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论坛丨胡少卿、刘瑶：灾难书写、城市想象、乡土叙事的难度与可能性
蔡小平/摄
灾难书写、城市想象、乡土叙事的难度与可能性
——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综述
文/胡少卿 刘瑶
摘 要：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于2020年12月20日在西安西北大学举行，主题为“当代文学艺术史视域中的乡土叙事、城市想象与灾难书写”，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论坛围绕灾难书写中“心灵疗愈”的方法与难度、城市想象如何构建“城市的心灵”、乡土叙事怎样处理“全球在地化”与“地方全球化”的辩证关系等焦点话题展开，探询了当下文艺创作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努力寻找出路与突围的可能性。
关键词：灾难书写；城市想象；乡土叙事
2020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文艺争鸣》杂志社、西北大学文学院主办，《关东学刊》《文艺论坛》《延河》杂志社协办的“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隆重举行。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赵作纽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本届批评家高端论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湖南工业大学、鲁东大学及西北大学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届高端论坛的主题为“当代文学艺术史视域中的乡土叙事、城市想象与灾难书写”，涉及当代诗歌、小说、电影、绘画等文艺样式，与会专家学者们探讨了当下中国文艺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努力思考出路与突围的可能性。
下面从灾难书写、城市想象、乡土叙事三个维度分述之。
一、灾难书写：“心灵疗愈”的方法与难度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文学艺术在这一人类灾难面前如何介入现实、发挥作用引起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认为，文学史上经典的灾难书写为当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重点梳理了“灾害文学”中的一些名作，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李準的《黄河东流去》、阎连科的《年月日》、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毕淑敏的《花冠病毒》、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他认为这些作品对灾害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忧患意识，也彰显了人类的生活意志，一方面不少作品传播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另一方面灾害的频繁发生又足以引发“天人对抗”的忧思，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形势向好的一片赞歌声中，大疫的突袭引起了人们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识，由此产生了许多宝贵思考。樊星强调，中国当下已经产生了一批直面抗疫的力作，应该宣扬这些作品，为全社会灌注忧患意识与抗争精神。
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斌老师指出，当代文学的“十七年”阶段许多创作都涉及了“灾害”，尤其是19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部分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现实题材创作如康濯的《四季迎春》（1961）、西戎的《丰产记》（1963）、陈登科的《风雷》（1964）等，此类作品对现实生活作了某种程度的客观描摹，既通过描写“抗灾”来突出“新人”形象，又对“灾害”形成的原因（尤其是人为因素）作可能性的反思，部分实现了文艺介入生活的使命；历史题材创作如冯至的《白发生黑丝》（1962）、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1962）等，这些作品在“想象”历史的基础上，常以寓言形式来指涉现实，具有较高的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对上述作品进行考察，对今日文艺界如何书写“灾害”有参考价值。
在疫情期间，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抗疫诗歌”，如何认识这些抗疫诗歌的价值在文学界引起了争议。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认为从诗歌伦理的角度来看，优秀的诗歌不仅着眼于痛苦情绪的抒发，还应该体现一种大悲悯情怀。他指出，“抗疫诗歌”是自发的诗歌创作行为，是特大灾难后人们感情宣泄的渠道，也是较便捷的选择。抗疫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诗人们对疫情作出了最真实的人性反应，表现人的感情和理性。对于这样的创作不应过于在意作品艺术层面的好坏，而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疗愈的有效方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庄伟杰认为，抗疫诗歌中的佳作着实鲜见。究其原因，许多作者写这类诗时没有经过心灵化的过滤，要么是过于狂热而搬出大词甚至以抽象口号式的呼喊分行排列，要么仅是表浅化及平涂化的惯性书写，要么仅停留于一般化描摹，其写作只有客体的“实”而缺乏主体的“神”，让人看不到诗歌的筋骨血和精气神。有的诗缺乏辞采的珠圆玉润以及文体自身的构成性，从而丧失了汉语特有的诗性品质和气息，导致读它们还不如读一篇同类题材的好新闻。“现实”如何“诗歌”？庄伟杰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五种“力”。1.笔力。写作的文字功力要好，语言的爆发力和表现力要强。2.脑力。写好作品一定要有新颖的立意和巧妙的构思，一定要找到最佳的角度或切入点。3.眼力。要善于发现，即拥有发现美的独到眼光。4.声力。要力求发出个人声音，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调。5.神力。要有一定的精神境界。
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车红梅分析了一类特殊的“灾难书写”——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小说，并从“人”的再发现的角度肯定了这类小说的价值：1.还原了普通人的抗战，即使是叱咤疆场的英雄将领也有其普通人一面，而更多的抵抗者是普通人；2.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复杂历史中人的选择，作家观照到战俘、叛徒、汉奸等关涉到国家、民族立场的形象复杂的一面；3. 战争并没有消磨掉人的神性，作家站在人类立场，对博爱、仁慈、宽容等人道主义内涵中的神性予以肯定，在生死关头，人性的本真和对自由的向往爆发出的神性战胜了日寇的兽性，他们将自我与整个人类融为一体，跨越了仇恨的藩篱，超越灾难找到精神救赎之路。车红梅指出，在捍卫抗战的正义性、合理性前提下，作家们对被侵略及长达十四年的抗战进行了集中而深刻的反思。
在影视界，灾难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也在新冠疫情中受到更多关注，与会专家学者对灾难电影的制作前景和欣赏接受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疫后作品具有“想象力消费”的功能，应致力于满足受众“梦幻”、娱乐、心灵抚慰的需求。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电影，灾难电影以营造奇观场景、描写人类遭受巨大暴力和伤亡为主要特征，一直以其视听震撼、奇观想象、灾难美学、生态反思、人性反思、人类关怀等有力度与深度的内容受到观众喜爱。灾难电影充满想象力，依托工业化技术而达成的视觉美学满足了受众“想象力消费”需求。它使受众想象性、梦幻般地代入到灾难之中进行身份认同，在梦幻般的“震惊”中历尽艰险、净化情感。灾难电影往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与奇观化来营造视听奇观、视觉美学与灾难美学。灾难景观是对现实场景的超越，是一种想象力极强的奇观化美学。陈旭光指出，灾难片应该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想象力，既满足受众奇观化审美消费需求，同时更应该关注灾难过程中个体所遭遇的心理创伤、次生灾难及其获得新生的心路历程，因为重大灾难过后，人们会长时间处于灾难的阴影之中，灾难对人们心理的次生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硕士曹谁提到，美国电影《传染病》中情节与新冠疫情的爆发有诸多相似性。他借用陈旭光教授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概念指出，电影是艺术和工业技术的结合，灾难片是典型的类型片，不适合文艺片去表现，因为通常灾难片都有毁灭性的宏大画面、突变式的故事情节、英雄般的男女主角，这些都是文艺片无法比拟的。影视界类型片和文艺片的关系，类似文学界类型文学和纯文学的关系，不可否认文艺片有其独特审美，但类型片也拥有独特的“电影工业美学”。文艺样式是在变化的，今日人们可能对类型片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过这种偏见最终会被时间所改变。
二、城市想象：构建“城市的心灵”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但在当下文学中，城市文学的成就、所占比重仍然是相对薄弱的，人们看到的大部分作品仍然是写乡村或小城镇经验，写城市经验尤其是大城市经验的作品仍然比较欠缺。
为什么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不发达？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指出，从“十七年”到“文革”期间，中国文学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城市书写，即便有极少数的城市出现，也不过是“都市里的村庄”。真正的城市化写作始于1990年代，其中，《废都》可谓标志性作品。但作者的经验依然是乡土化的，以至于所谓“废都”仅是“废镇”而已。路文彬别出心裁地从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的勃兴：城市的崛起意味着人类对大地的征服，意味着女性对男性的征服。男性仰仗绝对的体力优势成为乡村的主宰，女性借助头脑和欲望成为都市精灵。城市空间有着鲜明的女性化特征，这个属于商业消费的帝国离不开女性的重要贡献，正如桑巴特所指出的，巴黎的崛起同妓女的出现息息相关。然而中国城市的建设却与西方有所不同，它通常是依靠政治权力而非商业经济来构建的，故而中国的城市注定是男性化的城市，摆脱不掉乡土化的特征。加之“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获胜策略，使得当代中国城市的地位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从属于农村的。路文彬最后总结说：多年的中国城市写作已然证明，男性作家几乎难以像“70后”以降的女性作家那样深入自如地书写城市；他们往往将城市叙述偏狭地理解为欲望的叙述，而这种欲望也只是男性的欲望，根本不同于女性的欲望；男性作家唯有深刻了解女性本质，方有可能认识到城市存在的意义，进而创造出巴尔扎克之于巴黎、狄更斯之于伦敦、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别雷之于彼得堡那样卓越的城市写作。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傅元峰也认为，《废都》其实是乡土文学，而新文学早期由鲁迅引导的乡土小说某种意义上则是“城市文学”，因为是以城市人看乡下人的眼光写出的。傅元峰借用斯宾格勒提出的“城市的心灵”概念，辨析了“硬性城市”和“软性城市”的区别，指出现代城市空间感受主体的诞生比现代城市视觉现代性的获得更为重要。硬性城市指城市作为一种简单的建筑现象，没有文化多元性的陪伴，其有限的“城市文化”则停留在对西方商业街区的摹仿和文学想象中，这是一种“片面城市化”，也是中国当下城市化中的弊端。实际上，文学想象、艺术制作、文化公共空间也是城市另一类型的建筑技艺，即所谓“软性城市”。傅元峰指出，一个超级都会的建立，可能仅仅需要十几年时间，甚至更短；然而，都市文化的聚合与成熟却需要更长时间：它与遥远的传统和周边的乡村文化的衔接是微妙和密切的，不会像建筑学意义上的城市那样一夜美梦成真。目前所见的事实是，近一个世纪的宏观城市化运动中，都市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意识运动，尚未在中国大陆林立的都市群走向成熟。在都市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中，学者对于都市文化向西方的近乎狂热的比附和盲目乐观，导致部分学者形成关于中国都市文化繁荣的表象判定：他们对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基于题材和叙事场景的指认是简单化的，有时遮蔽了乡土文学的都市审美倾向和城市文学的乡村文化本质，失去了对部分文学现象的审美判断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城市和文学主体的平行研究，而最终对现代城市空间的主体探讨将会挪移到语法分析中。汉语的空间属性是什么？这将是一个城市语言学研究的方兴未艾之地。
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胡少卿就“为何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不发达”这个话题分析了五点原因。1.文学是经验的表达，中国作家中有乡村经验的人偏多，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知识者大规模迁移至乡村。2.文学是经过发酵的经验。尽管许多作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但他们仍然只能写乡村记忆，而跟城市生活隔膜。3.文学是受到正向鼓励的经验。中国现代都市的诞生大多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记忆有关，在上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城市”则跟剥削阶级、资本家这些偏于负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大的意识形态氛围抑制了城市文学的兴盛，写乡村好像更为“政治正确”。4.作家对城市没有牢固的认同感，他们是没有根系的居民，并不认为城市里的房子真正属于自己，当下城市文学里出现的往往是边缘人、漂泊者形象。5.文学表达城市经验的功能被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所分解。报纸、电视、网络及各种自媒体，它们主要由城市人群运营，提供了很多关于城市的信息，使读者对都市经验偏于审美疲劳，而相应地，乡村经验在这些传播方式中还没有获得充分展示（视频主播李子柒是少数的例外），使乡村文学对读者天然具有陌生化效果。
工业题材作品是中国城市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无论是其勃兴还是衰败，都在文学史上留下长长的回音。这种回音在网络时代体现为网络小说中的“工业党”作品。湖南工业大学教授郑坚关注到新世纪网络工业文学，如网络“群体穿越”小说《临高启明》，是以工业文明理念对晚明历史进行想象性“构拟”，极其详细地展示一个近代化工业社会体系是怎么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以《工业霸主》等为代表的网络工业小说则有着浓厚的“年代感”，可称之为工业党的奔腾年代、改革开放大河剧；2012年开始由《超级工程》等发轫的一系列工程类纪录片热潮，构建了中国工业影像审美风潮。工业党网络文学，将“工业党”的中国现代性想象化为文学、影像符号，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构拟、复盘与赞歌。郑坚指出，工业党的网络文学隐藏着叙事的内在困境，工业党的工业化野望来源于西方，尽管工程更巨大、更霸气、更透着国家意志，也仍然是西方工业化的赶超型模仿，工业党的工业文学是一个想象力被自己的逻辑限制的叙事。
西安诗人冯景亭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指出，中国新诗要从传统意境审美中解放出来，同样要考虑工业化、信息化的生活场景，要与发展变革的时代相适配。中国新诗和国外诗歌在文本的思想性上有较大区别，目前的诗歌创作应当继续向外国诗歌学习，尤其是在文本的思想性方面。同时，诗歌创作还要有戏剧性。从这些层面和向度上，可以看出当下中国新诗已经倾向于现代性审美经验的表达，且与城市想象和城市经验密切相关。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乡村和城市之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许多文学作品涉及到城乡对比、城乡杂糅、乡村转型的状态，参会学者也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探讨。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鹏程指出，目前城乡问题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两个方面，现实的诸多问题都是历史问题、既往政策以及某种逻辑的深层延伸。当下城乡书写有以下三个问题。1.作品中存在着二元对立的问题，即将乡村当成美好的生活方式，而城市则是罪恶之源。中国城市的问题，乡村也有，城市未必一定使“乡下人”变坏；中国乡村的问题，城市也有，城里人或者返乡者若将乡村视为田园牧歌、人间乐土，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想象。2.作品将城市的兴起和农村的衰落联系在一起，认为乡村的凋敝是因为城市的掠夺。重要的不是城市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而是为什么农村没能留住那些年轻人。3.作家的生活经验与所表现的时代发生断裂和错位，艺术经验严重滞后或匮乏不足。王鹏程认为，作家要关注乡村和城市之间持续性的深层延伸，真正潜入到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去写作。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指出，穿梭于乡村与城市的文学，从鲁迅就开始了。从鲁迅、沈从文到当代作家都在追问：乡土中国乡村的未来在哪里？文化的根脉如何自然地延伸、成长与传承？新世纪“新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书写也在回应这些追问，可以观察到如下三个面向的写作。一是“乡村新现实主义”新农民书写。随着中国乡村“空心化”“荒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新世纪出现了贾平凹等对“最后一位农民”挽歌式书写与周大新《湖光山色》等新世纪“新农民”形象书写。二是新世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城市农民工书写。赵本夫《无土时代》、孙惠芬《泥鳅》、刘玉栋《年日如草》、梁鸿《出梁庄记》等作品凸显了进城农民工的心路历程及精神困境。三是新世纪从城市到乡村的“返乡农民”及乡村振兴文学书写。关仁山《金谷银山》、陈涛《山中岁月》等乡村振兴文学，呈现出知识分子对当下乡土问题的新思考。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师安斌以路遥作品为切入点思考城乡叙事问题。他梳理了目前路遥研究的几个重要面向，诸如城乡叙事、农村改革与“八十年代”现代化进程、知识生产与劳动问题、个人主义、“励志型”读写形态等，重点分析了路遥中篇小说《人生》和高加林形象，解析了包裹在知识青年、计划体制、户口与身份等现实和历史问题背后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透视了“城市—县城—农村”层级形态背后隐含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联系共和国建立以来在“青年问题”方面的几次大讨论及其困境，揭示了《人生》这一文本所具有的“八十年代”征候。
三、乡土叙事：“全球在地化”与“地方全球化”的辩证法
本次论坛的第三个分论题是“乡土叙事”，而在论坛的举办地西安，有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大家贾平凹，故许多与会者的讨论由贾平凹的写作开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杨四平认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主体建构是历史的、动态的、有层次的，从早期建构英雄主体（改革者），到中期建构文化主体（文化寻根者），再到后期建构不确定主体（艺术自我）。从大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其主体性日渐弱化，乃至后期出现了《废都》式整体性危机。如果说书写大历史的“现代性”对贾平凹来说是显在的，那么书写“末日感”的日常生活的“后现代性”就是潜隐的，而那种康德式的审美无目的论的“纯文学”创作在贾平凹那里是难得一见的（前者可参考美国中国学家罗佳士Rojas Carlos的《苍蝇的眼睛，城墙的遗迹与贾平凹的乖戾乡愁》）。贾平凹建构的“商州世界”仅将地域当作故事背景、叙事框架和结构原则，其目标在于追寻历史的本原，建构多样的、有别于“现在”的现实的另类现实，也就是供人共享的若隐若现的“公社式”空间（如马原所言庄子式的“混沌的模式”）。贾平凹地域写作营构的是再造的文化的诗学，它们并非怀旧，而是重新赋予传统以新生命。他还挖掘地域方言矿藏，力图回到白话语言自身的根性上。他的地域写作是心智加艺术的结晶。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指出，“地方性”问题自现代文学之初便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从未断绝；不能将“地方”抽象化和本质化，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内在差异。他以雷平阳的诗作《亲人》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暂坐》为例，提出了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维度：一是《亲人》中表现的地方性由云南省到昭通市、土城乡的逐步缩小的维度；另一个是《暂坐》所写的由西京到俄罗斯这样的拓展到全球的维度。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地方性问题上的表现和思考，非常突出地诠释了“全球在地化”和“地方全球化”的前沿话题。
诗人、《国际汉语诗歌》执行主编大枪认为，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地域写作是“全球一体化”时代新诗个性和生命力的体现，有利于保留文化自主性，反拨“大一统”诗学观。新诗的地域写作应尽量去中心化。文学发展不同于经济建设，穷乡僻壤诞生的星光熠熠的诗人将有效消解少数中心城市把握着的文化主导权。文学的地域性可以看作是一位写作者的精神原乡，故乡体验为经验写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素材。此外，一个地域的“熟”和另一个地域的“生”是相对应的，你的“熟”会成为他人的“生”，而这样的“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同质化带来消抵。
在地域写作方面，广西曾有过“广西三剑客”等作家群体，新世纪以来又形成了“独秀女作家群”。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黄晓娟具体分析了广西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乡土记忆。她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主体，经历了从出走漂泊的寻暖者、抗争和突围的她者到和谐舒展的成长者这样的变迁，能从中感受到女性创作主体与时代主潮同质化的脚步及女性自觉的文化担当，乡土记忆也在她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这些作家通过塑造女性形象，积极探寻女性发展和完善的生命路径，书写女性如何从两性压抑的对抗逐渐走向舒展和谐的善，体现了广西女性精神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生命美学。
除关于地域写作的探讨之外，还有学者以专题的形式分析了乡土叙事中的典型要素、不同题材类型的表现方式等。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雷鸣探讨了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绅”书写。现代文学阶段不同类型作家曾赋予“乡绅”形象不同的文化内涵。当代文学中以劣绅形象居多，直至20世纪90年代正面的“传统乡绅”形象开始零星回归，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诸多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则纯然塑造为正面形象，有道德圣者、民族大义的殉道者、乡村重建的“卡里斯玛”、启蒙失效的“乡村他者”等多种类型。这些正面的“乡绅”形象，既映射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变革情形，亦透递出作家对新世纪中国乡村之传统文化衰落、道德式微、传统权威解体等困境的忧虑。雷鸣指出，“乡绅”书写有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如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就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浙江大学教授蔡天新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谈乡土感受和童年复现。他写于中年的回忆录《小回忆》和《我的大学》，书写了家族迁徙故事、童年经历和求学历程。他说通过写作，自己在中年时即领悟法国作家巴雷斯说人往往要到暮年才明白的事——孩子的孤独比成年人的孤独更隐秘，也认同巴什拉所说“过去并非稳定不变”，这需要“记忆的果敢行动”。蔡天新发现，12岁前后迁徙的童年较为幸运，例如王羲之和周恩来，太早的话记忆会模糊不清，太迟的话记忆挥之不去，难以融入新环境。他说，童年情景的再现是一桩莫名快乐的事，如博斯凯所言：“我述说着童年，有人从密林深处的鸟巢里掏出了红月亮。”
与会者还探讨了文学之外的两种艺术形态——绘画和电影中乡土叙事的呈现方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荒林分析了郝俪和杨佩莲两位女画家的画作，指出她们有“走出乡土”和“回归乡土”的不同。郝俪的“走出乡土”叙事，艺术想象围绕人的身体展开，艺术家选择人物以儿童和女性为主，对眼睛、躯体、手指及头发，赋予不同形态夸张，用色浓烈。形态夸张中包含的隐形伤害，让人反思城市化包含的灾难。杨佩莲的“回归乡土”叙事，围绕人与自然的共存展开，自然被赋予独立精神，动物和植物被人格化，人和动物、植物一样平等，艺术想象不拘一格，体现了和谐美，不仅让人向往回归乡土，也使人反思城市生活。两种叙事，通过画面对比，呈现出互补相生的精神格局，有助于从全新视野看待乡土与生命的关系。荒林还指出，跨越35年的两位来自乡村的女艺术家，既有北方和南方乡土之差异，又都呈现出“女性努力改变自我境遇”和“时代改变女性境遇”的双重特征。她们自觉的乡土叙事，体现了女性创造的潜力。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阿利回溯了乡村题材电影在中国西部电影史上的突出地位，如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导演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颜学恕导演的《野山》等，敏锐呈现了乡土意识下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展现了乡土中国与变革时代激烈的矛盾冲突；而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则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探索前卫的现代电影语言。乡村题材电影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人生成长历程、艺术发展道路都受到浓厚的乡土中国传统文化和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作品大多改编自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又大多体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传统文化积淀。因此，这些文学原著的乡土叙事和文学精神，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西部电影的乡土叙事和审美倾向，使这些电影坚守现实主义美学追求，深入剖析中国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并摸索变革、创新的电影语言。
作为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论题的设计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着眼于宏观性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当代文学艺术视域中有关乡土叙事、城市想象与灾难书写存在的几大问题。1.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相对匮乏，而乡土经验显得过剩。当代文学中乡土经验过剩与城市文学经验相对匮乏已构成一种鲜明对比。2.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灾难书写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灾难文学怎么书写才能比较理想？对于这个问题，谭五昌非常赞同陈旭光教授提出的“超验”理论，认为灾难书写应该有具备现实超越性的想象力。同时，他提出了理想的灾难文学书写应该具有的几个层面或维度：第一，要深刻记录民族与人类历史的记忆；第二，要有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对灵魂的冷峻拷问；第三，应有人文精神的呈现；第四，要有形而上与哲学层面的思考。
“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创始于2011年，以“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建构新世纪批评秩序”为宗旨，迄今已走过十载，成为当下批评界影响广泛的学术平台。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主要发起人之一谭五昌特别强调，作为论坛关键词的“新锐”，不仅仅是指年龄状态，更是指一种敏锐心态与创造精神，这是对于“新锐”一词的重新定义。谭五昌同时还指出，高端性、新锐性、开放性、包容性、建设性是“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五大特点与坚守的原则。吴思敬教授在开幕式上说，评论家不是仅仅依附于作家的存在，评论家要有自由、公正的心灵，要热爱文学，最终通过批评工作完成自我。樊星教授、张阿利教授作为与会学者代表，也在开幕式上发了言，他们对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重要功能予以充分好评。
总之，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所讨论的主题关涉到当下文艺创作中的迫切问题，参会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关注点出发，发表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创见，整体上颇为精彩，集中体现了当下文艺批评的活力与魅力，对推动中国文艺的发展与研究具有积极影响与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