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剖析
1、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女性主体意识发展进程解析社会性别文化，是制约男女两性平等化进程的动力系统。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是能动性、自主性的基础，也是创造性的来源，只有确立了主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激发主体的内在潜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女性承担着繁衍人类、传承文明的历史重任，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中国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女人永远在最底层。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不少女性卑躬屈膝、妄自菲薄，造成了女性依附
2、、顺从、自我萎缩的性格，以致无法形成主体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惟女子和小人难养”，并非只是中国的“古训”。翻开西方古典思想史，男性始终笼罩着理性的光环，而女性只不过是“感性的尤物”。圣经里夏娃就是被欲望驱使偷吃禁果使人类背上“原罪”的象征。而众多著名的男性思想大师们，在女性问题上也都存在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偏见，即便是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尼采和弗洛伊德，其观点也没有跳出积淀已久的成见，在女性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是卑微的，男性是让女性羡慕和嫉妒的对象。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从属的和客体的地位，唤醒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
3、主体性地位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历史上解放女性的运动，首先由女性作为主体拉开了序幕并掀起了波澜，西方女权主义首当其冲地扛起了解放运动的大旗。纵观其发展史，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以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第三阶段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从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进程来看，女性每一次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突破，都和人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我国妇女开始追求自主和独
4、立，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觉醒，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物化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与觉醒，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社会女性发展的特征。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的发现是伴随着封建王权秩序的松动逐渐冒出来，从而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一样，20世纪初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也恰好发生在中国的男权统治被动摇和被置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于辛亥革命时期，其显著标志是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她们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己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她们己经开始意
5、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并且在社会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契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在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掀起了高潮，随着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了一个新知识女性群体，伴随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大量涌入，女性主体意识开始在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增强，已接受现代教育的她们开始对女性的现实地位和文化处境进行审视，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明确认识到女性不应该是男权文化的附庸，而是有着自我意识和精神需求的独立个体。
6、五四启蒙思潮不仅为女性接受现代教育拓展视野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她们自由地表达自我需求提供了历史机遇，至此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发展追随着西方女性解放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突破点-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浪潮的逐步推动下，女性在政治、经济及家庭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在第二次浪潮期间，提出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更是成为女权运动得以立足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消除社会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的、社会/文化的)改善女性的地位。女权主义运动的渊源
7、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1791年9月，法国知识妇女奥林拍德古热(OlympedeGouges)在献给法国王后的题名为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的文件中，以著名的人权宣言为蓝本，系统阐述了妇女权益，共十七款，被称为女权宣言。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辩护一书，为争取妇女的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呼吁，被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不过，当代的妇女运动主要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大的运动浪潮。“第一次浪潮”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把“男女生来平等”当作自己的口号，从要求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
8、家庭中的位置和机会出发，逐渐过渡到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盛行起一种新的妇女观，认为贤妻良母是女性的理想追求，家庭是妇女最好的归宿，妇女是家庭中快乐的“天使”这种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占据上峰，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也就渐渐地消退。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创造的政治气候，又酝酿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诞生。“第二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它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妇女协会，美国、加拿大也有许多妇女组织。受大量的女性问题如性别歧视、就业机会的相对缺
9、失、生育自由的约束、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女性的无薪劳动等的驱动，第二次浪潮的基调就是要消除性别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那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io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波伏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及文学等角度出发详细考察了女性心理的成长历程，认为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不是在于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指出了男性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而将女性定义为他者(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
10、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男性把持的世界。波伏瓦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提出质疑，阐明了妇女树立独立人格、改变“他者”地位、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波伏瓦的第二性极具煽动性，刺激了大量的关于“女性观”及“两性关系”的讨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而1963年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snineMystique)书，通过对弗洛伊德“生理即命运”观点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进一步思考，贝蒂弗里丹认为在“女性的奥秘”的包围中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的责任是实现女人的本性，她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这种观点对女性身心的迫害，她认
11、为“女性的奥秘”就是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她号召女性“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女性的奥秘极大了唤醒了麻木和困惑中的美国妇女，贝蒂弗里丹也由此被称为“美国妇女的马丁路德金”。1966年成立的“全美妇女组织”(NOW)以妇女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和职责为宗旨，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在妇女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她们提出“个人即政治”(personalispolitical)，不仅力图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认识妇女的处境，也看到妇女作为被压迫群体所伴随的心理压迫，并且懂得从社会中而不是男女两性生来的心理差异中寻求被压迫的根源。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妇女运动不仅要求
12、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参与，而且要求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和支配权，并将这种权利诉诸法律。1973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堕胎是孕妇的私事，怀孕三个月内的妇女可以不受政府和医生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堕胎，同年春天，“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通过。这两项成果代表着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当代女性主义从男女同工同酬到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全方位努力，不仅导致妇女参与机会的增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直接触及了父权制文化的根本。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进程而在后现代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妇女运动。在后现代思潮与反
13、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幅度更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在福柯论权力一书中就认为，女权运动应扩大社会性别的内涵，把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等问题结合起来。可见，“第一次浪潮”所追求的主要是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这时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女性在天性、生理、德性、知识能力方面与男性并无二致，因此没有理由不在社会中给她们以同男性一样的地位与权利。“第二次浪潮”则对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因此，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改造传统的学术道路，
14、消除在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等思想观念。而在第三次浪潮中产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对女性、女性经验等等概念进行解构与颠覆，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在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父权制(patriarchy)文化始终是其面临的最大障碍。父权制通常是指“父权的统治”，而父权制文化则是一种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化(gendering)的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是父权制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指贬低女性经验与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它将男性当作模式，而把女性视为异端和社会规范的边缘。男性是
15、主要的，而女人是次要的，一切都以男人为中心，女人虽然对生育来说是必要的，但仅仅是延续人类的工具，在其他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文化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阳性中心主义都是一回事，意指将对于男性权威的关注、意义统一性以及确凿性的本源三者都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从西语中的女性female和女人woman这两个词的来源也清楚明了地反映出了文化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这两个词直接系于男性male和男人man的构成，都是派生词.如同圣经所描绘的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female和woman
16、直接以male和man作词根，表达了父权文化对女性持有根本性的偏见一女人是男人的一个旁枝末节，是男人的派生物，没有男人则没有女人，女人从根本上是依附于男人的。可见，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是准则，居主导地位，女性被看作“他者”，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的群体。这种社会性别关系(genderrelations)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男性与男性价值居于统治地位，女性与女性价值处于屈从地位。女性主义者贝纳特(Bennett)认为，虽然“父权制”一词源于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其义现在己扩展到泛指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因此，它既指形成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体制，也指产生种族主义以及其
17、它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在。父权制文化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它渗透在所有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中，成为构成西方文明和知识大厦的一个基点。女性主义者米利特(KMiliett)也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如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己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而女性主义正是对父权制文化反叛的产物，女性主义将父权制文化作为其核心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描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分配，猛烈抨击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父权制社会和男性中心权力文化，试图颠覆男性中心秩序。英国人类学家秀莉阿登那和
18、埃德汉阿登形象地比喻道，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女人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这两个集团是两个相交的圆，失声集团的圆大部分都在主宰集团的圆的范围内，同时还有一个月牙形的边缘则处于主宰域之外，被称作“野地”。与之相对应，在主宰域内也有一片女子不可企及的地域。按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哪怕女人从来没有见过男人的那片月牙地，也知道它的情形，因为它已成为传奇的主题了，而男人却不了解“野地”。在这里两位人类学家，将女性那片从未被正统文化正视过的生活和文化圈比喻为“野地”。二元论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比喻与策略，男女两性
19、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出了两组相互对立的品格。这一图式包括理性与情感、勇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划分。这些策略性的对立，将男性置于等级制中的优等地位，而置女性于卑贱地位，并视女性为从属性别。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提供了借口，把女性们捆绑于家庭劳役之中，排除于公共生活、理性与客观性声音之外。这种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传统的性别角色特征来自于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期望与控制，是传统男权的价值标准尺度在文化中的折射。米利特指出：“性的政治是能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来获得认同，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我们有理由感叹社会化的巨大功能：它居然能够仅仅借诸信仰或一系
20、列人为的价值观念而将一种普遍的状况持续下来。”社会化成了维护父权制权力结构的有力工具，它的中心任务是维护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合法化。父权制文化的普遍性，使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渗透于社会的、观念的各种缝隙之间，像一个巨大的网络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及至大脑。以至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宣称，正是因为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男性权力的性质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征，使得一切已知社会中的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二)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推动力：女性主义的积极主张与要求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运动向学术界、文化界的扩张，它致力于对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放途径的理论解说。它为女性提供了一种
21、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新方式。与女权主义相比，女性主义涵盖领域更宽泛，内涵也更丰富，它已经超越了“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本身，而指向了造成这些问题的父权制度和男性中心文化，成为反主流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一。不过，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整套闭合的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其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观点与视角，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则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集中的目标。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将男性的权利扩展到女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自由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为基础，强调男女的个人权力和平等机会，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继承了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理性和进
22、步的信念，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它倡导更多的妇女进入现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消除现有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80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以及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都是自由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对现代女权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批判了卢梭的女性观。卢梭的女性观认为：两性在特质与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性成为公民，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激烈地批判了这种性别观念，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提倡男女两性应接受同等的
23、理性教育，认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约翰穆勒则将启蒙主义应用于女性，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自由女性主义突出强调了女性的权利，力争把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这是它的历史贡献，但是自由女性主义强调的男女平等仍旧是以男性为标准，忽视了男女差异的存在。2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比男性更
24、优越如果说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主要以自由女性主义为表现形式，那么“第二次浪潮”则主要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社会关系是妇女压迫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种关系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的基础上。激进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政治上摧毁这种性别阶级系统。他们认为，妇女的个人生活是与公共制度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到结束父权制统治不是个人面临的挑战，而是作为群体的妇女的斗争。因此当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个人即政治”、“姐妹情谊是强有力的”。她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联系起来，把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当作共同目标，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
25、基本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挑战。性别政治学(1969)、性别辩证法(1970)、妇女的状况(1971)等都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个性阶级而存在，而男性对性生活与生育的控制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基于生物性别的差异，男女在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阶级起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也提供了基于生物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在她们看来，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压迫的基本形式，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妇女的解放应该寄希望于再生产技术的革命，如现代的人工受孕、试管受精，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女性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而再生产
26、的生物现实一旦被战胜，生物上的特性在文化上将毫无意义，为维持生物家庭而强制的性别角色和性阶级也将消失，将人类分裂成二元对立的压迫的男性/被压迫的女性、资本家/工人、白人奴隶主/黑人奴隶等一切关系、结构、观念也将被战胜。也有观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在于“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是确保男性对女性能够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础，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而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女性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各种权利后就能立刻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
27、和权力结构，而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把男性的好品质与女性的好品质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双性气质(androgyny)。激进女性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issuperior)的口号，在她们强调的两性差异中，主张女性优越论。20世纪6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将现行的社会体制看作是性阶级体制(SexClassSystem)。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因此，他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
28、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性看作当作敌人。在否定女性的本质之后，激进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在她们看来，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意义的理性；领带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激进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的“阳具羡慕假说进行了最激烈的抨击。弗洛伊德曾说：“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
29、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其兄弟们有一个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一器官而沮丧，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羡慕看作是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激进女性主义对此反驳道：女性根本就不会去羡慕男性器官，因为她们不但有自己相对应的器官，而且她们的器官比男性的好，而且还更多。她们还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完全可以把女性的乳房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将拥有乳房而自豪，男孩因为不会拥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羡慕，婴儿同乳房的接触毕竟要多于和阴茎的接触。著名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家霍妮曾专门研究过男性对子宫的忌
30、妒心理。由于激进女性主义产生于二20世纪60年代，当时反传统、反客观、反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颇为流行，因而其理论也颇为激进。激进女性主义否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主张从女性的“经验”中总结出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文化”和“女性价值观”，这对男性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无疑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激进女性主义强调推翻妇女压迫不能简单地通过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完成，女性主义必须完全改变性别制度，如消除性别区分、建立阴阳同体的文化，采取性分离主义策略，拒绝异性恋，提倡女性同性恋，以及采取生物学技术使妇女摆脱生物因素的控制等。显然，激进女性主义仅仅侧重于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忽视了对这一现象
31、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以致于将这种差异先天化发展成为一种女性中心论。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Feminism)是传统女性主义在几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后而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由于后现代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性主义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而被称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发明与创造女性话语作为自己的抱负之一。她们主张，女性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她们认为，这个世界用
32、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很痛快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可是，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解是，女性话语与女性真实的生理和心理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某个女性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这个女性的肚子、阴道、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他人完全不可想象的。其真实感觉也只有用当事人自己的话语才可以清楚地
33、表达(Kourany，1992)。”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开始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女人皆受压迫”这样一种大一统理论进行了批判。她们认为，世界上并不是普遍地存在着类似传统女性主义描绘的男权制度，传统的女性主义过分地自我中心化，把自身经验当作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她们甚至否认存在着普遍的、统一的“女性”这个概念。即使是“身体”也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的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共同决定的身体；同样话语也不是客观的、绝对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提到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能不提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福柯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对理性与权威的批判为
34、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看待既存理论的历史标尺，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提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受其影响，另一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女性经验”等概念的消解与颠覆提供了理论工具。它消除了二元对立的固定机制，如在理解“女性”这样的概念时，没有什么处于中心的位置，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所受的压迫来源于多重决定因素：性别、阶级、年龄等，这样“女性”这个词就被分解成一系列独
35、立的可变物，为我们理解历史上妇女的真实情境提供了可能性；许多女性主义者坦言拉康是自己的精神教父，他的著作与德里达、福柯等人的著作一起被称为女性主义与女性研究的“圣经”。拉康的独创在于从语言的角度对俄狄浦斯阶段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结构主义语言为工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语言学的解读和重建，使之从医学实践领域转移到了社会话语的层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和“潜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在他看来，潜意识不是由利比多操纵的，受到性欲的内驱力所左右的心理内容，潜意识由人的符号行为产生的，它与符号系统有关
36、系。由于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是先于个体的存在，这种符号系统也就具有社会共性。如果现行社会是一个男性中心和理性中心的社会，有一个“男性中心”的主题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势力，那么这个社会的符号系统必然反映这种男性中心与理性中心。而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符号体系控制下，男性与女性从开始接触这个符号系统起就产生了对它的无意识，这是感官的、非理性的存在，不是性意识或生物性的反应。在这个基础上，拉康提出了一种新的主体理论，用“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这三种心理成分代替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这三种心理层面。拉康将“象征界”说成是一种秩序，当孩子进入语言，先于他们而生的语言与文化系统便将秩序和结构加诸其
37、身。每个人进入的乃是一个己存在的能指网，拉康将这样一个语言一历史一文化系统，称为“象征性秩序(SymbolicOrder)。他指出，在俄狄浦斯阶段，对阉割的恐惧、置身父权之下、被迫与母亲分离等特殊情境，迫使婴儿为表达自己的愿望而进入现行的语言意义结构，即“象征性秩序”之中。由于这一秩序代表着父亲的法律，女性进入“象征性秩序”就是在一个渗透了父权法律的意义结构中，被置于受限制、被压抑的位置，其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就是在父权法律的范畴内被置于预设的第二性位置的过程。这一观点与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主张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总是作为“空洞所指”被排斥在外，揭示了话语背后权力的作用。拉康
38、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Freudianessentialism)，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提出了质疑，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现行文化制度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解释它们的方法。可以看出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后现代哲学家帮助人们对客观的文明和文化，主观的自身和主体进行新的认识，解构了传统文化，揭示出现存的思维习惯、习俗和道德等被人们约定俗成而当成“常情”的东西其实并不具有“真理性”意义，而是“人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否定现代主义的“元叙述”的合法性。她们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
39、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化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人为的本质主义色彩。现代主义把对妇女声音和观点的寻求看成是一种“男性”思维方式的体现，即只以一种、而且惟此一种方式来说明现实。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寻求既是不可行的，也并不令人企望。它的不令人企望在于“一种真实的”神话反而会压抑了形形色色的人们。被这种“真实的”神话排斥了的边缘化的东西是一种积极的状态，能够允许旁观者审视、批判主导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实践。因此，差异、他者比仅仅是被压迫、劣势地位有更多的含义，它是一种存在、思考以及表达方式，它让人思想开
40、放、多元而丰富多彩。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拒绝了“妇女的观点”，同时也看到了“差异”的积极的一面，强调“性别差异”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而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过分强调差异可能会导致知识和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女性在认同上的危机。对于这个问题，琳达奥尔克芙指出，我们应当从女性的“地位”方面探讨全球女性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可能性。首先，妇女地位是不稳定的，随着经济条件、政治斗争、文化制度、意识形态背景不断地变化。其次，妇女地位给她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因为她们都在寻求自己地位的改变。妇女的共同性并不在于她们的本质，而是关系到她们在政治权力方面受到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要求第三世界妇女参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建立全球女
41、性主义网络。不过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来说，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把差异与共同性结合起来。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时代性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潜在的效应。二、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现实举措：社会性别主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妇女运动中出现的“社会性别”概念，80年代后逐渐被联合国广泛采用，近年来成为国际社会分析性别问题的重要和基本的概念。人是男是女由出生决定，但如何成为男人和女人则是后天习得的。她们被教导什么是适当的行为、态度、角色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这种后天的习得行为确定了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
42、性别(sex)相对应，是指建立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而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社会性别不是先天获得，而是由社会文化及制度造就而成。社会性别概念也被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而生理性别(sex)是指普遍存在的、一般不可改变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亦指从解剖学的角度体现的两性差异。区分二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强调：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如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说,是由女性的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
43、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社会性别”概念被联合国广泛采用后,在1995年中国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mainstreaming)又进一步被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实际上社会性别主流化是经过国际妇女运动数百年奋斗和世界各国人民探索,在20世纪后期联合国一系列有关人类发展大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推进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共识,被公认为各国建立提高妇女地位机制、推进性别平等的有效和成功战略。1997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进一步明确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定义：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
44、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批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由此看来,社会性别主流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国际社会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强调：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同时,也要为妇女运动留出足够的空间,不能忽视专门针对妇女的政策、计划和项目,即应采取兼顾主流化战略和专门化战略的“双头战略。”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核心：社会性别平等化社会性别平等(genderequality)包含着这样的
45、含义：所有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在不受各种成见、严格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以及各种歧视的限制下自由发展个人能力和自由作出选择。社会性别平等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同等考虑、评价和照顾。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必须变得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说他/她们在机会、权利、责任、义务、资源、待遇和评价方面平等，并不由他们生来是男还是女来决定。也就是说，所谓性别平等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社会活动的公共领域，还是在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男性与女性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具体的说，就是“两性的个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机
46、遇、竞争和选择面前是平等的，最后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把性别平等界定为：“即男女的尊严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第三次世妇会进一步强调：“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以便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且平等地享受其成果。对妇女来说，平等意味着实现某些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的权利。“平等”范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范畴，男女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平等的思想由来已久，实现平等的目标任重而道远。1性别平等观的思想渊源平等观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古希腊时的平等，主要表现在公民参与城
47、邦管理的社会活动之中。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每一位城邦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尽管在古希腊时期己经产生了平等的观念，但此时所谓的平等是以公民和非公民的区分为基础的，平等只存在于公民之中。妇女不是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民主的政治生活。古希腊的男性不认为女性和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在古希腊，妇女遭受的歧视最严重，妇女的社会等级最低。男人娶妻，只是为了获取嫁妆形式的财产、和有人照管家务并保证有合法的子女。他们不同意她们出现于公共场合，也不鼓励她们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或文化活动。希腊著名演讲家德姆斯顿说：
48、“我们认为，妇女是男人的享受，结婚是为了生子。”古希腊的妇女甚至被当作商品买卖，或当作礼品赠送给其他人。希腊著名演讲家德姆斯顿的父亲就曾把自己妻子赠送给一位朋友，甚至据说苏格拉底也曾把自己的妻子借给一位演讲家“使用”。到了近代，平等观念主要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标识的人权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人们对平等的主要要求是政治上的，认为独立、自由的人格主体应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即强调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追求的是人人都应享有均等的权利与机会。近代平等观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对社会和人的严重束缚。正像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所称：“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49、”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都强调人生来就有天赋的自由、平等、独立之权。近代平等观的提出对人类的历史而言，无疑是一次飞跃式的进步，是一种突破性的超越，尤其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之后，平等的概念彻底摧毁了封建贵族的高于“人”的特权，所有的“men”是表示男子的“men”，而非表示“所有人”的“persons”都平等地享有人的权利。但是这一时期的平等所涉及的主体并不是泛化的人，而是仅限于男人。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只是男权宣言，发现了这一点的阿伦普德朱戈在法国大革命两年后的1791年发表了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她后来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法典则明文规定：“未成年者、已婚妇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没
50、有行使法律的权利。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人”字用的是“man”（男子），经过女子92年的抗争，才改成“person”（男人和女人）。近代的人类（human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由此可见，近代平等观念的确立有其前提，即：人的自然权利是天赋平等的，除了父权这一自然权威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威是有合理的根据的，人的自然权利的被剥夺是一种异化状态而非本真状态。因此，近代的平等观依旧站在父权制的立场，对其法律和国家理论中的“人”（man）的概念缺乏性别上的反思。近代平等观的确立摧毁了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但也日益暴露
51、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这种冲突也更激烈、更尖锐。2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平等观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这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就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才是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因此，马克思把平等理解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这就将近代资产阶级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一更为激进的平等要求出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未来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的必然趋势是由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过渡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由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发展到按需分配（一种实质性的平等）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平等，有赖于消灭强制性分
52、工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有赖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到那时，社会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很显然，马克思的平等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正是站在阶级分层的立场上，女性平等的问题得到了凸现。马克思认为，女性受压迫的状态是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时产生，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只有在没有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究竟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女性平等理论？这既涉及到对女性平等问题的理解，也涉及到对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如果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的终点，在这一终点上人类的一切问题将
53、得到终极的解决，女性解放或女权的问题自然也就获得了终极的解决；如果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则自然包含了女性解放或女权实现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作女性解放的“到来”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理解是以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为前提的。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人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着身份等级中的地位，一个群体之所以遭到文化上的轻视只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我们消除经济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早晚会自动消失。可是，身体等级并不能完全还原成经济等级，因此，仅用经济观点无法完全解释男女差异问题。事实表明，仅仅用单一的阶级观点或经济观点很难解释
54、为什么在经济正以高速度增长的今天，性别歧视等问题却日益严重了。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独到的评论，她认为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平等理论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框架。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妇女对私有制的依附，这使其理论走入了死胡同。”正像约瑟芬多诺万所提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创建他的理论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男人和男性化的社会状况上，把这样的思想应用到妇女身上，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其本身就令人怀疑。”这些批评或许并不适用于马克思本人，但的确适用于那些将马克思的思
55、想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3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诠释上曾“将妇女置于主流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而事实上在深层结构方面如两性的权力关系方面将妇女边缘化、问题化”。这一言说和实践后果至今作为文化符号还在影响着男女平等化。通过对以往平等观中性别盲点的揭示，女性主义开始着重研究以往被忽视和贬低的东西，提出了一种新平等观，即女性主义平等观。在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思想。女性主义平等观主张，性别平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消除各种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而不是简单地以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模式，更不是女性从男性手
56、中夺取部分权利、敌视男性甚至颠倒男性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实现性别平等要同时致力于消除各种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性别平等才能使男女两性都得到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因此，女权主义与男权传统文化的冲突并非时一种权力争夺或替换，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企图推翻男权统治，进而取代男权主义统治世界的政治主张。如果女性解放只是一种权力之争女人替代男人来统治世界，那么这将是人类文化的又一次堕落，人类前景将是万丈危崖下的一片混沌与黑暗，人类刚刚开始的觉醒便会彻底断送。所以，女性主义绝非男权主义的因袭与翻版，它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争取女性失落的权利，而不是以女性主义来替代男权主义的统治。世界性
57、的女性主义文化的掀起，标志着人类文化将不再一味地坠落和断送在男权统治手中，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矫正着男权文化的极大偏差，从而取得一种男女和谐平衡的局面，所以女性主义的历史使命并非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不断的用女性主义观念融入、充实和完善人类的文化和生活。女性主义平等观所强调的是：男女两性的社会不是破坏、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尊重、和谐、平等、互惠的民主伙伴关系。它强调，我们既不能以男性的成就、视角、标准作为探索、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也不能以女性的表现、立场、经验来评判、解析男女平等的现实；而是要重塑男女合作、男女协调、男女和谐发展的理念，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理安艾斯
58、勒在其著作圣杯与剑中提出：“男女关系已开始从以剑为象征的男性统治模式转变为以圣杯为象征的伙伴关系模式；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是一种消除冲突、对抗和权力等男性统治话语，推进爱、温情、友谊等新的文化政治话语的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男性统治模式，是男女两性所能达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平等、和谐的良好模式，在其中，对话、互助和共识取代了矛盾、冲突和对抗。”其次，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并不是教条地追求男女完全一样，而是将重点放在追求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性，而非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在人们的常识中，实现男女平等往往被理解为使妇女得到与男人同样的权利，包括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权利等等
59、。因此，说到性别平等，许多人都会很自然地回想起毛主席的那句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一样”当作“平等”来理解。但是很显然，将女性男性化，混同两性差异来达到男女平等的做法是荒谬的。两性因生理机制的不同，要求男女在各个领域中的绝对平等，必然使竞争处于不公平状态，而表面的平等却掩盖了不公平的冲突，使女性在男性优势的领域承受更多痛苦或失败。可悲的是，她将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不公平地淘汰出局。因此，女性不仅要争取人的基本权利，还要争取女人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两性之间的差异，正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势所在，只要充分发挥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优势，就能够使女性在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竞争中获得
60、均势，为实现男女平等创造条件。女性主义运动希望通过建立共同群体意识和采取共同的社会行动来维护妇女的权利。随着维护男女平等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当今时代的“平等”不再只是一般的“人生而平等”的公理，不再只是一般的人的“自然权利”(人权)论题，而是指向现存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态。女性主义平等观经历了淡化性别差异、强调性别差异、消解性别差异三次嬗变，可以说，女性主义平等观是女性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和主流导向。当代女性主义的平等观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妇女运动所产生的对男女角色行为和性别意识的重新理解，而且表现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所导致的学术变迁中。女性主义从独特的性别视角出发，对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