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李永萍：生活政治：理解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的一个视角
摘 要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资源逐渐充裕和家庭渐趋少子化，家庭矛盾从传统时期聚焦于家庭资源的竞争逐渐转向代际之间的日常生活摩擦，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主要源于两代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聚焦于生活话语权的争夺，体现在消费观念、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日常化、微观化、私人化和相对独立性等特点。伴随着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型，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发生转变，进而形塑新的代际关系样态，呈现出“亲而不密”、私密化以及个性化与多样化等特点。生活政治的启示在于，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的样态并不完全由家庭资源和家庭伦理决定，而是取决于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之道。因此，代际关系研究要深入探究转型期农民家庭关系的实践逻辑，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揭示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形态。
关键词
生活政治；家庭矛盾；代际关系；家庭转型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代际关系的状态与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家庭关系的变迁模式与基本结构。总体看来，我国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资源视角与伦理视角。
（一）资源视角下的
代际关系转型
经济资源是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中国的家庭被视为“同居共财”的基本单位，家产是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家庭成员很少具有私人性的产权概念。家产的积累依靠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并且每个家庭成员都具有分享家产的权利。从资源视角对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资源的积累和家庭资源的分配两个方面，考察代际关系的变迁逻辑及其互动模式。
首先，从家庭资源积累的方式看，农民家庭经历了从“以夫妻分工为主”到“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变化，家庭资源积累的代际整合日益显著。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主要通过“男主外、女主内”的按性别分工的方式积累家庭资源，代际分工并不明显。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兴起，年轻人外出务工越来越普遍，代际分工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分工模式。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的子代夫妻外出务工，年纪较大的父代夫妻在村务农、照顾孙代，家庭资源的积累来自于子代务工和父代务农两个方面。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农村的代际分工模式塑造了“功能性家庭”或“新三代家庭”，这种家庭结构和家庭分工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最大化，而且代际之间阶段性的空间分离有利于缓和代际矛盾。
其次，从家庭资源的分配看，农民家庭从“以父代家庭为核心”向“以子代家庭为核心”转变，代际关系渐趋失衡。在传统的“家父长制”背景下，家庭资源的分配主要依据个体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和身份而定，父代往往会获得资源分配的优先权。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力量的介入，农民家庭再生产由“简单家庭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子代家庭的发展与流动成为农民家庭的重要目标，家庭资源主要向子代家庭集中，“恩往下流”成为代际关系的常态，父代（尤其是老年人）在家庭资源分配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
（二）伦理视角下代际
关系的转型
中国的家庭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又是一个伦理单位，是农民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家庭伦理是塑造和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变量。很多研究者从家庭伦理变迁的视角考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家庭的现代化是家庭逐渐“去魅”的理性化过程，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和核心化相伴随的是家庭伦理的弱化，因而从伦理本位向核心家庭本位迈进被认为是“走出祖荫”的中国农民的最终归宿。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家庭伦理的弱化是导致转型期代际关系失衡和诸多家庭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家庭转型并非结构离散和伦理弱化的共时性进程，虽然家庭结构在形式上渐趋核心化，但家庭伦理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弱化，而是经历了“伦理转向”或“伦理重构”，即相对地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弱化了子代对父代的伦理反馈。研究者认为，正是因为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仍然充满着伦理要素，才可能形成和支撑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否则，父代完全可以减少对子代的资源投入。
（三）家庭政治的
日常生活转向
资源视角和伦理视角展现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代际互动既体现在家庭资源的分配方面，又离不开家庭伦理的约束，而伦理约束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影响着家庭资源的分配格局。资源与伦理的复杂关系导致家庭权力呈现出与公共权力迥然不同的形态，即“家庭政治”。农民家庭可被视为一个政治单位，家庭资源分配是家庭政治的基础，而家庭伦理则是家庭政治的规范。所谓家庭政治，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围绕家庭资源分配而展开的竞争与博弈，往往以家庭冲突或家庭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长期以来，家庭政治是家庭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家庭政治主要聚焦于家庭资源的分配，家庭资源分配的格局是影响家庭关系的核心变量。然而，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少子化越来越普遍，围绕家庭资源分配而产生的家庭政治渐趋弱化。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农村代际关系并没有随着资源竞争的弱化而走向平和，在看似平静的家庭关系中依然存在着紧张和冲突。这些冲突与原有的家庭政治带来的矛盾不仅存在强度上的差异，而且存在动力机制的质性上的差异。可见，仅仅基于家庭政治的资源基础和伦理导向不足以把握当前农民家庭代际互动的新动向。
笔者认为，要把握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向，应转换家庭政治的研究视野，即从资源和伦理的维度转向日常生活的维度。日常生活的视野转型旨在发掘农民家庭生活中更加隐秘、微妙和流动的政治场景，由于其具有相对独立于资源基础和伦理导向的政治意蕴，本文称之为“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弥散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具有细微化和隐蔽化等特点，它与传统家庭政治的事件化和戏剧化有着鲜明差异。通过调研发现，生活政治逐渐成为影响当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代人之间因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产生许多摩擦，这些摩擦往往会成为产生新的家庭矛盾的导火线。
二、从家庭政治到生活政治：
家庭矛盾的变迁脉络
家庭政治是农民“过日子”中的常态，无论是父子之间、婆媳之间还是夫妻之间，都可能会产生竞争、冲突、妥协与协作等各种关系形态，这些都可以被纳入家庭政治的范畴。传统时期农村的家庭政治主要是围绕家庭资源的竞争与博弈，由于农业剩余有限和家庭资源稀缺，这一时期家庭矛盾较多、较为激烈，由此会带来紧张的家庭关系。随着农民家庭转型，家庭矛盾也发生了变迁。一方面，家庭矛盾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家庭矛盾的性质也在变化，即家庭矛盾由传统时期聚焦于家庭资源的博弈转变为弥散于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因此，笔者着眼于农村家庭矛盾的变迁脉络，阐释传统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
（一）传统的家庭政治
家庭矛盾是家庭政治的直接表征。根据调研情况，2000年左右是我国农民家庭矛盾发生转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在2000年之前，我国农民家庭矛盾相对较多，且比较尖锐，家庭成员之间吵架甚至打架都是常有的事情，总体上家庭关系比较紧张。这一时期的家庭矛盾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家庭矛盾主要源于对有限家庭资源的争夺，而多子家庭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成员围绕家庭资源的竞争。家庭资源既包括直接的经济资源，也包括间接的家庭资源，如作为劳动力的父母。这一时期很多家庭矛盾的产生都源于家庭资源的分配不公。第二，家庭成员间的小冲突容易积攒成大矛盾，且难以化解。在农业社会，家庭资源紧张的状态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因此日常小的家庭冲突缺乏释放空间，家庭矛盾被不断累积，最终很容易通过一些特定的事件引爆而变成激烈的家庭冲突。有一些家庭矛盾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要等到父辈年老之后或在家庭资源相对宽裕之后，才能得以化解。第三，家庭矛盾容易外显化和公开化。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弱者会倾向于将家庭矛盾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公开化，以获得村庄舆论的支持，为自己积攒“道德资本”。在此情况下，这一时期的家庭矛盾很容易发展为村庄熟人社会中的舆论事件。家庭矛盾的社区化既可能缓解家庭矛盾，也可能使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复杂化。
近几年，在农村调研中，当笔者问及代际关系时，很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都会谈到她们当儿媳时（大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的公公婆婆如何不公平。例如，她们认为，公公婆婆给其他兄弟照顾小孩的时间比较多、给自己照顾小孩的时间比较少，或者是老人在分家时偏袒某一个儿子。然而，当问及她们的父辈（即如今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时，他们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大部分父母在分配家庭资源时会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当家庭资源比较紧张时，一点一滴的资源对于子代家庭而言都弥足珍贵，因此在家庭资源分配上任何一点不公平都可能在子代心中埋下“怨恨”的种子，并可能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引爆。
总体而言，在家庭政治框架下，家庭矛盾主要聚焦于对家庭资源的争夺。家庭矛盾的多少与家庭关系的紧张程度主要取决于父母是否会当家，即父母能否掌握好家庭资源在各个子代家庭之间分配的平衡术。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对家庭资源的分配在各个子代家庭之间平衡得好，家庭矛盾就会相对较少；反之，如果父母对家庭资源的分配在各个子代家庭之间平衡得不好，甚至刻意偏袒某个孩子，那么家庭矛盾就会相对较多、较激烈和尖锐。
（二）生活政治的兴起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农民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增强以及家庭少子化越来越普遍，围绕家庭资源竞争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少，家庭矛盾的形态发生了变化，生活政治逐渐兴起。
首先，家庭资源越来越充裕，弱化了家庭成员之间围绕资源的竞争，减少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家庭矛盾。当家庭资源比较紧张时，家庭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与均衡是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变量。随着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越来越强，家庭经济越来越宽裕，家庭成员之间围绕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少。我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显著增长开始于2000年左右，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紧密相关。自2000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村务农和照顾孙代，农民家庭往往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来源，且年轻人的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实现了对农民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劳动力通过分别与土地和市场相结合实现了充分就业，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显著增强。在家庭资源充裕的背景下，因争夺资源或资源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少，并且家庭成员的个体性、差异性和自主性都获得了表达空间。然而，由于两代人的生活经历、成长环境不同，他们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很多差异。当每个人都要充分表达个性和自主性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方式来安排日常生活时，这种差异必然会带来生活中的摩擦，生活政治由此产生。
其次，家庭少子化导致家庭关系简单化，客观上弱化了家庭内部的资源竞争，使父代能够将资源集中投入到独子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王跃生（2019）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对代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传统时期家庭矛盾聚焦于资源竞争的原因除了家庭资源比较稀缺之外，还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多子家庭模式有关。在多子家庭中，家庭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每个地域社会内部都有一套关于家产分配的地方性规则，但具体到单个家庭，父代很难在多子之间做到绝对公平，且子代总会倾向于认为父代会偏袒其他的兄弟，因而对父母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怨言。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当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大部分是独子家庭，父代的家产分配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子代就不会想方设法地从父母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家庭资源分配以更加和谐的方式进行。此外，由于只有一个儿子，父代不仅会在经济上持续支持子代，而且会通过“隔代转移”的方式加强对孙代的资源投入。当然，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农村多子家庭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打工经济背景下相对独立的家产配置格局并不会使家庭关系回到传统多子家庭的复杂、纠缠状态，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依然为生活政治提供了空间。
再次，两代人因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代沟”是生活政治产生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年轻一代与其父代之间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传统时期的代际差异具有根本性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时期代际差异是一种年龄差异，即不同的代由于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其认知和观念具有差异。等到年轻一代成长为父代时，他们的观念和认知与他们的父代的观念和认知并无本质区别。这是由传统时期的村庄社会相对比较封闭所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村庄社会比较封闭，社会变迁和家庭变迁比较缓慢，相邻两代之间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由此会带来两代人在观念和认知上的同质性。然而，如今的年轻人与其父代之间的“代沟”并不仅仅是由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异所导致的，根本上源于两代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分殊，由此两代人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时期，因而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烙印。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大多会到城市务工，受现代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大，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其父辈根本不同，由此两代人在生活中经常会产生各种小摩擦，生活政治由此而起。
三、生活政治的表现与特点
家庭政治主要是围绕家产的竞争，代际之间家庭政治的核心是对当家权的争夺。与之不同，生活政治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对生活话语权的争夺。所谓生活话语权，是指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是由谁说了算、以谁为主导安排日常生活的权力。生活话语权的场景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小到代际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异，大到两代人在孙代抚育方式上的观念差异。
（一）生活政治的表现
从根本上讲，生活政治源于两代人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具有微观化和日常化等特点，却足以引发代际之间的摩擦。
第一，消费观念的差异。
当前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普遍经历过“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在消费上崇尚勤俭节约的作风；而年轻一代在消费上大多不懂得勤俭节约，认为享受当下的生活最重要。由于两代人的消费观念截然不同，在生活中难免会产生摩擦。例如，年轻人普遍喜欢去大商场买东西，认为大商场不仅购物环境好，而且商品质量有保证；而中老年人则喜欢去菜市场或街边普通的小店购物，认为这些地方“物美价廉”，更加实惠。又如，年轻人隔一段时候就会去外面吃饭，以改善生活质量；而中老年人认为去外面吃饭花钱多，还不卫生。可见，两代人相互都不认可对方的消费观念。
第二，育儿观念的差异。
当前，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年轻人和中老年人都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但在育儿观念上有较大差异。调研发现，育儿观念的差异是当前农民家庭代际冲突的重要诱发因素，尤其是婆媳之间经常会因为育儿观念不同而产生摩擦。年轻一代受现代育儿观念的影响比较大，讲究科学育儿，认为父辈的很多育儿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因而不同意完全按照父辈的育儿观念来抚育下一代。然而，中老年父代仍然秉持传统的育儿观念，认为这是多年积累的经验，能够按照抚育子代的方式同样能将孙代抚育好。例如，在小孩吃饭问题上，年轻人认为要尽早培养小孩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小孩能自己吃饭；而爷爷奶奶则普遍愿意给小孩喂饭，认为小孩吃饱才是关键。又如，在小孩穿衣服方面，爷爷奶奶总担心孙子冻着或凉着，因此大多会给小孩多穿一些衣服，认为“热了总比冷了好”；而年轻人则认为给小孩穿太多衣服不利于呼吸和运动，要视情况而定。因此，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爷爷奶奶给小孩穿上很多衣服，儿媳看见之后又会给小孩减掉一些衣服。实际上，为了尽量减少代际之间由于育儿观念差异带来的家庭矛盾，很多家庭在小孩的抚育问题上会采取“教养分离”的方式[23]，即爷爷奶奶主要负责“养”小孩，照料小孩的日常生活，而年轻的父母主要负责“教”小孩，包括小孩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教育。然而，在小孩抚育上，“教”与“养”不可能完全分离，因此，这种“教养分离”的方式仍然难以避免代际之间在育儿观念上的冲突。
第三，生活习惯的差异。
基于年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的差异，子代与父代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很大。例如，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中老年父代都提到，他们与儿子、儿媳之间经常因为要不要吃剩菜的问题而产生摩擦。年轻人认为吃剩菜很不健康，现在家庭经济条件普遍都比较好，没必要在生活上如此节省；而中老年父代坚持“能省一点是一点”，基于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吃剩菜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生活习惯的差异看似琐碎，却可能造成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二）生活政治的特点
生活政治之下的家庭矛盾主要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些摩擦一般不会发展为激烈的家庭冲突，但却在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存在，成为两代人之间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代际之间都试图避免或减少冲突，但冲突却无处不在。与传统时期的家庭矛盾相比，生活政治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生活政治更加日常化。
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家庭矛盾主要聚焦于对家庭资源的竞争，并且往往会通过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特定事件或重要时间节点表现出来。例如，分家通常是引爆家庭矛盾的关键节点。相对而言，生活政治并不聚焦于特定事件或特定问题，而是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的诸多场景之中，以更加日常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家庭矛盾往往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状态。
第二，生活政治更加隐秘化。
生活政治潜藏在农民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很少会以剧烈家庭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家庭矛盾比较隐秘。调查中发现，表面上，农民家庭关系平和，家庭矛盾较少，然而，在外人看来，和谐的家庭关系背后往往隐藏着家庭生活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一定表现为外化的冲突和事件，只有身处其中的家庭成员才能感受到。
第三，生活政治更加私人化。
前文述及，传统时期聚焦于家庭资源分配而产生的家庭政治容易外显化和公开化，家庭矛盾可能会发展成村庄舆论性事件。原因在于，一定地域的社会内部一般都有一套关于如何分配家庭资源的乡规民约，即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在此情况下，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弱者通常会援引地方性规则为自己寻找道义资源，从而使家庭矛盾在熟人社会公开化。可见，通常情况下，家庭政治包含“对”与“错”的争论，更容易公开化。然而，生活政治主要源于两代人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并没有对错之分。尽管代际之间经常会产生摩擦，但双方一般都不愿意将家庭摩擦公开化，乡村舆论也不会主动介入这种类型的家庭矛盾。因此，生活政治较少会发展为村庄熟人社会中的舆论事件，具有较强的私人性。
第四，生活政治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以家庭资源竞争为核心的家庭政治模式下，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会逐渐叠加，不断累积，并聚焦于特定事件而集中爆发出来，家庭中长期积累的恩怨通常难以化解。与之相比，当前年轻子代与中老年父代之间的生活政治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家庭摩擦，弥散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易积累。因此，生活政治中的冲突具有相对独立性。一般而言，两代人之间在不同事件上的摩擦不会相互纠缠和不断叠加，这就使生活政治很少会发展为激烈的家庭冲突。
四、生活政治调适与代际关系变迁
生活政治体现了代际之间围绕生活话语权的争夺。在对生活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父代和子代似乎并没有哪一方会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虽然双方都会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又能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一方面，父代基于对子代家庭的功能性支持而在家庭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父代往往会考虑子代的感受；另一方面，子代在家庭权力结构中越来越占据上风，但基于对父代的功能性需要和基本的伦理约束，也会考虑父代的感受，不会完全按自己的喜好行事。因此，父代与子代既无法完全改变对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无法完全改变自身以适应对方的生活方式。在此情况下，两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就会有紧张感和压力感，从而产生情绪和委屈。家庭生活平和稳定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通过调适家庭关系来尽可能地化解和控制生活政治的张力，从而找到让两代人都较为舒适的相处模式。因此，生活政治的影响不局限于代际关系层次，而是会影响到家庭关系的整体格局。因此，笔者重点分析生活政治之下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的调适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转型期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的特点。
（一）生活政治的关系
调适策略
生活政治根本上源于两代人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无对错之分，也很少会发展为激烈的家庭冲突，但在短期内又很难改变。为了家庭关系的和谐，两代人都会在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兼顾对方的感受，相互之间都要有所妥协和退让，因而在日常相处过程中彼此都会特别谨慎。如此一来，两代人心里都会累积很多不适与委屈，这种不适与委屈必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渠道，否则就可能对家庭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调研发现，农民家庭主要通过在代际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来调适家庭关系。代际之间适度的距离包括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两层含义。
所谓心理距离，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要“相敬如宾、相互尊重”。2019年，在调研时了解到，一位中年婆婆提到自己与儿媳和谐相处的法宝就是“把儿媳当亲戚”。“把儿媳当亲戚”实际上体现出代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既不把儿媳当女儿，也不把儿媳当外人。亲戚之间的关系状态就是既亲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之间相处比较客气。“把儿媳当亲戚”就是既要对儿媳好，又不过多地干预儿媳的私人生活，从而给彼此留下独立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代际之间适度的心理距离还包含双方对彼此没有太高的回馈期待。
所谓空间距离，是指代际之间需要一定的独立生活空间，不能长久在一起生活。在代际之间保持适度的空间距离会给彼此一定的独立生活空间，这是释放个体情绪和缓和家庭矛盾的最佳方式。例如，笔者在武汉、北京、上海等郊区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存在“中老年周末夫妻”现象，即中老年女性在周一至周五进城帮助子代照顾小孩，周末回到村里与丈夫一起生活。中老年女性在周末时之所以要回到村里生活是为了帮助丈夫务农和料理家务，更重要的是通过适度的空间分离来调适代际关系，从而将其在与子代一起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得到纾解。总体上，代际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就是为了维持一种“亲而不密”的代际关系，从而既能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又能减少因观念和生活方式差异而带来的两代人之间的摩擦。
（二）代际关系的适应性变迁
伴随着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形塑新的代际关系样态。具体而言，转型期的农村代际关系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代际关系呈现出“亲而不密”的特点。
传统时期代际关系具有很强的伦理导向，代际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在家庭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代际之间个体性的情感互动相对较少。在家庭伦理的规范下，代际关系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状态。然而，这种温情的代际关系背后仍然可能会孕育出紧张关系，尤其是当家庭资源比较稀缺时，很容易因家庭资源分配不公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随着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提升，家庭内部围绕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和谐的一面。然而，和谐并不代表代际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和冲突，两代人之间基于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摩擦。为了避免小摩擦积累成大矛盾，同时也为了给予彼此缓解压力的空间，家庭成员之间倾向于通过“适度的距离”来维持“亲而不密”的家庭关系。
“亲而不密”的代际关系在实践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代际关系很“亲”，家庭关系非常和谐。从父代的角度而言，父代对子代的资源投入很大，父代不仅要支付子代大部分的婚姻成本，而且在子代婚后仍然会在经济上源源不断地支持子代家庭；从子代的角度而言，子代主要通过情感反馈的方式回馈父代的付出，子代对父代很尊重，不仅会经常给父母买小礼物，还会经常抽时间陪伴父母。另一方面，代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度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给彼此留出相对独立的空间。调查中，武汉郊区M村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婆婆提到，作一个好婆婆的前提是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好婆婆要懂得“把自己当保姆”，到儿子家里就像保姆一样帮忙带小孩、做家务就行，除此之外不要过度介入和干预儿子、儿媳的私人生活。如，当儿子和儿媳在家里吵架时，作为婆婆的她一般会装作没听见，“让年轻人自己去处理”。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保护隐私和独立的需求，有时密集互动或过度亲密反而会阻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特点在家庭关系中也不例外。因此，“亲而不密”的家庭关系可以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使两代人在相处过程中更加舒适和愉悦。
第二，代际关系私密化。
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私事，还容易发展成村庄内部的舆论性事件，家庭的社区性使得家庭关系社区化成为常态。同时，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普遍存在一套被当地人公认的地方性规则，用以规范不同家庭成员的行为，那些违背地方性规则的个体将会受到社区舆论的谴责。然而，随着乡土社会和农民家庭结构的变迁，农民的家庭关系逐渐私密化，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成为隐匿在家庭内部的私事。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农民家庭内部普遍形成了“亦城亦乡”的家庭结构特征，即年轻人主要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老年人主要在农村生活，农民家庭不再完全以村庄为生活中心，这弱化了村庄舆论和社区规则介入农民家庭事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地方性规则和社区舆论介入农民家庭往往以重大的家庭矛盾为契机，但随着生活政治的兴起，农民的家庭矛盾具有日常化和隐秘化的特点，农民家庭较少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压缩了村庄舆论介入家庭的空间。
第三，与代际关系私密化相伴随的是代际关系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村庄社会舆论规则的约束，一定地域的社会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和相处模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在代际关系私密化的背景下，家庭的社区性越来越弱，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在此情况下，即使在同一个地域内，每个家庭因家庭成员的个性、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等方面的不同，都可能塑造出不同的代际关系样态。在生活政治的场景中，代际关系呈现出实践的丰富性和微妙性，代际关系的样态最终是“处出来”的。因此，代际关系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五、余论：
迈向日常生活的代际关系研究
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代际关系的样态决定了家庭关系的基本形态。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并没有完全离散化。随着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升和难度的提高，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越来越强，父代通过持续性地为子代输送资源以缓解子代家庭再生产的压力。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不仅有利于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最大化，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滋养和增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关联。然而，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会风平浪静。虽然家庭资源的充裕和家庭的少子化会使得围绕家产竞争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少，但两代人之间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渐趋明显，生活政治逐渐兴起，并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
总之，传统时期的家庭政治以家庭资源竞争为核心，而生活政治是建立在代际之间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的。在城市化进程中，父代对子代的资源支持远远高于传统社会，但这并不能完全消解代际冲突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要脱卸家庭资源和家庭伦理的束缚，迈向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关于生活政治的分析表明，在转型期的农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样态并非完全由家庭资源和家庭伦理所决定，而是更多地由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相处所决定的。因此，当前代际关系研究要进入转型期农民家庭的生活实践之中，关注农民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之道，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探究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的新形态。
文章来源
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１期，第172-179页。
作者简介：李永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本期编辑：王雅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