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业余”是一个伦理性问题

　　我觉得（草台班）这个业余态度很重要，因为它不太容易被现有的体制收编；也因为这个原因，它坚持下来非常困难。还有，业余状态下介入（现实）的困难和专业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工人，你怎么去表现工人？你怎么再现他们？你有什么样的权力来表达？这是经常会提到的问题。

　　业余是如何保持自己的自由状态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真实性，以我在其他领域看到的问题为例。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有纪录片运动，大量的拍摄贫穷、贫困。这个是当时左翼运动的一个部分。但是后来，左翼的运动创造社会的动态慢慢衰落了，而纪录片却越来越成功，这些导演在国际上都得了很多奖。因此，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拍摄贫穷的伦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站在哪儿去拍摄这个贫穷？难道拍摄贫穷就是为了去得奖吗？就是为了在你所在的领域里去得到提升吗？这是一个伦理性的质问。

　　所以我说，业余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性的政治，因为这关系到你怎么去表达而使得这个行动不会被收编到体制内而成为在国家层面、资本层面和你的专业领域层面的不断提升的过程，而是成为重新转化创造出新的文化的过程。业余的意思不是说仅仅保持业余的演出水准，恰恰相反，它是指如何保持自己的某一种自由状态。

　　“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生成

　　第二个，它介入的这个过程不仅是要去介入，而且是用业余的方式去介入。我们套用中国过去的话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你先到群众中去，然后你再从群众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成出完全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超出我们通常在学院里面所讨论的所谓“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Subaltern Studies (庶民研究/底层研究)和后殖民研究所提出的所谓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底层研究的对象是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就逐渐地变成了对后殖民性的讨论。这个部分的思考是必要的，原因是运动本身政治性、政治化的过程终结了。思考这些过程的人都逐渐疏离于运动本身，所以他们不得不去追问、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再追问。但是有时候这个追问导致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于那个运动过程本身的创造力的完全忽视。

　　“我们”这里是elite （精英），“他们”那里是subaltern（庶民/贱民）,你我之间没有能够产生这个互动。而他们也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比如20世纪的政治经验里面，在农民的运动、工人的运动、社会的运动中，都有过很多“业余的”参与者。我把它统称为业余的，是知识分子、是律师、是其他不同身份的人。在介入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要和对立面进行斗争，于是这些业余者渐渐地成为了运动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不是“你”和“我”。“我们”是新的东西、不是旧的东西。你不介入的时候，不存在这个“我们”，只有在介入过程中、在运动过程当中，才能产生出完全新的“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超越的，至少在我自己所处的学院氛围里，需要超越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问这类问题的时候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这才是一个关于行动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成为学院内部循环的，看起来也是反思性的，却没有生产性的追问，因为你永远把自己限定在劳动分工所给定的位置上。

　　我刚才说的业余性，就是这个给定位置的飘移，它让你换一个地方，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专家，也不是一个教授，不是一个学生、不是一个研究者，在那个时候你变成了另外一个的“你”、你变成“我们”当中的一个要素。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新的文化产生，所表现的对象也作为“我们”而展示出来。所以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他们能不能说话、我们能不能再现的问题，而是关于这样一个政治过程有没有可能发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