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设立与美国科学研究

　　文献来源：Assmus A. The creation of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and the siting of American scientific research. Minerva. 1993;31(2):151-83. doi: 10.1007/BF01125433.

　　刘璐（北京大学博士后）摘译

　　概要

　　20世纪20年代，科学研究在美国的大学中迅速发展，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则为他们最杰出的科学家提供了在独立实验室（如德国的威廉皇帝学会、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机会。为何美国选择了大学而不是独立实验室？故事还得从博士后项目的设立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商议建立一个集中研究物理和化学的实验室。实验室的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奖学金计划：允许最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大学里花几年时间做研究。博士后奖学金项目与欧洲促进科学研究的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强调年轻一代，强调个人，并将个人置于大学环境中。在20世纪20年代，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往往利用这些钱到欧洲学习理论和量子科学的知识，而美国大学在这两方面都相对薄弱[[i]]。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拉开了二十世纪美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序幕[[ii]]，获资助者不仅提高了美国在量子科学方面的研究水平，还提升了学术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博士后奖学金既不占用大学的正常预算，还能增加大学的研究产出。久而久之，它们推动学术研究成为了大学活动的常规组成部分。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对学术研究在美国大学的扎根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今，几乎没有科学家能直接从研究生身份转到教学岗位。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设立使得当前由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负责日常工作的课题组成为可能，这类课题组的存在是美国大学中的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

　　必要前提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在美国开展之前，美国各个大学需要开始培养研究生。虽然耶鲁大学在1861年颁发了美国第一个博士学位，但是直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研究生教育才开始成为大学的首要目标。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依然是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1861年到1900年，美国共颁发了75个博士学位，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美国科学家都是在美国完成他们的研究生学习。

　　19世纪后半期，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从事原创研究的学生。20世纪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科学促进会呼吁将研究作为学术职业的一部分，而不是只专注于教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埃莱里·黑尔（George Ellery Hale）号召集中力量支持科学研究，但是学术界的成员对黑尔的方案反应冷淡，他们担心这种集中化将意味着失去在研究中选择自己问题的自由。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黑尔提供了成立这种集中科学研究组织的机会，其直接理由是它将在战时为政府提供建议。该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科学研究，被称为国家研究委员会。

　　除了研究生教育和国家研究组织的发展，推动科学研究的第三个催化剂是慈善基金会的资金。一战后巨大的工业竞争，促使世界其他国家对科学研究加大投入。在大学的学术型科学研究和独立实验室的纯科研之间，大多数美国科学家选择了前者。他们认为“在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是最佳的方式”[[iii]]。

　　美国学术界有关推动科学研究的讨论确定了三个重要的主旨：第一，不应该由政府来主要支持科学研究；第二，应选择大学而非独立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第三，应该优先资助年轻的美国科学家而非年长者。

　　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承担起“促进全世界人类福祉”这一重大任务。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想要资助建立一个中心实验室，以集中研究人员、保持统一的计划和持续的合作。但基金会也认可独立的实验室可能会导致大学里的顶尖科学家数量锐减，将教学与研究分离将使科学家从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很可能会损害教学。最终，1919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决定为博士后奖学金提供资金，资助年轻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以自由的津贴，让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追求研究”。

　　美国大学里的博士后奖学金

　　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支持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给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50万美元和6年的时间用以建立该项目。奖学金最初资助物理和化学学科，后来也开始资助数学和天文学、等学科。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是奖学金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其在该职位效力至1937年[[iv]]，被称赞为促成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功臣。奖学金委员会的成员为来自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校的科学家。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选拔申请者，优先考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科学家。

　　在该项目成立的前12年里，奖学金委员会能够支持超过1/3的申请者，在物理学方面，这意味着每6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有一个获得了奖学金。1919年之前的博士后奖学金还只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但现在该项目已经能够支持相当一部分想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毕业生了。

　　无怪乎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米利坎（Millikan）会宣称“这个项目对于美国发展成为一个科学产出可以与其他主要科学国家相媲美的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v]]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重要意义有二：其一是流动的博士后人员促进了各个高校之间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其二是该项目不仅使个人、科学界和大学受益，也使得美国大学中“课题组”的形成成为可能。

　　到海外做研究的美国人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认为项目资助的博士后应该在美国大学工作。但是，也有些人认为，美国大学无法给博士后提供学习新的欧洲量子物理学的机会。委员会默许了获资助者先在欧洲进行博士后研究，再回来为美国的学术研究做贡献的方式。博士后们去往的外国大学主要是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剑桥大学、莱比锡大学等。

　　192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克利夫·罗斯（Wickliffe Rose）创立了国际教育委员会，尽管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继续选拔去往欧洲工作的博士后研究员，但此后他们的津贴和开支都由国际教育研究会负责支付。

　　国际教育委员会旨在支持最好的科学实践者，寻找最有天赋和最有生产力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有必要的话，国际教育委员会可以资助他们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中心。不过，这些中心要作为博士后人员的培养基地，让委员会选拔的博士后能够自由地在那里学习和工作。

　　国际教育委员会于1924年至1928年选出了246名博士后（不包括农业奖学金），其中有54名美国人，44名德国人，英国、法国、匈牙利和奥地利各有10到15人。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去了美国。其他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英国和丹麦。

　　美国人对欧洲科学的资助

　　在欧洲的实验室工作的年轻美国人总是被提醒他们的国籍，这种被当作二等公民的屈辱激发他们形成一种集体精神：确信自己和欧洲人一样优秀。[[vi]]不过，对于欧洲来说，美国还有博士后们从未见过的另一面：美国人是经济贫困的欧洲科学界的财政赞助人。

　　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教授们发现，在那个货币迅速贬值的时代，他们固定的工资和实验室预算什么都买不了。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依赖于美国人的慷慨资助。正因为如此，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欧洲负责人特罗布里奇（Trowbridge）能够提出要求，让教授们考虑博士后们未来的发展，而不是他们作为助手可以做的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国际教育委员会既提供资金用于建筑和设备，也为国内没有教授职位的杰出年轻欧洲科学家提供博士后奖学金。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制度化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慈善基金会支持在大学的基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政府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会以直接与大学签订合同的形式资助纯粹的学术研究。战争期间，政府建造了开发雷达和核弹的实验室。当战争结束后，纯粹的研究（也即现在的基础研究）在大学再次繁荣，这一次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

　　博士后奖学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学机构的科研难题，这些教学机构虽然对研究非常感兴趣，但不愿意任命全职的研究人员。不过，他们可以同意由外部机构支付博士后奖学金，特别是如果资金也能用于建造实验室和购买设备。博士后制度是一个折中方案，它把研究人员带进了大学，但并不影响大学的工作，因为这个职位的时间很短，大学也不必支付研究人员的薪水。

　　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慷慨资助导致基金会退出了他们曾经非常活跃的领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慈善基金会的科学政策大大推动了学术研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弥补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学中进行的研究可能导致的凝聚力丧失问题。博士后制度还使得大学中课题组的建立成为可能。由于教授忙于教学和管理以及参加学术会员，博士后承担着培养研究生的重要职责。[[vii]]

　　结语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由私人慈善基金会发起，目的是培养具有科研天资，未来成为教授的学者。人们并不期望博士后们会成为其所属大学的科研支柱，但是，随着学术研究规模的扩张，以及联邦政府资助的增加，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的设立源于人们努力找到一种提高科学研究成就的方法，该方法允许有前途的科学家放弃几年的教学。博士后经历现在被视为任命教授的前提条件。博士后制度在大学的学术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这表明教学与科研的紧张关系从未得到解决，只是被规避了。

　　摘译部分的参考文献：

　　[[i]] Coben, Stanley,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to the United States, 1919-193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1971), pp. 442--466.

　　[[ii]] Coben, Stanley, "Foundation Officials and Fellowships: Innovation in the Patronage of Science", Minerva, XIV (Spring 1978), pp. 225-240.

　　[[iii]] RAC, RF, RG 1.1, Series 200, Box 37, Folder 417.

　　[[iv]] Flexner paper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v]] Millikan, R.A., Autobiography, op. cit., p. 184.

　　[[vi]] Rigden, John, Rabi: Scientist and Citiz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pp. 63-64.

　　[[vii]] "Individual Investigators and Their Research Groups", Minerva, XXX (Spring 1992), pp. 28-50.

　　作者 |Alexi Assmus

　　来源?|?博士生培养

　　编辑 | Jess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