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出版博物馆类图书读后小感

  这篇文章是我在阅读2017年博物馆类图书的一些感受,,其中内容的错漏误解请大家原谅。其中图书的选择以博物馆学和博物馆技术为主,由于个人学养所限,没有涉及器物研究以及博物馆图录。排序依我个人阅读完毕的时间为序,不具备其他含义。

  1.段勇:《当代中国博物馆》,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该书的作者是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原司长,内容则是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这个时段的演进,做了较为宏观和全面的分析。该书分为七章,除了第一章之外,其他六章是博物馆职能的六个方面;每一章分为两节,一节介绍宏观情况,一节分析微观问题,既有对既往博物馆史的回顾,博物馆事业发展成就的介绍,又有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担忧甚至批评。一些较为尖锐的问题,譬如博物馆收藏的伦理道德、民办博物馆的管理、革命类纪念馆展览的同质化、生态博物馆该如何建设等,不但没有回避问题的原因,批评也比较深刻。

  该书写作的难度在于,对于某个领域的发展来说,离我们时间较远的阶段易于书写和回忆,越近则越难,因为距离现在越近,信息的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梳理和评价的难度也就越高。该书内容的时间节点可达出版年当年,可见作者对相关问题深思熟虑已久,将想象转化为书写材料的能力很强。此外作者的工作经历也决定了该书的全面性和深度。

  该书饶有趣味的地方还在于,作者曾于2003年写过一本《当代美国博物馆》,主要介绍了美国博物馆的管理阶层、各部门机构、业务流程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调研和深入的分析和晚几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等书目一道,成为当时系统性介绍外国博物馆态势的必读书目。虽然两本书时间间隔较长,但仍可进行对照阅读,从而有益于对博物馆发展的某些共性规律和问题进行思考。

  2.李袁婕:《文博诉讼案例解析》,文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博物馆作为在社会运行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公共机构,虽然其文化性带给公众一种疏离感,但在具体工作中依然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会遇到许许多多法律方面问题,而且很多问题独具行业特色,甚至是法律工作者和研究者也感到很新鲜。由于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故宫博物馆面临着全国博物馆中最多、最复杂的法律问题,所以设有专门的法律部门,近年来与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一道,研究博物馆涉及的种种法律问题及对策,该书作者就是供职于这一部门的法学博士,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文物报》法律领域的优秀作者。

  该书将所有法律案件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及几部分,每部分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件实例详细做一介绍和分析,民事部分重在博物馆权利问题的阐述,刑事部分则重在对破坏文物犯罪的剖析。而且,作者的眼光没有局限在博物馆领域,还有大量其他文物机构如文物局、文博公司、考古所涉及的案例,覆盖面很广。文博工作者可以将该书当做专业法律问题的教案,为可能存在的风险预备好对策,非文博工作者则可以作为文博法律问题的普及读本,其实有些案例颇让人啼笑皆非,抚卷长叹。

  3.上海博物馆编:《文明对比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2017年最早引燃全社会关注的展览就是“大英博物馆以100件藏品来阐述他们眼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巡展,在国家博物馆展览时取名为“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在上海博物馆展览时取名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展览所表达的是英国人、或者说是大英博物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念。由于展览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世界性,所以到中国巡展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成为一个值得思索的文化问题。该书有趣之处就在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文化符号的比照,来延伸阐述这个世界性的多元意味。

  书名当中的“对比”,昭示了全书是以中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文化符号的比较作为方法论,但是其落脚点是在对“多元文化联系”的考证、分析和解读,其核心是以差异来说关联,甚至是从中西文化皆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器物来论述“文化关联”的普适性,从这种程度来上看,该书可以说是展览方法的延续。

  该书较为有看点的文章,一是陆天又将景德镇瓷器与iPhone对比起来,在“中西”之外还加上了“古今”的对比,堪称新奇;还有林梅村的“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在“丝路山水地图争议之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窥视林梅村先生的学术思路。特别推荐的则是本书最后的《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能够和全书结合、亦可单独成篇,可以看做是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一个理论提升。

  4.丁蕾:《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我觉得,中国博物馆史的书写一般有两种范式,一种着眼于“博物馆”这一词汇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以“中国”作为内容边界,在书写中以时间为线索将种种博物馆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出中国博物馆连续演化的序列,形成的往往是制度史,如《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另一种则是将种种博物馆现象中机构、藏品、人物、社会等诸多因素之间关系进行梳理,进而提炼出观念来,汇聚而成思想史,如《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特点是预置了“博物馆”这一概念作为明晰或者不显著的边界,而对概念的探讨和考释是隐含在学科建设的集体意识之中的。

  而本书则和以上二者略有不同,在题目上即将博物馆与展览会并置,并未将博物馆即博物馆这一概念视为唯一本位,而是把目光放在功能——即收藏和展览上,来勾勒广州的区域公共文化发展。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实际上基于对一下规律的探讨:公共文化在近代萌发之后,亟需离解传统社会物的所有制规则,而影响社会将何物纳入公共场域,其因素是复杂的;不同的人群希求通过公共场域所实现的目的,也是复杂的。我们还可以看出,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矛盾,譬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区域文化与全国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都一一在公共空间有所表现,而当时“这些展览所蕴含的知识体系兼具中国内生与西方外来,然而展览的学术传统依然扎根于传统,其宣传的政治话语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调”,就颇有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之味道了。

  5.简·基德(Jenny Kidd)著,胡芳译:《新媒体环境中的博物馆:跨媒体、参与及伦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这本书是宋娴主编的“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中的一本,译丛还包括《博物馆网站与社交媒体:参与性、可持续性、信任及多元化》《技术与数字化创举:博物馆的创新之道》《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和成效》等书籍,基本上都是近年来博物馆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这套译丛中我尤其关注对博物馆与信息网络技术、新媒体的讨论,而该书其实是我阅读得最困难的一本。

  原因诚如该书序言中提到,“本书并不是帮助博物馆使用数字媒体和相关平台的指南”,而是在新的博物馆环境中,“带有批判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博物馆现有实践的综述”。从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大家对这一领域还处于探索和经验总结阶段,少有从博物馆学和其他社会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和反思,所以很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对话。再有就是因为中西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我们和西方同行面临的问题、熟悉的现象都是有差异的,譬如该书专门讨论的“用户创造内容”“大众叙事:数字档案积累”“具有移情作用的博物馆在线游戏”“混搭博物馆”,要么是矛盾冲突在我国并不显著,要么是相关现象还没有得到博物馆实践的重视。

  但是,虽然现象存在差异,但是核心问题是有极强的相似性的,譬如真实性问题、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对立问题、公众参与博物馆的范式问题,都在困扰并可能长期困扰中国博物馆,而西方同行的思考和经验将足以为我们所借鉴。

  6.范胜利:《博物馆书画修复理论与实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中国传统书画的修复可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修复技术之一,众所周知,大英博物馆在二十世纪早期修复《女史箴图》时采取了日式折屏手法,将将整卷裁成多段装裱于镶板上,还加了一种像薄膜的酸性物质希望能够起到保护画作的作用,但结果到现在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明显开裂与掉粉,就是因为不熟悉中国书画特有修复方式的结果。幸亏近年来请邱锦仙采取基于中国传统书画修复的技术精心修复,才重新焕发了光彩。

  该书分为四章,开头探讨了博物馆书画修复的理念和原则,第二章梳理了古书画装潢的形制和历史发展,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古旧书画修复技法实践,第四章介绍了书画的保存与维护。对于博物馆基层工作者来说,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特别是对揭裱和全色这两个传统书画修复的重点和难点做了重点描述。此外,由于书画修复是在博物馆语境下,该书还对如何建立书画修复档案进行了专节探讨。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说,第二章对于中国传统书画常识的知识性介绍图文并茂,资料丰富,也可作为普及性读物来看。

  7.湖北省博物馆编著:《湖北省博物馆2016》,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该书是一本博物馆年鉴。年鉴是系统汇辑一年内的重要资料,为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文献书籍,所以该书也涉及到了湖北省博物馆2016年的几乎所有工作,如日常的藏品保管与修复,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与对外交流,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集聚地给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与时俱进地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加强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等。

  我曾经参与过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年鉴2010》的编纂工作,深知年鉴的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年鉴提供的都是第一手的素材,具备充分的资政、鉴戒和史料作用。很多时候,对中国博物馆现象观察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缺乏这样的第一手素材,导致“从实践归纳理论”这一环节失灵。

  此外,对于一个公共机构来说,能够让使用者知晓博物馆每年的工作,应该是博物院自身的一种道德要求,年鉴也具备这样的一种意义。当然,从实践角度看,还可以选择多元的方式方法,很多博物馆在网站提供了每年年报的下载,这对于梳理博物馆良好的公众形象,也是非常必要的。

  8.黄琛:《中国博物馆教育十年思考与实践》,《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2017年11月出版。

  这是本文涉及到的唯一一本以网络发行为主要渠道的书,向中国博物馆协会所有会员免费提供阅读。虽然我觉得网络电子书在中国的发展有点曲折,特别是文博类图书的电子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每每面对狭窄住房面积和纸质书庞大体积这一文博工作者阅读生活的基本矛盾。还是很希望大部分图书电子化发型阅读的愿景及早实现。

  大约十年前,因为工作机会我与作者有过一次关于博物馆教育的对谈,追忆往昔,依稀就是该书第一篇目《中国博物馆教育工作十年综述》的“前传”。而这十年很可能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最重视教育工作的十年,十年前作者在《漫谈博物馆宣教服务体系建设》一文中担心的“博物馆教育局限于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教育”“学校也没有把博物馆看作教育机构。博物馆教育更多的是被看作休闲式教育、素质教育。学校教育则是应试教育,这两个教育是脱节的”已经得到了一些改善,该书的《国家博物馆“小讲解员”系列培训课程设计思路》《校本课程“博悟之旅”设计思路》等个案分析,已经能看到博物馆教育的进步和努力,但是当初存在的“博物馆没有把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去做,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健全,同时还受到经费的制约,很多的想法没办法实施”恐怕还将长时间的困扰博物馆的发展,我从心里颇认同作者对博物馆教育的定位,“没有教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

  9.谢晓婷:《博物馆策展理念、实践与思考——苏州博物馆吴门四家系列展览实录》,译林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吴门四家系列展览”指的是苏州博物馆连续举办的“石田大穰” 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徵明特展、“六如真如” 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以及“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这一系列展览水平很高,作为观众,它们通过丰富的藏品、良好的参观体验,给我带来了感情上的愉悦。

  但是从博物馆研究的角度来看,展览还有一重意义——举办展览的过程和经验,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做“背后的故事”,而“背后的故事”带来的感情就相对复杂了。“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徵明特展曾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在国家文物局编辑的《博物馆展览精品解析2013》中,已经剧透过策展人的展览手记,读来可谓悲欣交集,特别是借展文物时的一些阻力,在与当事博物馆在微博交流的时候,还惨被取消关注,如此可见一斑。

  该书是作者身处展览项目负责人这样一个角色,通过四个展览的实践,生发出来对原创性展览模式、展览个性化、策展人制度和策展团队四个问题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博物馆目前现行的体制,距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管理角度的中级最求,尚有不小的差距,而博物馆展览则是博物馆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产品,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展览项目负责人的思考,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重要。

  10.托马斯.豪肯赫尔(Thomas Hockenhull)主编;王树良译:《权力的象征:改变世界的10种货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0月出版。

  该书的封面直接把主编介绍为“大英博物馆现代钱币馆馆长”,而通过大英博物馆的网站得知,其实是钱币与奖章部(Department of Coins and Medals)的现代钱币领域的curator(托马斯.豪肯赫尔在大英博物馆官网的介绍参见:)。

  这个翻译人员(可能是该书的译者,亦可能是出版公司的译者)的误译非常具有代表性,由于中西博物馆机构设置的不同,curator一词没有现成的中文对应词汇,往往被误译为“策展人”或者“馆长”,较为正确的翻译,我一般采用宋向光教授建议的“典藏研究员”,因为curator的第一职能是征集和研究博物馆的藏品。从内部机构设置的角度看,我国博物馆还是在沿用“三部一室”制度即以保管部、展览部、社教部、办公室为核心的架构,而大英博物馆则设置了10个以藏品性质为分野的文化研究部门,由理事会任命主馆(Director)进行财务和行政管理。

  该书一共介绍了10种货币。一般来说,中国博物馆的藏品介绍书籍会以藏品的照片、名称、年代等藏品信息入手,而该书则是介绍了一类货币整体的历史演变、社会作用和文化意义,用以小见大的手法,体现出货币流通时代国家的特点、贸易、人群的迁徙以及统治者的形象及品格,进而体现出货币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该书将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可以视为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下生产普及读物的一个代表,因为社会公众渴望从博物馆得到多样化的文化知识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