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美国发现了什么
王希和姚平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这样一本书，真是一件别出心裁的事。他们在“序”中说，最近两年，留美历史学者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参加的人从中感到，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所观察的、所思考的”，都可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值得形诸文字，付诸梨枣。我想补充一点：书中的撰稿人大多是在二三十年前赴美留学的，经过了这样长的年月，正好到了怀旧的时候。从书中的不少文章中，可以读出隐隐的怀旧之情。
不过，这本书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远不止怀旧之情。书中收录的31篇文章，在内容、文笔和境界上固有高下之分，但大多内涵丰富，亲切可读。
读者如果对留学史和中美关系史感兴趣，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当然，根据治史的一般经验，回忆性的文字作为“重建史实”的实证材料，不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人的记忆多不可靠，而回忆时往往因利害而取舍，又经情感的渲染，失其情者比比，这是不足为怪的。不过，如果把它们作为文本分析的材料，以此窥悉新一代留美学人“闯荡美利坚”的心态和感受，那就成了极为难得的史料。
对于正在和打算留美的年轻学子来说，这本书也许可以起到“指南”或“津梁”的作用。虽然时代和环境发生了变化，但类似的经历，特别是从这些经历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想来应当还有些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美国研究生的学术训练
我个人读了这些文章，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反映的美国的学术训练体制，以及支撑这种体制的理念和伦理。不少作者所谈的，都是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人一种活生生的感觉。多数文章都谈到了他们在美国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而丛小平的文章更是这方面的专文，结合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求学经历，系统而周详地描述了研究生培养的种种细节。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赴美留学的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并在国内完成了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他们初入美国的大学，几乎每个人都有“无所适从”之感，心中充满“苦恼和焦虑”（P85）。导致这种不适应感的因素，有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语言的障碍，还有教师、同学、教学方式和课堂氛围所带来的陌生感。他们一旦摆脱了最初的“苦恼和焦虑”，便很快发现了美国教育的长处，逐渐转变了思维方式，调整了学习习惯，从而获得了很大的裨益。
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各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各有特色，而学生通常拥有较大的选课的自主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教学方式和课堂氛围。授课教师主张批判性地对待前人留下的知识和思想，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见解；而学生也特别乐于自我表现，争先恐后地发表各自的“高论”。叶维丽和张信都在文章中提到，美国学生总是对读过的书“找碴挑刺”，注重的是“提出自己的观点”（P86）；而老师几乎不对学生的看法给出对错的评判（P19）。他们一开始不理解这种做法，因为这与他们在中国所习惯的教育方式相去太远。后来他们渐渐明白，这正是“所谓自由主义教育的‘真谛’”，是一种“开放式地求索‘真理’的路数”（P19）。
我觉得，这种现象至少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学生放言臧否前人，尽管有时可能走过了头，片面追求标新立异，说话也许不着边际，但批判性学习乃是主动求知的一个有效方式。第二，研究生课堂应当显示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学生自由地发表不同的见解，正预示着增益知识和思想的可能。第三，研究生课堂也应是一个“民主的”场所，在人文知识领域没有绝对的权威，一个问题很难说有什么“标准答案”，也不能做简单的对错判断，因而老师并没有一锤定音的特权。
留美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通常包含严格而系统的方法训练，而相关学科的理论学习，则是方法训练的重要一环。巫鸿的文章谈到，他在张光直教授的影响下，“在哈佛学到的重要一点是对方法论的自觉，甚至认为这是现代和传统学术的基本分野”（P5）。把方法论的自觉提到区分现代与传统学术的高度，这是一种富有见地的说法。中国历史学者做研究，固然要调动和运用多种方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方法论的意识；但是普遍存在一个重大局限，就是在处理具体的研究题材时，对方法论往往缺乏系统的思考，往往把一般分析手段或常规逻辑方法当成自己的核心方法。照这种方式来做研究，结果难免是用常识性理解压倒或取代学术性阐释。
培养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也是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刘晓原的老师告诉他，在读学术论著的时候，“只要一看注释就能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成熟程度”。他自己慢慢体会到，历史著作的正文好比枝干花叶，而注释是其根茎和“立命之本”（P34-35）。这是一个别致而发人深省的比喻。翟强也提到，冷战史名家约翰·加迪斯教授在培养学生时，“强调注释的重要性”（P167）。王希则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趣事”：他在写作研究丹佛华工的论文时，借鉴了另一位学者的统计方法，但在文中未加说明；老师要求他必须就统计方法的来源做出说明，以免产生是他首次使用这种方法的误解（P67）。也就是说，在学术上受到他人的任何启发和帮助，都要在文章中反映出来。
可是，刘晓原在国内看到的现象，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国内学者在讨论“领土属性转型”时，很少提及他以及他介绍的其他美国学者的论点，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假相，似乎是这几个中国学者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P41）。近年来，国内学界屡屡曝光的“学术丑闻”，如果不是严重到了叫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也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刘晓原所提到的现象，国内学界通常说是“不够规范”或“不够严谨”，并以此来为许多的学术犯规行为辩解或开脱。对照美国学术界对学风的严格要求，我们的确还需要进一步强调学术规范，特别是要把注释提到学术著作的“立命之本”的高度来看待。
培养制度背后的伦理
我们在讨论如何改进研究生培养时，常说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从留美学者的经验来看，制度和方法的引进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如何确立制度和方法背后的伦理。就研究生的学术训练而言，牵涉到教和学两方面的伦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单纯地移植制度和引进方法，在效果上难免要大打折扣。
教师须遵从教的伦理。留美学者大多提到，他们的老师要对课程做精心准备，不仅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而且还帮助学生发现寻求新知识的可能方向。据丛小平描述，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各个教授的教学方式各不相同，但都能给学生带来收获。老师能容忍不同的说法，鼓励学生做富于个性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和协调人，并不是掌握最终话语权的裁判。教师还必须关心学生的学习，把教学和批改学生习作视为一件必须做、而且必须尽力做好的工作。王希谈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埃里克·方纳教授学术上正是如日方升，工作十分忙碌，但对于学生交来的习作，总是“很快阅读”、“仔细批改”；如有问题，则马上约学生前来谈话（P72）。徐国琦也说，入江昭教授事务繁忙，应接不暇，有时甚至是直接从机场去课堂；但无论怎样忙碌，他对学生学习方面的事情总是有求必应（P370）。以美国大学通行的课堂教学方式，教授的工作量必定极大地增加；但他们能不厌其烦，仔细认真地批改每一份作业（P437）。
学生则有一个学习伦理的问题。研究生要完成学业，就必须接受繁重的课程量，敷衍和应付是没有出路的。每一门课的分量都很重，老师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学生不仅要读书，要在课堂讨论中发言，还要经常写读书报告和小论文。在课堂上，学生必须是参与者和合作者，而不是只带耳朵的“听众”。单方面吸取知识固不算坏事，但并不合乎公平的理念，因为课堂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场所，修课的人应当贡献自己的思考和心得，教师和学生应当一道来完成教学。丛小平提到，有个美国教授把这种课堂称作“搭伙餐”（P436）。有的教授反对旁听，因为旁听者对课堂没有贡献。这样上课，学生就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对老师和其他同学就显得不够尊重。
可见，一种制度，或是一套规定，往往有自身的系统和层次，有相应的理念和伦理作为支撑，并且离不开有利的社会大环境。具体到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如果仅是借用某些做法和制度，似乎是很难指望取得理想效果的。
美国史学发展的利与弊
从书中的一些文章可知，美国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开放而便利的档案利用制度。档案的保存、保护、开放和合理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命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档案利用制度，没有歧视性的限制，这是历史学者的福音。徐国琦在文中对比了在国内和国外做档案研究的不同待遇，给人一种天上地下的感觉（P372-376）。从他的描述推知，要在国内做一个有原创性的历史学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另外，美国学术还依赖一套相对严密和合理的评价体制。多数留美学者都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和专著，不少人详尽地描述了评审过程。虽然有人感到自己也受到了误解和委屈，但都承认这种出版前的评审，对于保证出版物的学术质量和可靠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书中还有几篇文章，从跨文化的特殊视角，对当前美国史学有独到的观察，也颇值得一读。他们对于美国学术的优势，有着相当的敏感和自觉。但他们所身负的中国文化，又赋予他们一个跳出庐山的视点，看出了美国史学的缺陷和不足。余茂春对“翻案史学”的利弊有精到的评论，认为这种“改写历史”的风气走过了头，由此产生了多种弊端，如门户之见，政治正确性的限制等。王晴佳指出，美国史学中“社会史、公众史和其他‘自下而上’史学流派”的兴起，与历史学者的“草根化”和美国社会的“反智”风气有关系，未必什么都好；他认为中国史学和美国的情况本不一样，如果盲目追随美国的风气，就会“自毁长城”（P309-313）。
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巫鸿称张光直教授为“现代学者”（P5）。从他的下文可读出他对“现代学者”的界定。这里同样涉及一个角色和伦理的问题。一个“现代学者”，不仅仅是一个擅长单干独断之学的孤胆英雄，而同时也是“学科机制”的建设者，学术活动的组织者，把建立和主持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看得与个人治学同等重要，并乐于为此付出心血。另外，“现代学者”还很重视学术的传承，一心要把这种传承建立在制度和系统的基础上，培养和提携后学，积极参与学术评审和鉴定。就此而言，现代学术就是“现代学者”的事业。反观今天国内的学术状况，我们似乎还需要更多的“现代学者”。
如何看待留美学者学成未归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留美学者的作用和贡献。他们中许多人的初衷是赴美研究美国史，但最终坚持下来者却为数寥寥。初到耶鲁专攻美国史的叶维丽，后来转行做中国史，她表示“我对能够坚持‘做美国史’的中国留美学人充满钦佩”。据她的解释，那么多原本出国学习外国史的人，纷纷“‘回归’了中国史”，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特殊背景下“以求在美立足”（P18）。他们在美国一待多年，经历了艰难的身份转移，从学生变成了教师，有的还从移民变成了公民。据李洪山的说法，他们留在美国大学执教，给美国的高教和学术园地增添了多样性，特别是给中国史、中美关系史研究带来了生气。目前，他们大多正当五十岁上下的壮年，刚刚进入学者生涯的黄金期，今后自当有更大的作为。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他们当中能出现杨联陞、邹谠、何炳棣、许倬云、余英时这样的学者。
有人会问，这些留美学者大多在美国取得了永久教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国为学术和教育出力呢？李洪山在文中提到，1949年以前的百余年里，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约为两万多人；而在中美建交以来的30年里，这个数目超过了40万（P114）。但就回国的比例而言，1978年以来却大大低于1949年以前，人文学科尤其如此。新一代留美学者，有的在出国时抱着要回国、甚至回母校教书的念头，可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留美不归的原因自然是各各不同的，也都有合理的成分。但是，这种状况对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这本书的作者当年在国内时，大多上的是最好的大学，有不少人已经在高校任教，甚至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以当时国内教育和学术资源的匮乏，他们可以说是天之骄子，得天独厚。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又享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与研究条件。如果他们像出国学理工的人一样，有较多的人回国工作，对于国内学术规范的形成，学术风气的改造，以及学术水准的提高，肯定会有很大的推动。不过，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回国服务，但多数人十分关心国内社会的变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推动国内教育与学术的发展。有的在国内高校兼任教职，其中还有两位是“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笛所说的“学术二道贩子”，对国内学术也是功莫大焉的，因为他们“把西方的这些学术成果、学术规则和实践介绍到中国”，以“加强中西方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学术发展”（P426）。
书中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是我平素熟悉或景仰的人物，也曾听他们亲口讲过在美国问学和求职的故事。这次读了他们的回忆文章，仍是深受震撼。我感到，他们在美国“发现”的“历史”是多重的：有美国自身的历史，有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的历史，有美国教育和学术的历史，更有留美学者自己的“心史”。这样一部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个人史，自然能给读者一种特殊的意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