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肚中的赤裸生命
在看过《大佛普拉斯》后，不少人都把它和2016年钟孟宏的影片《一路顺风》作起比较。把《大佛普拉斯》和《一路顺风》放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两者从摄影（钟孟宏化名的中岛长雄），剪辑（赖秀雄），美术指导（赵思豪），到演员（纳豆、庄益增、陈以文、林美秀、还有戴立忍），甚至剧照摄影（刘振祥）等创作班底的相似，更是因为他们都把镜头对准“小人物”和“大老板”，以及其中的幽默、荒诞和暴力。
《大佛普拉斯》导演兼编剧黄信尧曾坦言钟导对本片的影响 [1]，但从影片的头一分钟开始，阿尧的口白就让人领教了导演独特的风格。说起来，比之《一路顺风》里不同身份之间关系的复杂（国语、台语、粤语、甚至泰语——从角色所持的语言上就有所反映），《大佛普拉斯》所呈现的世界要简单、明确得多。如果仍然试用“语言”概括的话，那一面是操台语的台南乡镇中的无名者，比如主人公肚财和菜埔（“肚脐眼”和“萝卜干”的意思）；另一面是使用英语或者至少想和这种洋气的话语扯上关系的人，代表当然是黄启文“Kevin”和他的葛洛伯（GLOBE）文创艺术中心。
台语的土和英语的洋，在让人忍俊不禁文字游戏中，也区分了所代表的人物们鲜明的分离状态，生活困顿的肚财、菜埔等人是游走在社会生活之外的“边缘人”。边缘人引发的荒诞和笑意，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仍用黏黏的色情杂志、报废的便利店便当、彩色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试图和世界保持联系。而在另一边呢，虽然Kevin不过是乡下工厂里造佛像的小老板而已，就像金坷垃“来自American Shengdiyage”的经典段子一样，“葛洛伯”媚俗的戏仿也令人发笑。但当“I studied in New York”这句咒语灵验时，金钱、女人随之而来。就连被男性像衣服般换掉又换掉的女人们，叶女士和Gucci、Cindy、瓦乐莉，中文名和洋文名的下场都截然不同。
“等我有了钱”，看过老板得意人生的菜埔说，“我也要找人帮我取个英文名字。”名字太土，命运即差之千里，和黑白 vs. 彩色画面一样，仿佛成为自始自终“土和洋”两个分离的阶层之间力量悬殊的一个注脚。
当菜埔搞错洗门和7-11便利店的时候（7-11在台语的简称“Seven”和“洗门”音相似），林生祥的乐迷大概会想到专辑《我庄》中的那首《7-11》。林生祥用客家话的“洗碗，一个碗”的谐音去读“Seven-Eleven”，和影片中的桥段异曲同工。这歌唱的是小镇里开了家7-11，便利店“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缴费购物无所不能。但它24小时灯火辉煌的全能型角色，又和村庄朴素自然的作息格格不入。林生祥最后不无讽刺地唱道：Seven-Eleven我等介新政府 / Seven-Eleven我等介新故乡。[2]
连锁便利店进驻乡镇，象征着由消费主义和现代都市精神的“入侵”，它的明亮、洁净、有序和高效，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和售价，成为整个社会消费的主流形态之一。便利店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此，或和蔼或乖戾的杂货铺老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不断复制粘贴的连锁便利店，模式的可复制性也是资本扩张和全球化所追捧的。有主流就有边缘，就像上海烟纸店的消亡一样，它几乎不可能和便利店（背后永远更新更快更好又更个性的消费主义）相抗衡，在并不发达的乡镇更是如此。
少人问津的“洗门”只能在隔间里做赌博游戏机生意，作为边缘力量的最后挣扎。洗门的土和Seven的洋，暗示了旧与新两种秩序的角力。歌曲中用“洗碗”去调侃它，影片中则用台语和洋文的对立来表现，并且发展出边缘人群像和掌握权力的体面人之间，一触即发的矛盾。林生祥（包括老搭档词作者钟永丰）对台南客家乡镇的观察描绘和台南非客家人的黄信尧不尽相同，但某种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所讲的故事和前者是呼应和连贯的。从两种文本中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也是作为客语音乐人的林生祥为台语片的《大佛普拉斯》配乐却没有违和感的原因之一。
巧合的是，歌曲《7-11》的末尾电吉他奏响了骊歌《送别》的旋律，恰好和《大佛普拉斯》开头不成调的送葬队伍重叠了。仿佛送走了田园牧歌般，重人情但又有些封闭的小镇，经历改头换面，继续讲述 “工商社会，时间宝贵”的故事。同处“工商社会”的我们，也感受得到城市生活的指南针并没有让所有人都过得更好，趋利和消费的欲望却着实让所有人神魂颠倒，毕竟洗门也是想成为Seven的。
如果社会的发展仍值得肯定，并且人和土地关系的松绑带来了自由的契机。那么《大佛普拉斯》展现的暗面则是功利逻辑的狂飙和机会平等的神话。如果模仿能带来成功，尝到甜头的总是某一群特定的人。比如说高委员，从街头运动者变成永远怀抱女人的投机政客。再比如留洋归来的Kevin，通过他这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和掌权者的联合，不仅保证财路还有不少艳遇。虽然诗人钟永丰提到过，参选议员的台南黑道，其实干精神和凝聚力都比学院出身的政客强。但我们无法也毋须证实两位既得利益者的夸张形象的真实性，想想大陆这里类似的领导和商人就好了罢。
和体面人相分离的边缘人，并没有作出对立的姿态，他们如草芥如蝼蚁，他们存在，却不被当真。谁不羡慕阔绰的生活？但肚财和菜埔自己也深知不可能，他们唯一能做的无非是“偷看董仔漂丿”（偷看老板潇洒把妹[3]）来消遣。他们窥视到了如表演般浮夸的情欲，看到了人情关系的惺惺作态，看到了生活中无聊的巡逻和奔波。但影片暗示了这种窥视致命的危险性，他们更看到了权力的黑暗面：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打破一切界限。Kevin不想让叶女士的威胁滋生事端，便谋杀了她，并藏尸大佛之内。这个爱·伦坡式的黑色情节，是本片的转折点，也把大佛这个关键事物揭示出来。
作为世俗宗教偶像的大佛，在师姐对佛头的容貌唧唧歪歪半天之后，却不如高委员和陈秘书长一两句话来得重要。因为在本片中，大佛不再有（那个有教义，有仪轨，有信徒的）佛教意义。对政客来说，大佛是在护国法会搞腐败揽政绩的工具；对商人来说，大佛则是牟利的商品。由GLOBE所生产的大佛，以及在标题中对iPhone Plus的挪用，都文字游戏般地印证了传统形态的佛像是由资本主义的内核所重塑的。这尊大佛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是掩盖暴力、弃置尸体的容器，却唯独不是真正的佛。反过来说，大佛也仍是大佛，但向它跪拜的人却信奉着另一种“神”。资本逻辑的泛滥和支配，意味着经济学中理性的和利己的人的基本假设，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被迫瓦解，也难怪中正庙里的蒋公也是“要挑人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我们说要顾全什么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现代社会要顾全大多数人生活的时候，肚财、菜埔、土豆、释迦等人就被牺牲了。《大佛普拉斯》的主角们就是阿甘本所谓的只剩下赤裸生命的“神圣人”，他们被人法和神法所双重排斥，被剥夺了拥有社会政治生活的资格，处在任由权力处置的赤裸状态。[4] 肚财最终的死亡更加印证了这个概念，赤裸生命的神圣人成为人的例外，他的生命无足轻重，杀死他犹如杀死动物般无关紧要。所以，不喝酒的肚财酒后把自己撞死，没有逻辑谬误。而片中稍早些肚财和交通警察的纠纷，只是权力玩弄赤裸生命的一次演绎，而这种演绎，在清除低端人口的行动中，在城管和小贩的纠葛中，一再上演。
片中的赤裸生命不仅是肚财和菜埔，还有作为“绝对他者”的女人。在父权制的工商社会，女人作为男人泄欲工具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认对自身的物化，把投怀送抱作为出国留学的资本积累又有何妨？但破坏游戏规则的叶女士则撕破了这种自欺，她的失踪无关紧要，任由暴力处置她的生命。代表着影片中的唯一两起“死亡”，叶女士的身份和游离于社会外的肚财不同，她永远是社会之中的女人，社会中的女人必须“自然地”伏在屈从地位。但作为赤裸的生命，他们所经受的暴力，他们的结局一般无二。
虽然电影没有明确交代肚财的死因，或许被撞飞到歪七扭八的他真的只是又遭遇了一起荒诞的意外，但菜埔始终觉得肚财的死没有这么简单。菜埔有老母要牵挂，又受到Kevin的暗示和威胁，无法不令他产生恐惧和怀疑。这种怀疑和恐惧，也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像越来越多的人被安上“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草芥便无法消除对权力怀疑。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妄想，源于他所窥视到的黑暗真相，这种恐惧的逻辑还发生在谁的身上？正是老板Kevin，他因为惧怕自己的秘密败露而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太清楚他所拥抱的权力中那些腐败的勾当了。他的地位和财富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稍有不妥，权力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和高效把他视作神圣人般进行驱逐。处于这种恐惧中的Kevin不能避免自己随时沦为赤裸生命的可能，如果承认这点，就不再能用简单的二元去区分片中的两类人物。只要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仍在按自身的逻辑运行——为了顾全而牺牲，那么赤裸生命就并不专属于哪一类人，而是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的。
回过来看，和无助的菜埔有所不同，肚财是无根的，他不像菜埔还有亲人，也不像他有夜班当值的稳定工作。他和他人的关系十分稀薄，肚财在影片中唯一温馨的笑，是在面会菜帮忙时吃阿姨的鸡腿和菜。但影片值得称道之处，是用颇为浪漫和诗意的方式去丰富这个看起来无根、无缘、无意义的肚财。肚财家中的“飞碟”既代表了对世界和生活含有的温情和希望，也象征了哪怕再渺小的灵魂也拥有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世界。“人类早就可以做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导演悲观地认为现代人与其珍视和他人的关系，不如将之视而不见。但菜埔和肚财的友谊告诉我们，理解他者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内心的宇宙很坚固，认识他者的任务恐怕比登月还难、还重。也正是个体的丰富和独特性，让权力的支配和赤裸生命变得难以接受。
导演的口白在肚财出殡后消失，终于不再做戏而是“应该走到电影里面了”。在结尾处，大佛内的响声惊动了众人，“敲到后来屏幕变成了黑色她还一直在敲，”导演说，“你不觉得你已经走到大佛里面了吗？”[5] 一直和片中人物保持着距离的观众，最终将意识到，我们和肚财菜埔叶女士或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也正是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赤裸生命的那一刻，我们被坚固的大佛包围在一片黑暗中。就像肚财说的，“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大佛普拉斯》只是一个“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黑色寓言吗？
可能无法用一部电影为绝望与否妄下定论。但要注意的是，支配性的权力可以构造很多我们已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它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也体现在社会规范，科学话语等“概念”之中。比如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物，或者女性只属于家庭。明明全球都为垃圾泛滥而苦恼，但资源回收或捡垃圾，总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公平正义有时候它只囊括抽象意义上健康的、理性的、爱国的成年男性，并且为了保证这套秩序的良好运转牺牲剩下的“少数”人。
“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比起重建，很多人为了继续生存掩饰崩塌。人们仍然可以为已受质疑的“理所当然”而辩护，继续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作为人生的信条，就像最近名声大噪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教授将富人的富有重新解释为极其努力的工作和一点点精神错乱一样。让人好奇的是，彼得森教授们又如何解释韦恩斯坦们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女性施暴并得手呢？质疑和辩护，就像片尾曲《有无》中唱的——“反身的chance，有抑无”，值得玩味。
我宁愿把捶打大佛的回响，视作一种反抗和对坚固外部的惊扰。银幕再次亮起，在被台风掀翻的葛洛伯工厂，在倾覆的集装箱房间内部，菜埔又坐下翻开肚财带来的杂志。在我的想象中，面对倒塌的外部，菜埔也可以是他的表演者庄益增，也可以是别的人，他手中的色情刊物也可以是其他的书籍，毕竟，有时候它们同样被视为戕害心智的毒草。
—— 首发于公众号 小把戏去冲浪 ——
注：
[1] 翁稷安,，via 导筒
[2]
[3]
[4] 蓝江，，以及阿甘本的
[5] via 集美双栖青年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