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秒变“恶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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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变成恶魔的性格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劳伦特·贝格召集了80名测试者重复了“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这80人事先做了“大五人格分析”，并按他们最突出的性格分为五组：
“大五人格理论”是一种性格分析方法，它将人的性格分为五类：
结果显示：在“权威者”向他们布置电击“学生”任务时，其中“有责任感的同事（尽责性或严谨性）”和“有亲和力的同事（宜人性）”这两组测试者，更容易服从命令；而“开放性、外向性、情绪性”与“服从权威”无关。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宜人性（agreeableness）”，因为它的六个子维度中，就包括了“服从（compliance）”。
但是，以“宜人性”为主性格的人，其他几个子维度（信任、坦诚、利他、谦逊、同理心）和“服从”会相互影响，比如：他们会本能地避免破坏大家默认的规则（信任、谦逊），或者避免令他人不安（利他、同理心），或者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信任、坦诚）、或者满足社会期待（谦逊、同理心），从而选择“服从”，特别是“服从权威者”。
翻看记录“文革”和 “反‘右派’”斗争的回忆资料，那些被“打倒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平时与人为善的同事，大多不会违背“上面”的意愿，什么违心的话都敢说，什么脏水都敢泼；反倒是那些平时跟谁都处不来的“刺头”，就算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至少也不愿意说谎。
以“宜人性”为主性格者，常常会以别人或社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米尔格伦实验”的受试者事后被问及为什么会同意这么做时，他们常常会“无师自通”的认为，既然这是一项科学实验，那一定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不是在做恶，我是在履行一个神圣的科学使命。
如果说“有亲和力的同事”屈从于权威，是因为他们太在乎别人的期望，那么，“认真尽责的同事”屈从于权威，刚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职责。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是指我们控制、管理和调节自身冲动的方式。以“尽责性”为主性格特征的人，往往具有相当强的成就动机，并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秩序和规范有强烈的偏好，常常显得刻板不够灵活。
这个性格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认真的日本人”和“严谨的德国人”不正是人们普遍的印象吗？
举个很“日本人”的例子，在1936年的“二二六叛乱”中，一群政变的青年军官冲进反对扩军的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将其乱刀砍死。临走前，这些凶徒竟彬彬有礼地向惊魂未定的高桥妻儿老小鞠躬道歉：“真是打扰了。”
日本人的性格中，“宜人性”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时刻注意不要影响他人，与他人保持一致，等等。看起来是美德，但与“尽责性”相结合，就变成了名著《菊与刀》对“日本耻感文化”的分析，日本人干了坏事之后的三种心理反应：
情况一：干坏事了，可大家都不知道，那就不必自寻烦恼；
情况二：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但都认为没有错，那就不需要道歉；
情况三：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而且认为是错的，可耻啊，赶紧去切腹吧。
“服从”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按规则办事”是网络舆论最“政治正确”的声音。但是，如果权威者以“服从”为由，要求大家做坏事，或者整个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要求”人们“以暴易暴”，此时，“对权威的服从”、“向大众舆论看齐”，很可能成为恶行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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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网暴成瘾”者
另一些心理学家也重新组织了类似实验，并对其中一些变量进行了分析：
当受试者只下口令，不需要自己按下按钮时，服从的比例上升到9成；相反，当“学生”与受试者在同一个房间，受试者能亲眼看到“学生”的惨状时，服从的比例立刻下降到不足四成。
这个实验部分解释了网暴行为，为什么网络暴力的占比和激烈程度，远远高于真实社会生活？
有媒体匿名采访过那些有网络暴力行为的人，发现其中有一些人属于长期“网暴成瘾”者，每天固定寻找某些类型的话题，发泄内心的阴暗，并有强烈的“反侦察”意识，有大量ID，不断更换IP。
这些人的特点：
1、与受害者无接触，没有物理性质的暴力伤害，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2、门槛低，随时随地进行
3、匿名性，易躲避惩罚
4、自诩“正义代言者”
假设网民中，有网络暴力倾向的人占比只有0.1%，但由于正常人评论互动率只有0.1~0.5%，而这一类人只要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张口喷粪的概率就是100%，而且还会持续关注讨论，最终，他们的评论占比在一些易被攻击的话题中，就会上升到一半以上。
可能有人认为网暴与“米尔格伦实验”不同，并没有权威要求你服从，实际上，那些容易被网暴的事件，往往有两个特征：
1、针对更容易被污名化的网络弱势群体
2、容易被人占据舆论高地，用正义感掩盖暴力内核
这一类长期网暴者，虽然没有权威要求他们这么做，但他们自诩“正义代言者”，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让他们相信，立场比真相更重要，自己这么做才是正义的，不会受到社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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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后来人们翻阅实验记录，发现米尔格伦的实验设计流程也影响结果，实验规定，受试者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退出，所以在“学生”的惨叫中，很多受试者很快把电压升到最高，并不是因为喜欢作恶，而是想尽快结束这个噩梦。
所以后来的很多实验改变了流程，分析“权威者”在其中的作用：
如果“权威者”中途离场，而助手又表现出不情愿的神态，服从的比例会骤降到二成；
如果受试者看不到“权威者”，只是在电话里接受实验，那服从比例同样不足二成，而且受试者试图欺骗“权威者”，只是假装按按钮；
如果测试地点变成商务楼，而不是大学或政府的研究机构，服从比例会下降到五成；
这说明，大部分人都是“假服从”，既无法反抗权威者，又无法忍受内心良知的折磨。
与这一系列米尔格伦实验相对应的，是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是她报道纳粹恶魔阿道夫·艾希曼审判后总结的一个名词。
所谓“平庸之恶”，即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
通常，我们理解的恶，都是那种处心积虑、老谋深算，或者丧心病狂、恶贯满盈的状态，但生活中大部分的“恶”，体现的是平庸性，往往源自不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反思行为的过程，不在乎行为的结果，不假思考地接受权威者、身边舆论的要求，是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所以，那些与邪恶相对应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并不难，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大部分人都是“道德之善”与“平庸之恶”的混合体。
真正的“善”，是与“平庸之恶”对立的善，往往需要有深度思考，有极大的勇气，才是最难得的。
批判网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网暴毕竟跨越了“道德之善”的边界，但真正需要反思的是造成网暴的舆论土壤，这些网暴者为什么觉得某一些话题是可尽情网暴的？为什么觉得某一些话题只需要选对立场就可以信口雌黄？
这些思考，才是真正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