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十篇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1
关键词：古代蒙学 高职学生 道德养成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日常生活为进路入口，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实行因材施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等。探讨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继承优秀教育传统，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内源性”思想路径。
一、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主要仍以传统儒学为主，同时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积累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颜之推经历南北两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响，所以《颜氏家训》也带有很强烈的保守意识。《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学习古代蒙学的优点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曰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从而有利于高职学生道德的养成。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三、学习古代蒙学对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现实意义
1、道德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主线。在当今道德底线模糊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简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经典文化向幼儿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幼儿们喜闻乐见的故事。
2、博文广志。像《幼学琼林》、《蒙求》等书内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内容，可以使幼儿在快乐阅读时收获各种各样的知识，比起现在一些单调，华而不实的书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四、学习古代蒙学读物对培养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五、总结
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现代伦理道德建构的文化渊源，道德类蒙学教材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设学和私家聘请教师时教授学生所采用的道德类读本，是一种侧重于向童蒙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培养童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事的态度的蒙学教材。宋代是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蒙学教材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宋代出现了系统化的道德类蒙学教材体系，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过向学生讲授蒙学教材特别是专门的道德类蒙学教材这种方式使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类蒙学教材的特点，拓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研究空间，将会为现代高职生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谈儒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2
关键词：传统德育；中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1-0040-02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完成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因此，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校，用以立德树人的“德”，必须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性”，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个人私德、社会公德、国家发展大德。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思想道德层面上出现了需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高度警惕和努力克服的新情况。为了应对和解决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高校必须要紧紧抓住“道德”规范来约束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在以德育人的过程中，悠久的中华民族德育文化优良传统，为我们加强大学现代德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资源。因此，以社会现实要求为基础，从新的角度构架当代中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理论系统，最大程度地传承传统德育对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养成的作用，既是当前社会实际对现代道德教育理论要求的反映，也是高校教育理论工作者对这一要求的理论上的自觉行为。
一、传统德育与中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的相似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传统德育，是当前大学建设中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理论的重要基础和不竭资源，所以大学德育工作者必须找寻传统德育和现代德育的相似点，是提高高校德育工作水平的重要理论途径。
（一）以德育人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教育非常重视德育，古代教育家把政治、道德、教育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以道德为核心。古之教育者提倡“传道授业解惑”，将“德育”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当其冲位置，足以显示中国古代德育以德与人的思想。我国一直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为此还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足以说明国家层面对德育工作的重视。因此，高校思政工作者要非常明确地将德育教育放在整个育人过程的首要地位，凸显德育教育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坚持“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校德育教育的相关文件、政策、精神，以适应大学生实际生活为准则来转变德育教育的思想，有目的性地对德育工作的开展方向进行调整，不断建章立制，构建适应当前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机制，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
（二）与人向善的方式
纵观古今，“求真向善”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向善”就是要教会人们“以善为魂”，正确和谐地解决业已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从而和谐相处。古代的向善教育，主要是从个人与群体、社会统一的角度出发的，也以此为落脚点的，确立了“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理念。我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以“仁而善”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此达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所以“以善律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然之路。这是借鉴我国古代传统德育的成果所在。作为高校的德育工作者，首先要能善待每一个学生，这是道德基础，也是师德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才会敬业爱岗，才会与人为善，于己为善；才能教育学生从善如流，引导学生积极求真、向善、塑美，提高精神修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三方联动的机制
我国古代传统德育认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在人的培养过程中虽然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古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认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教育的基础。古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认识，把家庭教育的地位提高到了可以影响国家成败的高度。同样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著名观点，说明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可以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巨大的影响。在道德品质形成问题上，环境的影响要远胜过学校教育的作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德育机制认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学校、家庭、社会环境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必须要为大学生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置身于家庭、学校、社会这个良好的联动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德育教育的合力，以此来达到大学生德育教育的目的。
二、中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对传统德育的传承
大学要做好“立德树人”，必须要把德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始终，要切实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位，更要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德育教育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
（一）德育思想求善唯是
时至今日，“求善唯是”依然是广大德育工作者可以借用的主要资源。“求善唯是”作为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和谐友善，求真尽美。这无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所以要求现代德育教育者在日常工作中，首先就要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心，要有担当。因为和谐传达的是善意，表现的是友好，追求的是美好。其次要大力培养学生向善求善的习惯。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就是习惯的养成，教学就是养成学生求知的习惯，德育就是养成学生求善的习惯。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要在学生求善的过程中不断地鼓励和强化，使学生的求善倾向不断地定型化，形成正确的“三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特有的道德品质。
（二）教育方法躬行实践
我国传统德育中蕴涵着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古人即以“得”释德，“德者，得也”，“得”乃是一个变外在为内在的内化过程，将外在之得变为自身的内在之“德”，“吾日三省吾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充分地说明了在不断反思自己德行的基础上，领悟做人的道理，并且要应用于生产生活实际，以此来检验德育的准确性和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外在的准则不断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由道德信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国目前的德育教育，一再强调了道德知识的讲授和学习，说多于做，教育者没有亲自在实践中论证自己传授的德育理念是否能够指导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所以导致德育理论严重脱离了实践，使德育教育收效甚微。统观我国的传统德育，虽然有的是受唯心主义的指导，为实现古代的道德教育目的和道德内容服务的，但是剔除其唯心主义的因素，抛开其服务的主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是值得研究与继承的。
（三）德育教育循序渐进
中国古代的德育教育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传统德育在教育的进程中，非常重视德育内容的循序渐进，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笔者深感古代先辈们对于德育教育的阶段可谓把握得恰如其分，如“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在当代中国大学，德育内容的程序化有利于年轻一代优秀品德的形成。所以德育必须要在掌握学生所能接受的最佳阶段设置相关课程和编撰教材，在实际德育过程中必须做到由浅入深、逐步推进，体现德育教育在尊重个体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循序渐进。因此，在广大的德育工作者必须在深入理解传统德育教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创造性地开展日常的德育教育，使其真正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顺利开展夯实基础。
（四）知情意行规律清晰
从我国古代传统德育的诸多经验和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德育过程也是一个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这和现代研究结果认为德育过程的一般顺序：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和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完全一致。道德认识为道德情感的产生和发展发挥激励和调节作用；道德意志是道德情感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支配道德行为的力量；在道德认识、情感和意志的共同支配下，才会有合理的道德行为。古代传统的德育规律，对当前高校德育教育给予了明确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作为高校的德育工作者，只有传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德育传统，遵循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才能推动我国特色大学现代德育实践取得更大的效果。
总之，要开展好当代的大学德育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借鉴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德育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牢牢把握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牢牢把握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实践途径，积极探索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育教育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从而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德育工作体系，高效开展大学生德育教育夯实理论基础。所以高校的思政工作者一定要深信，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德育经验，一定能使大学生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和理论思维的训练，能开启他们的智慧和原创精神；能引导大学生传承民族的优秀人格，追求有价值的人生；推动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和道德素质，它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德育发展的意义不可忽视，在推进中国大学德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忠.浅谈传承国学与学生德育修养[J].赤子，2014，（6）：187.
[2]王伦信.“德者，得也”传统德育意涵辨析[J].基础教育，2012，12（6）：89.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3
关键词：德育；家教；素质教育；德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146-02
1引言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德育工作，提倡加强德育教育和素质教育，德育工作从古至今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也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日益提高。但是，外来思潮和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我国的冲击也很大。目前，国民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观开始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情况。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念，判断是非的标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我国古时候的德育主要是靠家庭教育，人们提到个人道德品质时说的最多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教养或有没有家教，其中的教与养都与家庭有关，人是父母养的很多东西也是父母教的。家庭教育在古代德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2古代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及影响因素
2.1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德育工作最重要的途径是家教，家教的最重要方式是家训、家规、家法和遗训等等。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运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互动，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儒家文化思想、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家法族规的制度保障作为家教本身的内在特色也是其运行的动力因素。家庭功能的延续发展是现代家教运行的现实依据。
家庭是国家社会当中的基层组织单位，家庭功能的实现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模式独自运行，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是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正如《周易?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父子、夫妇、兄弟各安其位，各司其责，分工协作，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安定。家国之间彼此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家庭教育的成败不仅关乎自身，更关涉国家兴衰存亡。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都不存在了，只有中国历尽沧桑依然存在并且蓬勃发展，这与中国具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独特的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2.2私塾教育
私塾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教育方式之一，私塾教育主要是教授一些处事和治世的哲学，其中儒家的忠信礼义思想也是私塾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我国古代家教的核心思想是孝道，那么，私塾教育的核心是忠君思想。古人读私塾的最大目标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之后为国家效力，也就是俗语说的“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私塾教育的技能主要是识文断字，诗词歌赋，八股文方面的技能和入世治世的方法，治理国家的治国安邦之道等内容。主要是培养做官的职业技能。私塾教育对德育的贡献主要是教导读书人如何达到符合社会需求的标准，古人常把读书人称为斯文人，读书多了自然会提高一个人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
2.3儒家的忠信礼义思想的影响
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必须要有一套思想体系被广大民众接受。长期以来我国人民一直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目前儒家的忠信礼义和中庸之道还是被很大一部分人接受的。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区别是，我国没有形成统一全民思想的宗教，我国有一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古人的处事和道德修养有很大的影响。
2.4国法的维护
道德的维护有两个途径，一是公众舆论，二是国家强制力（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国家的法律是维护道德的有力武器。行为极不符合规范的人，我们常用无法无天来形容，就是说法律是需要遵守的。法律是德育的最后一道防线。
3现代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及影响因素
3.1学校教育
现代德育工作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德育教育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德育课程，二是班级的班会，三是学校的校园文化。学校的德育课程设置和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
3.2家庭的影响
家庭的影响不容忽视，现代社会虽然缺少了家规、家训、家法和族规等传统的家教内容，但是家长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家庭环境，家庭的潜移默化对一个人的道德形成非常重要。家庭的德育教育仍然极大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
3.3多种宣传媒体的影响
随着现代社会的大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对人们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媒体是电视、电影和网络等，人们获得信息的多样化导致了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随着因特网的普及良莠不齐的网上信息，从封建迷信、色情暴力到流言蜚语、反动言论等大量呈现在学生眼前，资料显示，占网上信息总量不到1%的中文站点中仅黄色网站就有5万余个，“”宣传主页多达四千多个。因此，多种宣传媒体的存在导致各种道德观念有了自己生存的空间，对我国的德育工作影响很大。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龚正伟,张子沙.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j].体育科学,2000,20(5):12-14.
[2]牟艳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2):130-132.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5-442.
[4]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5]姜义华,李向平.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27.
[6]戴有祥,张晓林.论武术文化中的传统哲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3):8-9.
[7]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5
现代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
在现代，电视、电台和报纸等媒体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网络也成为一大强势媒体，它具有全球性、迅速性、自由性、抗控制性等特点。网络也为大学生德育教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网络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利用网络实施德育教育，可以发挥传统德育教育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网络也传播着大量意识形态领域的信息，在东西方的融合和冲突中，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网络中同台竞技，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西化”和“分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政治文化战略使我国的文化环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虚拟与现实混杂交错，让人们具有了虚拟的第二生存空间。虚拟空间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尤其巨大：一是网络虚拟生存方式，让部分大学生脱离现实，甚至回避现实；二是把网络信息混同于现实，因而容易出现非理。在现实中，虚拟和现实的交错混杂，对学生的识别能力和德育教育工作者都提出了考验。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重点在学校。现代社会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过于倚重学校，没有充分调动家庭和社会的合力。德育教育的价值实现不能通过脱离生活进行封闭式的“灌输”，这种“灌输”模式在多元化的现代文化环境中只会加剧教育对象的价值冲突和困惑，其行为也会呈现出一种被动选择，而这并非出于内部价值观念或动机的驱动，这正是德育教育“孤岛效应”和“两张皮”产生的主要原因。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环境的德育教育塑造出的人，只能是言行虚无的“道德篓子”或者是缺乏创造性的“机器人”。因此，只有把德育教育与现代文化环境相关照才能彰显人的价值。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受个体选择和理性主义的影响较大。现代德育教育强调自我选择，相对传统德育教育而言，德育文化环境更加开放自由了，主体的自主性、创新能力也随之增强。同时，受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有些学生过分以自我为中心，沉迷于自己所营造的物质生活方式中难以自拔。个体选择放任过头，导致自我认同感缺失和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离弃。一些人在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我”的归属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传统的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变，自我认同成为核心问题。在营造德育教育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需要应被充分考虑。另外，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随着西方文化一同冲击着中国。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理念延伸着西方一脉相承的理性精神，在中国人接受的时候往往将感性置之度外，因此，在营造文化环境过程中，如果仅仅以是否有用为评判标准，这会导致德育功利化，现在的孩子往往是被感动的，情感熏陶的方式同样可行，但是我们现在对这种方式使用甚少。
古今德育文化环境比较带来的启示
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跨越“历史间距”，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取决于传统文化能否体现时代特征和要求。因此，把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放在动态的发展环境中去看，才有可能得以发展。既要用全球的视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德育教育的文化环境，更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对现代德育文化环境的营造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以传统为基础，我们才能与西方文明进行有实质内容的对话。比较古代与现代德育文化环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要继承古代家庭、学校、社会共育的思想。要把家庭、学校、社会共育的思想贯穿于和谐文化环境构建的全过程。在实践中，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非常重要，否则会使受教育者在内化、外化以及反馈过程出现障碍。要继承古代德育教育共育的理念：其一，应构建温馨家庭环境。其二，在物质与文化层面建设良好环境，加强制度与文化环境建设。同时，要提高教师素质，倡导健康的社会风气。其三，着眼于社会大环境建设，通过经济、政治环境为文化环境提供支点，以此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推进，形成家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合力共振，使思想道德教育体现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重要性。（二）要营造积极健康的德育传媒文化环境。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受交通和传播途径的限制，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先进文化的时代特质，在德育教育中，我们需要做到：重视德育的实践性，强化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为学生营造积极的文化环境，使学生在实践中养成自觉履行道德要求的品格。要加强对媒体德育文化环境的调节和控制，弘扬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积极因素，抑制和消除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消极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优秀的网站吸引学生，引导学生以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正确态度看待网上信息，并积极抵制垃圾信息，在网上唱响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三）要营造情感熏陶的德育文化环境。如果将西方重理性的德育教育思想直接移植到我国，不考虑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必然会导致公众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脱节。西方文化重理性，强调思辨在德育中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重情感，强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的培养，重视情操的陶冶。基于现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在德育教育文化环境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网络文化的作用。德育文化环境的营造既不能因忘记远大理想而失去前进方向，也不能因离开现实基础而脱离实际。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古人的文化遗产是现代德育教育的精神家园，要想实现中国特色的德育教育，必须要基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借鉴古人的智慧，唯此才能缔造出新型的德育文化环境。梁启超认为，信念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智的产物。情感体验远比知识体验要深刻得多，营造情感熏陶的氛围对于中国德育文化环境是非常有益的。（四）要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德育文化环境。现代德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关怀是现代德育实践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吸取中国儒家传统育人的智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指导德育实践，更好地提升人的修养，不断完善人格。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地位，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加强德育文化环境，确立“人文、合作、发展、创新”的理念，以“育人”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优化德育的育人环境，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使学生成为能够适合社会发展且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作者：程美娟 单位：南昌大学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6
一、德育创新是时代的呼唤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综合国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
二、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
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三、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的方法
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必须尊重传统德育资源，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创造。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凝聚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实力和青少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需要我们发掘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7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人文精神 培育
今日绝大多数院校是“专业教育实，素质教育虚；功利教育实，人文教育虚”，这些导致大学校园弥漫着深深的冷漠、纯粹的功利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体无意识”。［1］这样的高等教育让人充满忧虑，也与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关注人本身、尊重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精神价值，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成为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对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责无旁贷且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优势。
一、古代文学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开掘与转化
要避免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促使当代大学生精神成人，作为人文课程之一的古代文学课程无疑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因为文学是人学，古代知识分子无不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譬如先秦儒学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仁者爱人”的人伦关系，“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人生境界；此外如《左传》的民本思想，老庄的逍遥自由，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苏轼的旷达超逸，等等，都是往哲先贤们提供给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无尽宝藏。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初提出，于今讨论得更为热切的一个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命题往往视人文主义为古已有之的固有特性，从而遮蔽了现代性的阐释学背景。以人文修养为导向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需要在现代批判中重建。这是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中需要重视也是其与现代接轨的途径。
二、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的培育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人文专业不“人文”已不是个别现象。长期以来，古代文学课程甚至整个人文课程受“科学”思潮的影响，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因素，在对知识点的授受过程中，其最重要的体验生命价值的一面被逐渐淡化了。［2］这种情况的改变首先要从古代文学课程目标的再认识着手，然后积极开发与并培育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
（一）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首先，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既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情感的交流、生命的对话。因而古代文学课程首先是鉴赏课程，在鉴赏中感悟生活、体验精神世界的广袤和丰富，体悟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3］在古代文学史、作品、文论中，无不渗透着古人的精神与灵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习可以促进我们把握并进而学习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追求是人的基本追求，因而古代文学课程的目标应当是：让古代文学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启迪、触动并指引大家的生命去追求并趋近人生的真、善、美的境界。其次，培养创新素质人才也是古代文学课程目标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古代文学课程应把大学生的个体主体的确立、个体主体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积极培育作为目标之一，充分地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潜在的自由、创新素质，如老庄的自由逍遥，古代文学的创新诉求与规律，等等，促使大学生个人主体意识由零散走向凝聚，进而推动民族创新能力的发展。［4］
（二）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的开发与培育
随着科学知识论的解构与知识性质的现代转向，重新反思与选择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审视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与体系，则会发现其多为“知识继承型”，往往存在一些普遍的失误。因此，新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需要注意到学生的兴趣、好奇心与爱好。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寻求那些最基本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再加上基本方法“并使之结构化”的基础，目的在于促进具有广泛而持久的迁移价值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之与学生的潜能和悟性相结合，内化为学生的文化与创新素养。［6］当前，最迫切也最可行的是开发特色课程、品牌课程。一方面挖掘地道的本土丰富的古代人文知识体系，使之进入大学课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掘并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传统，开掘出其与现代相适应、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在资源，形成自己的品牌课程，弘扬个性以求创新。
1.儒家道德伦理系统价值的开掘与转化
正如中西方思想界所意识到的：道德的力量始终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深刻的力量。人性中道德力量的扩展，亦渐为博弈论者所洞察：“生物演化发明利他行为，创造出善之后，接着便由第二种强大的演化力量，文化演化接手，其中就蕴含着扩张善的希望。”［6］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内蕴的儒家道德体系，强调道德对个人具有安身立命的价值，对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的价值。在孔子的礼学中，蕴含了“公正”、“公理”与一种非自觉的敬畏感。它让人们通过理性活动，认识到自身生命活动及其范围，从而对他人的活动与权利表示敬重。［7］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敬畏感的时代，将古代文学课程中将孔子的仁内礼外的真正意蕴通过授受渗透进大学生的心田无疑是有意义的。
对儒家来说，和谐乃是世界的基态和终极境界，而冲突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失序或失衡。整部《易经》表达了这种思想，其实现代新学科弈论所揭示的“非零和”状态，同样表达了这种思想。儒家人文学说集大成者的朱子更创造了更为完备而自然的调和世界观体系。他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合一化，使其在“常”与“变”的思想透视中，看到国家与个人都是合理的存在，然而人要以自己的理性去完成一切合理调和的发展，融入整体的和谐。［8］儒家一直把人文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明确提出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演进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其主要长处，在求自然与人文之融和协调，在使人文演进之不背自然而能绵延悠久。”［9］钱氏晚年的最后一刻，更彻悟到天人合一乃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古代文学、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提醒我们无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都要顺乎人性的真、善、美法则来着力建构。这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
古代文人如孔孟，尤其是苏轼、朱熹等人的诗词书画也掩抑不住其德性思维的光芒。古代文学课程中内蕴的这些人文精神及其理性追求，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索与开掘的；尤其是朱熹等文人所取得的时代价值转化的巨大成功，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的。所以，从古代文学的教与学中重视发掘儒家道德价值思想，可以为今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重建提供历史借鉴。
2.儒家人文教育观的开掘与借鉴
在人文价值取向上，儒家教育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德智兼重，在此基础上达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境界。有研究者认为，儒家兼顾体、艺、内、外的完整教育模式，其“基本构成性内容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政治原理的‘传道’；以传授‘礼、乐、射、御（驭）、书、数’之‘六艺’为基本知识技艺科目的‘授业’；以辨明‘学’与‘道’、‘志’与‘仁’、‘工’与‘事’、‘智’与‘德’、‘人伦’与‘事理’问题为主要课题的‘解惑’”。［10］这一概括是对孔子人文主义教育体系的真善美内涵及其逻辑关联的较好说明。在教育方法上，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方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是针对人性的根本特点，使教学过程渐趋“学”与“思”的统一，“礼”与“乐”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其中书院对话式教学更显示了其思维方式的人文价值取向，显示出孔子对人性的深刻了解。［11］对这些丰厚的教育资源如何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值得当今大学人文教育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深思与探索。
三、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实施
古代文学课程忌说教而重享受，享受课程应当成为该课程教学的不懈追求，不管面对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还是非人文专业的学生，古代文学课程永远要贯彻的教学原则是愉快而不断升华精神享受。确立了合理的课程实施观念，接下来就需要选择有效的方法。在常规的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等方法以外，以下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一）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儒家书院教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它首先得力于孔子的张扬，此后被宋代朱熹发扬光大。在朱子的讲学生涯中，他十分注重与弟子及友人的对话，且注重形式的多样性，或对答式，或会讲式，或轮讲式，或挑讲式，甚至还常有评论式，讨论式。通过多种方式的讲学，发挥对话的人文优势，使学生深通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从方法到目的，教学过程极其自然。朱子自身也常从这种种对话中吸取新的灵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思路。因而对话学风的形成，是知识与实践统一的最佳途径。它最根本的人文精神即体现在对每一个体的充分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其内在潜力。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的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形式是愉悦轻松而富于人情味的，以致它对人格的塑造几乎是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实现的。站在今天教育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书院对话式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陶冶式教育。它所产生的心灵共鸣，形成的水融，以及受教育者内心得到的极大的愉悦，从而达到的高峰体验，都是其他教育方式无可比拟的。其极佳的教学效果，值得现代人深思。［12］它也是我们古代文学课程实施中最值得借鉴的教学方式之一。
（二）古代文学经典导读法
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往往具备首创性同时又具典型的代表性，譬如唐诗、宋词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因而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文本，是古代文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基本方式，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在现代人文学科的自由理性背景下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这种经典文本个案性研读，包含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一是掌握特定经典文本的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等知识。它指向的是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二是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艰深的文本如《老子》、《庄子》等），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而且是凭借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在此它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浸淫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简而言之，大学生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所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13］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值得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经典导读法时予以借鉴与深思。
总之，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以情动人、以事喻人、以理服人”来达到的，尤其是“以情动人”这一层面。［14］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而且可以在小组导修、在原典夜读、在网上论坛进行。如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莘莘学子看世界对待人生的方式，证明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已走进他们的生命，已化为他们生命的真正关怀，便能体现该课程的魅力也是其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徐方.大学人文十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6.
［2］葛经兵.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4］周海涛.大学课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7-142.
［5］潘懋园，王威廉.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33.
［6］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65.
［7］赖功欧.人文价值的现代转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96-102.
［8］赖功欧.人文价值的现代转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130-132.
［9］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5：261.
［10］万俊人.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及其限度.孔子研究，1997，（1）.
［11］赖功欧.人文价值的现代转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225-227.
［12］赖功欧.人文价值的现代转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227-230.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8
关键词：中国、道德建设、有效方法
一、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
(一)政府
中国自古重视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自汉代以来被历代政治家所遵循。中国古代政府“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于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由于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道德建设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行政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更加凸显了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道德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反映。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之一的中国古代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秉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首先，进行道德建设，仅仅依靠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是不行的，必须把道德理念要求转化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才能发挥道德在调节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制约和引导作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是实现道德功能作用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重要主体，而且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政府政治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政府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协助下强化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次，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虽然非常重要，但又相当有限。道德要发挥其调节功能，就必须将外在的道德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化的道德自律约束，这更多的是依靠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实践的历练和道德修养的内省。政府可以为道德主体的道德活动营造适宜的道德生态环境，但却不能也无法越俎代庖地主导这一转化过程。
(二)家庭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本位观念，家庭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家庭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接受伦理道德的摇篮。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具有早期性、日常性的特点。家庭道德教育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中心，家庭道德建设也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的重要主体。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对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它要求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对于兄弟姊妹的关系，它要求“兄友弟恭”；对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夫义妻顺”。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视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甚至把孝道作为道德主体安身立命的前提，整个社会教化治理的基础。“孟母三迁”、“黄香温席”、“孔融让梨”、“岳母刺骨”等成功的家庭道德教育的著名事例说明了家庭在传统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从孔夫子开始，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载体。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读书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私塾自然成了传递儒家文化的重要渠道。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由于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儒家经典，私塾在传授儒家学说的同时，无疑担当着道德建设主体的重要角色。
二、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方法
(一)国家宣教法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9
关键词：传统文化；职业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4-0179-02
问题的提出
传统职业教育，指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本土的原创性职业教育。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阶段性总结，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了现代化。
对照《意见》的理念，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已经存在职业教育，其在实践性、职业性方面卓有成效。古为今用，借鉴本土原创性的职业教育为我国今天的职业教育改革之用，显然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历史悠久的中国职业教育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连同职业教育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其症结何在？以史为鉴，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已经形成比较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社会分工、文字的发明等因素，必定导致生产经验的间接传授，因而产生了职业教育。早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产生，如神农氏传授耕种方法，伏羲氏传授“拘兽以为畜”，螺祖传授育蚕、治丝茧方法等等。分析发现，本土原创的职业教育其实颇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强调“立德树人”、“育人为本”
《意见》提出职业教育的前提是“立德树人”、“育人为本”，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视思想品德的培养。历史上各行各业均要求从业者必须甘于奉献，为事业献身，要爱国利民，有仁人之心。重视人的培养是中国传统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
在《墨子?尚贤》篇中，墨子为墨家弟子制定的道德标准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中医授徒非常重视医德的传授，提出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准则。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用医术救民于水火，而不愿留居官府为权贵效命，坚持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威武所屈的崇高医德。
护镖也是一种职业，武术行业非常重视学徒的道德水准，要求学武不能伤人，学武要用于锄强助弱，要有侠义之心，要爱国爱民。
当官者也有职业道德，古代流传着一种成文的“官箴”，有劝人坚持民本思想的，如《牧鉴?接人》中的“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有劝人坚持为官保持清廉的，如徐榜《宦游日记》中提出“一朝点污，终身玷缺”；有要求摒弃以清廉博取名声的虚伪行径的，如《从政遗规》中提出“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又如，东汉时期的张衡一生做出了“地动仪”、“浑天仪”等发明成果，在多个职业技术领域有很高的地位，张衡就曾提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的从业格言。
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古代的职业教育在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二）重视高素质的职业技能
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高素质职业技能的培养，要求技能训练必须精益求精。
《庄子?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技能做了记载，庖丁可以刀入牛身若“无厚入有间”而游刃有余。因此，牛刀虽已用了19年，而其锋利仍“若新发於硎”。庖丁甚至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精神享受，“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完成操作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文中对职业技能还根据其水平进行了等级划分：“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庄子》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
北宋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记载了一个卖油翁酌油的精湛技能：“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其原因 “无他，惟手熟尔”。卖油翁对职业技能培养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教育思想。
（三）艺徒制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及职业性理念
艺徒制是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流行最广泛的职业教育方式。徒弟在生产中接受职业技能的传授，或一师一徒，或一师带几个徒弟，通常是边学边干，学以致用。艺徒制的形式几乎存在于任何行业，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能工巧匠，他们创造了一件件精品，如冶金业方面的“越王勾践剑”，现代科学仍然无法弄清其高性能的机理；建筑业方面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如故宫的宫殿；陶瓷、工艺品行业贡现了大量国宝，创造这些精品的高超技艺往往与艺徒制的培养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做为一种教育模式，艺徒制有很多优点，首先是坚持言教身传，并且教学过程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相示以巧，相陈以巧”。学徒一般要熟悉掌握所有的生产岗位，要对整个行业有全面的了解，以保证技艺的专业水平，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其次是以生产现场学习为教学场所，以生产性实习为主要教学形式。熟练的技艺是要动手实践后才能掌握的。徒弟先在现场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可帮助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工作，辅助工作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最后就能掌握基本操作技能，逐步过渡，从需要师傅指导开展工作到能够独立开展工作。艺徒制是最充分地体现了职业教育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的教育模式。
（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重视先进的教学模式
除了艺徒制，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重视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例子。鲁班，是木工的鼻祖，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鲁班学艺的传说是古代文化重视先进教学模式的典型例子。传说中，师傅先是给鲁班已长满锈的斧子、刨子、凿子，鲁班用七天七夜磨好。师傅又给鲁班满屋子精致的各种亭台楼阁模型，让鲁班把所有模型拆开，又安装起来，如此反复，足足研究了3年，鲁班在实践教学中掌握了木工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最后成为中国木工的鼻祖。
这虽然是传说，但却是传统文化中职业教育理念的反映，鲁班学艺的过程完全符合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只有如此，科学的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鲁班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宗师。项目教学法等教育教学方法竟然在中国古代已具雏形。
（五）墨家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墨翟是墨家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提出了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职业教育思想。墨翟强调科学和技术教育，包括生产知识教育、军事科学知识教育、自然科学和技术技艺等知识教育。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创新，他一反往常只注重人文教育、道德教育而忽视科技教育及忽略下层社会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做法，创造了先秦时代科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足以与西方古代自然科学相媲美；他一反师道尊严，提出“强说教”的思想，有效地调动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可以说，墨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只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墨家连同其教育思想发了芽，但没有结果。
尽管中国的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成果斐然，但是，在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没有出现现代工业，职业教育没有形成社会化教育系统，没有产生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中国生了根，但没有结果。因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的束缚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一）科举考试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科举考试以“学而优则仕”为出发点，对官员选拔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逐步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导向。官员选任资格严格地局限在科举出身的士子中，而传统社会个人身份是相对固定的，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对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几乎是唯一途径，社会各方面甚至皇帝本人对科举考试进行大肆渲染，影响了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
（二）实用主义思维对职业教育的束缚
《周易?系辞》提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古人讲“通经致用”、“学以致用”。致用思维结合现实，从逻辑上利于科技的发展，“致用”本身是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但中国的致用思维并没有使职业教育现代化，原因在于古代致用思维的目的不在于生产技术技能的致用，而是在于道德致用、政治致用、士农致用、生活致用，从而对职业教育形成束缚。
（三）重道轻器的思维趋向导致职业教育停滞不前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重道轻器、重德轻艺、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重体悟轻思辨、重直观轻实证、重知识轻技能、重修养轻能力等思维趋向，这些文化传统也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影响到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对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培养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道德素质的地位问题是职业教育的方向问题，这一点，在国内外的现代职业教育界已形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直到现在，通过持续了若干年代的各种社会形式，我们获得了教育，这种教育一直是我们有效地用以维持现有价值和保持力量平衡的一种精选的工具。”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赫钦斯也认为，大学教育应着眼人性而非人力。教育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培养基督徒、员、共产党员、工人、公民、法人或商人，而在于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而发扬仁性，以成仁人。《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也提出：“教育的本质不是以谋实利为动机，而是寻求与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在迪尔凯姆以及许多社会学家、实证主义者坚持“教育是适应”的观点面前，职业人文教育更应秉持的是“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教育是改造”，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可见，《意见》提出职业教育的前提是“立德树人”、“育人为本”，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略职业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信片面强调人的素质的重要性，而抹杀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情况在现代中国不会再重演了。
（四）成也艺徒制，败也艺徒制
如前所述，艺徒制是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流行最广泛的职业教育方式。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它极具实践性、职业性的特点，从本土特色、原创性方面考虑，是一种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模式，历史上诸多能工巧匠的出现应该归功于艺徒制。艺徒制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强调“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艺徒制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开放性不足，而这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软肋所在。可以说，艺徒制的封闭性直接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职业教育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德国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职业教育是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并提出应“对所有人施以职业教育和训练”，也就是要求职业教育应该普及到所有劳动者。借鉴德国等先进国家的经验，要实现我国经济的腾飞，必须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重视劳动者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党的十三大指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下极大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加强职业教育的普及更显得迫切。
结语
中国古代文化中早已出现职业教育，并培养出了众多能工巧匠；中国古代也出现了非常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传统的职业教育重视育德树人，在实践性、职业性方面完全值得借鉴和继承。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负面导向，实用主义、艺徒制的局限性及重道轻器等思维方式的负面作用，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最终没有在中国首先出现，封闭性是中国没有出现现代化职业教育的根本原因。
总结教训，职业教育必须借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不断提高开放性，并走普及化、社会化的道路，开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张少兰.历史视域下“职业人文教育”命题审理[J].高教探索，2008，（4）.
[2]何伯镛.浅谈我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问题[J].高教探索，1989，（1）.
[3]孙立家.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艺徒制[J].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7，（7）.
[4]刘伟民，任梅.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及人物观点撷要[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6，（34）.
[5]李长泰，夏金星.中国古代致用思维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09，（22）.
[6]张华胜.论科举考试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束缚[J].成人教育，2007，（1）.
[7]黄日强，王省民.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
[8]彭忠德.古代官吏的职业道德规范――官箴[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9]李媛.墨子人才培养思想对职业教育的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10，（2）．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3.
[1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60.
古代德育的特点篇10
论文摘要：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遗失，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日益深人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功利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一些学者据此证明，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要想克服这种弊端，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人，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礼。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