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一起

　　这是影片中玛婷达和里昂的初次见面。

　　十二岁的玛婷达，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和年龄不符的成熟感觉。她桀骜不驯；抽烟、说脏话；第一次开枪时“嘭嘭嘭”地击碎玻璃，然后把枪拍在桌子上挑衅地看向里昂，眼睛眨都不眨。我想，这也许是她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保护机制。

　　她从小生活在缺爱的环境中，家里凌乱又嘈杂。父亲扇她巴掌，顺手得好像曾做过千万次；继母浓妆艳抹地出门，喊她“亲爱的”，眼神却并不在她身上停留；同父异母的姐姐为了抢遥控器把她逼到角落里又打又骂。除了喜欢坐在她身边抱着她的小弟弟，她从未在家里感受到任何温情和爱意。

　　当冒充妈妈接到史宾塞学园的电话时，对面不带情感的女声絮絮地说着，“在您先生把玛婷达送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她有一些问题……我们以感化无数问题少女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女性为傲……”。愤怒、恨意在她的眼中积攒，泪水慢慢在眼中积蓄，她说，“她已经死了。”挂断电话，脸上全是委屈和痛苦的神色。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爱人与被爱的能力，相反，这使她更加渴望爱，成为了一个敢爱敢恨、情感热烈而直白的人。

　　“我要爱，或是死。”

　　她从黑暗中走来，却双手捧出光明。

　　而里昂却恰恰相反，他的情感是压抑的、内敛的，他甚至不允许自己有情感。他常年独居，一个人生活。当他表现出一点和往常不一样的迹象时，老东尼就状似无意地提醒他 “心猿意马并不好”。里昂的笑尴尬地凝固在脸上。曾经痛失所爱的经历也让他封闭内心，不愿再爱。

　　作为一个职业杀手，他将踪迹藏匿于暗处，不可见，不可闻，轻易取人性命。史丹杀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性的阴暗和败坏。他歇斯底里地用暴力宣泄自己的情绪，甚至以毁灭别人生的希望为乐。但杀手对里昂来说，只是一个职业，“第一枪使他无法反抗，第二枪再杀了他。不要打在脸上，如果雇主认不出他要杀的人，他们不会付钱 ”，他像执行任务一样完成这件事，在余生都睁着一只眼睡觉。

　　他对待生死是冷酷的，但他对具体个人生命经历中的细小遭遇和情感，又藏着一份关切。他俯身查看玛婷达脸上的伤，他递给流鼻血的玛婷达一方手帕，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他一直关心、怜悯着这个不幸的小女孩。

　　不杀人的日子里，他喝牛奶，熨烫衣服，细心照顾心爱的盆栽，一个人出门去影院看《雨中曲》。生活有时候也是宁静美好的，但在轻缓的口琴协奏曲的配乐中，孤独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当他取下腰间密匝的杀人装备，冲淋身体时，他看起来压抑而隐忍，他的脆弱和疲惫终于在无人之处暴露。

　　就是这样两个人，当玛婷达强装镇定地走过惨遭灭门的家，背对凶手哭着按响了里昂家的门铃，他们的生活就此交缠在了一起。里昂打开了门，光骤然洒在玛婷达的脸上。

　　她问：“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他说：“总是如此。”

　　但是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救赎。如导演吕克·贝松所说，“这是关于两个小孩的故事，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他们心里，他们都是12岁，他们都感到失落而他们深爱彼此。”

　　面对在为弟弟的死而难过的玛婷达，里昂用粉色的小猪手套安慰她，“哼哼，嗨，玛婷达。“玛婷达的眼神很恍惚，逐渐逐渐清明起来，她笑了，”嗨，小猪。”

　　里昂的盆栽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的投射，他说，“它很像我，你看看，它没有根。”玛婷达说，“如果你真的爱它，你应该把他种在公园的中间，他就会长出根来了。”里昂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之前从未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原来盆栽也可以长出根来，原来自己也可以有归宿，也可以得到爱，也可以不再漂泊。

　　故事的最后，里昂死了，玛婷达把他的盆栽种在了大地上。

　　“我想我们在这里会过得很好的，里昂。”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即便穿越生死，他们都将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