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新中国电影经典井喷 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佳作频出
电影《风暴》(1959)日本版海报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并没有立刻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批判孙瑜导演的《武训传》(1952)、三反五反、批判胡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电影步履艰难地前行着。直到1959年才迎来第一个高潮、一个昙花一现般的却令国人兴奋不已的高潮。这一年共生产故事片和戏曲片81部，数量虽然低于1958年的105部，但总体质量却是非常高。
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水华导演的《林家铺子》、崔嵬及陈怀皑联合导演的《青春之歌》、金山导演的《风暴》、郑君里及岑范联合导演的《林则徐》、沈浮导演的《老兵新传》和《万紫千红总是春》、刘琼导演的《乔老爷上轿》、苏里导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华纯及成荫联合导演的《万水千山》等许多影片都成了十七年电影中难得的佳作。
电影《林则徐》(1959)日本版海报
此次高潮的出现与国庆10周年直接相关。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电影也在“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狂热口号中跳起了疯狂的舞蹈。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负责组织国庆10周年献礼活动。电影作为一种受众面非常广的一种传播媒介，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献礼的重任。年底，周扬在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对献礼片提出了表现共产主义的好思想、发扬民族形式的好风格、提高各项技术的好声光的“三好”正确主张。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举行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他从“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是浪漫主义，又要是现实主义”，“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等十个方面详细阐释了文艺工作“既要结合，又有主导”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这个讲话俨然一针镇静剂，使得人们不再狂热地追求影片数量，而是冷静地打造影片的质量。
电影《五朵金花》(1959)日本版海报
讲话后，全国影片年产量由原先不切实际的130部猛然降到正常的70至80部。
1959年11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了故事片厂长会议。夏衍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不仅要有教育作用，还要有审美作用。在已决定拍摄的10多部献礼片中，有7部是革命战争题材，这不但使得轻松愉悦的影片不见了踪影，而且使得题材狭窄，模式单调，不利于文艺创作的繁荣。他强调“要增加新品种，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
电影《聂耳》(1959)日本版海报
如果说周恩来的“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使得人们狂热的大脑变得冷静，那么夏衍的“离经叛道”论便使得人们狭窄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会议期间，文化部就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指出1958年的电影虽然数量上去了，但却题材狭窄、单调、重复，质量严重下滑。
人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把不断提高影片质量作为长期目标。要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积极性，鼓励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五朵金花》、鲁韧导演的《今天我休息》等几部“轻松愉悦”的影片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诞生的。可以说，没有国庆10周年献礼的重大契机以及这个契机中的正确决策，这次电影高潮的出现最起码要延期20年。
电影《青春之歌》(1959)日本版海报
但是仅有国庆10周年这样的献礼契机，尚若没有献礼的条件和能力，1959年电影高潮仍然不会来临。建国10年来，全国出现了长春、北京、八一、上海(天马、海燕)、西安、广州等几个主要电影制片厂。这些制片厂生产规模比建国前大幅度提高，生产技术也明显改进。“舍饭寺会议”后，又进行了电影体制的改革，艺术生产力有所提高，从而为此次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物质条件。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有一支比较强大的创作队伍。他们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统区进步电影和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光荣传统，又经受了建国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和业务都趋于成熟，逐渐形成了以革命和劳动为主体的主题观念，以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以雄浑激越为主体的风格观念，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方法观念。这些美学观念恰好暗合了献礼片的需要。
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日本版海报
1959年高潮中出现的81部影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最主要的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在中国电影史上，历史题材影片是一种常见的类型，但此时的历史题材影片却开始显示出宏伟的气势和壮阔的画面，并注意把具有典型性格的塑造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叙事时间大都集中在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万水千山》是建国后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壮丽画卷的影片。影片采用块状式的结构，通过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情节，生动地表现出红军战士死而无惧的可贵精神。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另一部影片冯一夫及李俊导演的《回民支队》是建国后首部正面反映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影片。它以历史人物马本斋的真实事迹为依据，对弘扬回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电影《万水千山》(1959)日本版海报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风暴》描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革命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故事。影片气势磅礴，笔触粗犷。工人领袖林祥谦、律师施洋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王炎导演的《战火中的青春》将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成功地塑造了高山和雷振林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我们应该提到的是“二林”，即《林家铺子》和《林则徐》。这两部影片不但是建国后第一个十年中的精品，而且也是百年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林家铺子》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小说原著茅盾，改编夏衍，导演水华，主演谢添，摄影钱江，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重量级人物，可谓是强强联合。
电影《乔老爷上轿》(1959)中国版海报
影片的原著非常成功，关键在于如何编、导、演、摄。原著的创作时间是国难当头，因此，表现农村破产、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成为主要创作目的；而在改编时已是50年代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夏衍有意突出了林老板作为一个小商人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见到豺狼是绵羊”，即受到军阀、官僚、富商的欺压勒索，另一方面是“见到绵羊是豺狼”，也就是为了生存和赚钱，欺压勒索比他更下层的小摊贩和孤儿寡母。
这种改编，形象地反映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本质规律。导演水华为了更好地展示小镇的封闭状态以及封闭状态中人物沉浮不定的命运，多使用中景和近景。影片共有403个镜电影先生头，中景为196个，近景为172个，全景为94个，而特写只有11个。
电影《林家铺子》(1959)对外宣传册的封面
水华的镜头处理非常自然，如行云，似流水，一气呵成，毫不拖沓。谢添的表演善于把握林老板的心理，如林老板会见余会长时的不安，“一元货”大甩卖后赚钱的得意，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影片在光影、色调上也非常讲究，力求做到在有限的场景中不断变化。
1983年，《林家铺子》获得了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86年在香港《电影周刊》举办与香港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世界经典电影展”上，它成为唯一一部入选的中国影片；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时，它又入选10部优秀影片之列。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林则徐》由郑君里和岑范联合执导。影片以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历史感描绘了鸦片战争的时代风云，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我国第一部在美国上映的彩色故事片。
电影《今天我休息》(1959)中国内容版海报
在革命历史题材中，令人可喜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佳作，即《青春之歌》和郑君里导演的《聂耳》。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成为银幕主角，而“士”，即知识分子却难觅踪迹。即便有，也大都被视为“团结、批评、教育、改造”的对象，如《民族进行曲》中不问政治、闭门读书的大学生，《思想问题》(1950)中自命清高、目空一切的学员。“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了陶金导演的《护士日记》(1957)、孙瑜导演的《乘风破浪》(1957)、徐昌霖导演的《情长谊深》(1957)等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影片。而《青春之歌》和《聂耳》两部佳作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青春之歌》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上映后，全国立即掀起了《青春之歌》热。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全天放映。影片1960年在日本上映后，许多日本青年纷纷表示要向林道静学习。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聂耳》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影片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平事迹，概括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革命道路。
电影《老兵新传》(1959)中国版海报
此次高潮中出现的另一类影片是现实题材。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集)描写了一群年轻人为改变家乡贫穷面貌而艰苦奋斗的生动事迹。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双手谱写了劳动和爱情生活的新篇章。这是建国后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很有影响的一部影片。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另一部影片《冰上姐妹》表现的是体育运动题材，这种题材在新中国电影史上非常少见。1960年在香港上映时改名为《凤舞银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老兵新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取材颇为新颖：写农业，但主角又不是农民；反映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但发生地点又不在机关；表现军人业绩，又无关战场或军营。
电影《战火中的青春》(1959)中国内容版海报
它通过上述三方面的结合，为一个在建国前加入农垦建设的“老兵”作了“新传”。“新传”后的“老兵”成为新中国电影画廊中一个独特的形象。影片在1959年苏联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技术成就银质奖。
在现实题材影片中，也有两部影片值得一提，这就是被称为“歌颂性喜剧”的《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五朵金花》反映的是云南白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融抒情喜剧片、风光旅游片、民族音乐片三种样式为一体，风格轻松愉悦，为喜剧影片提供了新的艺术样式。
如果说《五朵金花》以边疆地区优美的风光取胜，那么，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今天我休息》则以城市的新人新事见长。一乡土，一城市，二者都在喜剧创作中开拓出新的局面。
电影《冰上姐妹》(1959)中国内容版海报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斗争和“拨白旗”运动中，喜剧均被扣上“资产阶级情调”的高帽受到批判，电影创作者因此谈“喜”色变。《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两部影片的出现使得人人都爱的喜剧之花在电影百花园中再度绽放，并昭示出60年代第二个喜剧春天来临的喜人景象。
1959年出现的第一个电影高潮既是向国庆10周年的一次献礼，也是对新中国电影生产能力的一次检阅和测试。它说明新中国电影虽然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但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正如周恩来所言，在文艺方面，戏剧和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剧照，却登上1964年的《大众电影》第1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