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白银如何成就白银帝国？
(钱币与银锭，来自《白银帝国》彩色插图)
在白银的跨大陆流动大潮中，中国和欧洲的金银 价差距是一个主 要动力。中国金银 价一直高于欧洲，早年是 1∶3 甚至更低，明初大 概是 1∶6—1∶5，随后到 1∶8—1∶7，直到清代仍旧高于欧洲，欧洲 中世纪一般是 1∶14—1∶10，甚至更高(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 顿 1934 年的数据，1643—1650 年金银 价为 1∶15.45)。
美洲金银矿 是导致世界贵金属价格变化的重要推手，16 世纪的发现使欧洲金银大 跌至近原价的 1/3，但是银 金的名义价值下跌更大 。生活在 18 世纪 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观察到，在美洲金银矿发现之前，欧洲 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 价为 1∶12—1∶10，随后在 17 世纪则变为 1∶15—1∶14，原因在于美洲虽然几乎同时发现了金银矿，但银矿 金 矿更丰饶，对 之下中国则为 1∶10 或 1∶12，日本则为 1∶8。美洲白 银的大规模出产，不仅导致东西金银 价差距进一步拉大，也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巨大的国际贵金属套利空间。
地理大发现引爆了全球化狂潮。菲律宾群岛是美洲白银进入亚洲的 中转站，衔接一切的是贸易，正如中国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所说，“丝绸 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b。除了丝绸，中国纺织品也颇受欢迎，中 国棉布在 16 世纪末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棉布。学者全汉 昇推算 1565—1765 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 2 亿 索( 索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广泛采用的一种货币单位，一般认为折合中国库平 银七钱二分)。根据学者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1571—1821年， 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 4 亿 索，其中的 1/4—1/2 流入中国。 全汉昇则认为 例高于 1/2，加上欧洲各国经由贸易带来广州的 4 亿 元， 估算 1700—1830 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 6 亿元，折合约 4.3 亿两 。
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对 白银的研究曾经在公共领域引发不少关注。 的理论体系将当时东方 的地位与吸纳白银的能力挂钩，对白银流入的统计高于全汉昇及其 专 家，争议颇大。 认为 1493—1800 年，世界白银产量的 85% 和黄金产 量的 70% 来自拉丁美洲，其中超过 80% 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 中 40% 运往亚洲，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 20% 运抵亚洲。其结论是全球白 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 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 000吨)，产量一 半归于亚洲，这期间共计输入中国的白银约 6 万吨 ，约为 19.2 亿两。这 一结果很可能过高，不过也显示出明代吸纳白银之巨。
《白银帝国》彩色插图，西方视野中乾隆见外国使节，出自维基
即使算上中国本土历朝历代的白银存量，海外流入白银仍远高于同 时期的国内存量。学者刘光临认为，宋代白银存量不超过 1.5 亿两，在 元朝禁止白银流通而流失中亚各国、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 到明朝的前代白银不超过3 000万两，加上明朝产银2 000万两，16世 纪初明代的白银存量合计为5 000万—6 000万两，而从16世纪中叶开 始，海外白银流入量约为 2 亿两。其中，各家估算差异较大，美国学者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估算为1.92亿—1.97亿两，中国学者吴承明估计为 0.86 亿—1.11 亿两，学者神木哲男和山村耕造等人估计为 2.32 亿—2.89 亿两，是本土存量的 4 倍左右。
虽然各家估算数据不一致，但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 “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在此我强调一下，关于明清之际白银的 数据，各类研究很多，不少学者的目标都是给出自己的标杆，在这一领 域留下参照系，不过我志不在此，不仅希望提供不同视角给读者参考，而 且期待通过梳理分析破碎史实以呈现更核心连贯的货币逻辑。白银数据 异同之外，应该看到更大的格局，即在数据之外的逻辑衍生与历史脉络。
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即使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之类的经济史巨擘，其对世界 GDP 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估算本 身也存在诸多争议。具体到中国白银，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而且资料 来源零散且单一，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地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的数 据，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 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言，在推测性的计算中，数 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 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任 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我一直认为，理想的 经济学是数据、逻辑与历史的结合，而理想的经济史研究则应该在理解 数据背景的前提下始终抱有疑问。
白银的流入，不仅使元之后历朝帝王屡次禁银的努力付诸东流，也 使得中国经济加速货币化，无意间进入全球化搅拌之中。不同的是，欧 洲的大航海时代为欧洲增加了动力，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主要经济体 陆续进入金本位乃至纸币时代。而东方帝国则静静地固守着白银，最多 不过纠结着白银流出或者流入不足。
明代之后，中国进入清代，而白银流入依旧。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 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 远离类似实验。明清之际，中国经济通过白银与世界有了更多连接。当 海外白银全面介入中国经济之际，其流动速度往往不再受中国政府控 制，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这一情况即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人断言，“银价问题乃是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最 为典型的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导致的“漏银”成为不少股肱之 臣对道光皇帝的主要谏言。我在本书中特别介绍了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 究，指出白银流出的速度并不是如同大家想的那样在鸦片战争期间达到 顶峰。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实质，重点不在于白银战争， 而在于贸易战争，背后是两个文明难以避免的冲突与碰撞。
除政治之外，中国经济也受到海外白银的搅动。白银流入增加时，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提速，《金瓶梅》中的人人皆商以及清代江南地区的 富庶景观就是其见证。此时出口增加，居民安居乐业，白银在市面上加 快转换，经济进而腾茂。当白银流入减少，中国饱受紧缩之苦，出口减 少，居民趋于保守，白银开始退出流动领域，窖藏白银增多，财政进一 步萎靡，最终甚至引发了战乱与起义。这一情况在明末或者清末皆有发 生。繁荣时刻的白银是锦上添花，衰败时代的白银则是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 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 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 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白银流入流出，牵引着中国经济的周期痉挛，但是 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究竟是白银流 入决定了帝国命运，抑或是帝国自身的走向影响了白银流动?真实的历史是无数个体互动的结果，白银命运与帝国兴衰之间也是如此。
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姗姗而来的现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对 手的竞争中艰难前进。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其实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多年以来帝国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