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沟通论文范文
跨文化沟通论文篇1
关键词： 翻译 文化认知 文化差异
一、语言、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认知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语言是用来构建和交流意义的，是了解人类思维的窗口（Fauconnier， 1999）。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地域的人类，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种对世界认识的差异，则会以语言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翻译不仅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更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意义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翻译的表象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然而其本质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认知的转换。准确又具有欣赏价值的译文，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译文的源文化，以及受众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
二、文化认知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文化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赵贤州先生（1996）认为：跨文化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某些偏差，是因为双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异的文化信息。译者在开始一个译者的职责之前，首先应作为一个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更包括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似性和兼容性。刘宓庆先生（1999）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除了同一性之外，文化间的差异性也不容小觑。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采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最大限度地传递译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1.文化认知造成的语义差异
由于译者和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领域，彼此身上都承载着各自民族文化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形态。母语的文化特征多多少少会影响跨文化语言交际，因此，如果译者本身没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不深入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文化，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对译文的误读和误译。
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大。“龙”这种生物，就是佛教宗教背景下的产物。“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吉祥神圣之物，形似蛇，有爪，身披鳞片，头顶双角，能浮于云端，吞云吐雨，是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贵。在古代，“龙”是皇帝的象征，古代的皇帝身着“龙袍”，把自己称作“真龙天子”。中国人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把对子女的期望描述成“望子成龙”。巧妙的是，在西方国家，也存在“龙”这种传说中的生物。西方的“龙”在英语中叫“dragon”， 和中国“龙”是同一个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在东方神秘尊贵的生物被描绘成有翼、有巨爪鳞片、会喷火的巨大的蛇形怪物。其脾气凶恶暴躁，是传说中的怪兽，也是罪恶的象征。两种“龙”，虽然长相相似、名称相同，但两种文化中所代表的意义却一褒一贬、截然不同。
例如，“这个企业在该产业中起龙头作用。”这句话如果翻译成“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the dragon head role in that industry.”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西方，“dragon”扮演的是邪恶的角色。正确的译法应为：“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at industry.” 又如，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言时曾说：“... but we have other dragons to kill.”这里的“dragon”代表西方恶龙，应译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这里如果理解成东方神秘高贵的“龙”，就会造成误解，甚至是误会。
在中国，我们把怕老婆的丈夫戏称为“妻管严”，这个词和“气管炎”谐音，所以有时开玩笑时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气管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句话译为“He has rachitic.”，那么外国宾客就会以为这个男人得了“气管炎”这种病。由于译者没有准确把握原文的文化，因此造成这种误译的产生。我们在翻译这句话时应该体现源文化中的隐含意义，那就是 “怕老婆”。因此，上句应该译为“He is a hen-pecked man.”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虽然词汇相同，但词义却千差万别。译者在翻译时，要倍加注意，强化跨文化意识，避免误译的产生。
2.文化缺省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会有文化现象的不一致和文化缺省。文化缺省是指原文中所含的文化信息在译文的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对应语”来表达。这一语言现象与两种不同的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构架有关。雨果曾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毛荣贵，2001：250）译者应尊重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采用合理的手段，弥补文化缺省，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八卦的“阴”“阳”，分别被音译为yin， yang。Yin 和 yang 在词典中被分别注释为 “yin， the feminine or negative principle in nature； 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即使如此，由于英语中没有“五行八卦”这一概念，即使有了注释，对于有些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也仍然很难理解。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是古代诗人根据这些植物的外貌和开花特性，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能力，进而引申成了君子的某些高贵品性。因此，这些植物被称为“花中君子”。在西方，它们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中国有个习语叫“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国有名的聪明人，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而“皮匠”这个职业是由于其发音和“诸葛亮”谐音相似，才被拿出来补全句子结构的。这句话的原意是指众人的智慧远超过一个人的智慧。但西方人并不知道“诸葛亮”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拿“皮匠 cobbler”和“诸葛亮”相比。对于这句话，正确的处理方式是避开文化认知中的信息缺失，直接根据句意翻译，应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正如“诸葛亮”代表智慧一样，有些人物因为太过出名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常用他们的名字来指代某种性格或含义，英语中也是如此。例如，“I am not Hamlet.”（贾立伟，2008）。这里的“Hamlet”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是丹麦王的儿子。然而有一天丹麦王的鬼魂来找他，告诉他自己是被当今国王，哈姆雷特的叔叔害死，要他为自己复仇。哈姆雷特一方面对父亲之死产生怀疑，一方面又担忧是魔鬼意图蛊惑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最终为了避免叔叔的怀疑，开始装疯卖傻。现在用“Hamlet”这个名字代表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 “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因此，这里翻译成“我不是哈姆雷特”是不恰当的，也不利于目标读者理解句义。如果根据涵义译为“我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更合适。
由上可知，文学典故和文化形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许多的文化缺省，为目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制造障碍。跨文化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注重其意，对形式上的不同做适当的取舍，才能达到准确传递信息的目的。
三、结语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沟通，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认知的差异对翻译实践至关重要，会对翻译实践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要提高自身对文化的感知和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努力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实现译文在两种文化认知中最大限度的自然转换。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iles.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in T. Jansen and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Scope and Methodology，The Hague：Mouton De Gruyter，1999.
[2]贾立伟.翻译中的文化缺省透视[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 5（10）：345.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毛荣贵.英译汉技巧新编[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5]赵贤州等.对外汉语教学通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跨文化沟通论文篇2
本文通过阅读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概述了在定量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不足中，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作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有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本刊编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特别是处于传播领导岗位的决策者深思。
跨文化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以来，受到了外语界、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较快地发展起来。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涉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性文章由1995年的23篇/年增加到2004年的541篇/年。近10年共发表2285篇，平均年增长率44.1%（见表1）。
在我国传播学界，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可分为：1990~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1996~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期；2000年以后为高潮和深化期。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界发展的势头可以从前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交的有关论文中看出：2002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收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2篇。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收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9篇，增加了4.5倍。
在跨文化传播学科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取得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加强我国的软实力有何关系？笔者通过浏览相关文献，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探讨。本文在方法上不采用严格的内容分析，而是以文本阅读和阐释为手段，谈一些看法。
国内研究的现状
1.1995年以来学科的进展
1995年以来，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的进展可以从出版的图书和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1）公开出版的图书文献
根据用“跨文化”题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检索，最早的文献是1988年馆藏文献。1988~1994年有关“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有24种。1995~2000年，有文献59种，其中文集、辞书和专著相继问世。2001~2004年出版的文献有132种（包括硕士、博士论文），约占1988年以来全部馆藏相关文献221种的60%。这些文献标题和摘要显示：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致可以细分为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广告、跨文化交流与文学、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等方面的著作，共计60余种。其中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类的文献主要有：翻译类6种、影印原版书4种、编著类16种。编著类中，中国学者及来华外籍学者用英文写的著作4本，用中文写的12种。
（2）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论文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刊物。十年来，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期刊都不断有关于跨文化传播（外语类刊物为跨文化交际）。作者查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刊物中，有22篇。外语类的刊物中有19篇。
2.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十年来探讨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拓宽：
（1）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探讨人际间跨文化沟通的问题。例如，近些年来编著出版的16种书中，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有11种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书。
（2）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加对世界文化问题的关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报告》）的形势下，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
（3）中外跨文化传播的问题，突破了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4）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近些年来发表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大众传媒中少数民族形象问题的论文。
（5）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探讨。比如，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电视传播、跨文化电影传播、跨文化网络传播、跨文化广告、跨文化管理、跨文化营销等。
3.跨国新闻领域的探讨
跨文化传播涉及的领域很宽，下面我们只就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有关跨国新闻领域里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新闻学在国内发端，到2005年已发表有关专著8部，张大卫在《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一文中，简要地回顾了中外比较新闻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着重分析了一个世纪以来该学科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东西方之间的敌意。提出了从事比较新闻学应当注意的问题：避免简单化，要发展民族文化，又要有全球化意识，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又要积极与世界对话。
中西新闻比较是个很宽的领域，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中西新闻比较主要集中在误读、“编码与解码”和写作风格方面。
（1）误读张威在《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分为无意识的误读和有意识的误读，分析了中西新闻学中双向误读的情况，认为目前比较新闻学继续疏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罗以澄、夏倩芳在《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进一步分析了国际传播中，多种传媒因素引导对他国的形象误读，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新闻职业性因素、消费主义因素等。
（2）编码与解码麻争旗《翻译的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之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一文从符号传播、语言传播切入，提出了“翻译二度编码的观点”。此后他又在《论国际新闻编译的文化策略》（《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国际新闻的编译活动具有新闻和传播的二重性：从新闻的角度看，它是一种特殊的新闻信息传播，因为它和翻译行为连在一起；从翻译的视角看，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本转换，因为它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因而，编译者就兼具新闻传播者和跨文化交流者的双重身份，也就必然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策略。
（3）写作风格范红在《英文新闻语篇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一文中，从语篇分析角度介绍了英文报刊新闻语篇的宏观结构，用语义学的理论探讨了英文新闻的标题、导语的微观结构。对报刊的新闻语篇的宏观与微观结构的熟悉程度能够帮助作者和读者在大脑中形成新闻语篇的认知模式，而这种认知模式反过来又能控制语篇的生成和使用。顾潜在《中西文新闻写作的融通与互补》（《新闻大学》，2002. 夏）对比了中西新闻背景的运用、新闻语言的特色、新闻导语等方面的异同。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1.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十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应看到我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方面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
不足：
（1）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其基本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有的学者也曾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尚属
单一”。
（2）一般性介绍多，有分量的著作少。在跨文化传播的文献中，除去翻译的和影印英文原版的著作，以及从事语言、文学、语言教学界的学者著述外，来自新闻与传播学学者的著述中尚无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3）参与研究的学者中，学语言学背景的最多，学传播学的其次，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很少。香港学者苏钥机的研究显示，传播学与心理学联系最为密切。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少。我国学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大的文化集团（例如：西班牙语文化、法语文化、斯拉夫语文化、阿拉伯语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之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著作极为少见。
（5）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多，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
的少。
2.研究方法单一是学科发展的
瓶颈
上述不足中，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当前阻碍我国跨文化传播向前发展的瓶颈，定量的研究方法应引起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界的关注。
胡文仲教授在2005年撰文呼吁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需加强实证研究。他指出，通过查阅1999―2002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有1066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0.56%。而同期美国跨文化传播的著名核心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的151篇论文中实证性的文章占72.85%。
本文作者查阅了1995―2005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6份刊物，上面共发表跨文化传播类的论文22篇，其中21篇是属于思辨性的演绎性文章，1篇是通过调查访问写出的实证性文章。这些论文中没有1篇定量性的文章。
美国学者提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依赖于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依赖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描述性方法、运用其他学科的评论性方法（表2）。美国跨文化传播的学者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对象界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面的交流）与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传播更宽泛的界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区别。
对照上述方法，这6种期刊中的22篇跨文化传播的论文都属于运用评论法撰写的论文。
这三类方法中，各类实际操作起来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例如，在心理学中，心理学者把心理学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一般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假设的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如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资料收集的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等。其基本的研究步骤是：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验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定性研究则是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方式，取得有关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的描述性资料，对这些资料作出定性的分析。一般定性研究比较宽泛，几乎所有非定量的研究均可纳入定性研究的范畴，如哲学思辨论、个人见解、政策宣传和解释等。一些目前被称为质的研究的一些方法也被纳入其中。
定量研究方法原来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后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跨文化传播学在外语界的研究也被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类。在传播学中其研究方法也基本上被分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上述我国传播学者关于跨文化传播的22篇论文，基本上属于三大方法中的第三种方法（评论法）中的定性研究。研究方法的单一是很明显的。在定量和定性研究中我们完全侧重于定性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从几十年来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量化研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最初是从E.霍尔的文化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法开始（《无声的语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进而发展到定量研究异军突起的，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主流地位，定性方法则被边缘化。古迪孔斯特（W.Gudykunst）是主张定量研究的代表。到了90年代初，学者们又开始反思，意识到定性研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进行，这成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并倡导研究方法倡导多元化，用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来研究跨文化交流问题。尽管如此，当前量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跨文化传播学者要思考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最适性。但是在当前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缺失的情况下，提倡进行定量研究，无疑是纠偏的一种做法。定量研究的发展可以促使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向客观、科学的方向迈进，便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然定量和定性结合是理想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将定性分析作为形成假设的途径，然后通过定量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设；（2）同时收集定量与定性的资料，两种方法互补使用；（3）用定性资料来帮助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4）对定性资料作量化分析。
总之，当前我们需要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运用定量分析的实证性的方法。可以预想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我国跨文化传播学将有长足的发展。
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是软实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之一
1.文化是影响跨国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化差异是影响外宣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国民党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些例子说明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文化中传播时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内宣不同于外宣。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是其中关键性因素之一。
从传播学理论上讲，对外传播基本上是跨文化的传播。与同文化内的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是：编码是在甲文化中依据甲文化的码本进行，而解码是在乙文化中依据乙文化的码本进行。甲乙两种文化的码本不一样，文化中的方方面面（例如，语言、思维方法、世界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法律规范、非语言符号等）都对甲方的编码和乙方的解码产生影响。对乙方来讲文化直接影响解读效果。上述的《白毛女》和三仙姑等案例中，中美受众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是因为中美受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所致。
解读的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质量。它有多种情况：等值解读、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等值解读的概率低；而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的概率要高。例如，“杨白劳”在中国文化中是值得同情的人物，而在美国文化中却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这在跨文化传播中就是异质解读。二是接受的层面。它主要有三种层面：信息层面、态度层面、行为层面。它是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首先是接收到信息，然后由信息层面可以发展到（也可以不发展到）态度的转变，再就是由态度层面发展到（也可能不发展到）行为的转变。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由于文化的因素，从信息层面发展到态度层面，要比从态度层面发展到行为层面困难得多。例如，中国国民党士兵得到了《白毛女》的信息，促进了情感和态度的变化，美国兵也得到了《白毛女》的信息，但是没有促进感情和态度的变化。
因而，这就需要甲文化的传播者熟悉乙文化的“码本”，把自己要传递的信息，使乙方接收的质量提高，力争做到等值解读，尽量减少减值解读，异值解读，以利接收层面上，能够较容易地从信息层面发展到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达到甲方预期的传播效果。
2.影响力才是国际传播软实力的最终体现
国际传播是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传播中的软实力，大致由传播力和影响力两者构成。
传播力是指大众传媒将信息向全球扩散的能力。传播力展示的是一国的信息可以抵达的范围，它并不表明信息所及的范围内是否接收该信息的情况。以卫星电视为例，传播力是指有多少频道可以上星、落地(覆盖地球表面)的能力。
影响力则指落地的信息是否能被当地的受众接收（入眼），并对其认知（入脑）、情感和态度（入心）、行为（入行）产生影响的能力。人们只有接触到信息，才可能有感情和态度的转变，只有有了感情和态度的转变，才能有行为的转变。以卫星电视为例，你的电视节目是落地美国了，但是，在可收看的本国和外国的100多套电视节目中，观众是否接受你的节目，还不一定；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入眼）一般就得到了相应的信息（入脑）了，但是否对其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那还不一定；有了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入心），是否在行为上发生变化（入行），还不一定。所以影响力的大小要看对感情和行为的影响能力。
用拉斯韦尔模式五个W传播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给谁获得什么效果）来看，最后一个环节是效果，追求预期有效传播是任何传播者最终目标。产生正效果，传播才是有效的；产生零效果，任何传播都是徒劳的；产生负效果，任何传播都是有害的。因而，在对外宣传中，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由传播力和影响力构成的软实力才最终得以实现，软实力才落到了实处。
只有传播力没有影响力，再强的传播力也是枉然。我国外宣在这方面有过教训。“文革”时期，尽管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在语种和发射功率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增办了11种外语广播，增加了播出时间和发射功率。在国际短波广播每周播送时间方面，1970年我国为1267小时，占当时世界第三位。由于节目中充满了政治说教，大话、假话、空话不断，引起国外听众的不满。“文革”十年中，国外听众来信平均每年约5万封，最少的一年只有2万多封。
依照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十年内，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的传播力名列世界前茅，应该不成为问题。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交流的素质是薄弱环节。人员的跨文化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教育又与跨文化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从目前来看，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名列世界前列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为什么？因为我国对跨文化的理论研究比较滞后。
3.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要亟待加强
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美国从1945年之后就开始研究，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传播学中的独立学科。从此之后，该学科一直平稳发展。进入21世纪亦是如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E.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2002年出版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指南》中所说，自20世纪末以来，跨文化传播学在研究视角方面没有显示出大的变化，在平稳发展。对其核心观点并没有提出有分量的质疑。至今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是美国学者（或工作在美国的学者）进行的。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效果研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20世纪70年代，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时，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分的阶段。1977年夏，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克斯?格林在与新华社驻英记者谈话中谈到：“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据我猜想（仅仅是猜想而已），收到这些出版物的人中，有80%至多是瞧一眼目录，也许拣出一篇他们可能感兴趣的文章，看看画报中的图片――其余的就丢掉一边去了。”“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记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才从国外引入跨文化传播学的理念。90年代中，大陆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跨文化传播的著作。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与美国的研究差距还比较大。
现在我国的外宣已经和“文革”时期的外宣，从策略上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在外宣队伍中，内外有别、外外有别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但是外外有别中，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即从文化的角度（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除外）探讨中国与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有哪些特点基本上是空白。中国和美国的跨文化交流研究比较多，但是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的研究也很少。2006年我的两个硕士生，一位写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的跨文化交流问题，一位写中国与乌尔都语国家的跨文化交流问题，经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可找到的相关文献是凤毛麟角。毛泽东说：“作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对于自己外宣的主要对象，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多数处于没有做调查、研究、分析的状况（至少体现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上）。没有坚实理论研究的基础，我国的外宣水平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困难重重。
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有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上的运用特别要注意。
跨文化沟通论文篇3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跨文化沟通论文篇4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