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学术丨冯全功：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关于翻译定义的若干思考

　　摘要：重新定义翻译是译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几年也不乏学者对之进行反思。本文采取最简化原则，把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其中，符号转换性是翻译的唯一本质属性，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语言属性、文化属性、交流属性、创造属性、审美属性、历史属性、经济属性、认知心理属性等，则是翻译的衍生属性。该定义不仅体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克服了以往大多定义的规定性与片面性，还具有阐释上的开放性，主要涉及谁来转换（翻译主体）、转换什么（翻译对象）、如何转换（翻译方法/策略/单位/工具/方式）以及转换效果（翻译批评）等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关键词：翻译；翻译定义；符号转换性；本质属性作者简介：冯全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翻译理论。文章转自《中国翻译》2022年第3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周领顺在其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译与非译两个概念，所谓“依赖原文、再现原文意义的语码转换是翻译”，“改造原文、部分再现原文意义的语码转换并加入译者自己私念的翻译是‘半翻译’”，“完全摆脱原文意义的‘翻译’是‘非译’”（周领顺，2014:225）。这里周领顺把译和非译视为连续体的关系，把是否“再现原文意义”作为衡量标准。这两个概念在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体系中毫不起眼，却在笔者的脑海中翻腾了好几年。到底什么是翻译？我们又该如何界定翻译？“完全摆脱原文意义”的语码转换真的就不是翻译吗？意义是界定翻译不可或缺的因素吗？中文电影篇名《金陵十三钗》和其对应英语篇名“The Flowers of War”到底是“译”还是“非译”的关系？语篇在界定翻译中有什么作用？换言之，在界定某个语篇要素（如标题、句子）是不是翻译时需要在语篇的观照下进行吗？这些问题都涉及对翻译的界定，值得深入思考。其实对翻译定义或翻译本质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上多以比喻的方式出现，如翻译如绘画、翻译是竞赛，译者是奴隶、译者是桥梁等。谭载喜（2006）对中西翻译比喻曾做过系统的探索，认为其有助于领悟翻译活动的多面性，增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比喻虽能生动形象地揭示翻译的某一或某些属性，但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定义。从二十世纪至今，翻译的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如出现了职业化翻译、机器翻译等），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多次转变（如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翻译的定义“遍地开花”，给人一种难以适从的感觉。有人强调翻译的规定性（理想性），也有人强调翻译的描写性（现实性）；有人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也有人强调翻译的叛逆性（改写性）；有人强调翻译的经验性，也有人强调翻译的超验性；有人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唯一的，也有人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多元的。鉴于此，谢天振在国内发起了三次有关“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详见蓝红军，2015a；蓝红军、2015c；李翼、胡开宝，2016），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在《中国翻译》《东方翻译》设有专栏发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发学界进一步思考新时代翻译的定义问题。正如蓝红军（2015a:93）所言，“论坛的召开并非要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不破的翻译定义，更不是试图将新的阶段性的认识装点成毫无破绽的完美的‘真理’ 去规定所有人对翻译的理解和阐释，而是希望通过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对翻译本质、功能和在新形势下翻译形态的变化的讨论，来触发译学界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引导人们深化对翻译的发展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进而调整当今社会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教学理念， 回应翻译现实发展对翻译研究所提出的描写和解释新的翻译现象的需要，拓展翻译认识的 维度，延伸译学理论的发展空间。”这种观点体现了翻译定义的历史性，也昭示了对之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性。那么，翻译有没有一个历时而不变的本质属性呢？如果有的话，其与翻译的其他属性是什么关系？在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翻译？01一、符号转换性——翻译的本质属性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人们大多从语言层面从事和认识翻译，这被王宁视为“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读图的时代”对翻译定义的突破与拓展（王宁，2014），并试图从七个方面重新界定翻译：1）作为一种同一语言内从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2）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两种文字文本的转换；3）作为一种由符码到文字的破译和解释；4）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图像阐释；5）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形象与语言的转换；6）作为一种由阅读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视戏剧脚本的改编和再创造；7）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王宁，2015）。雅各布森（R. Jakobson）提出过翻译的三分法，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把语际翻译视为正宗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并把符际翻译界定为用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对语言符号的解释（Hatim & Munday, 2010:124）。雅各布森的三分法也有“语言中心主义”的倾向，其开创性意义在于提出了符际翻译的概念，扩大了翻译的外延。王宁继承与发展了雅各布森的三分法思想，对翻译的分类更加详尽，也拓展了其关于符际翻译的概念，但他提出的七种翻译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广义的符际翻译，也就是不同符号或符号变体之间的转换。不妨认为，翻译的对象就是符号的所指，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在界定翻译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翻译的本质属性历来有很多翻译定义，哪种属性才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呢？换言之，哪种属性是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从而把翻译和其他活动区分开来呢？笔者认为是符号转换性，没有符号转换就不足以言翻译，也会取消翻译的存在。唐代贾公彦曾提出过一个经典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义疏》），所谓转换也就是贾公彦所说的“易”或“换易”，也是谭载喜（2021）在界定翻译中所谓的“跨界”。在规定性翻译定义中，忠实或对等往往是其关键词。张培基（1980：绪论）等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这里的“准确而完整”类似于忠实，“重新表达”也就是语言转换。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经常把对等或等值作为界定翻译的核心话语，如卡特福特把翻译定义为“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替代一种语言（原语）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20）。如果把忠实（准确而完整）或对等视为翻译定义的重要特征，那么不忠实于原文、不完整地再现原文内容的就不是翻译了吗？现实中的节译、编译又该在何处安身呢？勒菲弗尔把翻译视为一种重写（rewriting）（Lefevere,2004），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翻译的复杂性。所以忠实性或对等性不足以成为翻译的区别性特征。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定义的描写性得以凸显，也就是从现实现象来界定与描述翻译，如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图里把翻译视为目的语文化中的事实，不管基于何种理由，在目的语文化中作为或被视为翻译的所有话语都是翻译，哪怕是伪翻译（Toury, 2001）。笔者不认同把伪翻译也视为翻译，毕竟伪翻译没有原文，不存在文本之间的符号转换，但不妨把伪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很多学者把文本视为界定翻译的关键词，如纽伯特把翻译视为“由文本诱发的文本生成”（translation as text-induced text production）（Neubert & Shreve, 1992:119）。一般而言，文本只限于语言符号，很难囊括其他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难道不足以构成语篇的话语片段之间的相互转换就不是翻译了吗？所以把语篇作为界定翻译的核心词主要是出于理论的需要，并不能囊括现实中所有的翻译现象。不妨认为忠实的全译是翻译的原型，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他广泛存在的翻译形态，包括各种形式的变译与符际翻译。所以翻译定义中不宜强调翻译的应然要求或规定性特征（如忠实、等值、完整），而应从实然（实际翻译现象）出发去寻找翻译的本质属性。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转换也是使用符号的一种表现。许钧（2015:9）认为“要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有必要先谈符号问题。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或者是最伟大的创造，如果没有符号，人类无法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表达世界与创造世界。语言符号仅仅是符号的一种……而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符号的转换性。因此，要对翻译有本质的认识，必须正确认识符号创造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笔者非常认同这些观点，尤其是把“符号的转换性”视为翻译“最本质的特征”。许钧（2003:69-75）对翻译也有一个经典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并归纳出翻译五个的“本质特征”——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在这五个本质特征中，许钧是并列论述的，似乎也没有轻重之分，2015年把“符号的转换性”视为翻译“最本质的特征”，要比之前定义中的“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更具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翻译本质思考的逐渐深入。笔者认为翻译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也就是符号转换性，其他属性皆可视为符号转换的衍生属性。如果给翻译下定义的话，不妨说“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这里没有说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主要在于并非所有的翻译都是跨文化的，如语内翻译（也包括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转换）、符际翻译等。也有学者认为“当我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位与定义时，一定要把翻译的本质及其使命（也即其目标和功能）纳入翻译的定义中去”（谢天振，2015a:8）。把翻译的本质纳入定义之中，这点毋庸置疑，但笔者并不认同一定要把翻译的目标和功能也纳入进去，因为翻译的目标与功能具有多面性，哪怕是贾公彦的“使相解”也不能全面概括翻译的所有功能。亚里士多德提出过事物生成和发展的“四因”说，即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也可归结为“二因”，即“质料因”和“形式因” ，其中“形式”（包括动力因和目的因）是事物的本质规定，（赵宪章，1996:48-49）。针对翻译，也不妨把“符号转换性”视为翻译的“形式因”，把符号视为翻译的“质料因”，符号转换就是“质料的形式化”，是翻译之所以存在的“本因”。亚氏所谓的“形式创造差异”说明符号转换是翻译唯一的区别性特征。至于其“动力因”（翻译主体）和“目的因”（翻译目的）则没必要进入翻译的定义。翻译有多重内涵，如可以指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翻译职业等，为什么要用活动作为翻译的属概念或上位概念呢？张柏然（1998:48）认为，“翻译正是在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生命-精神’的活动中方才显现其身，这种活动虽然不是实体性的在者，但却是翻译作为一种对象存在的终极根据”。如果没有翻译活动，就没有翻译主体，也不会有翻译产品，翻译职业更不会存在，所以活动相对于翻译的其他意义更具本体性。这也是本文把翻译界定为“一种符号转换活动”的根本原因。这里对符号也需要说明一下，符号根据是否有物质介质可分为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其中“具有物质承载介质的载意符号为有形符号，不具有物质承载介质而存在的符号为无形符号”（贾洪伟，2018:113)。贾洪伟（2018）认为从翻译符号学视角而言，符号活动有三种转换，即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以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把无形符号纳入翻译之中，从学理层面而言，这种探讨很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定义中的“符号”理解为可见的有形符号，但保留向无形符号开放的可能性。首先，是因为无形符号主要是心智运作的载体，人们用来思考、思辨、构思的东西，目前还有一定的不可知性；其次，无形符号的介入会无限度地扩大翻译的外延，如写作变成了翻译（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拈花一笑式的心领神会也变成了翻译，针对现阶段的翻译学科建设而言，似乎没必要如此“超前”。从这里对翻译定义中符号的分类也不难发现，定义越简洁，越能保留阐释的开放性。（二）翻译的衍生属性翻译的其他属性是由翻译的本质属性衍生而来的，是符号转换带来的结果或伴随出现的特征。翻译的衍生属性很多，如许钧在《翻译论》中提到的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历史性等，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多重价值。蓝红军（2015b）认为翻译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性存在，而是一种由多种属性特征构成的复杂性存在，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的现象或面貌呈现，从某一层面或角度去剖析翻译的本质，都会呈现出亦此亦彼的多维性，并提出了发生维的翻译新定义，即为跨语信息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遭遇异语符号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人们提供的语言符号转换与阐释服务。蓝红军的观点体现了翻译的历史性、复杂性与辩证性，但笔者并不认同他把翻译本质归为“由多种属性特征构成的一种复杂性存在”，只有符号转换性才是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的本质属性是“单一性存在”。蓝红军把“服务”作为翻译的属概念，其实服务也是由符号转换活动引发的，或者说服务属性（或称之为经济属性）是符号转换的衍生属性。陈大亮（2007:25-26）从翻译定义的多元性或多层次性认为翻译的本质具有“不可定义性”，或者说“翻译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每一个成员只有家族的相似性，没有共同的本质”。陈大亮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共同的本质”，一方面又声称其反对的“不是要取消本质”。如果这样的话，翻译的本质属性还是本质属性吗？翻译的定义可以多元化，翻译的本质则是唯一的，也是翻译大家族所有成员共享的根本属性，多元化的定义只是囊括或凸显了一些衍生属性而已。翻译的衍生属性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属性——社会属性、语言属性、文化属性、交流属性、创造属性、审美属性、历史属性、经济属性、认知心理属性、人工智能属性等。这些属性依附于符号转换性，反映了翻译的复杂性，也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翻译的重要特征。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翻译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各种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的兴起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翻译的社会属性。语言属性主要体现在翻译本身主要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翻译对民族语言的革新、丰富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手段。翻译常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在目的语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类文明的互学与互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翻译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翻译的交流属性是翻译之所以存在的主要目的或者说是翻译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贾公彦所谓的“使相解也”。这种交流经常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跨时空的，如果不是交流的需要，翻译基本上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翻译的创造属性主要体现在意义层面，翻译往往不是被动地传达原文的“客观意义”，文本的意义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译文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译者创造的成分，尤其是文学翻译，这也许是许钧把“意义再生”而不是意义再现作为翻译任务的主要原因。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言，翻译“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许钧，2003:392），如通过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化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革新。翻译的审美属性不只是体现在文学翻译领域，也包含在其他符际翻译之中，尤其是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符号转换，译者的审美转换也伴随着审美创造，或者说翻译的审美属性与创造属性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翻译的历史属性主要指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深入，翻译的形态会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如符际翻译、机器翻译），人类的翻译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翻译的经济属性主要体现在绝大部分的翻译活动是作为语言服务或无形商品存在的，翻译的经济价值造就了翻译的职业化与职业化译者。翻译的认知心理属性主要体现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必然会伴随着认知心理活动，如注意、记忆、直觉、想象、思维、推理、问题解决、信息加工等。西方关于译者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实证研究以及格特（Gutt, 2004）从关联理论视角来研究翻译也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认知属性。翻译的人工智能属性主要体现在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翻译工具的革新上，如机器翻译（口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翻译工具的革新很好地体现了翻译的历史性，可以扩大翻译的外延与形态，但并不能改变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的衍生属性还有很多，如政治属性、伦理属性、生态属性、娱乐属性等，此不赘述。这些衍生属性围绕本质属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翻译的多元属性。对这些属性的认识，也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之进行深入探索，故学界也出现了很多翻译学的“分支学科”，如翻译美学、翻译符号学、翻译经济学、社会翻译学、文化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等。翻译的衍生属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功能与价值，如许钧（2003:378-395）就根据他对翻译本质特征的认识论述过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不管是翻译的衍生属性还是翻译的多元价值，都是由符号转换性引发与生成的。02二、符号转换的相关问题翻译的符号转换性还引发了诸多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如谁来转换、转换什么、如何转换、转换单位、转换目的、转换效果、转换价值等。对这些问题也需要对之深入思考，涉及翻译主体、翻译对象、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批评等研究领域。（一）符号转换的主体有关翻译主体学界引发过一定的争议与讨论，有人认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也有人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广义的翻译主体（详见陈大亮，2004）。这里的争议主要是由不同的翻译观引起的。如果承认翻译涉及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那么作者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也都变成了翻译，把这两者视为广义的翻译主体也未尝不可。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从另一角度来思考翻译主体的问题，也就是除了人（如译者、作者和读者）之外还有其他翻译主体吗？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机器能作为翻译的主体吗？其他动物能作为翻译的主体吗？黄忠廉（2015:17）认为“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符文化变化为乙符，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这里黄忠廉显然也把机器作为翻译主体了。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毕竟机器本身不会主动翻译，其执行翻译的过程必须由人来操作，所以毋宁说机器是翻译主体，不如说机器是翻译工具。蓝红军（2016:18）提到过“狗语翻译机”以及翻译的“跨物种”问题。当然，就像机器翻译一样，狗语翻译机的翻译主体也是人，这里值得思考的是翻译的“跨物种”问题。试想，人和动物之间的交流是不是翻译？不同动物之间的交流是不是翻译？如果是的话，翻译的主体也就不限于人了。其实也有学者开始思考把各种各样的动物交流纳入符际翻译（Cronin, 2021:291)，甚至把翻译视为“宇宙存在、运行的基本行为和过程”（周红霞、谢予，2020:98）。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要基于对符号的理解，由于我们无法彻底认识动物所使用的符号，暂时只能存而不论了。（二）符号转换的对象翻译对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进行翻译或符号转换的过程中，我们转换的到底是什么？意义、信息、内容、形式、风格、神韵、文化、知识等都被视为转换的对象。奈达提出过一句名言——“翻译就是翻译意义”（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Nida, 2001:103），要求译者正确理解原文和有效再现原文的意义。纽马克也强调“传达文本的意义”（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Newmark, 2001:5），许钧对翻译的定义也有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说法。从（文本）意义视角来界定翻译是比较通行的做法。翻译也经常被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尤其是符号学视角，信息在翻译定义中的出现频率不次于意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方梦之（2004:9）主编的《译学辞典》就把翻译界定为“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学界定义翻译时经常以文学翻译为主要参照，所以内容、形式、风格、神韵、意境、文化等也经常会出现在翻译定义中。李瑞林（2015:10）从知识论视角认为“知识是统合多元翻译观的主导概念，是翻译行为作用的核心对象”。杨枫（2021：卷首语）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李瑞林等提出的知识翻译学不仅把知识作为翻译的对象，同时也认为跨语言知识加工、知识迁移、知识传播、知识生产等是翻译的本质。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信息、意义、内容、文化、知识的所指都比较模糊，相互之间有很大的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不同的学者强调不同的角度而已，也有在自己的定义中同时强调两个或多个对象的，如奈达同时强调意义与风格，黄忠廉同时强调文化与信息等。但必须明确的是，不管以什么作为翻译对象，其载体都是符号（包括知识），如果没有符号，翻译的对象也就无所依附。本文之所以在定义中未标明翻译对象，也是有意保留对其解释的开放性。（三）符号转换的方法与方式如何进行符号转换涉及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伦理、翻译单位、翻译工具、翻译方式等问题，包括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以及一些具体的翻译技巧等。其中，归化与异化在最近二三十年引发了很大争论，也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对核心术语。归化和异化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句子上的方法层面，语篇上的策略层面和对待异域文化态度上的伦理层面（冯全功，2019b），这三个层面都涉及如何转换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诗学差异、思维差异不只是方法与策略问题，也体现了译者的伦理。译者对同异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对待异的态度）是如何转换的重要问题，也是翻译（译者）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学界也一直在思考与探索。语篇常作为界定翻译的关键词，也常被视为重要的翻译单位。冯全功（2020）从原型理论视角对翻译单位进行过探讨，认为句子是操作层面的翻译单位原型，语篇是理论层面的翻译单位原型，操作层面侧重于转换，理论层面侧重于分析，两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行为之中。针对翻译转换单位而言，句子的典型性大于语篇，也不妨把句子视为翻译转换单位的原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有一定的语言（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基本上没有关注符际翻译。这不足为怪，毕竟人们对翻译的理解大都从经验出发，语际翻译是翻译的原型，最为常见。试想，在“读图的时代”，如果将来符际翻译更为常见，变成翻译研究的中心话题，会不会有新的有关符号转换的话语出现来取代目前具有语言中心主义的译学话语呢？“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的发起人谢天振（2015b）认为之所以要重新定义翻译是因为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翻译的主流对象、翻译的方式、翻译的工具与手段，翻译的方向、翻译的内涵与外延等。这里的翻译方式、翻译工具与手段也都涉及如何进行符号转换的问题，如采用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计算机辅助翻译、团队协同翻译、机器口译、众包翻译等工具与方式。但这些理由不足以改变翻译的本质属性，只能说翻译的外延扩大了，不宜视为重新定义翻译的直接动因。（四）符号转换的效果评价符号转换的效果涉及翻译批评，译文的效果评价是翻译批评的重要任务。如何评价在学界争议较多，大多以是否忠实于原文（意义）为评价标准，造成了评价标准的单一性。忠实标准之所以非常流行，源自人们根深蒂固的认识——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这在很多翻译定义中也有所体现，包括“等值”“确切”“准确而完整”等一些变体说法。翻译定义的忠实要素很大程度上预设了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忠实观，就像王理行（2003:99）所言，“全面忠实于原作，既应是译者追求的目标，也应当是批评者评判译作的标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毕竟“翻译批评的标准并不限于忠实，还应该考虑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观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译文面貌的影响”（冯全功，2009a:116）。值得一提的是，转换目的（翻译目的）在评价翻译效果时极其重要，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德国功能主义把目的原则（Skopos rule）视为翻译的首要法则（Nord, 2001:29-31），这不无道理，尤其是在语言服务行业内。所以关于翻译转换效果的评价要持多元批评观，不能把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翻译的多重价值，如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尤其是广泛存在的各种“变译”作品。还有在评价译文效果时，不管采取何种标准（也包括信、忠实），要尽量从语篇视角出发，看译文的整体效果如何，独立存在的价值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而不应斤斤计较于译文片段（如字词、句子）对原文是否严格忠实。这就是语篇翻译批评观，在翻译教学中同样实用，也是部分学者之所以把语篇纳入翻译定义的重要原因。语篇翻译（批评）观本质上是一种整体观，整体质大于局部质，局部也会染上整体的性质，类似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完形组织法则。从这种意义而言，周领顺所谓的“译”与“非译”从语篇视角来界定会更具合理性，如果这样的话，《金陵十三钗》的英语标题（The Flowers of War）又何尝不是翻译呢？何况这个英文标题也是由原标题诱发的符号转换行为，只是表层语义上不对等而已，两者存在一定的符号转换性。还有零翻译，也就是直接移植原文而不加任何处理的形式，从局部而言，其并不涉及符号转换，但从语篇整体而言，其也染上了整个语篇的翻译性质，故也可归在翻译的范畴。彭利元（2017）把零翻译归为“非翻译”的范畴，称之为“直接挪用”，如果从语篇整体或格式塔心理学来看零翻译归属的问题，零翻译又何尝不是翻译呢！再回到前面提到的伪翻译，伪翻译之所以不是翻译是因为其不存在语篇层面的符号转换，而零翻译却是针对语篇的话语片段而言的。所以语篇在翻译定义中不一定要出现，在翻译批评中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03三、结语翻译的形态随历史的发展而丰富，翻译的外延也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符际翻译（包括手语翻译）、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职业化口笔译、字幕翻译、创译与变译、本地化翻译等都是翻译大家族的成员。然而，无论翻译的形态如何丰富，无论翻译的外延如何扩大，翻译的符号转换性是历时不变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变化。这是本文把符号转换性视为翻译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原因，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语言属性、文化属性、交流属性、创造属性、历史属性、经济属性、认知心理属性等，则被视为翻译的衍生属性，衍生属性没必要进入翻译的定义。遵循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本文尝试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在任何时代语境下，这个定义也许都是适用的。这里之所以把“活动”作为上位概念是因为活动更具本体性，翻译的其他含义（如表译者、产品、服务）都是由翻译作为活动生成或引发的，其中“一种”是修饰“活动”的，翻译和“一种符号转换活动”是等同而非隶属关系。“符号转换”既体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又保留了阐释上的开放性，主要涉及谁来转换、转换什么、如何转换、转换单位、转换目的、转换效果等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对此也略有论述。这个定义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符号的分类与界定上，尤其是无形符号的介入，贾洪伟（2018）等人的探讨可供参考。但针对目前的翻译学科建设而言，研究对象不宜一味地扩大，笔者倾向于把符号限定在有形符号以及人类交流的范围之内，但保留其开放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倡的翻译定义克服了以往定义中的规定性与片面性，通过最简化原则增强了定义的开放性，同时也能衍生出翻译的其他属性以及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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