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凤清音｜大理古城打工旅游者的个人发展研究
编者按：本期为您推送的是2018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大理古城打工旅游者的个人发展研究》,该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规划系18届毕业生庄汇汇同学，本文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梁增贤老师悉心指导。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规划系18届毕业生庄汇汇
一、研究背景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打工旅游从而获得旅游资金或者体验。他们的行为打破了职业活动与休闲消费的分离。有学者认为，这一群体在一个异环境较长时地工作与旅游，很可能发展出许多技能与能力，这对打工旅游者的旅游经历与旅游后的日常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结合现有研究来看，系统的、完整的针对打工旅游者个人发展的研究是缺乏的。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大理古城的打工旅游者为研究群体，试图探讨其打工旅游中的个人发展，完善对打工旅游者个人发展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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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了大理古城作为案例地，原因在于大理古城是国内打工旅游者的典型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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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打工旅游者的打工旅游基本信息、人口统计特征数据、打工旅游过程中的个人发展情况数据，其中个人发展这一量表借鉴了Shenghshiung（2016）等所开发的打工度假者个人发展量表，为了使量表更适合于本研究群体，调研前结合网络访谈结果与已有研究进行了题项的增加，得到了本研究最终使用的个人发展量表，共包含44个题项。
调研过程中，采用了将大理古城及外围延伸600米区域划分为九个片区，逐家店铺上门询问是否雇用了打工旅游者，并与被调研者一对一面对面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确保了回收问卷的科学性与可靠性。问卷的发放时间为2018年1月8日至1月17日，历时10天，调研者1人。期间发放问卷345份，回收313份，回收率达90.7％，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82份，有效率达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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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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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旅游者特征
数据分析发现，大理古城打工旅游者特征明显，以高学历低收入未婚青年学生群体为主，打工旅游地点与报酬方式单一，以在客栈打工换食宿为主要方式，首次打工旅游者居多，打工旅游时长约一个月，旅途中打工主要动机为获得旅游体验，半数人希望从中获得个人发展，信息获取途径以网络渠道为主，自身经历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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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旅游者个人发展
对个人发展的因子分析提取了八个维度：组织与计划能力、对当地环境的了解与空间识别能力、独立自信能力、就业能力、社交与学习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劳动权利维护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本研究量表与打工度假者个人发展量表相比区别不大，而相比其它旅游类型的个人发展量表，本研究量表内涵更为丰富，其中跨文化适应能力、就业能力、劳动权利维护能力是其它旅游类型的个人发展量表所不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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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被调查者通过打工旅游行为在各维度上都实现了个人发展。相比对当地环境的了解与空间识别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就业能力、劳动权利维护能力这些通用技能，大理古城的打工旅游者在独立自信能力、社交与学习能力、情绪管理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这几个心理维度上表现出了更好的个人发展水平。打工旅游行为缓解了大理古城打工旅游者的身心压力，他们变得更加独立、有责任心，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并从他人处学习到了许多技能与知识，适应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外，比较打工旅游者与打工度假者的个人发展水平可以发现，两者的相同点在于就业能力与劳动权利维护能力都是所有维度中均值最低的，这说明任何形式的打工旅游行为对就业能力与维权能力的发展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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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究打工旅游者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了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最高学历、月平均收入）及打工旅游基本信息（已打工旅游时长、每周工作时数、打工旅游次数、在旅途中选择打工的主要动机、是否有相同的工作经历、打工旅游行为是否包含寻求个人发展）与个人发展各维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一、已打工旅游时长显著地影响个人发展的各个维度；二、性别、年龄、最高学历、月平均收入、每周工作时数、打工旅游次数、打工旅游主要动机、是否有相似工作经历八个要素对个人发展各个维度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打工旅游要素的影响更显著。三、打工旅游这一行为是否包含寻求个人发展这一动机对个人发展各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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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大理古城的打工旅游者的个人发展水平及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其一，大理古城的打工旅游者基本为高学历低收入未婚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从获取旅游体验的动机出发，以聚集在客栈进行时长约为一月的打工换取食宿为主要打工旅游方式。年轻性与体验型这一特征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经验的不足与资金的短缺使得打工旅游对这一群体的吸引力很大，体验动机为主在某种程度上与大理环境和人文气氛相关。
其二，相比通用技能能力的提升，大理古城的打工旅游者在心理维度上表现出了更好的个人发展水平。工作内容的无技能性与重复性无法锻炼打工旅游者的通用技能，此外，过去的研究认为打工度假者在旅游中的学习行为更影响了他们未来职业的选择，但本研究发现由于工作的低技能性，任何形式的打工旅游行为对就业能力与维权能力的发展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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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高龄高学历男性群体更有可能通过打工旅游行为获得个人发展，相比多次的打工旅游，更有效率的个人发展方式是在一旅游地长时地、深入地进行打工旅游。此外旅途中是否带有个人发展的愿望并不会对未来个人发展的即得结果产生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仅以打工旅游者自我感知的方式测量个人发展水平，并没有探究这些发展出的能力是否会在旅行结束后衰退甚至消失，也没有探究其它更为长期的个人发展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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