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神话和悲剧中的伦理观念（附论文PDF版下载）

　　

　　

　　与神话不同, 在几乎所有传世的希腊悲剧中, 都已经把血亲相杀和血亲婚配作为严格的伦理禁忌, 并且与新兴的城邦伦理观念形成并峙的状态。

　　二

　　如前所述, 血缘维系方式在西方一直持续到古典时期,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城邦逐渐形成。亚里士多德认为, “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 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 (89) , 因为个人要依靠集体城邦才可以生存。实际上, 家族和城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共在的状态, 血缘亲族作为与城邦共在的另一个社群, 对个人所具有的意义, 并非城邦可以轻易取代。传统观点认为, 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的100年里。在城邦中, 宗教崇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 “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 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合” (Anthony 58—60) 。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 荷马时代人们已经具有对城邦的忠诚感和义务感, 虽然此时家族无疑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9) 同时, 即使是在古风和古典时期, 希腊各部落的发展也很不平衡, 并不是所有的族群都建立并发展了完善的城邦。 (10) 因此, 个体同时既忠诚于血缘维系的家族又忠诚于非血缘维系的城邦的情况, 不仅存在于某一城邦内部, 也因城邦发展的不平衡而存在于当时整个希腊世界中。城邦伦理与血缘伦理并存的状态构成了希腊古典悲剧中主人公的伦理环境, 他们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绝对将城邦置于家族血缘关系之上, 而是在两难的选择之中痛苦挣扎。尼古拉斯·怀特在他的著作《古希腊伦理中的个体与冲突》的第四章也反驳了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人把城邦当作生命的所有规范的来源并将他们调和的观点。 (11)

　　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涉及的均是这同一个问题。在《七将攻忒拜》中, 埃特奥克勒斯要亲自迎战自己的同胞兄弟波吕涅克斯, 后者曾在争夺王位失败后被前者放逐, 如今带着盟军来攻打自己原来的城邦。剧作并未直接描写二人的交战场景, 却自始至终都在通过人物的对话, 展现兄弟相残的可怕。“如果亲兄弟互相残杀, 如果互相使对方伤残, [……]那时谁来净赎这罪孽?谁来为他们净洗遗体?” (埃斯库罗斯251—252) 可见, 此时的伦理观念已经严禁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相互残杀。

　　埃特奥克勒斯坚决不听从他人的劝阻, 执意亲自对阵兄弟波吕涅克斯, 最终兄弟二人双双殒命。此时, “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前来尽自己那悲惨的义务, 为自己的兄弟哭泣” (埃斯库罗斯259) 。面对兄弟二人的尸体, 歌队长的唱词和歌队最后的选择颇富深意。对着波吕涅克斯的遗体, 歌队长唱道:“我怎么能不哭泣, 怎么能不伴送你的遗体去坟茔?可我又害怕邦民们的愤怒, 不得不畏惧” (埃斯库罗斯275) 。歌队长接着转向埃特奥克勒斯的遗体继续唱道:“你会有无数哭泣的人们, 你那位孤苦不幸的兄弟却只有一个姐妹为他哭泣, 这谁会同意?” (埃斯库罗斯275) 于是, 歌队分作左右两半, 左半歌队跟随安提戈涅, 伴送波吕涅克斯的遗体走下, “让城邦随自己的意愿对待为波吕涅克斯哭泣的人们吧, 我们将伴随你一起安葬他的遗体” (埃斯库罗斯275) 。右半歌队跟随伊斯墨涅, 伴送埃特奥克勒斯的遗体退场, “我们伴送他, 如同城邦和正义精神要求的那样, 因为他与神明和宙斯一起, 拯救了卡德摩斯人的城邦, 使它免遭外邦军队的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 倾覆而毁灭” (埃斯库罗斯276) 。由此可见, 在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中, 血亲伦理与城邦伦理被置于同等的地位, 剧中人物的立场则是不偏不倚, 二者并重。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 血亲伦理与城邦伦理之间的冲突被集中刻画。作品开篇就突出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姐妹二人的不同立场。安提戈涅希望伊斯墨涅帮助自己一起埋葬波吕涅克斯, “他是我的哥哥, 也是你的哥哥, 虽然你不想承认, 我可永远不愿意被人看到对不起他” (索福克勒斯247) 。伊斯墨涅则强调王权的强大, “我们如果触犯了法律, 违抗了国王的命令或者说权力, 就会死得比他们 (父亲和兄弟) 更惨” (索福克勒斯248—249) 。安提戈涅选择独自埋葬兄弟, 最终因此失去生命。剧作的结尾, 严格执行城邦律法的国王克瑞昂遭到众叛亲离, 妻子和儿子全部惨死。妻子临死时指控他“是两个儿子的死亡的祸因” (索福克勒斯327) , 歌队长和报信人的言语也充满对他的怨愤, 克瑞昂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 “我没有地方寻求支持了, 因为我手上的事情全办糟了” (索福克勒斯327) 。剧作最后一段通过歌队长的唱词, 指明了全剧的伦理取向, “智慧是幸福的最主要部分, 对神的虔敬一定不能违背, 傲慢者的出言狂妄必遭神的有力打击” (索福克勒斯328) 。克瑞昂将城邦伦理全然置于血亲伦理之上的做法遭到了否定。

　　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同样显示了血缘伦理与城邦伦理并重的观念。为逃避孪生兄弟埃古普托斯儿子们的“邪恶追求”, 达那奥斯带领女儿们逃到阿尔戈斯海滨, 因为“从这里母牛受牛虻蜇刺, 由于宙斯的接触和感召, 生育了我们的虔诚族系。我们还能去何处寻找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 (埃斯库罗斯5—6) 。阿尔戈斯国王见到乞援人之后, 双方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明确对方的身份。祈援人询问来者“是普通公民, 还是圣坛保护人, 或是城邦的首领” (埃斯库罗斯18) , 国王则像所有神话和悲剧文本中的主人公一样, 第一时间介绍自己的血统, “我是大地生育的帕莱克同的儿子, 名叫佩拉斯戈斯, 这方土地的第一人” (埃斯库罗斯19) 。随后, 国王要求对方说出自己所属的种族。乞援人毫不迟疑, “我们的回答简单又明了, 我们按种族属阿尔戈斯人, 源自幸运地生育的母牛” (埃斯库罗斯20) 。国王确认祈援人的祖先确实属于这片土地之后, 陷入左右为难的思想斗争之中, “但愿外邦乞援人的这场纷争不会危害城邦, 给城邦招来意外的纷争” (埃斯库罗斯28) 。他把这件事的裁决权交给民众, “若城邦会陷入危难, 那就该让人民共商解决的对策” (埃斯库罗斯28) 。他担心城邦遭受损失时, 他的人民会说“他帮助外邦亡命人, 损害了城邦” (埃斯库罗斯30) 。面对左右为难的国王, 乞援人不断以血亲关系向他施压, “她们现在就坐在亲人们近旁, 却得不到合法而公正的对待” (埃斯库罗斯29) 。国王需要对另一个与血亲伦理相关的问题进行确证, “如果你们的城邦法律允许埃古普托斯的儿子与近亲结婚, 那时又有谁能与他们对抗?”乞援人回答:“永远不会忍受奴役, 屈从男子的威力” (埃斯库罗斯30) 。最终, 公民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冒城邦利益受损的危险行亲缘道义。作品并未继续叙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的选择, 就是剧作的全部内容。主人公国王佩拉斯戈斯妥善地处理了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之间的关系, 既履行了帮助亲人的血缘伦理义务, 又尊重了城邦民众的伦理选择。

　　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 (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神》) 中, 当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时候, 复仇女神对他的追逐和他内心的恐惧, 均表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对血亲相杀的禁忌观念。对于俄瑞斯忒斯杀母却最终被判无罪, 经典的解释认为这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我们在基本的立场上认同这种观点, 但一些细节传递的更为丰富的内容也不容忽视。实际上, 为俄瑞斯忒斯杀母的行为起到重要辩护作用的是其母与阿伽门农的堂兄埃吉斯托斯通奸并合谋杀害阿伽门农的事实。这一细节表明, 克吕泰莫斯忒拉杀夫并不是单纯为女儿报仇, 而是对丈夫的背叛和对王位的篡夺, 她行为的合理性由此遭到消解。她本身犯下了血亲乱伦和弑君篡位双重罪过, 她不仅仅是为女儿报仇而杀死丈夫的女人, 同时也是一个乱伦者和背叛者。也就是说, 克吕泰莫斯忒拉同时触犯了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 儿子杀死母亲的行为因而具有了充分的正义性。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俄瑞斯忒斯最终被判无罪, 剧作实则为儿子杀死母亲的行为做了充分的铺垫, 并未将其看作理所当然。即使血缘纽带的重心偏向了父亲, 整体上对血缘的看重, 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对杀母这种严重触犯血缘伦理禁忌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

　　总体来说, 城邦时期的伦理关系正在突破血缘纽带的束缚, 但血缘纽带仍然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连接方式, 在现实和心理世界远远没有真正退位。血亲伦理既表现在对血亲相杀的禁忌之中, 也表现在对血亲义务的承担之中。城邦的国王承担着保卫城邦全体民众安全的责任, 往往陷入两难的伦理选择之中, 能够兼顾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成为理想的处事之道。同时, 在城邦中, 对未成年的儿童、妇女和已从公共生活隐退的老人的态度, 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自然法则的作用, 他们都不是完全意义的公民。在血亲内部, 父辈与子辈之间为个人利益竞争残酷淘汰弱者;在城邦内部, 城邦为了整体利益而排斥弱者。

　　三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希腊古典悲剧中的经典之作, 塑造了说不尽的俄狄浦斯这一悲剧形象。传统的“命运说”、“过失说”、分析心理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解读, 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几种经典的解读各自显露出不完善之处。“命运说”始终回避“命运”的具体内涵, 未能在清晰的理性层面阐明无法逃避和不可抗拒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过失说”则过于纠缠悲剧文本中某一特定的具体情节, 忽略作品整体框架中的宏观主题。“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更令人颇感无奈, 因为俄狄浦斯完全没有占有母亲的主观欲望, 正如哈洛尔德·布鲁姆所说的那样, “在弗洛伊德时代, 我们不确定该拿一个无罪的俄狄浦斯怎么办” (Bloom 7) 。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发现了《俄狄浦斯王》深层结构中对“过分看重血缘关系”和“过分看轻血缘关系”, 以及“对人的出自地下的起源的否定”和“坚持人的出自地下的起源”两组问题的探寻 (莱维-斯特劳斯231) ,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的自然属性和人伦属性, 遗憾的是他并未沿着这一向度继续展开阐述。聂珍钊教授的解读突破了前人的观点, 强调斯芬克斯的人兽一体形象所蕴含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 突显出人类伦理选择的重要性。 (12)

　　当我们将《俄狄浦斯王》置于与其它古希腊悲剧的对照中探讨其伦理观念时, 可以发现, 《俄狄浦斯王》在揭示伦理问题方面的过人之处在于将个体可能面对的伦理境遇极致化。也就是说, 如果说三代天父更替的神话主要展现的是自然法则与血缘伦理之间的冲突, 绝大多数古典悲剧揭示的是血缘伦理与城邦伦理之间的矛盾的话, 《俄狄浦斯王》蕴含的则是自然法则、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索福克勒斯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意识形态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廖可兑4) , 将多重重大伦理问题汇集交织, 彰显出合乎“中庸之道”的思想意识, 使俄狄浦斯成为无可比拟的伦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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