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伦敦：时代的隐喻
1.维多利亚伦敦与全球化伦敦
伦敦是一座老牌帝国之都，在“前电影时代”——电影被发明以前，就已被诸多艺术形式想象和书写，如诗歌、小说、回忆录、戏剧、历史等。它也是一座狄更斯之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与《双城记》成为对伦敦想象的重要灵感源泉。电影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作为一座维多利亚城市的伦敦，在电影表征中，只需一盏煤气街灯，一条鹅卵石街，一辆马车，一片雾，就可以辨认身份。
1955年著名的伊灵喜剧《老妇杀手》中，年老善良的主人公怀博菲丝太太就住在一座维多利亚公寓里。这座房子是电影的主要场景，她的租户马库斯教授与其团伙在楼上谋划抢劫运钞车，不料被怀博菲丝太太漫不经心地挫败了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房子正面是伦敦的国王十字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背面是铁轨（方便抢劫运钞车），而在现实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地理位置。
走进怀博菲丝太太的老房子，扑面而来的是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椅罩、窗帘、油画、鸟笼、笨重的红木家具簇拥在场景中。对面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美丽的红色维多利亚哥特建筑，为维多利亚式的内部装饰提供了外部对应物。这就是“电影地理”建构在一个不可能的“现实地理”之上的原因：维多利亚时代在这部电影中的重要性。电影中的帮派可以解读为战后工党政府，有着跨阶级的混杂性，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怀博菲丝太太，代表着对战后摇摇欲坠又挥之不去的维多利亚文明的一种留恋。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好莱坞翻拍版完全失去了这一意味。
《老妇杀手》中抢劫场景的拍摄地，如今建起了欧洲之星火车站；电影中消失的地点的影像，成为老国王十字区域仅存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电影有一种抵抗现代性、拥抱旧世界的普遍趋势；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遗产电影，成为英国独树一帜亦是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型，多改编自文学经典、展现维多利亚时代，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理智与情感》。
当我们在电影的虚构地点和它所援引的真实地点之间穿行时，要留意伦敦在电影中有一种很强的转喻性：代表着英格兰、英国、大英帝国、政府。地标伦敦的意象，意味着空间，也意味着时间。帝国伦敦是一个“维多利亚伦敦”，后帝国伦敦是一个“全球化伦敦”。
摩天大楼的繁盛显著影响了伦敦的天际线，传统的塔桥、圣保罗大教堂与现代的碎片大厦、劳埃德大厦等不同图腾地标的并置，构成了一个全球化都市。一系列以演员和投资的英美混合、获得巨大国际化成功的电影，在创造全球化伦敦形象的过程中也作出了贡献，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真爱至上》《滑动门》等。
《诺丁山》是“全球化伦敦”的典型文本：住在诺丁山的小书店主人与住在贝弗利山庄的电影明星之间的罗曼史。罗曼史穿越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由好莱坞明星茱莉亚·罗伯茨的电影现场、红毯典礼的星光蒙太奇组成；另一个被英国男人休·格兰特的画外音引入，他居住的伦敦中心的“小村庄”。
见证了一千多年历史的圣保罗大教堂，几乎是最多出现在电影中的伦敦剪影——从1948年大卫·里恩执导的《雾都孤儿》的维多利亚伦敦到2004年由茱莉亚·罗伯茨、裘德·洛等英美明星主演的《偷心》的全球化伦敦。随着南岸的重新开发，它被招募进一个时髦的伦敦——当走出泰特现代美术馆踏上千禧桥时，一眼望见对面的圣保罗穹顶，这个绝妙的视角连接了古老和现代。
2.地标伦敦与地方伦敦
电影中的地标形象，通常不是叙事空间，而是为了告知观众故事设置在哪里，一如红色双层巴士是公认的伦敦标志。
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形象与当代的全球化形象，同时浓缩在伦敦地标中：从历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特拉法加广场、纳尔逊立柱，到新千年的伦敦眼、千禧桥等现代主义建筑。新世纪后，伍迪·艾伦来到欧洲拍了一系列城市情书，《赛末点》这部电影既使用了伦敦眼、泰特现代美术馆、圣玛莉艾克斯30号大楼等21世纪伦敦地标，也使用了红色巴士等20世纪地标，国家美术馆前经过的戴着熊皮高帽的警卫队，赋予伦敦一种传统的色彩。
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建筑。因疫情而下令关闭所有商业场所包括酒吧时，英国首相鲍里斯特意解释：“我们正在做的事是超出常规的，禁止公民去酒吧，剥夺了联合王国自由民的一项古老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酒吧是英国人的日常，因此几乎出现在所有时期的电影伦敦中。
也有很多电影人回避地标。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来到伦敦拍摄《放大》：一位年轻摄影师，偶然在公园里拍到一组情侣的照片，洗印放大后发现了背后的一桩谋杀案。不料公寓里的照片被偷，公园里的尸体也不见了，他陷入了困惑……这是一个陌生的公园，片中没有熟悉的“地标伦敦”。这一选择在于，安东尼奥尼以一种抽象性捕捉了那个迷狂而茫然的时代。开篇是一群戴着面具的年轻人坐着敞篷车漫游，结尾是这群戴着面具的年轻人在公园里打着虚拟的网球。地点的匿名性，配合了风格的抽象性。有趣的是，这座无名小公园因电影而出名，被指认为东南老伦敦的马里恩公园。这说明了电影地理的重点在于它是被建构的。
1966年的《放大》成为安东尼奥尼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也是一部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摇摆伦敦”全盛时期的电影——一个青年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城市。年轻摄影师为时尚圈的模特和演员拍照，开着敞篷车，听着摇滚乐。
唤起“摇摆伦敦”的电影还有英国导演丹尼·鲍尔1996年的代表作《猜火车》，它的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呼应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流行形象——迷你裙、流行乐队以及自由反叛的精神。故事主要设置在爱丁堡，三个年轻人过着混乱的生活，最终噩梦降临，其中一个远走伦敦。爱丁堡被展现为肮脏的公寓、酒吧以及毒品幻觉；伦敦则相反，通过快速的地标蒙太奇，观众可简短一瞥主人公抵达伦敦。历史上，好莱坞电影塑造了“什么是伦敦”的四大地标：议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和塔桥。《猜火车》则选择了大本钟、皮卡迪利广场、塔桥和纳尔逊立柱作为“旅游硬件”。
与地标伦敦形成对照，还有另一个不那么壮观的“地方伦敦”。电影《鸽之翼》改编自亨利·詹姆斯1902年的小说。年轻女子上了地铁，车厢里拥挤着清一色的男性，当她的目光遇到坐着的年轻男子时，他起身让座。下车后，两人走进无人的电梯间，观众突然发现他们不是陌生人。装饰着蓝色鸵鸟羽毛的大檐帽、脖子上有一条银狐皮的女子与穿着薄夹克的男子，服装暗示了阶级差异，这对20世纪初的年轻恋人无法进入可供他们约会的私人空间，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伦敦地铁，模糊了公共性与私密性。
因此，影像与空间的关系常常是一种隐喻。1968年的电影《十字路口》通过穿越泰晤士河之旅来结构叙事：一个专职司机将富家千金波莉送到工人阶级所在的“巴特西”，她渴望体验一种“真实的生活”；而她所在的上流社会“切尔西”，却是工人阶级男友皮特所渴望的。因此，仅仅“过桥”这一短暂的距离，却是他们之间的阶级鸿沟。对于皮特而言，“过桥”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梦想，但是他的阶级流动的幻想终结于被判入狱，而波莉是法庭上的一个律师。
成立于1902年的伦敦制片厂“伊灵”，其电影里常有一个“小伦敦”。伊灵的“小伦敦”建立在一种地方感上：当地人、当地设施和当地语言。它是小叙事与日常生活的背景，没有塔桥或红色巴士等地标形象。作为工人阶级或普通人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公寓楼、商业街、干洗店、公交车站、咖啡馆和游乐场的伦敦；时间是一种重复的时间：上班、打卡、购物、闲逛、吃饭、去酒吧。
这类“小伦敦”的电影叙事中，女性角色的数量更多。1950年的伊灵喜剧《跳舞厅》设置在西伦敦，四个女孩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住在同一个公寓。电影聚焦于年轻女性的梦想和困境，她们喜欢出去跳舞，渴望走出这个小伦敦。而在现代浪漫喜剧中，检验人物真爱的方式却是走进这个小伦敦。《真爱至上》中的地方伦敦是其中一个人物的出身——首相秘书娜塔莉。首相对她的爱的表达是：离开唐宁街的地标伦敦，穿越泰晤士河，到达平凡的地方伦敦。从地标伦敦到地方伦敦的旅程，弥合了阶级差异。
3.类型伦敦
电影中的城市，常与类型结合。
在2002年丹尼·鲍尔执导的末日科幻片《惊变28天》中，地标伦敦变成了一个神秘可怕的伦敦。故事设置在一个被病毒摧毁的当代英国，一些被蓄意感染的黑猩猩由动物权益保护者释放后，病毒以极端可怕的速度传播。28天后，由基里安·墨菲扮演的快递员在一座被遗弃的医院里醒来，他穿梭在城市中，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他的伦敦漫游表现为一个4分钟的蒙太奇段落，包含了一系列地标影像，只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唯一的人类噪音是他自己不断大喊的“有人吗”。
金色光线照亮了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河上的千禧轮闪着金色的光。地上散落着这些地标的微缩模型纪念品，他踩过、踢开。这个段落结束于他在皮卡迪利广场看到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撤离！爱神雕像周围堆积着碎片。后灾难伦敦有一系列熟悉的地标影像，但不再有拥挤的人群，一座只有建筑的荒芜之城中，荒凉之美表达着失败的文明。
与闪闪发光的电影西区相反，电影中的伦敦东区普遍被想象为一个黑暗之地。东区历史上就吸引了奇幻与恐怖的目光，一再被翻拍的两个真实的伦敦神话就来自东区：克雷兄弟；开膛手杰克。浪漫喜剧属于西区，黑帮与连环杀手是典型的东区故事，因此东区故事的主人公常常是男人。
最典型的伦敦电影，可以说是拍制于1979年的黑帮片《美好漫长的星期五》。海报背景中的塔桥表达了作品的意图：伦敦，不是电影的背景，而是主题。导演将其描绘为“新的伦敦代表”：“我想改变20世纪60年代伦敦的形象，不展现红色巴士或所有熟悉的伦敦标志。”编剧赋予影片一种充满激情的怀旧视角：“我住在格林尼治，过去从皇家公园的山上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致，现在都被高楼大厦挡住了。”
《漫长美好的星期五》，使用了老派的伦敦人物，聚焦于伦敦的未来，在伦敦现场拍摄。黑帮人物哈罗德，在七年牢狱生涯后发现伦敦变了，他雄心勃勃地为码头建设赌场的计划寻找合作伙伴，也揭示出未来英国的外交问题——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做选择。最初，哈罗德选择了美国人“Yanks”；片尾，美国人因恐惧恐怖爆炸而退出，哈罗德宣告去找德国人“Krauts”。
哈罗德体现了一个典型的伦敦人在英国叙事中的地位：他诞生在被闪电战摧毁的东区废墟中，对欧洲唯一的兴趣是领导它。当他发现美国人不再钦佩英国、凯尔特人不再害怕英国时，在结尾的危机中，“敦刻尔克精神”成了他维护自尊的护身符。他相信，他这种类型的人从未被真正打败过。
作为帝国伦敦的人物类型，哈罗德面对的是一个夹在帝国的过去与全球化的未来之间的伦敦。这部电影用类型情节浓缩了重要的政治议题：后帝国时代的英国如何选择？影片今天看来有一种忧郁的预见性——废弃的码头变成了繁华的码头区，金丝雀塔楼如同撒切尔主义的象征，代表一个浮华闪耀的时代到来。
4.多元化伦敦
今天，西区是全球化伦敦的一张名片，因拥有剧院、影院、高档餐厅、众多国际品牌成为伦敦的时髦之地。西区常是电影里的终点、日常生活之外的享乐之地，总是被戏剧性地唤起：霓虹灯，商店橱窗，璀璨灯火……
当笔者在伦敦生活之后，发现了一个多元种族背景下的后帝国伦敦，有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印度裔、巴基斯坦裔、西印度群岛非洲裔等，以至于英国电影的某种分支是亚裔电影、黑人电影等。
1976年第一部由黑人导演制作的英国电影《压力》，通过低成本美学表达的现实主义，与20年后同样设置在西区的《诺丁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曾是皇家行政区最穷的区域，是西印度群岛移民与英国黑人的工作区域,20世纪60年代末因出口的扩大和高速路的修建而改变，福利公寓被翻新为奢华公寓。
简单地说，《压力》表现的是诺丁山变成“诺丁山”之前的事，是《诺丁山》中消失的历史。出生在英国的黑人男孩托尼，由遵纪守法的移民父母抚养长大，离开学校后渴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总是被拒之门外，只好与其他失业的黑人青年陷入小偷小摸的生活。这是一个经典的“种族关系”戏剧，探讨了现代伦敦甚至英国的重大议题，如“移民问题”与“同化问题”。20世纪70—80年代早期的后殖民伦敦电影，几乎都是愤怒的，人物的动机是要求作为平等的英国公民被认可。
这一语境中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是《我美丽的洗衣店》，也是三获奥斯卡影帝的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的早期代表作。影片谨慎地避开符号化的伦敦景观，以南伦敦商业街的一家洗衣店为叙事地点。巴基斯坦裔青年在家族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洗衣店，他的白人朋友约翰尼加盟，在倒置的种族和阶级关系之外又发展出禁忌的情感关系，因此这个洗衣店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一个个体欲望与社会关系的想象地点。故事以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追随了这一乌托邦时刻——跨越了性别、阶级、种族、代际的多重边界。
世纪之交出现的两类电影，如同全球化都市的两面：“时髦的伦敦”和“混乱的伦敦”。以《诺丁山》和《美丽坏东西》为例，西区以相反视角出现在两部电影中：一个是由奢华酒店、私人花园、迷人集市构成的伦敦，另一个是充斥着身体器官的非法交易与非法移民的地下世界。《美丽坏东西》的男主人公是非洲非法移民、兼职出租车司机与酒店招待员，女主人公是法国明星奥黛丽·塔图出演的穆斯林非法移民。毫无保障的身份禁止了他们的罗曼史，片尾男主人公回非洲了，女主人公带着一本假护照去了纽约。
“全球化伦敦”的另一含义是，由金融与服务业的扩张、制造业的衰落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由基金经理和清洁工人或国际高管与非法移民组成的城市。“后帝国伦敦”的电影总有一个赋权叙事：移民要求平等的公民权利；“全球化伦敦”的电影确立了一种新人物：难民和非法移民，但是没有赋权叙事或连贯的身份叙事。
热爱多元文化的奥斯卡最佳导演阿方索·卡隆定居伦敦，他拍摄的科幻片《人类之子》涉及了这个当代议题：全球陷入不孕不育的末日灾难，在伦敦的荒凉景象与抓捕非法移民的暴力景象中，一位黑人难民女性惊人地怀孕了，她象征了一种无国籍状态的全球危机。电影先验地呼应了后来西方的一种观点：反对身份政治，重建更大的身份认同，支持移民和多元化社会。
伦敦，见证了电影的历史也见证了大英帝国权力的终结，以及种族构成的变化和世纪之交的贫富分化，还将继续见证未来。
【责任编辑：舒靓】