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哪些差异？
一直很好奇中西方人们在思考问题方面存在着哪些差异？又是哪些历史，文化，教育以及宗教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如果希望做几期视频来探究这个问题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例如对censorship的看法）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思想都最早源于对“一”的追求。人类的哲思启蒙，都源于发现了“现象之变”而思索何谓“不变”。
在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一元论，认为所有现象变幻都归于“一”，在此之上，柏拉图提出了二元论，将世界一分为二，分为“理念界”与“现象界”，并用生动的“地穴寓言”解释了两界之间的联系。古希腊哲学继续发展，形成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即研究“一”（本质）的学问。
在中国，先秦百家思想几乎都源于《易》，“易”就是变的意思，与西哲的“现象”变化不定对等。而中国先哲对于“一”的理解，与西方不同，称之为“道”。
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先哲认为本质是实的、是唯一的、是绝对的存在。东方先哲认为“道”是虚的，是事物运行的规律、是多元的、是动态的关系。换言之，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的规律。
东西方，对“一”的不同理解犹如种子中蕴含的基因一般，孕育生长出了两套不同的文化体系。
不论说是“真理”、“本质”还是“一”的追求，在西方都需要最终落实到一个唯一的实体（主体）之上，而由于与现象之别，故西方之“实体”需要是一种能被感知但不能被观察（见、触等）之物。
在基督教主宰西方世界之前，西方的“一”是“我”。因为自我的内心是最贴近上述描述的东西，它可以被感知存在，但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每个人的“我”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对立的，而且“我”是自我膨胀的，所以在一个个对立的且自我膨胀的“我”之间，张力的扩张，最终会转移到（国家或民族的）外部，以牺牲他族之“我”来满足不断膨胀的“我族之我”，再后来会带来自我的崩溃。
人类不是这个星球上最高大、也不是最强壮、甚至期初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物种，人类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靠得是最强的社会性、协作性。破坏社会性的人类思想体系，是难以为继的，如若不走向自我崩溃，也会被社会性更强的族群所征服。
亚历山大实现了“物理”统一希腊并进行了扩张，但由于“我”与“非我”的对立，对所征服之地采取殖民或“奴役”政策，导致帝国在他死后也迅速瓦解。
罗马的共和制是一种“混合政制”，是王权制（执政官）、贵族制（元老院）与民主制（公民大会）的混合（波利比乌斯）。他们相信各方的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人认为“冲突”会必然带来“团结”。这点类似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在否定中提取肯定。对于罗马的共和制，乃至当今的共和制而言，双方或多方的目的都是获取利益且不失去利益，那末这彼此“否定”中的“肯定”就只能是扩张和掠夺。
也因此，罗马的故事与雅典的故事几近相同，都是在制衡中寻求了扩张与对外宣战的“共同肯定”，最终客观实力与“我”之膨胀不能匹配带来了自我崩溃。即使罗马在政治体制上相比于雅典有许多超越之处，但是由于“唯我主义”之本质没变，故帝国兴衰现象之“变”也不会改变。
罗马之后，欧洲来到了“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一统欧洲。在“唯我”之背景的体制失败之后，人们发现分立的“我”无法带来稳定的社会结构，便造了一个统一的“一”，那便是神。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类本质。人造了神，神身上反映的都是人的特质。神对人的主宰，是源于人们心目中“抽象我”对“现实我”的主宰。神是唯一的、实体的、共享的一个“我”。奥古斯丁说，对于神，人们不是因为看见了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了所以看见。神是对”我“的投射。
神既然也是一种“我”，那么它也一样会自我膨胀、一样会与"非我“对立。内部的异教徒清洗，多次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都是神”我“的膨胀，以至于到最后，吞噬了所有信徒的”我“，信徒在神谕下毫无自由，毫无自我。自我膨胀到极限就会自我崩溃，神主宰西方世界的故事也不外如此。新教改革是来自基督教内部自我崩溃的起点，随后有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罗马、希腊文艺，从思想上，实际是人对“神我”的扬弃，又回归到了罗马希腊时期的个体“我”。启蒙运动更是从思想层面上强化了这一点，尼采的”上帝已死“的超人哲学、康德的”我是世界的界限“等等无不透露着”唯我主义“的色彩。神被人打倒之后，人最终又把自己推上了神的位置，自此之后，人既是神。
人登上神坛之后，也必然要做点石成金之类的“神的工作”，科技与艺术大爆发，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波尔乔亚的阶级形成，人民政治的诉求崛起，反封建、反专制。雅典、罗马的故事又一次开始，寻求了掠夺扩张的“共同肯定”，随后就是全球殖民主义，欧洲自我膨胀带来内部的崩溃，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推上世界第一的宝座。物理殖民主义转为金融殖民主义，自我膨胀，自我崩溃，开启了新的轮回。
与此同时，人的个体“我”也不断膨胀，纵观当今西方政坛，各国均是类似的情况，左翼白左的极端个人主义与右翼民粹的极端排外主义造成了西方国家的内部大分裂。
“唯我”的“一”不变，历史变化的规律就不会变。
中国哲学中的“一”是“道”。
“道”乃“易”之律，是客观的存在，它不是“我”或“非我”，而“我”和“非我”都属于“道”。
道生阴阳，即指事物两面。阴阳相生相克，相互制约且互为因果。
《道德经》中云，“反者，道之动。”就是描述了阴阳互相转换，互相克制的关系。故“唯道论”不比“唯我论”，没有自我膨胀的问题，它是自我制约的，自我转换的。
阴阳（事物之两面）不但互相制约互相转化，还会最终“合”二为一，生万物。
《淮南子 天文训》中有：“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是“阴阳合和”，也是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之道”的由来。
“道”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的是状态或现象，不变的是“变”本身。新的思想、新的体制都是“变”的过程，而新的东西不断涌入又属于“不变的变”。
因此，从思想根基上来讲，“唯道论”是多元的、包容的。这点从先秦的荀子融合法家之“霸道”与儒家之“王道”，后在汉朝实现法儒合和。后有王阳明心学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都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融合能力。在我小时候看过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面有一个形容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中华文化就是一口大酱缸，什么文化什么主义到了中国都变成了“酱”。我不确定这里面是否有贬义色彩，但我认为就其本身的“物理描述”而言，是较为准确的。
这也是为什么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生根发芽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反主义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这与中国上千年的“合和”“唯道论”不谋而合（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对东方哲学不屑一顾，是为“不谋”）。
纵然，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周期律，土地兼并，诸侯割据的故事重复上演，但从更高的维度讲，这也是“道”。中国历史王朝分分合合，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未中断，中华文明的人对“道”的坚持与追求也从未中断。王可死，国可破，神可倒，道不可灭。
清末以来，中华民族承受了屈辱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多次尝试开启“西化”之路，即一轮新的“合和”之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三民主义的快速自我腐化，后我们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再融合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如今，西方之体制又现崩解溃烂之迹，中国如何从“西化”的道路中抽离避免步其后尘的同时，又如何构建起新的文化核心，是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亦是我辈应当努力之方向。
在创作本篇文章之余，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简单罗列至此以为日后思考之质料：
1.民本思想与人本思想之区别
西方“唯我”之思想演化至今，形成了“人本思想”。东方自先秦孟子即提出“民本思想”。
其区别在于，人本思想是将个体叠加至集体的一种思想架构，“我好了才能是大家好”，而民本思想是从集体到个人的一种思想架构，“大家好了，才是所有人的好”。
人本思想的弊病是极其容易把“人本的”与“人性的”混淆，现如今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的摆烂思想根基就说“这是人性”或“人性使然”，这是对人自我改进主观能动性的彻底放弃，仿佛只要是自然的、天性的，就是真理不可动摇的存在。且不论人性是本恶或本善，就这种“人性论”思想本身而言，就是消极的思想。
民本思想的弊病是，难免的由少数人为多数人定义“何谓本”，自由主义相信个体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且只有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反之，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欲望是需要一定程度上被统筹定义的，这也是它被抨击“不自由”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人无善无恶，人的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究其原因可能是自然选择进化之结果。但在自然选择进化中，并非极端利己的“恶”是常胜将军，事实上在经济学中的“重复性囚徒困境大竞赛”实验中，多种由各路经济学家设计的策略中，胜出（最终个体效用最大的）的都是一个最为简单的策略——“重复对手上一回合的选择”。这里面蕴含了一定的哲理，即类似儒家思想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它是惩恶与扬善的结合体策略，其中有残忍也有包容。对手在上回合选择“背叛”，你就这回合惩罚他，但如果他改过自新，这回合选择了“合作”那末下回合你也会原谅他。如果他一直背叛，你就一直惩罚，如果他一直合作，你就一直合作，绝不率先背叛，即使这是最后一局游戏（他没有机会惩罚你）的情况下。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即因果关系的循环演绎问题。到底是我的背叛导致了对手的“恶性”彰显，还是他的“性恶”导致了我率先背叛？
2.时间观与因果关系所带来的认识陷阱
人在时间维度单向行动，使得人对物体的认知由因果关系主导，即与时间观一致的线性逻辑。这我想可能是西方本体论源头之一，即认为万物之现象必有其因，而因即为本质。例如，在我们现代话语中，谈到某某事物之“本质”，与其“目的”或“原因”几乎可无损互换使用。
实际上，时间观也是人的主观性的一部分，而从纯粹客观角度来讲，世间万物之联系并非一定要按照人类的时间观而运行。古希腊有“俄狄浦斯”寓言，描述的是国王因被预言告知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所以把自己的儿子抛弃，不料在外长大的儿子反而在路上不识其父，将国王杀死的故事。这个寓言中包含了因果逻辑的循环演绎，使得具有常理时间观的人读起来觉得反常理，但事实上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例如，光子双缝干涉实验各种版本中的“诡异”现象。
在社会问题研究过程中，这点尤其地增加了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我们通常认为“观测”是不会影响结果的（某些前沿微观实验已证伪这一命题）。在社会问题研究过程中，这点更是难以成立。例如失败主义思想经常会导致失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本身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我们难以分析是我们的行为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还是之前的结果导致了我们的行为。
因此，社会“科学”为了控制人的行为（所有的科学都是为了控制，自然科学控制自然，社会科学控制人），把人量化成为了“效用体”，进而有了激励、惩罚等等理论和实践。人响应激励，所以人便成了激励的响应体，换言之，没有激励的事，便不可为之行动（例如生孩子，人类本能变成了索要国家补贴对价的筹码）。那末，到底是社会科学把人变成的激励的奴隶，还是人类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器，社会科学只是发现并利用了它？
3.如何重建家国情怀的新“士大夫”阶层
据我个人有限观察，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西化”的这几十年里，“唯我”思想在中国，尤其是上层和中层民众心中已根深蒂固。中国再无士大夫阶层，个体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似乎已经成为既定的共识。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讽刺当下民众政见：“当下没有真左派和真右派，真左派和真右派都被边缘化了，现在左右派是，左派图权，右派图利。”
这句话痛就痛在，如果不站在集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之上讨论问题，就是西方“唯我主义”的制衡斗争而已，左派为了权力而唱左派的调、念左派的经；右派为了个人的利益，不论是资本性的还是精英性的利益，唱自由主义的歌，抱西方体制的腿。
这背后展露出的内容是，中国不再有为国为民的士大夫阶层了。而如上文所述，“唯我主义”的发展，从逻辑上必然会再造一个帝国，再度自我崩溃。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发展路径与目标，更加不符合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唯我思想"的和平逆转我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一旦“有”了，就很难再灭。就连马克思在设想共产主义中，也从未强调过”灭我“，他认为应当是人自发地意识到了”我“与”非我“的同一，即利社会 = 利己。
从历史上看，做到逆转的多数是在某些极端的地缘冲突中形成了国内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短暂地实现了国家主义类型的”集体主义“。但在大国博弈当中，”唯我主义“的体制是几乎毫无胜算的，如上文所说，唯我主义是消灭社会性的，而人类的长处就在于社会性，所以可以说“唯我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思想体系。
若想和平地、长久地重建集体主义社会，就中国现状而言，首先要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靠吹出来的，也不是靠普及古籍经书而实现的，更不是靠单纯的贬低、否定西方文明而实现的，其必须对现有主导的西方思想体系做整体的批判（划界）与扬弃（超越）——要在认识、接受、融合“唯我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与创新力的同时，提出超越其理论根基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甚至可能需要重新定义人。
例如，人不是激励响应物，也不应是物质的奴仆，更多的物质，更发达的科技不一定能给人类带来长治久安的生活，加强社会性（Community)，改善创建和睦、合作的社会关系（包含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生产关系等）是目前来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