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视艺术的发展与创新：理论·实践·传播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进入新时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处在前所未有的内容变革与模态创新中，在观念、理论、实践、技术、艺术等层面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行业在导正文艺方向、提倡德艺双馨、拓展艺术形态、呼应时代精神、聚焦重大社会议题、紧跟媒介技术发展与传播变革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电视剧、网络剧、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涌现出许多精品力作。增强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核心价值观、践行中华美学风范，正成为中国电视节目走内涵式发展的自觉意识。主旋律电视剧主流化、文化类节目破圈传播、纪录片晋升主流审美等全方位提升了中国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电视艺术及理论在新的发展语境中亟待总结与创新，继往开来。
11月25日，2022?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新时代电视艺术的发展与创新：理论·实践·传播”学术论坛在线上举行，国内多位学界资深专家、一线创作者，聚焦理论、创作、传播、话语建构，共同探讨近年来中国电视艺术的新发展、新格局、新趋势，以期助益中国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现将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致辞：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从关键技术、生产、传播等各个方面，赋能传统广播电视行业和艺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容变革与艺术创新。在此宏大语境中，全行业在导正文化方向、拓展艺术形态、呼应时代精神、聚焦重大社会议题、紧跟媒介技术发展与传播变化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电视剧、网络剧、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涌现出了许多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在增强文化底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中国电视艺术走向内涵式发展的自觉意识。其中，主旋律电视剧主流化、文化类节目破圈传播、纪录片晋升为主流审美等现象，全方位地提升了中国电视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
此次论坛旨在对中国电视艺术在理论创作、生产和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研讨焦点与对策将助益中国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期待各位学界专家和艺术家带来的经验分享。
第一单元：电视理论·新时代中国电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主持人：许婧（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镜头的善与恶：基于一种视觉文化的伦理批评
“影像伦理”（The Ethics of Film）是指由影像所表达的特定内容及完成这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即包含视觉性和听觉性的动态影像（Dynamic Image）（电视影像、电影影像、网络端影像、手机影像等），但不包括对静态影像（Image）（图像、摄影、绘画等）。基于影像最基本的语言构成单位是镜头，所以对于影像伦理分析的切入焦点，便集中在镜头上。更具体地说，集中在镜头的善恶维度。如果我们承认镜头存在着善恶，那么，这种善恶体现在哪里？是如何体现的？镜头中存在着善恶吗？镜头之间有正邪吗？镜头本身有是非、对错吗？
一部作品如何设置镜头，就像一个会议如何设置议程一样重要。比如，一种主观镜头的视点设定就决定了观众是以剧中人身份进入故事叙事系统，从而完成了对于观众自我的身份认同。
目前研究的影像伦理问题，不只是艺术表达中的社会伦理问题，而是自身与生俱来的伦理问题。首先，在整个影像语言系统中，除了存在着美丑、优劣，是否还存在着善恶与正邪？世界上有许多事物、事件、事态是不能用影像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影像高度的逼真性、记录性、直观性会将被表述的对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它的本性之中往往存在着与人性相冲突的部分。这就是影像语言的文化原罪。
有学者指出“电视将文化弄得支离破碎”，将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在教堂的忏悔室里说的话，被堂而皇之地在电视里进行公开讨论，使一代接一代的童年失去了“羞耻感”，看什么都不脸红，听什么都无所谓。这不仅回应了人们对于电视负面价值的历史诘问，荡涤了影像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污泥浊水，而且将这种批评上升到人性与哲学的高度，使历来缺少哲学意味的电视批评界照进了穿透影像的学术之光。
我们对于电影、电视的伦理学思考，其中最深层的道德忧虑来自于它们臣服于商业化的生产机制之后陷于迷幻化的语言风格，以及在这种影像语言中所呈现的伦理失序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感的解体；二是亲缘关系的消失导致现实感的丧失；三是“技术殖民”。
在不能改变电影商业体制的前提下，在无法用“刚性”的法律去约束“软性”的艺术创作的情况下，伦理精神的建构愈加显得必要。伦理批评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批评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电视剧叙事结构的伦理维度：从“天人合一”到“内圣外王”
叙事结构的伦理维度是指结构、事件设置中呈现出的影像语言的意义模式，中国电视剧的特点就是从“天人合一”到“内圣外王”的结构化处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以载道”是中国影视剧等叙事作品的“超级意识形态”。“文以载道”强调影视剧及网络视频等叙事作品的社会文化功能，要求叙事作品为芸芸众生的伦理关切和存在意义赋能。“文以载道”是我们共同坚守的创作原则，大众也正是在“文以载道”的叙事作品中形成对本土文化精神的凝望和持守。
第二，中国影视剧所载之“道”是其叙事结构的终极诉求。首先，叙事结构是指导演对所叙之事在剧中位置的调度和安排，其目的均与叙事作品所载之“道”相关。“道”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旨归，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群体等关系的处理中如何摆放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及他人利益的选择。叙事结构处理的正是剧中人物如何面对道义、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其次，“道”具有内在超越之维，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共同追求。中国影视剧承载的既有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彰显的感动人心的超越之处，也有不同面相、不同身份地位的“各种活法”。
第三，中国影视剧是对“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的结构化处理，即编导通过对叙事的调度安排，完成叙事结构的终极关怀，从而实现编导的叙事目的。中国影视剧的叙事结构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及日常生活相关。第一阶段“天人”表现为主人公与其周围环境和各种人物共生、共存的关系；第二阶段“合一”表现为主人公与其环境融为一体的共谋关系；第三阶段“内圣外王”表现为主人公超越自我、关心他人。
“文以载道”的价值关切是由“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延伸出的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所构成，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中国电视剧正是在“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叙事结构下，建立了影像语言的意义模式，创造出具有感召力的人物形象。
杨乘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式电视理论融合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传媒形态的变更影响着中国电视实践的发展脚步，“中国式电视理论融合创新”必须从历史、媒介融合的语境中去寻找答案。
第一，中国电视有着独特的发展格局。从“四级办电视”“三级办电视”到今天的“四级半电视”，展示出中国电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动精神。以新闻为根基，以文化和艺术为两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格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电视更主动地拥抱世界和观察世界，“制播分离”“体制内外”“中外合作”不光使中国电视内容的生产格局和传播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培育了中国电视的原创力表达。
第二，电视学科未能形成鲜明的独立身份。作为新闻的“广播电视学”、作为艺术的“广播电视艺术学”和作为产业的“电视产业学”，不仅实现了电视作为融合学科的可能性，也印证了电视理论和电视研究始终处于融合交叉的语境中。因此，“电视是否一定要拥有独立的学科身份”这一追问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第三，在基于互联网的新时代，我们看到了产业基础设施向线上转移、移动互联网对于媒介环境的全面渗透以及巨大的用户基数所带来的新媒介格局。在这种背景下，电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同时，在社会场域中，依托于政治和技术逻辑的电视与依托于技术和资本的互联网平台的生长逻辑不同。由此，在研究电视的前端、后端时，需要使用不同的视角。
第四，互联网对电视的影响带来新的机遇与思考。例如，电视在内容生产方面更关注于“网感”，“网感”是什么？面对创造巨大流量和产业效益的传媒市场，电视的产业盈利、属性该如何定位？时代变迁和受众迭代的今天，娱乐浪潮是否全部被互联网所接替？近二十年来电视“消亡论”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耳畔，是否证明电视不会消亡或是消亡时间被拉长？
第五，中国电视、中国电视理论的现代化，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维度发展需求相匹配。其一，电视拥有广泛覆盖传播的现实依据；其二，电视在服务、文化、资讯等方面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其三，电视的管控政策使得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方面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
中国式电视理论的融合创新需要主动扮演起支撑与指导电视实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角色。因此，优化电视学科体系、重写电视发展史、创新电视话语体系是重要的，也是迫切的。
卢蓉（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时间的媒体：如何发展电视理论的“当代性”
电视媒体演化至今，家庭客厅的电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视。然而，在界面形式与生态重组中，一旦拥有了不断加载的技术功能以及社会环境的催化，旧媒体不仅不会消亡，其原有的各种性能反而有可能获得全方位放大和再生。
相比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广播电视在时间流程中的累积效应是迥然有别的。作为一种“时间的媒体”，电视的时间性不仅仅表现为捕捉现场，更重要的是，它能录制、回放、蒙太奇重组和编制流动时间中的某些特定时刻，这使电视成为可以控制时间的一种“影响力机器”，并能够在漫漫时间长河中构造起独属的大众神话学模型。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多层级符号衍生，去中心化、异质狂欢、虚拟的时空再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速度让各式各样的认知经验得以涌现。由此也催生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复杂的权力、道德、伦理状况，进而产生现代性的时间焦虑。理论如何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时间问题，有三个基本的观察角度：其一，关注媒介时间的超载与裂缝，注意“当代性”是“关于时间的复数”。其二，辨析地方时间的回归及其矛盾性。其三，当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与信息、符号、编码、程序的交往，媒介化的身体将走向一种怎样的人类形态？对此，越来越多的视听作品已经有所触及和反省。
潘源（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在理论借鉴中看我国电视研究的拓展路径
电视理论是从电视创作与传播实践中推演出来的具有稳定性和客观性的规律与原理。在推进电视理论研究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将电视作品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同电视艺术与传播特质紧密结合进行综合性考察，把握电视自身特有的艺术与传播规律，探索电视媒介对内容的制约方式以及电视机制与观看主体、社会体制的关系，以此确立电视理论独立的学术品质。
第二，努力丰富研究方法体系，即秉持多元开放原则，打破学科界限，将电视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之中，适当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与成果，以避免研究视角单一、方法雷同以及学术资源匮乏等问题。
第三，在借鉴国外理论时，避免机械套用其成果，而是努力汲取其研究视角、思维方式和方法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将之作为我们研究方式的有益补充，从而以更加全面、客观的视角，基于我们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艺术资源，发掘我国电视艺术与传播实践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电视理论形态与方法论系统。
评议：
苗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电视发展的焦虑与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科技的高速发展、媒介环境的巨变，不仅造成了视频雄霸天下、电视危乎高哉的局面，也给电视研究者、从业者带来很大的挑战。
主要表现为：第一，电视在整个媒介领域的地盘不断被收缩；第二，过去以即时性为傲的电视，在今天更为迅捷的互联网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第三，电视艺术理论研究历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研究，到多学科融合创新研究的过程；第四，影像伦理问题在“视频焦虑”的今天成为了一个更普遍、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第五，中国电视剧呼唤更多回应“文以载道”创作方向的优秀作品；第六，电视作为“时间的媒体”，与当下的短视频存在哪些共同性，电视工作者是否能从短视频盛行的趋势中找到适合电视内容生产、传播的规律。
赵彤（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编审）
电视艺术理论研究的路径
我们正身处一个以视觉文化为主导的时代。首先，需要明白影视艺术乃至网络短视频的服务对象是人，在影像伦理约束后呈现出的“美”，应当是人性美，而不是技术崇拜之下的炫技和猎奇细节的展示。其次，当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时，实则是“中国式”和“现代化”两种形态相互注解、创造新境界的过程，这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新的贡献价值。再者，在谈媒体融合的时候，往往把它当做一个新概念来使用，又深陷在新概念设定的边界内来探讨。实际上，媒介研究或是中国电视理论研究自我设限的状态应该被屏蔽，应对实践、历史过程加以认真研究，这将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对电视媒介身份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最后，电视理论研究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保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实践的学术定力。
第二单元：剧集生产·中国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创作生态
主持人：王乙涵（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路（导演、出品人，导演电视剧代表作品：《老大的幸福》《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人世间》等）
坚持的力量——以此破题谈现实主义的创作
现实题材电视剧具有浓浓的烟火味、真实的社会情感和复杂人性，要做到这些，在创作中“坚持”的精神非常重要。
首先，要坚持独立思考。要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生活、世界，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如果没有思考，创作者的思维不能超越观赏者，作品则会流于平常。其次，要坚持兴趣选题。创作者对选题要有超乎常人、超乎其他题材的兴趣，以及基于兴趣的思考，这样才会在表达上富有独特性。再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下需要有国际视野。真正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出海关键还是靠内容，内容足够有独特性并且让观众对作品产生兴趣，它的观赏价值才会被受众接受。然后，要坚持以旧换新的知识更新。实践工作者必须要有理论支撑，同时，还要坚持在创作上给自己找“麻烦”，题材选择上给自己找“难题”。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影视剧的品相、内容、制作、表演都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如果拍摄质感离奇、粗糙，讲述的故事混乱，观众则不会买单。此外，创作还应坚持以人为本。即以真实生活为依据，讲真话，拍人性，要拍摄真实可信的、有温度的作品。最后，创作应坚持童心。以童心描摹生活，对影视创作人、操盘手尤为重要。
范子文（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党支部书记、专职副主任）
加强检察题材影视剧创作，铸就法治影视文化新辉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对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对外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作为党的法治影视的宣传部门，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法制影视机构的基本格局是：公检法司安，以及中央政法委，每家都有专门的影视制作单位。究其原因：一是政法机关皆是涉密单位，创作团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非常不便，需要统一组织；二是专业性比较强，创作门槛高，需要专业团队指导把关；三是政法工作不能神秘，需要进行影视化宣传。
法制影视剧创作生产的基本情况：一是公安戏偏多；二是检察院和法院的戏少而精；三是司法行政题材作品少而偏，少是数量少，偏是偏重于律师戏；四是表现国家安全题材的作品有重大突破；五是创作出了全面反映公检法司安，以及包括政法工作的作品。
加强检察类影视作品创作的基本要点：一是导向正确；二是扎根人民生活，深入生活；三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反映司法工作的专业性、高水平、权威性和公信力；四是强强合作，多出精品；五是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六是重在开掘故事，塑造人物，要坚持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坚持内容伦理和镜头伦理的约束，反映出法治的温度和技术力量；七是作为检察影视的专门机构，要全程指导相关作品的创作、审查、修改、播出及宣传工作。
余飞（编剧，代表作品：《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重案六组》等）
当前现实主义创作的叙事表达升级策略
当下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占据一部分市场的主流，观众对这一类型电视剧作品的观赏需求也十分迫切。
第一，创作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表达。在网络时代，单纯喊口号难以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必须将信仰融入到故事中去。同时，影视创作的价值观输出需要接地气，对于剧中的官员角色，既不夸大也不道德绑架，秉持“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创作理念。
第二，信息量要升级。现在很多创作角度、桥段、创意已经被用过了，若想避免作品同质化倾向，就需要信息量升级，让人物变得丰满有内涵。
第三，适当运用虚构手法。其一，在塑造人物方面要看到伟大人物也有凡人的一面，设置带入普通人的生活元素，可以和其高光时刻形成反差。其二，在历史缝隙中设置戏剧冲突，有意识地在真实历史发展的缝隙之间设置新的情节，营造紧张感和戏剧冲突，历史剧使用这种手法可以有效地补充故事元素的不足，但这种手法并不适用于所有题材。
第四，重大历史题材中的历史人物大多很丰满，不能面面俱到时就可以用另一个人物来烘托主要人物。
第五，人物要趋向于真实化地表述，在正常的生活场景中，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正常人，不要给角色“贴标签”，将角色好坏脸谱化。
汪迪（编剧、导演、制片人）
回归创作，回归生活
网络平台的崛起给剧集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平台的商业属性与互联网娱乐方式的改变，使得在剧集生产中曾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作品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影视业作为通俗文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趋势，随着整个商业社会的开放和发展一直在持续进行。
网络的快速发展带来全面升级，年轻的消费者、观众的口味、以数据和流量的方式都能反向主导创作，而网络平台纯粹的商业基因，以资本、决策和产业上游的位置对创作者和整个产业提出相关要求。另外，与之配套的是对于影视剧的评价，从热度值、抖音播放量、微博热搜排名、豆瓣评分等形成了一套网络评价体系。
同时，网络内容消费的碎片化属性导致了“注意力经济”的产生，短视频等产品对长视频消费的侵占加剧了创作者的焦虑。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又出现了以“话题”取代题材、内容处理平面化等问题，使本该成为“作品”的剧集，变成了目的性指向的“产品”。
随着平台的成熟与观众期待的回归，创作者“回归现实，回归创作”，用扎实、深刻、感人的现实主义作品重新赢得了市场与评论的认可。让剧集回归“文艺作品”的本质，让“共鸣、共情”成为观看者的内啡肽，让其根本区别于短视频“即时娱乐”的多巴胺属性，回归它本来的位置。
邓宗南（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潇影集团剧本中心副总监，策划人、影评人）
现实主义创作需要匹配新的“主流题材”评价体系
近年来国剧取得长足进步，现实主义作品回归成为市场主流，“新主流”题材屡创文艺高峰，但与之相匹配的播前创作评估、播后文艺评论却存在滞后、失准的问题。
首先，要逐步地从流量产品评估体系转向正剧作品评估体系。第一，市场维度上，要从大数据迎合思维走向潮流预判思维，作品方向和创作引导，都应该是引导思维，而非迎合思维；第二，注重观众口碑，要从观众代入走向观众共情。警惕“男性向”“女性向”等标签带来的偶像剧或者爽剧式的评估套路；第三，注重作品气质，要从青春之外走向青春之精神。不能用偶像剧思维去评判现实主义作品，只是把青春当“外衣”，却没有把少年感当成作品或人物精气神的内在；第四，要从热门话题切入故事走向，以戏剧冲突产生爆发式情绪共鸣。评价、评估体系应强调在内容中提炼话题，而不是本末倒置；第五，角色要从标签设定走向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形象要在事件、情节发展当中完成塑造，在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当中人物会主动做出选择。
其次，要有从主题宣传内容走向新主流文艺作品的思维转变。第一，要从题材决定论走向导向效果论；第二，要从源于生活、生活真实走向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多年以来，我们对主流题材、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强调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圆满的解决”，但与其强调结局光明，不如强调价值导向光明。
张智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网络影视研究中心主任）
论近年来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与审美
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包括乡村经济富裕，文化水平提高，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断提高，达到较高水平，乡村现代化风貌较为明显。有关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不仅需要获得乡村观众的认同、也要得到城市观众的认同。
中国电视剧的“现代性”包括电视剧叙事、审美、价值引领等具有现代性，具有较高的水平，表现深刻的现代内容、现代精神，能够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传播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近年来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电视剧的现代性。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往往与相关政策、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还与广阔多变的社会空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新时代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在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浪潮影响下，乡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了新的气象，在叙事与审美上取得了硕果。
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保护，它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
陈友军（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略论电视剧评价体系中的法律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主导样式，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从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类型而言，法政剧包含了艺术与生活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现实主义艺术的包容性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时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题材领域也有戏剧化的历史与实在的历史之间的真实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现实主义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反对将艺术与生活同格化。而某些电视剧有意将现实发生的热点案例作为电视剧创作的素材，通过炒热话题获取“眼球经济”的关注点，在这类题材中出现了有关的法律纠纷，实际上影响到的是对电视剧艺术的认识，故事原型的当事人觉得受到了电视剧的伤害。
其实，法律问题本不该是艺术的问题，但是有些法政剧将电视剧艺术虚构的权力放大，在艺术创作中有意寻找纪实与虚构的缝隙或是模糊地带，有意模糊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界限，增加了电视剧创作存在的法律风险。因此，需要对电视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的法律逻辑予以认真的思考。
评议：
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批评中心主任、教授）
现实题材创作的发展方向
第一，电视剧的精品创作离不开坚持与坚守的力量，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经验为创作开路。第二，优秀的现实题材影视剧必须坚持司法公正的引领以及对价值观的引导。第三，现实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必须紧跟当代观众的审美心态，创作技巧的更新也须紧跟观众情感认同方式的变化。第四，网络平台的影视剧创作不能悬浮，需回归生活，回归艺术本身。第五，注重雅俗共赏，艺术性不能被埋没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第六，建立健全的现实题材评价评估体系，不是迎合观众眼球，而是引导观众的价值观念。
卢蓉（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坚持与回归的思考
第一，要想筑牢现实题材力作的根基，就必须将坚持实践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第二，现如今的创作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不能用话题和焦虑来吸引观众。第三，在进行重大题材中的行业剧创作时，必须注意到它带镣铐跳舞的艺术规律、以及其自身的政治规律、政治逻辑等。第四，艺术创作还需回归常识，回归真正的专业技术与创作的基本良心。第五，注重中国乡村题材、法制题材等影视剧的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扎实创作。
第三单元：媒介融合·媒介发展、传播趋势与话语建构
主持人：张啸涛（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现代传播》杂志主编）
互联网叙事的互文性
第一，媒介改变叙事。BB机出现后，人与人之间不再仅仅依靠电话联系，走在大街小巷就可以“呼”叫对方。这就是媒介改变生活，体现出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北京电视台要重拍《红楼梦》第二版的时候，87版《红楼梦》演员陈晓旭已经不在人世，网友在互联网上联合签名，认为“林黛玉死了，不能再拍《红楼梦》了”。陈晓旭只是饰演林黛玉的一名演员，但对于观众而言，通过电视看到的林黛玉形象就是陈晓旭的一颦一笑，这就是媒介改变艺术。
第二，媒介改变了互联网、电视、小说的叙事。互联网叙事从叙事结构介入的三个概念：述本、本事、底本。三个概念置于互联网背景中，由于传播主体是极端多元的，每个人都是传播主体，述本变成一个文本的集合体，而且本身所描述的事情也不是原来的事情而是诸多类似的事情。述本、本事、底本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文本集合体之间、文本之间形成的强烈的文本间性，在互联网的过度阐释、无限延意下，也带来了舆论的互文性。
李岚（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所所长）
国际传播新征程：广播电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新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广播电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实现战略突破和路径创新。
一是对外话语内容时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语料库中提炼出中外共通的议题、具有标识性的话语成果，从而实现“议题同构”和“认同聚合”。
二是对外话语表达融通化。以信息与故事兼备、硬语态与柔语态平衡的编码方式创新话语表达，以“区域-国家-群体”的本土化和分层传播，推进精准化叙事，分区域传播，采取“一国一策”“一群一策”。
三是对外话语方式多元化。以隐性传播、多主体传播、智能传播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多语种网红“好感传播”将成为广播电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四是对外话语传播系统化。建立强大的战略协调机制，全方位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控场能力”，由“国家主体”下沉到“地方主体”。
刘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现代传播》杂志编辑部主任）
传媒艺术塑造中国价值的难题与策略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领先的窗口期越来越短，相应的压制中国的理念和举措空前严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将会面临较大的阶段性挑战。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是方式，“塑造中国价值”是目标，这一过程是一个经由“讲好中国故事”抵达“塑造中国价值”的逻辑。
目前，在对外传播的传媒艺术内容和作品中，存在突出的“塑造中国价值”困境：所塑造的“中国价值”是庞杂、散乱的。面对这一困境，亟待厘定出在进行价值对外传播和输出中的“中国价值”，其数量不应太多，且要便于识记，既能够与人类共通价值联络，又不乏本土价值的特殊性。这些被筛选出的价值，应该通过传媒艺术等方式进行聚焦式、渗透式、高密度、高持续的对外传播。“大同”“礼序”“中和”三大价值可供我们在厘定“中国价值”时参考。
梁碧波（浙江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导演、高级记者，代表作品：《泸沽湖旧事：马班邮路》《冬天》《三节草》《生者》《红星照耀中国》《点燃理想的日子》《血铸河山》《中国仪仗兵》《纪录四川100双手》等）
纪录片是国际传播的旗舰
比较各种媒介形式，如报纸、杂志、图书，还有剧情片、综艺、电视剧等，基本上都面临“出不去”的难题，或者说国际传播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真正能够进入国外主流媒体，到达千家万户，能够影响他们主流社会的，目前主要是纪录片。
关于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几点建议：第一，纪录片是“旗舰”，非常重要；第二，用电影的方式，客观真实地拍摄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奋斗与追求，最终的效果往往会很好；第三，加大对外宣传的投入，需要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运作。第四，重视电影节。通过电影节可以让中国的片子进入国外的主流媒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第五，尽量客观地向国外的观众“讲好中国故事”，真实地展现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追求。
江光煜（编剧，代表作品：《寂寞空庭春欲晚》《熊爸熊孩子》《放弃我抓紧我》《镜双城》《我知道你的秘密》等）
电视剧的创作与价值传播
近年来，《情满四合院》《欢乐颂》等剧集的热播，以及主管部门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倡导，促使电视剧创作的重心和方向发生了转变，并由此带来了价值传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父权形象在屏幕上的颠覆使得其正义性经历考验，“权力意味着责任”的价值观念打动观众。第二，女性主义作品走出性别对立的窠臼，不再粗暴地将男权凝视置换为女权凝视，而是正视与反思女性当下的真实困境。第三，剧作的核心情感关系呈现多元化态势，“爱情”不再一家独大，复杂的友情、感人的亲情普遍受到欢迎。第四，职场剧中的职场不再是爱情的背景板，而是着眼于普通人，展示他们的挫折与成长、烛照他们的职业精神和人格，同时通过社会问题和情感折射带来集体意识的思考和疗愈。第五，创业剧开始走出压力重重的大城市，走向乡村和田野，引发了年轻人对成功的定义与反思。第六，爱情不再只是精英们的专属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酵，真实动人，使普通人的价值熠熠生辉。
作为电视剧的创作者，我们有义务在创作的过程中重视价值传播、通过作品传递正直乐观的人生态度，弘扬积极奋发的精神。
韩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秘书长）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纪录片国际传播：叙事框、问题域、实践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核心关键词，也是中国纪录片参与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核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内涵丰富，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布局提供了统领性的叙事框。中国纪录片需要在国情叙事、发展叙事、文明叙事、自然叙事、全球身份叙事等方面进行纪实化、视听化的中国故事的持续充盈，让中国形象真实、立体、全面、生动。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效能提升为关键，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核心叙事命题，以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影响力，以锻塑中国话语权为目标，理出多方面、层次清的问题域，找到实践创新的场域和路径。
解决路径可以分为五个层面：一是在观念依循层面，如何去思考、处理差异化跟共同性的问题。二是在主体依靠层面，如何协同好多元主体的力量。三是在文本建构层面，如何在身份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完成一种再政治化的叙事。四是在渠道建设层面，如何应对当前传播的多样性和精准性的问题。五是在评估标准层面，需要科学的评估体系以此促进纪录片国际化传播的科学化和高效化。
评议：
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影视的国际化传播
这是一个视野开阔、观念开放的单元。
隋岩从互联网群体传播的角度，谈到了叙事和媒介之间的双向关系：媒介改变了生活、媒介改变了艺术，因而媒介改变了叙事，包括互联网艺术，是媒介本身改变，是技术本身的改变。他把文本的相关性、集结性，形成的一种在意义上无限的、过度的解释，进行了批判反思。
李岚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中华文明影响力、生产力、传播力。同时谈到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传播中需要表现的四个方面：内容时代化、表达通融化、方式多元化以及传播系统化，内容丰富且全面。
以往谈国际传播，更多是谈“术”，怎么去做。刘俊谈到不光是“术”，而且谈到“道”，这涉及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不仅要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是什么样的，还要讲明白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
江光煜从近几年电视剧创作出发，谈到电视剧创作中价值观方向中好的趋势，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观点。结论积极向上、非常正能量。
韩飞谈到纪录片参与国际传播的国情框架、发展框架、文明框架、自然框架、全球身份框架，这些框架是国外的用户、观众感兴趣的议题和内容，运用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将国际传播中纪录片的内容作了很好的提炼。
孙承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媒介融合和媒介间性的发展与传播
此单元的议题设置显现出学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尤其是在当下网络媒介迅猛发展的时代，有关此议题的讨论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各位嘉宾的发言来看，无论基于怎样的视角、学术理念、思维路径和创作实践经验，实际上都蕴含着媒介融合和媒介间性两个媒介发展和传播过程的核心问题。前者主要是涉及技术层面问题，后者主要是涉及文化层面。根本上都涉及当下数字媒介时代，电视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的话语建构问题。
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数字媒介时代，周围世界几乎所有的实体，包括我们的身体，都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数字媒介。新的数字媒介不仅导致了艺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改变，更趋向于一种交互式的发展模式，包括人机交互，甚至人类网络与机器网络之间的交互。与此同时，新的数字媒介也导致了围绕电视而展开的媒介话语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传播与交流构成当下跨文化、跨媒介竞争的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思考，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当中都有直接的体现。
第四单元：电视节目·价值传播、文化取向及技术赋能
主持人：员晓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顾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导演，获得“文化部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
“闲言碎语”影视圈
在此引用焦菊隐先生关于明星制的批判和艺术教育的观点，分享给大家。
焦菊隐在《今日之中国戏剧》第九章结论中写道，“不消说，明星制度是当前导致艺术及传统戏剧文学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演员们为了炫耀自己而跃跃欲试，不管他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靠着几出成功的戏他就必然会成为一位‘明星’，而且一旦成为一个‘神圣的明星’，那就毫无疑问的会被他的戏班所有成员视为师表，他的一举一动也都自然而然的带有艺术价值，他可以任意施展他的演技，更多的是从扩大他自己的声誉出发，而不考虑演出的质量问题，显然这是一种会导致戏曲艺术丧失殆尽的威胁，这是在破坏戏曲艺术的美和价值，直到使它消灭不复存在。”
焦菊隐在《以“提示”做敬礼》中指出，“排演剧本应打破‘明星制’，而要着重‘群戏’，一面可以免除演员畸重畸轻的陈弊，一面破除观众‘捧角’的恶习。”
焦菊隐在《广西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艺术教育管窥》中说:“艺术教育实际有三个同等重要而又相互联系的使命：一要学生获得精到的技巧，能灵活自如地运用此技巧以发挥其艺术意识；二要学生将来能孕育民族艺术的意识，借精到的技巧以发挥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进而依据此意识以创造新型艺术；三要学生能知道怎样以艺术为工具来辅助国家教育政策，推行艺术教育。倘不能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重要性，结果一定会有畸形的发展。”
戴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现实向”剧集的青春写照与多样性风格建构
现实题材剧集创作的青春叙事一直以现实主义恢弘温暖的基调为主，集中表现在改革题材、“新中国建设”、脱贫攻坚及行业剧等作品中。近年来出现了多部生活实感与奇幻色彩兼具的“现实向”青春故事，如《开端》《天才基本法》《一闪一闪亮星星》等，在写实内核与奇幻形式之间都有着较好的平衡自洽，达到了形式创新与精神蕴涵的开掘。同时，繁盛发展的悬疑涉案网剧在内容与风格上也出现了一定分野，如以《隐秘的角落》《摩天大楼》《胆小鬼》等为代表的“残酷青春物语”，色调偏于幽暗阴郁；《沉默的真相》《重生之门》《庭外》等表现警察法官律师扫黑查案的责任担当，风格趋向冷峻悲壮。
首先，上述剧集不完全是现实题材创作，应称为“现实向”，是由网络剧剧集创作者、电视研究者拓展现实题材所提出的一种说法。其次，“现实向”创作对于影视剧真实感的补写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我们需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由此共同构建起“现实向”青春写照的时代光谱与多样风格，这是重大主题创作引领风潮、艺术生态多样性发展的丰富表现。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国影视剧创作：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
对于影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不能光指出问题，还要给出一些路径，例如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辩证处理与对待。
关于“高峰”与“高原”的问题，任何一个平原不可能异军突起，所以说没有“高原”何来“高峰”，“质”一定要有一定规模的“量”做基础。
关于如何辩证处理头部作品与小成本作品的关系，胡智锋提出“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于当前的影视剧创作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符合国情的创作观念。
应高度重视网络电影、网络剧等网生内容。院线电影、台播剧受到疫情影响萎缩严重，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综艺等网生内容风生水起，甚至成为疫情背景下延续影视剧创作有生力量的根据地。
应构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双循环的新格局。“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势必要扭转这种文化长期逆差的格局，中国人要看自己的电影，也要让外国观众观看。努力做到既满足人民需求，又能推向国际，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策略，“走出去”的内容一定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并且能够打动人心、共情共鸣的内容。
万传法（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编剧、导演）
数字技术与未来影视创作思考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未来影视的创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变了整个影视生产的产业形态，也改变了整个影视创作的表述形态、叙事形态，更改变了整个影视的产业生态。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赋能为影视生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随着电影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些重要技术（如AI技术、云端制作、云端渲染、数字人、虚拟拍摄、LED背景墙等）的突飞猛进，影视生产将从“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向“后期前置＋云制作”转型，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影视创作生产的简易化、协同化、全球化大大加强。
第二，技术发展推动了叙事的无限可能。未来影视叙事将呈现三级跨越：最初的技术叙事（技术元素作为叙事的一种概念或叙事核在起作用，如《西部世界》的复制人；《人体切割术》中的记忆抹除；《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与现实等）之后，将是沉浸叙事（数字人的世界，人、机的同一化），再之后是一种反向叙事（真实世界的边缘化以及脱离）。
第三，技术发展带来影视剧形态的重大变革。“后电影”或“后影视”时代来临，这个“后”，不是延续和增强，而是断裂。它将以全新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或者内置于人们的“神经网络”之中。
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新时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突围创新和提质升级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见字如面》等系列文化类节目一次次出圈，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动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切文化艺术创作创新的土壤，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主题、汲取养分。文化类节目的成功离不开艺术表达上的创造与创新。文化类电视节目主动利用新技术，赋能节目制作和传播。
为了使文化类电视节目更加健康、持续地发展，在文化类电视节目火爆的同时，也应理性地思考当下存在的问题：一是同质化倾向的问题，二是电视节目文化内涵深度挖掘的问题。
文化的多样性和时代性是电视节目解决两个问题的良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时代性，永远是电视节目的根和魂。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才能实现影视创作的可持续发展。
冷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媒体融合影响下视频内容创新发展趋势
当下媒体融合时代，我国综艺节目在宏观政策导向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吸收、融合国际电视节目创新趋势与创新形态，在思想、审美和叙事等方面强化原创动力，通过跨域融合式创新与资源赋能型升级打造出了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原创节目模式，呈现出垂直化、圈层化、分众化等创新转型的趋势。
与此同时，短视频内容的创新生产在求极致、求视效、求话题、求共鸣等目标引领下也呈现出泛知识、泛文化、泛垂直、泛场景、强人格、强地域、强圈层、强互动等发展趋势。未来，视频内容领域将持续“四端联动”，继续推动节目形态的创新迭代和产品内容的垂直细分，打造出更多有美学倾向、电影质感、融入现实的优质视频内容，成为影视文化输出的新担当。
对于综艺节目的创新研发而言，首先，“方法重于理论”；其次，“责任重于能力”；再者，“合作重于独行”；最后，“想象力重于知识”。
评议：
杨乘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以否定之否定思维对电视艺术的思考
这一单元的发言体现了作为学术研究者的一个鲜明特点：敢于批评和以否定性思维来审视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内的真问题。
顾威谈到焦菊隐先生那个年代的艺术从业者，如何推动戏剧艺术创作；戴清对于“现实向”剧集的分析和判断；张国涛对影视剧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万传法对数字技术赋能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展开思考；田维钢对文化类节目突围提质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过度感性化和表层化的忧思；冷凇在对整个视频综艺的创新简史的梳理过程中，对跟风潮、价值观缺失等进行批判和反思，用十三种逻辑、五种路径，延续了前面五位专家否定之否定的批判与建设，最后落在电视节目的价值传播、文化取向和技术赋能上，实现了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落实，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
这些发言沉淀了各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就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总体语境提出的一些尖锐命题，并且在剖析过程中，绽放和展示出学者们各具特色的思考逻辑和学术方法的不同特点。不用求全，也不必趋同，正是因为多元共存，才别开生面、别有意义。
秦喜清（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所研究员）
电视艺术整体考察之挑战
六位嘉宾的发言内容涵盖视频内容、文化类电视节目、影视剧等方面，对电视艺术作出了相对全面的探讨。同时，大家都具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把影视剧、各类电视节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提出的问题贯穿于影视剧及电视节目创作始终，主要有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有组织性的、调控式的影视生产对多样性创作的伤害。第二个挑战是资本和娱乐逻辑的挑战，涉及明星制、娱乐化等问题。第三个挑战是数字技术和融媒体的挑战。技术的赋能会更直接影响到将来的生产，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显示出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传统问题（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三性统一）的延续，同时又加入技术转型提供的可能性和挑战。我们时常谈到，在思想性被挤压，商业性带来冲击的语境下，如何拓展艺术性的自主空间和艺术本体的发展。这些问题实则是几个不同维度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中国影视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
论坛总结发言：
许婧（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
拓展电视学科研究、实践、传播的新视野
我们身处一个全媒体时代，一个正在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个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奔涌、价值博弈的时代，“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化、视觉文化和数字技术的急遽发展，诱发媒介身份改变，进而导致电视内容在创作、制作，以及传播的方式、形态和生态上必然地发生了“现代性转向”。发言嘉宾们对电视行业、艺术发展中的困境、问题、挑战，提供了积极的路径思考，讲真话、献真策，有批评，更有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建设的迫切愿望。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研究学者，无疑都体现出学术研究应当秉持的独立精神和创作者的使命感。
论坛虽然从“新时代”破题，但并非割裂历史传统。相反，恰恰是需要检视中国电视艺术发展中永远令人珍视的宝贵初心和艺术经验，并以此为参照，复归中国文化主体性，践行中华美学精神。同时，在意义、价值的重估、再塑中，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保持一份文化的清醒和学者的良知，才能真正地拓展电视学科研究、实践、传播的新视野。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有关电视艺术本质的思考，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最基础的往往是最前沿的！回溯电视作为“家庭媒介”至今的动态发展，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节目从来都不是商业性媒体、“杂耍的艺术”或单纯的娱乐，而是一种能动于社会、同步生活、再现时代、抵达人心、潜移默化人们“三观”的文化样式。
现在，时代发出召唤，未来已来。我们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