，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宫内最有活力的第三代未来“领袖”对坚持政党政治的方针产生了动摇。
1932年5月16日上午，木户早早地对牧野伸显内大臣说：「此时此刻应促进议会内有基础的政党奋起，以此为基础谋划成立举国一致内阁」「内阁首班应该优先选择斋藤子爵这样有公平立场的人」。认为在军部对政党政治的敌视发展到意气用事的情况下，促使双方同心协力才是时局之下的理所应当，为此二者有必要共退一步，选拔有公平精神的有力政治家为第三者介入，安乱除弊。而第三者的人选除斋藤实外恐怕别无他人。
时任朝鲜总督的斋藤实，乃幕末水泽藩藩士出身，年轻时不顾父母的反对投身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称海军兵学校)，与开创了帝国海军的萨摩阀海军之祖山本权兵卫是同窗好友。
当时的海军寮以英国聘请的34名教官为中心，开启了海军操练全英制化的大规模改革，就连教科书也原封不动地用了英语原版，颇有语言天赋的斋藤在同学行列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归国后服役于「高雄号」，与高雄号舰长山本权兵卫再续前缘，1898年11月山本权兵卫出任海军大臣后，被破格提拔为海军次官，此后被山本作为海军的第二代领导人物培养。
1906年山本权兵卫退任后，从第一次西园寺内阁起到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为止(1906-1913)，军政履历不足的斋藤连续担任海军大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海军内部的军购腐败案「西门子事件」被时事新报社曝光后，收受了非法政治献金参与腐败活动的斋藤实与山本权兵卫不得不退出海军一线，但依然对海军保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因为共同反对山县阀与宪政会等势力的关系，在早期政友会与宫内重臣中享有好评。
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后，因武断政治受到激发民变批判的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遭到免职。被认为性格宽厚，头脑明晰，有不屈精神的斋藤实在内阁总理大臣原敬推荐下当选新总督，改行尊重朝鲜地方民情的「文化政治」，以扶持自治派、同化派，打压激进派的政策安定了半岛局势，培养了一批亲自治的总督府官僚和中央朝鲜协会为代表亲日治的朝鲜人组织，一时在列岛广受好评。
1930年5月16日伦敦海军条约缔约问题激化期间，斋藤实与立宪民政党和支持裁军案的「条约派」代表人物财部彪、古贺峰一等人合作，在朝鲜接受记者采访，发表了赞成裁军会议的声明。被视为海军稳健派和维护政党政治可仰仗的人物。“参加裁军会议有国际上的必要，因此，赞成日美协议案在我看来没有侵犯统帅权……从协议案的内容来看，1936年为止不可能引发国际缺陷，从协议案的数字来看，国防上也无甚缺陷，此点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
随着政党政治步入更深重的危机，身在朝鲜的斋藤实也越发积极地打探自己组阁的可能性。
1929年春，既是内务省新官僚的精神鼻祖，又是宪政会·民政党系统国民主义对外强硬派元老，晚年以批判政党党弊，倡导「政治伦理化运动」闻名的友人后藤新平也在重病中访问了他，向斋藤托孤了其心目中理想的国策，主张政治的根本应建立在伦理道德上，恢复政治的本来面貌，就要「一改往日容忍政党之不足，掩饰其过失并将罪恶归咎于群众之不足的心态，实施断然的革新，以有诚心之志的官僚为依托，净化和改造政党」。此外还希望斋藤能代替他实践电力、保险、酒类国营化等改革，并在会面不久后的同年4月13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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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19日傍晚西园寺从静冈县兴津的别邸上京，次日与多名重臣单独会谈，参会的重臣大多表达了对军部策动的担忧以及实现超党派内阁的冀望，此外也有军部中坚层向元老“传递”反铃木内阁的意见，警告军部下层有不少阴谋酝酿，这样的风声也传到了政友会人士的耳畔，宫内决策的拖延让政友会深感不安，党内针对军部激进派的不满日益激增。
1932年5月20日铃木喜三郎正式就任政友会总裁的党内临时大会上，山口义一干事长(铃木派)发表演讲说：「我们对这种法西斯的行为是敢于战斗的，无论面临怎样的危险，都要为挽救被军部一部分人所蹂躏的宪政的危机而战」，受到了全场的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般热潮下，5月21日为此召开的有志议员会(志愿议员会)上，做出了要求反对军部干预，坚决拥护宪政的决议。可是，虽然铃木喜三郎及包括参加了平沼组阁运动的森恪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政友会政权，抗拒任何超党派人士组阁，但在重臣舆论及军部态度的坚决下，最终放弃了强硬的表率，自行遣散了志愿会和党内酝酿的反军运动。
在铃木的协调下，政友会的“反军”热潮在一天内就结束了，转而说服党内可对成立举国一致内阁表达积极立场，通过与重臣们的意见合作，为「政党重生」和政友会政权的过渡打下基础。
1932年5月22日午后一点半，在西园寺公望的举荐下，斋藤实正式收到组阁大命，23日便拜访立宪政友会的铃木喜三郎和立宪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寻求协助。铃木没有立即同意入阁，而是当天召集了党内的紧急干部会议。
虽然以小川平吉(旧政友会)为代表的政友会党人持「宪政常道论」坚决反对入阁，认为若即若离地入阁只会让政友会在将来陷入战不战、援不援的窘境，最终还是要面对决裂的选择和解散的状况，不如以在野党地位静观其变，冈崎邦辅、望月圭介(旧政友会)等人也认为这种观点有理有据，但铃木派等干部更担心——他们不与内阁合作的话，久原、床次等反主流派就不会被内阁笼络吗？考虑到明治时代以来政府长期干涉选举的惯例，解散国会的报复是政友会能够承受的吗？几般犹豫之下，会议还是制定了入阁的方针。
然而，当结束论争的政友会向斋藤内阁提出索取对操纵选举和地方行政有重大影响的内务大臣一职时，民政党早已与内阁完成了妥协，斋藤实也决意与「新官僚」合作，驳回了政友会的诉求，由民政党人山本达雄出任内务大臣，永井柳太郎出任拓务大臣。而政友会一方则由高桥是清，三土忠造(旧政友会)、鸠山一郎(铃木派)三位支持「举国一致」的议员分别出任大藏大臣、铁道大臣和文部大臣。此外还有贵族院出身，亲政友会的递信大臣南弘(交友俱乐部·敕选议员)，亲民政党的农林大臣后藤文夫(无会派·敕选议员)，在大臣级别上构成了名义对等。
虽然政友会系统的大臣在数量上比民政党多一人，但考虑到民政党控制的都是内务省一脉牵扯日后新官僚改革及选举问题的重要省厅(内务、农林、拓务)，掌管财界和经济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与斋藤实保持着政友会以外的私人关系，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是支持「举国一致」的中立派(但与政友会的金主，三井、古河财阀亲近)，所以，在国会居于少数地位的立宪民政党在斋藤内阁中反而更有地位。
这一结果虽然是为避免政友会以席位优势威胁、干涉内阁施政，但也自然而然地加剧了政友会对「举国一致」的敌意，当斋藤内阁在初次阁议上提议改革有争议的政务次官制度，将本届内阁政务次官(有别于官僚系统内部的“事务次官”，由党人出任，对省内事务有一定干涉和人事权)数量减半后，要求在阁内占据更大话语权的意见迅速化为对各省政务次官、事务官和参事官的职衔争夺，也再次提出希望掌握内务政务次官的任命，但在内务大臣山本达雄(民政党)极力抵制下依然不能实现，只好在其他省厅的任命上索取回报。
担任政务次官的阁僚中，只有斋藤隆夫、堀切善兵卫、东乡实、八并武治四人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其余任命被认为无外乎是从党势和人情角度出发，加强了舆论对政友会和政党政治的恶评。
不过，经过两轮人事博弈，政友会与民政党的人事诉求得到了基本保证，以准执政党的地位参与了内阁。原定于5月23日举行的第62回帝国议会(临时会)延期到6月1日有惊无险地召开了。因兑换银行券发行条例修订、地方铁道收购案和犬养毅遇刺等问题导致的审议拖延，未能在上半年及时获批的「满洲事变特别会计」，在此回议会期间顺利通过。此外，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国宣言发表后，犬养毅时代曾被搁置的承认要求，也在6月14日以政民两党共同决议的方式通过，敦促政府尽快承认满洲国，后者在新任外相内田康哉的主导下，向前来试探的李顿调查团表达了强硬态度。
在外交问题上，新生的内阁可谓以「举国一致」的姿态确立了对华主权的侵略方针，标志了大正时代在民政党、政友会外交政策上长期对立的结束和漫长“接近之旅”的开端，为将来两党在革新·保守(自由)，反军·亲军两个位面上的瓦解和重组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如何实现政党政治的改造和净化，也是「中间内阁」与第62回帝国议会的焦点。
收买和选举干预，党内派阀乱斗，两大政党在中央、地方、殖民地无休止的利益争夺，缺乏对军部武力和自主路线的控制力，随着政党政治的暗面在实践中逐一浮出水面，大正初年以来民间对政党政治的热情期待正在化为虚无，乃至向反面一路狂奔，媒体报界也背弃他们而走。即使政党政治的弊端并不起于这个时期，也并不仅限于同时期的日本，却在特殊的历史与制度环境下迈向高潮。
政党在舆论界的批判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比起驳斥对政党政治的抨击，陷于众矢之的的政友、民政两党只能不断消极地规避舆论斗争的矛头。
为此，对西园寺公望代表的宫内良识派来说，如何在「中间内阁」时期恢复政党政治的民意统合功能，改良自身形象，又不使对政党政治弊害的理性批判被军部、国家主义者利用无疑是一项关键的课题，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斋藤实选择了后藤文夫、田泽义铺代表的一系新官僚(另一系为反对选举肃正的伊泽多喜男)。
1932年6月3日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在第62次国会所作的演讲似乎可以被视作「选举肃正运动」的开端：
「本内阁的特别使命在于净化政界，革除弊政，更新立宪政治……新内阁鉴于眼下重大国情，不偏一党一派，在举国一致基础上组织内阁，但自然是尊重议会，也绝不轻视政党，只是极力排除弊病，希望在国民之中兴起真正的政界革新，将今日的非难转化为明日的信赖，本内阁应尽十分的诚意和热情」
作为对首相呼吁的回应，1932年6月4日帝国议会散会后，在议长秋田清(政友会)的号召下，举行了议会振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众议院副议长植原悦二郎提出了实现议会政治自我振肃的三点提案：①延长议会会期，②普及政治教育，③选举法改正。
关于其中最重要的选举法改正问题，实际上是犬养毅总裁时代为消除派阀斗争、选举资金超支(“迫使”议员们大量授受党阀与民间的献金)，所提倡「比例代表制改革」的延续；当时，日本的选举制度是山县有朋影响下制定的「中选区制度」——又称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SNTV)，被时人视作上述两大问题的根源，即在单一选区决出多名议员会迫使各党派在选区内推选多个互相竞争的本党候选人，在影响党内一致性的同时，还迫使候选人为胜选而更为广泛地筹集选举资金，于是有足够集资能力，可以供养那些无法自筹经费的年轻候选人的议员，就进化为政友会内的派阀领袖。
所以形式上看，这一改革在当时的背景下不能说没有进步意义(实际上完全的比例代表制会导致政党与民意的分离)——然而，考虑到立宪政友会的支持率足以在比例票上横扫其他政党，国会第二大党立宪民政党在政友会和革新派的共同围攻下，背靠「中选区制度」苟延残喘，这项改革在舆论上成为问题。犬养首相言之凿凿地要以这项改革实现政党政治的自我净化 ，使国会小党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国会，避免废票，也被怀疑真实动机，被认为是“树立自身美好人设的机谋”。
比起比例代表制，「选举公营」难道不是更有利于解决制度上的选举腐败，使平民政治家更有出人头地的机遇吗？面对积极研究比例代表制的内务省地方局，内务省警保局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主张今后的选举应该一律公营，国家代理候选人进行书面宣传运动，禁止任何个人选举运动。
这一思路得到了革新党(旧革新俱乐部左派)议员清濑一郎的赞成，提出了以实现公营为中心的选举法修正案，希望将选举运动限定在市町村设立的演讲会，履历和意见书的张贴，以及免费邮递件的发行活动上——此外他还希望重提滨口内阁时代搁浅的选举权扩张问题，将有选举权者的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到20岁。安部矶雄与社会民众党也提出了实现妇女参政权的目标。
对于国会内要求改革选举法的革新动向，政府承诺将向法制审议会咨询有关问题后，再向议会提出具体的改正案。
1932年8月法制审议局做出了「为实现自由公正的选举，有必要对众议院选举法的选举方法、竞选活动管理和处罚条例予以增删修订」咨询意见，此后内阁与诸革新派开始在选举改革问题上积极施力。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唯一在第62回国会上引发争议的提案，从这一刻起直到战败为止始终如幽灵般萦绕在帝国政府内外的重大社会问题，那就是农村的改造和救济。
明治维新以来，为扶助富国强兵等国策而对农村施行的重税制度让农民和地主乡贤们苦不堪言，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滥觞；不过，近现代日本慢性农业危机的起源则主要可以循迹到1920年代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亚洲的工业扩张刺激了城市与军队对农产品的需求，1915-1918年间新兴的日本纺织业在市场竞争中将英国排挤出东亚市场，而后又挤兑了同样新兴但缺乏优质面料和技术问题居于弱势的国产棉，使缫丝收购价格一路走高。某些以缫丝及其他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甚至完全放弃了自种稻米而依赖外界的粮食输入。
同样受扩张影响，技术工人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带动了稻米消费的提高，过往被土地经济束缚的农民开始进城谋取更好的生活，而他们留在田野里的父母兄弟(通常是长子留乡继承土地)也因此受益。战时景气刺激下，农业商品率提高，稻米价格一路飞涨，起初维持了与其他消费品同步的涨价力度，但由于米市投机者与地主联手以囤积稻米的办法非正常抬高米价(例如三井物产利用下属的散户米商囤积大米)，使趋势逐渐失控。
1918年春夏季，因干涉西伯利亚问题筹措军需而刺激的新一波粮价增长终于击穿了许多家庭在高速通货膨胀下的购买力，此时的粮价已经是四年前的三倍，同年7月以富山县鱼津町妇女抢米事件为导火索爆发了「米骚动」，全国四分之三地区发生抢米风潮，最终导致了寺内内阁的垮台，在中产者与市民们欢呼宪政的胜利时，农村悲剧正悄然揭开序幕。
一方面，大战繁荣结束后，全球范围的大战萧条引发了粮价衰退，更何况米骚动后的1920年迎来了十年未有的丰收季。米骚动后登台的政友会内阁承担起了在粮价危机中挽救城市居民的义务， 除迫使农村廉价出售稻米外，还刺激台湾和朝鲜米商自愿向本土供米，对外来粮食也降低了进口关税，大米进口量在十年内增长近七倍，六分之一的稻米消费被进口份额占据，其中绝大多数产自两大殖民地，因此1920年代期间，稻米价格在大多数年份里保持了下跌的态势。
此外，不同于有现款用于囤积稻米的地主，在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环境下，缺乏资金和市场关系的贫农为兑付的需要即使在繁荣时期也经常在收获季出售粮食，再迫于消费需要从市场上回购所需，极不愿见粮价的异常波动，又随着粮食新政下粮价与生活成本的日趋不对等陷入新的危机，加剧了租佃矛盾。
明治时代以来，为了改变农村的凄苦面貌，留欧期间接触到“信用合作社”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维新派人士，以内务官僚平田东助、品川弥二郎为中心，与江户时代以来的平均主义的朴素农本运动——二宫尊德的「报德主义」合流，成为「协同组合运动」和「农本主义」的源头。大正末年、昭和初年的农业危机，以及政府对激进左翼的有意打压，使农本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1920年代的柯立志繁荣暂时挽救了危机，农村在向美国纺织业提供缫丝上找到了矛盾的疏通点，围绕米价问题引发争议稍许平息，但也导致农村对缫丝业和美国出口(1929年达到90%)的依赖急剧增长，作为一般原料出口方的日本在缫丝价格的协定上不占优势，缫丝业的利润逐渐下跌，农业危机进入慢性化和政治化的阶段。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以极具灾难性的方式为这段关系迎来了终点，纺织贸易与城市经济同时崩溃造成消费的不足与农村人口回流，农产品价格持续暴跌，农民无法偿还生产贷款，1931年以东北、北海道为中心又爆发冻灾减产，占总农户40%的220万蚕农受致命损失，以蚕茧和稻米为两大支柱的农村陷入空前贫困。
1931年下半年起，各地农民开始委托代表在帝国农会与农林省周围请愿，但因为井上准之助顽固坚持回归金本位，维持财政紧缩政策，不愿扩大政府预算(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世界金本位体制迈向瓦解，但井上将恢复金本位的国策维持到最后)，农村的贫困问题和租佃危机如自由落体般同时失控，以橘孝三郎、长野朗为代表，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农本主义激进派与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革新派大川周明等人在危机中极速合流。
后来上任的犬养毅内阁虽然迅速采纳了高桥是清在货币与通胀政策上的全盘建议，但在农村对策上应对缓慢。五一五事件后受审的军官描述动机时发言说，「因昭和危机，遭受打击的农村惨状目不忍睹，相信不救济农民，我们就没有生存之路」，博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使农村救济问题掀起关乎政党政治存亡的狂澜。
1932年6月第62回国会召开之际，权藤成卿之友，「自治农民协议会」的长野朗结成「三条请愿期成同盟会」，提出农家债务冻结三年、肥料资金每反补贴1日元、为满蒙移居费补贴5000万日元的三条请愿，以当时累积的50亿日元农家负债为焦点，直截了当地主张农村债务延期，其揭露帝国农会偏袒富农，地主与银行沆瀣一气，贪污政府救济和低息贷款，使贫民生活陷入绝境以高利贷苟活的血泪控诉，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各方媒体无不对农本主义者的抗争予以正面报道，痛谏政党切勿再以党利偏袒乡党。日本农民组合的和合恒男，全农新潟县联的稻村隆一等人也为长野提供支援。
1932年6月7日来自各党派合计70人的「农村出身有志(志愿)议员会」举行大委员会会议，协商决定同意请愿者的三年延期要求，但损害政党选举机器的延期还贷论在大政党内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决定在两个月内召集新的临时国会专门解决此事。但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以农村为基本盘的立宪政友会(自由党)对农村形势的异动高度重视，希望以果敢的姿态拿出与斋藤内阁并立的救农方案博取人望。
经过党内对延期偿付、大米专卖、肥料国营、建立农地金库制度、设立农村负债整理组合等方案的不断讨论协商，立宪政友会最终给出了以「货币贬值」为重心挽救农村的时局匡救方案，首先要求将日元贬值到现价的五分之一，如此不但农产品价格能上涨五倍，农民的债务也能事实上贬到五分之一，足以缓解农民二十倍的负担，在6月8日晚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以删去“五分之一”这个具体数字，作为政友会农村救济案的主轴通过党内决议，贬值力度之大，可见政友会在救农问题上下了“血本”。
然而，作为政友会元老入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铁道大臣三土忠造得知政友会的决议后，态度强硬地抵制这个方案。6月9日出席干部会议的三土直言政友会应该从农村救济案的纲领中删除「货币制度的改正」。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烈辩论，干部会议决定让总裁铃木喜三郎与斋藤实直接协商，而斋藤实坚决反对政友会的提案，因此政友会不得不将「货币制度的改正」改为「谋求通货融通的圆满」发表，临时解决了纠纷。
虽然政友会与内阁在农村救济的草案上互有龃龉，鉴于院外形势刻不容缓，为了挽救政党政治的信誉，双方决定忽略9月即将的贵族院多额纳税议员、学士院议员改选，历史上被冠以「时局匡救议会」或「救农议会」之称的第63回帝国议会于1932年8月23日拉开帷幕。
这是明治立宪以来第一次年内三次举行临时议会的事态，也是众议院第一次自主要求举行的临时议会，为本届议会的氛围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虽然民间要求政府救济灾民，内阁对采取积极措施处于极端无奈的状态。虽然政府在第62回帝国议会后制定了「三年解决农业危机」的计划方针，承诺为农村提供三年补贴，由于大部分年度预算的新增支出被用于填补入侵满洲的高额事业费及军费开支，1932年预算财政支出已超出收入的三分之一，严重依赖赤字公债的补充，主宰大藏省的高桥是清担心如果在农村问题上开展大规模救济，可能使1933年度的政府预算陷入危机，而征税可能会给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界压力，为避免复兴停滞必须维持现状，以此为出发点，参考1932年5月兵库县农会率先实施的「以消解农家萎靡消极情绪，唤起发扬自力更生意识」的精神自救办法，政府认为以内务省、农林省为首开展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加强部落内传统邻保互助团结克服农村萧条的办法更为理想，是为「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
1932年7月18日内阁举行地方长官会议时，这一方针受到地方知事集团的压力，后者认为比起所谓自力更生的精神运动，现下更需要国家及公共团体的救助设施作为复兴的物质基础，但也无法就政府预算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于是8月16日内阁会议将各省索取的事业费预算半数驳回后，开展「时局匡救事业」，其中土木事业费占最大比例，内务省(治水、港湾、道路等)4800万，农林省管辖(开垦、排水、林道等)3700万，摒弃过往的承包制，改以町村直营雇用地方农民，准备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农户在土木工程中就业。此外大藏省还在地方和中央支出上增加低息融资作为时局匡救的具体体现，半年内贷出4.6亿日元。
对于民间高度关注的债务延期、减免，以及对银行强制执行权的限制问题，由于承接不动产担保债务的发行主体多为地方上的信用组合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受大萧条影响金融界普遍坏账累累，如采取限制措施可能引发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式的连锁危机，因此以三年期效制定「不动产融资及损失补偿法案」，「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特别融通及损失补偿法」，即由产业组合中央金库向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北海道拓殖银行发放三年期五亿日元贷款(政府提供一亿损失担保)，为全体受灾银行承担损失(贴现无法兑现的不动产担保农债票据)；再由上述三家银行提供三年期一亿日元贷款(政府提供三千万损失担保)给产业组合中央金库，为地方信用组合承担债务。
此外，政府在国会上还主张建立农村负债整理组合、对1000日元以下债务依据「借地借家调停法」程序进行调整、实行缫丝业执照制，鼓励企业兼并和产业合理化(统制和保障丝价)、授权政府在1934年10月前可以借用的形式向道府县提供政府收购的稻米、将朝鲜米、台湾米纳入统制计划。
历经两个月的拖延，农本运动与农村暴力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消极举措虽然从财政合理性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发表后近乎势必引起舆论的反弹。
首先，不动产担保债务的对象仅仅是农村的一小部分，低端农户根本无法从正规信用组合取得贷款，被迫依赖民间高利贷，自然无法从所谓的债务置换中取得好处
其次，土木工程事业的初衷虽然是为低端农户提供副业，但由于项目监督的缺乏，直接受益者依然是町村的上层阶级与他们的亲缘关系。
最后，农村债务虽就全国来说是户均800-1000日元的水平，但在欠发达的农业县如新潟(2300日元)、山梨(1200日元)、福岛(1590日元)等地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且只有20%的贷款来源是银行、信用组合等一般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来自高利率(15-20%)、无需担保的私人借贷者、贷款公司和当铺等(地方银行体系的没落也是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后的结果之一)，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生产性贷款，大部分底层农民从大正末年起就因慢性农业危机沦为依靠借贷维持生活必需品开支的“金融农奴”，大萧条的爆发使他们的债务和利息无限累积，到1932年为止总额已经累积到同年政府预算的两倍，小农年净收入的的三到四倍。
而农林大臣后藤文夫制定的「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法案」中，在以村落为单位建立农村负债整理组合制度的同时，废止了过往被认可的债务有限责任制，建立连带无限责任法人。虽然提出可以由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提供提供低息贷款，但无论是金额还是配给劳动者的方法上都没有给出承诺，被舆论批判为政府明显缺乏干预热情，在国会成为严重问题。
由于舆论对内阁有限举措的极端不满，作为本次临时议会的实质发起方，政府的协力党，面对国会外汹涌请愿的立宪政友会对内阁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微妙。两个月来，政友会名义上调查着救农政策，实际也密切关注舆论对斋藤内阁的态度。斋藤实出任首相时已经接近72岁，又以「无为化之」的信条统领内阁，在各派间寻求平衡和共性的政治，不太干涉各省事务，如此以官僚群体意见加总后的中庸之道自然不会为急进的舆论所喜。
距首相之位仅一步之遥的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虽然不愿惹怒宫内和元老的意见去挑战内阁，担心这么做会让他失去下一届内阁的组阁权，但对上次总裁选举中败给铃木的久原房之助，乃至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坚议员们来说，他们实在没必要为铃木的利益去讨好内阁，何况政友会的院外团体。即使是较为理智的派别也觉得，对于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采取一定程度的抵抗是必要的。
如此，目前还是少数的反总裁派，与担忧政府农业政策失败(尤其是对政府救农政策采取“自力更生”这个说法感到不满)使政友会为之陪葬的主流心理发生了交汇，再加上「日元贬值」计划被否决后刺激起的「分明有国会绝对多数席位却因为宫内干预而不能自由制定国政方针」的逆反心理，使政友会强硬派反内阁的活动迅速表面化。
第63回国会召开前，政友会内的强硬派已经准备在救农问题上对斋藤实摊牌——虽然在上一次国会期间接受了首相的协调，但斋藤毕竟是协助政党政治复活的临时首相，他的决断力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如果之前断然执行那个日元贬值五分之四的爆炸性方案的话，在国会享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友会就能在乱局中争取到充分的民望，此后直接复活政党政治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死气沉沉的内阁不能拿出足以服众的方案，政友会当然可以要求延长国会重新制定预算案，或者打倒现内阁，建立非常时期的强力内阁，希望首相自重；强硬派大体是这样考虑的。
不过，因为内务大臣和警保局长的职务分别掌握在山本达雄(民政党)和松本学(新官僚·亲民政党)手中，政友会的干部不敢提出不信任案，也不敢对内阁采取积极动作，结果引起党内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秦丰助为代表的24名议员在8月27日向政友会议员总会递交了直接批判政府负债整理和粮食政策的两法案「负债整理组合中央金库法案」和「米谷法修正案」。
前者首先指出，斋藤内阁根本没有为他们希望建立的所谓「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政友会主张设立「负债整理组合中央金库」来确保资金供给：
①政府每年出资1000万日元维持中央金库运营，持续三年。②为筹集资金赋予中央金库发行债券、彩票的权利，最高额度控制在出资缴纳额的二十倍以内。③将负债整理组合的设立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中小工商业者。
至于「米谷法修正案」问题，则是以废除「市势米价」为核心。所谓「米谷法」就是米骚动后原敬内阁为采取粮价平抑的政策而制定的法案，起初只是为平抑粮价，抑制无序的粮食投机，但对长期范围的粮价下跌没有限制(也可以说是这部法案的初始目的之一)，昭和初年虽然引入了避免米价过低的义务，但由于缺乏经费而收效甚微。
1931年滨口内阁为提高政府对米市的干预力度(提高调控经费的限额)，规范政府介入米价调控的准入制定了「米谷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仅限于米价超出或低于政府事先告示的最高或最低价格时，政府才有权介入，而告示价格是综合考虑生产生活成本后，结合大米价格指数与物价指数的相对比率计算得到的，这被称为「率势米价(基准米价)」。然而，由于对生产生活成本的统计不到位，在实际行政中还是根据每年10-11月东京、大阪两大现米市场平均价格的正负百分之二十，于同年12月公示决定，所以又被称为「市势米价」，这意味着米谷市场价格是根据前一年的收获量决定的。
1931年冻灾减产引发粮食歉收问题时，由于告示价格的决定是根据1930年粮食大丰收时的基准，形同虚设的「市势米价」依然允许市场以极低的价格(每石16.31日元)收购大米而不触发政府介入程序，虽然犬养内阁(政友会)以物价上涨的理由上调了基准米价，但这个价格(17.91日元)依然低于市场上的米谷平均价(20.6日元)，而据农林省的不完全统计，当年的大米的生产成本达到每石20.11日元。
据此，政友会要求废除「市势米价」，允许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介入米市调控。此外，对于政府向府县提供收购稻米的做法，政友会虽然表示欢迎，但认为应该以市町村为单位，且应允许无偿交付。
对于政友会的两大要求，尤其是「负债整理组合中央金库」的资金供给问题，政府出于控制预算，避免发行巨额债券扰乱金融市场的态度予以反对，但政友会认为要全面整理近百亿的民间债务(约合同年政府预算的五倍)，如此规模的资金筹备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内阁分成了妥协派与抵制派两大阵营，彼此难以统一口径。
至于事件的直接相关方，无论是铃木喜三郎等政友会干部，还是农林大臣后藤文夫都对讨论是否接受政友会提案的问题采取了暧昧回避的态度，而政友会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与内阁书记官长柴田善三郎，试图以政友会撤回「负债整理组合中央金库法案」，通过「新米谷法修正案」解决事态。这一方案被媒体曝光后，认为这份妥协绕过了主管大臣意见的后藤文夫又在8月28日下午预算总会上明确表达了反对废除「率势米价」的决心，政友会则愤怒地要贯彻他们的全部主张，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在众议院直接通过了两大法案。
于是，这场纷争迫使第63回帝国议会三次延期，也将长期居于超然地位的贵族院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于政府与政友会的矛盾尖锐，局势大有迫使他们在支持政府还是政党之间抉择的倾向。在研究会的调停下，贵族院一边参考政府意见，一边举行两院协议会。
最终，政友会与政府争议最大的「负债整理组合」法案围绕是否要建立中央金库的问题难以统一意见而流为废案(但后藤与农林革新派在行政中依然根据该法精神施政，在第64回帝国议会中重新提出)，米谷法问题上，规定1933年12月以前，最低触发价格将以生产成本为基准，咨询米谷委员会决定，至于以市町村为单位，允许无偿提供政府收购的大米一事，也驳回了政友会的要求。第63回帝国议会在1932年9月4日正式落幕。
虽然政府一方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本次议会期间“准执政党”与内阁的对立自然不会因国会的闭幕而简单勾销。
总结下1932年5月斋藤实内阁成立之初政友会高层选择入阁协作的三大要因：
①高桥是清、三土忠造代表的入阁派不惜以裂党的代价实现斋藤内阁；床次、久原派虽表态谨慎，但私下与入阁派同谋，不愿看到政友会在铃木喜三郎主导下独立组阁。②铃木总裁派围绕入阁问题存在分歧，如鸠山一郎持「政权授受论」，但大多不愿发生裂党。③政府(宫内)掌握组阁权、解散权与内阁任命权，使政友会领导层在决策上居于被动而倾向于与政府达成某种交易实现从中间内阁到政友会内阁的过渡。
因为反入阁派无法提出招致国会解散结果之外的稳健策略，加上床次竹二郎暗中试探入阁的可能性，担心反主流派利用政府与政友会不和抢占先机的总裁派最终决定以退为进，先行同意入阁，再以多数党优势独立制定国策向政府示威，最后按鸠山的意图尝试政权的稳定交接。
然而，虽然两次议会期间政友会在「时局匡救决议」和「米谷法」改定问题上的发难可以被视作铃木派实践上述战略，争取党内最大公约数向内阁示威的尝试，但围绕救农与预算问题，内阁与政友会的分歧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扩大。结果，不仅宫内对政友会的做法有所怨言，高桥派做好了分党派的准备，立宪民政党一方更是在伊泽多喜男的策动下进行排挤所有政友会阁僚，策划「民政党单独准执政党」的密谋，于是，总裁派的强硬态度不得不在长期煽动后突然软化，而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激进派和「一年级生」们转而在不愿看到铃木与内阁妥协，实现「政权授受」的久原房之助支援下继续呼吁倒阁，怒斥总裁派的“怯懦”，成为新的“分党派因素”，西园寺一方对铃木无法驾驭本党的无能深感不满，铃木的努力可以说是全然无效的。
不过，从政权授受谈判的表面来看，铃木派的策略似乎一度取得了“进展”。
1932年6月起，铃木派的森恪派遣时任海军参与官的川岛正次郎(森恪派)与海军大臣冈田启介秘密商讨「政权圆满授受」的实现条件和方法，由于政友会的示威使内阁陷入焦虑，斋藤实也认为有必要向政友会做出妥协，于是在第63回帝国议会期间，以森恪在国会支援内阁为条件，冈田启介暗示自己会说服斋藤实在国会闭幕后辞职，将政权让渡给政党内阁，而由森恪去说服高桥，于是森恪在前文所述的「贵众两院协议会」中努力斡旋使政友会与政府在「率势米价」问题达成妥协。
然而，森恪自1932年7月哮喘发作后，于同年9月中旬病情加重并发肺炎，12月在镰仓海滨酒店突然去世，关于承诺的细节自然无人能说清了。但铃木喜三郎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冈田启介担心如果不能得到政友会与铃木的合作，内阁在12月即将举行的帝国议会常会中可能在1933年预算案等重大法案的颁行上受到政友会的狙击，因此主张保持铃木总裁对党内控制力，接受劝说的斋藤实从1932年11月起与铃木多次密会。铃木说政友会将充分支援内阁，使内阁的政治「圆满始终」，斋藤实似乎默认了铃木的暗示，希望得到政友会的协力。
在这般温暖的气氛中，冈田启介向接任了森恪工作的鸠山一郎说，两人间的谈判现在结束了。
鸠山对冈田的做法甚为不满，在关乎政府与政友会命运的紧要关头，斋藤首相为何还要玩弄这种小动作。第64回帝国议会召开两周前，铃木喜三郎找到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向他叙述与冈田启介谈判的经过及政友会将慎重言行的承诺。虽然此前高桥始终拒绝担当谈判中间人，这次却令人意外地答应下来，暗示自己已经得到斋藤首相的谅解，对铃木承诺说：“如果政友会的言行能给国民留下并非贪恋政权的印象，我想自己可以辞职；虽然这种话首相不能说，但我认为，本届议会顺利结束后，就是内阁该辞职的时候了”
这次谈话中，高桥不无暗示地代表内阁向铃木承诺了在第64回帝国议会结束后辞职的态度，还进一步给出了政权圆满授受的办法——即国会上通过内阁制定的1933年度预算案后，身为内阁重镇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会以健康理由辞职隐退，届时新任藏相人选会在国会后成为问题，政友会此时表达不准备推选后继者的态度，斋藤实将以有力阁僚辞职的理由宣布总辞。
对于高桥如此鲜明的承诺，铃木与鸠山大喜过望。
1932年12月26日第64回帝国议会(通常会)如期召开，由于政友会干部事先下达了慎重言行的缄口令，在禁止讨论敏感政治话题的同时，其他言论也必须经过干部的审核才能发表。
1933年1月5日斋藤实在宫中例行的「新年宴会」中卷入不敬事件后，政友会部分议员提出了追究首相责任的要求，但在高层强压下作罢；1933年预算案在宽松的氛围中顺利通过；年初因承认满洲国而连锁导致的国联脱退问题引发国会纠纷时，政友会党员芦田均(外务官僚，亲英派)力图在外交质询上公开发表反对退出国际联盟，质疑军部越权干涉「双重外交」，也被政友会干部当场取消发言资格。
在这样诡异而安详的氛围下，时间离帝国议会的闭幕越来越近。
1932年3月26日国会闭幕翌日，铃木喜三郎匆匆找到了高桥是清，要求他立即履行两人的约定，然而，此时的高桥却开始闪烁其词。
实际上，在森恪与冈田启介协商「政权圆满授受」的那段时间里，包括高桥在内的诸多核心阁僚早已对政友会的要求和目的有所认识，正与伊泽多喜男和新官僚一部共同改造文官政治的民政党元老·内务大臣山本达雄当然不可能接受政权向政友会铃木派单独内阁的移交，与身为政友会元老恨不得本党马上解体的高桥是清结成了反对政权让渡的顽固堡垒，共同向斋藤实进言不能接受这样的让步，间接导致了冈田-鸠山谈判的终结。
更糟糕的是，实质掌握内阁任命权的宫廷派也对铃木组阁缺乏好感。
作为平沼阀出身，与平沼骐一郎称兄道弟的前司法官僚，铃木与此时接近皇道派军部和法西斯军人的平沼宛如一体两面的关系，是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修订时批判滨口内阁侵犯统帅权，为军部张目的主要力量。其内务大臣任内也以职权之便任人唯亲，大搞选举干涉而在党外恶名远扬，被民间视作堕落党人的典型代表。这段历史过去是铃木攀上政友会高位的垫脚石，而在「宪政常道」原则被摒弃的当下，铃木从一开始就被西园寺公望打上了不可信任的烙印，也遭到了军部的抛弃。
如果说破坏「宪政常道」的目的就是为了绕开铃木，又为什么突然要实现政权交接呢？
1932年11月3日在与政权授受谈判知情人士原田熊雄谈起政友会组阁的可能性时，西园寺如是说「最近冈崎邦辅与铃木总裁会面的时候，问他政友会是否有上台的希望，不，现在完全没有，当下的一线希望，就是冈田海军大臣说的，无论如何都会尽力让政友会政权到来这件事而已」。
正因如此，当铃木与鸠山将完全的信任交托给他们敬重的“前辈”高桥是清时，他们实际上参与的是高桥的另一场游戏。
受困于1932年夏秋季国会在救农问题上的争议，1933年预算案的讨论比往年要晚得多。
1931年12月第二次若槻内阁垮台以来，在国民为入侵满洲大获成功弹冠相庆的热烈氛围中，高桥是清迎来了自己的藏相任期。从这一刻起，急剧恶化的外交形势与满足舆论的政治现实使大规模军费增长成为必然，日本在危险的方向上朝着战争快车道急速迈进。而高桥是清不断重复着他「国防开支不应超出国民财富」的格言，认为预算编制问题势必与国民财富对应，财政信用是无形的资产，过分透支这份资产关注国防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毁掉这份信任后，国防也不会安全。在救农问题上他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驳回了后藤文夫等新官僚的诸多预算要求，结果招致农本革新派与军部的共同恶感。
1932年10月6日陆相荒木贞夫越过大藏省，直接将陆军省私拟的军费预算呈交给了昭和天皇，索取较往年超出四倍的12亿日元新预算，致使双方矛盾公开化。
为了解决双方争议，在军部明确表达对大藏省不信任的前提下，10月11日斋藤实废止了原先由大藏省、海军省、陆军省主计人员进行预算谈判的标准流程，改以其本人、陆相荒木贞夫、海相冈田启介、藏相高桥是清四人共同商榷。会上，高桥强硬表达了现下增税的不合理之处，认为此举有害于财政健全，但荒木贞夫的要求同样激进，谈判过程中，要求增长的经费数额也从起点的两亿日元提高到十四亿日元。
10月27日经首相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条约派)调解，大藏省同意核准陆海军共同要求的一半(6.1亿日元)，但荒木认为高桥没有理由不再多发行两亿日元债券向军方让步。11月8日双方最终达成共识，高桥同意支出7亿日元满足陆海军1933年度的经费所需——即使这个数字要求他再发行9亿日元赤字债券，远超大藏省认为的维系经济健康的限额，无论是代表陆军的荒木贞夫，还是海军内东乡平八郎直系的舰队派将领们都不能接受这种妥协。
关于海军方面对斋藤内阁态度的态度，虽然拥立平沼骐一郎的加藤宽治(舰队派)等人从一开始就不愿看到斋藤组阁，甚至提出了要求其应拜辞大命的警告，但在与西园寺协商过的舰队派领袖东乡平八郎担护下，最终还是推选了条约派出身，1930年海军裁军会议期间为条约派(财部-安保派)、舰队派矛盾起到协商调停作用的冈田启介出任海军大臣，然而，1933年预算案问题终究成为两派矛盾复起点燃了导火索。
如此一来，高桥是清势必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政友会在年底的帝国议会上带头质疑1933年预算案——众所周知，犬养内阁以来，政友会与大藏省在农村和社会救济问题上也是尖锐冲突的对象，高桥反对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引入更多救济预算，但政友会同时不反对军费扩张，在暂时支持内阁的农林省、新官僚派系与军部合作愈发积极的背景下，假如政友会效仿三年前的案例对内阁发难，他与大藏省三个月来坚持的所谓“底线”就会沦为一场空谈。
幸运的是，他的对手是在政权诱惑面前难以自持的铃木，游戏赌赢了，唯一要考虑的是如何收场。
1933年3月23日国会闭幕两天前，作为政权授受谈判知情人之一的原田熊雄找到了高桥是清，询问他会不会履行与铃木的约定。高桥是清回答原田，他会遵照约定辞职——但也向总理进言，如果政友会不推选继任大藏大臣的话，就要下定解散议会的决心。
3月26日铃木拜访高桥当晚，高桥推说内阁总辞的时间预定在4月20日，这已经引起了铃木怀疑。
实际上直到那时为止，高桥都不曾按约定的那样游说斋藤首相，只是准备以“个人因病辞职，内阁不愿跟进”这样的话术蒙混过关，但知悉这一方案的斋藤实又不愿失去高桥这一内阁重镇。
1933年4月7日斋藤实在内阁会议上公开了高桥-铃木密约，将高桥是清的去留问题交给内阁决断，多数阁僚都认为应该维持高桥是清的职务，如果政友会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即使与政友会全面开战、解散国会也在所不惜。在内阁做好了与政友会全面开战的心理准备下，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与铁道大臣赶忙出面熄火：“我们是作为政友会代表来的，解散这种事我们可得三思而后行……以解散为条件来商榷的话，我们会非常困扰的”
三土忠造虽是高桥是清的亲信，但高桥此番“言而无信”的举动也令他情面上惶恐不安。同样感到惶恐的是鸠山一郎——作为铃木派核心成员，政权圆满授受的提案者兼负责人，鸠山虽然对政府不断抗拒政友会组阁大为不满，但此时此刻也不得不优先考虑政友会乃至铃木总裁派的得失。
此前铃木总裁派轻信了高桥的承诺，在第64回帝国议会上借所谓交易之名强压基层党员议政热情，已经诱发多方不满，政权授受谈判以这种形式破裂，必然使先前与鸠山共同坚持合作论的铃木总裁一跃沦为笑柄，这种局面该如何收场？
为了挽回政友会和总裁派的体面，鸠山试图劝说高桥是清按先前的约定辞职，此后的事情自然可以再寻解释，但高桥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顽固，既不愿意辞职，也不愿意与铃木总裁会面协商。
1933年4月11日支持鸠山观点的三土忠造拜访了高桥，试图逼迫他辞职，但高桥回答说「与我而言，无论和铃木做了多少约定，若是为了公事的必要，我决不会辞职」，作为政友会党员的自己与铃木总裁为利益让渡形成的默契，不能干涉身为国家重臣的自己对时局的责任。如此一来，高桥将自己的“弃约”行为从道义上圆满了过来。
1933年5月1日对高桥的背叛大感恼火的铃木喜三郎在政友会东海大会上发表了批判伦敦海军条约的亲军演说，是为舰队派的策应，受到了原田熊雄的警告。在党内激进派与反“主流派”冷嘲热讽下，铃木的地位岌岌可危，乃至认真考虑主导政友会倒阁的可能性，强硬地提倡「绝交论」。在这种情况下，鸠山极力主张「自重论」，亦反对铃木亲军的外交立场，两人的观点开始出现分歧。
此时政友会内的实力对比也呈现扭转的态势，亲床次派的众议员可能达到151人，亲铃木的众议员仅有117人，其余33人尚处在观望状态——若是到了关键时刻，可能只会有两三十人支持铃木吧，原田熊雄在政友会的内线如是说。
5月22日政友会与斋藤总理直接接触，明确得到高桥不会辞职的答复后，局势似乎有进一步升级的动向；5月23日高桥是清邀请铃木喜三郎以无任所相身份入阁予以补偿，铃木没有答复，但鸠山希望说服铃木入阁来挽回双方的关系。在总裁派动向不清的局势下，党内激进派、床次派与久原派同时加大了对铃木派的压力。
强硬派开始要求鸠山与三土从内阁辞职——如果高桥拒不履行协议，那何不从内阁撤回三土和鸠山来引领政变呢？铃木总裁派表面上积极回应这一诉求，促使鸠山发表了「即使辞职也是无可奈何」的谈话，但在铃木的默许下，两人都无意与内阁绝交，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床次为代表的自重派开始积极谋求取代铃木总裁派入阁的计划，期望让自始至终支持「举国一致内阁」的望月圭介、床次竹二郎入阁，向政府寻求解决方案，如此就能彻底做空铃木的势力；民政党阁僚也借机激化政友会与政府的矛盾，从而使「举国一致内阁」成为事实上的民政党单独内阁，因此，解散国会的风声传开后，从客观局势出发，党内要求与内阁总对决的呼声日益衰落。
相较于铃木和床次，这一时期更有趣的是久原房之助的动向。
久原虽与床次结盟，和亲内阁的床次不同，作为田中义一的侧近，外交强硬论与亲军派代表人物，久原与宫内和西园寺素有旧怨。
1925年北库页岛军事占领结束后，久原一直围绕当地石油开发积极行动，成立北桦太石油株式会社，作为久原矿业与日本海军合作的重要事业，1927年12月又在田中斡旋下陪同后藤新平访苏，积极介入日苏谈判事务，在田中清次郎(满铁理事、日后满铁大调查部的创始人)强烈反对下作罢，但依然对外交表现出浓厚兴趣，几乎同时期又单独访苏。
1927年田中内阁成立后，田中本人兼任外相职务，情投意合的久原一度成为他策划中的外相人选。但西园寺下达强烈指示，命令田中首相「不能让久原就任外务大臣」，最终久原房之助只能以递信大臣的身份入阁。即使作为政友会一期生来说，入党三个月拜相已经是特例中的特例，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久原，在和歌山县举行的演说会上，久原猛烈批判了元老重臣们以专断独行的判断扭曲国政的恶行。友人田中义一倒阁幕后存在宫内阴谋的可能性也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这样的经历使久原一开始就比铃木更加不能信任宫内——但在民政党眼中他又是别样的风评。
1932年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立宪政友会以301比146的巨大优势战胜了立宪民政党，久原房之助正是负责此次选举的政友会干事长。
普选制度实施以来，历次选举的平均开支也随之增长一位数，对于田中去世后党内地位不断被铃木边缘化的久原来说，此次选举恐怕将是自己在政界立足的最后机遇。在内兄鲇川义介(日产，久原从政后接手久原财阀)和友人小平浪平(日立制作所)的帮助下，久原以各种手段从商界、金融界筹集到一千万日元资金，包揽了近半数的选举经费，而政友会也在此次选举中赢得史诗级胜利，久原在党内的地位顺势大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不让敌对的铃木派执掌政友会，久原与床次派和党内元老们一起拥立了隐退政界的犬养毅出任政友会总裁，又与主张「政民联合论」的山本条太郎合作，对民政党的安达谦藏、中野正刚等党人提倡的「协力内阁运动」表达兴趣，主张成立政友会-民政党的联合内阁，谋求与民政党合作压制铃木派。
然而，由于持英美协调论的币原喜重郎和主张维持金解禁的井上准之助强烈反对，运动被民政党指导层和政友会铃木派联手扑灭，犬养毅也最终选择建立政友会单独内阁。虽然总理一方提出让久原入阁，但久原认为自己身为协力内阁的支持者不便入阁，于是被排除在了组阁名单外，此后犬养内阁的大权在森恪运作下逐渐向铃木派滑落，1932年3月在中桥德五郎内务大臣的继任问题上迎来关键转折。
中桥德五郎原本也是政友会重镇，领有个人麾下的中桥派势力，但犬养内阁成立以来始终处于抱病参政的状态。1932年初，中桥因病无法出席国会逐渐成为党内争议的话题，再加上同年1月樱田门事件后警视总监长延连等人为承担事故责任辞职的动向，铃木派的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乘机提出了让中桥隐退，由铃木喜三郎出任内务大臣的方案。
虽然党内无权无派的犬养毅总裁明白，让铃木出任内相这样的关键职务，无异于准许对方为继任总裁做准备，但此时尚对铃木接纳自己怀有幻想的床次竹二郎、望月圭介、冈崎邦辅等人没有积极反对这项任命，1932年3月15日中桥德五郎答应辞职的同日夜，久原房之助怒气冲冲地找到了犬养毅「你之所以能拿到总理印绶，不就是因为我和若槻内阁内务大臣安达谦藏联手推进协力内阁运动，让若槻礼次郎挂帅的缘故吗？我作为干事长不辞年迈地为实现犬养内阁努力，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改组内阁，你到底是想法？根据你的回答，我也好有心理准备！」
被久原的怒火吓住的犬养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中桥辞职后由自己临时兼任内相职务，森恪立即以从内阁辞职相逼，犬养又与其他党内要人开会决定不理睬久原的示威，最终，被孤立的久原不得不拉下面子亲自找铃木结束争斗，事情才这样结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久原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报复铃木那个「站在森恪、鸠山两座山丘上的河童」。
5月22日高桥正式撤回辞职约定后不久，久原房之助与民政党反主流派合作，发表了著名的「一国一党论」，将他保护下的政民连携运动推进到了高潮。“我们日本人三千多年来奉戴着同一帝室，不是不同种族的国民。所谓日本国民，都是从同一立场上看待国家的话，没必要区分彼此吧。尽管如此，还是无理地设下歧视性立场，甲认为对的事，乙无论好坏都认为是错的，乙认为正确的事，甲又一定觉得有误，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假如是源氏平家的话，血亲不同而相争也是迫不得已，但现在的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必要。”
以皇室为中心，全体国民浑然一体，努力发扬国风，此乃日本政治的真谛。
久原从这个角度上对政友会、民政党两党政治的所谓「宪政常道」进行了批判，认为两党制的终极归宿是合二为一，现下政府提倡的「举国一致」既承认党争的合理性，又深受党争之害，可谓矛盾至极，无法替代「一国一党」的必要性。如果「宪政常道」是正确的，那么在时局紧迫的当下就应该体现其妙用，而若实践证明其无用，就必须谋求合理的替代。
久原的思想得到了此前在「协力内阁运动」中结交的民政党反主流派(党人派)的青睐。
此时的民政党一方，若槻礼次郎与官僚派的霸权也处在松动的状态。
1932年夏秋季，在赤松克麿主导的社会民众党与劳农大众党国社派退党风潮下，支持政治革新的安达谦藏、中野正刚等人也渐次倾向新党组织论，希望抓住有利时机参与革新势力的重组，这一动向使民政党内不愿组织新党的安达派加紧了运动，准备利用江木翼重病失能，若槻总裁风评不佳的机会弹劾总裁，使安达登临民政党总裁之位。
对此，町田忠治等若槻派人士自然不能容忍，双方在7月展开决战，最终以若槻派压制安达派，强行遣散安达派的政策研究会告终。山道襄一、小池仁郎、古屋庆隆为首的二十多名安达复党运动积极分子退出立宪民政党，与同年8月成立的「国民同盟」预备会合流，但富田幸次郎代表的一派没有退党，与久原房之助暗中策划「政民连携运动」，坚持在民政党内静待时机。
久原房之助、山本条太郎(政友会)、富田幸次郎主导的「政民连携运动」，其核心思想虽然是在军部、官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为政党政治的未来破局，但由于人数较少而至多被视作两大政党内反主流派的报团取暖之举。
然而，「政权圆满授受」计划失败后，此前主张与宫内合作，实现政友会单独内阁的总裁铃木喜三郎从威信和信心上遭到双重打击，长期以来不断游说铃木总裁以兼并民政党为目标，与民政党达成合作的小川平吉因此进入铃木的视野，小川积极劝说铃木和鸠山以加强政民两党连携的办法代替赤裸裸的政变，如此既能规避社会的恶评，也能使宫内失去干预政友会行动的合理性。
而且，如果政民合作实现的话，内阁就无法在众议院找到支持者，所谓解散的威胁也就失去了意义，党内反铃木派也会对总裁的明智感到满意，岌岌可危的地位也能如此安定下来。接下来，一旦失去了操纵众议院和两大政党的能力，斋藤内阁势必垮台，此时政友会和铃木派又能利用众议院和党内优势取得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民连携的领袖把持政权，一统帝国河山。
除却小川之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山本条太郎也在四月底向铃木总裁抛来橄榄枝，对宫内和政府大为失望的铃木在进退两难之下无疑心动了，准备与昔日的老对手、「重臣排斥论」的中心人物久原房之助站到同一阵线。
然而，在铃木派能够采取行动以前，5月17日，一直负责政友会与军部联络的小川平吉突然带来了不利的消息：「政民联合之类消息相传甚广，海军某氏已前来提出抗议」
此处的海军自然不是代表首相，而是与政友会交好的海军舰队派。
1933年1月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完成年度预算案的协调工作后，因接近六十五岁的大将停限年龄退官，海相职务重新回归到为五一五事件辞职的前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手中。同年3月舰队派的军令部次长高桥三吉提出《军令部条例》和《省部互涉规定改正案》，表面上是对海军省和军令部权限做出明确规定，实则以设立战时指挥权的名义，要求剥夺海军省(条约派根据地)掌握的人事权和预算编制权。
虽然海军部出身的大角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但在军令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亲自出马与军令部(舰队派根据地)携手围攻下，不敢忤逆皇族总长要求的大角不得不承认了军令部罗列的种种特权，可能妨碍将来军备扩张路线的条约派将官也在随之而来的「大角人事」中被舰队派一网打尽，全员转入预备役，自此舰队派确立了自身在海军的主导地位(但笔者并不清楚斋藤与舰队派有何种程度的关系)。
面对海军的反对，小川只能建议暂时观望局势，5月19日鸠山也同意了这个判断，总裁派直接参与政民连携运动的呼声就这样无疾而终。
1933年5月20日斋藤实入宫拜见元老，22日又与高桥协商后，高桥收回了辞意，向政友会一方表明了态度，高桥藏相进退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久原房之助据此加大了对铃木和鸠山的攻击，党内强硬派也要求三土与鸠山以辞职形式彰明对内阁的不满，结束双方的关系成为在野党。然而，由于亲内阁的床次派表露了不惜裂党支持内阁的意向，一时间与铃木派平分秋色，持「自重论」的鸠山积极劝说铃木放低调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总裁与内阁的关系，开始劝说铃木以无任所相身份入阁参与国政。
1933年6月14日铃木总裁为结束自重派与强硬派无休止的论战，发表「裁定文」：“斋藤内阁以过去一年的功绩来看，终究没有担当重大时局的能力，我党将立足自身的独特立场，以国家为本位，以政策为本位，对现任内阁采取严厉监视的地位，正确的政策就支持它，反之则追究它，以不被约束的严正态度向前迈进。”
这一论述在政友会议员总会上通过后成为党议，虽然行文内容看似严厉，表达了回归在野党身份停止支援斋藤内阁的意向，但并没有对“监视政府”的办法做出限定，因此，既满足了强硬派的心理需求，也使自重派能够入阁接近政权，久原企图利用强硬派与自重派矛盾，使倾向强硬派的铃木自我孤立的意愿没有完全成功，这件事的幕后主要归功于鸠山。
鸠山虽然与森恪都是铃木麾下的头牌大将，但与两人在外交和政治理念上有很大的分歧。以外交为例，满洲事变后，鸠山及其麾下的芦田均等人依然主张与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提倡在满洲问题上让步，反对退出国联，对参与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缔结等亲近舰队派的事迹也多有悔意，因此与立场相近的宫内良识派交好，而铃木在森恪去世后更加依赖鸠山，使其在党内树立了特殊地位。
5月23日高桥与铃木会面时，已经提出过让铃木以无任所相身份协力内阁的补偿方案，希望铃木为展现举国一致的成果加入内阁，虽然铃木没有答复，实际上等同于拒绝了，但因为床次派不断高涨的威胁，铃木派开始为与宫内交涉感到焦急。
1933年6月，与铃木关系密切的犬养健不无担忧地对鸠山说「铃木先生现在对内阁的情感似乎很不愉快，不过等事态平息后，我还是想让他成为无任所相协助内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希望鸠山能代为与总理谈判，让斋藤实请铃木入阁。因此，7月16日鸠山开始通过犬养健与原田熊雄谈话商议此事。
铃木本人虽然支持鸠山的决定，但他也希望宫内能给他更多承诺，尤其是希望得到西园寺的亲自接见。
1933年7月14日，鸠山亲自拜托斋藤实，希望首相能代为斡旋铃木-西园寺会谈。
铃木组织这场会面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要得到西园寺本人的认可，无论是对铃木党首地位的承认，还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