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对普通民众价值诉求的彰显，也深刻影响英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经过政府、商业团体以及电影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英国电影业和政府宣传的困局得以改善。电影在有效传达政府战时目标的同时，也为影业自身的发展带来转机，影片对普通民众价值诉求的彰显，也深刻影响英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从政治层面来看，战时电影宣传实现了政治话语的影像呈现，展示了战时英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了民众的社会凝聚力。战时电影宣传扭转了战争初期民众对战争形势和战争目标缺乏明确认知的不利局面。如影片《雄狮添翼》，让民众首次有机会了解战争形势，彻底放弃对法西斯的同情。影片《太平洋战争》运用大量地图展示战场形势，让观众“理解了此前没有真正理解的东西”。以阐释“英国为何而战”的主题影片《魔影袭人来》，反映出战争年代人们对爱国主义价值的认知和推崇。该片收获了1941年的最高票房，彰显出民众对政府宣传主题的认可。战时电影增进了民众对国际局势的了解。大批新闻短片介绍了日本对中国的轰炸以及意大利对非洲的侵略，让每周多达1900万的观众了解了国外战事。
战时社会调查显示：电影不仅传播了新信息，也让民众在生活上更加节俭，鼓励人们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事业，增强了国民的爱国情感和安全意识，有助于民众更清晰地观察时局。这些战时影像推动了社会上下形成统一的战争目标。1940年底，电影部门和纪录片运动者认为：“民众决心完成赢得战争的任务，他们需要电影提供实用性信息以实现战争目标，这也体现在民众和政府部门对电影的巨大需求中。”战时电影宣传塑造了英国的国家形象，凝聚了民众对国家事业的认同。电影史家詹姆斯·查普曼认为，如果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个社会或政治有机体背后的理念或信仰，电影则可承担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反映或积极促进特定的意识形态。
在政府的推动和电影界的支持下，爱国与奉献等符合战时需求的价值被植入影片。英国第一部战争宣传片《雄狮添翼》，用雄狮比喻英国，舆论将之视为“英国精神”和“英国勇气”的影像呈现。信息部制作的纪录片《海湾英国》（1940），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强调英国的岛国地位及其优势，展现了英国在海陆空各条战线致力于战争的国家形象。历史学家罗斯·麦基宾（RossMcKibbin）指出，战时电影宣传使英国建立起符合战争事业的价值体系。一些成本较低的电影如《母亲莱利侦探》（1943）和《黎明即起》（1943）等，反映了普通民众在维护秩序和正义方面的作用，塑造了“举国一致”的国家形象。
随着影片传播形态的多元化，“大量的影评、解说和被译成多国语言的电影传至海外，揭示了英国的国家形象和人民的勇气与决心，新闻片、纪录片和故事片在此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在叙事手法上，电影商与制片人将普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勾连起来，如《与祖国同在》和《百万同胞》等影片，折射出战争年代英国的民族形象，凝聚了民众对国家事业的认同。《泰晤士报》评论认为：“战争伊始，所有与塑造舆论和认同有关的人都期望电影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银幕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媒介。”从影业自身发展来看，政府对电影市场的支持推动了影片技术和质量的提高，英国电影业迎来新的发展局面。新技术的应用和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支持，扭转了战争初期影业发展困局。由于英美在电影方面的合作，加之战时观众对电影的巨大需求，英国电影质量大幅提高。
以《伦敦可以承受》（1941）、《倾听不列颠》、《战火已起》（1943）为代表的战时影片，通过对蒙太奇技术的应用，将英国展现为一组不同的、独特的片段、影像和远景的集合，它们共同构成甚至超越为一个共享的社会整体。这些新的电影摄制技术不仅使影片质量得以提高，也获得政府支持。信息部电影司表示：“无论何种时长或何种类型的电影，只要是高质量影片，都将获得政府支持。”英国影片质量及其对受众的影响更加直观和深刻，针对战时英国电影质量的调查显示：9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1939年以来，英国电影质量获得显著提高。
尽管战争导致英国电影业生产被打乱，但私人电影公司和政府资助的影片，其质量和水平都获得较大提高，电影公司仍取得每年制作60部故事片的业绩，尽管这只是20世纪30年代年均产量的1/3，但其水平很高。一些著名的电影公司如伊灵制片厂、英国国家电影公司和兰克公司获得较大发展，政府资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等影片的质量也显著提高。战时电影满足了民众的在战争环境下对信息和休闲娱乐的需求，这也反过来推动了英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在政府的支持下，以《百万同胞》和《最后突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受到观众欢迎，此类战时宣传影片用一种易于理解的形式，向大众展示了社会生产的本质和战争的现实。电影对战争年代普通士兵和工人进行现实主义刻画，民众的关注点和生活境况都成为战时影像叙事的一部分。电影从对普通人的认同到政治上认可民众需求和愿望的转变，迎合了观众的喜好。
对格拉斯哥、利明顿和布里斯托三个城市的调查显示，电影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报刊、海报或其他媒介，三地民众对电影的支持率分别为85%、87.6%和90.2%。1943年的战时社会调查显示，英国70%的成年人会去电影院，32%至少每周去电影院一次或更多，看电影成为战争年代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观众对战时电影的支持推动了电影产业的繁荣，从1939年到1945年，英国每周观影人数从1900万上升到3000万。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电影院的运营规模始终在4600家以上，英国电影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创造力都取得长足进步，二战时期也被视为英国电影发展史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层面，战时电影宣传彰显了普通民众的价值，其对民众诉求的关注也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的社会变革。电影是一定社会思想的艺术呈现，尽管英国的战时电影宣传类型多样，但其也有着共同的主题：英国的战争是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人民战争”（people’swar），为了社会团结和集体的利益，需要克服内部差异。
在宣传过程中，电影通过多种方式塑造“人民战争”的价值目标，彰显民众为战争做出的努力。如以不列颠之战为主题的《伦敦可以承受》，记录了各职业群体如何见证和参与战争，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精神实质。围绕英国民众在战争年代的奉献和牺牲，工人阶级的特性及其奉献成为电影宣传的重要风格。如1942年上映的《领班去法国》，影片根据作家J.B.普列斯特里的小说摄制，讲述了英国工人为粉碎纳粹阴谋，去法国修理机械的故事，影片采用纪录片的摄制手法，深入工厂车间，彰显出工人阶级对国家战争事业的认同。在以《百万同胞》为代表的诸多影响力较大的战时影片中，工人阶的人物特性也得到充分展现。大量非院线影片将民众的日常生活搬上银幕，使大后方观众的个体经验得到升华和放大。这些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不再聚焦于某一主角，转而呈现多元化的人物群像，其叙事结构也不再是严格统一的经典模式，而是对多个故事情节的连载，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和地区背景的多元人物特性。因而，普通民众的价值在战时影像中得到了多维展示。
英国电影宣传实现了媒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其对民众诉求的表达也超越了战时宣传的范畴，为英国战后秩序的重塑发出时代的先声。电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媒介，它反映了人们经验的不断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起整个国家的舆论。战时电影宣传通过捕捉二战期间民众的思想和心理，传播了这一时期民众的忧虑。在战时影像宣传中，民众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诉求也在银幕上得到展现，他们期待着用先进技术打破阶层固化。这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期望在诸如《他们进城了》等影片中得到持续体现。在英国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背景下，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到战后重建，在此背景下，诸多宣传影片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在教育、住房、就业、城市规划等方面表达公众诉求，这些主题得到政府的认可，被写入英国战后改革的蓝本《贝弗里奇报告》以及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中。
因此，战时电影宣传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并推动着英国战后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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