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研究与泛电影研究——当前电影研究的主要国际学术议题综述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2022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
者
郝婉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概
要
【摘? 要】电影，作为全球性、大众性、高影响力的媒介、媒介内容和媒介产业，有两个研究维度，“对电影的研究”和“关于电影的研究”。通过对2020—2022这三年的SSCI、AHCI数据库的检视，以史料发现、历史建构、媒介考古作为研究方法研究作为媒介与艺术的电影史，以探讨影像与现实、历史、社会的指涉关联研究作为文本的电影，以对数字技术、流媒体的未来学思考研究作为工业的电影，以国族想象、地缘政治、跨文化传播等视野的拓展研究作为全球和区域文化的电影，四个方面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国际电影研究的重要议题。电影研究，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研究，更是“通过电影”进行的对历史与社会、艺术与技术、大众与生活的研究。
【关键词】电影研究；国际电影学术；泛电影研究；电影考古学；电影未来学
电影，作为一种全球性、大众性、高影响力的媒介、媒介内容、媒介产业，在国际学术界，往往有两个不同的进入维度，一种是“对电影的研究”，电影是研究对象和目的，重点是研究电影的媒介特性、艺术规律、历史演变、电影作品、电影作者、电影技术、电影美学等；另一种则是“关于电影的研究”，电影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文化文本、心理学文本，借助电影所提供的想象世界以及观众与这一想象文本的关系，理解历史、社会和文化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认知和反应。本研究从这两个维度检视了2020—2022这三年的SSCI、AHCI数据库，对电影研究的主要学术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国际电影学术界的动态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借鉴国际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提供启示。实际上，所谓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非中国”作为参照系，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中国特色只有成为国际学术的一部分，既有特色也有共性的一部分，中国的电影才能真正为人类学术共同体作出贡献。
一、作为媒介与艺术的电影史：史料发现、历史建构、媒介考古
电影史研究一直是影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2022年的国际影视研究中，“历史（history）”也是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关键词。国际电影史研究的对象分布广泛，其中电影文本史、电影技术史、电影产业史等以电影艺术和电影产品为核心的历史研究在数量上占据着主导。而由于电影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行业，其发展与宏观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电影社会史、电影文化史、电影传播史等也是电影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表1列出的代表性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史研究与电影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广泛联系。
（一）历史发现与重写历史
基于史料以考证方式进行历史研究是电影史最基本的学术手段和方式。学者们会通过分析过往的媒体信息验证一些假说，澄清史实，或挖掘档案资料，对重要历史事件进行阐释。例如根据1892年底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达尔马提亚（Split，Dalmatia）本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Grgi?（2020）发现在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迪克森（W. K. L. Dickson）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进入巴尔干地区市场的两年以前，其主导制作的作品《铁匠》（Blacksmith Scene）就以文字描述的形式在报纸头版刊登，并借助印刷技术在当地传播。这篇报道不仅佐证了迪克森导演的早期电影存在多个版本，还具象地说明了不同地区如何参与着全球现代性进程，以及电影的全球想象社区是如何被构建的。再如通过分析英属印度时期的殖民档案记录，McClure（2022）从美国拳王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和加拿大舞蹈演员莫德·艾伦（Maud Allan）的案例出发，对比了多个地区的电影审查制度，剖析了电影拍摄及放映法规背后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间的博弈过程，并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对电影定义、电影功能的认知变迁作出了总结。
Viy，1967）进行类型分析，梳理了苏联恐怖电影发展的历史，并说明了电影呈现形态转化背后对应的社会政治环境变革。Castrillo（2020）则关注了“9·11”事件之后在影院发行过的美国政治惊悚片，指出该类型影片在文本配置和审美规范上与传统好莱坞电影不同，其主题往往与制作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强关联，叙事主观且模糊，态度上则经常表达对国家机构、军队和可疑公司的不信任，试图挑战美国传统价值观。Chu（2020）还通过三部香港犯罪电影《恐怖鸡》（Intruder，1997）《明明》（Ming Ming，2006）和《伴雨行》（I Come with the Rain，2009）讨论了香港主权移交后电影中的性别化叙事和身体政治建构边界。这些电影对人物的描绘和对城市历史的讲述映射了现实世界中经历了社会转型的人们所面临的焦虑与希望，其中表现的女性境遇与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国际影视研究领域较为流行的议题。
（二）填补空白与问题回应
由于电影的投入回报和影片内容可以带来的社会影响均具有不稳定性及不可预测性，世界范围内，电影行业一直在争议中波折地发展。如今，技术革新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使电影产业链上下游主体面临着更多挑战，许多电影史研究在选题方面都积极与时事及当下热门话题呼应，试图借助历史去解释与剖析现状，引导行业思考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
Zhou（2022）围绕电影展探索了电影基础设施、教育电影、电影屏幕外与屏幕内的关系，以及电影展在文化历史中的意义等问题，以此引导人们去关注那些在主流商业故事片之外被边缘化的话语、空间和实践。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媒体普及的影响下，传统电影机构遭遇危机，从电影的发行端切入挖掘电影展的发展进程不仅能够揭示电影观看方式和观看空间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电影史中关于展映部分的空白。
而关于视听领域的“长短之争”，Loiperdinger（2021）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在欧洲短片过剩的背景下长篇故事片的推广营销史，并得出了明星制在出现初期并没有被确立为推广长片的手段这一结论。虽然整体而言流媒体等线上平台在过去几年维持了较高的用户规模，但是具体来看，网络视频服务内部竞争激烈，短视频平台已经占据了观众大部分观看时长，严重冲击了长视频产业拓展，使其相对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历史中流行影像形式上由短到长的转变经历或许可以给长篇故事片的消费增长策略提供一些启发，同时也促人思考短片电影是否可以在追求高效的信息化时代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三）媒介考古与媒介技术史
随着科技对影像制作方法及呈现形态的影响越发显著，电影的本体问题再次被反复提及，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电影史叙事忽视了电影演进过程中技术发挥的作用及整体的媒介生态，由此提出应该从新的视角出发，用新方法重新书写电影史。
近年来，媒介考古学是较为流行的电影史研究取向。围绕曾在媒介考古学领域实践过开创性教学方法的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Strauven（2020）讨论了“1900—2000并置认知论（epistemic 1900—2000 juxtaposition）”“惊讶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astonishment）”“电影的S/M实践（S/M practices of cinema）”等核心概念，并介绍了一些由埃尔塞瑟主导的实验性和游戏性教学项目，强调了他在媒介考古学被建立为一种学术学科过程中作出的贡献。而借鉴媒介考古学的“挖掘（excavation）”和“视差历史学（parallax historiography）”模式，Uhlirova（2020）将当代数字时尚电影与20世纪初的时尚电影进行了平行研究，重新界定了时尚电影的本体特征，并重构了时尚电影与时尚产业、电影产业、相关媒介、社会文化的关系。此外，在动画史的研究中，媒介考古学也被作为一种方法讨论。相关综述性文章指出动画史研究可以涉及多个交叉学科，但无论是电影史研究还是科学史研究都将其置于边缘地位，而媒介考古学关注“多变断裂的历史材料、设施和媒介组合”的特性使其对于动画的历史书写来说具有很强的适配性与吸引力（Bieberstein & Feyersinger，2022）。
在关注科技如何作用于电影及媒介历史发展的同时，还有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们学习与认知历史。针对当下流行的交互装置及互动电影，Nelson（2022）就提出了“表演传播（performance dissemination）”的概念，以此介绍了一种将早期戏剧与电影展进行数字化融合的历史叙事新模式，即现场互动纪录片。利用数字工具，现场互动纪录片将剧院奇观与移动图像即时叠加，通过真实的、具体的及公共的互动，将历史的讲述与呈现和观众联系起来。电影、多媒体技术、表演艺术的混合模式能够让人们从更全面的视角洞察历史，现代科技与影像的结合似乎也构成了一种对抗传统历史叙事中信息错误、政治操纵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作为文本的电影：影像世界与世界影像
在变幻的时空与交错的光影中，电影可以讲述鲜活生动的故事，呈现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的情景。而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虚构内容，电影总是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们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电影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总结了电影创作与表达和社会环境、重大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在电影研究领域，很多学术文章总结了电影创作与表达和社会环境、重大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通过电影，学者们一方面探讨了人们如何面对世界的变化、公共灾难性事件的出现；另一方面对这些应对背后国家力量、社会心理、资本角逐之间复杂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与阐释。电影作为文本，既是一种社会缩影，也是一种应对预演。学者们通过电影研究探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多元文化等当前人们关注、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末日灾难、人类行为与公共安全
过去三年（2020—202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性流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也剧烈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对流行疾病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恐慌、封控导致的城市景观变化、媒体的喧嚣等，诸多电影作品在类型选择、内容设置、意涵表达方面作出了回应。
一些学者关注到，流行病造成的末日景象赋予了灾难片和恐怖片更多创作契机，让包含特定套路的影片再次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ReisFilho（2020）就聚焦僵尸题材电影，总结了该类影片叙事中的基本要素，如实验室病毒、无法解释的疾病、吃肉的食尸鬼、当局的沉默或否认、政治上的分裂、传统价值观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崩溃等。这些电影普及了检疫相关的概念，具象描绘了封锁后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并对感染者所受到的歧视与攻击和生存竞赛中人性的展露作出了反思。疫情时期，传染病、末世题材的内容与人们的生活日常形成了即时对照，电影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将人们的恐惧和社会的不确定性投射到屏幕上，让观众得到一种宣泄性的释放（Testoni et al.，2021）。然而，虽然这些影片在一定能程度上成为了社会文化的表征，却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复制人们在现实中的真实感受。针对《传染病》（Contagion，2011）和《极度恐慌》（Outbreak，1995）两部流行病主题的科幻影片，Trnka et al.（2022）还根据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的时空体（Chronotopes）概念、柏格森（Henri Bergson）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时间理论将影片中的情绪时间性（emotional temporality）与新西兰青年观众经历多次新冠疫情封锁后的生活体验表述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流行病题材的电影可以帮助人们阐明正在经历的事情，但是简化了现实中年轻人需要解决的教育、社交、资金等棘手问题，精彩的逃亡对抗情节也忽视了实际生活中人们需要应对的无聊和失序。
疫情背景下，电影对公共卫生话题的描述及其传播效果也成为了学者们着重探讨的内容。通过分析大量20世纪和21世纪有关流行病的电影案例，Han & Curtis（2021）发现这些影片中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往往是精英或权威专家，且通常是个人付出与牺牲没有被认可，甚至一直在接受质疑和挑战的男性。尽管作为“普通英雄”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角色很少，但是电影在承认失误、不畏强权、非正统行为的情节刻画上让精英更接地气，弥合了其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聚焦20部罕见病题材的影片，Domaradzki（2022）则在对疾病、病人、科学家、社会心理进行编码和分析后得出结论，即多数电影没有包含足够的罕见病临床信息，但强调了相关的伦理、心理、法律、经济等重要话题，因此电影可以帮助提高公众对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社会负担问题的认知。可见电影更侧重于从人文视角解读疾病，但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并没有起到明显作用。
除疾病之外，电影的健康教育功能也被进一步挖掘探索。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有学者认为人文和艺术包含了大量洞察人性的资料，电影中人物的动机、冲突、苦难可以让人接触和理解人类所具有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该努力寻找方法让电影艺术可以和心理治疗实践、培训及教学相结合（Roe，2020）。作为医学院的补充教学方式，电影教育课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学生对健康和疾病生物—心理—社会方面的了解（Rueb et al.，2022）。不过，一些研究结果证明，在面向大众的健康传播方面电影教育的作用似乎有限。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影片中的吸烟与饮酒场景相较于20世纪已经极大程度减少（Giannakodimos et al.，2023），一些电影中还会夹带反烟草健康广告（anti-tobacco health spots，简称ATHS）。然而基于印度地区的量化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反烟草健康广告在电影中的使用可以通过情绪化、唤起恐惧和诱发悲伤的方式为观众带来较强感知，但是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认为目前的广告效果很差，电影中的ATHS仍然需要改进与优化（Nandru et al.，2022）。电影是一种具有观赏性的多模态媒介，可以通过多样的符号组合和感官刺激吸引观众，影响观众的思维和感情。对于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理论家们曾提出过多种假说，将电影研究与传播学效果研究相结合或许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电影对社会的影响，并为电影创作提供一定指导。
（二）公平正义与多元性主题
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传播范围拓宽，让人们能够在生活分享与观点交互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与此同时，种族、性别、文化、宗教等多元性议题背后的矛盾和挑战也被揭示，议论与争辩吸引了各界目光。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酷儿理论、身份认同等议题在电影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这些议题涉及多个学科，包括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它们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内涵和价值。
On Friday Noon（2016）展开的事件和活动就被用来讨论电影实践是如何具有消除印度尼西亚地区宗教和性身份之间二元对立的潜力（Engchuan，2020）。
此外，学者们对多元性议题的研究还呈现出采用多维度叠加视角的趋势。Fontini（2022）补充了由哈米德·纳菲西（Hamid Naficy）提出，阿什曼·苏内尔（Asuman Suner）进一步发展的“口音电影（accented cinema）”，将性别维度纳入其中，形成了“女权主义口音电影（accented feminism cinema）”这一概念，并以此分析了土耳其库尔德族女电影人阿斯兰（Mizgin Miljde Arslan）的纪录片。“口音电影”指的是与散居在西方的移民、难民等外来者相关的电影制作，这些影片在风格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往往包含由怀旧和记忆驱动的多语言叙事（Naficy，2001）。将国家、民族和种族纳入性别问题来讨论有助于发展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可用来根据现实背景对不同的问题进行评估。而同时探索了性别、性、种族、贫穷和多重情感维度的电影《月光男孩》（Moonlight，2016）及《贱民》（Pariah
三、作为工业的电影：数字技术、流媒体与电影的未来
数字技术在电影产业的应用不仅颠覆了传统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等模式，还革命性地改变了电影的内容呈现及形态类型。与此同时，观众的观影习惯与体验在数字媒体的普及中也发生了变化，电影与人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思考与讨论。学术领域，技术变革对电影的影响已经成为了无法被忽视的重要议题，流媒体、媒介融合、感官体验、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突破等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流媒体与影院：不同的“看”、不同的“电影”
不同于“流媒体大战（streaming war）”初期行业内人士及理论家们对电影的本体与定义问题争论不休，在新冠疫情封控，电影院无法稳定运营的情况下，流媒体作为影院发行渠道的替代选择成为了影片播放的主要平台，相关学术研究也开始聚焦具体的平台运营及观众观影体验差异等问题进行挖掘与探讨。
产业方面，在线流媒体服务的发展为电影行业带来了系统性变化，它挑战了传统电影业的决策过程并侵占了视听内容消费的市场，让在全球电影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好莱坞大型电影制片厂面临着身份危机。为了更好地理解替代技术和新型经营方式如何挑战了好莱坞经典运营模式，学者们将电影公司与在线流媒体服务平台的组织实践进行了对比，总结出了不同的制度逻辑，分别为“承诺逻辑（commitment logic）”和“便利逻辑（convenience logic）”。两种逻辑在目标、策略、核心资源、内容形式、绩效指标等层面均有不同的侧重，其中传统制片厂采用的承诺逻辑以票房利润为评判标准，重视电影的质量与展映，并在市场发行侧设置多个窗口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而流媒体平台普遍遵循的便利逻辑更关注用户的订阅数据和使用时长，以各种数据指标为导向，试图用电影数量、实验性风格、推荐算法、一口气看完机制（binge watching）等吸引更多观众（Hadida et al.，2021）。
承诺逻辑和便利逻辑可以是相互竞争与替代的关系，也可以互为补充。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制度逻辑与情景分析相结合，Hadida等预测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前景，为行业内的各类主体提供了运营策略参考（Hadida et al.，2021）。然而制度逻辑与历史环境、时代、地域等因素息息相关，以好莱坞为案例更多是用以美国为中心的方法展开的分析，其结果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聚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Wang等盘点了新冠疫情期间投入运营的本地流媒体服务商，从商业模式和内容策略方面分析了本地平台与国际平台的不同。该研究认为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流媒体生态系统，并指出基于地域的产业生态研究是值得国际学者们深入挖掘的方向（Wang et al.，2021）。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举办的学术圆桌会议上曾引用《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主编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对电影的爱也是对与人相遇的爱”。电影需要与观众对话，观众们的个人品味也需要彼此间的邂逅及碰撞。除了大屏幕、高清画质、立体声等设施，电影院还提供了一种共享互动的文化氛围，有助于电影人的作品更好地与观众沟通，同时让观众们的情感更充分地交流与释放。
（二）新旧之争：相争与相融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了电影领域常见的现象，社交媒体、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艺术装置、广播、游戏、戏剧等都可以是电影结合或展示的对象。不少学术文章针对电影的融媒制作、内容及经营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在关注科技前沿的同时还从经济与文化等视角出发揭示了媒介融合背后的意义与影响。
第一，电影与社交媒体的关联。电影与社交媒体的融合是最为普遍且明显的，如今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网络技术进行交互沟通也是电影中常见的场景甚至是主题。而由于社交媒体具有推荐、转发、评论、榜单等促进信息流通传播的机制，如何让电影与社交媒体适配从而在信息时代获得更多曝光、影响人们的认知也是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21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市场中陆续出现了一些“爆款”影片，如《战狼2》（Warrior 2，2017）、《我不是药神》（Dying to Survive，2018）、《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2019）等。这些电影在社交媒体上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也成就了极高的票房。综合运用互联网研究、电影市场研究和受众研究等方法，Yang（2021）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促生了创新型电影营销策略，如话题营销、事件营销、情感营销、在线票务营销，同时模仿剪辑等二次创作让观众也成为了营销者。如此一来，电影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就构成了良性循环，这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并带动起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之外，社交媒体也改变了既有文化的传播形态，隶属于穆斯林兄弟组织（Muslim Brothers Organization）的埃及青年团体伊赫瓦尼电影（Ikhwān Cinema）就形成了独有的社交媒体美学。不同于前辈们直接描述悲惨而绝望的现实，他们会对原始资料进行编辑与加工，用虚构的内容构建有目的的艺术运动，以此对抗埃及世俗精英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试图为伊斯兰流行文化争取一席之地（Cornet，2021）。对年轻一代穆斯林兄弟组织电影社交媒体表现形式的研究不仅阐述了流行文化在后伊斯兰主义潮流中的作用，同时还解释了在多元化的政治空间中宗教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思想与吸纳成员。
第二，虚拟现实与电影媒介的关系。在众多流行的媒介表现形式中，虚拟现实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接近“完整电影神话”的视听实践。VR技术制造的光学幻觉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多感官沉浸式体验，其发展前景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Ross（2020）对VR的感官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他用通感（synesthesia），即电影的视听数据可以隐喻性地刺激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这一现象，解释了目前的VR是通过一种协同模式与人的多种感官进行互动，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器官。如果将VR电影与早期电影平行对比，Ross（2020）认为，即便已经投入应用数十年，VR仍然处于汤姆·甘宁（Thomas Gunning）提出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时代，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虽然在大众媒体的吹捧下，VR被认为很快会迎来突破性的发展，多感官体验的真实性也将通过技术更新得到提高，但是对于叙事形式、交互方法、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似乎VR尚未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案，未来VR将如何与电影结合，又是否会把游戏形式融入其中，还需要学者们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VR技术的普及似乎提升了人们对多感官体验的追求，而与此相关的学术文章数量也陆续增加，其中较具创新性的研究包括Spence（2020）对气味与电影关系的详尽梳理：早在电影诞生初期，电影院和剧院就曾思考气味和香氛会如何影响观众，但由于技术等原因没有收到较好效果；后来，一些电影人试图让气味成为电影故事的一部分，却因为无法把控观众嗅觉感知和电影内容的契合度，且发行方不愿承担装置成本而被搁置；如今，4D/4DX影院的兴起让嗅觉成为了多感官体验的重要构成，可食用电影院（Edible Cinema）产生并满足了小众爱好者们的观影需求，家庭娱乐系统、VR、游戏行业也都试图将嗅觉纳入娱乐体验。气味的调制和散播在技术上具有较高难度，直至今天各种装置与娱乐场所也只能给予人们比较单一的嗅觉体验，想要将气味与较为成熟的视听产品结合还需要更多研究和时间。
（三）人工智能：电影的想象与想象的电影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大量研究成果涌现，涉及AI和机器人的科幻影片接连上映并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人类是否可以被机器替代变成了热门话题。而到了世纪交接阶段，AI应用得到了完善发展并开始普及，人类的思维是否可以像AI一样进行程式化剖析又成为许多电影试图探讨的主题。21世纪10—20年代，AI似乎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能，并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被广泛采用。在电影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关注了AI技术在视听产品中的应用，还有一些学者则回顾并分析了聚焦人类大脑运作过程的心智游戏电影（mind-gamefilms）。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仿造（deepfake）工具在电影行业的广泛使用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从《X战警：最后一战》（X-Men：The Last Stand，2006）开始，到观众们熟悉的《本杰明·巴顿奇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2008）、《创：战纪》（TRON：Legency，2010）、《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The Hobbit：The Desolation of Smaug，2013）、《终结者：创世纪》（Terminator：Genisys，2015）、《加勒比海盗：死无对证》（Pirates of the Caribbean：Dead Men Tell No Tales，2017），越来越多电影利用深度学习仿造对演员进行“数字减龄”或“数字整容”，让年老的明星在银幕上呈现出年轻的样子。Loock（2021）认为，数字减龄虽然可以让演员分饰不同年龄段的角色，不过“年轻化”的形象仍然略显怪异，会引起观众不适，并干扰观众对时间顺序的记忆，这种长期影响的后果尚未可知。Holiday（2021）则发现，深度学习仿造对演员面部的改造功能还被网络视频艺术家用来对电影进行二次创作，不同的演员可以在技术的使用下饰演同一个角色，这些栩栩如生的混搭甚至可以重写电影史。虽然深度学习仿造技术可以服务于更加多变且充满想象的电影情节，但是明星的任意合成、重塑及组合引发了人们对于伦理及身份、文化、政治的担忧。已故的演员被提取形象并出现在新的场景中，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角色被交换与替代，人类和机器在生物与技术层面交融，这些现象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社会、政治隐喻需要被进一步研究与阐释。
心智游戏影片代表了一种电影复杂叙事的趋势，这种影片被认为是后古典主义电影（post-classical cinema）的一部分，电影中纠缠不清的故事往往基于非线性时间叙事和不可靠叙述者（Sorolla-Romero，2022）。运用电影学和叙事学分析，Sorolla-Romero（2022）以《记忆碎片》（Memento，2000）、《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禁闭岛》（Shutter Island，2010）和《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为例，确定了此类影片的叙事焦点，以及主角的失忆如何影响故事的发展。呼应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发现与突转（anagnorisis）”及“误判和缺陷（hamartia）”，以及古典神话中俄狄浦斯（Oedipus）和奥尔弗斯（Orpheu）的故事，Sorolla-Romero（2022）还验证了此类电影普遍具有“当这些电影中的主人公恢复他们所遗忘的信息时，悲剧即会被揭示”这一套路的假说。
上述案例中，有两部影片的导演是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21世纪以来，诺兰制作了多部涉及非线性叙事的电影，他的作品视觉风格独特，且与数字技术结合程度较高，是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蝙蝠侠三部曲对人物的创新性塑造及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Gómez，2020），还有《敦刻尔克》（Dunkirk，2017）对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拓扑学思想的运用及其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方法（Hunt，2022）等均是近年来国际影视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诺兰是电影研究领域学者们最关注的导演之一。他的产出稳定，且作品总是围绕科学前沿概念和深刻的人文主题展开，揭示着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备受观众喜爱，值得被深入挖掘与探讨。
四、作为区域文化的电影：国族想象、地缘政治、跨文化传播
在技术革新、政治经济转向以及疫情封控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影视文化发展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关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电影产业、形态、内容等展开的论述与电影的跨国传播问题在国际电影研究领域开始被频繁提及。
（一）世界电影、国家电影与国族认同
电影理论中曾一度使用“世界电影”的概念指代一些与美国商业电影美学和价值观相对立的影片，然而由于该词汇具有美国中心主义倾向，忽略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电影的多元性及差异性，学术界更多使用“国家电影”一词来描述具有地域特征的电影。国家电影没有标准的定义，电影的资金来源、语言、角色国籍、服装配饰、音乐、文化元素等都可以作为一部影片是否属于“国家电影”的判断依据。因此，如表2所示，围绕国家电影展开的学术文章研究对象往往较为分散，研究方法和意义也趋于多样。
由于欧洲语言情况复杂，各国文化交流频繁，且许多国家的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影响力，不少聚焦欧洲电影的学者对“国家电影”及“世界电影”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辨析。比如研究比利时国内电影受众差异的Van Beek & Willems（2021）、研究法国电影框架和其在世界范围内运作情况及影响力的King（2021）及研究意大利电影中所映射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的Caminati（2020），都通过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揭示了国家电影在理论上的一些矛盾，为关于国家电影概念的辩论提供了一些参考。
悬置国家电影概念上的诸多问题，也有学者聚焦当下，分析了在国际局势、社会文化经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呈现的特征。俄乌冲突就影响了乌克兰电影的主题和当局的政治文化策略，让电影成为了冲突的前沿阵地，以乌克兰为主心的叙述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补贴，“爱国电影”也开始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Olzacka，2022）。而面对中东地区复杂且持久的库尔德问题，随着国家话语的不断变化，土耳其流行电影仍将库尔德人作为他者进行凝视，以暧昧的态度去掩盖国家民族的不一致性，用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重构了库尔德问题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现实（Ayd?nl?k，2021）。战争与冲突导致的社会动荡与恐慌总是会催生出带有明确区域或民族特征的经典电影作品，这些作品作为特定地区国家电影的一部分标记了创伤与苦难的时代，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学者还对国家电影发展的历史片段进行了调研，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1928年有声电影到来之际，许多人认为电影作为国际媒介的功能即将消失，然而德国摄影师Theodor Sparkuhl在英国的跨国拍摄经历证实了有声电影的出现并没有打击到不同国家电影产业的流动性，单一的国家电影史也不足以覆盖电影人的贡献与成就（Robinson，2020）；而在苏联国家电影的框架下，怪异演员工厂（the factory of the eccentric actor，简称FEKS）的作品因过于先锋前卫、意识形态表达不稳定、通常为集体创作且受众主要是年轻群体，相较于同时期的蒙太奇电影来说很难传播到海外，被认为是一种边缘的艺术实践（Corrigan，2020）。也是在跨国背景下，学者们将苏联的先锋作品与俄国文学遗产、欧洲的现代主义、美国的惊悚闹剧联系起来，使FEKS受到的质疑和FEKS研究所遭遇的阻碍都成为了探究全球各国历史关联的重要资料（Corrigan，2020）。两篇研究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在电影诞生初期，跨国传播就是国家电影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过程，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有助于让国家电影的特征和其所体现的文化被来自世界的观众认识与理解。
（二）全球化、跨国传播与文化平等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全球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势浪潮，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多个方面。电影自诞生起就是一种国际媒介，它本身还具有交换价值，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也是一种具备经济属性的文化产品。进入21世纪，电影已经深度参与到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制作、跨国发行、跨国传播成为了普遍现象，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也获得了学者们的关注。
电影产业链中多个环节的跨国合作是不少学术文章研究的重点，其中的各种挑战被学者们逐一揭示与分析。在电影的制作层面，聚焦印度合拍片，Kaur（2020）对由国际电影节主导的电影合作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质疑。尽管国际电影节会为各个国家的电影人提供在资金筹集、制作、销售等多个阶段合作的机会，但是顶级的电影节普遍具有一些殖民主义特征，要求电影在剧本中维持西方观众对部分国家与民族的刻板印象。而为了符合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或特定区域市场的需求，一些联合制作的影片会陷入身份不确定性的困境，其是否可以算作国家电影，又能否代表特定国家的文化成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Kaur，2020）。
而在发行与放映方面，用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制作的电影比用欧盟官方语言制作的电影在传播时会遇到更多阻碍，欧盟相关视听法规也忽视了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电影，能否从立法层面入手帮助小型电影迎接数字化单一市场的挑战也是学者们研究与讨论的内容（Pereiro & Horrillo，2021）。进入21世纪20年代，电影节资助与奖项的评选取向仍会受到不同身份文化群体的批评与挑战，少数语言电影也仍然处于发行渠道综合考量的边缘。民族、种族、语言、性别、政治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电影表达中是否存在世界文化的“公约数”，电影行业中的权力机构又应该以怎样的目光看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是需要进一步被研究的问题。
由于电影可以在跨国传播的过程中向世界观众展现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及生活方式，电影与国家形象的关联和塑造国家品牌的潜力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通过使用深入访谈、建立量表并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的定性定量混合方法，Gupta等证实了电影可以影响观众对到特定国家去体验生活的期待，人们会因为电影中的场景产生去某个国家旅行或留学的愿望，也会因为电影中展现的政治现象对一些国家产生负面印象（Gupta et al.，2020）。从品牌管理的视角出发，Gupta等还得出了结论，基础设施、文化、社会、政治和环境是可以触发国家品牌建立的五个变量，如果要通过电影去传播国家形象，那么这五个变量可以发挥的作用应该被纳入考量（Gupta et al.，2020）。
国家形象和声誉被认为是国家战略资本的一部分，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后，国家形象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一直是中国政策制定者们较为重视的方面。站在他国的视角，Ma等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中4927部与中国有关的电影。使用词向量技术、LDA主题模型和情感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学者们梳理了中国在国际电影中的形象如何从“野蛮人”“阴谋家”转向了“文明大国”（Ma et al.，2022）。电影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可以影响世界观众对特定国家的认知与认同，反过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也会影响世界范围内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呈现与描述。正如Ma等总结的那样，电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和程度是复杂且难以确定的，想要探索电影中国家形象形成的机制，还需要有更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探索（Ma et al.，2022）。
以史料发现、历史建构、媒介考古作为研究方法研究作为媒介与艺术的电影史，以探讨影像与现实、历史、社会的指涉关联研究作为文本的电影，以对数字技术、流媒体的未来学思考研究作为工业的电影，以国族想象、地缘政治、跨文化传播等视野的拓展研究在新的全球背景下作为区域文化的电影，这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国际电影研究的四个重要维度。从方法论上看，传统的人文学方法，历史学、史料学、媒介考古、文献比较、文本分析、数据阐释等仍为主导，政治经济学、新历史主义、符号学、跨文化传播、国际政治、后结构主义等还是主流的理论背景。电影，由于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心理、消费方式和时尚潮流有着广泛联系，一直是媒介、文化和艺术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电影研究的外扩半径越来越大，倒是对电影的视听本体、语言本体、叙事本体乃至电影作者、电影经典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却没有太多重要成果。电影研究，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研究，更是通过电影而进行的对历史与社会、艺术与技术、大众与生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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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文格式：郝婉全、尹鸿：《电影研究与泛电影研究 ——当前电影研究的主要国际学术议题综述（2020—2022）》，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107-128页。
编辑：陈昊、张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