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洽—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向内看（中）
原标题：自洽—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向内看（中）
同事关系紧张的第一责任方是公司
上班后，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人就是同事，仔细算算，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家人和朋友。同事就是一起工作的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工作条线和个人秉性，自然会有远有近。有些同事之间有竞争关系，自然难以相处得十分融洽。同事是一种奇怪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明明不喜欢，还必须在一起共事，有时候异性同事太喜欢又怕引发办公室恋情。你和大家保持距离，人家说你高冷；你和大家打得火热，人家说你是取悦型人格，八面玲珑。
大部分同事是纯工作关系，大家见面点头，你好我好，相敬如宾；稍微复杂一些的是特别难搞的同事和特别要好的同事。
难搞的同事，有些时候是双方所处的工作关系难搞，例如他的工作就是检查你的工作，给你挑毛病；有些时候是这个同事本身就难搞；更多的时候是复合型的，在难搞的工作关系里来了一个难搞的人。
特别要好的同事，几乎等同于朋友，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不仅仅工作上配合愉快，也可以分享一些私事。但是同事又不完全等同于朋友，朋友之间纯粹就是感情亲近和意气相投，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工作而发生变化，比如，本来一起工作的两个人，一个人晋升了成了领导，或者两个人被分到有竞争或监督关系的两个部门，这时候这种“准朋友”关系就要经受考验了。有些人分寸把握得很好，工作关系变了，“准朋友”的友情就跟着调整到大家还能比较舒适相处的状态，而有些人会把做“准朋友”时候知道的一些人家的私事，当成评价人的谈资或者攻击人的材料，这样的朋友势必也没的做了。
因同事而成“准朋友”，大家还是可进可退，但是朋友一旦成了同事，处理不好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所以我说，尽量不要帮好朋友往自己所属的部门递简历。
从朋友成为同事酿成的悲剧
从朋友成为同事酿成悲剧的，首推孙膑和庞涓这对冤家。传说两个人本来都是鬼谷子的门下弟子，还是好朋友、结拜兄弟，“毕业”之后也都各自发展。直到有一天两个人变成了同事，都在魏王手下工作，庞涓恶的人性就被激发出来。他罗织罪名陷害孙膑，导致孙膑被挖去髌骨。后来孙膑到齐国领兵，击败了庞涓率领的魏军，庞涓自杀。死前庞涓大呼：遂成竖子之名！他一生都想压制孙膑，没想到最终自己却成了让孙膑名扬天下的垫脚石。
伊瓜苏瀑布
至于孙膑为什么去魏国和庞涓做同事，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书上说是庞涓知道孙膑本事大，故意把孙膑找来，加害于他；有的书上说是魏王把孙膑找来，让他和庞涓一起带兵。但是那时候孙膑还是太年轻，不懂得不要和好朋友做同事的道理，这个低级错误犯得和他后来“田忌赛马”“减灶增兵”的大智慧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人。这么说孙膑有点不厚道，毕竟他是受害者，我们都应该抱以同情，而非指责受害人。但是这个两千年前的故事依然提醒着我们，朋友变同事是一件有风险的事。
工作氛围事关同事关系的好坏
再来看另一场一千年前的“同事—准朋友—敌人—和解”的人生大戏。两个主角分别是苏东坡和章惇，他俩年轻时都在陕西当官，苏轼在凤翔，章惇在商州，离得不远，两个年轻人都是既有才华又有抱负，有机会可以约着出去玩的那种人。有一次他俩相约到凤翔和商州中间的周至县的仙游潭游玩，旅途中风景优美，章惇让苏轼爬上绝壁去题字，苏轼不敢去，章惇自己爬上绝壁写上“章惇苏轼来游”。下来之后，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说：“为啥呢？”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你自己的命都敢豁出去，自然不拿别人的命当回事。”
这时候的苏、章二人虽性格不同，但是能玩到一起，玩的过程中互相也很了解，虽然是同事，但是没什么利益冲突，两个人人关系不错，还可以开开玩笑。
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章惇还给苏轼辩护。这时候苏轼是罪臣、地方官，章惇是中央官员，对于王安石变法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分属两个阵营，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为了保护苏轼，章惇还顶撞过皇帝，怒斥过宰相。
随着朝廷上新旧两党的争斗进入白热化，苏、章这对职场“准朋友”也最终交恶。苏辙参过章惇，这层已经分属不同阵营的同事关系加上了亲属关系，就显得更加复杂和对立了。等到章惇重新上台，他对苏氏兄弟的报复也毫不手软。章惇的“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的风格终于展露无遗，他把苏轼、苏辙贬到岭南，甚至贬苏轼到海南岛，差点要了他们的命。苏氏兄弟九死一生，章惇自己却再次倒台。章惇之子，也算是苏轼的门生，担心章惇再被苏氏兄弟报复，又给苏轼写信求饶。苏轼保持了他一贯的高风亮节，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意思是说，我和章惇是40多年的朋友了，虽然中间有些小过节，但是不影响交情，听说章惇这么大年纪也被贬到边疆，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咱们展望未来吧。苏轼在晚年用这封充满了宽容和人性关怀的信，给这场40多年的职场加朋友的恩怨画上了句号。
苏轼和章惇既做过特别要好的同事，又成为特别难搞的同事。他们本是同榜进士，开始是职场发小，经历过肝胆相照，因为阵营不同又反目成仇，最后渡尽劫波而和解，这里面复杂的同事关系、朋友情谊和家族因素（苏辙对章惇的弹劾），让今天的人还不停地感慨何以至此。章惇被宋史写进《奸臣传》，他应该是大呼冤枉的，苏轼恐怕也会觉得，对章惇这样苛刻的历史评价是不公平的。
可能读者会说，上面的孙庞、苏章两个故事，都是政治斗争，不是普通职场。的确如此，但是政治斗争是职场关系的放大镜，本来隐秘微妙的职场关系，放到政治的大舞台上来，就可以闹出身家性命的大事来。通过放大政治斗争来观察同事关系，是不是更容易看到一些细微之处呢？
尤其是苏章一案，他们本来良好的朋友关系在北宋后期的恶性党争中彻底被摧毁，这是不是说明工作环境很重要、团队氛围很重要呢？再好的私人关系，在互相倾轧的工作气氛中，也无法继续维持。所以创造良好的同事关系首先要看公司，看团队领导。
我们观察同事关系的时候，不妨从团队氛围和公司文化入手，再去看个人修养和处事风格，这样才能看得全面。同事关系紧张的第一责任人是公司，是领导，其次才是身处矛盾中的个人。我这么说你是否同意呢？
孩子的社交方式是给成年人的示范
交朋友是青少年时期的人生主题之一，长大后，交朋友就成了副题。少年追求理想的友情，按照文学、影视和动画片中的情节，去寻找自己的朋友，男生希望结交肝胆相照的兄弟，女生希望找到无话不谈的闺密。毕竟，朋友关系是学生时代可以自主选择的唯一关系，少年在其他关系里，比如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都是偏被动的一方。年少时交朋友的体验，可能会影响我们在日后的人际关系。即便是青少年时期交朋友有些挫折，我们也应该知道，当人成年以后，相处方式和交朋友的方式都会有不小的变化，也不用特别在意少年时交友的一些不顺利。
交朋友的渴望和困扰，在开始工作后，往往被同事关系、恋爱关系冲淡。人际关系中比较大的困扰更多来自同事关系和爱情关系，但是人对友情的盼望却不会彻底消失，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交上几个好朋友。
然而工作后，我们开始觉得朋友越来越少。同事相处得好，可以成为朋友，但一旦工作角色发生变化，相互之间出现某种工作链条上的竞争关系或者制约关系，朋友关系也难免要随着调整。反而是过去的同学、前同事，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更能处成朋友。但老同学、前同事的友情也可能变淡了，毕竟大家已经不在一个环境里，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各人也都在不同的路上前进。
有的人工作中可以认识许多人，有的人工作中只能见到那么几个人，无论工作带来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多还是少，想从工作关系里收获一些朋友都很难。忙碌的工作和城市里陌生人居多的环境，让许多年轻人有了社交焦虑。大家没时间、没途径去结识新朋友，即便有很多交友软件，也没办法彻底解决扩大社会交往的问题。
以各自的方式扩大社交圈
虽然工作繁忙，交友不易，但是社会交往总是人的刚需，大家还是用各自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想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同事关系牵涉的事情更多，年轻人交朋友的需求往往会转向工作场合之外，比如，成年人的兴趣小组也是一个能见识到不同人的地方，如车友会、滑雪会、读书会，这样的友情有共同爱好做基础，也可以发展出一些不错的朋友。
还有一类新朋友是孩子的朋友，两个或者几个小孩子要好，休息了约着一起玩，一来二去有些家长互相也成了朋友，这是孩子带着成年人交朋友。孩子交朋友十分简单，一个玩具两个人一起玩一玩，就成了朋友，可能玩了好久，也互相不知道叫什么。我总觉得，孩子的单纯社交方式是给成年人的示范，它启发我们在不给别人贴标签的状态下如何去了解他人，去结交朋友。
我在工作之后交到了一些朋友，有些朋友还很要好。在事务所里我们有个饭团，大家是当年差不多一起来上班的同事，大家每天一起喊着吃午饭。饭团里还有几个我大学的同级同学，上学时不很熟悉，反而到了工作单位熟悉起来。这样一算我们18岁就认识了，后来一直是同学、同事加朋友，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在事务所里工作，内部没有什么恶性竞争，大家都分属不同的业务组，在一个组里的也是互相商量着做事，同事关系比较简单。在一个饭团里，团友之间处长了，仿佛亲戚一般，大家的脾气秉性、各自的家庭也都了解。我们的饭团相处得不错，留在君合的几个人都成了合伙人；离开君合的，大家有时间也要聚一聚。有时工作、生活事情多，压力有些大，我还盼着和饭团吃个午饭，随便叨唠叨唠，听听大家的看法，有时候是宽慰，有时候是对某些执念的讽刺，总之在嘻嘻哈哈中心情就开朗起来了，情绪的包袱也就卸下不少。
我还有一些朋友，是参加国际会议认识的境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些人严格来说不算同事，毕竟没有天天在一起工作，但是也算是工作上的联系人，如果有需要还是可以互相合作一些事情。我们互相称为“会友”“会搭子”，大家会在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国际会议上见面，有时候也会去对方的国家（地区）出差或者访问，一年中多的见个三四次，少的见个一两次。这种关系相处起来也很融洽，大家有共同的背景，都是律师，都是学法律的，也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各自做各自法律辖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潜在的合作机会。而且大家一年就见这么有限的几次，也不会有那种和朋友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有点费神的感觉。每次见面大家都很亲切，这就是距离产生美的友情。
交朋友，也得靠缘分
当然，在一个国际会议中会遇到很多人，为什么会和这几位成为朋友，而没有和其他人成为朋友，也是一个奇妙的事情，还得交给缘分吧。
朋友之间都是从友善开始的。我和几个国际律师熟悉起来是2013年在阿根廷开Multilaw（国际一流的律师协作组织）的年会上。当时因为路途遥远，本应去参加的君合合伙人有其他事情来不及去，于是我就飞往了阿根廷，那是我刚刚成为合伙人的第一年。我虽然已经在Multilaw Academy（Multilaw律师学院）讲过课，但还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国际活动。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发现君合只来了我一个人，其他所来的都是三五个人，而且都是资深合伙人，他们互相之间很熟悉，聊得很热闹，我有点插不上话。
这时来自吉隆坡一家事务所的合伙人主动和我聊天，并且邀请我和他们同来的三位同事一起去一家阿根廷本地特色餐厅吃晚饭。我和这几位马来西亚朋友，以及通过他们介绍，后来又认识的一些他们所的其他同事成了不错的朋友，每次开会都要在会议议程之外小聚一下。
2017年环太平洋律师协会（IPBA）在新西兰举办年会，有一天下午会议结束得比较早，我就约了几位会友，提议去激流岛吃晚饭。去激流岛要乘船40分钟，岛上有不少酒庄，我们爬到山上一个高处的酒庄，在那里可以一边遥看奥克兰市区，一边吃饭聊天。到了激流岛，我自然就聊到了顾城。国外人对中国的诗和诗人一般都没有了解，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他们都听得饶有兴致。我从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聊到了顾城来到激流岛，聊到了后来的小说《英儿》，聊到顾城之死。天际线上是奥克兰的城市轮廓，我们品尝着激流岛的美酒，聊着激流岛上的诗人，天空从落日余晖变成了满天星斗。第二天，我们继续开会，有些朋友昨天有事没能去激流岛，就问我们怎么样，我就请去了的人给没去的人讲，我说：“你们说说吧，昨天我们在山顶酒庄聊了什么。”我是想看看他们经过昨晚一席聊天，对顾城和中国新诗了解了多少。没想到，听了我一晚上中国现代文学和诗歌讲座的几位朋友，和那些没去的人说：“Henry told us a story of a Chinese poet, who chopped his wife and killed himself。”（亨利给我们讲了一个中国诗人的故事，这个诗人砍死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我说：“哈哈，我讲了一晚上诗，你们就记得这个啊！”
那天激流岛上聊天吃饭的一位朋友在2020年年初因为癌症去世了，今天说起这些有意思的回忆，让我禁不住怀念起他。人生之中，我们也就只有几面之缘，一起开过几次会、吃过几顿饭，但是这份友情弥足珍贵，我愿他能够安息。
因为疫情，我和我的“会搭子”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有一天在一个线上视频会议上，大家又凑在了一起。这一“见面”不得了，激起了大家无数的美好回忆，线上正式会议一结束，几个人赶紧互发邮件，约着第二天在线上举办一次云酒会。第二天，大家如约上线，举着一杯小酒，聊聊各自的生活，回忆着当年在世界各地开会见面的日子，偶尔有各自家里的小孩儿入镜，不胜温暖，也不胜感慨。
人总是需要朋友的，朋友的亲疏远近要讲缘分。缘分来了，珍惜这茫茫人海中的友情；缘分到了，朋友远了，也是海内存知己。过去说书人总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是啊，人越长大，越珍惜老朋友聚会的时光，哪怕正如北岛在《波兰来客》中的文字，“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深夜饮酒就已经很难得，至于梦破与不破，已经不重要了。
亲密关系不能破坏人际关系的基本尺度
人到底应该什么时候谈恋爱？算来算去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最合适。中学谈恋爱，被称为“早恋”，被学校禁止，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主流意见不喜欢的带“早”字的事情，其他的，如早起、早睡、早饭，都是很受欢迎的。工作后忙忙碌碌，认识的人也有限，谈个恋爱不容易，但是催婚的这会儿就来了。看起来这事要是不在大学里搞定，还真就难办了。
谈恋爱是大多数人的刚需，可是谈个恋爱好麻烦：要认识，要追求，要拒绝，要猜测，要表白，要生气，要照顾，要伤心，要甜蜜，要谈婚论嫁，要做回朋友，要修成正果，要好像没那么爱了……怎么这么多事啊！
市面上有许多教人谈恋爱的书，也有很多网络教程，现在大学里和恋爱话题沾边的名师都要靠讲情感来出圈了。可是恋爱真的是能教会的吗？就算我学会了能用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就能遇到对的人吗？我就能全程“理中客”地把这事搞定吗？就像你看了无数电影里接吻的镜头，你不去真亲一下，还是不知道那是啥滋味啊。
避开恋爱的几个坑
谈恋爱这事，应该怎么谈不好说，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遇到的人也不一样。但是有这么几个大坑还是可以提前说一说、躲一躲的，虽然有时候自己不掉下去一两次也不知道长记性。
第一个坑，注意安全！恋爱不是开车，还要注意安全？对！因爱情而引起的安全问题还不够多吗？刑事调查中，辨明犯罪动机就三个方向：财、情、仇，可见感情问题在犯罪动机里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翻翻从古至今的小说和戏曲，从《白蛇传》到《安娜·卡列尼娜》，因情而起的危害生命的事件层出不穷，被爱冲昏头脑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条蛇也敢在端午节喝雄黄酒，安全教育能不再次提上日程吗？
注意安全，除了自己别太冲动，更要防备着变态人格。变态人格的爱一开始都挺狂热，又是999朵玫瑰，又是把你的名字文在身上，可是一出现点矛盾或是要分手，这股强烈的情绪就可能因爱生恨而走向极端。谈恋爱要先看看对方情绪是不是稳定，说话办事是不是懂分寸。要警惕这样有两极表现的人：他们要么表现出一种总要与众不同、自命不凡的迷之自信，要么对喜欢的就夸上天，对不喜欢的就踩在脚下。
第二个坑，不要迷失自我，不要委曲求全。爱一个人本来就有收敛自我、取悦对方的意思，但是这个自我收敛要在自愿和舒适的范围内。人的情绪就像弹簧，如果总压抑着、弯曲着，那么反弹的力道也是很大的，容易伤着自己，也容易伤着别人。过分委屈自己，也是在纵容对方，长此以往，两个人之间的界限总会从放纵者压向委屈者这一边，这个关系到头来还是要坏掉的。一个关系里，只要有委屈者的纵容，就必然有放纵者的过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时存在的。
亲密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虽然两个人可以很亲密，但是不能破坏人际关系基本的尺度，比如尊重、隐私、自主和感谢之情。一旦人际关系的基本尺度被破坏了，二人世界中的“伦理”就乱了，这个关系就缺少了基本的秩序和是非标准，难受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人和人再好，也是两个人，怎么也好不成一个人。赵孟頫的夫人、著名的大才女管道升，给赵孟頫写过一首词，其中一句是：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这样的词表达了浓浓的爱意，真是恰到好处，大家写情书的时候都可以抄来用用，可是真的这样生活起来却万万不可。“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这必然是一个痛苦不堪的过程，还很有可能无法再捻出一个你、捻出一个我，最后就剩下两块泥巴，在那里不停地瞎搅和。
如果你有把对方变成和自己的行动、想法都一致的念头，请你放弃。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求大同、存小异，有基本一致的共同目标，却也不要时时刻刻、时时处处保持同步。舒婷的《致橡树》说出了相爱却又保持独立的状态：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第三个坑，不要一上来就是地久天长一辈子。和自己喜欢的人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很美好，感情前行得也顺利，这时候人会有一种错觉，即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别忙，再看看！
网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话：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要我说，这句话偏颇了。应该这样说：不以结婚为目的，却表现出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两个人刚刚建立感情，互相喜欢，离可以生活在一起还有很长的距离，从恋爱第一天起，就抱着要跟这个人结婚的目的，听起来就不太合理。恋爱就是探索两个人相处之道的过程，可能会走向共同生活，也可能最终分开。不问青红皂白，从恋爱第一天起就以结婚为目的，虽然不是耍流氓，但是有点耍赖，这刚哪到哪就以结婚为目的了？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旅程，同路的人有时候能陪伴我们走很长，有时候就是陪一段路，然后各奔天涯。作家蒋方舟说，人生没有港湾，都是一节一节过的。即便是找到终身伴侣，两个人也要一起继续前行。感情好的，并且会在亲密关系中学习和进步的两个人，就会走得更久。有的年轻朋友在小时候童话看多了，觉得灰姑娘嫁给王子后，就过上了幸福生活，找到了港湾，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这种“从此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港湾幻觉应该去掉。结婚不是恋爱的唯一目的，即使结婚了，这场亲密关系的探索也不会停止。
第四个坑，分手时要做好创伤管理。恋爱最伤神的事莫过于分手，分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反反复复地分手。分手、失恋或者离婚，对人的情绪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让人内心痛苦，否定自己，心生怨憎，有的人不能接受分手的结果，可能纠缠不休，可能委曲求全，可能极端失控。分手是恋爱中的重要一课，但是没有几个人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总要经历一两次，才能更好地处理分手和失恋。
失恋的心情是内心的一场巨灾。生活中我们会做一些灾难逃生的演习，这个思路可以借鉴到恋爱中来。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体会一下分手的感觉，给自己列出几条分手时绝对不要做的事情，甚至把这个“分手逃生方案”先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和所有逃生方案一样，用不上是最好的。
在亲密关系的道路上见招拆招
有些年轻人不想谈恋爱，工作那么忙，还要谈个恋爱，真是太麻烦了。可是，建立长期亲密关系又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无论是嫌谈恋爱麻烦，还是怕受伤而回避谈恋爱，这个需求还是存在的。我有个女性朋友说，我特别支持恢复包办婚姻（英文叫arranged marriage，给你安排好的婚姻）制度，直接给我安排一个丈夫，也不用我谈，也省得我父母天天催。的确，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婚姻史，基于人的浪漫爱情而缔结婚姻的社会制度，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就是这一二百年的事情。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包办婚姻才是主流。
我认识一位加拿大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他已经退休了，生了4个女儿。他开玩笑地对我说：“4个女儿长得都很像我，有一年我带着4个女儿走在中国上海的大街上，中国朋友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说：“您多幸福啊，中国人都把女儿比喻成爸爸的小棉袄，您有四身小棉袄。”他说：“幸福什么，愁死我了，她们一个个都不结婚。”我非常惊讶地问：“您也着急她们结婚吗？我以为父母盼着催着孩子结婚是一个特别东方的传统，我没想到您一个加拿大的国际大律师也操心这事。”他说：“亨利，在这件事上，全世界的爸爸都是一样的。”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被父母催婚，也不要过于烦躁，即便是有个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国际律师爸爸，你也是难逃被催的命运。无论父母操心儿女婚事的心情如何，历史的河流都已经流到浪漫爱情是婚姻基础的阶段，你被催婚催得再烦，也还是得挑一个自己满意的，不能当包办婚姻那样凑合。
两个人从不认识到一起生活，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搬到一起生活，一个是有了孩子。这两个关键节点，都对双方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一些生活习惯和个人生活方式，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会暴露得更多，产生更多的摩擦，能否良好地相处下去更是需要下功夫。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中，有了孩子这个节点更为重要，这时候还可能牵扯进来双方的父母，加入生养下一代的工作中。恋爱、婚姻是两个成年人的事情，即便设想到最差情况，也最多就是两个人分开，各自向前。可是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开启，就至少18年、20年，要一路通关打怪地向前走，除了孩子成年，没有退出机制。就算夫妻两位不幸分开，也仍然是孩子的父母，这一条纽带是解不开的。我认识一位加拿大知名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有一次吃饭席间聊天，我说：“我的孩子今年就要出生了。”他说：“祝贺你啊，但你也要做好一辈子奉献的准备，你可以很容易地摆脱你的配偶，但你永远无法摆脱你的孩子。”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一位儿女双全的朋友给我预警说，有孩子的第一年是特别容易离婚的时候。后来有了孩子，我理解了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孩子的到来，家庭的角色和原来已经默契的安排都被打乱了，需要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磨合不好，自然矛盾就会多起来。家里有了一个小孩，过去的时间安排也都要推倒重来。孩子小的时候，业余时间也要围着孩子转，下班时间、周末时间，不再由自己随便安排。到孩子再长大些，时间又会有一部分回到你自己手里，但是也无法和完全没有小孩的时候同日而语，你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满足一下自己的爱好，更要学会见缝插针、闪转腾挪地把时间运用起来。
生孩子的时间要看缘分，也算是可遇不可求，生得早些或生得晚些，也各有各的好处。20多岁生小孩，精力、体力都比之后更胜一筹，但缺点是自己还年轻，有时候会急躁，有些关系也容易处理得不好，而且20多岁的人还都是单位的小年轻，工作不由自主的时候居多。我是30多岁有小孩的，熬夜的本事比20多岁差一些，但是脾气性子要柔软不少，耐心更多，自己能做主安排的时间也多一些。我有些朋友、同事生孩子比较早，虽然只比我大几岁，但是孩子都上大学了。我们有时候互相开玩笑，他们说，我看着你孩子还那么小，都替你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养大啊！既然是斗嘴玩，我也不甘示弱：孩子养大了我就像你一样，成了一个空巢老人。
恋爱、婚姻、生孩子是人生大事，所以有些人变得极其谨慎，总是琢磨算计，掂量不出个结果。但是人生之事，哪有那么多完全想好了再做的，都是差不多就行了，对恋爱的对方有个基本判断，人品没问题，又是自己喜欢的，以后生了孩子也是可以互相协作的，那就差不多了。至于亲密关系路上的其他问题，还是要见招拆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年轻人“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喜欢的人就要行动，不亲身投入一段亲密关系，是永远没法体会和提高这个重要的人生能力的；但是务必是真喜欢的，浪漫爱情虽然不能永垂不朽，但是建立关系之初还是必须要有的。
女儿和毛毛虫父母是股权不断稀释的小股东
人有两重亲子关系：作为子女的一重，作为父母的一重。我们一出生就是子女，这一重关系是先天的，这人是你妈妈，这人是你爸爸，无可选择。要说人是不是有命运，从这个角度说是有的。一个人与出生有关系的那些变量，就叫命运，出生的时代、地方，生下来体质好不好，父母是谁，家境如何，这几件事就构成了一个人初始的命运参数。有的参数可以通过后天的成长和学习改变和突破，有的参数是没法改变的，我们作为子女的那重亲子关系就属于后者。
亲子关系的阶段性转变
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回顾自己一路成长所经历的亲子关系，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人生写照了。婴幼儿到童年时期，亲子关系多是照顾、陪伴、教育等内容，这段时间给一生的亲子关系打下了重要的底色，也对子女的人格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子女进入青春期，亲子关系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照顾、陪伴、教育虽然还有，但是子女开始走出亲子关系，去探索自己的世界，甚至会觉得亲子关系是一种负担和束缚，对亲子关系开始反抗、挑战甚至叛逆。青春期过去了，人因为上学、工作开始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亲子关系开始转向，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亲子关系的转向体现为照顾、陪伴、教育的功能逐渐消退，甚至开始进入一个反向阶段，子女开始对父母体现出了更多照顾、陪伴的功能。因为技术进步快，社会变化快，子女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教育”父母，怎么用微信，怎么网购，社会上有哪些新事物、新机会和新工作。在这个阶段，有些父母还保持着一直以来主导亲子关系的习惯，对子女的生活发表意见，这些意见主要体现在就业和婚恋两个方面。有些父母的意见表达得婉转一些，有些则要强势一些，这与每个家庭已经形成的沟通模式有很大关系。
我曾经在回复读者来信时说过，父母是股权不断稀释的小股东。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公司，股权就是不断从父母手里向自己手里转移的过程，从父母是自己的大股东，到自己是自己的绝对大股东，这就是成长决定权的转移路径。20多岁时，有的人已经完成了大股东角色的转移，有的人还在转移的过程中。
父母对子女工作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孩子有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失业，也不会太累的工作，在许多父母眼里是完美的工作，比如教师、机关工作人员，仿佛女孩子的父母这样想的更多。父母对婚恋的主流意见就是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有一小部分父母对子女找的对象不满意，时不时明示或暗示应该换一个。
没人怀疑父母都是好心，但是两代人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有不一致之处。如果沟通得好，还可以求同存异，各自表达各自的观点；如果沟通起来费劲，这种事情常常就成为生气吵嘴的导火索。
原生家庭分析是出发点，不是落脚点
近年来有许多从原生家庭来分析心理问题和成长问题的图书和文章。从原生家庭入手去认识自己的一些性格和习惯，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是我们对自己成长的认识并不能仅限于此。认识原生家庭里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都是为了走出原生家庭，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原生家庭分析，变成“甩锅”给原生家庭的结论，是无益于个人成长的。当然，学会从原生家庭的角度看待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年轻人未来也会做父母，这些原生家庭的道理和经验，在他们给自己孩子搭建一个原生家庭环境的时候，可以注意有些坑就不要再踩。
所谓成长，就是自己长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可以充分表达各自意见的，但是又没有强加于人的姿态。建立成年之后的健康亲子关系，子女一方应该更加主动，一方面要和父母多交流，另一方面也是靠自己把事做好。在律师界里，有不少朋友的父母最开始是反对孩子做律师的；也有一些从别的行业转来做律师的朋友，更是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可是他们后来做得都很出色。我有一位家住北京通州的朋友，她妈妈一直希望她在通州上学、工作、安家，每次她有离开通州的想法，她妈妈都不赞成，结果这位朋友高中就考上了北京中心城区的市重点中学，大学上了国内一流大学，又去美国常春藤读了硕士，到这时，她妈妈还在劝她学完了回通州。这是一位可爱又执着的妈妈。我这位朋友就是不断用她的实际行动去扩展自己的边界，行不行做出来看，而不是坐在通州的家里和妈妈辩论到底应不应该离开通州。
我常常拿这个故事给身边做父母的朋友宽心：你看，一个注定要行万里路的孩子，你是怎么拦都拦不住的。所以也不要过分操心学校好不好、家庭环境什么样，这些都是外因，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好奇，是否自律，是否能把目标和路径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前进。
有些人的成长的确受到了父母和家庭的一些消极影响，亲子关系比较紧张，但是人长到20多岁，无论过去的经历如何，都可以开始和父母调整关系乃至找到和解之道。常常见到的一种互动不好的家庭关系是父母一方或双方过分强势，孩子从小到大一路受批评，很少被肯定。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候会过多地自我挑剔，给自己太多压力，什么事情不顺利总觉得都是自己不对，自我否定，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内省，而是一种低自尊的思维定式。强势的父母在儿女成年后，有些会收敛火气，变得容易沟通；有些反而会有一种和子女争强好胜的心理在作怪，更加急于否定子女的进步，小看子女的成绩。
还有一种不健康的亲子关系，来自父母关系不好的消极影响。一个人如果常年生活在家庭的争吵和矛盾中，情绪很难不受干扰，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看法也偏向悲观。有些父母完全不管孩子的事情，孩子某一个家长的角色相对缺失；还有些父母看起来没有分开，但是关系已经恶劣到势同水火，这样的孩子往往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一路成长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
我有些朋友是在单亲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常说，无论是听到父亲还是母亲说，“我都是为了你才没和你妈（你爸）离婚”“我都是为了你才没有再婚”，他们都想说，其实不必为了我，我希望你先为了你的幸福做一个决定。这几位朋友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不应当高于夫妻关系之上，不需要以亲子关系为名去掺和夫妻关系的事情。我们当然都希望成长在一个父母都在身边的和睦家庭，但是如果父母关系差到应当分开却没有分开，有时候这样看起来形式上“完整”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反而没有益处。
不论在哪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人在成年以后都需要对自己负责，把自己的一些缺点和软弱抛给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是毫无益处的。对于依然在就业、婚恋问题上指手画脚的父母，对于依然强势地否定子女的父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都可以有更智慧的方式去沟通、去化解，因为毕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父母的脾气，你知道他们吃哪一套，不吃哪一套。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姿态，重新接近父母，也许能给亲子关系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和转机。
有心理学家讲过，亲子关系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乃至伤害，是能够通过自己建立的亲密关系化解的。从自己的成长环境里走出来，去建立自己的亲密关系，反过来再去看自己长大的那个家，也许又有不一样的视角和不一样的理解。
与此相连的还有一些亲戚关系，比如七大姑八大姨，有些年轻人想想这些就觉得头疼，尤其是要回家过年的时候。各种催婚、催育，打听你挣多少钱，比较你和别人家的孩子，评论你的工作、衣着乃至发型，简直是一年一度的个人修养挑战赛。其实倒也不必烦恼，好沟通的亲戚就聊聊天，增进感情，自己舒服，父母也开心；不好沟通的也就不用浪费时间，敬而远之，微笑不语就好了，毕竟人生有限，为了亲戚这种不是自主选择，又没太大分量的关系动太多脑筋，怎么想也不值得。
成年人不必再屈从于父母的权威，而应从亲子感情出发去沟通和陪伴，不必再和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挤在一个宅门里和屋檐下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喜欢的亲戚就交往，不喜欢的就不必交往，这不就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吗？
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爱我家》有一首插曲，中间唱道：
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
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
……
你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
你是我怨你时刻在心头上的皱纹
家，从来就是一个让人感到既温暖又纠结的地方。
助人不求即刻的回报
我小时候，每年的3月5日学校都要组织学雷锋做好事活动。3月5日那天下午不上课，大家分成小队和小组，到街上、居民区里去做好事。做好事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发现一件需要我们做的好事。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同学恨不得要把自己兜里的一分钱当成捡来的交给警察叔叔；还有的同学一直劝并不想过马路的老大娘过一次马路，以便搀扶一次，算今天下午的学雷锋“作业”。同学们都是好心，真心想做点好事，可是那时候的我们，缺乏的是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在教室里，我们很容易帮助别人，谁没带尺子、橡皮，拿我的去用就好了；可是一到大街上，毫无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别人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都愿意帮助别人，因为在或大或小的帮助中，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交换体现出来的，人的价值则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什么体现出来的。学雷锋的小学生想通过做好事实现价值，但是掌握不到别人所需，因为自己还没有成长到那个阶段；成长后的我们，带着一颗同情心和同理心看世界、看他人，就不难从自己的内心去发现别人的需要和困难了。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让人们从自己的“欲立”和“欲达”出发去帮助他人。孔子还说：“君子成人之美。”别人以为美好的事，君子就帮助他成就。
有时候我和妈妈走在街上，路边有发小广告的，只要递过来，我妈妈都接。我就问，你为啥要接呢，一会儿就收了一大摞，拿着不方便，最后都是扔进垃圾桶里。我妈妈说，这些小孩发广告都是有任务的，一天发多少，我多接一张他们就能早点下班，拿着一张纸又不麻烦。先不论街头发广告是不是违反了有关市容管理的规定，但是我觉得我妈妈用自己的举手之劳帮助他人完成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有时候我接到一些电话推销，如果不是正在忙，我也不着急挂掉，我就让人家说。因为我听一些做过电话推销的朋友讲，他们的考核指标是通话时长，如果每个人都挂了他们的电话，他们就很难完成任务。
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是帮助他人
帮助他人的方式有很多，学雷锋做好事是一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让自己服务的人感到舒畅满意也是一种。帮助他人并不完全等于免费做事。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时不时要去银行办事，或者去火车站买票。排队的时候，我就看前面的人是怎么说话的。我发现每个人在柜台窗口办完事情，都有一套近乎标准的话语：
柜台里的服务人员把办好的材料递出来，然后微笑着说：“Thank you!”（谢谢你！）
顾客都会说：“Thank you very much!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非诚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服务人员说：“Have a good day!”（祝你愉快！）
顾客说：“You too。”（也祝你愉快！）然后离去。
在这个场景下，服务人员是在工作，有工资，但是顾客说的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也就是说，当服务人员把自己的工作高效顺利地做好，顾客认为服务人员就是帮到了他。
多年前，事务所的合伙人派我去见一个新客户，这个客户是一位个人投资者，想买一个四合院开办公司。我到了他指定的一个酒店的大堂吧，他还约了其他中介机构一起谈。我是新加入的，看起来这些中介都和他工作一段时间了。这位客户一上来就有一副谁都欠他的表情，然后对这些中介各种数落，好在我是第一次去，还没数落到我头上。其中一个中介就劝他，说你没必要用这个态度，大家坐在这里都是在帮你解决问题。他听了更不高兴，说：“没有人是在帮我，我都是付了钱的。”
回到事务所，我跟合伙人汇报了这件事，然后说：“以后这个人的事我不管，他不会尊重别人的工作。”合伙人说：“好，以后不管。”不过这位客户后来也没联系过我们。
日行一善，从学雷锋做好事的角度看，有点难，除非我们是社区工作者、民警，天天会有人寻求帮助；但是从做好本职工作，让我们所服务的人感到愉快、顺畅、有效率的角度去帮助人，那我们是每日都可以做到的。
不求即刻的回报和交换
想要愉快地帮助别人，一方面是帮助他人实现了某种需求；另一方面，自己的主观目的不是求即刻的回报和交换。如果是存着一个要求具体回报的期待去帮助人，那不是纯粹的帮助。当然，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总会怀着一种超越具体回报的、更宏大的心态，即我助人人、人人助我，今天我帮助他人，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人也会伸出援手。这种通过帮助他人提高整个社会助人风尚的目的，是非常美好的。
京剧《锁麟囊》里，富家小姐薛湘灵在结婚途中遇雨，偶遇同样出嫁的穷人家女儿赵守贞。薛湘灵同情赵守贞的境遇，把自己随身的嫁妆——一个装满了宝物、绣着麒麟花纹的高级定制包包——送给了赵守贞。薛湘灵的这个举动完全不图回报，纯粹出于朴素的同情，如同她自己唱的：“人情冷暖非天造，何不移动半分毫；我今不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支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
戏演到这里，薛湘灵的善举就已经完成了。人家问她姓名，她也不说，反而回答说，“漂母饭信，非为报也”，这和“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如出一辙。后来薛家遭遇水灾，流落到赵家当仆人，两个人又通过锁麟囊相认，这是戏剧家为了教化社会设计的大团圆结局。戏这么写可以，但是生活中却没有这么多巧合。有一天我们做出薛湘灵这样的善举时，也不要期待未来能够从被救助者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的回报。我有时候瞎想，如果这出戏再增加一些情节，锁麟囊从赵守贞手里又传递出去帮助了其他人，然后其他人救了薛湘灵，并且通过锁麟囊的这个信物相认，发现了这条帮助人的链条，是不是更能弘扬爱心会不断传递的社会正能量？
有时候我们助人的好心会被人利用，街头、车站一些人，主动寻求帮助，说丢了钱包，需要点钱，这路搭讪基本都是街头骗术，或者是另一种街头乞讨。我们需要警惕这种骗术，损失点小钱无所谓，不要上更大的当，而且这路骗术哪里都有，我在泰国机场、巴黎街头，都被这样搭讪过。这种事有时候真假难辨，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心给一些钱，这种情况，即便事后发现遇到骗子，也不用因此懊恼，觉得自己帮助人的心受到了损害。就算善心让坏人利用了，善心也是善心，总好过冷漠和麻木不仁。
助人要注意态度
我带着四岁的女儿看《锁麟囊》时，有一个情节她不明白：薛湘灵让丫鬟梅香把锁麟囊交给赵守贞的父亲，赵父坚决不要，而换成管家薛良去给，赵父就收下了。原因是，自从避雨相遇之后，梅香总对赵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赵家不接受，认为梅香给锁麟囊是嗟来之食。
四岁小孩看不懂的地方，就在于她还不了解，帮助别人还要让别人好接受，不能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如果我们想把帮助他人变成生活的日常，不妨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就是常常带着同理心去看待别人，这样我们就会经常发现能够帮一下别人的地方，即便没有特别的机会让我们帮助他人，认真高效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帮助他人。
另一方面是，可以制订一个捐助小计划，定期定额地做一些捐助，这件事很容易做，手机支付就能搞定。我每年都设一个捐助预算，一部分是日常的一些定期捐款，比如给贫困学生的午餐，给山区女童的学费，按月从手机里自动支付；另一部分是遇到特殊情况，比如疫情、灾情等专门的捐款。每年我都要检查这个预算的执行情况，超预算捐助当然很好，但如果快到年底还没有完成预算，就要“突击花钱”，把年初定的目标实现。
这样的习惯既能帮助别人，也可以不时地提醒自己，还有很多因为各种条件限制而身处困境、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一个小善举，可能就能解决困难地区的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大问题。
第四章
把职业融入自我，不要被职业反噬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心流
“现在90后的小朋友，真是不好带了，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是我和同事、朋友聊天时常常听到的一句无奈的感叹，这些人不仅包括来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包括来自其他行业的大小领导。
接着他们便会分析原因，大概最后会归因于90后生活得太好了，从小没吃过苦，即便短期内不上班，家里也能接得住。于是大家仿佛找到了正确答案，再感叹一下前几代人是多么不容易，就算把这个话题了结了。
仔细想想，这个答案对吗？再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提得对吗？
在我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但是在每代人里，都有崇尚奋斗的人，也都有偏爱安逸的人。我从来不觉得90后、95后里崇尚奋斗的人少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社会发展了，个人的机会多了，爱奋斗的小朋友才会对自己，也会对自己服务的单位提出更高的要求。
即便说“90后不开心了更容易辞职”是真的，也没看到哪个有能力的小朋友辞职后，长年累月地在家里待着，甘心接受家里的供养。
遇到不喜欢的工作就离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因为生活好了，所以不上进，这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陈词滥调的另一种表达法，但想想就是不对的。如果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人们的生活应该变差，90后应该更不敢辞职才对吧？
我出生于1980年，算是晚70后、早80后的那拨人。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不富裕的年代，但是没有到要饿肚子的地步。这一代人独生子女占大多数，我们从小也是被贴上“小皇帝”“小公主”“身在福中不知福”等各种花式标签，这是我们所经受过的“一代不如一代”论调的PUA[1]。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纪实文学作家写了一篇宏文，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孩子在一个户外活动中的表现。这篇大作一出，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立刻感觉到，国家要败在我们手里了；也让信奉“一代不如一代”的老师、家长有了最新的日式武器，可以鞭策即将垮掉的一代了。今天再看此文，可以作为“先有观点再找证据”的样板，称得上是“带节奏”创作手法的开路先锋。
再往上一代人，生活在全面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即便对工作不满意想跳槽，也是难上加难。那个时候毕业后就业不叫“找工作”，叫“分配工作”；换工作叫“调动工作”，调动是被动的，有个上级的大手把你吊起来，动一动；既不能买房子，也很少有租房子的，要等着单位“分房子”，分来的房子不合适，离家太远，无法卖掉，只能到处询问，或者在电线杆子上贴小告示，找个可互相匹配的人家来“换房子”。
在个人自由严重压缩的时代，年轻人也想不开心就不干了，却不可能。所以今天的年轻人，换工作比以前更频繁，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就离开，是社会进步了，是人更自由了，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从现实层面判断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我没有换过工作，不等于我没有动过换工作的心思。有一句关于幸福婚姻的话，“再恩爱的夫妻，一生中也有200次想离婚的念头，以及5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工作也是一样。回顾我在这家事务所工作的20年，我至少有100次要换工作的念头和25次想把计算机从窗户扔出去的冲动。当然这样的念头和冲动集中在刚工作的前几年，后来慢慢找到了一丝脆弱的平衡，这种念头和冲动也就少了一些。
工作都有两面，一面是现实，一面是情怀。但是现实是情怀的基础，情怀是在现实还维持得下去的基础上才能谈的。
我们看看现实的层面里应当遵循哪些准则。
首先是工作内容不令人反感。工作不是听书、看戏、打游戏，必然不能令人时时开心，但是不反感是一个基本要求。令人反感的工作内容，可能是太难，也可能是太简单，还有可能是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符，比如向老年人推销奇怪的理财产品和莫名其妙的保健品。较为理想的工作内容是，有点难度，但是随着经验积累越做越好，还能时不时接触点新东西。
心流，既是一本书的名字，也是一种理论，它讲的是当人专注地做某件事的时候，可以产生的一种愉悦感。这个理论的发明人，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叫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名字有点长，我在这里就简称米老师吧。米老师说，游戏和体育活动是容易产生心流的，因为这些事能让人专注并且总想做得更好。如果你在工作中时不时有做游戏和体育运动的感觉，那么看起来你离感受到“心流”就不远了。有的年轻人把工作比喻成升级打怪，有这个玩游戏的心态，就找到了一种应对更具挑战性工作的方式。
投笔从戎的班超，大概就是因为文书抄写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他无法产生心流，所以才有了“大丈夫……安能久事笔研间乎”的豪言壮语。以班超后来的事迹看，也只有出使西域这类文武全能的事，才能让他觉得有足够的挑战性。
其次就是工作压力要适当。压力来自两个方面，即事情和人。事情就是上面讲的工作内容。工作内容过难，肯定会压力倍增，总有一种“我真是不会”“我干不下去”的感觉；反过来说，工作过于简单，一点压力和挑战都没有，人也会觉得不舒服，有一种浪费生命的感觉。
回顾我的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工作后第二、第三年。第一年我还是小朋友，自己什么都说了不算，得听别人的，被派到各个项目上做尽职调查，写合同摘要，填各种表格，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还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二年开始，原来带我干活儿的几个高级律师有的换了工作，有的出国留学，我一下子要开始直接面对合伙人和客户，压力陡然升高。
工作内容本身压力就很大，再加上不熟悉的客户业务、不熟悉的英文合同，让那时的我一开会就紧张得不得了，甚至几十万、几百万这样的英文数字都说不清楚，恨不得要先把数字写下来，才能念出来。另外就是领导和客户的要求高，压力也非常大。我在律师里面不算最细心的那类人，有时会出点小错，但是这点小错在高标准的领导和客户那里，就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同时，律师这个工作，无论是诉讼还是非诉讼，总是有点对抗性的，毕竟利益不一致嘛，哪怕是双方一起开公司的谈判，也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的。我这个人天生散漫随性，在这种高对抗性的环境里很不适应，也不喜欢那些人说话的方式，更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样。
那一两年我是相当苦恼的，我甚至跟家人说，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最不适合我的行业，其中发生的一切仿佛和我的秉性都是相反的。现在说起来那段经历，很多朋友都不太相信，说“看你状态一直都挺好的啊，没感觉你曾经那么不适应”。我却真切地记得那种感受，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最不适合我的行业”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一惊，因为一句古语在我头脑中炸响——“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入错行”的一闪念，仿佛给自己的人生提前宣判了一个悲惨的结果。
现在回看当时我的情绪反应，大部分是由压力过大造成的。人一有情绪，就容易说绝对的话。后来业务熟悉了，领导和客户的脾气也摸得差不多了，那些剧烈的情绪反应自然就少多了。
人的压力说的是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上面说的领导和客户要求高，还属于工作内容压力的范围，而人际关系指向的则是同事之间好不好合作，是不是团结，新人是否容易融入集体。我所处的事务所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我在这方面的困扰较小。事务所气氛好，同事之间相处得像同学朋友，会更让人待得住。
苏东坡每次到朝廷中枢当官，就不停地上书请求外放。他是不想做宰辅吗？肯定不是，哪个忧国忧民的大文人不想做帝王师呢，他是实在受不了身处要枢而受到的各方面的攻讦。太后再信任苏轼，也没法把他留在朝堂。这就是一个工作内容是自己喜欢的、领导也是支持的，但是人际关系差到没法做下去的典型案例。
最后是工作时间也要适当。长时间的工作会增加疲劳和厌倦感，也会让压力提高，情绪走向负面。工作时间长分为两类：一个是马拉松式的耗钟点，每天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另一个是上下班界限不明显，个人的休息时间，比如周末、假期，常常被工作打搅。如果遇上一个结合了这两个特点的工作，本身工作时间很长，下班后还被打搅，那工作的满意度一定不太高。
工作把人变成工具，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工具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长时间工作。工作久了，人的灵敏和活泼都会损耗殆尽。而人本身是有多种需求的，年轻人要恋爱，中年人要顾家，不同年龄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朋友。长时间的工作扼杀了这些作为一个人天然的需求，所以才让人有被异化为工具之感。
哲学家周国平说过，闲暇和休息也是神圣的。只是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
“摩西十诫”中的第四条就是“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不可以工作。这么看来，古代宗教对人的根本关怀到了今日资本横流的世界，更具有终极的意义。
[1] PUA，全称“pick-up artist”，原意是指“搭讪艺术家”，现在一般是指通过展示优势面，对对方进行索取，不论是身体或者钱财等一系列好处的行为。——编者注
以职业观和事业观交替观照工作情绪
工作内容不令人反感、压力适当、时间适当，这三件事属于工作的“性”，这份工作能挣多少钱就是工作的“价”。一个工作合适不合适，最终是靠性价比来决定的。
虽然有不少例外，但我们仍然可以简单地说，一般的工作，都是性和价成反比的。如果工作的性比较容易掌握，即内容、压力、时间都令人愉悦，那么价格即工资就不会太高；如果工作的价很高，那么工作的性，即内容、压力、时间，就会有一方面或者几方面都不令人满意。
我们再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函数：
横轴P是工作收入，P越高收入越高。
Q是工作性质，即工作的内容、压力、时间等，Q越高，工作要求越高，人的舒适度就越低；一般Q和P成正比例关系，即工资越高，工作压力越大、要求越高；假设Q和P之间普遍接受的正比例常数是k’，图中A线（直斜线）就是P=k’*Q。
纵轴是工作性价比，用抛物线K表示。K线的走势是，随着工作复杂程度提高，收入也提高，性价比在升高，但是到了一定位置，性价比升高得慢了，K线到了一个平台位置；随着工作要求更高，收入虽然有提高，但是性价比K线开始掉头向下了。
K线和A线在两点交叉， Q’和P’。Q’是可以接受的最差工作体验，P’是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收入。人们的选择一般都在Q’以左、P’以上的这段性价比区间之内。
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生活的重心不同，所以这个公式里的每个值都要根据个人偏好加上权重，画出自己的工作性价比曲线。
正是因为有Q’和P’的存在，我们不是什么高薪的工作都能做下去的，也不是什么无所事事的活儿都能心安理得天天一直“摸鱼”的。我的一些朋友在国际投资银行、华尔街律所工作，每月收入都以几十万人民币计，但是天天嚷着要换工作。他们真换假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工作的满意度很差倒是真的。所以高薪买不来满意度，高薪只能延缓跳槽的时间。
著名企业家冯仑曾经总结道，人要感到幸福就三件事：有点闲钱，有点闲工夫，没有是非。他点出了工作现实层面的三个方面：工资是不是够高，时间是不是可控，周围的人际关系是否良好。
从情怀层面判断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上面说的工作的性、价和它们的比，是初级层面的需求。人从事一项工作，总还要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情怀。
我们再来看看情怀里都包括什么。
首先是尊重，这个尊重既包括社会对这个行业的尊重，也包括对个人的尊重。提起某个行业，让人肃然起敬，会给人这种尊重感。对年轻人来说，行业受到尊重，或者所处的位置受到尊重，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职业满足感。
我喜欢的京剧名家王珮瑜老师——戏迷爱称她为“瑜老板”——上过一次《奇葩大会》。在那么多自带流量的名嘴中，瑜老板的出场获得了不一样的特殊尊重，全场起立欢迎她来到奇葩大会。瑜老板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我知道那不是给我个人起立鼓掌，是给我代表的京剧这个厚重的民族艺术鼓掌”。这就是处在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会提升个人的职业满足感。
我有一位好朋友，在很重要的政府部门从事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工作。以他的学历和本事，要是跳槽去跨国公司或者互联网大厂，我猜工资要翻七八番也不止。虽然他也考虑过职业切换的问题，但是他和我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有个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常常和我一起讨论问题的人，都是互联网行业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我换一个工作就没有这样的视野和高度了。”可以想象一下，你打个电话就能请来好几位互联网大佬、顶级科学家、企业界的知名人物坐下来和你一起开个会，这个职业尊重感也一定是满满的。
相反，有些行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太受尊重，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人就会感到不适，有时候努力工作，反而南辕北辙，更加固定了这个人在行业中的形象。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难以改变行业形象，也难以摒除行业的刻板印象，立刻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所以行业的选择是个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长久地缺乏尊重感，他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
其次是工作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说，社会意义越大，就越能受到尊重；社会意义越大，职业满足感就越高。比如教师、医生、科学家这些职业，都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经常会有人说，明星、网红受到太多关注，挣了太多钱，而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却坐着清贫的冷板凳，这不公平。这个观点的出发点就是这两类工作的社会意义大不相同，而境遇却相反，所以有不公平之感。
我在大学毕业前因为参加了一些活动，有机会进入媒体行业，但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当时的想法还是学以致用，做个法律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很多的事。当然，媒体工作也有很高的社会意义，丝毫不亚于律师行业，但那并非我的专业特长。可以看出我在22岁做职业选择时，还是挺在意社会意义的。
最后是个人需要实现更高价值。更高价值的实现，是把工作的现实层面和情怀层面结合起来达到的境界。从工作现实层面说，一个人要把工作做好、做久；从情怀层面说，这个工作为个人、为社会都带来了价值。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人会获得很大的职业满足感和人生成就感。
国会山
我们常常能够读到的或者听说的那些楷模，从劳动模范到商业领袖，受到国家表彰的科学家、医生、教师、警察、运动员，乃至为国牺牲的英雄烈士，都是把自己的不懈努力投进了一个更大的事业当中，用青春、才华、品行甚至生命，实现了一种更大的价值。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以身补天，其实就在喻示将个人投入更大价值里，把自己化成一块石头，让天不再漏，让万民安生。
和平年代的工作不见得有许多“女娲补天”的机会，但是把一项工作做好做精，获得社会尊重，感受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实现了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人还是俯仰可见的。
情怀和现实有时候是矛盾的，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只谈情怀不管现实的领导和单位是不真诚的。被各种现实问题烦恼和纠缠的年轻人，有时候会对情怀不屑一顾，因为现实太多问题都没法解决，对总拿情怀忽悠人的领导有天然的防骗警觉。情怀就像天上的月亮，它在那里，你心里有它，就是合适的距离；天天把情怀挂在嘴上，就像一直抬着头看月亮，却不看脚下的台阶，反而易有眼高手低之讥。
情怀和现实也是面对工作时候的情绪调节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就该想想这是现实，是我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那些令人生厌的人都是给我钱的；工作顺利的时候，就可以想想情怀，抬头看看月亮。我也时不时会这样，烦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份无奈的职业，顺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份值得追求的事业。用职业观和事业观交替观照着你和你的工作情绪，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心理按摩。
肖微律师是君合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君合多年的管理合伙人。有一次肖律师接待了一些从各地来参观访问的律师同行，为他们讲了讲君合的业务、管理和文化，然后带着大家参观办公室，我也陪着参观介绍。转着转着，一位同行忽然问我：“肖律师的办公室在哪？”
我说：“肖律师没有办公室。”
同行疑惑，我接着说：“肖律师倡导移动办公，他自己不要办公室，平时就坐在君合咖啡厅一角办公、谈事情，需要开会就去会议室。”
同行说：“他可是业界资深的大咖啊，君合这么大的一个所，在这样的写字楼里，一家就占了五六层，他自己竟然没有一间办公室。图啥啊？”
我愣了一下，还没回答上来，同行就自问自答地说：“情怀吧。”
这个小故事记录在此，作为“情怀”二字的一个注脚。
专业精神=专业本领×人品+专业形象
我第一次听说“专业精神”这个词，是在律所当实习生的时候。我跟着一个项目团队在中国内陆的一个工业城市做尽职调查。项目需要的人很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律师都陆续前往支援。当时那个城市交通不便，只有绿皮火车能到，还可能要倒一两次车。
我坐了一天多的绿皮火车到了那里，那也是我工作生涯里的第一次出差。有两个年轻律师本来应该和我一起到，但是临行时有别的工作耽搁了。我到了项目现场报到，现场负责的合伙人说：“那两位什么时候来？”我说不清楚他们后来改签火车票的情况。合伙人就给他们其中一位打了电话，那位年轻律师说：“我们已经出发啦，到郑州再看情况，可能明后天到，也可能周末才到。”
挂了电话，合伙人对我们说：“这太没谱了，什么叫professionalism？就是我哪天走哪天到，要清清楚楚，不能一问就是，‘哥们儿，我已经在路上了，你们等着吧’。”合伙人模仿得很有趣，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梁天扮演的贾志新的形象跃然眼前。
直到今天，这个情景历历在目，因为我听到了一个词——professionalism。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专业主义”或者“专业精神”。对于当时的我，那绝对是个新词儿，听着陌生，但是好像又很高级。“professionalism”这个词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出场，它让我隐约感到，我即将驶进一片未知的海域。
自那时起，我会时不时思考一下，什么是专业精神。它不存在于我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里，也不存在于学校的教育中。顾名思义，它有专业过硬的意思，但又不是仅仅在谈论专业知识和能力问题，它似乎还涉及一些人的行为举止。回顾一下成长中学习过的诚实、勤奋、认真、有诺必行，这些品质仿佛都和专业精神有点关系，但是也都不能直接画等号。
我开始留意身边同事和工作中遇到的人，他们说话办事是不是够professional，通过观察和收集“素材”，慢慢地我对专业精神的理解丰满起来。我逐渐在前辈同事中发现了一些专业精神的样板，他们各不一样，但是都有一种与律师专业相契合的气质。这样的人在专业服务领域里有很多，但是大学生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是很难见识到的。进而我想，如果让我来讲，我怎么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讲清楚什么是专业精神呢？
直到有一天，在英剧《唐顿庄园》里，我认识了管家卡森。他的形象做派一下子让我头脑中的一个灯泡亮起来，这不就是专业精神的一个生动范例吗？即便没有进入专业领域的年轻人，也可以通过观察卡森来感受一下专业精神的点点滴滴。
卡森的专业能力自不必多说，他对庄园里的各种事务了如指掌。无论是裁缝、饭菜、红酒、餐具，他都能准确精细地安排妥当。除了这些硬本事，我更加注意他的“软”专业气质，而这些“软”的东西，恰恰是卡森的精髓：汇报请示说话有分寸，努力维护庄园家族的形象，管理众多仆人有条不紊，个人生活简单隐忍，衣着发型一丝不苟。这就是一个满分的专业管家的形象。
和卡森做个对比，国内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也有管家形象，《红楼梦》《大宅门》里管家众多，有好人也有坏人，能力强的管家也不少。但这些管家人物都没有拔出一种卡森式的专业范儿。细究原因，可以看到中外作品里的中国管家和英国管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阶段都不相同，人身依附关系的紧密程度也不同。卡森更像一个现代经理人，只不过服务一个家族的时间很长。中国的管家似乎没有形成一个职业，更多的是凭着机灵劲儿在办事，对东家的依附性很强，其实就是“高级家奴”。
专业主义包括什么？
起初我对专业主义不是很熟悉，感觉它就像一团迷雾。观察几年后，再借助卡森的形象，这团迷雾消散了一些，我可以看清楚其中的一些东西了。
专业主义是你要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方法。日常工作中，我有一些机会接触到一些国际上资深的大律师。他们基本都年过半百，专业声望很高，是自己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我总爱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问问：作为功成名就的前辈，你们对年轻律师、新晋合伙人有什么建议吗？他们的回答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经历总结出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会说一句话：be good at what you do——专业过硬。
更进一步，专业主义还需要你具有一些与工作相匹配的品质，如前面说过的，诚实、勤奋、认真、有诺必行，总的来说就是靠谱。靠谱也包括你对自己处理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费用、困难的估计，这些都应该比较准确。
再深一步，专业主义需要你收敛自我，或者说专业主义期待你展现出标准的做派和形象。电视剧中卡森如入化境般的专业范儿，就是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这个要求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很难，收敛自我是个让人难受的事，有时候只有收敛还不够，甚至要重组某些自我的特质。被职业改造自我的过程并不愉快，而且这个过程还是长期的，不仅仅是孙悟空被关进了炼丹炉七七四十九天那么简单，还有后面被压在五行山下的五百年，以及西天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
收敛自我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个性、随性和率性藏起来，藏在专业主义的外衣之下。这件外衣很厉害，如同哈利·波特的隐身斗篷，把你的自我隐于无形之中；又像穿在猪八戒身上的珍珠衫，紧紧地勒着你让你难受。你说话要严谨准确，你的情绪仿佛是没有波澜的湖水，你的衣着服饰看起来要和这个职业相符，高级、标准但是没有个性。当你找到这些感觉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走在专业主义之路上了。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就是把这一套磨炼得更加精致和不露痕迹。
听起来怎么样？有的人觉得这样很好，愿意脱胎换骨做一个完全具有专业精神的人；有的人觉得这有点可怕，甚至细思恐极，从心里抵触这种改造自我甚至抛弃自我的方式。这是两个极端的意见，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中间的，我也一样，在中间而且是移动的。回顾我刚刚上班的那几年，时而为举手投足有点专业律师的样子而窃窃自喜，时而又为了职业对个性和个人时间的侵略而烦恼不已。
职业不等于人生的全部
我对专业主义是赞成的，做一行就要有一行的本领、品质和形象，但同时我对专业主义也是警惕的，搞偏了可能就会掉进两个大坑里。
第一个大坑，专业主义的外在胜过了实质。本领、品质和形象三者中，本领和品质是核心要素，形象是重要要素，但是不能逾越本领和品质的水平。网上一个玩笑说，一个人作的程度要控制在颜值的范围内。同理，外在的专业范儿不能超出专业能力的范围，否则就成了那副名联所比拟的人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日本管理学大师稻盛和夫有个人生方程式：成功=思维方式×热情×能力。首先，这三个因素是相乘的关系，也就是每个因素都会几何级地放大成功的结果。其次，稻盛和夫也严肃地指出，思维方式可以是负值，他说的思维方式包括态度、品德、伦理观这些内容，如果思维方式错了，那么结果就会谬以千里、南辕北辙，甚至能力、热情越大，在负值的思维方式的乘法助力下，错得越离谱。
比照这个公式，我们也可以写个专业精神的公式：
P=CQ+i
其中，
P:专业精神；
C:专业本领；
Q:人的品质，小心！它可能为负值；
i: 专业形象，应注意使i≤CQ，即专业形象要在专业能力和品质的范围内。
请注意，这里专业本领和人的品质是相乘的关系，权重很大；小写i代表专业形象，只是在乘积上的加减分项。
第二个大坑，就是走进专业主义过了头，自己走不出来，完全丧失了自我，变成了专业主义模板里倒出来的一块样品。假如孙悟空在炼丹炉里变成了一粒仙丹，在五行山下化作了一块石头，在到达西天时变成了唐僧，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职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我们的人生，但是职业不等于人生的全部。在专业之外，我们还是一个有着多重角度、多重角色的个人。被专业主义打得粉身碎骨再造出来一个自己，应该属于用力过猛，除非这个人的过去太不堪，需要用职业重塑他的人生，这就有点劳动改造的意味了。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做自己挺好。
《唐顿庄园》里的卡森，在让人敬佩之余，也让人同情，甚至觉得他有些可怜。这种同情和可怜大概就来自他为职业把自己压抑得太狠了。比卡森还要登峰造极的一个英国管家的艺术形象，是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中的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对管家专业精益求精的追求不亚于卡森，在一段时间内也是高朋满座的庄园的总经理，但是当他晚年回顾一生时，他抛弃的亲情、放弃的爱情和有意无意做的给纳粹当帮凶的事情，让他成了一个僵化的专业主义的牺牲品。史蒂文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成功，恰恰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失败，每读至此，不禁让人掩卷长思，不胜感慨。
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如同在专业主义的迷雾中行走。渐渐地，他辨识出了一些物体，找到了一些方向，不断地沾染专业主义的气息。等到他在职场中成熟了，工作游刃有余，专业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就从这片迷雾中走出来了。他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在专业上能够收放自如的人，本质上说他还是他自己，只不过专业的历练让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更加成熟、更加从容、更加靠谱。
炼丹炉里烧出来，他练就了火眼金睛；五行山下爬出来，他成了取经僧；一路妖怪打过来，他成了斗战胜佛。但是我们还都认识他，真真切切，原原本本，他就是孙悟空。
想少加班就要在工作交接上动脑筋
刚刚上班的时候，我对加班很不适应，就总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加班？我也向别人请教过这个问题，有位合伙人对我说，我们是服务行业，所以要加班。她说得心安理得，看起来是已经说服了自己，但是并没有说服我。
这逻辑不通啊！如果说是服务行业就要加班，那百货大楼是服务行业吧，售货员卖了8小时货，她下班了，下一个售货员过来接着卖，不用加班啊。
不是服务业，比如第一产业——农业，到了抢收庄稼的时候，也要加班。所以服务业和加班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理论上说，抢收庄稼也可以像百货大楼一样，不加班。这几位农民收几个小时，下班，换一拨人接着抢收。但是现实中家家收自己的庄稼，是没有人可以替换的，只能没黑夜没白天地加班抢收。
可以看出来，类似庄稼抢收这种加班，是因为事态紧急而且人手不够造成的。但是律师加班仅仅是因为活儿很急且人手不够吗？
我有个在美国当律师的朋友，她也是我在Multilaw Academy的学生。她来自华人家庭，父母是早年去美国做餐饮的华人，他们不太会说英文，基本上就生活在中国移民圈里。我这位朋友出生在美国，读了法学院，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说，她父母非常不理解她加班，每次回家10点多（在律师的日常里，这并不是一个很晚的时间），父母都要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们老板可真是的，如果你做不完，就应该多雇几个人一起做嘛！”
我笑过之后想，为什么律师事务所不能多雇几个人，让大家都不加班呢？纯粹是因为合伙人黑心，舍不得多花人力成本吗？
难以简单交接的工作
按这个思路假设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比如，今天的合同我没写完，我到点要下班了，像百货大楼一样，这时候我的夜班同事来接班了。我对他说，这是我今天写的合同，第一条写了6页，都是定义，还有很多没写上去，要和后面的条款协同着写；第二条是交易结构，写了5页，但是其中这条、这条还没定下来，原因是……第三条是价款的支付和调整，现在写了8页，价格调整的机制是……
我想这样一场交接下来，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的夜班同事还不见得像我一样全明白了这个合同的要点和逻辑。但是我手上还不只这一件事，我还要把另外在写的一个备忘录交接给他或者其他人，要把明天一早开会的准备工作交接出去。但是明天开会的人是我，他即便准备好了，在什么时间、怎么告诉我呢？明天我来上班，夜班同事是不是还要同样花一小时交接给我呢？
看起来，某些工作的交接难度大、时间成本高，是难以通过增加人手来避免加班的主要原因。我猜测，程序员写个复杂的程序、需要创意的设计师或者外科医生也是如此吧。比如一台需要做十几个小时的那种复杂手术，外科医生做到8小时说，我下班了，然后交接给刚来上班的医生，这个血管我这么夹着呢，一会儿你给打开，那一块切除的我还没割干净，一会儿你再刮刮，病人的指标有些不稳，一会儿你……
难以简单交接的工作，就意味着你更可能要加班。从好的一面说，这类工作很看个人水平，一旦做好了，不容易被替代。但从不好的一面说，不容易被替代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我有时会对组里的同事说，这事你不要搞得只有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你连休个假都休不踏实。
历史上雍正皇帝号称勤政，天天不怎么睡觉，给大臣回奏折，据说他当了13年皇帝，写下的御批有1000多万字。雍正为什么老加班？一样的原因，交接极其困难，甚至就是没法交接。清朝实行奏折制度，奏折都是秘密的，只能给皇帝看，别人不许看。皇帝之所以建立奏折制度，就是不相信周围的人，不仅朝廷里的宰相大臣他不相信，宫里身边的太监他也不相信，他们怕重蹈明朝宦官专权的覆辙。这样一来只能自己加班看，还得写朱批。这些奏折说正经事的有，但是也有不少是请安的、闲聊天的、讲八卦的，皇帝也得加班看，至少还得写三个字“知道了”。他不放心别人，也难以找个秘书替他办这件事。所以清朝皇帝累，那也是自己揽权，给自己找的累。
你要问雍正皇帝“996”什么感觉，他可能觉得挺好，还不如他日常工作强度大。但是我们普通人，既不想主宰江山，也不想青史留名，更没有愧对列祖列宗的压力，天天加班到天昏地暗、人生失色，图啥呢？
当我们到欧洲一些国家转转，尤其是南欧，会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真是大不一样。除了那些“天经地义”要加班的，比如律师、会计师，大部分工作都是到点下班，甚至没到点就已经在楼下喝着咖啡等点了。下午4点，你看咖啡馆、啤酒馆门口净是端着杯子聊天的，他们也都穿着衬衣、挂着胸牌，一看就是从办公室里出来的，衣服还没换，但是今天的活儿已经结束了。
这种“快乐和谐”的景象实在让人羡慕，这也是大家去欧洲观光喜闻乐见的一景，光看看人家翘班喝酒，就给了我们这些加班人莫大的心理按摩。但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想，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要是有人说，希腊、意大利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你肯定不爱听，这不是什么好话，有点诅咒人的意思了。
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加班生态
加班这个事到底烦不烦，有时候也得看内容。我是一个可以熬夜或者早起看书写东西的人，但是换一个活动，我就干不下去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一些品牌主持产品发布会，挣点零花钱，那个工作节奏我就难以适应。发布会一般都是某天的下午或者晚上举办，但是等场地腾出来能给你用，一般是前一天的夜里。等搭建得差不多了，主持人可以走走台、试试音响了，基本都是后半夜了，有时候甚至彩排到天亮。活动当天上午可以休息一下，下午又得过去，还有些最后的彩排，然后才是活动开始。
每次在深更半夜等彩排的时候，我就好奇地看着那些负责这场活动的忙碌着的老师，他们大都是广告公司的人，也有音响、灯光的专业团队。我想他们也想睡觉，不想黑白颠倒地工作，可是他们脸上并没有像我一样露出来各种烦躁。他们一边有条不紊地工作，一边还有说有笑，抽根烟，逗两句，接着干。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这样的场景让我有点诧异，他们真是很有专业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在意是白天还是黑夜。
当时我就在想，这种常年以晚上为主要工作时间的事情，我是做不来的。另外，我比较喜欢坐下来想事情，看点什么，然后写两笔，而不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的现场里和好多人一起工作。所以我常常说，大学生还是要多接触各种工作，在亲身体会中就有了比较和选择。
当然，我的律师生涯里也有彻夜工作的若干夜晚，大部分时候是在谈判。谈判的地方往往是北京东二环、东三环一带的高层建筑，边谈边看着北京城的落日余晖，然后是万家灯火，再后来就是夜深人静。最漫长的谈判还能让你看到晓月残星，旭日初升。半夜不睡，就会有点恍惚，我有时会望着会议室里的人想，是什么样的命运和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本不熟悉的五湖四海的人通宵聚在一起呢？
这时我会望向窗外，心里吟唱起《诗经》中的一首小调：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我和一位2500多年前，同样在半夜里为工作而奔波的祖先，在东方亘古不变的“三五小星”下，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命运共鸣，这不也是劳碌人能获得的一种意外的幸福吗？
正确面对职场中的错误和批评
人人都会犯错，这是事实，也是一条普遍真理。既然如此，人和人之间是否应该互相宽容，毕竟你也可能犯错，我也可能犯错。但是人类并不擅长于此，人有个本能，就是对待别人的错误甚为严格，对待自己的错误甚为宽容和善辩。正因如此，“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成为至理名言，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人性的理想。
对待一般错误的批评，要分事前事后：原则上，批评和提醒应该事前重，丑话说在前头，预防为主；事后轻，不要得理不让人。如果颠倒了前后轻重，员工的士气、团队的氛围都会受到影响。
在工作中，一个好的团队文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防止出错，而不是放在出错后。防止出错需要建好流程，时常提醒，不断练习，以提高工作水平和熟练程度。从个人的角度说，职场新人要认真仔细，多问多想，少犯错，更不要犯大错。
建好防止出错的流程
要做到少犯错，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真。说到认真，我有一个观察，许多年轻人都认为自己认真，但是职业里的认真，不仅仅是很善于玩“大家来找碴儿”的眼光和绣花的细心，职业里的认真不是一种孤立的素养，它总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是在理解了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之后的认真。认真就像一座青山上长满的小草，青山就是工作本身，认真的小草密密匝匝地遍布青山，看似不高不大，但是根扎在土里。如果你拔出几颗小草，拿回家放到花瓶里，展示出来说这就是认真，那就误会了认真，花瓶里的小草只能叫作标本。孤立的认真，就像被拔下来的小草一样，既失去了细密遍布的广度，又失去了土壤有机的依托，是没有灵魂的认真。
有一次君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法学院的学生来事务所参观，我们也在其中物色合适的实习生。活动中，同学们要轮流介绍自己，我们也请刚刚工作了一两年的律师向同学们介绍他们的工作体会。他们毕竟离开校园不久，更知道在校的同学想什么。我的一位同事在君合工作了不到两年，他和同学们说：“刚才很多同学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提到了自己是个认真的人，但是你们来到君合工作后就会知道，你说的那个认真不是君合的认真。”
我坐在听众席里，心里不禁为这句话击节叫好，就是这么回事！在从学生到专业律师的角色转换过程中，同学们需要把个人认真细致的品格和习惯与专业工作结合起来，并且贯穿始终，你的这份认真才有了生命，而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标本。
想少犯错，第二件事就是合理地安排时间，这既包括整个团队的工作分配，也包括个人的时间管理。每当事情多到忙不过来，或者连续加班疲劳作战，无论是团队领导者还是团队成员心里都应该有个预期：这里面会有错误，所谓“忙中出错”。人在催促和压力之下，敏锐度、判断力和情绪都会受到影响，出错的概率一定会大大提高。除了要特别注意检查和复核，更重要的是要对可能出现的错误有心里预期，这样就有了宽容的空间。
要做到少犯错，第三件事，就是合理复盘。复盘的目的是积累经验，优化流程，不是施加压力和追究责任。复盘是个围棋术语，后来被引进了项目管理中，让这个本来小众的词成了很多管理人士、投资人士的口头禅。我自己围棋下得不好，但喜欢看别人下。电视上有围棋赛直播的时候，我总能津津有味地看上一会儿。棋下完了，不论是盘中投子认负还是收官（也是围棋术语，后进入商业领域）之后数子，两位棋手都不会起身，而是直接开始复盘。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他们并不会说“咱们复盘吧”，而是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
投子认负的棋，局面还在，棋手就可以直接从最关心的局部说起。收官的棋，因为数子，棋盘已乱，棋手就从头开始落子，棋的进程都在他们心里，所以落子飞快，直到恢复出一个需要讨论的局部，两个人就开始研究。
围棋的复盘是一件很有风度的事情。下棋都有胜负，但是两位棋手要立刻放下胜负，直接回到技艺本身。复盘也是十分坦诚的事情，棋手会直接说这里我没下好，也会直接问对方你为什么不那样走。电视直播的围棋赛，一般转播到棋手开始复盘就结束了，其实我非常愿意再多看一会儿，看看他们如何复盘。两人厮杀一日，呕心沥血计算着胜负，而到胜负分明的时候，两人即刻化敌为友，将自己的计算、杀机、陷阱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这个场面真有名士之范，甚至可称为道骨仙风。
围棋的复盘是一个经典的示范，告诉我们什么叫放下得失结果，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工作中的复盘，能做到这样去除情绪、专注业务吗？这就回到了一开始所说的犯错误时的态度。
错误伴随我们一生，从幼儿时的淘气，到青春期的叛逆，再到工作里的各种失误，错误始终伴随我们左右。可是进入职场后，人们仿佛变得更加怕犯错误，因为错误总连着责任。在职场中，错误就像一只排球，我要把它用力扣向你，你却把它死死地拦回到我的场地内。
大到团队，小到个人，都有一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