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之：尼采篇
达尔文无意中完成了百科全书派的事业，百科全书派挖空了现代道德伦理的神学根基，但这种道德本身却原封不动、依旧神奇地悬在高空，实际上只要一丝生物学的气息就能把这些欺诈的残余彻底清除干净。头脑清醒的人很快就能领悟到古今深邃的思想家们早就明白的道理：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主义，而是果敢和智慧。平等与民主违背了选择与生存的原则。进化的目标不是大众，而是天才；主宰一切差异和命运的不是“正义”，而是强权。尼采就是这么看的。
如果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比俾斯麦的理论更伟大、更能说明问题了。俾斯麦是一个明白人生真谛的人，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民族之间不存在利他主义”，当今世界的一切问题不能靠投票和雄辩，而要靠铁与血来解决。对被幻想、民主和种种美好的“理想”搞得腐烂不堪的欧洲来说，俾斯麦不愧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把衰败的奥地利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在那短短几个月里，他使陶醉在拿破仑神话中的法国威风扫地，将日耳曼境内所有的邦国和君主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不就是这种力量道德的标志吗?新生德国的军备和工业蓬勃兴起，正需要一个代言人。这个人就是尼采。
二、青少年时代
然而尼采的父亲却是个牧师。他本人终生都是个传教士。他之所以攻击基督教，正是由于他自身就有很多基督教的道德精神。他的哲学试图通过极端的逆反来矫正温和、仁慈和平和的趋势。善良的热那亚人竟然称他为“圣徒”，这岂不是一种侮辱?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清教淑女。除了某种不幸的例外，尼采一直虔诚地过着清教徒的生活，纯朴得像一尊塑像，正因为这样，他才对清教主义和虔诚行为大加抨击。这位不可救药的圣徒多么渴望当一个罪人啊!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普鲁士的洛肯。这一天正好正是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他那在皇室当过家庭教师的父亲对这个具有爱国意义的巧合感到很高兴，就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取了名。尼采说：“无论如何，选择那一天做我的生日大有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一过生日就会举国欢庆。”
父亲的早逝使他成了家中虔信的妇女们的受害者。她们对他的娇惯使他形成了女性般的脆弱和敏感气质。他讨厌邻家的坏孩子。他们打架、说谎、掏鸟窝、偷苹果，无恶不作。同学们都叫他“小牧师”。他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独自阅读《圣经》，或者满怀激情地向别人朗读，把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近乎神经质的禁欲主义和自尊心，当同学对斯凯沃拉的故事表示怀疑时，他竟把几根点燃的火柴放在手掌上，直到火柴化成灰烬。他一生都在以各种方式锻炼自己的身心，以便使自己具有理想中的男子气概。“对我而言，凡我不具备的，就是上帝和美德。”
尼采十八岁时对父辈们信仰的上帝失去了信念。从此，他一生都在寻找新的神祗。他一度以为自己在超人那里找到了新的上帝。他说自己轻易地实现了思想的转变，不过他有自欺的习惯，所以作为自传作者，他不是完全可信的。渐渐地，他变得愤世嫉俗起来。宗教本来是他生命的支柱，如今生命好像变得虚无。于是，他在波恩和莱比锡和同学一起放纵。甚至学会了以前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抽烟酗酒等男人的专长。但不久他就厌倦了烟酒和女人。
大约在1865年，他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发现它犹如“一面镜子，它使我窥见了用既可怕又壮丽的笔触描绘的世界、生命及我自己的本性。”“我觉得叔本华好像就在我面前侃侃而谈。我感到了他的热情。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呼喊：放弃，否定，顺从。”叔本华的阴郁色彩永久地印在了他的思想中。他盛赞悲剧表现了人生的快乐，这无疑又是自欺。只有斯宾诺莎和歌德能把他从叔本华那里解救出来。尽管他主张过沉静和热爱生活，但是他却从未实践过。
他二十三岁应征入伍。他眼睛近视加上又是寡母的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但他还是被强征了去。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的战火中，就是哲学家也难免会成为炮灰。他从马上摔下来扭伤了胸肌。长官悻悻地放走了到手的猎物。他的扭伤后来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军旅生涯是如此短暂，以至于他离开军营时还像新兵一样对戎马生涯想入非非。现在他不能实现从军的理想了，于是服从命令、坚忍不拔、铁的纪律，这种冷峻的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便激起了他无穷的想像。身体欠佳的他成不了军人，他就崇拜起军人来了。
他选择了与军旅生活截然不同的学究生涯，做了一名语言学家。他虽没有成为战场上的勇士，却得到了博士学位。他二十五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古代语言学教授。并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观赏和赞颂傅斯麦的血腥暴政，他对缺乏英雄色彩的书斋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懊悔。他希望自己从事医学一类的实际职业，却又发现自己迷上了音乐。他颇有钢琴家的禀赋和技能，并作过了几首奏鸣曲。他说：“没有音乐，生活就是残缺的。”
在离巴塞尔不远的特里布斯镇，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正和别人的妻子同居。1869年圣诞节，尼采应邀前去共度节日。他是未来音乐的热心追捧者，而瓦格纳也不怠慢这位能在学院内为自己增添几分声誉的小青年。受这位伟大作曲家魔力的感召，尼采开始写他的第一部书，该书以希腊戏剧开头，以《尼伯龙根的戒指》结束，向世人宣称瓦格纳是当今的埃斯库罗斯。他隐居于阿尔卑斯山深处，远离尘嚣，专心写作。1870年，德法两国开战的消息传进山里。
尼采犹豫了。当时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希腊的精神和艺术之中。但同时，他又不能拒绝祖国的召唤，那里同样洋溢着诗情。他写道：“你会为祖国的历史感到耻辱。但是当祖国召唤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立刻忘却了自己，祖国血淋淋的召唤激起了民众的勇气，使他们表现出自己勇士的气概”。在奔赴前线的途中，他在法兰克福看见一队骑兵伴随着轰鸣的马蹄声雄赳赳地穿城而过。他说当时的情景孕育了他一生的哲学思想。“我第一次感到生命最高的意志不是在苟安中得到表现，而是在战争、强力和征服的意志中得到表现的。”由于患有眼病，他不能上战场拼杀，只好参加了护理伤员的工作。尽管他亲眼见到了很多恐怖景象，但从未体验过战场上真正残忍的厮杀。这种残杀后来在他怯懦的心灵里被天真地理想化了。实际上，即使是护理伤员，他也显得过于脆弱和敏感。鲜血令他难以忍受，他病倒了，被人送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从此，他就有了雪莱的神经和卡莱尔的脾胃，以及藏在武士的盔甲下的一颗弱女之心。
三、尼采与瓦格纳
1872年初，尼采出版了他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还从来没有哪位语言学家如此充满激情地论述过。他论述了希腊艺术崇拜的两位神祗，一位是狄奥尼索斯，他是酒和欢宴之神，代表着激扬的生命、运动的欢乐、狂热的激情和神秘的灵性，也体现了直觉的敏锐和冒险的勇气。他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他是诗歌、音乐、舞蹈和戏剧之神。另一位是阿波罗，他是平和、安详之神，代表着审美的情趣和理性的沉思、逻辑的严谨和哲学的静穆。它是绘画、雕塑和史诗之神。最崇高的希腊艺术就是这二个理想原型的融合，即狄奥尼索斯躁动的阳刚之力与阿波罗温雅的阴柔之美的结合。在戏剧中，狄奥尼索斯推动了大合唱，阿波罗则引出对话。
希腊戏剧最深刻的特征就是：酒神凭借艺术战胜了悲观主义。希腊人并不像现代叙事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热情、乐观。他们深知生命的苦难以及它那悲剧式的短暂。迈达斯问西勒尼一个人最好的命运是什么。西勒尼回答说：“偶然与苦难的孩子，为什么你要逼我说出最好不说的事呢?最好的命运就是没有出生过，其次就是早早地死去。”但是，希腊人用灿烂的艺术征服了幻灭带来的忧郁。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创造了戏剧的悲壮场面，并发现“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作为艺术观照或重现的对象，“生存和世间万物才具有意义。”“崇高是对丑恶的艺术征服。”悲观精神意味着颓废，乐观精神则意味着肤浅，只有“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他愉快地发现，斗争才是人生的法则。“悲剧本身证明了希腊人实际上不是悲观主义者。当强者精神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时，这样的时代就是希腊最辉煌的时代。”
苏格拉底“这位典型的玄学家”，是希腊精神消散的预兆，“昔日的灵与肉浑然一体的强健逐渐为含混的教化所毁灭，继而导致了身心的日渐衰弱。”前苏格拉底的哲理诗为批判哲学所取代；科学取代了艺术：理性战胜了直觉；雄辩压倒了体育，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运动员柏拉图成了美学家，戏剧家柏拉图成了逻辑学家，他成了激情的扼杀者，诗人的贬斥者，成了一个“基督教之前的基督徒”，一个认识论者。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两句冰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分”。这两句话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被误解为理性是惟一的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扭曲为让人变得软弱的中庸教条。一个民族在朝气蓬勃时创造了神话与诗歌，暮气沉沉时则产生了哲学与逻辑学。希腊强盛之时孕育了荷马、埃斯库罗斯，衰败之际则产生了欧里庇底斯——由戏剧家改行的逻辑学家。他用理性摧毁了神话和信仰，用感伤主义破坏了强健时代悲剧的乐观主义。这位苏格拉底的战友鼓动一大群阿波罗的雄辩家赶走了狄奥尼索斯的合唱队。
难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神喻早就说苏格拉底是希腊智者中的智者，欧里庇底斯为仅次于苏格拉底的智者。也难怪阿里斯托芬本能地以敌视的目光把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底斯视为一类，并从他们身上预见了“衰败文化的先兆”。当然，他们也曾改变观念，欧里庇底斯最后的剧作《酒神》算是他向狄奥尼索斯屈服的见证，也是他自尽的前奏。另外，苏格拉底在狱中以练习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他自问：“也许我不理解的并不一定没有道理?也许还有一个驱逐了逻辑学者的王国?也许艺术与科学本应并驾齐驱?”然而，后悔已经晚了。逻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希腊及其戏剧的声望日渐衰落。英雄时代和酒神艺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终结。
酒神时代还会卷土重来吗?康德不是曾永久地摧毁了理论理性和理论家吗?叔本华不是再三告诉我们直觉的深邃和思想的悲惨景象吗?理查德·瓦格纳，这位埃斯库罗斯的接班人，不是召回了神话和信仰，并在狄奥尼索斯般的狂热中将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吗?德意志精神被动地反映意大利和法国的太阳神艺术，这种状况已经太久了。今天应该让德国人明白，他们的本能要远比那些颓废文化健全。谁知道日耳曼民族在战争中痛苦挣扎的时候，下一个英雄时代会不会发出黎明的曙光，悲剧会不会从音乐精神中复活呢?
1872年，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不甘心在枯燥的课堂上耗费自己的精神。他说：“眼前的工作需要五十年才能做完，我必须在时间上精打细算。”他对那场战争非常失望，他写道：“德意志帝国正在毁灭日耳曼精神。”1871年的胜利使德国人产生了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是精神发展最大的障碍。尼采的顽童气质使他在每一尊偶像面前都不安分。他决定拿这种精神的宣扬者、最受崇敬的戴维·施特劳斯开刀。“以战斗的精神闯入社会，这是我从司汤达那里得到的教诲。”
他在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把矛头指向不可一世的沙文主义经院学府。“经验告诉我们，产生哲学大师的最大障碍就是国立高等学府惯于豢养一群劣等哲学家，……永远没有一个国家会培养和庇护柏拉图、叔本华这样的哲人……国家把他们视为敌人。”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中，尼采表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道德和神学应该按进化论的原则重建。生命的职责“不是让大众争得一席之地，得到改善。作为个体，这些人毫无价值。”“生命的职责应该是创造天才。”
尼采这些论著中最具激情的是《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文中把瓦格纳说成是“从不知害怕为何物”的英雄、世间惟一真正艺术的鼻裉，因为他是熔世间一切壮美艺术于一炉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年轻崇拜者的心声，一个像女性一样柔弱的灵魂的呐喊。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超人的阳刚和果敢。但是，这位崇拜者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发现瓦格纳有妄自尊大的缺点，这有辱一个高尚的灵魂。
1876年，瓦格纳的歌剧在拜洛伊特接连不断地公演。他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崇拜者，从皇帝到富豪，直至无数贫穷的民众。这时尼采突然明白了，《尼伯龙根的戒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处处可见的戏剧效果。“我发现戏剧被交响乐掩盖了，歌剧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将瓦格纳引入歧途。”尼采憎恶音乐中的戏剧和歌剧成分。“我继续呆下去肯定会发疯的，”他说，“我不安地等待着每一个漫长的音乐晚会……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逃走了，在整个世界都对瓦格纳顶礼膜拜的时候。他厌倦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和浪漫主义做作散漫的狂想曲，厌倦了理想主义欺骗和人类心灵的温情。这些东西已经征服了那颗无畏的心灵”。但是在遥远的索伦托，他与瓦格纳邂逅了。当时瓦格纳正热情洋溢地准备创作另一部歌剧《巴西费尔》。这是一部颂扬基督教、宣扬无欲之爱的歌剧，展现的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拯救出来的世界。尼采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从此与瓦格纳断绝了来往。“我无法承认对自己都不坦诚的伟大。正因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任何人的成功在我看来都毫无价值。”他颂扬叛逆，蔑视完美。他不能宽恕瓦格纳把基督教道德建立在神学的谬误之上。因此他在《瓦格纳事件》中对瓦格纳进行了暴风般的愤怒攻击：
瓦格纳顺从于虚无的佛教直觉，并用音乐来掩饰这一点。他钟情于颓废的表现方式。……理查德·瓦格纳，一个风烛残年、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突然拜倒在十字架前。难道我是惟一为他感到悲哀的人吗?我也是肮脏堕落的瓦格纳信徒。是啊，我和他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是一个陷于颓废处境的人。但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处境，我要尽力自救来避免继续堕落。
尼采比他想像中的自己更富有“阿波罗”气质。他脆弱、敏感、文雅，不喜欢狄奥尼索斯的狂野，也没有音乐、美酒和爱情的温柔。这位文雅的教授永不满足已发生过的血腥战争。不过他在情绪平静的时候也明白他和瓦格纳都没有错。温厚和强悍是同样重要的，水火不容的事物往往又相互融合，产生出有益的整体。这就是宇宙的规律。因此，尼采在发疯后偶尔清醒的时刻，注视着早已去世的瓦格纳的画像说：“我是多么爱他啊!”
四、查拉斯图拉之歌
尼采对艺术感到失望之后，转而在科学和哲学中寻找柄身之所。阿波罗凉爽的科学之风使他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哲学为他“筑起了任何暴政都难以逾越的高墙”。他像斯宾诺莎一样，力图通过审视内心的激情求得宁静。
1879年，正值壮年的尼采身心突然崩溃。他毫不在乎，准备迎接生命最后时刻。他央求妹妹：“答应我，我死后只让我的朋友立在我的墓前，我不需要那些好事之徒。在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让牧师在我的墓前念叨那些谎话般的祷词。让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异教徒进入墓穴就行了。”不过，他后来又康复了，英雄的葬礼只好延期。这场大病让他懂得了珍惜自己的身体，他爱上了阳光、生命和欢歌笑语，还有《卡门》中“南方音乐”，并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反抗死神的勇气。
从他这以后时期的几本书的书名——《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2)——可以看出他在令人惊喜地康复着。他靠学校的菲薄年金过了一年的宁静生活。就在这时，一向倨傲的哲学家却变得有些多情，陷进情网无法自拔了。但是，路易·莎洛美对他的爱情并未作出回应。尼采绝望地逃走了，留下一大堆攻击女人的格言。其实尼采天真、浪漫、文雅到了极点。他后来之所以攻击温良敦厚，是想清楚使他蒙受了可怕的欺骗、给他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的那种道德。
现在，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因为不能保持沉默，也就不易与世人相处。他厌恶世上的男女，一心盼着超越人类，于是他穿过意大利，攀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山巅。那寂寥的山峰激发了他创作那那惊世骇俗之作的灵感：
在善与恶的彼岸，
我等候虚无；
时而与光明为伍，
时而与阴影相伴，
只有白昼、湖泊、午辰和无尽的时光，
我的朋友突然一分为二，
查拉斯图拉走过我的身旁。
这时，他的“灵魂升腾，占据了四周的空间”，他找到了新的老师——佐罗亚斯特，波斯教的鼻祖。他找到了新的神祗——超人和新宗教——永恒轮回。在灵感的引导下，哲学升华到了诗的境界。“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独处空房，我也要放声歌唱。让我的歌声回荡在自己的耳边。”“天边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他人闪耀光辉吗?你看，我已厌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的蜜蜂。我需要人们伸出分享的双手。”于是尼采创作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1883)，并在“瓦格纳在威尼斯辞世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完成了它。
尼采知道，这就是他的不朽之作。“这是一部流传千古的诗篇”，他后来又写道，“其他诗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汇集所有伟大心灵的精力也不可能创造出如此杰作。汇集时间全部智者的精神和善行也写不出能与查拉斯图拉的语言相媲美的只言片语。”话虽夸张，但该书的确堪称十九世纪的杰作之一!不幸的是，尼采在印发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出版商因忙着赶印五十万册赞美诗，接着又要出一系列的反犹太小册子而拖延了该书的印制。后来他觉得无利可图，就以该书最后一部分太空洞为由，拒绝印行。尼采只好自费出版，这部著作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此书。也没有人这么孤独过。
而立之年的查拉斯图拉，就像他的波斯原型亚斯特一样，从他沉思的山巅来到尘世布道。但人们却转过脸去看走钢丝表演。表演者从钢丝上掉下来摔死了。查拉斯图拉扛着他的尸体去了荒野。“你以危险为业。所以我要亲手安葬你”。“在凶险中生活吧”，他说，“把你们的城建在维苏威火山旁。把你们的船驶入叵测的海洋。在战争中生活吧。”
查拉斯图拉从山上下来时，一位隐居的老者要向他宣讲上帝。当查拉斯图拉独处时，他想：“这是真的吗?这位森林中的老圣徒竟然还没听到上帝死了的消息!是的，上帝的确死去了，所有的神都死了。”
过去的神祗早已死去，他们并不是在黄昏的暮气中喘息着死去的，相反，他们是在很久以前大笑着死去的!
那时有一位神祗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亵渎神明的话，“上帝只有一个!在我面前，你们不应信奉别的上帝……”
于是众神都哄笑起来，他们高叫着，连座椅也随之震动：“敬奉神明不就意味着只有众神，没有上帝吗?”
凡是长了耳朵的，都来听听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多么痛快的无神论口吻!“假如有上帝，我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有谁比我更不信神，我愿聆听他的教诲。我恳求你们，各位兄弟，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超越大地的缥缈的希望吧，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是投毒杀人者。”一群被人们当作优秀者的“上等人”汇集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洞府里，准备传播他的教义。当查拉斯图拉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看见他们竟然在向“那个仿照自己形象”的蠢驴烧香礼拜。书中接着说：
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
因此，最大的恶蕴含在最大的善中。当然，那是创造性的善。
无论我们所说的有多么邪恶，世上最聪明的人们，都说出来吧。沉默更加邪恶，一切没有说出来的真理都是毒酒。
要毁灭在我们的真理之上的，就让它毁灭吧!还有许多房屋等着构筑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如此渎神，是大不敬吗?可查拉斯图拉却说“已经没有人知道如何敬神了”，他自称是“不信上帝的人中最虔诚的”。他渴望信仰和同情，“对所有在厌恶中忍受折磨的人来说，旧的上帝已经死了，而新的上帝还在襁褓中”!于是他宣布了这个新上帝的名字：
“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我们只期盼超人的降临。
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超人，人是最终要被超越的东西。你为超越人做了些什么?
人的价值在于他是通往目标的桥梁，而不是目标本身。
人的可爱就在于他是过渡，是毁灭。
我爱那些只知道生活在毁灭中的人，因为他们正在超越自己。
我爱伟大的轻蔑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崇拜者。他们是渴望射向彼岸的箭。
我不爱在星空之外寻找毁灭和牺牲理由的人，而爱为使这片大地终有一天成为超人的天地而献身的人。
确立人类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标，难道能算健全吗?
爱遥远的人类远比爱自己的近邻高尚。
尼采似乎预料到每一个读者都会认为自己是超人。于是他直率地告诉人们超人还没有诞生，我们只是超人的先驱。“不要奢望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不要为了美德而勉为其难去干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
尼采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上帝，但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永垂不朽。创造出超人之后，他又提出了永恒轮回说：一切事物都会以本来的模式无穷地循环往复。铁血和忏悔的德国将会再度出现，人类内心的痛苦，从愚昧到查拉斯图拉的整个过程将会重演。这虽令人恐惧，但也是肯定和接受生活的最勇敢的方式。现实组合的可能是有限的，而时间却是无限的；总有一天，生命和物质又都会回到过去的状态。历史又会从这场不可避免的轮回中展开它曲折的路途。把我们带进这个境地的是决定论。难怪查拉斯图拉不敢说出这最后的教诲。他害怕了，他畏缩不前，直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怕什么，查拉斯图拉?说完你的话就粉身碎骨吧。”
五、英雄道德观
查拉斯图拉是尼采的福音书，而他后期的著作不过是对该书的评注罢了。预言家的歌已唱罢，哲学家的逻辑出场了，这位哲学家不是不相信逻辑吗?但是，逻辑如果不是证据的标签，就是清理思路的工具。
他比以前更孤独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朋友们的眼里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尼采的妹妹突然离开了他，与他所憎恶的一个反犹太分子结了婚，后来又到巴拉圭去建立共产主义根据地。她劝这位虚弱的兄长以健康为重，同她一起去。但是尼采把精神生命看得高于身体的健康。他愿意呆在战场上。他漂泊不定，生活没有规律，他先后去过瑞士、威尼斯、热那亚、尼斯和都灵。在圣马可教堂的石狮子周围聚集着成群的鸽子，他喜欢在鸽子群中写作。“圣·马可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但他不得不避开会加重他眼病的阳光，他把自己关在昏暗寒冷的顶楼里，躲在窗帘后面写作。由于眼疾日益加重，他后来再没写过长篇的著作，只写一些精炼的格言。
尼采把这些格言汇集起来以《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为题出版。他在书中表示希望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于是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英雄道德”和“奴隶道德”。即主人的道德观和大众的道德观。前者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古罗马人普遍崇尚的准则：即使对普通的罗马人来说，“荚德”就是“刚毅”、“进取”和“勇敢”。然而在亚洲，尤其是在犹太人那里——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出现了另一种准则，俯首称臣产生了卑微；无能导致了利他主义，即哀求他人的援助。根据这样的大众伦理观，对安全和和平的爱取代了对冒险、强力的爱：狡诈取代了强壮，阴谋诡计取代了光明磊落；怜悯取代了冷酷；消极的摸仿取代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尊严属于异教徒、罗马人、封建主、贵族，而良知属于犹太人、基督徒、资产阶级、平民。正是耶稣之类的先知的说教使一个奴性阶级的观点成了风行天下的金科玉律。“俗世”和“肉欲”成了“罪恶”的同义词，而软弱、贫穷却等同于美德。
耶稣把这种道德发展到了最高峰。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从他的教条中源源不断地派生出了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人类今天的进步就是以平民哲学，以平等化和大众化的程度，以颓废的生命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对他人的同情如果是主动积极的也还有道理，但怜悯不过是精神的麻醉剂。对不可救药者、无能者、自作自受者、罪大恶极者表示怜悯简直是滥用感情。怜悯是对他人的一种卑鄙的侵扰，“探望病人”不过是因为邻居身遭不幸而感到自己优越时表现出的兴奋罢了。
在这些“道德”的背后，人们却在向强力意志靠拢。爱情不过是一种占有欲；求爱是战斗，交媾则是占有。唐·约瑟杀了卡门，只是不想让她成为别人的财产。“人们以为自己在爱情中是无私的，因为他关心的是对方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往往和自己的利益相冲突。但是，这么做仍然是为了占有对方。”谦卑不过是强力意志的伪装。
“哲学体系是五光十色的幻象。”我们看到的并非长期探索的真理，而是自己欲望的投影。“哲学家们在故作姿态，好像他们的观点是在冰冷、纯粹、神圣和中立的辩证法的自我演化中发现的。但是实际上，那不过是带有偏见的命题或观点，是他们经过抽象和提炼的内心欲望，哲学家们总是在事后绞尽脑汁搜罗出论据来为之辩解。”
正是强力意志的律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是我们感觉不到的……”“由于直觉不会被意识干扰，它直接对强力意志发生作用，所以直到今天，直觉仍是一切智力活动中的佼佼者”。我们完全没必要对意识的作用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它在智力过程中纯属多余，也许它注定要消失而为本能的直接作用所取代”。
强者很少用理智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欲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要。”而良心、怜悯、忏悔全都不能成其为理由。但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民主观念盛行的今天，强者居然也为自己的力量感到羞耻了，也开始寻找各种“理由”了。高贵者的道德和价值观正在消亡。“欧洲正受到新佛教思想的威胁。”连叔本华和瓦格纳都令人惋惜地成了悲天悯人的佛教徒了。“有利于大众的价值观成了整个欧洲道德体系的基础。”
尼采认为，强者“邪恶”的道德和弱者“善良”的道德都是社会必需的。冷酷、冒险、战争与仁爱、和平具有同等的价值。人类最好的素质就是坚强的意志、强力和不朽的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不过是懦夫，绝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邪恶之于善良正如变异之于遗传和革新之于传统，不打破常规，就不会有发展。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过于善良。“人必然会变得更善，但同时也会变得更恶”。
可以让尼采感到欣慰的是，世上存在着那么多的邪恶和残酷。想到这些，他就会得到一种虐待狂似的快感。他认为我们从悲剧和庄严的事物中得到的快感是一种变相的残酷。“人是最残酷的动物，”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每当人津津有味地观看悲剧、斗牛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时，他所获得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当他创造出地狱时，啊，地狱就成了他的人间天堂。”通过想像他的压迫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所受到的永恒惩罚，他就能够忍受现世的苦难了。
最终的道德要以生物学来衡量，事物的好坏必须根据它们对生命的价值来评判。我们需要对一切价值作生理学意义上的“重估”。对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物种则以其生命力、能力和强力来衡量。哲学的真假在于它赞颂的是上升的生命还是堕落的生命。颓废派说生活毫无价值，不如说自己毫无价值。当英雄道德日渐衰微，而民主——对伟大人生的怀疑——不断毁灭着下一代时，生活还值得过吗?
现今，爱群居的欧洲人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仿佛他就是唯一幸运的种族，他夸耀自己的品质，诸如热心公益、善良、顺从、勒劳、节制、谦虚、宽容、富有同情心等这些罕见的人类美德，由于这些美德，他们也就显得高贵文雅，能容忍，有益于群众。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地方人们还是相信领袖不能少，于是，人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一直想召集一群聪明人，来代替指挥官发号施令；例如，各种议会机构都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倘若果真有一位绝对专制而明智的君主临世，那这些成群的欧洲人的肩上卸下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啊，他们该多么庆幸，会怎样谢天谢地啊！拿破仑的出现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那段历史，由于拿破仑的影响，差不多是整个世纪所达到的最幸福时期，它创造了最杰出的人物和最伟大的时代。
六、超人
正如道德不在于仁爱而在于力量，人类奋斗的目标也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提高，而应该是强者与优秀人物的发展。“最终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明智的人是不愿去改善人类的。人类无法改善，人类甚至不存在——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存在的只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蚁穴。从整体上看，它更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每个时代合格的产品极少，更多的是次品。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大众的幸福，而是为了品种改良。如果没有更高级的品种出现，社会还不如彻底毁灭。社会就是发展强力、完善个人品质的工具。
起初，尼采似乎希望产生某个新的种类：后来才想到在庸众的泥坑中发现超人。超人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那样风险太大，而只能通过精心培育产生出来。因为生物的进化过程对过于优秀的个体总是存有偏见，大自然对自己的最好作品也极为残酷，它倒是对那些庸人呵护有加。超人繁衍，只能通过人类的选择、优生和高尚的教育来实现。
让超人为爱情而结婚——英雄娶一个女奴，天才配个女裁缝——这多么荒谬!爱情与优生绝不是一回事。人不可能同时得到爱情和智慧。优秀者只能与优秀者联姻，把爱情留给那些卑贱的人们吧。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且是为了人类的进化与发展。
你年轻，渴望着结婚，生儿育女。但是，请问，你是敢于盼望儿女的人吗？你是胜利者吗？你能克制自己，驾驭你的感情，主宰你的品行吗？——决定你希望的是兽性，还是必然？或是孤寂之感，或是你的内心冲突？我倒希望你的胜利和自由是渴望后代。你应建立活生生的纪念馆，去纪念你的胜利和自由。你应该超越自己。但是，首先，你必须身体壮实，灵魂刚正。你不仅要延续自己，而且要延续得一代比一代强！婚姻，我这样称呼，它是两个人自愿创造一条生命，这生命结实强健，胜过其创造者。我可以说婚姻是相互敬重，是意气相投的人们相互敬重。
没有高贵的血统，就产生不了高贵的人。“我这里说的高贵血统指的不是那些‘老爷’、‘大人’之类的家伙。除了高贵血统和优生优育，产生超人的另一个关键就是一所严格的学校。在这种培养超人的学校里，品格的完美，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没有享受，只有责任。在这里，肉体被训练得能默默地承受痛苦，意志必须学会服从和发号施令。不允许有意志自由之类的谬论，也不能以放纵和“自由”来削弱身体和精神的活力。超人在这里要学会开怀大笑，哲学家的等级就是根据他们笑的能力来划分的。“勇敢的人面对任何悲剧都能放声大笑。”超人所受的教育中不含有道德的硝酸。意志要忍受禁欲的磨炼，但肉体的亭乐却不受谴责。“可爱的姑娘们，快活地跳舞吧!谁也不会用邪恶的眼光打扰你们的兴致，……长着漂亮脚踝的姑娘是人见人爱的!”那就是超人，他们也懂得欣赏漂亮的脚踝。
有了这样的教养，超人就能超越善恶。当目的需要他“恶”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作恶。他需要的是无畏，而不是善。“什么是善?勇敢就是善。什么是恶?源于软弱的一切都是恶。”超人一旦有了目的，他就会酷爱冒险与奋斗，而把幸福留给大众。所以，一切战争都是善的。“一场战争能让任何事业变得神圣。”
能力、智慧、骄傲，这三者一起造就了超人。只有伟大的目标才会引导激情转化成强力。伟大的目标会将纷杂的欲望变成强力人物的人格。“让思想家去痛苦吧，他不是花草的培育者，而只是土壤。”被自己的感情左右的是弱者：他不能自制，怯懦无力，受人摆布。他是不协调的人，是颓废者。“谁要是不想做一个庸碌之辈，他只需放弃享乐!”有了目标，一个人可以严于律己，也严以律人。为了目标，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出卖朋友。这就是超人的最终准则。
只有以这样的人为奋斗目标，我们才能热爱生命，积极进取。让我们成为伟人吧，要不就成为伟人的奴隶和工具。无数欧洲人为了拿破仑的伟业不惜献身，高呼着他的名字战死沙场，这是多么壮美的景象!让我们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如果查拉斯图拉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多超人的热爱者，那么他就是在痛苦中也会歌唱的，“孤独的人们啊，今天你们相互分离，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组成一个民族，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民族将从你们中间崛起，因为你们选择了自己。而超人也从你们中间诞生。”
七、颓废论
因此，贵族制是造就超人的必要途径。民主“这个根据人数多少来作决定的狂热症”必须尽早铲除。层次较高的人首先要彻底摧毁基督教。基督教的胜利就意味着民主的开端。就像基督教征服欧洲标志着古老贵族的消亡一样，条顿武士们横扫欧洲，重振了阳刚的美德，为现代贵族奠定了基础。这些贵族不为“道德”所累，“不受社会的任何约束。”他们怀着野兽的天真，杀人、抢劫、放火、用刑，无恶不作，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小孩的恶作剧。这些人正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统治阶级的来源。
一群嗜血的金发猛兽，一个征服的民族。凭着军队和组织的强力，肆无忌惮地把他们可怕的爪牙伸向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这群怪兽建立了国家。以契约立国的梦想破灭了。一个天生的统治者，一个以暴力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怎么会把契约放在眼里?
这个威武的统治阶级已经让天主教对温良道德的赞美，让清教徒和贱民倡导的宗教改革思想，让与劣等民族的通婚给破坏了。
新教和啤酒使德国人才智匮乏，如今又加上了瓦格纳的歌剧。结果现在的普鲁士人成了文化的敌人。德国战胜了拿破仑，就像路德战胜了教会一样，都是对文化的糟蹋。从那以后，德国就抛开了自己的歌德们、叔本华们和贝多芬们，开始去崇拜“爱国者”。德意志至高无上——这或许就是德国哲学的终结。德国人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拥有更多的阳刚的美德。他们有毅力和耐心，并且勤劳，所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和军纪。假如德国的组织能力和俄国潜在的人力物力资源结合起来，那么一个伟大的致治时代就会到来。
困扰德国的问题是智力的迟钝。“在法国，人们对所有的心理学和艺术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是德国望尘莫及的……当德国作为政治大国崛起时，法国在文化领域又占据了新的主导地位。”
俄国是当代欧洲的金发猛兽。这个民族“固执地听从命运的摆布。这使他们今天比我们西方人更有优势”。俄国由于没有“愚蠢的国会制”，所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意志的力量在那里积蓄着，它的澎湃动力急欲寻找一个宣泄口。因此，如果俄国主宰了欧洲，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关心欧洲前途的思想家总会把犹太人和俄国人视为重大事件和战争中的最现实的角色。但是，意大利人却是现有民族中最优秀、最有活力的。即使是卑微的意大利人也有男子汉气概和贵族般的傲慢。
最差劲的要数英国人了。他们用民主的骗局腐蚀了法国人的灵魂。英国人的功利思想和市侩气是欧洲文化的最低点。只有残酷竞争的国家里人们才会把生活看成一场单纯的生存竞争。只有在店主和船主的势力压倒贵族的国家里才能捏造出民主来。这就是英国馈赠给当今世界的礼物，暗藏祸心的礼物。谁能将欧洲从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将英国人从民主的泥坑中拯救出来呢?
八、贵族论
民主意味着放任和随心所欲，意味着整体凝聚力的丧失，也意味着自由和混乱将主宰一切。民主就是对平庸的推崇和对杰出者的敌视。民主将扼杀伟人。伟人怎么可能在选举中向卑贱之辈低头呢?他们怎么会有机会?狗是狼的敌人，大众是伟人的敌人。“这样的土壤怎么可能培育出超人来呢?如果一个民族的卓越者命运多舛，没有出头的机会，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伟大呢?这样的社会只会变得死气沉沉。”
男女平等是民主制和基督教义的产物。“所谓男女平等，就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之间的战争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胜利也就没有和平。和女人讲平等是很不明智的。女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平等。如果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女人反而乐于服从。女人的完美和幸福取决于她能不能当母亲。“女人是个谜。而这个谜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生育儿女。对女人来说，男人是一种工具，儿女才是她的目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又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危险的玩物。”
女人通过婚姻来完善自己，男人却因婚姻而变得琐碎。男人向女人求爱时，说为了得到她可以抛弃世上的一切。结婚之后果然履行誓约。到了孩子降生，男人就将世界遗忘了。爱情的利他转化成了家庭的利己。诚实与创新是独身者的奢侈品。
与男女平等相随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们都是民主的产儿，假如平等的政治权力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力?为什么到处都有领袖?有些社会主义者也许会称赞《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但他们的称赞是廉价的。“有人一边传播我的哲学，一边又去鼓吹什么平等……我理解的正义是：‘人生来就不平等’。”大自然憎恶平等。它宠爱的是个体、阶级和种族的差异。社会主义违背了生物学法则，进化的过程就是劣等物种、种族、阶级、个人被优胜者利用的过程。
十九世纪文化低劣的标志就是有钱的商人竟然受人推崇和嫉妒。这些商人及其推崇者或嫉恨者都是奴隶，是墨守成规的木偶，庸碌的牺牲品。他们没有能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就骚动不安，努力去追求“幸福”，去建造从来都不是家的房屋，去追求庸俗奢华的享乐，去画廊观赏昂贵的“真品”。他们寻欢作乐，但这并不能使心灵振奋，反而腐蚀了心灵。看看这些阔佬吧!他们拥有了财富，却因此更加贫穷。“今天的商业道德不过是粉饰过的海盗道德。廉价购进，高价卖出。”这些人叫嚷着放任自流，但正是这些人最需要监控。也许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是有一些道理的，尽管它很危险：“我们必须从私人手中夺取有利于聚集财富的流通部门和商业部门，尤其是金融市场。应该把那些富商视为社会上最危险的人。”
地位介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是军人。在战场上耗尽士兵生命的将军，也远比为了利润让工人在机器旁耗尽生命的老板高尚。看看工人从工厂涌向战场时心情多么舒畅吧。拿破仑不是屠夫，而是恩人。他把死亡和军人的荣耀同时奉送给人们，人们在他的大旗下流血牺牲，因为他们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忍受再制作一百万颗纽扣时的单调乏味。“战争对日趋软弱、贪图享乐、卑鄙无耻的民族是一剂良药。民主的虚伪和软弱很有必要让战争来矫正”。“但是，现代战争的起因丝毫也谈不上高尚：朝代更迭和宗教的分歧引起的战争比现在用武力解决商业争端要文雅一些。”
政治面临的难题就是阻止商人成为统治者。因为这些人目光短浅，而且心胸像政客一样狭窄，毫无天生贵族的气质，无法被训练成卓越的政治家。卓越者具有神圣的统治权。普通人也有自己的位置，但不是君主的王位。他在自己适合的位置上是幸福的。他的美德正如领袖的美德一样是必需的。勤俭节约、安分守己、绝对服从，有了这些美德，平庸者就会变得完美。当然，那仅仅是工具的完美。“高度的文明就像一座稳固的金字塔。它以庸众作为坚实的基础。”
无论我在哪里找到生气勃勃的人，我都听见唯唯诺诺的话语。一切富于生机的人都是唯命是从的人。其次，谁不能服从他自己的意志，他就得服从别人的命令。这是生龙活虎的人的命运。可我听到的第三条是，命令比服从更难。命令者不仅要为服从他的所有人承担责任，而且，很容易为这沉重的责任压垮——在我看来，每种努力，每种危险似乎都包含在各种命令中；无论何时，只要虎虎有生气的人在发号施令，那他们也就是在担当风险。
理想的社会应分为三个阶层：“生产者(农民、无产者和商人)、行政人员(军人和各个机构的官员)、统治者。统治者只管统治，不必在政府机构中行使职权。政府的实际工作也很低贱。统治者应是具有哲学家素养的政治家，而不是官员。他们的权力就是掌握财政和军队。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像军人，而不像金融家。他们将再次充当柏拉图所说的保卫者。柏拉图说得对，哲学家是最高贵的人。他们除了要有勇气和力量，还要有修养；既是学者又是将军。他们之间相互尊重、齐心协力。“他们应该严格按照道德、习俗、尊严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特别是要互相监督，自我约束。”
他们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他们的权力基本上可以世袭，偶尔也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但没有比模仿英国贵族与粗俗的富商通婚更能毒害贵族阶级了。正是这样的联姻毁灭了最伟大的统治机构——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只有经过世代的精心选择，经过合理的婚配，才能产生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是什么人，他的祖先已经确定了。”
我们习惯了民主制，贵族制大概听起来让人不那么舒服。但是，让我们做“优秀的欧洲人吧”，做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叔本华、司汤达、海涅那样的欧洲人吧。我们分裂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本应是一个整体，如今却成了一盘散沙。伟大的文化怎么可能从爱国主义的偏见和地区主义的狭隘气氛中产生呢?狭隘的政治时代已经结束，强制性的伟大政治时代即将到来。新的民族什么时候出现?新的领袖什么时候降临?欧洲什么时候才会统一?
“你们听说过我的孩子们吗?请和我说说我的花园；我的幸福和岛屿，我壮美的新生的民族，我曾因他们而一贫如洗，现在也因他们而富裕。……我还有什么不曾交出来呢?为了那些孩子们，那些生机勃勃的种植园，那些用我最高的意志和最大的希望栽培的生命之树?我还有什么不能交出的呢?
九、评论
的确，与其说这是哲学不如说它是一首美妙的诗。我们知道其中有不少不合情理之处，也知道这个人为了矫正自我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我们在每一行中都能感到他的痛苦，即使在对他产生质疑的地方，我们也依然喜欢他。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厌倦伤感和幻想，却愿意品尝怀疑和否定的苦涩：这时，尼采来了，就像走出沉闷的教堂后迎面扑来的旷野清风。
“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有史以来用德语写作的人中最伟大的艺术大师。”这基本上是事实。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支矛，灵巧、刚健、流畅的行文——正是剑客的风范：迅捷、精彩得令凡夫俗子目不暇接。但是，重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这夺目的光彩有一部分来源于夸张，来源于一种有趣的、神经质的自我吹嘘，来源于对各种公认观念的轻易颠覆，对各种美德的讽刺和对各种邪恶的颂扬。他像大学二年级学生一样喜欢故作惊人之语；我们可以断定，当一个人对伦理道德怀有偏见时，要说出惊世骇俗的话是很容易的。这些专横的结论，这些无所顾忌的概括，这些翻来覆去的预见，以及充满悖论的观点——它们更多是与他本人相矛盾，而不是别人——表现出一种失衡的，近乎疯狂的心态。这些激烈的言辞里含有日耳曼民族的咆哮，而没有丝毫的自制；同时，它完全没有和谐和文雅，而尼采对法国人的这些风度却十分敬慕。尽管如此，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强劲的文体，它有着令人折服的热情和执著。尼采并不论证什么，他只是宣告和揭示；他以丰富的想像而不是逻辑来征服我们：他奉献的不仅是一种哲学，也不仅是一首诗，而是一种新的信念，新的希望和新的宗教。
他的思想和风格，说明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他问道：“一个哲学家，应该始终要求自己什么?应该是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成为‘永恒’。”这就是追求完美的忠告，但与其说他遵守了它，不如说背离了它。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超人的非道德主义和施蒂纳的不平衡个人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极端个人主义又来自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绝对自我”又可上溯到康德的主观主义——正如叔本华诚实地宣称的那样：“世界是我的表象。”超人不仅是叔本华的“天才”、卡莱尔的“英雄”和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他看起来更像席勒的卡尔·莫尔和歌德的格茨。“当作品发言时，作家本人应该沉默”，但尼采总是不愿沉默，他在每一页都以第一人称进行陈述。他之于那个时代的哲学，正如瓦格纳之于那个时代的音乐——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巅峰。他从社会的重压下解放并歌颂叔本华的“意志”和“天才”，正如瓦格纳解放了激情，使之挣脱古典音乐的束缚。他是卢梭最后一个伟大的传人。
到了晚年，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认识到，《悲剧的诞生》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推论。认为瓦格纳与埃斯库罗斯是一脉相承，这是一位年轻的信徒在一座权威的神庙前所作的自我牺牲。谁会相信宗教改革是“酒神式的”大发酒疯；而文艺复兴又正好相反，透着太阳神般的宁静、节制和文雅?谁又会怀疑“苏格拉底哲学是歌剧文化的基础”?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不过是一个瓦格纳信徒对逻辑思维的藐视，对酒神的颂扬则是一个长期枯坐的人对行动的推崇，以及一个性格内向的单身汉对大丈夫的酒兴和性欲的私下钦羡。
尼采贬斥柏拉图，正如他贬斥一切有恩于他的人一样——在欠债者眼里，债主决不会是英雄。但是，尼采的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不过是忒拉叙马利科和卡立克利的伦理学加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政治学而已。有人把尼采描绘成一个异教徒，但他不是。他既不是伯里克利那样的希腊异教徒，也不是歌德那样的德国异教徒。他缺乏他们的心理平衡和自我克制能力。“我要把安详和宁静还给人们，它是一切修养的前提”，他写道。可是天哪，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送人呢?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最不容易遭到批评，一来是因为它的晦涩，二来是因为它那些无可争辩的优点掩盖了一切显著的缺点。任何一位评论家都能清楚地看出他的自相矛盾，他一面鼓吹利己主义，一面又号召人们为迎接超人的到来而实行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但是，读了这样的哲学，谁不想当超人，而甘愿去做奴仆呢?
至于《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里的伦理体系，也不过是一种刺激的夸夸其谈罢了。引导人们更加勇敢、更加坚强当然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伦理哲学都这样说，但是，要求人们更残忍、更坏，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去抱怨道德是弱者限制强者的武器。强者不会受制于道德，而会更聪明地去利用它：大多数道德准则都是社会上层强加给下层的。人们对美的颂扬和对恶的谴责不过是对权威的模仿。诚然，谦卑偶尔也应该受到挖苦，但是，在现代人身上，这种品质并没有过剩。在这方面，尼采缺乏一种对哲学十分必要的历史感，否则他就能看到，主张温顺与谦恭的说教对于野蛮人的野性是一剂有效的救赎良药：这些野蛮的人在基督出世后的一千年里连年征战，几乎将人类文明彻底毁灭。那种想像中的人人皆有的“强力意志”似乎并没有在印度人的沉寂、中国人的安详和中古时代农民自足的习俗中显现出来。强力的确受到少数人的推崇，但绝大多数人更渴望安宁与和平。
尼采没有认识到社会本能的地位和价值，他以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动还需要哲学来加强。其实他所敬慕的那些习俗与成就完全依赖于人与人的合作、社会和谐和自我克制而存在。由于疾病和神经质造成的孤独，由于不得不与大众的愚蠢和平庸做斗争，尼采最后竟觉得一切伟大的品质都只属于孤独者。为了反对叔本华将个体湮没于群体，他又走到了要个人彻底摆脱社会约束的另一个极端。
也许他在政治方面的见解比在道德方面更健全。贵族制是最理想的政体，谁能否认呢?“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最聪明、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我们如果能找到他并拥他为王，所有的人就能安居乐业……”可是那个是最优秀的人是谁呢?难道最优秀的人一定出身于王公贵族之家吗?如果是，要不要设立世袭贵族制呢?但我们曾有过这种制度，它导致了党派间的倾轧，使社会走向萧条和衰落。也许贵族与中下阶级通婚反而能够保持贵族的优点，否则，英国贵族怎么能够延续至今呢?近亲繁殖不是会导致种族退化吗?这些复杂的问题显然很难简单地作出判断，但尼采却轻率、鲜明地对表示了“赞成”或“反对”。
有一种普遍的幻觉，即许多人类文化的繁荣时代总是出现在世袭贵族统治时期：其实正好相反，伯里克利、梅迪奥、伊丽莎白和浪漫主义时代文化的繁荣，全靠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的滋养。文学艺术的刨造者并不都是贵族出身，而大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如苏格拉底是接生婆的儿子，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屠夫。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生阶级会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在政治上，如果将没有贵族血统的天才赶出领导阶层无异于自取灭亡。较好的做法是不计较天才的出身，而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贵族政治要想行之有效，必须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其成员应该凭着才能而不是出身来取得统治权，上层阶级应该由机会均等的民主制度培育出来。
打了以上折扣之后，尼采还剩下了什么呢?剩下的东西也足可让他的批评者坐立不安。每一个追求社会地位的人都在批判尼采，但他仍然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他预言后人将把历史分为“尼采前”和“尼采后”两个时期，这无疑是言过其实了。不过，他的确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省。今天还可以说，他为研究希腊的戏剧和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告诫人们，瓦格纳的音乐中具有浪漫主义衰败的迹象；他对人性的剖析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锋利而准确；他揭示了一些隐秘的道德根源，而现代思想家没有谁这么做过；他迫使人们诚实地思考达尔文主义的道德意义；他创作了那个时代文学中最伟大的散文诗，而且他设想人类终将超越人类自身。他的话虽尖刻，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现代人的心灵。有了尼采的创作，欧洲的哲学空气才有了现在的清新。
十、结束语
“我喜欢甘为人梯、功成身退的人”，查拉斯图拉说。显然，紧张的思考过早地耗尽了尼采的生命力，与时代抗争使他失去心理的平衡。“一个人与他所处时代的道德体系对抗是很可怕的事情……”尼采后期的作品越来越尖刻——他不仅抨击各种各样的思想，也指责各种各样的人，如瓦格纳、基督等等。顽疾缠身是他精神崩溃的生理原因。他开始陷入偏执狂的情绪之中，时而情绪高昂，时而沮丧颓唐。他的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充斥着狂妄的自吹自擂。假如别人再多给他一些赏识，也许就可以阻止他这种孤芳自赏，使他能够更真实、更理智地认识自己。但是，赏识来得太迟。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藐视他，对他口诛笔伐的时候，只有泰纳给他写了一封赞美的信，还有，布兰戴斯写信给尼采，说他正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的讲座，斯特林堡来信说，他正准备把尼采的思想运用到戏剧上。但最让他感动的大概要数一位匿名追随者寄来的一张400美元的支票了。但是，当这微弱的光明来临时，尼采的眼睛和心灵都几乎彻底失明，他早已绝望了。“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写道。“我是属于未来的。”
最后的打击终于来了，1889年1月，他在都灵突然中风，眼前一片漆黑，跌跌撞撞地摸回自己的阁楼，匆匆写了一些语无伦次的信。给科斯马·瓦格纳的只有几个词：“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给布兰戴斯的信长一些，落款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布克尔哈特和奥弗尔贝克的信则全是胡言乱语，奥弗尔贝克接信后慌忙赶来看望他。他看见尼采用双肘在钢琴上不停地敲打，用高歌和哭声表达酒神式的狂喜。
刚开始，他们把他送进一家疯人院，但他的老母不久就把他领了回去，并且无微不至地照料他。这位虔信的女人曾经悲伤而坚强地承受着儿子背叛她珍视的一切的打击，一如既往地爱他，现在又对他敞开自己的怀抱，宛如再世的圣母。1897年，这位母亲去世了，尼采被妹妹带到了魏玛。克雷默在那里为他塑了一尊像——一件令人叹息的佳作，它表现了一个强健心灵的破碎。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幸福，清醒时从未享受过的安宁现在属于他了；上天让他丧失理智正是对他的怜悯。有一次他发现妹妹看着他流泪，就问：“伊丽莎白，你哭什么呢，我们不是很幸福吗?”有一次他偶然听见有人谈到书，他惨白的脸上顿时出现了红晕，他兴奋地说：“啊!我也写过几本好书。”但这清醒的时刻很快就消逝了。1900年，他告别了人世。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天才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
责任主编：刘永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