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纪录片导演死于俄乌战火 战地报道的残酷令人绝望

　　两周前，我们在《在乌克兰战火中拍下纪录片 西恩·潘：坏小子总是在一线》一文中提到，由于形势危急，西恩·潘被迫逃离至波兰境内。对于享受和平的人们而言，在战区做新闻报道、拍摄纪录片听上去又神气又刺激，但每时每刻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危险却总是被忽略。

　　上周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发生了美国记者、纪录片导演布伦特·雷诺德（Brent Renaud）遇难身亡的悲剧，再次提醒人们，身处战争前线的残酷与战地记者的处境。

　　

　　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雷诺德从事这项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超过20年，最终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斯拉夫大地上。他的正直与勇敢，值得每一位媒体人与纪录片人牢记。

　　撰稿｜许 静 出品｜Figure纪录片

　　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月13日，51岁的布伦特·雷诺德在基辅城外的伊尔平小镇（Irpin）拍摄战火中逃亡的乌克兰难民时，遭到了枪击，颈部中弹身亡。一同被袭击的，还有世界新闻摄影奖得主、摄影记者胡安·阿里丹多（Juan Arredondo，曾受雇于《国家地理》《纽约时报》等），他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尽管目前还无法证实，雷诺德在乌克兰的拍摄工作是受雇于某一媒体，还是在完成独立纪录片。但因为其遗物中有一张过期的《纽约时报》媒体证，当他遇害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内时，一部分人的关注点竟然是《纽约时报》不认自家记者、甩锅「临时工」，还有人言之凿凿地断定雷诺德隶属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事实上，虽然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关于雷诺德的信息并不多，但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他与兄弟克雷格·雷诺德一起已经完成了多部纪录片，题材大多围绕反战和反种族歧视主题，包括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2010年海地大地震、埃及及利比亚的政局动荡、墨西哥毒品战争，以及中美洲难民危机等。

　　布伦特·雷诺德出生于1971年，曾为美国多家新闻和媒体机构包括HBO、NBC和《纽约时报》工作，后来成为一名独立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并获得美国导演工会「纪录片杰出导演成就大奖」。

　　雷诺德兄弟是普利策中心特许奖金的获赠者，还是小石城电影节的创始人。2015年，他们为Vice拍摄的芝加哥一所学校的纪录片《Last Chance High》获得获得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佐治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的媒体行业奖项）。2019年，布伦特·雷诺德被阿肯色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同年成为哈佛大学年度尼曼学者（Nieman Fellow，哈佛大学尼曼记者基金会专为新闻从业者创立的奖项）。

　　正如《纽约时报》副总编辑Clifford Levy在声明中说：「布伦特的身故无疑是可怕的损失。像他一样勇敢的记者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见证现场，让全世界知道，俄罗斯给乌克兰带来的毁灭和苦痛。」——战地媒体工作者是全人类的守护者，失去一个这样优秀的生命，让这个世界比前一天更加糟糕了。

　　2011年，曾执导《动物庄园》《硅谷传奇》的好莱坞导演马丁·伯克（Martyn Burke）拍摄了纪录片《硝烟下的战地记者（Under Fire: Journalists in Combat）》，将镜头对准世界各地的战场，将人物访谈、战地照片和影像编织在一起，揭示了这些传奇记者的所见所闻、想法和感受。

　　直面死亡时，才是对生命感受最强烈的时刻

　　在英国伦敦，有一条大名鼎鼎的「舰队街」。对于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而言，那里是圣地般的存在。1702年5月，英国第一份日报、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在舰队街发行。鼎盛时期，《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100多家媒体总部集中在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道两侧，成为英国媒体的代名词。

　　舰队街上有一座名为圣布莱德教堂（St Bride's Church），由于所处的特殊位置，素有「记者教堂」之称，也是媒体人的精神家园。在教堂的东北角，有一座新闻记者圣坛，专门用来纪念每一位在战地报道中被挟持甚至牺牲的媒体工作者。英国皇室成员会亲自出席他们的纪念仪式，表示对这些勇士的尊重。

　　

　　面对着整整一面墙的记者照片和名字，神父回忆：（1980年代）他刚到这座教堂的时候，圣坛上的名字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新闻记者在前线牺牲的事很罕见，现在已经稀松平常了。

　　有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有两名记者丧生，但在过去20年中，每周几乎有一名战地记者死亡。

　　苏珊·奥米斯顿 (Susan Ormiston，当时她是加拿大电视记者、CBC 电视台The National记者）在纪录片中揭露：「现在（战地）记者的处境甚至比士兵更加危险，因为士兵被杀死是很正常的事，但记者被绑架或杀害时会登上头条。」

　　芬巴尔·奥雷利（Finbarr O'Reilly）是一名独立摄影师，同时兼任《纽约时报》定期撰稿人，曾经长期在战乱的阿富汗从事新闻报道。几乎每次重返阿富汗，奥雷利都能听到新的噩耗：曾经熟悉的人死于交火或者爆炸。

　　

　　当纪录片导演远程连线他进行拍摄时，奥雷利透露了心底的不安：「我犯了一个错误，看了一个英国记者被地雷炸掉的镜头，心里面开始打鼓。但是在前线，你真的不能想太多，只管去做好工作就行了。」

　　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奥雷利决定暂时撤离阿富汗。他从开罗穿过沙漠，在五六天里走过了五个国家，最终抵达利比亚。他说：「我得赶快逃，离开这个前线战场，越快越好。」

　　美国战地纪录片导演乔恩·斯蒂尔（Jon Steele）说：「我和我的同行们就像是能提前预知毁灭、死亡与苦难的先知。和大多数‘先知’一样，我们的下场也不会太好。直面死亡时，才是对生命感受最强烈的时刻。」

　　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摆脱不了母亲的角色

　　和普通人一样，战地媒体人也有自己的家庭、爱人和孩子。但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让他们与家人的关系变得微妙。没人可以忍受自己深爱的人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们只能选择尊重。于是，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很少和家人谈自己的工作，对其中的危险性更是绝口不提。

　　与男记者相比，那些为人母亲的女记者无疑更加艰难。苏珊·奥米斯顿说：「最难的部分就是出发前的那个星期，看着孩子们鼾甜地睡去，你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要离开。」

　　

　　当代文明社会对女性的职业限制已经少之又少，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摆脱不了母亲的角色。即使身处战区，作为母亲的苏珊也要通过越洋电话哄孩子，于是很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她一边在电话中对孩子说：「你是对的，复活节兔子并非真的存在，但如果你不信的话就收不到礼物。」一边站在坎大哈的开阔公路上，准备登上武装运兵车前往作战基地。

　　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外国记者的克里斯蒂娜·兰姆（Christina Lamb），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的女性战地记者。30多年来，她先后报道了从伊拉克、利比亚、安哥拉到叙利亚的战争，从厄立特里亚到津巴布韦的镇压，从尼日利亚被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孩、伊拉克的雅兹迪性奴隶到阿富汗妇女的困境等问题，曾获得了十五个主要奖项，其中包括四项英国新闻奖和欧洲战地记者贝叶-卡尔瓦多斯奖。

　　对这位战绩卓越的记者来说，战争报道是令人兴奋和着迷的，即使危险重重。但女性的身份依然给她带来极大的挑战。在中东国家，女性战地记者经常会被人乱摸骚扰，兰姆只能强硬地架起胳膊推开那些人。不仅如此，为了尊重中东国家的宗教习惯，她还要带上头巾，穿上宽大的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在阿富汗，兰姆和美军部队一起经历了被塔利班包围，命悬一线。当时，兰姆脑子里想的是自己六岁的儿子再过一个星期就要过生日了，她答应过会回家为他办一个足球生日派对。

　　

　　几天后，侥幸逃生的兰姆回到家，放下行李，喝了一个月以来第一杯「像样的茶」，然后就去超市开始采购火腿和切片面包，准备为20个七岁的孩子准备火腿三明治。

　　兰姆不喜欢人们将她母亲的身份和战地记者的职业相联系，在她看来这似乎是在暗示身为一名母亲，她不应该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这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但是很多男性战地记者也同样是父亲，人们就不会去问他们如何履行父亲的职责。这很不公平！」

　　重新回到生活中，对这些女性战地记者是很难的，因为回到家中要面临巨大的角色转换，重新做回母亲和家庭主妇。

　　面对镜头，苏珊自问自答：「你丈夫对此理解吗？是的，他理解。他对此满意吗？不，他不满意。」

　　干我们这行的，有些人结过三次婚、四次婚，有些人酗酒、有些人吸毒，有些人自杀

　　因为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原本擅长人物摄影的芬巴尔·奥雷利几乎是无意识之中成为一名专职的战地摄影师：「拍照会驱散我的恐惧，但它并不会消失。当你想撤离的时候，你仍然会两腿发抖，摔倒在地。」

　　每一个战地记者都被问过无数次，为什么要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对此，奥雷利回答：「我不是冒险狂，我不是为了追求刺激。但与此同时，当你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地方，这当然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当你有了这样的体验，就会觉得其他的选题都不重要了。」

　　来自战场的体验固然难得，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灾难。当奥雷利完成报道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自己出现了幻觉：「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好像在天上注视着自己穿过人群，看着自己和同事们开会。我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不久之后，奥雷利被确诊罹患了抑郁症。

　　

　　在萨拉热窝，乔恩·斯蒂尔目睹了一位小女孩被子弹射穿颈部。当时，这个小女孩正在斯蒂尔的门外等待发放糖果。在医院停尸间见到小女孩尸体的瞬间，斯蒂尔悲痛万分，感觉脚下的大地都在晃动。斯蒂尔选择立刻离开萨拉热窝，但在机场候机时，他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精神奔溃，无法自制。这种由巨大的悲痛引发的心理创伤，以及失去同事的打击、亲眼目睹血腥场面的刺激、被绑架的经历、受到致命枪伤的后遗症……几乎是每一位战地记者无法摆脱的噩梦。

　　在过去，战地记者都不屑于讨论抑郁症或应激性创伤障碍（PTSD）。他们喜欢把这种感觉称作「我需要喝上一杯」或者「我需要吸点大麻」。乔恩·斯蒂尔说：「干我们这行的，有些人结过三次婚、四次婚，有些人酗酒、有些人吸毒，有些人自杀……」

　　在卢旺达，乔恩·斯蒂尔在一家儿童医院里目睹成群年幼的孩子们陷入饥饿中慢慢等死的惨状，但却无能为力。巨大无助感似乎唤醒了他内心的恶魔，他疯狂地想杀人，「把子弹打进那些人的脑袋里」。

　　这些经历让战地记者们很难与人建立正常、稳定的情感关系。于是他们结成了互助组织，从一个战场奔赴另一个战场，抱团取暖，但这并不能让他们的情绪好转，反而会互相感染。

　　

　　近年来，媒体决策人逐渐意识到心理问题对战地记者的影响，并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纪录片中，精神科医生安东尼·范斯坦（Anthony Feinstein）与记者一起治愈创伤，对报道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一一进行讨论和应对。因为曾在南非担任军医的经历，范斯坦可以得到大部分战地记者的信任和认可，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通过电话进行心理治疗。

　　战地记者、普利策奖得主保罗·理查德·沃森（Paul Richard Watson）说：「无论入行多久，我认为每个深陷其中的人都是受困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但一旦你选择干这一行了，就不要在事后乞求同情。既然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你就要自己承受。」

　　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感觉到掌控力，或者迷恋死里逃生的感觉，或者是逃避现实生活的庸常。但在骨子里，他们都有悲天悯人的高贵本性，痛恨谎言和杀戮。在不同的文化、宗教、历史面前，在国家与政治前面，在生与死面前，媒体伦理常常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在阿富汗，芬巴尔·奥雷利被当地民众怀疑是政府方间谍。他们围攻他的车子，试图把他拖下车处置，幸亏当地司机和翻译及时关上了车门，开车冲出了人群。

　　乔恩·斯蒂尔曾在伊拉克的美军部队中获得不受限制和未经审查的拍摄权限，记录了士兵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战场到生活日常，并拍成一部系列纪录片。在他出版的书中，曾坦白自己有很深的负罪感，因为他「需要那些人去死」。

　　

　　「拍下那些正在受苦、将要或者已经死去的人，这或许是下作的行为。」面对镜头时，斯蒂尔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我说我需要他们去死，需要他们去受苦的时候，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冷血。因为我要做的是，通过电视屏幕把人们从舒适的沙发拖进我的镜头里，告诉他们：瞧，世界还有这一面！」

　　保罗·理查德·沃森是一名加拿大摄影记者。1993 年，他为多伦多星报报道索马里内战时，拍到了一架被击毁的美国「黑鹰」战斗机和美军遗体残骸。但当他通过媒体发表这些照片时，美国军方却公开否认战机被击落的事实。

　　一周后，沃森得知又有一架「黑鹰」战机被击落。为了揭露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憎恶外国人的索马里人群中，拍摄到美军上士威廉·克利夫兰的尸体被索马里人拖过摩加迪沙的街道的照片——好莱坞影片《黑鹰坠落》即是根据这个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这张照片不仅让美军彻底颜面扫地，也令世界震惊。

　　

　　沃森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一位战地摄影师的工作，因为这张照片获得了1994 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这场战争的终局。但他却因为向世界公布了威廉·克利夫兰遗体被辱的照片而饱受折磨——时至今日，沃森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参与了对逝者的亵渎。

　　沃森回忆当他看到遗体的那一刻，听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如果你这样做，我会让你一辈子不得安宁。」然而他只能在心里回答那个声音：「请你理解我，我这样做是事出有因的。我必须把这个展示给世界看，因为军方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却矢口否认。」

　　从理智上，沃森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但他无法逃脱良心的责备：「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我不这么觉得了。我认为自己配不上好人这个称号，我只想获得解脱。」

　　沃森与另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师凯文.卡特是老朋友——后者凭借一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荣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让卡特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之中。在铺天盖地的舆论与生活重重压力下，凯文在拿到普利策新闻奖不久后「畏罪」自杀。

　　在卡特死后，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和「摄影师见死不救的」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照片拍摄于一座难民救济营附近，离画面中小男孩不远就是人群，他并没有活活饿死，成为秃鹫的美餐，而是和自己的母亲继续生活在一起。

　　沃森与卡特这样多年的冒死拍摄的战地摄影师，即使拿到普利策奖，功成名就，依然无法靠作品赚得丰厚的收入，生活时常陷入困顿窘迫。他们是一群完全靠着理想主义在支撑自己的人，他们为历史记录下了无数震撼时刻，也间接拯救了无数人。然而这些为人类盗取希望火种的人，却很难为自己寻找希望，甚至只能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战争永远是罪恶的、泯灭人性的，是人类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毒瘤。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战场上为了他人命悬一线的人们——媒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援助志愿者、法律工作者等等——都是在努力疗治这无望的绝症。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英雄。他们需要的，或许仅仅是普通人的一份善意和理解。

　　

　　2010年伦敦圣布莱德教堂举行的一场纪念逝世记者的仪式中，神父在悼词中说：「向这些为了从世界新闻发生的最前线向观众报道事实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记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