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外商战,中方打赢并兼并了美方
1872年,李鸿章决定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因为如果外国人控制了长江航运的话,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军事问题。
如果长江航运的货轮,都是外国人管理,一旦打仗了,我们要把兵力、军用物资从吴淞口运到汉口,外国人如果不给你运的话,你的仗怎么打?所以这个航道运输,跟军事有关,跟国家有关。
所以李鸿章说,航运之权,一定要争夺。
于是就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承办航运事宜。
时代背景
那么,为什么长江航运会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呢?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一口通商。把全中国东南沿海所有的港口全部封掉,只允许在广州一口通商。然后就是片木不得下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当中国开始闭关锁国时,全世界在开始搞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火车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所以说大清在乾隆时候,就已埋下灭亡的祸根。
广州一口通商以后,清政府在广州地区成立了十三家的国营贸易公司。国家把贸易全部国营化,当年叫十三行。十三行里面的“公务员”就成为了1757年以后,唯一有对外贸易经验的一批人。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闭关的国门被炮火打开,然后在各个港口,外国人就开始做生意,那需要有一批中国人,他们不会讲中文,所以大量的十三行里面的“公务员”出来,到各地去当买办。
广州是当年唯一的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批买办基本上都是广东人。
当时中国有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容闳,全部都是广东香山人。香山这个地方出人才,最出名的就是孙中山,香山后来改成中山,就是现在广东的中山市。
19世纪末,全中国有933个洋行,每个洋行如果有10个买办的话,就是将近一万人。这一万个买办,就是中国近代化史上,能够懂英语,具有契约精神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
那么买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当时洋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制度,你这个买办在我这个洋行里做,但是呢我允许你外面建企业。比如说洋行要运大米,从吴淞口运到汉口,洋行就赚这个运输的钱。洋行允许买办在汉口建一个物流公司,把洋行的米卸下来。
实际上就是说,你买办在我洋行做事的同时,还可以开设为洋行服务的机构赚自己的钱。
四大买办之一的容闳曾讲过:“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
所以这个买办群体忧国忧民,虽然他帮外国人赚钱,又开设自己的实体产业,挣双薪收入很高,但是觉得自己的操业近卑鄙。这些人思想很开化,同时对国家的落后有切肤之痛。
创办轮船招商局
1872年年底,李鸿章授命沙船业巨商朱其昂在上海组建中国第一代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
1873年1月,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其对外启事表明了招商局的追求:“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美国旗昌、英国太古和怡和等当时中国轮船业霸主的竞争和挤压下,招商局频临破产——资金断裂、生意枯竭。
李鸿章开始明白既没钱又没人的招商局,仅凭一腔热血是无法和洋行竞争的。
盛宣怀
钱的问题李鸿章的左膀右臂盛宣怀解决了。盛宣怀起草了一个轮船招商局的章程,提出了官督商办,引进民间资金。
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股份制企业的章程。
盛宣怀,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更难的问题是没有人,于是李鸿章采用拿来主义,首先想到从洋行里挖人。
四大买办之一的唐廷枢经常对朋友讲,“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李鸿章打听到这个具有爱国情怀又会办船运的人,立刻挖到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又举荐也是四大买办的徐润,李鸿章于是委任唐廷枢为总办,相当于总经理;徐润为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
唐廷枢
唐廷枢抓住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特色,借助“官督”的背景,游说政府指令性发文承接长江漕运业务,为航运业务来源打下基础。
在洋行的工作经验,使唐廷枢意识到招商局要想壮大必须有制度保证——制度是企业的生命线。唐廷枢效仿西方股份制模式,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徐润则对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入股者踊跃,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另外招徕亲友继续入股。这样,由徐润经手招集的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资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资本充实,运作自如。
东风俱 灭洋行
唐廷枢和徐润这对黄金组合,一手握着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的业务基础,一手握着充实的资本。开始在这个长江航运里面,去跟美资旗昌和太古两家洋行竞争。
靠的是到现在我们还屡试不爽的手段,叫价格战。中国的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打仗,首先一战就是价格战。
打了三年以后,把老牌英资太古打成什么样呢?老牌英资太古三年前的股票是100两一股,三年打完以后,老牌英资太古的股票变到了56两,美资旗昌从100两一股的股票打到了70两。
在价格战过程中,唐廷枢、徐润在股票方面也付出巨大的牺牲,所招新旧股票连同盛宣怀借来的北洋50万两官债,总共资产只剩73万两;也就是说,全局股票最后只剩下二十万两出头,这牺牲掉的股票里面包括唐廷枢的十多万两股票,徐润的二十四万两股票(后期达到四十八万两);盛宣怀的四万两股票。
唐廷枢、徐润在大战外企的态度是坚决的:“至生意之把握,其可敌洋商者有三:我船有漕米装运,洋商全恃揽载,一也;我局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度、驳船、扛力均较洋商撙节,二也;以本国人揽本国货,取信易,利便甚,三也;三者足敌洋商,宁虑行之窒碍乎?”
这是百年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中外商战,中国人靠两个买办打赢了。
打到后来,美资旗昌因为资本比太古要小,美资旗昌就打不下去了,美资旗昌就跟轮船招商局来谈,220万两白银把企业卖给你。当时这个轮船招商局有多少钱呢?轮船招商局有75万两白银的资本,11艘船。
用现在话讲,叫小鱼要吃大鱼。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购并案。
从改革到今天,我们并购外国企业的案例,常常从一个坑跌到另一个坑里。
但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成功地以小吃大,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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