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私道德”在法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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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年老的奶奶，壮年的父母和正在成长的孩子，这里有姐姐、哥哥和妹妹，但是，当他们以“家族”的名义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为什么更习惯称呼彼此叫“你”和“我”？阿治和信代从来不把“奶奶”叫妈妈，祥太无法把总和自己在一起的阿治叫“爸爸”，友里只有在信代紧紧拥抱住自己的时候叫了一声“妈妈”——无论是奶奶，还是“爸爸”“妈妈”，在你我的关系代词构筑的世界里，他们不具有血缘关系，他们只是因为爱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爱，更是源于自我阴影笼罩下的缺失，所以，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提出的其实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道德该不该进入法理范围？或者说，私道德能不能变成公共道德，继而被社会成文法所接纳？

　　这个问题其实在电影的线索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以祥太偷盗便利店的水果被发现，继而从高架上掉下去为分界线，前几十分钟他们就活在这个小偷家族里，就活在以爱的名义搭建的“私道德”社会里。从一开始阿治带着祥太在商店里用遮眼法偷走了蔬菜、食品等东西，可以看成是在注解他们的“小偷”身份：阿治拿着购物篮在挑选商品，在阿治的背影里，祥太伸出手，两个手的手指交叉运转，一种仪式的展现，然后进入到实质的偷盗行为中：放进书包，然后背起书包走出去，阿治也把装满商品的篮子放在别处，于是偷盗成功。

　　而当他们收获满满回到那个偏僻的屋子时，就是进入了“家族”：奶奶、信代和亚纪都在家里，然后一家人围着吃饭，最后在各自的地方入睡：祥太睡在低处，亚纪和奶奶一床，阿治和信代则像夫妻一样。看上去这是一个和谐甚至有些幸福的家庭，除了偷窃之外，阿治在工地里有一份工作，信代则在洗衣店里干活，亚纪虽然是在色情场所提供服务，也是拥有自己的工作，而奶奶每个月也有赡养费，所以从表象上看，他们生活在这里，和日本其他家庭一样，是自足的。

　　但是，当人物关系被慢慢揭开之后，这个看上去和谐的家庭其实内部具有某种不稳定性，也正是不稳定的关系，显示了其脆弱性，被揭开他们特殊关系的是另一个家庭成员的“加入”，她就是五岁的女孩友里。阿治和祥太是在回家途中听到孩子的哭声的，独自一人的友里在家里哭泣，于是阿治和祥太把她带到了家里，并留宿了一晚。这是一个本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成员，自然在她进入之后，大家要不要收留他发生了矛盾，最后阿治和信代背着她送回去，但是在路上听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吵架，“被发现”的尴尬让他们选择带回了友里，并且一直收留他，即使他们之后看到电视新闻说她是失踪的女孩，他们也再没有主动将友里送回原生父母的家。

　　5岁女孩友里本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这里的疑问是：为什么阿治和信代没有归还这个孩子？为什么友里自己也不愿回去？其实，这两个问题就引向了两个层面，阿治和信代最终决定留下她，是将友里看成了家庭成员，也就是把她带进了更安全更和谐的“小偷家族”，而友里不愿回去，是因为不想面对在她胳膊上制造了伤痕的家，不愿去面对吵架的父母，她的瘦弱、伤痕、尿床，都体现了小女孩被排斥在正常的家庭之外，而正是这种排斥，折射出小偷家族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社会家庭——无论是那个有吵架声的家，还是电视新闻中寻找失踪孩子的新闻，都是社会性的标志，所以小偷家族和社会家庭之间，形成了两个世界：小偷家族是一种和谐的氛围，他们没有血缘却有爱；社会家庭是一种血缘之上的伦理关系，但是充满暴力，它以“失踪”来定义被排除在外的成员

　　小偷家族无疑形成了一种庇护所，奶奶给友里吃她最喜欢的面筋，为了避免尿床给她吃盐，阿治分给她吃用钱买来的可乐饼，而祥太更是带着她一起玩耍，当然也让她学会了从便利店里偷东西。直到他们在看到寻人新闻之后，将她的头发剪短，穿上偷来的连衣裙，改名叫“玲玲”，仿佛是仪式，就把友里真正变成了小偷家族的一员，这也意味着，她彻底脱离了社会家庭。但是，这只是一个仪式，问题在于，小偷家族真的能取代社会家庭，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微观社会？

　　一家五口，再加上友里，六个人似乎就是典型的三代家庭结构，他们维系关系靠的就是理解，就是爱，而这种理解和爱也揭示出他们各自属于社会家庭的身份：奶奶每个月都要去“儿子”家祭祀自己的丈夫，其实，儿子并不是亲生儿子，而是丈夫的前妻，儿子是丈夫第二个妻子生下的，所以每次奶奶去了之后，儿子总是会给她三万的赡养金，这像是对于父亲责任的一种弥补；而亚纪的命运也在这层关系中被揭示，她是奶奶的“儿子”和前妻生下的孩子，之后“儿子”又娶了妻子生下了另一个女儿，也许是家庭缺少温暖，也许是继母让她不忍，她跟着奶奶离开了家，这是一种逃避。“儿子”的第二任妻子甚至以为她在澳大利亚留学，而亚纪曾经也为这个缺少温暖的家自杀过——在色情服务的时候，她在不会说话的“4号”先生手臂上发现了伤痕，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她紧紧抱住他。

　　而祥太，也有属于自己的原生家庭，他是在那一个车里被阿治和信代带回来的，从此没有见过父母，最后在监狱中的信代说出了祥太的身世，那一个叫松户的弹珠机房，那一辆车的车牌，就是祥太寻找父母的线索。所以，祥太几乎和有力一样，是在脱离了父母之后成为家庭一员。而友里之存在，手臂上的伤疤，让信代产生了某种怜悯和同情，当她把友里的旧衣服烧掉的时候，紧紧抱着友里说：“他们打你不是因为玲玲不乖，要是他们喜欢你就会抱着你。”一种否定，是源于自我的经历：她就是这样被抛弃的，就是这样受伤的——最后在狱中面对警察的询问，她也说出了自己杀死了暴虐的前夫，而无能生育也是她无法成为母亲的原因，“孩子都需要母亲吗？生下孩子真的成了母亲？”她缺失丈夫的爱，所以在老实的阿治身上找到了感觉，他们便以“夫妻”之名住在一起；她在友里那里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所以友里之后也叫她“妈妈”。

　　奶奶和亚纪，信代和阿治，信代和友里，祥太和阿治，祥太和友里，六个人不同的关系背后都有被伤害的过去，所以他们的爱，他们的理解，更像是一种自我的投射：因为缺失，所以弥补，所以这种在私人感情意义上滋生的道德，称之为“私道德”，正是因为私道德的存在，他们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偷家族里能够变得和谐，变得温馨，变得幸福。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私道德，无法建立起更强大的公共道德：阿治很想祥太叫他一声爸爸，但是祥太总是叫不出口；阿治希望祥太认友里叫妹妹，祥太却拒绝了——虽然祥太和阿治作为小偷总是偷盗为家庭成员使用的东西：蔬菜、洗发水，包括用钱买的五个人的可乐饼，但是这只是一种共享意识，还无法成为家庭维系的公共道德。

　　没有血缘，于是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是脆弱的，这是其中一个方面，作为一种如乌托邦的存在，他们其实随时要面向社会，随时面对和社会家庭一样的问题。阿治因为扭伤了脚，当工友送他回来时，信代听说有保险，说了一句：“如果摔断了，不是更划算？”但是最后得知根本没有工伤保险；因为洗衣房裁员，必须在信代和另一个女工之间裁掉一个，另一个女工威胁说会把他们“诱拐”小女孩的事情说出去，信代为了保护友里，自己失去了工作；最后警察发现了小偷家族，亚纪听说奶奶一直放着“家里”给她的钱，很疑惑地问了一句：“难道奶奶只是要钱而不是要我？”——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归结为钱，钱是生存的基础，钱是生活的来源，当初要不要把友里送回去也是因为家庭开支的原因，所以，小偷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实验”，无法避开最本质的问题，也因此带有了更多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来说，源于爱，源于理解而组建的小偷家族，所有人几乎都生活在远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祥太不去上学，因为“在家没有书读的孩子才去学校”，奶奶为了不让人发现失踪的友里在家里，在政府工作人员到来的时候支开了祥太和友里；当奶奶逝世的时候，没有叫救护车举行葬礼似乎只是钱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偷偷在地下埋葬了奶奶，是一种脱离社会规则的写照。

　　爱和理解，以及原始的处理方式，小偷家族呈现的就是一个乌托邦，即使有所谓的规则，也是一种自然法。所以在不断被社会渗透的现实面前，小偷家族的关系被渐渐瓦解，小店老人发现他祥太带着友里偷窃，没有运用法律武器，反而送给祥太东西，却说：“以后不要让你妹妹干这事了。”对祥太来说，似乎发现了内心的另一种道德诉求，那就是基于社会的公共道德，所以在那一次阿治带他偷窃车里的物品时，祥太第一次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而当阿治一个人敲碎了玻璃拿走了里面的包，祥太问了一句：“以前你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正好在偷东西？”

　　祥太不想让友里偷东西，也质问自己的遭遇，都像是一种公共道德的唤醒，并不是说他对于偷盗行为有一种耻辱感，而是感觉到了小偷家族存在的危机，而这也正是小偷家族面临解体的一种预兆——如果说祥太那次偷窃水果被发现而将小偷家族带上另一条路，不如说是祥太在内心道德呼唤中故意为之，而这也是枝裕和在这个影像实验中试图想要提出的问题：私道德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它无法在社会层面被维持长久，那么公共道德，甚至取代自然法的成文法，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社会问题解决？

　　人从天桥上摔下，苹果摔了一地，这都是小偷家族解体的隐喻，从此这个隐匿着3的家族，这个在社会规则之外的存在进入到公共领域：奶奶的遗体被找到，警察怀疑是“他杀”，信代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失踪女孩友里被发现，她被送到了父母身边；奶奶的钱，信代的经历，亚纪的身世被揭露；而祥太也终于剪掉了长发，戴上了帽子，送进了学校，成为社会的一员。但是是枝裕和并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阐述公共道德的重要性，不是要表达法律的意义，当这一切被纳入社会公众规则之中的时候，是一种拯救，还是另一种缺失？

　　六个人成为小偷家族的一员，本身就是爱和道德在社会规则之下的缺失，所以小偷家族就是一种弥补，甚至在精神意义上是一种拯救，就像信代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是被选中的。”被动语态，说明了他们的无奈，也说明了社会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一家人用源自人性的关爱，用互助互利的契约精神，用自身相关的理解，甚至用自生自灭的处理方式，构建的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在乌托邦之外，社会规则依然没能改变它的冷漠性：友里变成了树里，回到了父母身边，却还是咒骂，还是孤独，还是隔阂，而祥太变成了社会一员，“对孩子来说，光靠我们是不行的。”当他坐上去学校的公交车，却还是摘掉了帽子，靠在车窗玻璃上，默默看着追随着车大声喊着“祥太”的阿治，第一次叫了一声：“爸爸！”

　　也许阿治再也不会听见，但是这迟来的一声叫唤，这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才是真正的法：它是私道德，也是公共道德，它是家族意义上的爱，也是社会规则之下所要寻找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