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层出不穷的新发现 不断刷新的新认识——“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重大考
原标题:【原创】层出不穷的新发现 不断刷新的新认识——“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重大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概览
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评选出来的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以“水与古代文明”为主线,内容涉及广泛,反映出世界考古发展的新趋势。
1.东南亚岛屿雨林的狩猎采集与农业:婆罗洲岛尼亚洞穴五万年的历史
格雷姆?巴克 (英国剑桥大学)
格雷姆?巴克 (英国剑桥大学)
尼亚洞穴位于马来西亚东部砂拉越婆罗洲北部海岸200米高的石灰岩地区Gunung Subis。为进一步加强对这一洞穴遗址的研究,2000年由考古学家、地理学家、环境科学家等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对洞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重点是人类使用洞穴的历史以及它所处的气候和环境背景。2000-2003年对西口进行了新的发掘。历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包括成千上万的动物骨碎片、陶片和贝壳、数百人骨骼、石制品、骨制品、木制品,珠子和纺织品碎片。这些都成为团队的研究对象。
经初步研究,洞穴沉积物中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序列与北半球的间冰期(暖/湿)、冰期(冷/干)事件序列同步。最有意义的是,研究人员在一个大约三万七千年前、属于成年女性的“深头骨”的头骨沉积物中发现了石英晶体,这些石英晶体来自数百英里外的花岗岩,包括海拔4000米以上的京那巴鲁山山顶。它们是如何跨越数百英里的距离到达尼亚的?是贸易交换抑或是其他方式呢?出土的石器几乎完全是由当地可用的石头,主要是河卵石组成。对这些“简单”石片表面附着的微痕使用磨损和有机残留物的研究,表明它们有各种功用,包括刮削和切割坚硬的材料,加工可食用植物,屠宰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及用于手工活动。这些东南亚的第一批现代人类发展出的的石器使用技术和许多其他可用材料的技术工艺非常复杂。
他们主要捕猎野猪以及各种大型和小型猎物,同时从水域收集可食用的软体动物,采集可实用的植物坚果、果实和块茎。至“金属时代”,也就是距今2000-500年前或公元 0-1500年,通过东南亚大陆、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网络,尼亚洞穴人获得了异国特征的随葬品,如陶器、玻璃珠、贝制品和金属制品等。人们继续以森林觅食、植物培育和养猪等小规模农业为生。多学科研究成果表明,婆罗洲的热带雨林至少在5万年前已由人类塑造和管理。从西非、中美洲和亚马逊河流域等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热带雨林历史,但尼亚洞穴的“考古历史”是最长和最丰富的,这一发现对当今热带雨林保护理论和实践有重大影响。
2.匈牙利南部下涅克新石器时代遗址:公元前六到五千纪绵延1300年的聚落
爱思特?万菲(德国考古研究院)
爱思特?万菲(德国考古研究院)
Alsónyék遗址位于匈牙利西南部,遗址延续时间很长,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公元前5750年至公元前4300年)。遗址上最初的人群是来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农民,他们属于欧洲中部的线纹陶文化(LBK),之后出现索波特和伦杰尔时期的居址与墓地,这些居址与墓葬在遗址中大范围出现,但并没有形成很厚的地层。以现有的材料来看,时间持续如此之久又没有形成深厚堆积的遗址在匈牙利新石器时代是史无前例的。在伦杰尔时期,遗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整体范围约在80公顷左右,如此规模,已远超以往在匈牙利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最早阶段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很多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如Star?evo)的特征被揭露出来。最普遍的特征是大型不规则的灰坑以及灰坑的复合体。在其中发现了许多火膛的遗迹,对发现的25座Star?evo墓葬进行的研究,为我们探索这一人群的葬俗、起源及饮食等问题提供了契机,这在匈牙利尚属首次。
在Star?evo和欧洲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期(LBK)之后,该处居址出现了一小段空白期。随后来遗址定居的LBK文化人群和之后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而来的索波特文化人群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遗存丰富且意义重大的索波特文化遗迹:包括18座索波特墓葬,其中两座合葬墓,大多数死者都以蜷缩的姿态被埋葬,相比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这些骨骼所体现的人群更高大、强壮,很多墓葬中随葬有罐、海菊蛤饰品、光滑的琢石等,这组墓葬是匈牙利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伦杰尔时期,Alsónyék的居址使用达到了顶峰。近9000种遗存被发现,包括122座由木材搭建的房屋,这是前所未见的。最重要的是发现了2350座墓葬,这在欧洲早期农业时期的记录中是独一无二的。墓葬大多数以墓群为单位,在居址的不同区域形成了小型的核心墓地。在整个遗址的范围内,发现有92组墓群。最小的一处包含有25-30座墓葬,最大的一处约有100座墓葬。大量的墓葬和丰富的随葬品为体质人类学、古生物学和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3.国王之水:大希律王在马萨达的水资源管理
盖尔?斯迪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盖尔?斯迪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马萨达国家公园,是犹太人的圣地。公园内的宫殿遗址是由大希律王(公元前37-4年)在荒芜的朱迪亚沙漠中所建,靠近死海西岸。在第一次反抗罗马人和著名的围城时(公元73年),曾作为犹太反抗势力的避难所。20世纪60年代,也丁?亚丁教授领导的希伯莱大学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在1989年和1995年-2001年之间,对遗址的高原处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
在马萨达6个新的发掘区中,有4个发掘区是由彼得和娜奥米?纽斯塔特考古探险队进行发掘。他们主要研究与大希律王有关的主题,如水的收集与分配,以及园艺。大希律王很可能是伟大的东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在他的建筑中,最鲜为人知的是水利技术和对水的使用方式。建造沙漠宫殿堡垒最重要的就是收集和保存洪水的能力。丰富的水资源被用来建造矩阵和水池,维持沙漠中巨大的私人花园,并使精细农业得以存在。
2017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关注遗址周围和遗址内的水管理,以及山顶宫殿中水井的使用。先进的拍照测量技术(包括无人机的使用)提供了遗址及周边的三维模型,测算收集建筑材料的体量,提供有关水收集系统的精确记录,以及水被带入这个遗址中的轨迹记录。历年的研究成果显示,皇家公园在干燥隔绝的地方出现并繁荣发展,最主要是归功于流行于希律王时期先进且复杂的水管理系统,它可以为当地的居民提供40000立方的水量。在山顶上还建造有石坝、水渠和蓄水池。在这个世界上,全球变暖和缺水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解干旱地区水资源的管理方法与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4.印度尼西亚梁步遗址出土佛罗勒斯人属的地层学和年代学修订
托马斯?苏提那(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马修?塔休瑞(加拿大莱克黑德大学)
托马斯?苏提那(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佛罗勒斯人发现于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的山洞沉积中。2004年10月,《自然》杂志公布了这一发现:他们同样是双腿直立行走并且可以使用石质工具,成年人的直立身高只有一米,且大脑极小,仅与大猩猩的脑容量(400 CC)相同,他们还具备过去一百五十万年以来的人类所不见的其他原始特征。这一发现表明,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多样性要比今天丰富的多。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物种曾经和其他种的人类共享这个地球。佛罗勒斯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所知甚少,但是最近基于过去十年考古工作的证据表明,佛罗勒斯人应该在六万到五万年前从梁布亚地区消失的,而不是以前认为的一万八到一万二千年前。
佛罗勒斯人最初测年结果被定在九万五到一万二千年之前,这一结果意味着佛罗勒斯人在佛罗勒斯生存的时间晚于现代人离开东南亚群岛并抵达澳大利亚的时间。在佛罗勒斯地区,现代人和佛罗勒斯人有三四万年的时间重合,这一问题令人困惑,并对之前更新世晚期澳大利亚和其他东南亚岛屿的现代人证据提出了挑战。而佛罗勒斯地区最早的现代人类的证据也来自梁布亚,且年代限制在一万一千年。不过,在梁布亚地区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澄清了这一年代学的问题。
基于最新的序列和年代学证据,现在佛罗勒斯人骨骼被认为在100,000 到 60,000年之前,和他们对应的石器测年为190,000和50,000年前。地层学序列上,佛罗勒斯相关沉积层的年代为46,000年前。另外,可信的证据表明现代人出现在佛罗勒斯地区的年代在41,000 年前,甚至可能早到46,000年前。
2017年,在洞穴中部的新发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的佛罗勒斯人和大型动物骨骼发现,所有发现的遗存都是小型动物,多是老鼠和蝙蝠。这表明这里的佛罗勒斯人和其他大型动物可能在50,000年前已灭绝,但这需要对佛罗勒斯其他地区的进一步研究。目前在佛罗勒斯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佛罗勒斯人在50,000年之后是否还存在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尼格娄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
詹姆斯?查特(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毕莱?茹娜?艾丽娜(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
詹姆斯?查特(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
尼格娄岩洞发现于2007年,这是Sac Actun洞穴系统(世界上最大的水下隧道系统之一)的一处巨大的塌陷室,直径为60米,深35到55米,位于三条长隧道的交汇处,其地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0到12米。在末次冰期中,这个系统完全位于水面之上,动物可以从许多天坑进入这个系统。岩洞中人骨和动物骨骼共存。除了作为古生物宝库之外,地面上有石笋、木炭、树枝、蝙蝠粪便和方解石沉积物。这为详细记录当地的古生态和冰后期海平面上升年代序列提供了可能。
为了应对黑洞水沟的特殊环境,在2015-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中,团队将高分辨率摄影,三维电脑模型和高选择性的采集相结合起来。最大的成果是在2016年的三个潜水季节中完成复原了一具称为Naia的15-17岁女性的人体骨骼,年代定为距今13000-12000年之间,可能的时间跨度为距今12700-12900年。这使得Naia成为美洲历史上经过确切测年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样本,也是目前距今11400-10600年克洛维斯文化期内唯一一具完整的骨架。Naia提供了大量早期时代妇女和儿童生活的信息。经初步研究,可知尽管她生活在距海岸线仅7公里的地方,但她很瘦弱,且经常患蛋白质缺乏症。这给太平洋沿岸的移民理论带来了新的问题。她的左前臂遭受过螺旋形骨折,可能和身体遭受虐待有关,且她年纪轻轻就已为人母。
迄今为止,在黑洞水沟地面上已经鉴别出13种哺乳动物(蝙蝠除外),在隧道连接处鉴别出5种。包括已经灭绝的7种巨型动物物种:乳齿象,剑齿虎,短面熊,沙斯塔地懒,磨齿地懒,一种与狼相似的大型南美犬科动以及一种目前未知的磨齿地懒。美洲狮、貘、野猪、浣熊、负鼠以及一些未鉴定出的小型猫科动物构成这个动物群。还在上面隧道发现了短面熊的足迹。这些动物骨骼以前在委内瑞拉以北从未见过。而石笋和方解石样本将会为30000年前的更新世末期提供海平面和气候数据,这将会为从这个遗址已获取的全新世数据提供重要补充。
6.水资源控制、物品交换与仪式行为: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普韦布洛博尼托遗址的考古发掘
珀雀霞?库琅(美国新墨哥大学人类学系)、魏尔斯(美国新墨哥大学人类学系)
珀雀霞?库琅(美国新墨哥大学人类学系)
普韦布洛博尼托博尼托遗址(Pueblo Bonito)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部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的一个大型砖石城镇,遗址集中分布有多达400个遗址点,时间跨度从古印第安人时期到纳瓦霍历史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被称为查克现象(950AD-1140AD):以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四角地(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处)的多层次砖石建筑与比邻的道路系统为代表。
这一遗址是美国西南地区最大、也是最为完整的考古学遗址,包括大约600个砖石房址,其中包括4层楼建筑、约37个用于仪式活动的半地下砖石结构(kivas)。
为解决遗址的建造顺序、水资源供给、人群间的互动和社会领导层的性质等问题,2004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发掘。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13年重新对房址28号进行了发掘,该房址曾在1896年发现112个圆筒罐,新发掘确定了该房屋的烧毁原因和时间、圆筒罐的出土地点。从对房址28的发掘和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证实,大量圆筒罐曾储藏在该建筑中。出土背景分析显示这些圆筒罐应该是被某些团体控制。外来的可可豆的获取和饮用为查克社会的等级分化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那些在饮用饮品的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群体,在分享饮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社会义务。遗址中圆筒罐的集中发现和强化地饮用行为与建筑施工高峰期的时间相一致,暗示饮品可能可以用于交换劳动力。房址28的烧毁和房内圆筒罐的“终止”仪式发生在这段密集施工期的结束之时,也是美国西南的北部圆筒罐停止生产和使用的时间。
同时,通过对地下水利系统的揭露和相关取样分析工作,可知,公元11世纪左右,遗址居民在聚落南部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沟渠。沟渠中的沉积物分析反映出多次的洪水事件,表明该沟渠的建造主要是为了建筑和家庭用水,并将洪水从居住地分流出去。这个沟渠在公元1000年后段被侵蚀破坏。
7.澳大利亚六万五千年的人类居住历史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为确定现代人最早什么时候达到澳洲这一问题,由岩石学专家、释光测年专家、地质考古学家、使用痕和残留物专家、放射性碳测年专家、人类生态学家、生物考古学家、动物考古学家、软体动物学家、地貌学家和古气候专家组成的项目团队在2012年和2015年对Madjedbebe岩厦遗址(以前称为Malakunanja II)进行了两个季度的发掘,发掘深度达3.5米。
团队对发掘材料的研究包含了三大方面。第一,进行了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释光和放射性碳联合测年项目,由54个样品中的24800粒砂和50个AMS放射性碳样本进行年代测定。人类活动的新基准年代确定在65000 +/- 5000年,将现代人到达该地区的年代向前推进了至少15000年。第二,对遗址结构进行了综合研究,包括对石质工具进行拼合,对燃烧遗迹和相关的炉灶遗迹进行评估,对体量大的沉积物块进行薄片分析,以确定过去活动面和随后的干扰状况。多管齐下的研究显示该遗址没有受到严重的扰动,活动遗迹也没有受到后沉积过程的重大影响。第三,对遗址重大发现的研究表明,第一批进入该地区的现代人使用了当时技术相当复杂的石器,且进行了艺术活动,之前还从未有类似发现。该遗址出土了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石斧,并且在该地区首次使用磨石研磨种子。研究成果改变了我们对于最早人类到达澳洲及其广大区域的时间和性质的认识。
8.伯利兹素那多尼基遗址A9号墓和第三、四号象形文字碑的发现及其政治意义
吉米?奥(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吉米?奥(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2015年,吉米?奥教授对素那多尼基遗址重新开始了长期发掘和保护项目。该项目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以进一步发展旅游为目的继续保护遗址中心的宏伟建筑。二则是取得更多资料来进一步加深理解素那多尼基在古典期晚期(公元650-850年)在伯利兹河谷政治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2015年在遗址中心东部边缘区域发掘了一座位于主要卫城的小神殿及两座寺庙金字塔。2016年的发掘工作移至遗址的中庭西侧,并开始对建筑A9进行调查。A9的东侧包含了两个大型发掘区。第一个发掘区包括了整个土丘东部的地基。第二个发掘区则包含了由从基地延伸到建筑物顶部的轴向沟槽。调查发现了3号和4号象形文字碑版、A9-2墓葬,建筑中央楼梯的第一阶下方发现两个藏物箱或陪葬箱,以及在建筑底部下方发现了未雕刻石碑。
根据我们的翻译,4号碑上的象形文字提到这座纪念碑含有一个自18 K'ank'in这个日期开始的主要条文。有趣的是,这个日期相当于公元642年12月7日,它同时也出现在危地马拉纳兰霍(Naranjo)遗址发现的一个象形文字的阶梯上。更重要的是4号碑清晰地描述了古典时期强盛的蛇王朝从原来的权力中心(位于今日墨西哥迪齐班切Dzibanche)来到卡拉克穆尔(Calakmul)遗址的重建经过,这个过程被证明是结束在9.10.10.0.0的lahuntun时期(公元642年12月7日)完成的。
3号碑的铭文提供第一个事件是关于死于公元638年的巴茨艾克女士(Lady Batz’ Ek)的死亡事件。位于素那多尼基南边约50公里处的卡拉科尔(Caracol)遗址的铭文将巴茨艾克女士认定为君主卡恩二世(Lord Kan II)的母亲,卡恩是该地拥有皇族血统的显赫统治者。第二个事件提到Waxaklajuun Ubaah Kan死于公元640年,他是卡努尔王朝或蛇王朝的统治者。第三个陈述则提到了一场球赛。
素那多尼基遗址发现的3号和4号碑上的象形文字与素那多尼基遗址中发现的其他纪念碑不同。且碑的原料,经地质学家证实更像典型的卡拉科尔(Caracol)石灰石。卡拉科尔遗址是位于伯利兹玛雅山脉南部约50公里的大型城市中心。同时铭文学家对铭文的分析表明,这两个文字碑实际是属于纳兰霍遗址发现的象形文字阶梯的一部分,纳兰霍遗址是位于危地马拉西部14公里处另一个大型城市中心。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纳兰霍象形文字阶梯的两个碎片是如何到达素那多尼基遗址的呢?为什么它们被放置在建筑A9的侧面?位于纳兰霍遗址和素那多尼基遗址的铭文表明,这两地在7世纪和8世纪曾是盟友。因此我们假设,埋葬在A9的墓主在公元680年参加了击败卡拉科尔的战役,这些碑可能是他所分配到的战利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块碑最终竖立在他的墓葬寺庙楼梯的两侧了。
9.世界上利用最古老的深穴环境:法国布鲁尼克尔遗址和早期尼安德特人
伊科?盂拜尔(法国波尔多大学)、索菲?梵赫旦(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多米尼克?扬涕、米歇尔?苏尼等
伊科?盂拜尔(法国波尔多大学)
布鲁尼克尔遗址位于法国西南部亚奎丹盆地东南,位于阿韦龙河流域,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密集,主要集中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处洞穴遗址位于地面以下336米,最重要的发现是石笋圈,它们距离洞穴入口336米,建于全洞最大的洞穴中央。石笋圈的材料纯粹为方解石。目前已辨认出两大类结构:两个环状圈和4个略小的石笋堆积。其中最大者面积为7 x 5米,小的直径约1-2米。整个结构采用了420块石笋,约重逾2吨的石笋,因此该遗迹被命名为“洞穴制品”。
初步观察,发现“洞穴制品”基本上完全采用单体石笋而非钟乳石,偶见流石。这些石笋甚少有完整的,基本都是碎块,明显是被打碎并截断所致。半数残块都是石笋的中段,石笋碎块有长短两类,其各自长度均有统一标准。这些测量和测试结果都表明这是一处人为工程。基于大型洞穴制品的存在,石笋圈的主圈可与其它建筑部分明显区分。主圈由一到两三层,甚至四层石笋整齐垒叠而成。
洞穴中目前发现了十八处用火遗迹。六个石笋结构中都有用火痕迹和包含火烧遗存的区域。只有一处用火遗迹发现在地面上。且有烧骨、烟火痕迹和烧过的发红或发黑且有裂痕的洞穴制品,石笋圈中还发现十几枚黑色骨骼残片。对这些发红或发黑的区域进行的地磁测试确认了这些遗迹都经过加热,这些遗存显然是人类加热所导致的,与分子和原子光谱分析结果一致。
对石笋圈中的石笋再生和烧骨进行了铀系同位素断代(U-Th)测试,辅以石笋圈中石笋顶部的测年,得出可靠的、可重复的定年:距今176500 ± 2100 年,此遗址成为人类活动形成的最古老的有准确测年数据的遗址之一。其336米的深度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能控制地下环境,这是人类迈向现代性的重要一步。同时它揭示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和早期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前现代人种对喀斯特地下深处洞穴的利用情况。这是目前为止这个年代的此类深穴环境遗址首次得到确认。
10.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
孟华平(中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孟华平(中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共计勘探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我国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印信台祭祀遗址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尤其是在台基2和台基3之间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缸体上有刻划符号,这次出土套缸的数量之多,密集程度之高,与祭台关联度之强,在此前发现的史前祭祀遗址中很少见,进一步印证了印信台遗址的重要性。
三房湾遗址揭示出的陶窑、黄土堆积、洗泥池和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确认了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厂。
最令人瞩目的是新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5座瓮棺中出土的240余件异常精致的玉器,有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等,玉器表面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而玉器独特的造型风格,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楚文化瑰丽神秘的的源头。
这些重要发现为学术界深入理解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及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共10项,从地理上看,在全球分布广泛,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五大洲均有分布;从时代上看,包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时间跨度约长达数十万年;从考古团队上看,相当数量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团队是跨地区、跨国家、跨领域组成的,这充分说明了当下国际考古学界,合作已逐渐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这些项目涉及到人类起源、人群迁徙、文化交融等重大考古问题,反映了近两年世界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认识。
(遗址图片来自上海考古论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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