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故事大赛:工作和生活中,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亲身经历?

  知乎故事大赛第一季(本次大赛征稿已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结束,请勿写回答参赛):知乎故事大赛

  在知乎,已经有超过 2.2 亿知友向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见解。这些知友们亲身经历的分享,让经验得以成形,让更多人看到了职业背后的专业,找到了混乱人生中暗藏的真相,于细微中感受到温暖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我们向大家征集你亲历或见证的故事。题材自定,不限于职业故事、学习生活、挚友逸闻、爱情冷暖、家族悲欢、人生百态、历史变迁……

  征稿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 - 2020 年 1 月 15 日,期间可持续通过回答创作,以 1 月 15 日版本为最终版。截至 1 月 15 日,赞同数最高的作品可获得最具人气奖,奖金 5 万元。其后我们将联合特邀评委,评选出特、一、二、三等奖共 14 部作品(不参考赞同数),总奖金 45 万元。

  赛后将对所有获奖作品进行公示及颁奖。优秀作者将有机会开设知乎盐选专栏,更有机会搭上影视、出版直通车。

  我们邀请到著名作家贾平凹、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腾讯网副总编辑陈晓楠、《智族 GQ》编辑副总监何瑫、《人物》杂志执行主编赵涵漠、前 ZAKER 总编辑叶伟民,作家梁边妖 7 位特邀评委,进行作品评选。

  同时,我们邀请了腾讯视频、开心麻花、青春光线影业、微博读书、作家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人物》杂志、剥洋葱、天才捕手计划、真实故事计划、全民故事计划 11 家影视、出版机构,参与本次参赛作品的 IP 开发。

  (注:以下参赛回答内容禁止转载)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今天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便是,报名参加了知乎故事大赛。我是下午在知乎网上随意浏览时无意间发现的。我关注了两个人:一是周源(知乎创始人,知乎001员工),二是张亮(不是知乎创始团队的张亮,是一个音乐人,对于品牌运营颇有些研究;我是第1次在知乎上搜索“如何拥有10万粉丝”,于是读到他的文章),然后突然就了解到正在举行的这场比赛。从了解此信息到填写报名信息,大约不到10分钟的时间!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正逢其时,可以说太合我的“胃口”了!我在去年时就萌发过一个想法,想学学胡适,写一篇《四十自述》来(预计字数在5万字)。但终因工作繁忙、服务客户之需要而未能成事。即使在过年期间,也抽不出这样的空来。

  但这一次不同!原因是我不久前辞去了上一份工作,并谋划一件事情,想把自己以往的作品结集出版,希望惠及更多的读者,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目前正在家休假,同时照顾妻儿,并每日坚持写作和找投资(或出版公司)。这样一来,我完全具备了写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间!

  我打算用十天的时间(每天写草稿一个小时左右),来完成这篇故事。

  前面说的“激动人心”和兴奋,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比赛?作为一个心理学人,时常保持一种自我省察的习惯,这次参赛亦是如此。我想,我有三个目的或用意:

  1.既然参赛,又有大奖在前面等着,那么心中自然也觊觎着得奖(榜上有名),这既是一种物质奖励,更是一种荣誉的吸引(说“诱惑”也是妥当的)。

  2.我正好趁此机会把去年未完成的心愿达成,岂不快哉?!对于自己40岁之前的人生,做一个回顾和总结,真是必要而有益的。

  3.如果别人看到我的故事能够喜欢或受启发,或受感染或触动,那真是一件幸事,写此文的意义就更加升华了!

  在这三个目的中,恐怕占第一位的是第2个,其次是第3个,最后是第1个。

  本次大赛有个要求,即“非虚构”,以下均为个人生活纪实。这将是我首次完整地披露我40岁之前的真实人生故事。

  我的故事也许不能算十分精彩,或跌宕起伏;但就我的认知来说,它一定是属于我本人的、独特的人生记忆,它们一一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说明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第一章 父母

  既然写人生自述,是一定绕不开“父母”的。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的母亲是共和国同龄人,今年七十了,身体还算硬朗,目前一个人独居在安徽省中南部(江淮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她是从一个相隔20公里外的邻镇上的村子嫁给我的父亲的,在那个年代算是远嫁。母亲姓许,所以我长大后每逢遇到姓许的人,心中立刻就生出一份亲切或近距离感。据母亲回忆说,外婆共生了13胎,长大成人的有6个,其中5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即我的舅舅。

  我的母亲在六姊妹(弟)中排行第二,所以被称作“二姨”,但大姨、小姨均在长到20多岁后得病去世了,悲呼哀哉!所以我记事后,实际上来往较多的就只有四姨、三姨和小舅三家亲戚了。

  母亲是很聪慧的那一类女子,虽只有小学学历,但曾当过村里——准确地说,是公社——的赤脚医生(在嫁过来之后)。不久有人提醒我父亲,大概是让他提防点,怕母亲地位上升后到时候Hold不住,于是父亲就直接让母亲回来,母亲回到了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母亲的聪慧之一表现在她的记忆力超好。很多事情,发生在几年前,她都能准确说出日期。在她的生活中,很少有糊涂的时候。她能说出好多乡间俚语,以至于我曾经据此编辑出一本书稿(书名即是《乡间俚语》)。

  除了聪慧外,母亲的坚强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虽然也有流泪的时候,但我极少听到她哭出声来;同时,面对生活中的繁重劳动,她总是一如既往的劳作着,很少停下来过、歇下来过。

  我的父亲是铁匠,据母亲回忆说,在生下头胎(即我的大哥,1971年生)后的月子里的第7天,她就开始抡大锤打铁了。这件事听起来自然令人心酸(甚至可以推导出父亲的不够体贴),但确实反映了母亲的吃苦耐劳和韧性的一面。以至于我长大离家后,每当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想懈怠之时,只要想到了母亲(以及父亲)勤劳的一生,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力量。

  海灵格在《这一生为何而来》一书中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想到母亲而满怀喜悦的人会赢得生命的力量”,他这样论述道——

  幸福是一份礼物,幸福来自关系。让人快乐的关系,带给人幸福。如果第一份关系不和谐,那么接下来的关系是不会和谐的。所有关系的开端都跟母亲有关,大部分问题的出现都跟这份关系不圆满有关;喜悦的开端也与母亲相关,孩子内在最深处的幸福就是在母亲的怀抱中,这是原始的幸福。

  当孩子长大之后,很自然地会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但这没有关系,原始的幸福是可以相随相伴的。虽然将来会产生更大的距离,但是基本原则则是相同的。请注视着母亲的眼睛,并且说:“是的,我很高兴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母亲这件事是我生命中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了。”

  (《这一生为何而来——海灵格自传·访谈录》,P89,伯特·海灵格 嘉碧绿·谭·荷佛 著,陈丽芬 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我特别喜欢这段论述,也深深的相信它!

  我今年41,母亲比我大29岁,今年70周岁。我知道,母亲终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作为儿子,将不能再亲眼看到她的音容笑貌。几年前我曾产生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在母亲临终前的一年里,我能够陪伴她,在她身边,给她临终的关怀,正如母亲当初怀我的时候有十个月的时间一样。我想,生命的初始和结束,应该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婴儿与母体要么合二为一,要么整日“厮守”;那么,“死”——作为人生仅次于生的第二件大事——临终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享受这样的照料和陪伴呢?

  说完了母亲,再来说“父亲”。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2年有余了,真是弹指一挥间。那是2007年的春节,正月初三日,我正读研究生二年级时的放寒假,就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与很多更早丧失父亲的人相比,我是幸运或幸福的,因为那时我已经29岁,而不是19岁或者更早,我已经具备了经历人生风雨、承受丧失亲人之痛的能力!

  相对于母亲来说,父亲似乎没那么聪慧,性格也没有那么坚强,反倒有懦弱的一面,生活中也常有一些(在我们看来)不明智的选择或决定。实在的说,我有些不喜欢甚至讨厌父亲的懦弱怕事……当我从事心理咨询及情感咨询后,这成为我的一个心理按钮:每当我看到一些来访者在生活中极其懦弱怕事后,就容易激起我的愤怒;慢慢地,我才可以处理好这一情绪按钮。有一次,一位年长的同事在案例研讨中对我说,“你觉得你身上没有懦弱的一面吗?你也是懦弱的。你的懦弱,正表现在不能接纳别人的懦弱上。”她的这番话警醒了我!

  再过几天,农历十一月初五(2019年11月30日),便是我父亲的生辰日了。这个日子随着父亲不在世的时间渐久,我估计我的兄弟们、甚至母亲都不太会记得或想起了。今天上午对妻子提到此,我笑着说:“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百姓,如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他的生日不知要被多少人记住呢!”

  父亲个子不高,大概在1米63到1米65之间,在兄弟6人当中,他排行最小,身材也属于最小一号的。六兄弟中,有三人都从事铁匠工作(老三、老四、老六),却也因此间接造成了兄弟间的一些矛盾。当然,三伯移居到县城去了,大伯则作为入赘女婿安家在一个30公里开外的镇上。据说二伯是最聪慧的(手艺人,篾匠),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只有二十几岁,尚未成家。

  所以,留在这个村庄的就是四伯一家、五伯一家以及我们家了。四伯的手艺做得更好些,声名远扬,这使得我父亲相形之下就见绌了。但尽管如此,那时铁匠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民间有语“一阉(乡间发音为jian,音同“剑”,四声)猪二打铁,三抓黄鳝四捉鳖”。

  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出生最晚(78年)。我出生前后,国家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分责任田,不再是搞大集体经济,各家各户反倒有饭吃了,而铁匠属于我们家的副业。那时我的母亲本来不打算远嫁的,但外公很“专断”,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就替母亲做主了。母亲也就依了。

  也幸亏母亲做了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我的出生呢?哈哈!

  父亲的一生,是劳碌的。虽然他很少做家务,下厨房的事,一年难得见几回。他的劳动主要在田间和铁匠铺里。

  父亲的一生,有时经受着屈辱。我们家与一个邻居家的关系总是不好(因为地皮的事情),有几年过年时都会打架,而我们家总吃亏。前面说了父亲身材矮小,身手不算灵活,性格也不勇猛,所以打架打不过别人。甚至父亲还被五婶下过毒手:据我的大哥说,有一年我们家与五伯家因为田地的事情发生矛盾冲突,打起架来。五婶——我的亲五婶啊——曾用手捏过父亲的裤裆——多么狠毒的行为啊!

  所以,大哥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时,总会陷入沉默和愤懑中。

  父亲的一生,在临终时,竟然不是正常死亡的,而是那一年的春节,他不愿和我们一起过年,独自一人跑到了外面,结果正月初三日的黄昏时分,我们就接到了村书记传来的消息,说是在某村的某个水塘边发现一具尸体,“看样子像是你父亲”,已经被运到县殡仪馆了。我们去殡仪馆认尸,我亲自去认的,这才确认了身份。呜呼哀哉!我的父亲!

  要说最温馨的记忆,也有两件事:

  一是大约七八岁到十岁之间,每逢农历过年,腊月二十四之后,父亲就渐渐得闲,愿意抽出时间陪我们打牌或者下象棋,那时候我觉得好稀罕、好珍贵!我会等到父亲吃完饭,洗完脸,待一切都收拾消停了,于是在桌子上码好棋子,杀一盘!

  另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在我十四岁时,我考上了当地的市级师范学校,并且拿到全初中学校中考总成绩的第一名。那时父亲的脸上很有光。直到开学时——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家——父亲亲自送我去A市上学,虽然一路聊得不多,但能感觉到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而父亲心中想必也是喜悦和欣慰的吧!!

  (初稿用时:80分钟。2019年11月27日晚22:00~23:20分)

  第二章 求学

  如果说家庭是我们的根,父母是我们潜移默化的老师的话,那么,学校便是我们走向社会前的准备,是我们遇到正式老师的地方。

  我的求学经历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1983年到1995年。我是何时上小学的,有些不确定了。好像是5岁时作为一年级的旁听生,6岁又读了一年级。因为年龄偏小,不得不在小学一年级多待了一年。准确的说,是某小学的低年级部:有两个教室,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离家大约400米的路程。教我们的是一对夫妻,男的是我们本家的,姓邹。印象最深的就是做口算加减法以及数数,我记得我在五、六岁时就能数数到100了,母亲颇为我自豪的,没少夸我。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今晚女儿回家后,我得陪她练一下口算,准备几块小板子,上面写下口算题,规定时间内看能答对多少题。)

  至于语文,印象最深的篇章有“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乌鸦喝水”,“画”,“鹅”,“神笔马良”,“小马过河”等。《小马过河》比较晚一些,大概是三年级的一篇课文。

  下学后,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砸(纸)鳖,二是滚铁环。所谓砸鳖,就是用硬一点的纸折成方形,平平地放在地上(越贴紧地面越好),让对手来砸,如果砸翻过来了,这个鳖就归他所有,到最后看谁手中的鳖最多,那份胜利感和自豪感不言而喻!有时,我的手指竟会弄出血来,也自己忍着,不告诉大人。这个砸鳖是有技巧的,会砸的人比不会的要厉害多了!

  记得在读三四年级时,早上早起到校,天才麻麻亮,有时要用松树油点灯(松树油是在上学的路上经过一片松树林,从树皮上抠下来的),几个男女生一起早到校的,就在教室里玩起这个来。我也曾经参与过。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却还记得!前不久刚逝世的流沙河先生,他说自己老年读书如秉烛之光。这让我想起了古人有关读书的一段名言: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我查了一下,这段话最早出自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原文如下: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对了,小时候听到的最有意义的一句格言,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最早说这句话给我听的,是我的大哥。

  到了五年级,已经是整个学校的最高年级了,但因为我个子小的缘故,我那时没有觉得自己是大哥哥,仍然是老师眼中的“小不点”;不过,我这小不点的成绩在全班是第一的(语文数学两科加起来),而数学是我的优势学科,基本上都能考上98~100分。我记得五年级时我还故意出了一道题,想要难倒我的数学老师呢!那道题是:

  1和0.9(9上面有个点,表示是无限循环小数),哪个大?

  我就写在练习册上的空白处,请老师回答。印象中老师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解答,并且似乎也夸赞了我的这一聪慧绝顶的提问!

  在上四年级时,我们学校来了两位年轻的、从师范毕业的老师,一位姓吴,女老师,约摸20-30岁的样子,那时,我们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很兴奋,我也不例外。我记得早读时,她喜欢斜倚在前排学生的课桌上。有一次,我竟恶作剧的将笔尖顶着她的后背,这样墨水的污渍就渗进了她的衣服里。而我似乎又有些自恋,认为这个年轻的吴老师会喜欢我多一些,理由有三:一是我的语文成绩较好,课堂上发言积极;二是她教唱歌时,我也能很快跟上,吸引了她的注意;三就是早读时,她似乎经常斜靠在我的课桌上。

  现在想来,这显然是小男生对成熟女教师的一种暗恋和爱慕心理。

  小学的生活以我毕业考的全校最高分完美收官!我记得数学考了98分,语文考了78(或者是80),总之两门课加起来是全校第一,并且因此获得了5元的奖励!哇,5块钱哪!真不少!

  后来,我的大哥去帮我领取了这5元钱的奖金,并去镇上的书店里买了一本《红楼梦》,大哥那时已经读高中了,很迷恋读文学。不过听母亲说,因为此事,父亲将大哥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大意是他不该乱花这个钱去买书。

  初中的生活只有三年。全校大约是6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进入初中后,我离家要更远一些了。我是走读生,中午在学校吃一餐,只打饭,自己带菜,而且要从家中带米到学校去。

  在初中三年中,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遥遥领先(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只有语文相对弱一些,大概在全班前5名的样子,因为我怕写作文——从小学就开始了,这乃是由于对自然、对生活缺乏观察和感受的缘故。

  这个时段有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较大,他姓唐,那时有50岁的样子了,额上的皱纹很密,国字脸,有一个经常性的动作——砸嘴巴。他是教数学的,同时又是我们的班主任。最新鲜的是:隔天,他会为我们读一次报纸(即读报课),这在小学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位老师的样子,我至今还豁然存在脑海里。他的名字叫唐燕舞。当时电视广告里有一句广告词叫:燕舞,燕舞,一曲歌一片情(燕舞牌收录机),所以,就联系在一起记了。

  唐老师对我的生活多了一些照料。印象中,我去过他的教师宿舍,闻到过他家厨房的味道,而他的结发妻子会给我夹一些菜。为啥对我多一些关照呢?无非有二:一是因为我的成绩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和青睐;二是我的家境很一般,甚至不好,所以,老师大概是带着几分怜悯之心,多关照一下了。

  后来我从事小学教师工作后,还去了他家拜访了有三四次。如今,不去拜访有十多年了。最后一次拜访应该是在读上师大研究生前后,那是2005年左右。

  中考,我以518分的高分名列整所学校第一(在全县可能排在70名以内,具体不详),再次为学校争了光!

  这时我的人生重要抉择来了!我是继续读高中,还是上中专、技校呢?要知道,那时候读中专可是尖子生的首选,因为中专三年后就包分配工作,就能拿到工资了!我那时并没有多少独立意志,父亲不想我读高中,怕读了高中后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大学还有一大笔费用等着开支呢。他那时也已经快50岁了,希望我早点出来工作。我自己虽然想读高中考大学,但也有些想尽快工作的意愿,同时也可以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

  那么,既然读中专,读哪一类好呢?我选择了滁州卫校,并且填进了第一志愿,不过在第二志愿栏里我填了“安庆师范学校”。说实话,那时我不太想当老师的,觉得当老师没出息、没什么前途。可是我的父亲却希望我当老师,认为收入稳定(国家“铁饭碗”)、假期多,又体面,等等。

  结果,我第一批次就被这所师范学校录取了!进校后,我才知道我们班的录取最高分是521分,一个叫许卓的女生,而我是排在第3名。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自己这么高分数,进这所学校,亏了!

  然而,今天想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时肯定有些懊恼、沮丧和失落的,或许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态调整,终于接受了自己即将成为一个师范生的事实。

  时光到了1992年9月15号左右,作为新的一批师范生,我和其他莘莘学子一同来到这所学校报到。很快,新的学校生活冲刷了我曾经的失落情绪。

  那时,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军训,也第一次唱起了属于自己的校歌(由徐震球先生作词作曲,“巍巍龙山前,滔滔长江边,绿树葱葱,桃李争艳,这是我们美丽的校园……”)。至今我还能哼唱起它的旋律,而且把校训“求知求是,为人为师”牢牢地记在了心间。

  师范这三年,对我的人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塑造作用。

  我们那时还领取饭票和菜票(按月领取,国家定额发放),我第一次见到学校大食堂是什么样子,食堂边又有开水房,需要我们自己去提开水。

  我第一次独立在外生活,需要自己洗衣服、整理床铺等等,一个学期回家一次。学校里的图书馆、阅览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开学后的不久,我第一次接受了青春期的性教育(观看影像)。

  我们还召开了学校运动会,在一年一届的运动会中对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由于体能不出色,我无缘参赛,只有写写稿子,做做宣传。慢慢地,我在做宣传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竟也吸引了学生会宣传部委员的关注。

  对了,师范学校还组织过文学社(取名“江南”),我似乎还投过稿呢。

  在这三年里,我们要学“三字一画”:粉笔字、毛笔字、钢笔字和简笔画。此外,推普成为极重要的活动。要知道,刚入学校的我们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于是每个班就成立推普小组,由来自市区的几个同学担任组长。我们来自枞阳县的学生,在这方面是很令人头疼的,因为口音重的缘故。

  那时觉得不会说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好丢人,于是奋力去学!我准备了好几本本子,专门用来矫正字音。

  师范三年中,我的成绩主要有三:一,我的文化课成绩在全班应是前三名的,所以,也曾萌发过想要被保送上大学的念头;二,我的钢笔字、粉笔字写得越来越好了,被上书法课的老师几次点赞;三,我的宣传文稿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再加上原本弱项的体育也在不断地弥补,不再那么弱了。有一次,我的体育单科成绩竟然达到了80分!

  不得不提的是另一件生活中重要的事,就是恋爱(或者说情窦初开)。

  说到恋爱,首先要说社交能力的拓展。一开始我不大合群(从小学到初中尽皆如此),到了师范后,我为人际关系苦恼过,于是决意要改变。我自己有了重塑自己的愿望。我开始强迫自己去跟人打交道,强迫自己接触不同类型的人。

  举例来说,起初我是在105寝室的,这个寝室的好几个男生都属于学习好、但社交不行的,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调到了另一个寝室。这个寝室长属于那种社会经验丰富一些的,成熟老道的。起初我跟他有些合不来,但很快我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新寝室的环境,比如一起打球、练臂力,偶尔也打牌、聚餐、喝酒,出去骑车玩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起PK谁能将五根拉环全部拉开,谁的次数最多。有一次,我竟然能拉开6根环了!

  总之,社会交往能力在这个新的寝室里得到了锻炼。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他们说:“我被你们同化了!”他们听了这句话,自然也开心。谁不愿意去影响别人、看到别人受自己的影响呢?至此,我的社交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知读书、钻到书本里了。

  也是在这个寝室里,有了人生的第一段较为集中的“跑马”经历(那时我们管男子遗精叫“跑马”)。我们的被子上时常会有一些精液留下的痕迹。每个男同学的被子上都有。随着生理上的成熟,心理上想要谈恋爱的愿望也被激发出来。然而那时我们在内心深处是自卑的,我们是从乡下来的娃,又有哪个姑娘能看得上我呢?

  尽管有这份尴尬和不自信,我还是试着去寻找心仪的女生对象。终于有一天,我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女生(在同寝室所有男同学中,不算靠前也不算最落后的)。这个女生姓叶,个子矮,身材有些胖,说话有些直,爱怼人(据说她的母亲是市区某中心学校的副校长,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们是在打开水时搭讪认识的,慢慢地对方似乎愿意跟我多说话,于是我就把她当作自己追求的对象了。其实现在想想,自己也并不算很喜欢她,只是迫于要找女友的压力,就索性找一个吧!

  后来,才出现了一个真正令我心仪的对象,她姓邓,是比我们晚一届的二年级学生,也是普师班的。她长得比较小巧,但个子并不算矮,与我的身高算是蛮般配的;她的嘴巴小小的,嘴唇薄,会唱歌,好像还会一门乐器。她和她们班的班花是好朋友,但我自然追不到班花,于是就找上班花的闺蜜了。这个女生和我交往的时间长一些,大概有半学期到一学期的样子,但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拉过手。能记得的是我们曾在操场上散步,在晚上时分!要知道,能将隔壁班的女生约出来饭后散步,这在男同学中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谈资啊!她还为我唱过歌曲,好像叫《珊瑚颂》……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在师范求学期间最罗曼蒂克的一段经历了。

  在师范三年的求学生涯里,伴随着恋爱的初步探索,也开始追随流行文化。比如那时风靡大江南北的歌曲《花心》《水手》《把根留住》《同桌的你》,都在校园里被传唱,我也很快学会了哼唱它们。这些成为我们那一代师范生的共同记忆!

  到了三年级的下学期,我竟然和一个岳西县籍的同学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我鼓动他进行了一次冒险,即在实习期间骑车从市里骑到了我家(全程大概80公里),并睡了一夜,结果害得我们班主任到处找人找不到,甚至还上电视台登了寻人启事。后来,我因为此事受到了校纪的惩罚,班主任要求跟家长见面,起初我哥去了,结果不行,最后还是要我的父亲亲自出面,才将事情平息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对那位同学感到愧疚,因为是我的冒险举动连累了他!

  我们的这位班主任姓陈,是我师范三年里一位亦师亦友、又像父亲的一位老师。他凡事追求上进,对学生的要求既高又严格,据说曾获得“全国优秀班主任”荣誉呢!在我刚入学的头一年,他看到我经济上的困难,亲自为我介绍过家教,这是我出外求学后的第一次兼职。虽然只做了几次,后来主人家就不让去了,大概是觉得我教得不好,又或者是普通话不够好吧,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到了1995年七八月间,我人生的第一段求学生涯就正式宣告结束。我们全班近40位同学,除了一个被保送上大学(去向:安徽师范大学)外,全部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拿到了工作调令。

  第三章 十年(孩子王及其它)

  从1995年8月到2005年7月,这整整十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十年。这期间值得一记的事情初觉并不多,但细思起来,却有一长串的故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段是从1995年到1999年。这四年当中,我初为人师,充满着对新工作的喜悦、热情探索以及专注。起初,我任教数学,这是我的优势学科;教了三年后,从98年9月,我主动提出改教语文——这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挑战!我那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一直教数学的话,那我(在职业上)的局限性就大了。所以不如趁早教别的学科,多一门教学的技能与本领。

  语文并不是我的优势学科,但自从这次改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换过科目了,一教就是七年!

  作为一名乡间教师,我那时的一些做法还是蛮独特的,也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比如,我会兼任音乐课,会教学一些新的歌曲,如《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想去桂林》《送别》等等,都是在师范三年所学到的一些歌曲——对我的那些纯朴的农村娃来说,这些歌曲无异于给他们吹来了一股清风!

  有一次,为了增加学生们听歌的快乐,我竟不厌其烦地让学生轮流来我的办公室,戴上我的耳机,打开我的小小收录机,聆听《小螺号》歌曲,“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也恐怕只有年轻的师范生才会如此地毫无架子,真的是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至于课后与学生下象棋、打排球等,那都是常有的事!总之,那时的我似乎想成为一个乡村教育家,一心扑在了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上,并无其它杂念。

  学校有个公共厕所,厕所里的粪是承包给一个同事的(他是民办教师,家里种了菜地,需要肥料),而那时的我为了加强对身体的锻炼,也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和这位同事搞好关系,竟在下班之后帮他挑过大粪。

  初入工作岗位的我,也曾因为与同事关系(处理不好)苦恼过。我说话直,容易得罪同事,尤其是年长些的、世故的同事。后来,我不知从哪儿看到“一滴浆糊”的故事,大意是:当你想说话时,先假想一下,你的嘴巴上方有一滴浆糊,你一开口,那滴浆糊就会落到你的嘴里。那么,你还会轻易开口吗?这个故事意在告诉人们:要节制说话,要惜言。

  我请当时会书法的校长书写了两幅字,还买来了木线,并自己动手涂上棕红色的油漆,钉在宿舍的墙上,用以勉励和提醒自己! 与“一滴浆糊”同时上墙的,还有“健信根”三个字,这三个字的来源可能是日本某家企业的经营哲学。

  总之,这两幅字对我那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1998年9月,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来了一个新同事。还真巧了,他与我同名(不同姓)。我们在一起共同相处了一年,然后各自调离了这所学校。

  这位同事比我小一岁,身高和我不相上下,但身材比我要魁梧些;长着一张圆脸,大眼睛、双眼皮,头发有点卷曲,脸上有不少青春痘,逢人爱笑,颇有些文艺和风流才子气质。虽与我同名,但其个性及风格与我迥然不同,以至于周围的同事们经常拿我俩做比较。在我看来,他比我有才情、个性更张扬,属于随性的那种;而我则是自律、务实的类型,也可以说比较踏实、相对更靠谱一些。

  然而,正是这样不同的气质类型,促使我们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不仅是同事,而且还一起做晚饭,一起背唐诗、打球,等等。那一年,我们彼此都给了对方较大的影响、支持和力量!

  因为我的自律正好是他所需要加强的,而他的随性正是我需要学习的。我俩好比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哈哈,这个比喻太大言不惭了),是互补的气质。杜甫曾咏诗颂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他是98年毕业的师范生,我比他早三年,但他在学校期间就开始参加自学考试(用以提升学历),而我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牵引,走上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道路。这在后来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在此之前,我受大哥的影响,一味的认为“能力比学历更重要”,所以自己虽是中师学历,但并不为意。但有一年暑假我去了一趟深圳,在大哥大嫂家住了一个月,期间在龙华镇的几所民办学校投递过简历,发现这里的小学老师新招聘的要求都是大专以上学历,这样的话显然我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了。这一经历对我有一定的“刺痛”,使我暑假回去后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和能力的关系,开始重新思考“要不要(在职)提高学历”这个问题。

  那时也曾尝试过直接参加高考的途径,但终于未能坚持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生机!这一考试形式,首先你要选好自己要报的专业(对我们来说最常见的就是汉语言文学);其次,每次最多能报4科;第三,既有专业课也有公共课考试,公共课比如《马克思主义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大学英语》等等。

  在我的同事傅根生的引领和建议下,我也选报了汉语言文学,而不是其它专业。我记得第一次去报名,是在本县教育局的大楼一楼里进行的,我好像是报了两门。几个月之后的第一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

  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以平均每次过2~3门的速度,大约在两年后,就获得了大专学历证书。当然,这其中也有栽跟头的学科,而不得不重考。好像是《古代汉语》补考了一次,但《古代文学作品选》我就一次性通过了(这两门是当时所有专业课中难度较大、通过率最低的)。虽然栽了跟头,但后面的通过率就越来越高了,这并非是由于我智慧多么过人,而实在还是由于我肯下功夫,持之以恒的努力的结果,也就是前面说的“自律”精神所得到的回报!

  拿到大专证书后,我并未满足,并未止步,又开始朝向下一个目标——即参加本科段的自学考试——迈进了!这时我已经成为自考的老手了,在选报课程上更合理,在平时学习、考前复习上更有条理和方法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英语》科目我一次性考到了92分,这个成绩令当时全镇的小教界同事都刮目相看!那么,在这其中,我有什么秘诀吗?

  要知道,我们在师范三年是不学外语的,相当于近乎荒废了,所以自学考试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些怕考英语。而我在大专毕业后,立即买了本科段英语专业的几本书,包括《英汉翻译教程》等。我原本打算直接考英语专业本科的,但后来终于作罢;不过,这一尝试却也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即我相当于“偷学”和自学了英语专业本科的几本书,我的词汇量大增,这为我顺利通过公共科目英语考试并取得高分打开了大门,也为我日后在研考中一举拿下英语学科铺平了道路。

  这么说来,实际上我在自考本科阶段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要考研了。从2001年到2004年,是我异常用功努力的几年。这种状态却也缘于我的一段恋爱经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谈)。

  1999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工作上调动到另一所学校;这个工作调动并不是外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却是要托人找关系的——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托人找关系,也是近20年来的最后一次。我托的人是谁呢?是我们叔伯家的大堂哥。堂嫂当时任本镇的副镇长,于是暑假里的一天,我硬着头皮去探访,诉说自己想要调动的诉求。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为啥要申请调动呢?不都是公办学校吗?有什么区别呢?区别至少有二:一是学校规模的大小,二是学校年底老师会分到一些奖金。而我所在的学校奖金越来越少,于是大家都不愿意待下去,像我一个毛头小伙子愿意待4年的,已经是稀罕物了。关心我的人都会问:你怎么不申请调动呢?

  在种种压力及外界的劝说下,我终于动用了这层关系,登门求人办事!也算幸运,这一学年的开学前几日,我接到了镇教委的通知,让我去新的学校上班。调动成功了!!

  瞧,这就是中国乡村的关系社会。不是吗?

  结果,我在新的学校一待就是六年,直到2005年8月结束。

  1999年的暑假,我和傅根生还共同合谋了两件事。其一是暑假开始后,我们一人骑一辆单车骑行至黄山风景区,单程大约300公里左右——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壮举!那时可是炎热的夏季呀,此前我虽日行骑过80公里,但从未连续骑这么远的路程。所以,在出发前,既是兴奋期待的,又是忐忑的……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能不能顺利到达,等等。

  在那年暑假前的一次晚餐上,大概是我提的议,结果傅积极响应,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情投意合!在年轻时,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或知心的朋友,并共同完成这样一次多少有些壮举意味的行动,这真是上天馈赠我们的人生礼物啊!

  骑行路上,少不了挥汗如雨,但还没有风餐露宿;只是努力、再努力的向前骑着,同时领略着一路的风景,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去的时候连续骑了三天,就到达了黄山风景区的北门附近。当晚找了一家旅馆,休息一夜后,第二天一大早开始登山,爬了大半天的时间,我们第一次登上了莲花峰、光明顶,又沿着陡峭的云梯一步步爬上了天都峰,登上峰顶的那一刻,虽疲惫不堪却兴奋至极,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在我所教的那套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登天都峰》,作为一名老师,我终于不仅教了课文,也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这次登峰体验!)在下山时,每走一步,腿都要酸痛一次……

  顺便说一下,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有广泛的游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是极为重要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说的真是没错的。

  回来时我们骑行了两天,第三天适逢下雨,再加上体力下降得很,终于决定搭上一辆车,载着我们到了池州市。上了车,就付好了车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小心或者是由于其它原因,一块车窗玻璃掉下来,砸碎了,车主要我们赔80元,我们哪里赔得起,又哪里愿意赔?!

  最后车子在池州市的一条马路上停下来了。我们和车主理论,到底是年轻气盛,在争执不休时,我竟主动出手打了对方一拳,并且好像对方的下巴流血了。后来这件事怎么了结的,我都有些忘了,反正是我们好像“赢”了,没吃亏!现在想想,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处理和解决问题;对于那个被打的同胞,心中多少有些歉疚,尽管对方可能言辞难听了些,或者要求蛮横了些,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呀!

  另一件合谋的事是,傅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叫什么芳的)对他说,外面有一个赚钱的机会,她自称在广州的一家电子厂上班。前面说了,傅是一个头脑比我灵活的人,对金钱也比我敏感,所以他对外界事物的敏锐度更高。他心动了,因为可以快速赚钱;而我呢,恰好可以去大哥家里走一走,过一下暑假,所以就答应与他同行去广州。

  于是,大约在这年(1999年)暑假的7月底8月初,我第一次来广州,到了番禺区,来到他的芳同学的住处。到了之后,从他们的说话、眼神等等中察觉到,这是一个较奇妙的组织,后来我就猜测他们疑似是搞传销的。因为他们的话语中有“拉人头”“(发展)下线”等词语,在这之前,我的二哥在哈尔滨也短暂加入过类似组织,因此我获得了一些有关传销的间接经验。

  到了芳同学住处的头一天晚上,我感觉仿佛要被人软禁了似的,出不来了。于是一晚上就在琢磨着:明天我怎样逃离这里?!而在那种处境下,我还不能跟傅说这一切。

  第二天,我故作从容地跟他们道别,说要去深圳大哥那里。也就是我假装没看出什么,只是陪同傅来此一游,所以他们也不便再阻拦,这样我得以顺利“逃脱”。

  傅在那里好像待了有20天左右,后来就回老家了。这20天里,无非就是听现场分享会、洗脑,学习传销模式,最后让你下定决心加入。据说,傅后来还找过我们共同的上级——校长借钱,但被拒绝了。

  无论是骑行经历,还是差点误入传销团伙经历,显然都大大丰富了我的社会经验,促使我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

  我和傅不仅于此,我们还有第3个共同经历,那就是:一起去追女生、谈恋爱,那时还不曾流行“泡妞”这个词。(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将会提到)

  这十年的后六年中,我在教学上取得了一个较大的突破,也是促成了我下定决心有志于教育的一件事。即我大概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所写的一篇教学论文,在县里获得了一等奖。题目好像是:《给现行语文教材的几点建议》,它来自我在实际教学中的一些思考和尝试。这篇文章的获奖,还要感谢一位初中老师(姓伍,名先贵)的悉心指点。我记得在初稿完成后,我到他那里求教了两次,他都给出了宝贵意见;伍老师在我们当地教育界可以说是孜孜于教学研究的一类人。现在也已经多年没联系了。

  此后,我订阅了《人民教育》杂志,获得了一些教育界的最新信息。要知道,在我们农村能主动订阅这本杂志的,可谓少之又少,这也反映了那时的我有志于教育的职业追求。

  我开始读陶行知,崇拜苏霍姆林斯基,后者的《育人三部曲》曾成为影响我极深的一本书。有时在学生早读或者自习时,我都会拿出来翻看、研究、朗读和体会。

  不仅如此,我还成为当地第一个报考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他人报告文学的居多,也有报考法律的,但是我不想钻到文学的故纸堆里;反倒觉得,基础教育才是我要研究的方向和领域,是我将来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采铜在《人生是持续而反复的构造》一文中(来源:《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一书),曾讲述了韩裔美国人珍妮·苏克的人生故事,在此可以作为对照和参考。文中这样写道——

  珍妮·苏克(Jeannie Suk)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传奇。她是一位韩裔美国人,6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小喜欢音乐、舞蹈和文学,小学时除接受常规教育外,还进入美国顶尖的芭蕾舞学校接受训练,一直到15岁因父母怕耽误学业而被迫终止舞蹈训练,苏克成为芭蕾舞演员的梦想就此破灭。

  本科时她就读于耶鲁大学,在此期间进一步发展了对文学的兴趣,毕业时苏克拿到马歇尔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然而,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会走上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时,她竟毅然转向,投向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法学——她坚信这是她可以热爱一生的事业。于是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曾给两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做过助理,后回到哈佛法学院成为助理教授。

  2010年,37岁的苏克成为哈佛法学院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亚裔女性。《我想看到的世界》(A Light Inside)是她回忆自己成长经历的自传。

  我一边教学,一边自修,准备考研。我是在2005年1月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但我差不多在2002~2003年就开始准备研究生的考试内容了,也就是总共用了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夯实基础。

  当时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中有一本书对我影响较大,就是《中国教育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开本,我是专门联系了上师大图书馆教材部的老师邮寄购买的。另外一本是《外国教育史》(上下册),北师大出版社的,觉得书编得不怎么样;还有叶澜的《教育原理》,施良方的《教学新论》,等等。

  除了专业外,英语和政治其实是考研路上两只不好对付的“拦路虎”。因此,在这两门学科的复习准备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2005年1月11号左右,我在安庆师范学院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天的考试把我的潜力用尽了!或者说全部发挥出来了。我未参加过高考,但我觉得这个考试的挑战性要超过高考!考前的头一天晚上,我好像只睡了两三个小时的觉,然而第二天的我也并不怎么困,反倒有一种较亢奋的状态。

  我记得第一场考试进教室前,我还与同行的考生开玩笑说,“现在就像产妇生孩子之前的阵痛一样”(故作轻松和幽默状)——然而事实上也真是如此。

  因为这场考试成败与否,将直接影响我的人生未来格局。我为什么要考研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乡村、农村,做一个教书匠,或者一眼就能看得到终点的人生轨道上。我那时想,如果我不能离开乡村,出去闯荡一番,那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我要摆脱这平庸!所以,在考研之前,为了励志和打气,我甚至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我的考研宣言》。

  那时,“成败在此一举”,真有些这个味道!所以,当我临近考场时,我自然要将这一场我已经准备了一年半时间的考试临场发挥好,发挥出最佳水平!

  两个月后公布的成绩,证明了我做到了这一点:英语62,政治64,教育史123,教育学109,共358分,虽然比我理想的要少几十分,我原本想考380分以上的,但不管怎么样,第一次考研就超过了录取线。后来我得知,在全国报考该校该专业的60多个考生中,我排名第五,而当年招收的是8个人(学校: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月份去上海参加复试,再后来大概是5月份,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从3月到6月,我都是在兴奋中度过的,那种兴奋持续了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一种“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感觉!这是一种命运将要从此改变的感觉!我活在了许多同龄人、同行业的同事们的艳羡的目光中。

  顺便说一下,在此之前,2003年,我的那位好友傅根生就考取了西华师范大学的文学研究生——尽管他对这所学校不太满意,他原本是想考徐州师大,被调剂过去的——比我早两年。他的顺利升级,也激发了我的斗志,让我憋着一股劲,一定也要考出去!结果真的如愿以偿,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5年8月,我在乡间的教学生涯正式结束。一个月后,我将奔赴上海,前途将如何?我不知道。此时已经27周岁了,单身的我,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段求学之旅。

  第四章 深造

  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是1996年。那年的阳历年底,我跟随我的大哥去了一趟上海,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乘地铁,第一次感受大上海魔都的魅力。

  第二次去上海便是2005年4月,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复试;同年9月,则是正式在上海“驻扎”,要在这里住下来并长期生活了。桂林路100号,这是我们学校的地址(在徐汇区)。上师大是一所地方院校,并非国家教育部直属,虽然没有华东师大那么有名气,但我很快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这里的食堂、图书馆、运动场,学思湖、花园、林荫道,音乐厅、文苑楼等等。当然,如果说得更加直露一点,也包括这里的青葱美女,有人曾戏言上师大“美女如云”,姑且听之。

  除了我的导师钱扑先生外,在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听闻了有两位教授,一是梅子涵,儿童文学作家;二是方明生,著有《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一书。因此在来校之后,当听说梅子涵开设了儿童文学选修课之后,我立即去听课了,并且在课后和子涵教授单独聊了聊,还请他签了名(在他的著书《阅读儿童文学》上)。而方教授则是我直接推门而入的,他是我们本学院的教授,当时正在给高年级的研究生上课,我了解到具体的上课时间,就带着先前购买的他的书去听他的课,他是我的师姐贾晓娟的研究生导师。

  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那时我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上师大的文化、人文资源来拓展自己。

  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我遇到两个困难:一是公共英语课,外教授课,是个幽默的美国老太太,我很难完全听懂,总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心中颇有一种挫败感和落后感……幸好,这位外教期末的考试也不是很严格,所以成绩还是通过了;并且她邀请我们去她的住处过圣诞节,我也去了,还获得了她的亲笔签名。

  二是第一学期的教学模式让我觉得挺不适应,因为我认为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围绕专题和主题进行的、自主探索式的,而不是讲授式的,尤其是讲授有关教育社会学的理论,什么涂尔干的社会静力学理论,我更是没啥兴趣。经过一番纠结和挣扎后,我终于向我的导师提出一个特殊的申请,我要去南京行知小学实地考察求学,因为那时我读到一本书,是杨瑞清先生(乡村教育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行知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著的《走在行知路上》,我心向往之,觉得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就要跟随这些人才是。

  好在我的导师钱扑先生也十分开明,他答应了我的这一请求,于是在第二学期开始后的不久,我就请了至少一个月的假,不在师大,而是去了南京浦口区行知基地,在那里和行知小学的师生们接触,甚至和学校附近的两位乡村企业家接触、交流,从事田间劳动,等等。

  在南京期间,我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南京口腔医院矫正牙齿。为什么选择南京呢?因为它比上海的费用要便宜好几千。我与行知小学的几位老师交往,还动过想要追求其中的一个女老师的念头呢!当然后来并没有结果。

  现在想想,这段在旁人看来可能有些异想天开的经历,对我本人来说却是极有意义的。我在考察期间写考察日记,写下自己对乡村教育的思考。回到研究生院后,记得有同学邀请我做一次分享,于是我在整个院里做了一次分享,自豪得很呢!大家当中不乏有人为我的大胆探索举动而点赞。

  和杨瑞清校长、邹云老师的认识以及在行知小学的考察实验,是我研究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后来虽然不再联系了,但这份恩情一直存留在自己的心间。我感受到南京人的友善好客,杨校长的实干、气度和胸怀,甚至杨校长的老母亲的慈祥的脸和微笑,都给了我生命中爱的滋养。

  带着这种探索欲的满足以及爱的滋养,我重新回到了学校,这时我的焦虑心绪一扫而光,我开始心定了,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求学生涯将如何度过!

  在师大三年里,琴房是我最经常去的地方之一。这个琴房主要是供音乐学院的学生用,但对于教育科学学院的研究生也是开放的,于是我经常去借钥匙,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在琴房里干什么呢?做口部操,练嗓子,练习普通话,研习功课,中间也穿插弹琴。有时我也会带上自己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在那里上网。

  我非常重视自修和自主思考,在研究生期间写了5万字以上的文章,汇总为《学思集》。

  去文苑楼听讲座,也成为我在师大生活的重要部分。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请来了一个穿米黄色袈裟的和尚(修行者),也不过三四十来岁,为我们讲的主题已经记不清了,但讲座中有这么一句话,“人对于食物的渴求不可能是无穷尽的,但对于精神完善和智慧的需求则是无穷尽的。”

  有一门课程值得一记,即科学技术哲学,任教者是柳延延老师,是一位在多数人看来有些特立独行的老太太。她讲的那些东西听起来较深奥,却直指当今的社会现实。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曾震撼了我:“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够在晚上9:00前睡觉,那么世界上的疾病和问题将减少一半。”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和女儿同读的一篇文章,叫《十二点你睡了吗?》(来源:《哲思》杂志2019年第11期)

  在社交方面,师大三年我是比较活跃的,这缘于在师范三年(1992-1995)的基础,更缘于我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自信心的充实,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在社交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困惑了。我能在独处与社交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说到恋爱,严格地说,这三年里没有谈过!虽然平时也有一些彼此愿意相处的异性好友。有一个师妹姓辛,来自江西万载县,比我晚一届,倒是和我交往了有好几次:我们曾一起去某连锁餐厅,这个餐厅离学校门口七八百米的样子,我们共同吃过两三次饭,她长得其貌不扬,身材又有些胖,但性格上是易于相处的,人也善良聪慧,她和我主动交往的热情似乎要高过于我。

  毕业后的几年内,我与她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听说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是他们家乡的,在加拿大留学,所以后来两人结合后,她就移居加拿大了。

  对了,那时我们的班长叫刘艳,是华东师大本科毕业后直研的,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她面容娇巧,身材匀称,肤色白皙,年龄在二十六七左右(在研究生当中算很年轻的),处事却比较干净利索,身上有一种上海人的气质。她那时有一种独身主义的思想,原因之一是她的双胞胎妹妹谈恋爱后经常痛苦不堪,这让她对恋爱产生了后怕。我当时是班里的副班长,我们有时一起组织活动,不免多了一些交往,但终于没有怎么深入交往下去。

  据说,我们毕业后的多年内,她仍然单着,没有嫁人,她毕业后的工作是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当辅导员。

  我们同专业共有八个人,四男四女,还真巧了!其中有三个男生来自安徽:我,尹光军,姚宝亭;另一个男生是我们的老大,叫刘立明,他来自湖南邵阳。毕业后我们四个人全部留在了上海,但有不同的去处。再后来,刘移居到美国,我则南下深圳。

  四个女生中,有两个来自湖北,一个湖南,另一个山东。可以说是真正的“五湖四海齐相聚,一旦毕业各东西。”

  我们八个人的关系,情同兄弟姐妹,聚会时总能凑齐,而且从老大到老末,每个人的身份角色是被一再强调的。如今也已经十多年没有同聚一堂了。

  我所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当代中学生消费观剖析——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那时我对流行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兴趣,读了一本《流行文化社会学》(高宣扬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又颇受赵鑫珊先生(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影响,所以想写点深刻的东西,同时又要结合当下社会生活的实际。起初是想对流行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做一些审视,但后来发现选题太大,于是缩小为“中学生消费观”。为了这个选题,我又在上海的几所中学进行社会调查,取得了一些实证数据。

  最早去调研的学校是上师大二附中,位于金山区。这一去,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后来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金山区的金盟中学。

  我做社会调查并非只是把问卷一发放就了事,而是先深入到学校生活中,和学生同时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军训、学农等社会实践,最后才在合适的时机发放问卷。因为我不仅用问卷法,还运用了访谈法。

  为了拓展问卷的区域范围,我还不厌其烦的联系了浦东新区的几所中学,同样是进行问卷调查。

  获得数据之后,回来用一个数据处理软件一一录入,得出数据分析的结论。总之,我感觉自己做这个研究还是比较严谨的。后来,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并获得了“良好”等级。在论文的理论部分,我记得还引用了施韦泽的思想。

  为什么在一篇剖析中学生消费观的论文中,要运用施韦泽理论的视角呢?在这篇论文中,我写道:

  “‘敬畏生命’,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施韦泽在丛林中苦苦思索人类精神文化问题时闪亮的一道火花。在《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一书中,他写道,他每天在思索: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怎样丢失精神文化的?

  “‘敬畏生命’范畴的提出,既是施韦泽长期思考和理论探究的成果,更是其在非洲丛林这个生命现象最为繁盛的地方救死扶伤、受到自然感悟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施韦泽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最重要先驱之一。当代人正日益体验到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

  在上师大期间,我还认识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朋友,他比我年长一两岁,也是早期的中等师范生,也是工作了十多年之后才考的研究生,我们是同一年入学的。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他读的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二是他那时已经成家,育有一女。他姓徐,叫徐普良。我们相似的过往经历,让我们相识后,立刻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和情感,但我与他又有某种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在于:我看问题的角度似乎总与他不一样。

  毕业后他起初也留在了上海,但不久去了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任大学语文讲师。如今他去西班牙做访问学者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

  我回忆下来,师大生活的三年,对我影响较大的人分别是:杨瑞清(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乡村教育改革者的勇气),曲啸(教授、演讲家),施韦泽(德国医生、学者、人道主义者,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陈俊杰(上师大二附中的语文老师),柳延延(哲学教授)。

  2008年5月,我签约了金山区金盟中学,找好了毕业后的工作归属。6月26日,参加了毕业生的典礼,就准备离校了。此时,我30岁,已到了而立之年;我还做着我的教育家之梦。

  第五章 结婚

  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是人的第二次生命”,我深深赞同,无论对于男女皆是如此。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选择好你的伴侣,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所以,心智成熟的人,没有不极其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婚姻的。

  在30岁之前,我始终未踏入婚姻之围城,然而从18岁开始,其实就有热心同事为我介绍相亲了,再后来自由恋爱,也大致共有4~5段。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也是历时最长的(半年左右),即2000年~2001年期间谈的一段恋爱。

  这段恋情和我的好友傅根生有关联——更准确的说,是他向我传达了“有女生暗恋我”的信号。而这个女生又是怎么认识我的呢?就是一次自学考试报名时见过面,但没怎么说话。但那时傅已经谈了一个对象,小Q。小Q和暗恋我的女生是同事、闺蜜,都在县城的一家制衣企业(工厂)做事,她们都是从县城某技校毕业的,中专学历。

  我那时已经和傅分开,分别在一所学校教书。有一次,他骑摩托车过来,晚上卧谈,他再次谈到那个女生暗恋我的事情,我自然也有兴趣。有人暗恋,这不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吗?我从侧面了解了那个女生的情况。据傅介绍说,她很上进,自学英语大专(课程),能用英文写作,这一点吸引了我。当然,我并不知道她长得啥样,那时还没有用QQ,智能手机更是尚未普及。

  接着有一个星期六,我和傅相约,去了县城他的女友的住处,而小C就住在她的隔壁。这是我和小C第一次认真的见面。说是小C,其实她的年龄与我相仿,好像比我还大几个月或者大一岁,有点记不清了。她留着短发,脸腮有点红,眼睛是双眼皮,眼神里透露出女性的温柔和一丝羞涩,看样子是朴实的,并且吃过苦的那种类型。这种气质类型和我是相配的。这一次我才知道她的全名叫什么。

  对于她暗恋我这一情况,显然我一开始不宜去捅破;但我和她交往,确实是充满自信的!无论从职业、长相、学历、个性修养等方面来说,我认为自己都是OK的,甚至可以引领她(走向未来)。

  自第一次见面后,以后大约每周或每隔一周就会去一次:从镇上骑摩托车去县城,40公里左右的路程,每次都是和傅一起,他找他的女友,我约我的小C见面。

  这里有一个插曲——那时我已经在县城的某个音乐老师那里学习小提琴了,也是要每周去一次县城的。这样我去小C那里,就会背上小提琴,一举两得:不仅是去约女友,也是去学拉琴。可以想见,那时的我有着一颗浪漫的情怀!

  我是20多岁才开始学琴的。在这之前我已经接触过笛子、口琴、箫等乐器,但对于弦乐一无所知;有一天我在读爱因斯坦的传记时了解到,爱因斯坦会拉一手小提琴,于是我想:我要是能够学会拉小提琴,该多好呀!带着这份憧憬和自我完善的愿望,我果断地去安庆市区某琴行花了360元购得一只小提琴,然后去枞阳县城寻觅能教小提琴的老师,通过文化馆顺利找到了一位孔老师。每次上课25元,每月4次共100元。现在看来钱不多,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也是一笔重要的开支了。后来我跟随这位老师学了将近两年,又自学了大半年,这只琴现在还伴随在我身边。

  和小C的恋情进展既顺利又比较迅速。当然我们并未偷尝禁果,身体上的接触是有的:接吻、身体相拥、抚摸对方……有一次,我还去了她的老家,在县下面的一个镇上。白天,我们在马路上骑摩托车,我教她骑,她坐前面,我坐后面;晚饭后,我们来到一处小山头上坐着,彼此靠在一起,凝望乡村的夜空,聊着天。我们沉浸在热恋的喜悦和兴奋中。

  可以说,这是我谈得相当投入的一次恋爱。不仅有上述罗曼蒂克的场景,也有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我去了她那里之后,几乎每次我都会下厨做饭菜,因为她有时要上夜班,有时周六上班,而我相对来说有空些,再加上我平时也比较喜欢下厨,所以自然少不了要展示一下厨艺,以此表达对对方的爱了。

  然而,这段恋爱最终却发生了变卦。那时我约摸二十三四岁,我在想:我未来的一生真的就要这样度过了吗?我还有没有别的活法?如果一辈子待在乡村做个小学老师,我甘心吗?

  这种思绪随着两件事的触发达到了极点。一是那一年的端午节,我面临一个抉择:按照习俗,我如果将来娶她的话,就要去未来岳父家里拜访送礼(在我们老家叫“看节”);如果我不去,那就失礼了,因此我必须决定去还是不去。其二是某一次的见面,小C对我谈到,让我在大塘街的房子上再增加一层,将来我们可以住。这一提议引起了我的极大反感(可能也是我的一个情绪按钮吧),我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是俗人一个;后来我学了两性心理学之后,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需求了。

  此外,还有第三点,就是在和小C交往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她的懒惰的一面以及依赖性,这两点是我所不喜欢和不欣赏的。

  综合这些因素,最关键的是我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思考,经过了大约一星期的酝酿沉思,我终于决定要提出和她分手,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为了不耽误对方。

  这样,我在下一次周末见面时,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她提了分手一事。具体怎么说的,已经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对方听了之后很难过,好像是流着泪眼从屋子里跑了出去——当然我没有去追。我是一个在感情上从不藕断丝连的人。再后来的下个周末,我去了她的住处,将曾经为我俩买的床也处理掉了(准确地说,是搬回家来了)。

  不久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之前我写给她的信,以及我们的一些照片。为了断绝彻底,我记得我将这些信纸烧掉了,化为灰烬。这个女生确实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书法字体,但最终我也没有留存。

  总之,这段恋情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距今天已经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我想,她应该过得还好吧!!这段恋爱经历虽然以分手而告终,但我感谢它,我也不会为我的分手而感到愧疚。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你认为不合适的人提出分手,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更是对未来的人生负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而且对方可能会因为你提分手,从此过得更好!

  这段恋爱经历让我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激发我的考研斗志的重要动力!在内心深处,我不愿找一个我们老家的姑娘(为自己的终身伴侣),我想去找一个外省的姑娘(一部分是为了满足新鲜感和好奇心),而且必须是大学生;若想实现这一点,我自己先要升级,提高自己的资本!

  在读研三年里,我的不少哥们,单身的,都为没有女友发愁或焦虑;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是我可能比较擅长的是心理上的自我调节,以至于在这三年里并没有投入过某场恋爱,却平稳地完成了学业。

  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年,教学工作和班级管理的强度是蛮大的,周末有时都在加班,既无暇恋爱,也暂时仍然没有合适的对象。这一年是在金山区生活。

  第二学年度,我换到了浦东新区的另一所民办学校上班。在这里的工作节奏放缓了很多,也开始慢慢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了,比如开始在外租房子,自己做菜做饭,周末有时会去浦东图书馆,甚至听听音乐会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了更多想谈恋爱以至结婚的愿望。

  从2009年到2010年,也发生了一些异性交往上的经历,但终不合适。直到2010年的7月份的月初,正好是暑假的开始,我对自己说:我先留在上海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家去(要是以往,我基本上很快就会回家去)。这样做的用意之一,就是希望自己在恋爱方面有突破、有进展。要知道,那时我已经32岁了,在婚姻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

  并且,我还注册了一个相亲网站(比较不知名,叫速配网)的账号,交了100元钱,获得了一些权利。这时,决定我未来人生的、神奇的一件事发生了。我遇到了“温暖的心秀”,她也是速配网的会员,因为我有特权,所以可以发信息给她,通过信息,我们彼此加上了QQ。我的QQ是476018014,她的QQ是252831228。

  加上QQ后,就直接具备了对方的联系方式,这是2010年7月17日的事。这一天,是我和妻子在网络上认识的日子!

  到了8月8号,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的第一次。我们在上海南方商城的一个餐馆见面,我比她大概早到半小时,她从松江赶过来,我是从浦东新区赶过去。她身着一件蓝色T恤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大短裤,哈哈,这个行头,我可没怎么看上。再加上她的个子不高,长相也不算好看的类型,那一次见面,我几乎是礼貌性的与她共同吃完。当然,这中间过程中我也少不了对她的一些了解和探索,比如我试图找出一些话题,看能不能产生一些深层的共鸣。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她好像在那次见面中和她的父亲通了一个电话,用她家乡的方言说的。这个细节有什么含义呢?我不得而知。

  约会结束后,我有些怅然和失落。虽然分开时礼貌性地说“再见”,但心里想着:或许我不会很快主动邀请第二次见面了吧!

  结果还真的有意思,大概有几天时间,我们彼此未发信息给对方。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对方的信息(内容已然忘了),我给予了回复。哦,对了,我们第一次见面,还共同看了一部电影,叫《唐山大地震》,看得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见完这一次面后,我就回了一趟老家,并向母亲提及此事。当时本来还要约另一个河南的女生见面的,但因为在QQ上与心秀聊得较好,干脆就放弃了那个。我告诉自己:一段时间内,只与一个女生交往。

  正当我犹豫要不要继续和这个女生来往时,母亲对我说:“丑妻多福。”这句极朴素的话,对我有触动,影响了我。回老家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我与心秀仍然在QQ上互动着,并且互动的感觉好像还不错。我将回农村后的一些见闻和她分享,她也能给我恰当的、合我心意的回应,这才让我下定了决心继续和她交往下去。

  转眼到了那一年的七夕,我去她那里,为她送过一束蓝色妖姬,我们又一同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这是我们同看的第二部电影,题材和上一次大不相同。

  到了这一年的10月1日,中秋节前后,同时又恰逢我的生日,心秀女士来到我的住处为我庆生。这一次我们已经有相当亲密的身体接触了,不过,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性爱。

  我们的恋情发展得迅速而顺利。为了验证彼此的身体是否合格,我主动提出一起去妇幼保健中心检查;她也应允了,因为我这样做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彼此。随后,我物色了一处小区里的房子,迅速将房子租下来,筑巢引凤啊!心秀被我的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志所感动了,一步步的上了我“这艘船”上来。我记得当时还写了一首《安家诗》呢!

  到了当年的12月,平安夜前后,我们已经谈婚论嫁并预定好了结婚戒指,选择的是金伯利品牌——“钻石恒久远”(寓意我们之间的爱情)。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我们彼此都未与对方父母或家人见过面。不过,未婚妻与我的母亲通过一次电话,我好像与我的大哥说了一声“我准备结婚了”。

  那一年的年底(大约30号),我请了婚假,与未婚妻踏上了去她老家的旅程,并于2011年1月5日在漳平市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领取了结婚证。从与她的父母、家人初相见,到领证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里真要跪拜和感恩我的岳父大人呢);从我们7月17日网络上认识到次年1月5日领证,中间也不到半年的时间(感谢速配网为我们牵线搭桥,做我们的网络“红娘”)。

  这中间至少还有下面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江智民和周虹合唱的那首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徐嘉良作曲,高安作词),真适合我们——

  为什么我们相遇网络

  为什么要拿虚拟对待我

  我和你 在一起

  在一起 的甜蜜

  这份爱 会埋在我心底

  ……

  二,在正式办婚宴之前,未婚妻交给我一张银行卡,卡里面有45,000元,让我拿去开支;三是我们在领证前办了一个公证书,内容大概是我自愿将户口落在女方家里,我将与妻子共同承担赡养岳父母的义务,等等(这件事我也没有事先和家里人商量,就直接拿主意了)。

  我就是这样,在2010~2011年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投资——选择未来的伴侣并与之成立家庭的!

  如今,我们的婚姻已经跨入第九年,并即将迈向第十年了。目前婚姻还处于完好和较有活力的状态。

  第六章 家庭·创业

  婚后第一年,我们筹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为妻子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和机会)。我记得有一次去市七医院做检查,结果查出她的血红蛋白量只有62,远远低于118的正常范围(属于重度贫血);又查出有心肌缺血症状。这怎么办呢?妻子是继续上班,还是辞职在家休养?当时我在浦东民办外高桥中学教书,每月的收入也就几千元,但毕竟妻子的身体要紧,再加上我们手头还有一些积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毅然决定:妻子干完这一个月的工作就离职——一是为了她个人的身体休养,二是为将来我们能顺利怀宝宝做准备。

  虽然我们的这个决定使家庭经济收入少了,但换来了家人的健康,并为优生下一代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础。

  在那一年里,妻子过上了相对以前来说悠闲得多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她嫁给我以来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这也是我们结婚以来仅有的一整年的二人世界。作为一个从事婚姻情感咨询工作的从业者,我想强调的是,婚后适当时间的两人世界比匆忙进入三人世界,对于婚姻本身来说要有益得多,它能促进婚姻的健康发展。

  大概在妻子休养三个月后,我们又去查了一下血液,血红蛋白含量已经上升到80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又查了一次,上升到100,再后来到了118了。这时我们共同认为,已经达到了怀孕的基本条件,于是开始准备造孩子,在性生活中不再采取安全措施。

  到了2012年的四五月份,这时我们已经备孕一年了,但一直没有怀上。妻子想:既然始终怀不上,那不如去上班吧。这时她已经离开职场一年有余了。我也表示赞成。于是她投递简历,不久就去了嘉定区的一家公司应聘上了,继续做质量工程师。可是事不凑巧,妻子在这家公司干了还不到一个月(在入职前也进行了正常体检),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面临一个尴尬,也可以说是一个道德难题,因为去这家公司面试时说自己是生过小孩的,这一来倒好,刚进去没多久就怀孕了,是离职还是不离职呢?是告诉公司实情还是不告诉呢?

  本来要是换做别人,可能会继续在公司干下去,直到临产前几个月再请假,但我们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她工作的环境不适宜有身孕的人,可能会造成流产;二是妻子的身体底子不算好。因此我们再次做出了离职这家公司的决定,安心在家怀孕。

  到了2012年的11月左右,临产期快到了,我们去做产检,被查出是胎位不正,医生说孩子的头还没有朝下。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心里虽着急但也不慌,也尝试做了一些有助于胎儿的头翻转的努力,但终于无济于事。

  这时我回了一趟老家,把母亲接过来了,二哥也一起送了一些东西过来,包括一张婴儿摇床——这是我小时候睡过的,是我们家唯一的古董了。

  万事俱备,只欠生产。在2013年的1月24日左右,我们住进了医院,等待生产,根据我们的情况,医生建议剖腹产。这是我第一次将要当爸爸了,心情是激动的、兴奋的、充满期待的,身体上却是忙碌的。那几日,我每日厮守在妻子身边,给她照料,与她聊天,我们一起等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为孩子取了两个备用名,若是男孩,就叫海生;若是女孩,就叫兰心。这两个名字都是我和妻子一起想出来的。海生:在上海出生,同时有一句诗,叫“海上生明月”;兰心:兰是指上海市的市花白玉兰,借此含义叫“兰心”。(因为我和妻子是在上海认识、结缘的,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好像希望孩子的名字中,能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

  2013年1月28日早晨九时许,妻子在经历了一夜的空腹之后,换上了手术前的病服,被推上了手术台。我不知道她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或许有点忐忑不安吧,又有几分的害怕和担忧?我和母亲在手术室外等着,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婴儿被护士抱出来了,护士对我说:“是个千金。”我心里稍稍一沉,因为本来我心里还盼望着是个男孩呢,或者说如果是个男婴会更合我意,但很快调整了心绪,欢欢喜喜地迎接女儿的诞生。那时的我并不能确定将来我与妻子还会不会生下二胎。

  这个小家伙还真机灵,当我抱着她走到电梯里时,她的双眼都睁开了,既大又圆,眼神放着光!这时护士推着妻子的病床也进了电梯。我看到妻子微微发白的脸,紧闭着眼,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但我想:这时她的内心一定洋溢着幸福吧!

  2013年1月28日(农历12月17日),成为我们家添丁的日子。

  2013年4月,我开始谋划离开学校的工作岗位,去公司里任职。通过前程无忧,我应聘了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凤凰时代教育研究院录用了我,我也觉得与这个岗位相适合,于是就签约了。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着(成家后的)第一次搬迁。因为新的公司在闵行区,所以如果继续住在浦东的高桥镇的话,那就太远了。在4月底,我去嘉定区马陆镇找了一处房子,小区叫育兰二村,5楼的房子,90平米左右,月租1900,比之前贵300元/月。

  到了2013年七八月间,由于带孩子需要人手,我把母亲再次从老家接来同住,这时离她回去刚好7个月左右。九月中旬,妻子找到了嘉定区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工作,月收入首次突破7.5k,她很欣喜,我自然也高兴。我们开始了共同上班、白天由母亲代为照料孩子的日子。

  然而不久,我的工作出了问题:由于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令公司领导层不满意,我被炒鱿鱼了。这是2013年9月底的事。它对我来说显然是一次工作上的挫败经历,但还好并没有造成重创。原因有三:一是其时我的妻子有了一份工作和收入,我暂时可以不用为经济发愁;二是我正好可以回家,一边创业一边带孩子;三是那份被炒鱿鱼的工作,本身不能发挥我的才能,它是做项目管理运作的,涉及很多繁杂事务,与我的匹配度并不算高,从工作中我也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就感。所以,离开它是迟早的事。

  正是这一在家创业的经历,使我往心理咨询和情感咨询的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2013年11月左右,我开始做淘宝,提供个体心理咨询服务(以每小时60元左右的价格),主要通过在线文字交流的方式,帮助客户疏导心理困惑,解答心理问题,走出心理困境。

  记得当时还服务过来自中国台湾以及海外的客户呢!每当得到客户的认可后,那种职业上的成就感,成为我做这份工作的很大动力。

  除此之外,我还在上海马陆创立了兰心工作坊,对,正是以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心理工作室,试图提供线下心理咨询服务——遗憾的是没有“寻觅”到有效的客户,所以仍然是走线上咨询的路子。

  2014年1月5日,是我与妻子结婚三周年的日子。我为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即《新婚物语》书稿(电子稿),这份书稿近3万字,其中收集了自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写的稿子共20篇,跨度略过三年。“它像一坛自家酿制的米酒,用婚后生活的苦与甜、乐与忧、情与志发酵而成。”当时在淘宝店出售过,我妻子还帮我在她的同事中宣传过呢。

  到了2014年三四月间,我的大哥从深圳出差,顺路来上海探望我们。他提议我们可以去南方发展,并且他那时正在看惠州白鹭湖的房子。我与妻子都有些心动,渐渐地,我萌生了去深圳创业的念头。我开始向深圳某些单位投递简历,包括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到了5月份,我在某社区服务站(隶属于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短暂地工作了一周,但很快觉得这份工作并不长期适合我,因而主动离开了。回到上海后,我正式与妻子筹划南下深圳创业一事。那时至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我俩分居,我先去深圳,她留在上海;二是我俩一起去深圳,她放弃她的工作。最后的决定是后者。为此,妻子近年来对我颇有些怨言——尤其是当她心情不好时——认为她为了我(个人)的梦想而放弃了一份待遇和前途都还不错的工作。

  是的,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同下深圳当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从妻子的事业发展来说,也确实有些强行切断了她的职业发展的路子。但从夫妻感情的维系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像拴上了一根保险绳,把我俩的日常生活、感情交流,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

  四年后,我在某公司任职情感导师并在千聊上讲授课程《出轨及其预防》,其中提到预防出轨的五条措施,第一条就是避免分居,尤其是结婚的头3~5年。

  2014年6月,我们举家搬迁至深圳市龙华新区,落脚在上塘社区东一村的一幢民宅里,以此开启了我们两年多的共同创业生涯。“有一种爱情,叫夫妻共同创业,”我想,就是用来形容那时的我们的。

  妻子那时接触到葆婴公司的产品及其直销模式,在经过一些筹备后,她正式加入了这家公司,成为一名经销商。当时买了两万元的产品,妻子起初有些犹豫不决,我对她说,“你想好的事,就要勇敢去做”,她才下定了决心!

  那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年到一年半),妻子特别投入葆婴事业,几乎达到了“迷”的地步。每日学习、分享、寻找潜在客户、服用产品,等等。消费衍变成了“消费商”。期间我们既发生过冲突,但更多的是支持和相互勉励。我还专门撰文:《直销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创业期间,我们每日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她工作时我带娃做家务,等她停下工作后她来带娃,我就开始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每日辛勤着、奋斗着、希冀着、创造着。

  期间,妻子又考了营养师证书,这是她来深圳后的第一次拿证的进修。她说:如果不多储存一些营养学知识,便感觉自己不能真正帮助到客户(或事业伙伴)。

  这时,我的“兰心工作坊”已更名为“花伴心理工作室”,而且似乎在互联网平台上有了一定的小名气。这个名字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大哥——是他替我想的。

  正是在这一年我注册了壹心理,入驻了知乎,成为这两个网站的活跃用户。我在壹心理上的心理问答屡屡出彩,很快赢得编辑的注意,时常放在首页展示。

  我开始在壹心理网站上发表原创文章,并获得首页展示的机会。当我发表了《智能手机偷走了我们什么?》一文时,壹心理已经把我列为“专栏作家”了。

  2014年9月到2016年9月近两年,是我创作的丰收时期,曾累计创作和发表了60篇文章(后结集为《爱无能与逃避自由》书稿),被推送到壹心理网站首页的共25篇,其中,《智能手机偷走了我们什么?》、《自杀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吗?》、《不得不谈的性事:自慰》、《爱无能与逃避自由》等传播较为广泛。

  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一定量的客户,使我的收入也稍微有些起色。

  这一年,在精神生活上最值得一记的事是,读到了露易丝·海的书《生命的重建》!这本书深深的影响了我,成为我的案头书籍和最佳精神食粮。我被露易丝·海的美妙思想、生活哲学所吸引,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实践。我对生活的恐惧感一点点减轻,而能做到热烈的拥抱生活,拥抱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我将她的思想和哲学运用在我的助人实践中,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笃定:我要成为露易丝·海思想的实践者、传播者和弘扬者,因此在2015年我还成立了露易丝·海研究小组(深圳),以网络传播的形式进行活动。

  第七章 近三年

  时光飞走到2016年。这一年的六月,我们办成了一件大事:在东莞市樟木头镇百果洞社区的一个花园小区里购得一处房子。这是我与妻子成家以来的第一次置业,这里树木葱郁,背后靠山,空气清新,洋房建筑精致,之前是香港人住的。买下这座房子,多亏了大哥二哥的鼎力相助,让我们感激不已!

  同年10月,我开始进入情感咨询行业,一直到现在,情感咨询是我的主要工作及收入来源。这中间先后经历了三家公司。第一家是深圳保爱——这是一家颇具规模、发展较成熟的公司,座落在深圳市福田区多丽科技园。在这里,我迅速成长,很快成为咨询部的专业骨干,成为客户心中的口碑导师。

  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12月,我一共处理了125个情感咨询个案(最短的一个小时,最长的三个月):23个小时单,17个周单,30个半月单,55个包月单(其中含两月、三月)。

  到了2018年元月,公司架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服务更多地导向销售,使得我与公司的价值观取向发生了偏离,我萌生了离开之意。

  这一年,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是:根据情感咨询工作中的经验与思考,撰写了十一篇文章,总字数为5.2万,后来汇总为《婚姻十日谈》。

  2018年3月,我转战广州,进入了月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里的多层次收费及重视续费升级,是两个典型的特色。很快我融入了这个团队,在公司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到12月份达到了顶峰,当月我的个人销售额突破10万,成为咨询部月度销售冠军。

  当然,服务是我的本位与擅长,在注重销售的同时,我还是保持了较高的服务质量与水平。再后来业绩开始下滑,同时重新思考咨询和销售的关系,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初心。加上家中刚生二胎,爱人急需我回家照料和服侍,于是在权衡考虑之后决定离职。

  这一年,我在个人写作上几乎没有什么产出,只有一篇七千余字的《幸福一百句》,但在个人的灵性成长上却有了较大的提升。我自己编写了《每日爱经》,进行了“祝福世界的冥想练习”,开始接触“零极限”理论,等等。

  2018年家庭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妻子成功地怀上了二胎,我们终于可以实现四口之家的夙愿了。为了要不要生二胎,我和妻子曾有过分歧,她的主张是不要,原因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我的意见是想要,创作出两个(属于我们的)“作品”来。有一次我甚至对她说,“你如果一直不答应的话,那我就要想其它办法了。”当然,妻子没有追问这个“其它办法”是什么办法,我也没有明说。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怀不上,我们都以为大概不会有机会了。就在我俩几乎都不再抱希望能怀上二胎时,上天再一次眷顾了我们!在2018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去医院查了下,诊断报告显示:妻子已怀上单胎一个月。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母亲时,我感到热泪盈眶。母亲也为我很开心,说“你做了好事!(意思是,你做了好事积了德,上天才给你这个机会,成全你的心愿的。)”又是一句极朴素的话语。

  直到2019年3月30日,这一天我们来到了本镇的人民医院,一个小时后就进行了剖腹产手术,产下一男婴6.5斤,身长50公分。我们事先已为孩子取好名字,唤之“怀远”,它来自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一诗。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个名字是在二月的一天,由妻子灵机一动想出来的,我则赋予了意义上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含义:

  1.怀念远方的亲人、家人,怀念故乡;(这也是我们当下的心境之一)

  2.怀念、追念远古祖先、先人、先哲;

  3.胸怀远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