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20年代，去国外旅游的美国人几乎全是有钱的和有特权的人
本顿把“当代美国艺术舞台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愚蠢的行为”，一部分归咎于不加批判地引进国外艺术观念的作法，但也归咎于“过分知识化”的现象，尤其是一个世纪以来“无视公众的个人主义”。他请求艺术家去寻求普通美国人都能懂得、都能感觉到的美国生活。
尽管这些乡土派画家个人的绘画作品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正在败下阵来。“傲慢的”祭司们和艺术趣味的主宰者们，如今能够影响越来越多的“普通的美国人”了。外行人虽然对于到底什么是艺术越来越感到迷惑不解，但对于他们所谓的新奇却能感到不再那么心中无数了。他们喜爱新奇所产生的那种习惯成自然的乐趣。美国人缺乏乡土观念；整个国家的乡土色彩变得越来越少了。乡土派画家所赞美的那种本地的特有风光，也在逐年减少。一个属于无所不在的社团的民主国家，现在正把消灭差异的能力作为衡量它的成就的标准。
伍德和柯里都在潦倒失意中死去。1946年，本顿在和柯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想使他的朋友振作起来，告诉柯里，他将会在美国艺术史上名垂不朽。“这非我所知，”柯里回答说，“也许，我最好还是待在农场上。谁都好像不再对我的画感到兴趣。谁都不再认为我还能画出些什么。我或许不无才华，但我却是生不逢辰。”一边是旧有的美国信仰——赞美乡土，一边是新起的美国信仰——赞美人对新奇事物的想象和联想能力的无法抑制的追求，这两种信仰斗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美国下一阶段的绘画艺术，则是尽可能地摆脱表现爱国精神的乡土色彩。
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人物大概要算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年）了。波洛克的经历本身，就是美国民主中艺术新困境的一种象征。他在怀俄明州出生，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长大，一生中经历过当时绘画艺术中的许多重大的运动。他是托马斯·哈特·本顿的同窗，参加过联邦艺术规划的制订工作，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见解。“抽象表现主义”是哈罗德·罗森堡取的名字，后来被称为“行动绘画”。波洛克无意之间把约翰·杜威对发展和行动的推崇变成了一种绘画艺术原理。波洛克说：
我的画不是在画架上画的。我在画画前几乎从来不把我的画布展开。我喜欢把展开的画布钉在硬墙上或地板上。我需要一种坚硬的表面所产生的抵抗。在地板上我感到更加自在。我觉得和画的关系更密切了，更加成为画的一部分了，因为那样可以使我在画的周围走动，从画的四面工作，也可以说我就在画中。这有点像西部印第安沙画画家所用的方法。我继续在进一步摆脱画家通常所使用的工具，如画架、调色板、画笔等。我喜欢用棍棒、泥刀、小刀和滴下来的液体颜料，或者涂上厚厚的一层，再加上沙子、碎玻璃和其他异物。
当我浸沉于绘画中时，我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只有在经过一种“熟悉”的阶段之后，我才明白我干了些什么。我不怕改动，不怕破坏形象等等，因为图画有它自己的生命。我竭力让它成功。只有当我与画脱离接触时，结果才会一团糟。否则就会有完全的协调一致，自然而然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画出来的画就是好画。和波洛克一起的还有一些怪人——阿道夫·戈特利布、弗朗兹·克兰、威廉·德库宁、莫里斯·格雷夫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每个人对一幅画可能是什么都有自己的见解。
正如美术史家詹姆斯·S·阿克曼所说的那样，在美术家的世界里，在美术学会、各个“流派”和美术运动的世界里，这种刻意求新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先锋派”的寿终正寝。所谓先锋派就是走在当前文化的前面，这种思想的根源是法国的浪漫主义，虽然它是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达到了全盛时代。本来，这种思想是指艺术家可以自由创作而不用去为他的观众着想。后来，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在艺术界“专门制造艺术见解”的一类人，同时，卖画的生意也日益兴旺起来（从私人美术馆到百货公司以及罗巴克、西尔斯公司，这些公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举办了巡回画展），这就使得不断变换艺术见解这种做法本身成了一种大有益处的事。
这些艺术见解制造者兴建了许多博物馆，降低了彩色复制的成本，扩大了“严肃的”文化媒介的传播，从而把艺术变成了一个万花筒。创新的画家发现他的作品被评论家、展览举办人和收藏家争购一空，这些人总是在不停地寻找下一个惊世骇俗的东西。“最简式抽象派艺术”（对对象略加处理或根本不加处理，而只是把对象看作艺术）和“大众艺术”（决心要把普通事物当作艺术来处理），使人看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拼命追求新奇的情景。创新成了生存的条件。正如阿克曼所说的那样，在把带有艺术趣味的经验民主化的最后阶段，“在艺术与非艺术的最后边界上，几乎已没有任何可以征服的领域了”。
对那些仍然认为艺术就是美的同义词的天真的外行人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面对着杰克逊·波洛克和行动派绘画，面对着只要新奇就是艺术这样的保证，本顿所说的“普通的美国人”会感到困惑、烦恼，也许甚至还感到茫然若失吧。美国近代史上绝对意想不到的事件之一就是：来自旧世界的移民的子孙，竟然有钱、有时间、有技术手段回到他们的祖先曾经遭受贫穷和压迫的地方来观光度假。美国民主的象征，或者美国人与全世界的特殊关系的象征，很少有比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旅游者的这种颠倒过来的“奥德赛”更鲜明生动了。
当初祖先身无分文，铤而走险，从西西里或爱尔兰或德国逃了出来，而现在他们的子孙则乘坐装有空调设备的交通工具，舒舒服服地回到旧世界来重温“旧梦”。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国外旅游的美国人还几乎全是有钱的和有特权的人。例如，1895年，有十万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乘船前往欧洲，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坐的是头等舱；而陪伴这些有钱游客的仆人，在乘坐其他等级舱位的游客中占有一定的数目。1818年，黑球轮船公司首次开办了横渡大西洋的定期客运业务，在纽约和利物浦之间按时往返航行。
后来又出现了红星轮船公司、燕尾轮船公司、戏剧轮船公司（该公司轮船的名字有“莎士比亚”号、“谢立丹”号、“加里克”号和“西登斯”号）以及开往法国勒阿弗尔的法国轮船公司。虽然甚至在内战前就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去欧洲旅行，但乘船往返仍然是一件大事，既费时，又花钱，也只有少数美国人才能办到。受人欢迎的作家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把“在欧洲九十天的代价”称作“令人愉快的一次小小的风头”。直到二十世纪初，轮船二等舱才变得比较舒适和比较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坐得起二等舱的美国人觉得去欧洲旅行充满了乐趣。
人们送来了祝福一路平安的一盒盒礼物、鲜花和香槟酒，庆祝从纽约出发的欢乐的航行。头等舱里备有许多放在床铺下的“浅皮箱”和可以挂衣服的“大衣箱”（这两个美国词始见于1890年），箱子里有衣服可供穿着。头等舱旅客的生活是在游泳池旁一簇簇社交集会上、女客厅里、豪华的舞场和风格别致的咖啡馆中度过的。《北德意志劳埃德船舶协会报》刊登广告说，他们的新的二等舱设备“舒服而不奢侈”。护照仍然是不需要的。
虽然去欧洲大陆旅游的美国人以为（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说），既然是旧世界，“样子大概总是旧的了”，但他们并没有失望。相反，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时竟使他们感到兴奋愉快。“我直羞得两手遮脸，”马克·吐温在报告他在巴黎第一次观看康康舞的情景时说，“不过我佯作不见。”这和在马克·吐温以前大约一个世纪艾比盖尔·亚当斯所描写的她在第一次观看芭蕾舞时的反应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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