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陷阱》：网飞10佳，可能是2020年最好看的纪录片
现在想成为鲁滨逊，压根不需要漂流到孤岛，只需要：断网。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你魂不守舍、众叛亲离、隔绝社会，在20世纪初，那玩意叫鸦片。
现在是手机。
手机如鸦片，上瘾了但没有戒毒所。
微信拍一拍改版，抖音视频从15秒增加到1分钟，每次微小的调整都是为了留住你，玩得更久一点，于是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欲罢不能。
这部网飞在9月初上映的《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揭秘谷歌、Facebook和ins这些软件是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令人上瘾。1月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刚试映，外媒就称之为“今年最好看的记录片”。
《智能陷阱》很真，一群Facebook、Instagram、Youtube软件巨头的硅谷精英在摄影棚里坐着说独白，不是演员，都是现实中的副总裁、技术总监和程序猿。
石破天惊的是这群研究用技术绑架用户的人，在镜头前反思技术是否毁了人类的生活，甚至会发现，技术也绑架了设计程序的他们，作茧自缚。
这些声音汇合到一个被称为“最接近硅谷良心”的人身上，Tristan Harris，斯坦福大学毕业，前谷歌设计伦理工程师。
设计伦理工程师，主要研究如何利用产品设计让谷歌的10亿用户不被技术绑架。比如手机屏幕调成灰色，可以降低玩手机的欲望。
2013年还在谷歌任职的Tristan，给几位谷歌的同是发了141页PPT，主题是“呼吁最大程度地减少干扰和尊重用户的注意力”。
这在谷歌一波掀起千层浪，这份PPT被成千上万的谷歌员工内部传阅。
片中大部分的论述就来自于Tristan的这份PPT。
谷歌也多次试图讨论技术的伦理性。
之前他们还成立过监督人工智能的“全球技术顾问委员会”，意图解决人工智能中的公正、权利和包容等关键伦理问题。
在谷歌研究产品的伦理性，注定徒劳无功。这是谷歌的商业性质决定的。
2019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公布全年营收1618亿美元，在世界500强中位列第一。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最大的收入来源于广告。
没有免费的产品，如果是免费的，你就是产品。
谷歌搜索是免费的，因为它卖的是你这颗人头。
片中为了解释互联网产品的盈利原理，《广告狂人》中的Pete，文森特·卡塞瑟一人分饰三角，在计算机屏幕后操纵由喜好、性别、动作轨迹、浏览时长等大数据拼出来的虚拟用户。
这三人分别叫：参与度（留存）、增长和盈利。
互联网人一听这3个词就要犯怵。只要一入行，这3个词比和尚念经提得更频繁，前辈还会介绍几本行内奉为圭臬的书：《上瘾》和《增长黑客》。
戒不掉鸦片，是离不开罂粟果实汁液中的致瘾性；玩游戏、看视频停不下来，也不能怪你，毕竟你的行为已经被上瘾模型套牢了：内外部的触发、行动、多变的酬赏和投入。
拿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四个老公《恋与制作人》举个例子，身为一条单身狗内心空虚，朋友推荐了这款游戏（触发）；
送了我新人礼包，贪恋小便宜的我下了游戏（行动）；
发现游戏里能包养不同老公，还能解锁不同的奖励和剧情（酬赏）；
我省吃俭用花重金，只为了每夜听到老公低沉有磁性的声音（投入）。
这四部曲的设计能把你关在房间几天几夜，废寝忘食，花光口袋里的钱，欲罢不能。
有些人嘲笑《增长黑客》误人子弟，里面教的是如何零成本获客，比拼的是谁更流氓。
纵观中国APP巨头的发家史，其实没有谁的屁股更干净。拼多多的“砍一刀”，淘宝的盖楼大战，都是让用户卖了人情赚几两碎银。
用数据来量化的话，留存追求的是停留时长，增长指向APP的DAU，而这2个数据主要是卖给愿意出钱曝光他们产品的广告商。
只要在百度搜索框中输入“烤箱”，结果页的前3个位置是广告，打开别的网页看新闻，文章的夹缝中还会有烤箱图片，那就是百度网盟的追踪。
谷歌、百度、字节，就是这样建造他们的商业帝国。
“监视资本主义”乍看会有误解，其实这是在抨击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业巨鳄，无时无刻不在视奸使用他们软件的用户，再像木偶一样操纵他们的行为。
影片另起一条线，用上帝视角旁观男主本被网络信息影响的生活。
谈网络这匹害群之马的劣性有点老调重弹，不过这部影片结合近5年美国发生的披萨门、登月阴谋论、俄国操纵美国大选等一系列事件抛出了几块有意思的“砖”。
键盘侠是致郁之源。
男主的妹妹沉迷于滤镜自拍，但网络上一句陌生人的“你把耳朵P大了吗”如同刀割，足以让她对着镜子落泪。
为了变美，有多少人隔三岔五跑去美容院修修补补，一年花几万，甚至花掉一套房子的钱，炮制出一个个见光死的网红。
因为她们太想长得像滤镜里的她们了。
其实她们内心想得到的是认可、赞扬，而当这些评论来自于匿名的虚拟世界，就会窜出超乎想象的恶意。
B站法律UP主罗翔老师，因发了一段读书笔记感想，就疑被内涵钟南山院士被喷而退出微博。
退博之后，事件远未结束。这个话题霸占了B站、微博、知乎热搜，不少人继续喷他是“伪公知”，崇洋媚外，德不配位，当初捧得多高，现在跌得就有多惨。
网络上捧神和杀神，都很容易。
虚假信息是真实信息传播速度的6倍。
网络不辨别真相与否，而是让物以类聚的人扩散他们被煽动的情绪。
人有喜新厌旧、同情弱者的天性，质疑真理的“地平说”比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推理和麦哲伦的航海故事更有传播欲望，“登月是美国政府对抗前苏联而策划的阴谋”更吸睛。
最近鲍毓明案中，网友对南风窗和财新网的双标评论证实了这点。南风窗掌控了弱女子遭受性侵的道德高地，当财新网从男性采访记录中找出两者话术不同点时，舆论一面倒向前者。
因为在固有判断中，女性必定是性话语权中的弱者。
一个人的同情是星星之火，但网络把带着“同情弱者”标签的人快速聚在一起，形成燎原之势。依靠片面或虚假信息聚合的乌合之众，是很难保持理性的。
轻者口诛笔伐，重者引发暴动。
俄罗斯没有操纵Facebook来干涉美国大选，只是利用了Facebook的技术。
这场在2018年最受瞩目的论战，Facebook解释为“信息操纵者通过娴熟运用社交媒体来扭曲公众情绪，招募支持者和金融家，或者影响政治或军事结果”。
操纵方式和2016年“披萨门”事件是一样的。
28岁的埃德加·韦尔奇驱车350里，花了5个小时，来到一家名叫“彗星乒乓餐厅”的披萨店开枪制造混乱，只因为Facebook上谣言“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披萨店领导一个儿童性侵团体”。
今年也是总统大选，Tiktok的境遇和当年Facebook好不了多少。
美国政府指责Tiktok有收集国家敏感信息的嫌疑，Tiktok便把算法底层逻辑剥下，光明正大给他们看。但这不是泄露敏感数据的问题，而是Tiktok的算法把物以类聚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支持某位总统，Tiktok通过标签把这些人归类，更容易把同样属性的人聚在一起，从而加大了政治局面的不可控性。
初看是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含冤，实则是由其算法本身决定的。
Tristan在2015年离开了谷歌，成立了“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使命扭转“人类降级”，并让技术和人道相辅相成。
影片的末尾提供了解决方案，听上去有点无力：国家发布保护数据隐私的法律法规，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2016年欧洲议会颁布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美国商业领域和隐私法领域有重大革新。不仅谷歌、Facebook等企业泄露公民隐私将面临高额罚款，而且公民还有权要求删除个人信息指向的“被遗忘权”，允许是否授权给其他平台使用的“数据可携权”等等。
在隐私权保护上，中国有《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前者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上太少，后者并不是强制性的执法，容易被束之高阁。
而且中国对侵犯隐私的惩罚力度也太低，轻则发个道歉声明，严重也就才收不超过一百万的罚款。相比欧盟收取的百分之四全球营业额或2000万欧元的罚款，宽松太多。
软件巨头也不是毫无动静。
2018年5月，苹果和谷歌分别推出“数字健康”和“屏幕时间”功能，自动弹出提醒用户，手机用时过长。
国内王者荣耀游戏也出了防沉迷系统，12岁以下的玩家每天只能玩1小时，晚上9点后必须下线；就算是成年人，连续玩7小时后也会有15分钟强制下线时间。
但这些远远不够。
把数据隐私的公开权交给用户手上，更是天方夜谭。
且不说有没有人认真阅读APP的用户隐私协议，就算是隐私法领域的专家，读完这些条款也需要244小时。
如何平衡技术和伦理的关系，目前还是个未解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