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职称论文赏析八篇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1篇
关键词：图书馆 信息资源 数字化 应用技术类院校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7C-0087-02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各地区纷纷加强了应用技术类院校的建设，其中，数字化资源建设是制约此类院校发展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据此，我区提出了“重点支持职业院校师资队伍、数字化校园等建设，加快数字化专业课程体系和优质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构建面向学校教育，服务社会，开放型、数字型的新型职业教育网络学习体系”。在此背景下，笔者对我区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全面调查，基于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整理对比，有针对性地对应用技术类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全区普通高校图书馆资源数字化的基本现状
根据2014年内蒙古教育厅公布的《2014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统计名单》，我区现有普通高等本科院校15所、专科院校35所、广播电视大学1所。笔者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调研，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5所本科院校、10所专科院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进行统计分析。
（一）中文数据库建设情况
序
号 数据库名称 学科类别 资源类型 图书馆
数量 所占
比例
1 中国知网 综合 期刊 14 93%
2 百链云图书馆 综合 检索工具 13 87%
3 读秀学术搜索 综合 检索工具 12 80%
4 书生之家 综合 电子图书 12 80%
5 万方服务平台 综合 期刊+会议+专利+标准+科技报告 11 73%
6 银符考试题库 综合 考试 9 60%
7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管理 事实 9 60%
8 职业全能培训数据库 爱迪克森 综合 视频资源 8 53%
9 E线图情 管理 ― 7 46%
10 CSCD数据库 综合 文摘 6 40%
（二）外文数据库建设情况
序
号 数据库名称 学科类别 资源类型 图书馆
数量 所占
比例
1 Springerlink 综合 期刊 11 73%
2 Science （科学出版社） 综合
3 EBSCOhost 综合 期刊+报纸 10 67%
4 国道外文库 综合 期刊 9 60%
5 CALIS外文期刊网 综合 期刊 8 54%
6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国际站计算机 电子/自动化 期刊+会议 8 54%
7 EI（工程索引） 综合 摘要 7 46%
8 Wiley（含AGU）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综合 期刊 7 46%
9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生命科学 化学/
环境 期刊 6 40%
10 ISI（包含SCI、SSCI、ISTP、JCR）数据库 综合 ― 6 40%
（三）自建数据库情况
院校名称 数据库名称
内蒙古大学 蒙古文信息网;中国蒙文期刊网;蒙古文学特色库;生命科学特色库;内蒙古大学文库;蒙古文文献计算机管理集成系统、特藏、古籍等。
内蒙古工业大学 博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系统;逸夫图书馆;随书光盘系统。
内蒙古农业大学 国内外草原与草地信息资源数据库;农科特色资源共享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等。
内蒙古医科大学 蒙医药相关文献数据库（汉文）（蒙文）;2014医科大学职业全能培训库。
内蒙古科技大学 稀土专题特殊数据库;移动图书馆应用系统等。
内蒙古民族大学 民大文库本校硕士学位论文库;蒙古文数字图书馆建设;科尔沁文化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硕士论文授权提交系统;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
赤峰学院 网上免费资源;随书光盘库;红山文化研究等。
呼伦贝尔学院 “三少”民族文献数据库;高等教育学文献数据库。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民族教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
二、应用技术类院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应把握的原则
（一）满足实际需求的原则
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应该以满足读者实际需要为原则，合理安排馆藏资源，实现学科馆员全程化服务、实习实训过程中经验累积及时以数字形式保存以便指导生产实践。所以应该把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作为建馆的重要原则，保证数字化图书馆能够发挥实质的作用。
（二）体现自身特色的原则
针对应用技术院校，可以发展特色资源，使其成为馆内有竞争力的部分。例如，在内容上，可以选取一些应用技术院类特校有的项目和题目资源，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点，建立完整的数字化资源体系，实现熟练掌握优势，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让应用技术院校图书馆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自身的特色价值。
（三）保证信息资源利用效率原则
建设数字化图书馆，首先应该考虑数字化图书馆能否提高资源利用和服务的效率。首先，应该建立完整的资源查找系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数字化图书馆能够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方便;同时也要注意图书馆的服务，充分发挥其对于利用馆内资源的帮助作用。如嵌入式学科馆员服务、阅读推广等。
三、应用技术院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一）采取多种模式借力发展
我区职业教育信息化途径：“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建设运行，学校长期使用，政府（学校）购买服务。”可以采取政府模式和企业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信息资源建设。
政府模式，即政府（学校）购买服务，学校长期使用。近几年兴起的线上公开课程MOOCS（慕课），加快了信息资源数字化发展。例如：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大型信息资源数字化平台建设。江西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管理中心和江西高校课程资源共享联盟日前成立，实现优质视频网络课程共享与学分认可。我区高职院校大都共享了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供高校学生学习。
企业模式，即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建设运行。例如，超星、新东方等数据库开发商参与学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移动手机图书馆等）;图书馆利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参与企业的专业技能培训，实习实训。
（二）优化资源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开发，丰富信息储存方式，增加资源利用手段。通过优化馆藏资源，对流通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建立完整的检索系统，学科导航，保证数字化图书馆资源的全面性。同时及时把本学院的研究成果等录入图书馆，形成独特的参考资料库，为后续自建特色数据库作准备。还要与优质的教育信息化平台并轨，将海量信息资源存储于云计算内。
综上所述，应用技术院校建设数字化图书馆，是一条创新改革之路。我们应立足民族地区实际，以信息化手段推动高等应用技术教育发展，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2篇
关键词：内蒙古 普通本科高校 师资队伍 结构
高校教师是知识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应用的主要承载者，是高校办学的主要依靠力量。可以说，教师队伍水平决定了高校的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而师资结构又是影响队伍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内蒙古高校的教师引进力度逐步加大，人才汇聚能力逐步增强，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结构逐步改善，但与内蒙古在全国的战略意义和经济地位相比，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对高校教师队伍的要求相比，内蒙古高校的教师数量、结构、水平还存在不小差距。
一、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教师队伍基本状况及结构分析
1.基本状况
内蒙古自治区明确提出了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长期目标，大力实施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自治区高等教育111工程”等人才项目，培养了一批教学名师、优秀教学团队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引进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有力促进了师资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各本科院校健全完善了师资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和建设规划，引导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潜心教学，精心育人。截至2012年，内蒙古本科高校共有各类在校生269534人，专任教师14915人，总的生师比为17.3：1。专任教师中，其中教授2096人，副教授4832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9875人；教师中有两院院士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人选4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3人、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19人；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人选94人、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二层次人选339人；“自治区高等教育111工程”一层次、二层次人选110人；部级教学团队9个、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4人、自治区教学名师奖获得者84人、自治区“教坛新秀”获得者40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75个。初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满足需要、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
2.结构分析
一般而言，高校教师队伍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学位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类型结构、专兼职结构、高水平人才层次结构等多个方面，而且每个要素的内部优化和整体协调都会对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服务水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年龄、学位、职称、学缘、专兼职等五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发展潜力以及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契合程度。2012年，全区本科院校专任教师的结构分析如下。
年龄结构。30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2553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7.12%；31-45岁之间的中青年教师7899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2.96%；46岁及以上的教师4463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9.92%。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本科院校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基础扎实、年富力强、学历层次较高，很多人已成为本校教学、科研骨干，教师队伍中的主力军。
学位结构。具有博士学位的2216人，占14.9%，具有硕士学位的7659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66.2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总量偏少，与自治区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校师资队伍总体建设目标和各学校的实际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职称结构。具有教授职称的2096人，占14.05%、副教授4832人，占32.39%、讲师5857人、助教（含见习）2130人，高级职称占46.4%。
学缘及兼任教师结构。全区具有外校学缘教师人数达到11146人，占师资总数的74.73%；全区本科高校共聘兼任教师2565人，占教师总数的17.2%，平均每所高校有兼任教师150人左右。
二、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教师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理的教师队伍数量和结构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内蒙古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着力点。但目前教师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尚存在一定问题。
1.生师比过大，严重影响高校的教学质量
2012年，内蒙古本科高校总的生师比为17.3：1，总体来看达到了教育部规定的18∶1 的合格标准，但个别高校生师比过大，有的甚至超过20：1。即使是这个数据也存在很大的“水分”，个别高校为了各类评估的需要，存在数量不少的“挂名”兼职教师，一些兼职教师仅有其名而无其实，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教师缺口较大，教师教学精力不够，严重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2.高学历、高职称、高层次等高水平教师数量不足，限制了高校整体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高水平教师是整个教师队伍的“领头雁”，是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尽管对高水平教师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从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高职称、高学历和获得顶尖学术称号、入选高层次人才计划是其基本特征之一。而内蒙古本科高校的教师队伍却存在“三少”现象，即高学历教师少，高职称教师少，高层次教师少，比如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仅占14.9%，高职称教师仅占46.4%，高层次人才（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者等）仅有寥寥几人。由此可见，内蒙古本科高校的高水平教师数量和所占比重不仅与发达国家、地区相距甚远，即使与国内一些发达省份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状况极大的限制了内蒙古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学术声誉。
3.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制约了高校良性学术梯队的形成
合理的年龄结构是能否形成学术梯队的关键要素，是教师队伍未来发展态势的集中体现。一般而言，合理的年龄结构是指老、中、青教师数量呈合理分布，每个年龄段的教师都占有相应的比例，这样既能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又能避免由于老教师退休而造成的“青黄不接”现象，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涯一般在27至60岁之间，即33年左右。如果按照这个时间长度来算，同一年龄的教师应该大约占到教师总数的3%，那么，理想情况下，30岁以下教师的比例应该在9%左右，31至45岁教师的比例应该在45%左右，45岁以上教师的比例应该在45%左右。对比上述的数据可以发现，内蒙古本科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青年教师所占比例过大，而中老年教师所占比例过小。从长远来看，制约了良性学术梯队的形成，进而容易导致学术传统中断，有影响力的学派难以形成。
4.“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不利于高校发展活力的发挥
教师学缘结构多元化是世界一流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维护学术自由、促进学校活力的有力手段。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一些高校也开始认识到教师队伍“近亲繁殖”所带来的危害。虽然从整体数据来看，内蒙古本科高校教师队伍中具有外校学缘教师人数占师资总数的74.73%。但是一些老本科高校（如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外校学缘教师比重还较低，而几所新建本科高校和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由于缺乏高校师资培养能力，外校学缘教师比重极高，从而拉高了平均值。另外，据统计，几所新建本科高校有相当一部分师资是由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充任，甚至个别学科的教师全部来自于同一所高校，这种另类“近亲繁殖”是数据没有显示的。这种现象对于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派、新风格的形成是极其不利的。
三、内蒙古高等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策略思考
内蒙古本科高校教师队伍数量、结构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共性问题，也有区情、校情的特殊问题；既有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也有主观失误造成的问题；既有长期存在并将继续面临的问题，也有带有时代性并可以尽快解决的问题。
1.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做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着眼于眼前的需要，也要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注重人才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也要重视年龄结构和专兼职结构。长期以来，内蒙古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规划，教师引进、培养过于随意，过分重视满足当前需要，忽略教师队伍建设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切性，这是教师队伍出现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
第一，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全区高校教师队伍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彻底摸清数量及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类型结构、专兼职结构、高层次人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分析本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优势和劣势，出台“自治区高等学校师资队伍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自治区层面做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指导各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第二，各高校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充分认识人才在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中的战略性作用，切实把“人才强校”战略落到实处。要根据自治区的总体设计，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学校类型、培养目标、未来办学规模及教师队伍结构现状，制定切实可行又适度超前的本校教师队伍发展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付诸实施，避免盲目、主观随意引人、进人的现象。
2.建立地区高校师资共享机制，保证兼任教师素质，解决高校教师总量不足问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时代，引进兼任教师、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共享已经成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一些高校由于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还没有打破“关门办学”和“单位主义”的窠臼，只重视人才全职引进，不重视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导致兼职教师应有的巨大作用难以发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转变办学理念，以为我所用的态度淡化编制观念，强化共享意识，充分认识到兼职教师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保障教学质量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次，要建立地区高校师资共享机制，完善兼任教师聘任机制，保证兼任教师素质，将人事编制与工作岗位相分离的短期聘用、兼职聘任、临时聘任制度化、规范化，实质性的引进客座教授、暑期教师、企业导师、课程教师等兼职人员，促进高校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满足教学需要。
3.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提高高校竞争力和学术声誉
高层次教师位于教师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的主体力量，也是提升学校竞争力的战略性资源，更是各高校激烈争夺的稀缺人才。对内蒙古高校而言，高层次人才数量少，已经成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瓶颈。尽管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迫切，但是由于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办学实力、历史传统、教学科研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内蒙古高校在高层次人才竞争中并不占优势。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引进高层次人才，是内蒙古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学术声誉提高的关键。
高校要科学制订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计划，依托国家“”、“”、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等各级各类人才工程平台，切实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要树立“事业引人”的理念，以体现人才价值的薪酬待遇、先进完善的科研平台、以人为本的管理环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增强对高水平教师的吸引力，落实好各项人才引进、激励措施和政策，创新引人、用人机制，努力做到引好人、留好人、用好人。
4.设立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健全教师培养体系，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是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学校不仅要重视教师引进工作，更应重视教师培养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高校要普遍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加强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高校要针对本校中青年教师情况制订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着力打造一支数量足、素质优、起点高、后劲大的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带动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加快教师队伍学历提升。针对高学历比例偏低的现实，高校要合理制订教师队伍学历提升计划，鼓励中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不断提升学历层次、学术水平和整体素质。提高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使博士群体成为师资队伍的主导或中坚力量，师资队伍逐步实现博士化。
加大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经历。学校要制订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自治区“511人才工程”等海外研修、访学平台，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入选国家、自治区各类人才工程的优秀人才到国外留学、研修、访学，全方位、多领域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展教师学术视野，增强教师国际学术背景，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提升相关学科的国际竞争力。
提升青年教师专业实践能力。针对青年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较弱的问题，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践能力培训，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青年教师到区内外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等开展相关学科的实践能力培训，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
加大学科带头人遴选、培养力度。按照学科建设的实际和要求，加大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高尚学术道德和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优秀教师的遴选、培养力度，制订学科带头人管理办法，明确职责，规范聘任考核。形成一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队伍。
加强学术团队建设。高校要实施、完善“特色学科团队建设计划”、“创新团队建设计划”、“教学团队建设计划”，以国家、自治区重大专项和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平台，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力度，提高学术团队建设水平。
总之，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多管齐下。既要做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更要注重计划的实施；既要以宁缺毋滥的原则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才，更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
（牟占军，男，1963年8月生，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参考文献
[1]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本科）[R].2012.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
[3]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12〕4号
[4]徐威.陕西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研究[D].西安工业大学，2012
[5]陈正娇.论边疆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以云南省为例[J].文山学院学报，2011（2）：73-76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3篇
众所周知，蒙藏两民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这一不朽的桥梁。佛教自7－8世纪以来从多个方向传播至青藏高原后，为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及其先祖积极吸纳、消化，至11世纪初已与藏族融为一体，并最终形成大乘佛教的重要一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自形成之日起，其各教派的首领即致力于向周边地区传播，并很快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为蒙古族所接纳。⑤此后，蒙藏民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随着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的影响的日增，蒙藏两个民族的关系已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医药、工艺，乃至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不过，这种密切关系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所有的藏学、蒙古学研究工作者都能十分清楚地了解蒙藏民族关系形成、发展的脉络，展读《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我们便会有这样的收获。
《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全书共11章，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藏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叙述简炼，读来流畅而令人愉悦。不过，这仅是每一本著作的基本要求，以下的特点更能反映出作者的功力与学养。
资料翔实，征引丰富
蒙藏民族几百年间的政治关系，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各方面的关系也是纷繁复杂，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没有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没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是很难在一本书中如此清晰地展示蒙藏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轨迹的，我们从中选取史料这一“点”，来看看作者是如何驾驭其著的。
研究蒙藏民族关系的最基本史料当然是蒙文、藏文历史文献。不过，由于民族文献的特殊性，如蒙、藏文历史文献比较分散，而且常常以宗教著作的面目出现，因而利用起来并不十分容易：要从浩如烟海的蒙、藏文文献中发现可用的史料，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史学家的眼光和学识去甄别史料。在这一点上，作者深有体会："对藏文和蒙古文的史料进行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并以同时代的汉文文献进行辩证和补充，是一件十分繁杂和艰难的工作，同时也是对蒙藏民族关系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必然的途径。”⑥
要“对藏文和蒙古文的史料进行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工作，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民族语文功底，否则难于胜任！而本书的成功也最能反映作者深厚的藏文功底。作者征引的蒙藏文文献多达三四十种，其中尤以藏文文献为多，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红史》、《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萨迦世系史》、《蒙古佛教史》、《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五世达赖喇嘛传》、《论政教合一制度》、《通史――松石宝串》等，更主要的是以上提到的藏文著述均是由作者与他人合作或独立翻译成汉文的，这不仅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民族语文素养，而且为作者很好地理解、把握藏文史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翻译文献的过程也是积累材料、比较研究的过程，这一积累是准确理解文献原意的前题。
博采众长，考证细致
众所周知，一部学术著作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最能反映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翻阅本书，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作者求实、严谨的态度：论述有严密的逻辑性，考据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而且博采众家之说，体现出作者不偏不倚的治学风格，这可以从其注释中窥见一斑，如作者在正文中叙述萨迦地方政权的创建过程时，把学术界关于“有无萨迦地方政权”的争论放入注释中，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观点和基础材料。⑦
我们再以作者对“八思巴创建拉章”的考证为例：
八思巴仿照古代吐蕃的部分职官和先蒙古汗国的怯薛组织为自己创建了一个私人侍从官署――拉章，其中的官员均由帝师自行任命。据藏文史籍记载，拉章含有十三种官员，分别是：索本(管理饮食)、森本(管理起居)、却本(管理宗教仪式)、司宾、仲泽(主管文书)、司库、司厨、司引贝、司营帐、管鞍具、管马匹、管牛、管犬。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均不像是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但通过与蒙古的怯薛组织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他们的性质。蒙古国早期的职官十分简单，除万户、千户等管理其部民外，只任命了一位大断事官，掌管民户分配、主持清查户口和征收赋税、司法诉讼之权。同时建立了护卫军四怯薛组织，其名称和职务分别为：火儿赤(佩弓矢者)、云都赤(带刀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者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厨师，“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管马政者)、八刺哈赤(守城门者)、答刺赤(掌酒者)、兀刺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管衣服者)、怯里马赤(传译者)、帖麦赤(牧骆驼者)、火你赤(牧羊者)、忽刺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表面上看掌怯薛职事者不过是在大汗身边充当警卫，服侍起居，放鹰放马，奏乐斟酒。但是在实际上，“成吉思汗为其护卫之士(怯薛歹)规定了优越的地位：位于在外的干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官，多担任重要职务”。八思巴设立的拉章官署中的十三种官员均隶属于萨迦寺住持，因为元代的第一任萨迦寺住持就是由出任大元帝师的八思巴本人出任。在萨迦寺专门设立有萨迦寺住持法座，尽管在早期这些自员也随八思巴前往朝廷，但大多数时间是常设在萨迦，后来一直沿袭，成为萨迦寺住持身边的官员。八思巴开创的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设立拉章的作法，后来为各个教派纷纷仿效，对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八思巴在设立拉章的同时，还设置了本钦(或称乌思藏本钦)职位，同时参照吐蕃职官设立了“朗钦”一职。从1265年开始，至1267年，完成了萨迦地方政权的创建。⑧
关于“八思巴创建拉章”在其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仅有这样简短的论述：“教主建立私人的公馆(当时叫囊钦，近世称喇章，但是也有沿用旧制称囊钦的，如甘肃拉卜楞寺)，大约开始于八思巴。前已述及，元朝为帝师设立过个人办事机构――功德使司。《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从大都回后设立了此前宗教上层从未有过的索本、森本，却本、仲译等十三种私人侍从官员，为他管理宗教和个人事务。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各教派活佛的组织系统，大体上都是仿此办理的。”⑨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陈先生的新著不仅详细记述了八思巴设立拉章的来龙去脉，而且使读者了解到拉章是“仿照古代吐蕃的部分职官和先蒙古汗国的怯薛组织”而设立的，是藏族对蒙古族基层组织机构的借鉴，进而揭示出藏蒙两族在政治组织机构方面的密切关系。这样的考证散见于全书各处，可谓细微之处见功力。
当然，每本书总留有遗憾，不仅作者感觉如此，读者也会有同感，如清代的蒙藏政治关系内容十分丰富，本书的叙述似乎仍不过瘾，只好留待来日再补正了。
以上一得，仅供同好参考，要想体会本书的精妙之处，请直接阅读原著。
注释
①扎奇斯钦著，台湾中正书局1979年版。
②王辅仁、陈庆英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樊保良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本人曾于1994年撰写过该书的简短书评，参见《民族研究信息》1994年第2期。
④嘎尔迪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⑤《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就提到“正是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并为以后的统一藏族地区和蒙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并利用与宗教人士的关系来减少战争中遇到的反抗。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依靠过蒙古萨满教的支持，同时，他为了巩固汗权，又和萨满进行过斗争。成吉思汗在西征时，还专门征召汉人道士长春真人到军中讲道。他并不专信某一种宗教，但是也不特别反对某一种宗教，因此，他和藏传佛教的交往可能只是一种初步的接触，更主要是为了征服西夏而需要了解受西夏朝野信奉的藏传佛教。”可见，蒙古族最初引入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参见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⑥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前言，第2页。
⑦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第94页注2。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4篇
关键词：元朝 官吏 休假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0-8705（2014）02-18-22
受台湾学者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一文启发，汉朝官员有多种休假制，且不同的官员休假不同。笔者认为元朝官吏亦当有各种休假制度。元代官吏休假制度是我国古代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目前学术界对于元代官吏休假制度研究甚少，相关性研究有黄修明的《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通论性的介绍了古代官员丁忧制对官场社会的重大政治影响。章太长《试论元代的丁忧制度》，主要从元代丁忧对象、丁忧请假制，违例不丁忧、丁忧期限、丁忧待遇等五个方面论述。另有硕士论文：唐犀《元代丁忧制度研究》主要从法学的角度揭示了元代丁忧制度的规定、特点以及立法意义和历史地位。本文从官吏各种休假制度入手，在现有学术成果以及史料的基础之上，对元代官吏休假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具体休假内容进行概括分析，并得出其特点，以期能对元代休假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元朝官员丧假制度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蒙古国时期官员没有丁忧制。建元初，朝廷也只是尊重汉俗默认汉朝官吏可以服丧丁忧，并无制度规定。汉官丁忧者可以向朝廷请假，给假后方可离开，并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违例不至要受到严厉惩处。如：
中统三年（1262年）省议：“职官在任病假及缘亲病假满百日，所在官司勘当申部作阙，仍就任所给据，期年后给由求叙，自愿休闲者听。”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议：“祖父母、父母丧亡并迁葬者，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拟合支给，违例不至，停俸定罪。”
与汉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关系密切的官员守制问题，在元世祖才有了定制。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对丧假做了正式规定：“祖父母、父母丧假限三十日，迁葬祖父母、父母假限二十日”。随着汉文化的渗透与发展，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又规定：“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愿依上例者听”。由此可以看出，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规定遇父母与祖父母丧是给假30日，为父母、祖父母迁坟给假20日。元成宗在位时又规定丧假为三年通制，至此丁忧制在元代基本定型。仁宗初又特别强调至大四年（1311年）的钦奉诏书：“官吏丁忧已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实二十七月，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汉族官员守丧二十七个月在这一时期成为定制，虽然后来又有不少规定，如“确定丁忧时问从官员闻丧之日起算，以13个月为小祥，25个月为大祥；军官中的迁转官员如知事等，亦允许服服丧丁忧，此则系正丧大祥，后六十日为禅制”，但基本的制度没有大的变化。另外关于上述著令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元初，蒙古及色目官吏丁忧“各从本俗，愿依上例者听”，而且有些汉化较深的也愿意仿效汉制，在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前期一些迁入中原地区居住的蒙古人和唐兀人、畏兀儿人、回回人逐渐效仿汉人的行为准则办事，在丧葬上尤为突出，如畏兀儿人廉希宪在母亲去世后的表现就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廉希宪“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竞不忍言”。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元一代对于蒙古、色目人仿效汉丧并不是放任自流的，到元中期时，则有了不能仿效汉族丁忧的规定：
“己亥，塔失帖木儿、倒刺沙请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从之。”
“天历二年，诏官吏丁忧，各依本俗，蒙古、色目仿效汉人者不能用，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
至正二年（1342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母死无忧制，又父死则妻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日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上，不报。”
至正十五年（1355年）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
塔失帖木儿、倒刺沙皆泰定帝朝大臣，向朝廷申请行汉人丁忧之法，不报。由此可以推断，自泰定朝后对于仿效汉法丁忧则是禁止的，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元朝后期。
（二）鉴于官职的重要性，职务在身征戍军官及当值怯薛是没有丧假的，而且这一点在整个元代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对于出征或远戍的士兵，有时可以“放归存恤一年或数年”，对于体力消乏长久的士兵，也会采取轮休一定时问的办法，至大四年（1311年）下令侍卫汉军每牌子内各一名一年，迤南汉军每牌子内各二名二年“轮流存恤养力”。
（三）另外，内匠官、阴阳人、医人也是不允许丁忧的。大德九年（1305年）诏书称：“吏等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殁了父母呵，勾当里出去三年者，么道。行了诏书圣旨来，如今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里头得用人每丁忧出去了呵，勾当里有窒碍有於内匠官，阴阳人、医人等各投下勾当里行的人每也有似这般的人每不教丁忧。――奏了教行呵，频烦圣旨的一般有三年再得勾当呵，人每也生受有，为那上头两个丞相等俺众商量来，如今丁忧的听从。他每呵怎生奏呵，那般者，圣旨有呵”。为了避免影响本职工作，内匠官、阴阳人、医人不允许丁忧。
（四）所谓夺情起复指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或守制未满期而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但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夺情起复，延四年（1317年）冬十月己酉，监察御史言：“官吏丁忧起复，人情惊惑，请禁止以绝侥幸。惟朝廷耆旧特旨起复者，不在禁例。”制曰：“可”。延五年（1318年），又有监察御史许有壬言：“圣朝以孝治天下，考稽典礼，除蒙古、色目各从本俗，其余居官著为丁忧之制，将以美教化、厚人伦，为治之要道也。所谓夺情起复者，盖有道德可以范世，谋猷可以经国，天心简畀，人望素服，又边臣、宿将可任重寄，似此必用之人，谓之起复，谁日不然，其或碌碌凡庸如冯翼霄，才无过于常人，行每乖于清议，徒以谀佞检邪，亦复冒膺起父，实玷风教，宜明白奏闻。除上所知识必用之人，取自圣裁，其余人员，并遵旧制。”
由上看出，当时很多汉族官吏是期待可以被夺情起复的，甚至利用丁忧制度谋取政治前途，这和元朝汉人社会地位低于蒙古、色目人，在朝廷求得官职并不容易有很大关系。
虽说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但是元朝对于尊崇汉族文化尤其是孝道还是很重视的。成吉思汗建国时制定的条律中就有很多尊敬长者的内容，在蒙古人中对于不尊重长者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元廷向来强调忠孝为先，丁忧守制就是很好的体现。在元朝，“诸官吏私罪被逮，无问已招未招，罹父母大故者，听其奔赴丁忧，终制日追问公罪并矜恕之”，即元代官吏犯事以后，如遇父母之丧，可以丁忧终制后再追问，但是军官不丁忧者，犯罪照样追究责任。同时，对于远在边疆地区的官吏丁忧也是允许的，大德元年（1297年）议：“云南官员，如遇祖父母、父母丧葬，其家在中原者，并听解任奔赴”。并且所有官员在丁忧期间，只要在制度规定的期限内，俸禄照发，可见元朝对于汉法还是相当尊崇的。
此外，《元史》里记载了很多对于官吏不守丧的处罚条例，如：“诸职官亲死不奔丧，杖六十七，降先职二等，杂职叙。未终丧赴官，笞四十七，降一等，终制日叙。若有罪诈称亲丧，杖八十七，除名不叙。亲久没始称死，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凡不丁父母忧者，罪不与不奔丧同”。对于官吏亲死不奔丧、诈称亲丧、不丁父母忧等有严厉的处罚，足见元朝对于汉人守丧的相关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二、官吏休假
据廖先生《汉代官吏休假考》一文考证汉代除中官每“五日一洗沐”外，外官（外官是相对于中官而言，即在宫廷外办公的官员）亦有休假制，即“上班时间到官署执行公务，下班后可自由离开官署，而上班若干日有一日休假，或每年有若干日假期。”
在元朝作为朝廷命官，自然也要在公堂处理公务。元朝官员办理公务，称为“洽事”或“视事”，形式是“官吏聚会”、“圆坐署事”。所谓“圆坐”，就是在公厅摆定官员座次，官吏按级别对应入座。元朝对外官休假同样也有规定：“中统五年八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京府州县官员，每日圆座参议词讼，理会公事。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贰日；元正、寒食，各叁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壹日。公务急速，不在[此][一]限。其赴任职官或宣使人员在他所病患者，即告所在有司验治，病愈给据发还。钦此”。可见，忽必烈即位之初就对元朝官吏节日休假作了规定，各官吏除了节日放假以外，每旬亦有一日休假，这是承袭宋金时期的官员休假制度，即在每月初十、二十日、三十日放假休息一日。
后来元朝对于旬假放假日期做了调整，“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客省使也速忽都答儿奏：在先初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每月叁次放假有来。如今那里官人每商量得，这叁个日头断人呵，也中。如今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乙亥日，这日数里，有性命的也不交宰杀有，人根底也不打断有。这日数里，放假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26 J。即由原来的每月初十、二十、三十放假，改为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乙亥日放假，并规定在这些日子里不准杀生。因此，可以推断官员的休假日期相应也做了调整。
三、请假制
元朝的请假制也有一套合理、规范的流程。按请假原由分，主要是病假、丁忧假和其它假故。《元史?刑法》记载“诸外任官员谒告，应有假故，具曹状报所属，仍置籍以记之，有托故者，风宪官纠而罪之。”
元朝对官员请假制作规定是在至元七年（1271年），据御史台奏：“中书省札付该殿中侍御史掌管随朝官告假事故，叁日以外各以曹状报殿中司，还职亦行具报。如有推称病故者，合行举罚”。在元朝，官吏请假三日以上者必须以“曹状”形式上报殿中司，审核通过后方可离开，假期结束还职时也应上报，推称病故请假的要受到惩罚。
由上条材料可知，掌管请假事务的是中书省御史台殿中司，各级官员必须严格按照请假流程，违例者受罚，至元八年（1272年）“都省与尚书省官、御史台官一同商议得：假告事故，官员不报曹状，罪犯壹次，罚俸捌两，再犯依上罚俸，叁犯近上官员闻奏，近下人员从各衙门就便的决。外据无故落后官员，验实日全克俸禄，再犯依前克除，叁犯依上的决”。元朝对于请假不利的官员犯一次罚俸八两，二次依初犯处罚，连续犯三次，中央官吏要上报朝廷，地方官员就各衙门自行处理。如有公职离开岗位，请假和还职时同样以“曹状”上报，如有公务在身“拟同事故一体报台，还职日亦行具报”杜绝官吏以公职为借口私自离职。
在地方，检察相对松弛，为了避免地方官吏因无人检举而假装请假或故意离职，外地府衙州县等官吏，也有相同的制度规定，各府衙设置专门的假故文簿，清楚登记官吏请假记录，见材料：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中书省御史台备监察御史呈：随处诸衙门府州司县官，或因私隙，或事有畏忌，辄便托疾在家虚请俸给者有之，或推称事故，离职延待月日者有之。因无检举，冒请俸禄，多致败事。今后外路官吏，合依随朝百官一体，凡假故曹状报本属。仍诸衙门置立假故文簿明白附写，令首领官掌管结转，每日壹次，正官署押用印关防。行省文簿令监察御史照刷，其余官府文簿按察司照刷。如有推病故官吏，所请俸钱，钦依圣旨事意施行。都省准呈。
地方记录的请假文簿，每日由府衙首领官掌管结转，但最终都要交由监察部门审查，以防。另外，元朝官员请假期间俸钱和丧假等相同，照给。
四、节日放假
元代的节日庆祝基本上遵循汉地的传统习俗，北方地区虽在辽、金统治之下，但民问的节庆活动与江南地区相差不大，在元代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女真早期本无历法，不知纪年，以草青纪年，草青一次即一年，沿袭的汉地风俗，据《大金集礼》载：“元旦、上元、中和、立春、春分、上巳、寒食、清明、立夏、四月八日（佛诞日）、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都是金朝法定的节日，各级官员有一日至三日的休假”。宋代规定“元日、冬至、寒食假各七日。天庆、先天、降圣节各五日。诞圣节、正七月望、夏至、腊各三日。天祺、天贶节、人日、中和、二社、上巳、端午、三伏、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及每旬假各一日”。元朝节庆假日是在宋、金制基础上制定的，并作了调整，于至元元年（1264年）对官员的休假日作了规定：“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一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在元朝，天寿节和冬至是放假两日，天寿即皇帝的诞生日，全国要举行重大的庆典活动；冬至放假由来已久，在汉代就有了冬至放假的定制，西汉宣帝时已实行，前后放假五日。其余节日不再详细介绍，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一书已论述的十分详细。
元朝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建国后也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官吏管理制度，元朝休假大多承袭以前的正统王朝，但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恰恰体现了元朝的双重性格。
参考文献：
[1]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g，第256页
[2]黄修明：《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4卷第3期，第118页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5篇
【关键词】畏兀儿 蒙古 藏传佛教 历史 文化 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社会，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入居内地，与当地固有的农耕民族融为一体，同时又有大批来自西域、中亚的民族迁入内地或蒙古高原，与这些或游牧或农耕的民族相依傍。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交融，共同发展，不仅丰富了自己，而且更使元代文化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彩。在这一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今天维吾尔族祖先——畏兀儿人（又作回鹘、畏吾、畏兀等）之内迁及其在蒙古宫廷的活动，可谓其中颇为精彩的一幕。
一、畏兀儿之归顺蒙古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此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1209年，原属西辽的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归顺蒙古，使蒙古统治得以在天山南北迅速建立起来。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
蒙古（包括元与察合台汗国）对新疆的统治持续了3个多世纪，对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所有被征服民族都要派出军队随蒙古军出征，畏兀儿自然包括在内。当成吉思汗讨伐西辽屈出律时，亦都护奉命率军出征。后来，成吉思汗进攻算端摩诃末的国土，亦都护再次奉命出征。察合台和窝阔台向讹答剌发动进攻时，亦都护也参与其中，后来又出征阿姆河等地。当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他又从别失八里率军与成吉思汗汇合。[2]汉文史料记载说，该亦都护曾“与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纪律严明，所向克捷。又从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3]其后人马木剌的斤也曾“将探马军万人，从宪宗伐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4]。
除了亦都护外，还有一些畏兀儿地方头目也各带本部兵加入了蒙古远征军的行列。《元史》卷134《昔班传》载昔班父阙里别斡赤，“身长八尺，智勇过人，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回国，数立功”。在呼罗珊大战中，成吉思汗的部队中有除了高昌畏兀儿人之外，尚有可失哈耳人和苦叉人。同时，还有畏兀儿的一些地方头人，如阿里巴黑失等，也都统领本部兵参与了蒙古人所发动的战争。
在亦都护归顺蒙古之前，畏兀儿人镇海、塔塔统阿等即已在蒙古军中效力，之后，蒙古人更是广泛网罗畏兀儿人才，于是大批畏兀儿人入居汉地和蒙古高原，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新元史》卷29《氏族表》列出的入仕元朝的畏兀儿大族有29家之多，如高昌王亦都护、孟速思、洁实弥尔、小云石脱忽怜、贯氏、廉氏、全氏、鲁氏、大乘都、小乘都等。他们很多充当蒙古皇帝、皇室贵族的老师，如岳璘帖穆尔“精伟兀书（畏兀儿文），慷慨以功名自许……皇弟斡真奏求师傅。上命公。公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杀为第一义。上闻嘉之”。[5]孟速思“早慧，年十五，尽通本国书”，曾教授拖雷以治国之道。[6]此外，畏兀儿人哈剌亦失哈北鲁、撒吉思、昔班等也都“先后当训导诸王之职”。[7]有的担任皇帝与藏族喇嘛帝师之间的翻译，或传扬弘化佛教，深受蒙古统治者器重，如后文将要述及的安藏、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无不如此。他们就职于蒙古宫廷，有不少是名重一时的翻译家，他们所译语种很多，有蒙古译汉、汉译蒙古；蒙古译畏兀儿、畏兀儿译蒙古；还有藏、梵译蒙古语等。除此之外，更有大量的畏兀儿人在蒙古宫廷或地方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诚如程钜夫所言，真是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8]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尤其在文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清人屠寄对此有着切中肯綮的评论：
蒙兀初起，浑噩无文，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反，必以口授。自成吉思灭乃蛮，得塔塔统阿，始知符印之用，遂教诸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哈喇亦哈赤北鲁、岳璘帖木尔、撒思吉、昔班，先后为诸王傅。各罄所蕴，播种待获。以是蒙兀未君中原时，国内盛行畏兀文，其诸符玺，用是篆刻。西征军中，飞书羽檄，亦靡不以之。中统三年（1262），犹以其字书给驿券，则且行之汉地矣。至元六年（1269），始命帝师八思巴变通梵文，创作蒙兀新字，颁行诸路，然当时赐蒙兀、色目诸臣以《通鉴》诸书，仍用畏兀字转译。诚以习尚既深，非是莫能通晓。由是观之，虽谓蒙兀最初文化由畏兀儿输入可也。[9]
由此之故，今人盛称畏兀儿人为蒙元“所培养之人才，对于蒙古建国发挥无比作用”。[10]诚不为虚言。由于畏兀儿人在蒙古宫廷及地方军政部门的活动及其重要贡献，学界论之者甚多，内容颇详尽，故此不赘。这一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以元朝历代皇帝为首的各部落首领和贵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修养都十分低下，不懂汉字，对汉文化比较陌生。而畏兀儿与之地域毗邻，语言接近，风俗习惯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历史上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比起汉文化来说，畏兀儿文化更容易为蒙古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元朝便以畏兀儿文化作为中介，而推行了对他们来说较为容易的西域民族文化。[11]
二、塔塔统阿与蒙古文字的创制
蒙古本为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素无文字，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鞑靼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2]
刚开初，从西域传至蒙古高原的畏兀儿文仅仅限于商业间活动，似乎对蒙古人还未能造成影响。南宋孟珙《蒙鞑备录》也称：
其俗既朴，则有畏兀儿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13]
说明早在成吉思汗灭乃蛮之前，回鹘字（畏兀儿文）就已经在蒙古高原有所传播，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的关注。尔后，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力量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张，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前那种“刻木为契”的旧传统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畏兀儿文悄然步入蒙古宫廷。据载，蒙古贵族对畏兀儿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是年，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了专掌乃蛮大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重操旧职。当时蒙古人并不知道印章有“出纳钱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过塔塔统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应用与推广。当时蒙古人已通过金朝降人对畏兀儿文有所了解，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4]这里的“畏兀字”即畏兀儿文，“国言”即蒙古语。以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后被称作畏兀儿式蒙古文。元成宗时，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这种畏兀儿式蒙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播使用到今天。蒙古语与畏兀儿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畏兀儿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畏兀儿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畏兀儿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5] 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畏兀儿文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6]
《元史》卷202《释老传》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其中也记载说昔日蒙古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畏兀儿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畏兀儿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17]
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但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却是畏兀儿文。于是，忽必烈主观地认为应改变这种现状以适应藏传佛教的发展，于是特诏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新创了一种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八思巴创制的基础是藏文，是将藏文字母的某些部分略加改造以适应蒙古族的语言。但由于藏语中不存在ü、?这两个元音，故这两个字母的创制当得力于其助手畏兀儿人文书奴的协助。新字制成后，忽必烈多次下令在诏诰典祀中要使用这种文字，企图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由于新字对蒙古语方音的适应能力远不如畏兀儿式蒙古文，因此，尽管朝廷竭力推广，但仍然只限于官方狭小范围内通用，始终未推广开来，不仅没有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反而仅行用了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8]而畏兀儿式蒙古文却历久不衰，一直行用至今，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满文以及锡伯文的形成。
总之，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加上畏兀儿知识分子的的辛勤努力和大力推广，终于使这种文字为蒙古人所普遍接受。后来，其作为蒙古国字的地位虽在忽必烈时期一度被八思巴文所取代，但其自身的优点却是八思巴文所不具备的，故很快又成为蒙古的国字，并经过改革而更趋完善，以致流传至今。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与推广，使畏兀儿先进的文化在蒙古中得到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向导作用，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促进了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最后形成，不仅对蒙古民族，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畏兀儿佛教对蒙古的影响
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班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19]元世祖忽必烈又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行下效，信仰藏传佛教之风迅速形成，
蒙古统治者对佛教不遗余力的弘扬，使之在畏兀儿佛教徒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佛教写本、印本题记中，大凡提到保护对象时，几乎都少不了蒙古皇帝以及皇室成员，有规律地祈求保护神给予赐福，带给他们平安、长寿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更为美好的来世。尽管用词会在不同场合有所变化，但使用的套语却少有变化。这里且以吐鲁番出土T D 80（U 345）畏兀儿文《阿弥陀经》印本尾跋为例：
as?lm?? üst?lm?? kü?-lügin
ad?n-??γ ?duq xaγan xan suü-sin
an?ulayu oq xatun-lar qut-lar-?n
ar?a-pudir-a tayzi-lar-n? ym?
ada-s?z tuda-s?z tüm?n y?l
au-a qavsayu küs?tzün
adruq küsü?-l?r-i top qan?p
arqu-n? bilt??i blgürzün
以此功德，使所有神祇神力增加，
保佑天赐的、神圣的皇帝陛下（suü），
以及王舍城补罗（ar?a-pudir），
使王子们永无厄运，福慧添增，
使其周围的人们，
都能满足自己的不同愿望，
使之成为无所不知的智者![20]
该题诗作者为畏兀儿国主昆乔科（K?n??k），全诗均押首韵，以a-起首，这是古代维吾尔族诗歌的一大特点。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跋尾题诗中，与蒙古皇室有关的称号很多，有：合罕皇帝（xaγan xan）、可汗（xaγan）、汗们（xanlar）、太皇太后（tai xong tai xiu）、皇太后（xong tai xiu）、皇后（xong xiu）、可敦（xatun）、可敦们（xatunlar）和黄金子孙（altun uruγlari）等。[21]
在元代畏兀儿佛教文献中，出现最多的蒙古统治者称号是合罕皇帝（xaγan xan）。在通常情况下，该称号多用于专指窝阔台汗，[22]但有时侯又用于指代其它可汗，如元世祖忽必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等均使用过这一称号。[23]
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加上以回鹘亦都护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的敬信与弘扬，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于是，包括畏兀儿贵族、官僚、高级僧侣在内的诸色人等也都随之纷纷皈依藏传佛教。
蒙元时代，有大批的畏兀儿佛僧入居内地，散处全国各地，其中尤以大都最为集中。这些佛僧中，有不少人都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倚重。根据史料记载，有元一代，他们常受命在宫廷设立法场，为皇室告天祷祝，如：
[天历元年（1328）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24]
[天历元年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25]
[天历二年（1329）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兴圣殿。[26]
两年之间，他们三次入宫作法事，人数很多，仅天历二年的一次与其事者就有108名畏兀儿僧侣，可见他们在蒙古宫廷中的人数当是不少的。[27]这些记载说明，元代畏兀儿僧侣不仅人多，而且势重，由此之故，忽必烈在大都宫廷中专门为其设“畏吾儿佛殿”。[28]
蒙哥汗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互相攻击与诋毁日趋激烈，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双方当场进行辩论，以决胜负。结果，佛教取胜，宣告道教失败。当时参加佛教一方辩论的高僧达三百余人，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和大理国僧，其中的“外五路僧”即畏兀儿僧。[29]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曾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整理，主要是以藏文经卷来勘对汉文经卷，总1440部，5586卷，定其名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参加工作者29人，既有汉人、藏人，又有畏兀儿人和印度人，其中领衔的畏兀儿人有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拏答思、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理和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其中的迦鲁拏（纳）答思、安藏、合（乞）台萨理在《元史》或《新元史》中有传，都与蒙古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
迦鲁纳答思，曾“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30]。
安藏，“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31]曾奉诏将《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译成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他虽然不是喇嘛，但佛学造诣却是相当深厚的，而且精通藏语，曾据藏文将《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译为汉语，这在汉文《大藏经》中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又据藏文将之译为畏兀儿文；[32]后受忽必烈弟阿里不哥之命，将《华严经》译为畏兀儿文字；[33]又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为畏兀儿文。[34]在敦煌出土的畏兀儿文佛教诗集（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08）中，还保留了他若干数量的佛教诗歌作品。[35]其诗浑然一体，全押首韵，表意完善，文法流畅，对佛教术语的处理非常得当，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
乞台萨理，事见《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其父阿台萨理“精佛氏学”。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吾人固知，总制院是宣政院的前身，系忽必烈执政初所设，“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36]当初是由帝师八思巴兼领的。在八思巴于至元十一年（1274）返回吐蕃后，其职掌继由萨迦派喇嘛所领管。乞台萨理能在这个时候出任总制院辖下的释教都总统和同知总制院事，说明他在西藏佛教界及元政府中都有较大的影响。
忽必烈所倚重的理财能手桑哥，也是一名畏兀儿佛教徒，曾先后师事国师胆巴、帝师八思巴国师。精通汉、蒙、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故尝为西蕃译史……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37]来自别失八里，出身畏兀儿名门的大乘都，“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38]
忽必烈和蒙古皇室贵族皈依藏传佛教的虽然很多，但由于他们崛起朔漠，草昧初开，文教未兴，故谙熟佛教与藏族语文者为数甚少，而谙熟藏族语文者却甚少，藏族高僧中懂蒙古语的也是凤毛麟角，势必严重妨碍双方的交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语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的一批畏兀儿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藏语，以充当皇室贵族与帝师之间的翻译。他们本来就信仰佛教，故学习藏传佛教轻车熟路，很多人因受其影响而皈依之。于是，畏兀儿中出现了一批以信仰与弘传藏传佛教而闻名的高僧大德，除前述迦鲁纳答思、乞台萨理外，阿鲁浑萨理、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也都是著称于史的大喇嘛。
阿鲁浑萨理，为前述畏兀儿著名喇嘛乞台萨理之子，在忽必烈时曾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追封为赵国公。“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即通其学，且解诸国语”。[39]这里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从其学佛法，成为虔诚的喇嘛，很受忽必烈器重。
舍蓝蓝曾在元朝宫廷为后妃们讲经说法，而且还将多种佛教典籍译为畏兀儿语。其事迹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
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始八岁，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雉发为尼，服用之物，皆取给于官……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犹汉人之称师也。
这是我们所知惟一的畏兀儿女喇嘛，在蒙古宫廷中，不管王妃、公主还是王公大臣，“皆敬以师礼”，可见其地位之隆。
必兰纳识里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释老传》中惟一立有专传的畏兀儿喇嘛。他自幼学习畏兀儿文字及印度语文，并精通三藏及蒙古语言。大德六年（1302），奉旨从帝师八思巴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至治三年（1323），改赐金印，特受沙津爱护持，且被任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弘辩三藏国师。这一记载表明，他曾作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故而得到成宗重用，被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和诸国引进使。又被任命为“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此人精通多种语言，具有非常高的佛学素养，在敦煌出土的畏兀儿文佛教诗集（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08）中，有他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头韵诗——《普贤行愿赞》，全诗共50段，每段4行；[40]印度佛学大师龙树所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也由他译为畏兀儿文；[41]他还将密宗经典《北斗七星延命经》由畏兀儿文译为蒙古语文，题作Yitiken sudur nom，促进了该经在漠北地区的传播。[42]
除了上述之外，畏兀儿中大喇嘛僧当还有不少。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
我们这里似乎应注意到14世纪波斯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Dadl Allah，1247～1318）对元代畏兀儿佛教徒在伊尔汗国活动的记载。他在谈到伊儿汗国合赞汗放弃佛教而改宗伊斯兰教一事时曾如是说：
[合赞汗]幼年时，他的祖父阿八哈汗……指派偶像教巴黑失们（来自畏兀儿语baγ??
这一记载说明，畏兀儿佛教僧徒曾随蒙古贵族西行伊朗，从事弘法传教事业，对推进伊儿汗国佛教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1] 参见杨富学：《蒙古统治与元代畏兀儿社会》，《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53页。
[2]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3]《元史》卷122《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000页。
[4]《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3000页。
[5]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6]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6《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元史》卷124《孟速思传》，第3059页。
[7]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5《孟速思传》，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第350页。
[8]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卷49，No. 2036，页727c。
[9]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5《列传第二十七·论》，中国书店影印，1984年，第351页。
[10] 李符桐：《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53年，第98页。
[11] 矢崎正见：《チべット仏教史考攷》，东京：大东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12] 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68～69页。
[13] [宋]孟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第13页。
[14]《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第3048页。
[15]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
[16] Christopher Dawd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55， p. 142.
[17] 双福：《后期蒙文沿革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7页；丁守璞、杨恩洪：《蒙藏关系史大系·文化卷》，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18] [美]尼·鲍培原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7页；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87页。
[19] 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20]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Nr. 40， z. 21-28。
[21]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nigreich von Qo?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 Rheinisch-Westf?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88)， Opladen 1992， S. 73.
[22]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页：“因蒙古皇帝自窝阔台始正式用此称号，故蒙古人又用‘哈罕皇帝’一词专指太宗窝阔台。”
[23]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8～170页；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44～46页。
[24]《元史》卷32《文宗纪》，第711页。
[25]《元史》卷32《文宗纪》，第722页。
[26]《元史》卷32《文宗纪》，第743页。
[27]《元史》卷33《文宗纪》还记载，天历二年（1329）十月又有“西僧百人作佛事于徽猷阁七日”。此西僧很可能亦即畏兀儿僧，但未敢遽断，录此备考。
[28] [元]熊孟祥着，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
[29] [元]释祥迈：《辩伪录》卷3，《大正藏》卷52，No. 2116，页771a。
[30]《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第3260页。
[31]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
[32] 残卷现分存柏林、北京，见P. Zieme， Zum uigurischen Tārā-Ekavimsat stotra，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6， 1990， S. 196-197;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7页。
[33] 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200～201页。
[34]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1982，pp. 1-18.
[35] R. R. Arat， Eski Türk ?iiri， Ankara 1965， S. 72-78.
[36]《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0页。
[37]《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0页。
[38]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8《秦国先墓碑》，湖北先正遗书本。
[39]《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第3174页。
[40] R. R. Arat， Eski Türk ?iiri， Ankara 1965， S. 148-153.
[41]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S. 154～161；Margit Koves， A Praj?āpāramitā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Delhi 1977，pp. 57-67.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6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流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4C-0009-02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资本，是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宝贵资源。高校教师队伍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在学校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一所高校正是因为有了大师，才可称为大学。他们教育学生、传承知识、科学研究，不断创造价值，贡献社会。素质较高、结构合理、数量适当、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不仅能推动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人才流失情况
下表为内蒙古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近六年专任教师数量统计表：由表可看出，内蒙古自治区成人高等学校的专任教师数近六年内基本处于下降趋势，专任教师平均每年流失25人。普通高等学校近五年的专任教师数呈缓慢上升趋势，但2013年有所下降，专任教师数减少了0.41%。高等教育人才大部分流向海外、企业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流失人群层次较高，一般是具有学历、职称、专业优势的人才，而且流失有年轻化倾向。另外，除以离职行为为主要特征的显性流失外，还有随社会发展加剧的知识和精力上的隐性流失。这不但会影响学校的办学水平，还会影响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及经济发展，因此留住人才迫在眉睫。
二、需要层次理论内涵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决定动机，动机引起人的行为。需要是行为的本源，动机是直接原因。他将人类的需要划分为由低到高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属于低级需要，其他需要属于高级需要。底层需要被满足后，才能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在一定时期，人的行为由主导需要（优势需要）决定。需要层次理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已得到成功运用，若能在高校产生同等作用，会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流失原因分析
流失行为是在人才需要未被满足时产生的，即需要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当这个差距达到一定程度，而其他高校或企业又能填补时，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一）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没有满足，主要体现在物质环境及保障的缺乏上。它决定着人才生存发展的基本质量。物质环境要素包括工资水平、住房条件、教学科研设施等。首先，高校教师在收入上有差距。按量计酬，但未解决优劳优酬问题，缺少灵活性。其次，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学校会安排住房，但针对普通新入职教师，学校只提供环境一般的宿舍。再次，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能力有限，教学科研设施及图书办公等工作条件与发达地区高校存在差距。最后，安全需要表现为安全而稳定的工作即有保险和福利等，实行聘任制度使部分教师在此方面并未得到保障，满足这些需要才能使教师安心工作。
（二）社会需要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高校师资缺乏。为了解决大量教师人才的缺口，本校毕业生留校工作，这就导致高校内部形成了部分非正式组织。另外，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蒙古族的聚居区，高校中也存在以蒙古语为交流工具的非正式组织。他们有独立的社交圈子，给优秀人才带来了压力，失去了归属感。另外，核心人才一般有较强的个性和自尊心，遇事喜欢发表不同见解，工作中比较容易与领导产生摩擦、在团队合作中发生冲突，不能被集体接纳，产生了人际需要。
（三）尊重需要
高校管理者基于对年轻教师的关心，不敢对他们放手，从而压抑了有思想、有干劲的青年教师的积极性。管理者在下达行政命令时，很少分析个人的爱好特长，较少考虑个人与工作的匹配程度，提倡无条件服从组织，出现了能力和职务不相称的情况。人才认为管理者没有充分尊重自身才能产生了尊重需要。
（四）自我实现需要
高校教师是高知群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强烈。这种需要指个体希望在工作中有所成就、个人才能得到发挥并且价值能够提升。青年教师要晋升职称，在任职年限不够时，要满足破格晋升的严格条件，造成了职称评审过程中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
四、措施
（一）建立预警机制以了解需求
人事部门做好统计工作，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所在学科、流失去向及原因等，分析人才实际需求。关注人才的隐性流失，建立预警机制，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在留住人才上赢得主动权。
（二）物质保障以满足低级需要
高校增强实力，优化物质环境。近些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在提升办学条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贯彻落实自治区倡导的草原英才工程，推进人才强区战略，使高层次人才在自治区社会科学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优化物质环境仍是高校努力的目标。（1）拓宽经费来源。在学费收入、政府投入基础上，通过银行贷款、职工自愿集资、加大科研项目申请力度以及争取校友和社会人士捐助等方式筹措，解决经费短缺问题。（2）加强经费管理，整合资源。将有限的优质资源集中到有特色、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专业和实验室建设上，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安排固定资金以改善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收入水平、住房条件，促进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提高。同时，设计多样化、个性化的福利保障措施，让人才在高校无后顾之忧。（3）改革校内岗位津贴分配制度。在明确目标岗位责任制的前提下，分类管理，按劳取酬，优劳优酬，兼顾公平。重点提高骨干教师的待遇，对在教学科研岗位上有突出业绩的骨干教师给予较高津贴。
（三）人本管理以提高归属感
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尊重人才个性，营造一个自由竞争、公平协作的氛围，以增强忠诚度，降低流失率。通过座谈会、设立专用电子信箱等设施加强与教师的沟通，了解其需求。通过文娱活动等加深其对蒙古族文化的了解，缓解心理压力，增进友谊，形成团队凝聚力。另外，参与式管理是实现人本管理的重要途径。它要求高校管理者充分放权，让普通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如学校的重大决策及改革，使其理性思考，理解学校决策，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
（四）培训及晋升制度保障自我实现需求
建立人才培训机制，调整和更新人才知识结构。培训不仅包括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及本学科发展前沿的专业知识，还要包括人格培养，将人才的发展目标和高校的建设目标统一。另外，根据教师的职业特征及其所处的职业发展阶段，引导教师规划职业生涯，以优化学校的人力资源结构。完善晋升与任用制度。以公平公正为前提，把晋升条件同岗位职责相统一，提高灵活性。定期进行岗位考核，对人才进行正常选用、奖惩任免。同时重视教师才能的充分发挥，适当赋予有挑战性的工作，以促进自我实现，进一步提高内蒙古地区高校吸引高层次人才的能力。高等教育人才既有低层次的需要也有高层次的需要，其流失行为是多种需要未被满足后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的需要在工作中的满足程度越低、工作态度越消极，流失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高校管理者必须了解人才需求，多举措并行。不能仅依照需要层次理论，还应考虑教师结构主导需求。通过各方努力，为优秀人才搭建平台，促进人才良性发展，促使他们为内蒙古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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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正方.管理心理学[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2.
内蒙古职称论文第7篇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