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野性难驯的人在上学21年、上班7年后，终于成为自由职业者 ｜ 三明治
作者｜夏槿
编辑｜依蔓
“我是个自由职业者。”
如今每当被人问起职业，我都会这样自豪地回答。
自由职业，用新鲜点的词来说叫自雇，在大众的认知中叫无业游民，总之指没有固定的工作的人。现在我的经济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
1、教日语，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各种课程；
2、和日语相关的口译、笔译、修改论文等工作；
3、理财；
4、民宿房租；
5、自媒体、撰文稿费等。
我从事很多工作，但是不上班。《汉语大辞典》中对“上班”的解释是“在规定的时间到经常工作的地点去工作。”热爱自由的我讨厌被“规定的时间、地点”束缚，无论学校还是职场。
但事实是，我在上了22年学之后又上了7年班，真是荒谬极了。
我的职场初体验，是大四时去日企给来出差的职员当临时翻译。懵懂的大学生们换上清一色的灰色工服，穿上胶皮鞋，戴上安全帽，便与忙碌的生产线融为了一体。在那里日本人会称呼我们的姓，而在中国员工眼中我们没有姓名，统一被称为“翻译”。
但我们的职责可不仅限于翻译，日本人不需要翻译时，我们就成了杂役，从泡咖啡到整理文件什么都要做。有时主管觉得我们太闲，还会扔过来一本厚厚的产品说明让我们从头翻译，即使它扔在那里多年从未有人翻开，以后也不会有。
起初面对陌生的知识我还有紧张、新奇感和学习的动力，但熟悉了业务后，我马上就厌倦了。翻译这工作真是无聊得很。
那厂子在合资前是一家国有汽车制造厂，还保留着老国企的官僚主义作风。日本人表面上是大领导，但有名无实，权力被几个老国企的“地头蛇”牢牢把控。大领导尚且被架空，出差职员更是微不足道，聪明的便只是做做样子。于是便有了例会上千篇一律的整改建议和永远执行不了的方案规划。而我们的职责只是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话，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发表见解。
翻译没有名字，也不配发出自己的声音，唯一的好处就是赚钱。白班日薪100，夜班更多，努力的话能月入3000，在十几年前算相当可观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度日如年。
正在我苦寻辞职理由时，发生了一件恶心的事。
我待的部门里有个远近闻名的“色狼课长”，是老国企遗留下来的“地头蛇”之一，他以骚扰女员工为乐，但大家碍于他的势力都敢怒不敢言。办公室里有个刚毕业的小姑娘，长得清纯可爱，课长经过她身边时总是笑着拍她的屁股或碰碰的腰，她也只能笑脸相对。我很同情这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但她一转脸在我们面前又摆出了一副上级般的姿态。或许在这个职场里，我们这些临时翻译是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的吧。
那段时间来了好几个日本人，临时翻译也达到了四位。人多是非就多，有个漂亮的翻译跟日本人打得火热，经常一起吃饭逛街之类，一来二去便被色狼课长看在了眼里。某天他突然把我们叫去开会，说从第二天开始让我们汇报行踪，把每天从几点到几点做了什么填进表格里发给他。还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不要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别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出卖自己，最后让我们挨个表决心。
轮到我时，我只说了四个字，“我要辞职”，课长先是惊讶，然后淡淡说了句“哦”。
事后其他翻译劝道“何必呢，他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我早就不想干了，谁稀罕这点破钱。二十出头的我真是应了“年轻气盛”这四个字。大学四年顺风顺水，成绩稳居全系第一，奖学金拿到手软，还早早保了研，我几时受过这种窝囊气？
我二话不说辞职回了学校，返回了我熟悉的“安全区”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无所事事来形容，在其他同学都忙着打工和求职时，我却混迹于字幕组，把时间都用在了翻译动画和网络聊天上，大学的最后一年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好似什么也没留下。
论文答辩结束后，我失去了家里蹲的借口，便又找了一家日企，想着至少赚点零花钱。这回是个给汽车零部件的小厂。面试时人事问我能干多长时间，我说：“这种事谁也说不好，难免会有个什么突发事件的……”人事瞪了我一眼说：“这话要是我来说也就罢了，你自己说算什么意思？”但由于他们实在招不到人，只好录用了我。这第二次“上班”只持续了13天。
工人出身的我妈特别不理解我的做法，她认为我不用干活，只是动动嘴就有钱赚，已经是天大的美差，说我又懒又娇气，一点苦都吃不了。现在想想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即使没有讨厌的课长和日本人，职场环境和谐，工作轻松，待遇优厚，我也多坚持不了几天。
根源在于我受不了的是“上班”这件事本身，那是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来自身心两方面本能的排斥和厌恶。从走向班车点的那一刻我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踏入办公室的一瞬就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排斥着这个没有美、没有快乐、没有自由的世界……甚至“职场”这个词，一想起来就令我窒息。
那种窒息感后来又出现过几次。记忆最深刻的是我读研时有一次应正在实习的同学之邀参观她们的公司。那是个周末，公司里空无一人，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格子间——整齐划一的工位上摆满了资料盒、文件柜，到处都是“条条框框”，人就在这样的框架里生存。
我待了几分钟就感到喘不过气，飞也似地逃了出来。
笼子，那分明是一个个笼子啊！他们看不到吗？他们怎么待得下去？
那时我想，要是让我上班，我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既然不想上班，那就只好继续读书了。对于当时已经保研的我来说，这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且读书比上班要容易得多，毕竟我从小到大都是周围人口中的“好学生”，尽管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称呼。
所谓的“好学生”无非是指考试能得到高分的人，听起来像是没有灵魂的应考机器，而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不是一串数字或一个头衔。可惜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没人关注这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喜欢上学。
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这对一个大城市的孩子来说多少有些另类。事实上在我两三岁时的确曾被我妈送到了厂里的幼儿园，但据说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只待了三天就被我奶奶接回了家。我妈说这是因为我从小由奶奶看大，被老人惯得太任性了，但我想也是天性使然，我本就是个不服管束的人。
从小学到大学，我由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变为“有些聪明但偏科的学生”再到“专业成绩很厉害的学生”，成绩算是稳定在中上游，却始终只把上学当作例行公事。即使顶着好学生的头衔，我也谈不上有多喜欢学习。
但读研之后我就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每天上自习，去图书馆借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情。或许是因为大四打工的惨痛经历，或许是因为看到已毕业的同学们在企业里挣扎的样子，又或许是厌倦了沉迷于二次元的虚幻生活，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自己的将来，最后发现如果我不想进企业，就只能当老师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
而很快我就有了当老师的机会。研一刚开学，我看到学校门口的小培训班在招日语老师，就去应聘了。其实本科时我已经去过一次，因为试讲时太过紧张而被刷了下去。负责人似乎不记得我了，我试讲时他只是低头翻阅着我的资料，没几分钟就点头说可以了，我被录取了。或许是因为来面试的人里只有我一个研究生吧。
那之后，我每周都要顶着日头骑一个小时车到一个偏僻的学校去讲课，三小时100块，上了一个学期，我干得特别带劲。因为这次我终于不再是没有姓名的翻译，每个人见到我都得恭敬地喊一声“老师”，这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小语种的研究生本就稀缺，我们又是市里唯一一所985大学，要找兼职易如反掌。读研的两年时间里，所有同学都靠兼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什么培训学校，家教，口译，笔译……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跟导师搞好关系，还有机会参与翻译书籍、校对论文，甚至做同传。
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本科时我拿着一级证书去翻译公司应聘，人家连正眼都不瞧我，现在接了老师推荐的翻译活儿，连试稿都不用。我把培训学校挑了个遍，最后在同学的引荐下去了某东方。培训界的天花板在我眼中也不过如此，不如师姐们介绍的家教，又省心又赚钱，是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的专业水平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学历不同了，圈子和层次自然也不同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人生。
让我下定决心在读书这条路上走到底的，是发生在研二时的一件事。时隔两年，我又一次去了大四时打工的厂子，这次的身份由翻译变为了考官。
这家公司为了鼓励员工学日语，每年会举办一次日语水平考试，出题人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带着我们几个研究生帮他一起面试。
当我念出问题时，前来面试的员工们眼神里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恐惧的神情。我想起以前被他们呼来喝去的日子，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我见到了那个当初常被课长骚扰的女职员，她的外表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神情麻木，好似疲惫不堪。她才20多岁，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与这个死气沉沉的车间融为了一体。
面试过几个人后，我又在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还没来得及细想，她已经推门而入，一见我就跑过来说：“哎呀，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是我呀，你还记得吗？”就像在大街上遇到熟人一样。
一旁的老师问道：“你认识她？”
我尴尬地回答：“以前一起打过工。”
我怎么会忘了呢？她就是那个当初因为跟日本人走得近被“色狼课长”警告的漂亮翻译。我离职后她还给我发过邮件，讲述她跟男友、日本人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三角恋情。如今她也成了丰田的正式员工，但面对她的热情，我只想装作不认识。
面试后她主动找我攀谈起来。原来她当年因为跟日本人搞暧昧与男朋友分手，日本人回国后也断了联系，色狼课长便趁机找到她，说很喜欢她，能想办法让她留在厂里。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总之她顺利入职，而且住进了课长家。（虽然她说课长只是照顾她没钱租房，而且课长的太太也一起住，但我不怎么信。）
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久久不能从震惊中平复过来。
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变成和她们一样的人！那时我发现，学习是为了给自己更多，更好的选择，不至于为了一份口粮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快乐的时光转瞬即逝。研二开学不久，有个外系同学过来串门说起了面试的事，我才猛然惊觉：啊，又要找工作了！而我连一份像样的简历都没有。
我依然气定神闲，因为从往年的经验来看，我想去一所普通大学当老师不成问题。我胡乱做了份简历，心想凭着我这么“好看”的成绩和实习业绩，根本不需要在做简历上花心思。我开始盘算起未来的去向。“A大学和B大学还不错，就是离我家远了点。C大学牌差些但听说待遇可以。实在不行还有D大学兜底，不过我也不至于去那里吧。”
然而等到快年底，也没见我锁定目标的那几所高校发出的招聘启事中有“日语教师”一项。
天真的我忽略了一点：大学老师的岗位是有限的，日语又是个小语种，前几年我的师兄师姐们已经把为数不多的坑占得差不多了，于是那年就没有了名额。
开始慌张的我只得把目光投向了外地的大学，向几个“不知名”的大学投了简历，心想这次总该没问题了。然后又纠结起来：万一我面试中了去不去呢？不去吧，好歹也是份工作；去吧，我堂堂一个直辖市的人为什么要去二三线城市生活呢？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人家根本没理我。
唯一回信通知我去面试的是秦皇岛的一所高校，我别别扭扭地想：“面上了我还不一定去呢，就当去旅游吧。”我爸便开车送我去面试，带上我妈一块在海边玩了几天。
学校位于新建的开发区，四下里荒无人烟，到处是砖头瓦砾，垃圾成堆，我好不容易摸索到那个破败的校区，与我爸找的熟人（那个学校的老师）碰了面，他介绍道：“我们这里条件不太好，工资也不高，不过工作还算轻松。”说着他掀开教学楼门口的帘子，我震惊了，就是八九十年代冬天商场门口挂的那种棉布帘，我好多年没见过了。那教学楼也像是我小学的校舍一样，脱落了墙皮的墙上挂着名人照片，仿佛时空穿越了一般。
系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说他们这里只有英语和日语两个语种，日语系刚建立，甚至没有专业老师来面试我，而参加面试的也只有三个人，我也就走了个过场。面试结束后我爸问那个熟人薪资待遇的问题，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反正还没我打工赚得多。我更震惊了，开始思考用什么理由拒绝这个offer。
我又想多了，人家根本没给我offer。
我嘴上说着“正好我不想去呢”，脆弱的自尊心却开始崩溃了。不谙世事的我又一次接受了社会的毒打，这次打得有点狠。
那年冬天我以“去南方找工作”为借口停掉了所有打工，一个人去江浙沪转了一大圈，在玄武湖，西湖，黄浦江边挨个静坐，思考人生。
我本来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进高校当老师，过几年评个职称，结婚生子，一辈子过安稳的日子。可现在找不到工作，后续的蓝图都成了空想。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能做的工作我都看不上。我可以进三本院校或大专当老师，但那样就进入了学术圈鄙视链的最底层。一想到我的师兄师姐们成绩平平，只是比我早几年毕业就能进一二本的大学当老师，我就一万个不甘心。培训学校我就更看不上了，它们甚至连学术圈的鄙视链都挤不进去，都是不入流的存在。我讨厌培训班那种利益至上的商业氛围，油嘴滑舌的话术以及对老师的压榨，也不觉得那是个“正经工作”。
事到如今再进日企吗？我的本科同学已经有了两年的工作经验，有的都当了小领导，我进去给他们当后辈，还是继续做被人呼来喝去的翻译？而且形势也变了，日企的门槛越来越高，人家也并不愿意招研究生：本科生年轻有干劲，肯吃苦，工资还低，研究生在学校里待久了大多呆板自负，眼高手低，还有跳槽之忧，企业可不想自找麻烦。曾经带给我骄傲和荣誉的研究生头衔，一下子就成了让我处境尴尬的鸡肋。
这时我又想到了那个困扰已久的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要工作呢？
心里有个声音答道：因为每个人都要工作啊，就像每个人都要上学一样。年纪到了就被安排好了，没有为什么。从踏入校门起大家就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上好大学，考研，最后找到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在毕业前我们所做的一切：读书、考试、打工、实习、考证、经营人脉关系，似乎都是在为找工作服务的。
那么如果最后找不到工作，之前的做的那些事又算什么呢？兴趣爱好吗？人生体验吗？我考的那些高分，得的那些奖励，受到的那些表扬，连同我这个人，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像进入了死胡同，怎么也绕不出来。那时的境遇跟在日企打工又不同，打工是自愿的行为，不高兴了随时可以辞职回来读书，我有后路可退。但现在呢？如果我不想去做那些讨厌的工作，还能往哪儿退呢？
啊，这样说来……倒是还有一条路，考博。
“我决定要考博了！”
我说出这个新计划时，周围人并没有觉得出奇，这也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唯一提出质疑的是我的导师，他问我考博的原因。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说了“镀金”两个字。充满功利色彩，却又虚张声势毫无内涵。他问我要考哪所学校，我脱口而出“东京大学，要上就上最好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别的学校。
导师一脸无奈：“你想得太天真了，你以为东大是想进就进的？你知道外面有多少比你优秀的人吗？”
“但是人不是都要往高处走吗？那么多比我成绩差的人都出国读博了，就我不行？难道我就应该找个差学校一待，一辈子就这么堕落下去吗？”
导师也没法反驳，只好说留学是个大事，让我先写完论文再好好研究。
其实，我也知道进东大很困难，也知道自己懒散娇气，不是脚踏实地努力的类型。但就算是喊口号也要喊得响亮些，才能给自己壮胆吧。
因为我骨子里是个自卑的人，需要一个漂亮的外壳来掩饰脆弱的内心，需要不断靠着别人的赞扬、夸奖、认可维持自信，不然就会怀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从而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而我为了得到这些“养分”，只有不断地往上爬，去更好的学校，拿更高的学位，才能维持自己的价值。
就这样，我一方面对教育体制深恶痛绝，一方面又享受着它带来的红利，不知不觉成为了它的奴隶。
若干年后我当了老师，又从那些好学生们口中听到了无数次同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先去日本读个研吧。倒也谈不上喜欢，但现在谁不读研啊，本科学历找不到工作啊。”
“我的目标就是东大，一年考不上就再考一年。为什么？如果不去最好的学校就没意义了呀。”
我应该为他们的雄心壮志感到欣慰的，但我却觉得很悲哀。如果有一天他们也走到了“半山腰”，发现书读不下去，工作也干不下去，但除此之外又不知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也会怀疑生存的价值吗？
我没有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学生们聊过这件事，因为觉得我没有资格，而且说了也没用。即使我能穿越回过去，去劝当年的自己“世界很大，生活很多彩，你不需要靠学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她也肯定听不进去，而且也不懂吧。
如果一个人常年生活在一口深井中，目之所及的只有头顶上那一片天，她肯定觉得那就是世界的全部了。
在我不知所措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某个周五下午，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让研究生过去开会。早春的阳光还带着寒意，我骑车时瞥见路旁一树早开的桃花开得格外妖艳，像在预示着什么。
老师拿出一张纸，面无表情地念着通知：“现在系里有个交流项目，你们可以申请去日本的某所大学读博，学费全免，可申报的专业有……”会议很快结束了，老师也不知道详情，只让有意向的人周日前报名。
这是个新项目，我们都没听过那所大学的名字，网上的信息也不多。我问了其他几个同学，她们要么在准备考博，要么在实习，都有各种顾虑。只有我一个闲人，报个名又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便拿了张纸写上“本人志愿报名参加此项目”，周日晚上放到了老师的信箱里。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导师。“留学的事定下来了。你赶紧准备好研究计划、论文概要、导师推荐信……今天之内给对方发过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好几分钟都没有记忆。那天下午，我时而在电脑前敲字，时而校园里狂奔，打印、签字、盖章、打电话……好歹凑齐了材料按时上交，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
周二上午，我在学院门口碰到了一位平素无交集的领导，她主动笑着对我说：“我听说你的事了，祝贺啊！去人事处签协议了吗？”人事处？协议？见我一脸疑惑，她又说：“你不是入选了学校的师资培养计划，回国后要留校任教吗？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就在不久前她调查我们的毕业去向，听说我是三无状态脸还拉得老长，怎么现在突然以同事相称了？
我去了人事处，那老师听我报了名字，赶忙说：“正要找你呢，抓紧填表交材料，留学基金委的申报通道马上要关闭了。”那时我又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我走的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项目，不仅免学费，每个月还有数量可观的奖学金。还来不及多想，我又开始疯狂地准备材料。有个在线的申请表里要填留学期限，导师，专业，研究课题之类，我都是瞎写的，边填边想这也能通过就见鬼了。
结果还真就见鬼了。周三中午，那边大学发来了入学许可书的传真，也就是说我拿到了offer。两天半，一切尘埃落定，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整件事就是新上任的领导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新政策与各种巧合、阴差阳错碰撞的结果，一个普通学生的命运就此改变，大家都说我是中了百年一遇的大奖，我也信以为真，还去买了张彩票，当然也没中。
就职的烦恼就这样迎刃而解，我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这让我兴奋了一阵，敲锣打鼓显摆了一番。但当所有的手续都办妥后，我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迷茫和焦虑中。说不清是在担心国外的生活，还是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学业，还是觉得公派留学的头衔和回校任教的计划压力太大？
我无法跟人倾诉，因为别人理解不了捡了这么大的便宜还有什么可烦恼的。
去日本前的那个暑假我画了好多画，写了很多无病呻吟的小散文。然后把画笔收了起来，字幕组退掉，减少了跟网友们的联系，我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再浪费时间做那些“没用”的事了，三年之内拿下博士学位是我唯一的目标。
这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路，也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然而到了日本后我才发现，老天爷给我安排的是一所“野鸡大学”。
当然，人家是正规院校，但除了国际交流和硬件设施外，声誉、口碑、学术水平都很一般，整体氛围也透着一股“野鸡”味儿。我的导师是个年近七十的老大爷，硕士文凭，在学界寂寂无名。选择他是因为古典文学方向的导师只有他一人。整个文学部净是老弱病残，一股日薄西山的凄凉感。
我拿到也不是正经的博士入学通知书，而是“研究生”的。所谓“研究生”就是在硕士、博士正式入学前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学生可以旁听课程，以便更好地为考试做准备。来之前我也知道这点，但听说博士入学考试就是走个过场。来了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如果我通不过考试，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博士生。
早知如此，我为什么不考东大，而要来做这个“野鸡博士”呢？可事到如今再去考东大还来得及吗？我跟两边的学校该怎么说？留学基金委那边会同意吗？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还是先好好上课吧，然而大爷的水平又令我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第一堂课上他问我：“你知道有一本叫做《源氏物语》的书吗？”语速缓慢生怕我听不懂似的。我心想我一个文学硕士还能连《源氏物语》都不知道，这也太小看人了吧，便答道我读过中文版的。大爷惊讶地说：“你竟然读过小说！日本人一般都是看漫画的。”我开始意识到他可能不是小看我，而是自己就这水平。
后来有一次他看我的小论文时，指着文中的“卷一二”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卷十二，第十二卷的意思”（古籍中的写法）。他严肃地说：“那你就应该写十二，因为我们的论文是竖排版的，如果你写一二，会让人看成三的！”
天知道那几秒钟我为了管理表情憋出了怎样的内伤。
我做梦也没想到心心念念的留学生活是这样的。我幻想着进入名校，结识学界大佬，进入高层次的人脉圈，如果能拿到一块含金量十足的文凭，哪怕延期毕业我也心甘情愿。但现在看这导师的水平我确实很难如期毕业了。万一延毕，回校任教的协议是否还作数？即使如期毕业，但跟我一起应聘的人学校牌子更硬，我还有希望吗？如果我无法回校任教，一把年纪没有工作经验，还能找到工作吗？与其这样，是不是还不如不读博？
刚到日本，我便陷入了这种纠结和恐慌之中，看不到未来，我就更踏不下心来读书了。
学校和导师的奇葩之处还有很多，刚去日本时我逢人便吐槽，简直成了祥林嫂：“我真傻，真的，怎么会受骗上当去了那种地方……”听到别人同情地说：“怎么会这样啊，你太可惜了。”我才有一丝安慰，俨然一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受害者。
但我从没反思过自己的问题。我的心态其实很矛盾：一边说着热爱学术，想进名校提升自己，一边又为将来找不到工作而寝食难安。如果真担心找不到工作，就更应该赶紧把学位拿下来。如果真的热爱学术，那就咬咬牙换个好学校，了却执念呗，可我也没有任何行动。说到底，我究竟想要什么呢？
可能只是想继续当我的好学生吧。如同从小到大那样，不用费太多力气就能沉浸在周围人羡慕的眼神和夸赞中——“你可真聪明！”“你怎么这么厉害！”不用找工作，不用思考未来，只需要这样一直读书，一直做好学生，一直享受被人认可的快感。
曾经牢笼般的学校，变成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温室，即使我在里面被吸去了灵魂，抽干了力量，也不愿走出来……
去日本的第一年，我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学业、生活、人际关系、个人状态全都一团糟，加上家里又出了事，给我本就脆弱的心理状态雪上加霜，于是我病了。
某个酷热的夏日午后，我突感心脏不适，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攫住，脸色苍白，瘫倒在地，直接被抬上了救护车。一番检查之后并无大碍，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静养。然而几天后我在吃饭时那种感觉再度袭来，我跑到房东家求助，结果又一次上了救护车。
大夫拿着我的检查报告跟护士说：“你看，都没问题，挺正常的。”我看了房东太太一眼，竟有些心虚。大夫又询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最后说了一句：“考虑一下精神方面的因素。”
我懵了，他的意思是说我有病都是装的，其实是精神有问题吗？
几天后房东太太在我的门上挂了一个小袋子，里面放了几块亲手做的饼干，还有一张祝我早日康复的卡片以及一本讲人生哲理的鸡汤书。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中国同学听说了也来探望我，说让我学习不要那么拼，该放松就放松一下。
可事实上我并没有很拼命学习，也没有想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谓的心理问题不就是心烦，生气，焦躁等情绪问题吗，怎么会让人的身体不受控制，心慌心悸，手脚麻木，头晕耳鸣，感觉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呢？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查找，看到了“植物神经紊乱”、“神经官能症”一系列不明就里的词，把我的症状对号入座，越看越像。只要一回忆起当时难受的情景，我的身体又不自觉地陷入同样的状态，这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得了某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可能是精神病。
这个论断让我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以为自己中了大奖，欢欢喜喜地来读博士，结果书没读好，生活一团糟，还把自己弄成了个精神病。这样的我，还有未来吗？
那个闷热的七月像一道分水岭，把我的生活割裂成了两半，将我从现实世界粗暴地拖入深不见底的内心世界。那里漆黑一片，杳无人烟，我被厚重的迷雾笼罩，战战兢兢地前行，每走一步眼前的光亮就多一点，同时身后的路又暗了下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山洞还是隧道，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出口。我的脑子仿佛被恶魔支配，他变幻出地狱般的场景，每天恐吓我说：你看，你马上就要死了。说着说着，我也开始相信了。
如果我死了，我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什么呢？我回顾这20多年，竟然想不出几个鲜活的片段：没有特别快乐的时刻，没有非常有成就感的事，也没有刻骨铭心的友情或爱情。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苍白的人，自诩特立独行却从未跳出框架，不过是随波逐流的一滴水，被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大海中。
一个活了25年，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的废物，因为读书失败，精神失常客死异乡。这样的新闻大家都司空见惯了，连点都不愿意点开吧。
如果我早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好了，如果我有勇气改变就好了……但一切都晚了，我已经是个病入膏肓的人了，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吗？把我失败的一生写下来警示后人？又有什么好写的呢。或者把我的遗体捐献，让科学家们解剖一下我的大脑，看看是什么疑难杂症，也算为医学做贡献了吧？
过了许多年后，我才听说“焦虑症”这个词。它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每个现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的影子。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想过焦虑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遇到的“病魔”是何方神圣，一天发作好几次的惊恐障碍彻底摧毁了我的信心。我再也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唯一的愿望就是快点变回正常人。
为了恢复“正常”，我想尽一切办法。减少了去学校的频率，努力充实自己的生活，逛街，唱歌，旅行，但都不能真正的快乐起来。我总是担心不知何时会发作的恐慌障碍会让自己在众人面前丢脸，渐渐地外出也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买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书籍刻苦钻研，反思自己，什么性格缺陷啦，原生家庭啦，分析了一大堆都是无解的死结，又进入了死胡同。
我求助于所有认识的人。有人说我就是太闲，出去干活就好了，我便给中文培训学校投了几份简历，但没人理睬。有人劝我应该多出去运动，我便在门口的河堤上慢跑，还办过瑜伽卡，因为高温封闭的空间太容易导致惊恐发作而放弃了。有人建议我培养爱好，我就买了个摄像机，想记录下生活里的小美好。还有人劝说我要多跟人接触，我就每天去留学生论坛发帖闲聊，参加陌生人的聚餐。还有人说我应该找个对象，我就去注册了相亲网站，跟亲友介绍的男人约会过几次。
所有这些都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效果，又好像都有些作用。
到了那一年的年底，我已经不再惊恐发作了，其他躯体反应也减轻了很多。只是在涉及到与学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又会变得不舒服起来。如果一整天不用去学校，我便趴在电脑前从早到晚刷剧。完全沉浸在剧情中，我便会忘记自己的困境，忘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存在着。
我是恢复正常了？还是变得更不正常了呢？有一次我连续刷剧好几天，头晕脑胀地起身去厕所，被镜子里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的脸吓了一跳，我绝望地想：我究竟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
“退学吧！回家吧！”但当我把这样的想法说出口时，迎来的是亲友们的质疑声。
“你就是太娇气了，遇到一点挫折就承受不了。”
“你太天真了，不知道社会有多残酷，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以后有你后悔的。”
我刚鼓起的勇气又被浇灭了，对，我就是这么一个怂到无可救药的人。我改变不了自己，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最擅长的就是逃避现实，离开这里，把一切都忘掉。
于是我搬去了东京。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住在东京西郊的山里，但我从不觉得那片距市中心要坐一个多小时电车的穷乡僻壤是东京，东京指23区内的花花世界。
我在焦虑症的折磨下渐渐荒废了学业，常去东京的几处闹市区跟网友们吃喝玩乐。街头巷尾的人潮，流光溢彩的霓虹，大城市的声浪，让我敏感的神经变得麻木起来，似乎一切很美好，我很快乐。既然不能离开，为什么不去让自己快乐的地方呢。于是我扔掉了无用的家当，只身提着两个箱子搬到了东京去。
在东京的两年时间里我换过三个居所。住过外国游客混居的宿舍，与奇葩的日本单身女人合租过公寓，还跟外国帅哥们同处一个屋檐下。我报名了心心念念的漫画学校，参加了法语班和蒙语班，去漫展摆摊，听讲座，参观博物馆，去拉面店打短工，看话剧和演唱会，去跳蚤市场扫货，见识了天南地北形形色色的人，体验了之前从没想象过的生活。
我像是一只终于爬到井口的青蛙，看着广袤无垠的天空和大地，不断发出赞叹，哪还有空去自伤自怜。那时我终于明白之前的那些尝试为什么都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只要有份工作，找个对象，吃吃喝喝买买逛逛就能有满足感的人。我想找到活着的意义。
我不能说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生活给了我答案，但它给我了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转眼博士进入第三年，我面临一个抉择：如果不打算回去任教就没必要写论文，也不需要拿博士号。如果我选择了写论文毕业，就要再走回原来的道路，跳回到井里去。
我又开始纠结了：我能跳得出去吗？不拿学位我能干点啥呢？我学的那些技能，体验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啊。靠日语吃饭，不是又要回到当老师或进企业的幸福二选一了么？
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好像什么用都没有，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正在我犹豫不决时，一场九级大地震来袭，给了我长达四个月的假期。在那段缓冲期内家人、老师、朋友都在劝：日本那么乱，快回来吧。这让我心中的天秤又向回国倾斜，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新道路”，这是最有把握，最稳定的未来啊。
学校重新开学已是5月初，离提交论文的期限只有三个多月了。而我手头只有3万字草稿和一些资料，距离16万字的论文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想着如果我能在这么紧张的时间里交上论文，还能通过的话，那就是天意让我回国了吧。
在我决定奋笔疾书时，身体又出了状况。起初是眩晕，走路像脚踩棉花，随时要摔倒似的。去检查后没发现任何问题，大夫随口说了一句：“你是不是地震后遗症啊，好多人地震后就成天说头晕，都是心理作用。”
这话……好耳熟，我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很快，除了头晕之外，我又出现了心悸，胳膊麻，耳鸣，腹泻等症状。我停掉了手边的所有事，整日趴在电脑前查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每天早上醒来盯着天花板，第一个念头就是“啊，我竟然还活着”，第二个念头就是“可能今天就要死了。”
是的，亲爱的焦虑君又来找我玩耍了！这一次它温柔了些，没有惊恐发作，只是躯体反应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我也不像之前那样恐惧和不知所措，被它折磨了这么久，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些症状的产生是有深层原因的。或许可以说，它是源自内心的一种逃避。
我不想回国，不想回到既定的轨道里，继续当一个听话好学生，过别人眼中踏实稳定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我早已厌烦透顶。我的整个神经系统，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它们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它们在大喊“停手！别写什么鬼论文！去找寻你想要的生活！”
我能清晰地听到那些声音，但只能装作充耳不闻。当了二十多年循规蹈矩的好孩子，中断学业这么离经叛道的事，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也不敢想象自己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我只好继续通过大脑强制发布指令，一遍遍给自己洗脑“必须要写完，必须要毕业！”可是身体的反抗更强烈了，我陷入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中。
对不喜欢的东西充满抵触却狠不下心放弃，对喜欢的东西又拿不出勇气来面对，一边痛恨自己的软弱，一边纵容自己继续逃避下去，把责任推给家人、学校，甚至天意。我被这复杂的情绪撕扯着，像被人活生生地剥皮一样，钻心地疼。
最终我在煎熬中编造出了一份厚厚的学术垃圾，凭着它从野鸡大学毕业，拿到了“博士”这个令人心虚的头衔。但我知道我的学术生涯彻底结束了。
我顺利地回到原来的学校当了老师，跟当初的预想一样，这让我的留学生涯看起来很“成功”。周围人都羡慕地说我走上了一条不用担心后半辈子的坦途，我却再也没了当初的那股兴奋劲儿。
年轻的同事们个个充满干劲，参加会议，发论文，申项目，想在学界大施拳脚。今后他们的业绩表上必将出现骄人的分数，就像从小到大那样。
以前我觉得好学生的结局就是成为好老师，但后来我懂了，他们只是继续做好学生而已，一辈子做下去。
而我早已厌倦了。
我在体制内熬了七年，不断摸索、碰壁、思考、修正自己，蜕掉一层又一层皮后，终于走了出来。现在我做自由职业者两年多了，日子平淡，内心安宁。至于我是如何走出来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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