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
敷波与藤野的人生简历有很多交叉点：两人年纪相仿（敷波年长两岁），同样来自北陆，一八九七年各自辞去所在大学的助教工作来到东京帝国大学同一个解剖学部门进修，又得到同一位教授大泽岳太郎的推荐到仙台医专任教（三宝政美：《另一位解剖学教授敷波重治郎先生记事》，松田章一：《曾教过鲁迅的敷波先生》）。现在福井县文书馆仍保存着藤野先生找工作时的几封信，他先是向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求职，收到拒信，后又拜托大泽岳太郎教授给已入职仙台医专的敷波写信，要求其向校长推荐。在敷波力保之下，藤野于一九〇二年入职仙台医专，担任讲师，与敷波共同讲授解剖组织学课程。
1901年10月14日，敷波重次郎写给东京帝国大学大泽岳太郎教授的关于藤野仙台医专求职的回信
虽然同台授课，但两人的生活面貌又有着天壤之别，一九七三年，“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采访了七名周树人的同学，采访者有意地引导受访者比较两位先生的情况，有些细节颇耐人寻味。敷波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一千元，而藤野在教授里面是最下层的十二级，月薪只有六百元。其他教授每天都坐人力车到学校，只有藤野是步行上班的。
宽容的“男神”与古怪的“名捕”
在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学生的集体记忆中，藤野先生一直是“名捕”。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学年的成绩B表一共记录三十八个学生的成绩，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五个丁，两个戊。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打了九个丁，两个戊。敷波明显手比较“松”，藤野先生则是毫不留情的“紧”。
藤野先生纪念馆展出的1904-1905学年成绩B表
虽然解剖学由二人共同任教，但据班代表铃木逸太的回忆，敷波把解剖学课程的评分事务交给了藤野，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落第坑”。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都会占到三分之一，学校规定，若有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五十分以下）者就要留级。这一年有二十个同学留级，因此许多留级生都对藤野抱有怨恨情绪。
在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出现了无中生有的流言，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漏题，“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事实上，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唯一的不及格，恰恰是这门解剖学，由藤野先生给出的分数。虽然谣言很快被澄清，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使他领悟到纵然逃避至仙台仍然逃无可逃，于是产生了厌弃仙台的想法。
东北大学校方以及一九〇四级学生中还保存着周树人第一学年三个学期的成绩表，周树人的学年成绩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在六十八位，伦理学最高，83分，第二是敷波的组织学，72.7分。最低分恰恰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成绩，三个学期分别是60、60、58，平均59.3分（丁）。最后一学期即使只差两分及格，藤野先生也未能在课业成绩上给予丝毫关照，这正是藤野“古怪”“刻板”“一丝不苟”的真实写照。
周树人在伦理学上拿了最高分，授课的三好爱吉讲师十分热心弘扬儒学。第一学年，三好先生组织成立“仙台孔子会”，还号召班上同学加入。鲁迅生平最厌恶孔孟之道，第一年却在热心儒学的日本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肯定，而他最花心血的解剖学，却得了唯一的不及格。这样的结果，也加深了年轻气盛的周树人对仙台的厌弃。
鲁迅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剪掉辫子后拍摄
如果当年有“教学评估”的话，敷波先生大概常常要拿第一：讲授内容结合国际前沿，全外语授课，课堂效果好，注重与学生互动，课堂考核成绩理想。学生们给藤野先生的评价则是：“课太基础了，基础而乏味。”“太严格的老师，从来没见他有笑容。”“敬而远之的态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第三章）
敷波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公派他前往德国留学，学生们舍不得人缘这么好的老师离开，送别会早在第一学期就张罗开了。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在仙台医专的礼堂前，医科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围着敷波教授拍下了“敷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记念写真”。这是敷波和鲁迅唯一的一张合影，反而藤野先生没有与鲁迅的合影。
1905年11月6日，“敷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记念写真”，居中穿西装者为敷波先生，第四排右起第五人为周树人
一九〇六年二月，敷波先生前往德国。同年三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临走之前，鲁迅到藤野先生家辞别，藤野送给他一张写着“惜别”的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时时令他“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
弱者的共感
敷波一直跟学生们保持着每年寄贺岁卡的联系，而一九一七年之后藤野就和学生们失去联系了，直到一九三六年底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班同学小林茂雄才从敷波那里打听到藤野的住址，恢复了师生联络。
为什么藤野先生会和学生们失去联络呢？
仙台医专虽然只是专科学校，对于教师还是有学历歧视的。一九〇四年的十名教授之中，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二人有外国留学经历，藤野先生属于出身最不好（爱知医学校）的，跟他同样出身的田代讲师，在职到德国拿了个医学学位，因此每月比他多领四百元。藤野先生不是不清楚这种歧视，他也曾多方打听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后来因为口语能力的原因放弃了。相比之下，敷波要幸运得多，一九〇六年，他被学校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两年。
二人命运的分叉发生在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仙台医专原有十六名教授，只有六人得以留任，其中就包括德国留洋的敷波先生。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据说，藤野严九郎曾凄楚地告诉朋友：“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泉彪之助：《关于福井的藤野严九郎》）
藤野先生，曾经的医专教授，在四十一岁之后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直至一九四五年老去，享年七十一岁。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敷波，一九一五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二二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敷波八十九岁时自撰的《回忆录》（《解剖学杂志》一九六一年二月号）中，仙台医专的岁月里，自然也没有关于藤野或周树人的一丝记念。
失意于本国的师者，却因异国学生的千古文章而青史垂名。得意于学界的教授，虽然生前获得了学生热爱，却在异国学生的记忆中消失了。鲁迅至为感念藤野先生的一点，是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当时仙台医专没有指定教学用书，学生把老师的课堂讲义抄下来以备后用，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其学习近况。鲁迅写作《藤野先生》的时候，以为仙台时期的课堂笔记已经遗失，一九五一年，六本笔记在绍兴老家被发现，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近年来日本学者通过笔迹、绘图的分析，得出了一些细致的观察结果。笔记内容分别是敷波讲授的骨学、韧带学、内脏学和感觉器学，藤野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和神经学，佐野喜代作讲授的有机化学。敷波的骨学和藤野的肌肉学的讲授顺序，脱离了同时代医学的授课体系，而这个特殊的顺序是由两人相互配合来进行的，这证明了敷波和藤野之间具有高度的默契关系（坂井建雄：《关于鲁迅在仙台上的解剖学史课》，浦山菊花：《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初探》）。
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讲义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现在可以辨认的批改笔迹绝大部分是藤野的，正如《藤野先生》所记，藤野的批改是最多也是最仔细的。敷波讲义主要在第一、三、五册，只是草草地画了些线以示强调，偶见几个单词的更正。鲁迅在笔记扉页上标着课目名的拉丁语和讲授老师姓名的罗马字，第一册、第三册的扉页把敷波重次郎错写成 J．Hikinami（当为Shikinami），由此推测学生和任课老师都有些漫不经心。而第二册笔记，即藤野先生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笔记则大不同，从日语修辞、德语术语、图示到解剖学原理，一一加以绵密修改，甚至有十几处地方用红笔标示了“注意”，提醒鲁迅未来当临床医生之后应该注意的事情等（刈田启史郎：《关于鲁迅“解剖学笔记”中藤野严九郎批注的“注意”》）。
藤野先生批改的鲁迅医学笔记
如果换成敷波先生如此用心批改，鲁迅还会有这种“不安与感激”吗？首先这样的情形未曾出现，正如今天中国高校大部分的学术新星都在埋头搞科研，当年敷波先生正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用于辅导学生的时间自然较少。其次，藤野先生在受到日本学生孤立的时候，仍对这个异国学子抱有一腔热情，这正如一无所有的人仍对他人倾囊相授一般，是最令鲁迅感动的。鲁迅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了一个善良的失意者。当全班同学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男神敷波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弱国的失意青年，默默站在藤野先生一边。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认为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之间浮现了“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董炳月进一步解释为这是一种和国籍无关的“弱者的共感”（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只有当我们把敷波先生的强大存在也放进鲁迅求学期间的师生关系中加以考量，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异国学子与失意教授之间“惺惺相惜”的爱和敬意。
三十岁的老先生
“无数个鲁迅无数次离开仙台，无数个藤野先生都不会理解的。”竹内好认为，当时的日本人包括藤野先生其实理解不了“真正的鲁迅”。可是，鲁迅又何尝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藤野先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